詹姆斯最经典的绝杀:著名戏曲史家钱南扬：从凄苦失业者到曲学大家

文/吴新雷


编者按：本文所记钱南扬先生相关经历，真令人唏嘘感叹。古今中外很多著名学者和
艺术家，或也有着近同的人生坎坷。基于他们的坚忍与执著，也因为有知遇者的荐扬推引
，才使他们终于完成了一段辉煌事业。最让我们感动的是那凄雨中的一遍遍遮挡、冷风中
的一次次援手，是那无私无畏的学术品格和人世温情……文中的陈中凡教授和郭影秋校长
，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致敬。


钱南扬先生(1899—1987)是国内外闻名的戏曲史家和南戏学科的开拓者，他是浙江平
湖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曲学大师吴梅的入室弟子。曾在吴梅的奢摩他室遍览曲
藏，完成名著《宋元南戏百一录》，作为《燕京学报》专号之九于1934年出版，奠定了现
代南戏研究的学科基础，蜚声宇内。1956年，他受聘为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之前身)中
文系教授，却不料在1958年的一场冤假错案中被开除出来，成了失去公职的无业人员。更
没有料到的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中凡老先生竟敢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力排众议，向
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郭影秋同志竭诚举荐钱先生，说他是戏曲研究领域中难得的人才，是
南戏专家，杭州校方把他当成垃圾扫地出门，我们要像觅宝一样赶紧去抢过来，发挥他在
戏曲研究方面的大作用。我当时是陈老门下的研究生(1960年12月毕业)，曾经做过牵线搭
桥的跑腿工作，深知其中起落跌宕的曲折内情。过去因碍于极“左”思潮时期的云遮雾障
，只能避而不谈，闷声不响。现今欣逢改革开放的盛世，又欣逢钱先生诞辰110周年庆典，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充满戏剧性的学林逸事讲出来，以作永久的纪念。


想办法把他拉到南大来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陈中凡老先生可以说是个了不起的伯乐，他在钱南
扬先生遭难之时，竟敢鼎力推举，再三称许钱先生是戏曲研究的宝贵人才。这种胆识，这
种眼界，这种能耐，恐怕也是少有比拟的。


陈中凡(1888—1982)，原名钟凡，字觉元，清末入两江师范学堂，研究经学。1917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是蔡元培和陈独秀的高足。当时恰逢曲学大师吴梅应蔡元培校长
之聘到北大，与留校任教的陈先生比邻而居，两人结为曲友。1921年秋，陈先生受聘为东
南大学国文系首届系主任，于次年便把吴梅拉来东南大学，使曲学在南京昌盛起来。抗日
战争爆发后，吴梅避寇内迁，颠沛流离，涉险跻危，于1939年3月病逝于云南大姚县李旗屯
。幸有弟子卢前(1905—1951)，在中央大学传授其业。但卢前过世后，本校的曲学断了档
。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谈起》，这使陈
先生大为激动。这年秋后，陈先生招我为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他兴奋地对我说：“今年
在北京，满城争说《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昆曲。这种局面应该在大学的讲坛上反映出
来。我们南大在曲学方面是有优良传统的，打从20年代到30年代，吴梅在东南大学、中央
大学、金陵大学任教时，素来是联系演唱实际来进行教研活动的。”陈先生认为吴梅曲学
的核心特点就是把戏曲作为综合艺术来研究，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气概，这种学
风，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所以他对我的指导方针，便是按照吴梅曲学的范式来进行，要
我从看戏唱戏入门，特地为我请了一位老曲师教唱，还学了一些舞台艺术的基本知识。


其实，陈老本来是研究群经诸子和思想文化史的，曾先后出版了《经学通论》、《诸
子通谊》、《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韵文通论》、《两宋思想述评》等 10多种专著。
但自从与吴梅结交后，认识到民族戏曲的重要价值，转而从事古典戏曲的研究，大力提倡
在南大中文系恢复吴梅曲学的优良传统。陈老为人宽厚、大度，鼓励我转益多师。他谦逊
地说自己只是吴梅的朋友，不足以承接吴梅的曲学事业，必得另外找一个吴梅的嫡传弟子
来，才能在南大真正恢复吴梅的传统。有一次，陈老给我讲课，手里拿着一本钱南扬先生
在1936年出版的《元明清曲选》，赞叹地说：


钱先生这本书的选注功力十分扎实，精义甚多。他是吴梅的及门弟子，既能唱昆曲，
又能搞研究。他到北京时，吴梅还在北京大学，而当他拜吴梅为师时，吴梅已来到东南大
学。他到苏州吴家读曲，跨越南北，尽得真传。但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要想办法
，怎样才能把他拉到南大来！


陈老和钱先生非亲非故，只是读其书而佩服钱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造诣。他老人
家为了恢复吴梅的曲学传统，一门心思要把钱先生拉到南大来，但由于互不相识，无从联
系。


过了一阵，陈老跟我讲：“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派出去，请进来’。先派你
到浙江师范学院，去摸摸情况，试探一下，看看是否能把钱先生拉到我们这里来！”陈老
煞费苦心，通过南大教务处发公函到浙江师院，让我以“短期进修两个月”的名义，去拜
在钱先生门下。在得到浙江师院中文系回函同意后，我在 1957年初夏到了杭州，得以亲聆
钱先生的教诲。但调钱先生到南京的事，对方无论如何不肯答应。


试探不成，陈老只得偃旗息鼓，再也不谈此事了。


那边被打倒，这边来得好


过了一年，忽然有消息传来，钱先生在政治运动中被打倒了。详细情况不清楚，只知
道钱先生在60岁的1958年生出了一连串口舌是非，糊里糊涂地吃了冤枉官司。到了1959年
1月，处分下来，钱先生被作为“白旗”连根拔，不仅剥夺了教授头衔，还开除了公职，被
赶出了校门，弄得无处容身，落难到乡下亲友处暂住，处于失业状态。我把这个传闻告诉
陈老时，陈老大惊失色。但惊愕之馀，又渐渐地生出了一丝喜色，喜从何来呢？他老人家
说：“杭州校方既然抛弃了钱先生，我们正好乘此机会，冷不防地去把钱先生接过来。”
他在系里谈了这种想法，众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背地里窃窃私语，以为72岁高龄的陈
老是“老糊涂作怪 ”，怎么可以把一个受到严重处分的被开除公职的人当作宝贝招来呢？
但由于陈老是四代元老，是少有的一级教授，又是民主党派江苏民盟的第一把手，德高而
望重，别人都不便当面去反对。


陈老不管三七二十一，胸有成竹地去找了党委书记兼校长郭影秋同志，陈述了举荐钱
先生的原委由来。他说：“南大要不要戏曲研究这个学科？要不要继承吴梅曲学的优良传
统？如果不要，那就算了！如果要，正巧有这样的好机会，赶紧去把钱先生请进来！”陈
老为什么敢于冒着政治风险大胆保举呢？他对郭校长是有一番绝妙的说辞的。他说：“从
法律概念来讲，钱先生是没有问题的人。如果钱先生触犯了刑律，那就按律治罪，判刑入
狱，但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他不是罪犯，只是人家不要他了，失了业，但仍享有公民的权
利。如果南大加以吸纳，是‘人弃我用’，完全合法。”这唯有陈老独具如此的胆识，别
的人是说不起来的。恰好碰上郭校长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待、有远见的党政英杰，他原任
云南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处书记，来南大后正打算为发展高教事业大施拳脚。他尊重人才，
爱护人才，对陈老的建议爽快接受，一口答应。校长拍板，系主任点头，便由南大人事处
安排具体事宜。


再说钱先生失业以后，茫茫然无所适从，想不到好音从天而降，南京大学派人来接他
了！由于已没有工作单位，所以南大人事处用不到发商调函，也不牵涉到跨省跨校调动报
批等麻烦事，只要按照失业人员重新就业的模式办理，手续十分简便。南大人事处给他报
进了户口，按教育部规例，当时凡录用没有头衔的学人进校者，概称教员。工资不高不低
，每月发给150元(当时南大助教的工资是53元4角)，分给一套住房。遵奉陈老的经验，这
件事低调进行，不能张扬，以防有人干扰作梗，多生枝节。一定要等好事办成后，才对外
宣告“钱南扬先生到了南大”，那末，即使事后生风，也阻挡不住了。


1959年9月，钱先生欣慰地带了家眷到南大安居乐业，心里是感激不尽。他在教研岗位
上勤恳努力，从来没有提出任何一点个人的要求。这一年，他虚龄是61岁，足龄60岁。


孤本秘笈和一段学术佳话


对于钱先生的到来，陈老如获至宝。有了钱先生的加盟，陈老在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
组创办的戏曲研究室便正式开张。两人合作编写《中国戏剧概要》，又合作纂辑《金元戏
曲方言俗语辞典》(后均因“文革”而歇搁)。在教学方面，钱先生连续多年为本科生开课
，我们这些研究生都随班听讲。他先后开设了《戏文概论》、《明清传奇》、《戏曲选读
》和《戏曲史》等专题课，并印发了课堂讲义。如今研究南戏的学者金宁芬(《南戏研究变
迁》的作者)和研究传奇的学者詹慕陶(《昆曲理论史稿》的作者)，60年代初都是钱先生授
业的中文系本科生。


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当时学术界有一条不成文的禁例，凡是受到批判被打倒的人
，是不能公开发表署名著述的。所以当钱先生在1960年春完成《琵琶记(校注)》交给中华
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时候，就不能用钱南扬的署名出书。钱先生原名钱绍箕，也不便用。结
果他是临时变通，用了钱箕的化名，才得以在1960年7月付印，但这终非长久之计，对南大
中文系戏曲研究室扩展教研影响也很不利。


好在学术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例，凡是在运动的风口浪尖被“批倒批臭”的人，等
到风平浪静以后，如果能在首都高层次的报刊上露名，便等于是恢复了名誉，可以重回学
术界。不过，这种事必得有什么机缘巧合，从民间发动，才能水到渠成。为此，我脑子里
盘算多时，怎样为“钱南扬”这三个字恢复名誉？我跟北京《戏剧报》的执行编辑戴不凡
商量，能不能发篇署名“钱南扬”的文章？他很同情钱先生，很想为钱先生解困，但要发
文的话，他说一定要有含金量高的内容，才能跟编辑部的同仁沟通说合。他这么一讲，我
心里有了数。终于碰到一次奇缘，解决了大问题。


那是1960年8月光景，我游学京华，承蒙傅惜华、周贻白等专家指点我，说是文化部访
书专员路工家里藏有昆曲的新资料，但路先生只吐露出一点儿口风，却秘不示人，不知究
竟是什么东西，“你是个小青年，不妨去敲开他的门，像福尔摩斯一样去侦探一下。”那
时各家各户都还没有电话，不速之客敲门而入是常事，主人都能谅解，不以为怪。事先我
了解到路先生是个昆曲爱好者，便以昆曲作为“敲门砖”上了他的门。他问我是做什么的
？我答称是研究昆曲的，他就让我进了家门。接着他又考问我能不能唱？我当即唱了《琴
挑》和《游园》里面一生一旦两支曲子，他大为兴奋地说：“想不到解放后的大学里，还
有你这样的小伙能接续昆曲的香火！”我告诉他是陈中凡老先生试图在南大恢复吴梅曲学
的传统，所以让我学习唱曲的。这一来竟引发了他极大的热情，脱口而出地说：“我告诉
你，我发现了昆曲的新材料，别人来是不拿的。既然你有志于拾薪传火，我认你是个昆曲
的知音，我独独给你看！”说着说着，他就把我带进了他的书房，只见一只大木桶，里面
尽是孤本秘笈。有古本《水浒传》，有珍本《缀白裘》等等。他从书堆里摸出一部清初抄
本《真迹日录》，郑重其事地翻到一处给我看，并继续考验我说：“你看看，里面有没有
什么名堂？”我看到里面抄录的是《魏良辅南词引正》。作为唱曲的人，我是熟习《魏良
辅曲律》的，但想不到路先生竟有《魏良辅南词引正》的新发现，而且立马拿给我考问异
同。我看到《南词引正》的文本是根据文徵明的真迹录下的，里面大有名堂，当我读到其
中有昆山腔起源于元朝末年的记载时，不禁欢欣鼓舞，拍案叫绝！因为过去的戏曲史都讲
昆腔是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创始的，而魏良辅在自己的著作中却说起始于元末昆山人顾坚
和顾阿瑛，足足把昆腔的历史上推了200多年。为此，我诚挚地建议路先生能及早把《南词
引正》公之于世，为昆曲史的研究揭开新的一页。想不到路先生反而称赞我是个“识货者
”，表示要提携我这个研究昆曲的新人。他连声道：“常言说得好，红粉送给佳人，宝剑
应赠义士。我乐意把这份珍贵材料送给你，由你去公布。”他让我坐在他的书桌旁，当场
让我把《真迹日录》中《南词引正》的文本过录下来，叫我去发表。这对我来说，当然是
一举成名的大好机会，但我回到南京后斟酌再三，考虑到这份珍贵材料如果送给钱先生校
注后在《戏剧报》上发表，那就能起到为钱先生恢复名誉的关键作用。于是，我把《南词
引正》的过录本献给了钱先生，然后跟路先生说明了献宝的原因，路先生称许这是雪中送
炭，是义举，甚表赞同，并配合钱先生写了篇短文，一起交给《戏剧报》编辑部。由于已
跟戴不凡先生说合，得到特别重视：在1961年4月30日出版的《戏剧报》七、八期合刊上，
赫然出现了署名钱南扬的《〈南词引正〉校注》，目录用黑体字排版，突出其重要地位。


《文汇报》刊发讨论 引起广泛关注


这颗重磅学术炸弹在昆曲界引起了轰动，“钱南扬”的姓名重返学术界，宣告了钱先
生的名誉得到恢复。学者纷纷撰文，和钱先生讨论昆曲的渊源。例如上海蒋星煜在当年7月
1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谈〈南词引正〉中的几个问题——昆腔形成历史的新探索》，
钱先生为了答复蒋先生提出清唱还是戏唱等两个主要问题，写了《关于〈南词引正〉》，
《文汇报》在9月2日即予发表。这样一问一答，“钱南扬”这三个字的名声又响了起来。


《文汇报》为什么能这样爽快地给予版面力挺蒋、钱的对答呢？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
，那就是先有傅惜华和周贻白两先生在《文汇报》上发文为《南词引正》的讨论作了舆论
铺垫。事情之由来是：因为傅、周是叫我做福尔摩斯到路工家里去访问的指引人，我不能
一走了之，理应对他俩有所交待。所以我南归后写信把路先生示知《真迹日录·南词引正
》的情况向他俩作了简报，但特别说明：为了给钱南扬先生恢复名誉，要力保钱先生的《
〈南词引正〉校注》在《戏剧报》上一炮打响，重点凸显钱先生的成绩，我则隐姓埋名。
此事得到傅、周的理解，愿意为钱先生公布《南词引正》做一些预热的工作。他俩互相配
合，跟《文汇报》编辑部取得联系，《文汇报》先在 1961年4月8日刊载傅先生的《曲海知
新》，蜻蜓点水般地预告《南词引正》的学术讯息，引起了读者求知的兴趣；然后在7月2
2日再刊载周先生的《〈曲海知新〉读后记》，说是“去年有人发现一个魏良辅所著《曲律
》的抄本载于《真迹日录》”，更引发了读者的关切。他俩恪守学术道德，绝对不在钱先
生复出之前抢先发表《南词引正》的条文，而是尽心地为钱先生《〈南词引正〉校注》的
出场打前哨战。由于有了傅、周在前面铺路，所以蒋、钱讨论《南词引正》的对答得到《
文汇报》积极快速的反应。钱先生的名誉顺利恢复，《戏剧报》、《文汇报》和南北学人
都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闻风而动，随即在重印《琵琶记(校注)》时，
把署名“钱箕”更正为“钱南扬”，而且特约钱先生担任《汤显祖集》中戏曲集的校点工
作，于1962年11月出版。接着，《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1962年)发表了钱南扬的《冯梦
龙墨憨斋词谱辑佚》，第三辑(1963年)发表了钱南扬的《谈吴江派》。特别是《南京大学
学报》(人文科学版)，在1963年第2期发表了钱南扬的《汤显祖剧作的腔调问题》，1964年
第2期发表了钱南扬的《论明清南曲谱的流派》。如此这般，钱南扬先生的科研成绩在学术
界又开花结果，南大重视戏曲研究的名声也就香飘万里了！


82岁时才姗姗来迟的教授职衔


难以逆料，“文革”风暴骤然来临，钱先生和其他老一辈学者一样，也受到猛烈的冲
击。红卫兵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把他已经写成的《戏文概论》、《戏文三种校注》等书稿
都抄没了，他本人也被打入了牛棚。然而，不幸中之大幸是，钱先生在劳改队被隔离审查
时，专案组通过内查外调，却把他蒙受的不白之冤查清楚了。据专案组宣示，钱先生被杭
州校方打倒的原因，主要说他是四类分子，是历史反革命。因为有人揭发他在1927年蒋介
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是平湖国民党县党部的“清党委员”，说他是双手
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但经调查核实，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是他的连襟庄一拂胡乱地
把他列入了“清党委员”的名单，与他本人无涉，根本不存在“刽子手”的问题。冤案查
明，钱先生得到解放，从牛棚里放了出来。钱先生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只会用功读书做
学问，个人得失全不放在心上，视功名富贵如浮云。他为人谦逊质朴，不擅言辞，不善交
际，凡事逆来顺受，沉默寡言。即使遭到了天大的委屈，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他也不
抗声发话。他有口不辩，糊里糊涂地背着黑锅，既不驳议，又不申诉，所以杭州校方一直
没有给他平反。他不去要求落实政策，也不想恢复教授职称，心平如镜，安之若素。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好时日里，钱先生在南京很开心，很欣慰。他振奋精神，
重理旧业，七老八十之年，仍连续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教研成果。于1979年出版了《永乐
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了《汉上宧文存》(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元
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了《戏文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南
柯梦记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而由他校点的《汤显祖戏曲集》在上海一印再印，广为
传诵。因此，他在学术界声誉日隆，国务院聘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编委，文化
部聘其为《中国戏曲志》编委会顾问和中国昆剧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因其《
戏文概论》等戏曲史研究的突出成绩，授予他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荣誉奖。总的看
来，钱先生治学多方，能将资料、考证、评述和史论融为一体。他承继了吴梅曲学的特长
，精研宫调曲牌、声律曲谱之学，能从昆曲学的角度校注《琵琶记》、《南柯梦》等戏曲
作品。他在音韵训诂学方面(在北大时受业于钱玄同)造诣很深，又能从民俗学(在北大时与
顾颉刚同学此业)着眼来通释戏曲词语，所以他的曲学成就既专且精，博得了中外学者的一
致赞誉。


经历十年动乱以后，各高校开始恢复职称评定的工作。由于杭州校方始终没有撤销对
钱先生的处分，他本人不去申诉，又不提出职称的要求，因此，他的教授头衔一直没有恢
复。经其师兄弟任二北、唐圭璋、王季思等学者呼吁，系里于1981年给钱先生向江苏省“
职称办”申报获准，在他82岁高龄的时候，重新为他授予了在杭州失去的教授职衔，发给
了教授工资。俗话说“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而钱先生是82岁做教授，诚为盛世美谈。他
在迟暮夕照最终的辉煌期，招收了两届中国戏曲史专业研究生，先后培植了俞为民、滕振
国和周维培、朱恒夫、张新建等杰出的高第弟子，还有中外高级进修生如赵兴勤(徐州师大
)和赤松纪彦(日本京都大学)等，都出于他的门下，在戏曲史研究方面各有新的造就。钱先
生的教研工作十分踏实，学风严谨，讷于言而敏于行。他不负陈中凡老先生当年的重托和
期望，创造性地继承发扬了吴梅曲学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以他为学科带头人，以俞为民等
嫡传弟子和再传弟子为主流的学术群体，使南大中文系在国内外南曲研究的学科领域里居
于领先地位，其卓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作者:吴新雷 为南京大学教授，著名昆曲研究家、红学专家，
本文是其在钱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专题发言的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