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神化:但闻其声,如见其人——浅论《红楼梦》人物语言特色

但闻其声,如见其人

——浅论《红楼梦》人物语言特色

　　作者：郭霁虹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其思想内容的丰富,艺术成就的卓越和涉及范围的广阔是其它小说不能望其项背的。在《红楼梦》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中,最突出的是作者于日常生活的描写中塑造的一批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而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又得力于人物语言的精妙安排。曹雪芹以他精湛的艺术功力和现实主义精神来描写人物的个性语言,以至于听到“林妹妹”我们就会联想到是贾宝玉在唤黛玉;听到“宝兄弟”就会想到是宝钗来了;听到“厄哥哥、爱哥哥”就知道是史湘云在说话;而“心肝儿肉”却又是贾母的声口了。曹雪芹刻画人物语言如此精彩,简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正如老舍说的“翻开《红楼梦》看看,那绝对是《红楼梦》,绝对不能和《儒林外史》或其它的任何小说调换。”(《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鲁迅也说:《红楼梦》“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看书琐记》)

人物语言是人物思想、感情、性格的反映,只有又切合身份又个性化的语言才能使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这是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有无生命力的重要标志。因为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特性就是要通过创造“每个人是典型,但同时也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书信选集》434页)的形象,才能给读者以深刻的感染和启迪。曹雪芹自己也在《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就表明:他写的不是那种“千部共出一套”,千人一面,众口一腔,“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的作品,而是他“亲闻亲睹”的“事迹原委”,是把这些事迹“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地写出来的,“令世人换新眼目”的作品。所以《红楼梦》人物形象的语言也就写得各具特色,异彩纷呈,栩栩如生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红楼梦》的成功是人物形象的成功,而人物形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物个性语言的成功。

                                        一

《红楼梦》一书前后出场的人物共有400多人,这些人物都在同时代环境中生活,所以便有着某种相同共通的东西,而不同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和人生阅历又决定了各人不同的社会面貌和特征。曹雪芹是一个高明的艺术家,他根据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特点来安排人物的语言,既让他们有共同的时代特点,又让人从话语中辨别出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例如:在荣宁二府中的主子和奴才,身份地位虽不同,但在对外人说话时爱说“我们府里”、“我们爷儿、”“我们奶奶”;在说时间时多用“多早晚”、“好早晚”、“这早晚”、“今儿”、“明儿”、“昨儿”、“前儿”;称人及合称时爱用“爷儿”或“爷儿们”,“姐儿”或“姐儿们”,“哥儿”、“娘儿”:还有“一会子”、“才刚”、“越性”等语言,让人一看,就能感觉到那个时代的气息和特定的氛围以及这些人物活动的地方背景。当然由于身份地位的区别,主子和仆人说话的口气和腔调是不一样的。例如:第三十一回中湘云和丫头翠缕的一段关于“阴阳”的对话就能很清楚地反映出她们的身份和地位。

　　翠缕道:“这是公的,到底是母的呢?”

　　湘云道:“这连我也不知道。”

　　翠缕道:“这也罢了,怎么东西都有阴阳,咱们人倒没有阴阳呢?”

　　湘云照脸啐了一口道:“下流东西,好生走吧!越问越问出好的来了。”……

　　翠缕道:“姑娘是阳,我就是阴。”

　　湘云道:“很是,很是。”

　　翠缕道:“人规矩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

　　湘云笑道:“你很懂得。”

　　做为丫环的翠缕居然敢问主子小姐所得麒麟“阴阳”、“公母”,这是大不恭敬的,肯定要遭到主子的啐骂。如果翠缕同是小姐身份,湘云会啐骂吗?况且,作者笔下的小姐也决不会说出翠缕那样没水平的话。我们从两人的对话中,分辨出了她们的地位和身份,对话也为主仆二人的语言涂上了不同的色彩。

再如第四十四回,贾琏和鲍二家的奸情暴露,凤姐泼醋,贾琏逞威,都拿平儿出气。受了冤枉,横遭打骂的平儿还被贾母警告:“今儿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许他胡闹。”这就活现出了一幅主子蛮横霸道的面孔。主子任是胡闹也是有理的,奴才任是委屈也不许吱声,还得小心地伺候主子,讨主子欢心。所以虽是平几被无故冤枉打骂了,最后还是得给主子凤姐磕头赔罪:“奶奶的千秋,我惹了奶奶生气,是我该死。”平儿是丫头、是奴仆,而奴仆是永远没有理的。它反映的是封建社会主贵奴贱的语言行为规范。从这里,我们可看到,曹雪芹对封建社会等级的了解是何等的透彻,刻画的是何等的准确。

另外,恰当地安排什么人说什么话,做到“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了。(鲁迅《<穷人>小引》、《集外集》)比如在父子、夫妻、长幼、主客关系上,曹雪芹安排的语言精彩绝妙、恰如其分,看到话语,就知道是父说还是子说的,是夫说的还是妻说的。这儿我们仅以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为例来分析。这回里,出场的是宝玉以及他父亲贾政,其余的一干人全是陪衬。最有趣的是那一群捧场凑趣、阿谀奉承,打哈哈的“清客”。

宝玉却是等不得了,也不等贾政命,便说道:“旧诗有云:‘红杏梢头挂酒旗’。如今莫若‘杏帘在望’四字。”众人都道:“好个‘在望’!又暗合‘杏花’之意。”宝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则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诗云:”柴门临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香村’的妙?”众人听了齐发哄声道:“妙!”贾政一声断喝:“无知的业障!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熟诗,也敢在老先生前卖弄!”

　这里贾政既装出一幅严父的面孔,教训儿子,不准儿子在人前卖弄,自己却又要在众人面前炫耀儿子的才学;贾宝玉也依侍着众星捧月的地位和诗才,鄙视众儒的态度溢于言表:“众清客”可是摸透了父子的脾味,他们的话无论是合唱、轮唱、重唱(“一人道、又一人道、众人道”)都是为了配合主角的表演,突出主角。这些人姓甚名准,谁说了哪句话作者并没有清楚交代,我们能说这些人的语言模糊吗?不!其实正相反,这正是作者写人物语言的精妙之处,以类型化的笔法来写“众清客”的语言。从全局考虑,只有这样写最恰当,最相称。因为读者都不需要知道“清客”们谁是谁,又因为所有“清客”的禀性都是一样的,他们就是一群跟在权贵屁股后面起哄、捧场的赘物,他们的职责就是帮闲,帮主子把闲得无聊,闷得发困的时间打发掉,不顾脸面,毫无廉耻,只要逗得主子高兴、满意就是本事,然后,求得主子的一点点施舍。这就是清客的共性,也是清客的个性。曹雪芹硬是把这些清客的特色语言写得纤毫毕现,入木三分。

                                  二

人物的思想性格、心态对人物的语言色彩往往起着很重要的影响。正如恩格斯说:“我觉得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做。”(《给雯·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卷38页)《红楼梦》中写了大观园内外几百个人物,作者从他们的性格、心态来准确的把握人物语言。例如黛玉、宝钗、湘云三人的才貌相当,家世相埒,且都与贾府有亲,跟宝玉都相当亲近,但三人的思想、性格都大相径庭,因而语言也就各具特色。宝钗装愚守拙,随分从时,行为豁达,温柔端方,言语温和,很得人心。例如在八十三回中,金桂和宝蟾吵架,薛姨妈和宝钗去劝架,而金桂却一味地撒泼,言语咄咄逼人,把宝钗说得“又是羞,又是气”,可她并不跟金桂针锋相对,只是“忍了气”,劝妈:“你老人家不用生气,咱们既来劝她,自己倒多生了一层气。不如且出去,等嫂子歇歇再说”。宝钗对金桂的讽刺挖苦退让,表现了她恪守封建妇道地复杂性格,对金桂讽刺她没有“贵妃的命”,将来要“守活寡”,她不是听不懂,只是“装愚守拙”,她内心是痛苦的,但她不跟金桂吵,她要的是好名声,给人一个温柔贤淑的好印象;而黛玉则完全不同,她不会处人处世,除了一个贴身的丫鬟紫娟外,几乎没有知己,她目无下尘,语无忌惮,常常得理不让人,直露锋利的言辞,常常有意无意的得罪了人。如她当着众人的面叫袭人“嫂子”,戳破了别人的隐私,有不怪之理。还有她的直率、“小性儿”也从语言中泄露出来。当周瑞家的代薛姨妈送宫花给她时,她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周瑞家的告诉她别的人都有了,这两枝是她的,她又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这事要换成是宝钗或别人,可能不会说什么,因这只是一件小事而已,可黛玉的性格却导致她必须表露她不满的情绪,这才是她,也只有她才会这么说;湘云性格坦荡开朗,豪放爽快,才华横溢,她的言行往往能带给人笑声和愉快,如第三十七回,大观园姐妹偶结海棠社忘了告诉她,后来,众人要她作诗,作不好便要罚她做东道,看湘云是怎么说的:“你们忘了请我,我还要罚你们呢。就拿韵来,我虽不能,只得勉强出丑,容我入社,扫地焚香我也情愿。”“众人见她这般有趣,越发喜欢,都埋怨昨天怎么忘了她。”湘云这段话说得娇憨喜人,所以逗得“众人越发喜欢”她,湘云的语言往往童口无忌,任意挥洒,有如一个大大咧咧的小子。众人却喜欢她,因她的话不似黛玉的尖刻刺人,也不像宝钗的温婉端方,像一条欢快轻俏的小溪那样让人喜悦。如果说黛玉语言的犀利尖刻、讥诮任性让人受不了的话,宝钗一本正经、煞有介事的语言也让人觉得压抑,只有湘云的语言是受人欢迎的,它活泼明朗,让人觉得轻松愉快。

                                         三

人物说话的内容、方式、态度是受一定环境和场合制约的。因为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说话做事不可能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曹雪芹深谙此中之味,所以《红楼梦》虽描写的是以贵族大家庭的日常生活,这里面却也有着各类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场景,它可算一个社会的缩影。因此,生活在其中的人,他们的性格和语言无不受其影响,作者从深刻理解人物所处的实际情势入手,紧紧抓住容易引起人物性情冲动的因素,精细深入地剖视人物内在的意欲、情感和心理变化,包括人物最隐蔽、最微妙的东西,从而摄取和凝练人物最真切深刻的语言,并从不同环境和场合里多侧面地捕捉人物个性化语言的丰富感。《红楼梦》中凤姐出场最多,而每次所处的情境也都不—样,所以说话的特点也各不相同。如在第三十八回螃蟹宴上,凤姐在宴中亲自张罗伺候贾母,当贾母说起小时失足落水被救时鬓额上让木钉蹦留下一坑疤时,凤姐为讨贾母高兴,不等别人说,先笑道:

“那时要活不得,如今这大的福町叫谁享呢?可知老祖宗从小儿的福寿就不小,神使鬼差碰出那个窝儿来,好盛福寿的。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一个小窝儿,因为福寿盛满了,所以便倒凸高些来了。”

“未及说完,贾母及众人都笑软了。”这是凤姐的放诞取笑,也是阿谀奉承,是迎合老祖宗爱吹爱捧的特性的。更何况“怄老祖宗笑笑儿”让她“高兴多吃两个螃蟹”。因此老祖宗不但不恼她,“倒喜欢她折磨着”。所以,偌大个贾府再也没有第二个敢于笑谑自如地在“老祖宗”面前“这么着”的。凤姐在取笑中奉承贾母的语言是别具特色,用心颇深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凤姐在另外场合种的语言形式,如对下人骄横的语言。在协理宁国府料理秦氏丧事时,刚上任就对赖升媳妇训话而实则却是警告众人: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的好性儿,诸事由得你们。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清白处置。

这可算是凤姐的就职演说,她面对的是管家仆人,话说得既严谨又婉转,既精悍又摄人,警告、危吓兼而有之,可见凤姐卖弄才干,称强逞威的个性,其飞扬跋扈之势显露无余。第六十七回凤姐闻秘事训家童时则是凶相毕露,大打出手了。兴儿战战兢兢的磕头,凤姐先喝命“打嘴巴”旺儿过来才要打时,凤姐又骂道:“什么糊涂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吗?一会子你各人打你嘴巴子还不迟呢!”如果说凤姐对赖升媳妇的话带有几分威吓的意味,那么这里喝命兴儿打自己嘴巴,连想为她效力的旺儿都遭斥骂,则是实实在在带有动作性的,露出了十足的心硬、脸酸、嘴狠、手辣的泼妇相了。在第十五回中,送殡铁槛寺,老尼替施主女儿向凤姐求情时,凤姐在这冷僻之地,且无他人在旁的情况下,则向老尼直露胸臆:“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私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了这口气。”凤姐惯于机变,又势利,平时很少直吐真言。纵观全篇,唯独这段话毫无隐晦和掩饰,赤裸裸地暴露出她贪婪贿赂的本性,耍弄权术的罪恶行径,暴露了她不信天地报应,唯信金银财帛的腐朽灵魂。由此我们也可看出凤姐这个“行事比世人都大”的人,在不同场合的语言表现。作者将凤姐这个“脂粉队里的英雄”置身于各样的环境和场合里,挖掘了她变幻无常,多种多样的语言表形形式,十分出色地刻画了她在各种情景中微妙的心理变化及其语言的影响。使读者听其声,见其人,知道她是怎样一个能说会道的人。

不仅象风姐这样的“心里歹毒”,“善于机变”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和场合里不同的语言,就是轻而易举地被凤姐算计而坑害致死的“斯文善良”的“实心人”尤二姐,在不同的情境中说的话也不同。两人相比,不但“说什么”和“怎样说”大不一样,甚至还截然相反,这里就不作详叙,且看看她对凤姐的称呼,便可知其全体了。尤二姐开始向兴儿打听凤姐是怎样厉害的样子时,还称“家里奶奶”。可是后来当与凤姐直接照面时,却被凤姐的一番甜言蜜语蒙住眼睛,竟把风姐认做知己,便倾心吐胆,公然叫“姐姐”,这在贾府的姨妾中是无人敢这么着的。如果说凤姐与尤二姐作姐妹相称,完全是“外作贤良,内藏奸滑”的骗人把戏,那末尤二姐与凤姐作姐妹相称则完全是善良老实,没有心机的披露。仅二、三字的称呼竟换不得,移不了。当然不同性格的人物语言在各种场合的表现形式的变化幅度是不一样的,尤二姐自然比不上风姐那样语言善变、丰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里有不同的语言;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里也有不同的语言。这样的例子在《红楼梦》中多不胜举,如袭人在王夫人面前说的话与在别人面前说的话就不同;鸳鸯抗婚在邢夫人面前和她在嫂子面前以及在贾母面前说的话就完全不一样。我们说,情境语言是人物性格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是人物与各种社会关系接触时多侧面地折射。就如宝钗对平儿说的:“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作的,从早起来到这会子你说这些话,一套一个样儿……”(五十六回),这就说明只有写出人物在不同社会关系中和各种情境下的“一套一个样儿”的语言,才能表现出人物的真实形象和丰满。

                                        四

　人物语言除了受环境制约影响外,还受人物自身文化修养的限制。《红楼梦》作者在这方面安排人物的语言也是堪称一流的。如“薛老大”薛蟠说酒令,让人笑掉大牙,嘴里总不离不堪入耳的俗话,可他倒底是书香人家的子弟,总还念过几天书,所以还能爆出冷门,说出“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的雅话来;而刘姥姥却是初到贾府,当着凤姐的面,也只有“凭他怎样,你老拔一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哩。”一类的俚语言辞了。即使同属一个阶层的人物,其文化修养和精神世界也不同,语言风格也仍然是千差万别的。如贾政和贾珍,同是贾府的主子,可语言却颇不相同。贾政“自幼喜好读书,为人端方正直,又身任员外郎”,所以在官场应酬时自然是一套半文不白的陈腐腔,就是日常言谈,教训下人也是那么一板正经的,绝少俚语之言。像经常出现在贾母、黛玉、凤姐之口的双关、比喻等生动活泼的语言在贾政嘴里也是绝少有的。而贾珍虽然也袭了官,但不干正事,是一个“只一味高乐不了的,把那宁府竟翻了过来”的纨绔子弟,整日家里只吃酒赌钱,眠花宿柳,声色犬马,说的话自然不象贾政那样典雅刻板,一本正经。以下就以二人教训儿子的话为例来分析。在第三十三回中,由于金钗儿的死,再由于忠顺王府有人来告宝玉逗引优伶,贾政听后大怒,对宝玉大施刑,有人相劝,他说:“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到了这步田地还来解劝,明日酿到他弑君弑父,你们才不劝不成?”而当王夫人抬出贾母来劝阻他时,贾政又含笑道:“休提这话。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训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不如趁近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

在第二十九回中,贾母等一干人道清虚观看戏,贾珍先去打理,因不见了贾蓉,贾珍就问:“怎不见了蓉哥儿?”一声未了,只见贾蓉从钟楼跑了出来。贾珍道:“你瞧瞧他,我在这里还没敢说热,他到乘凉去了。喝命家人啐他……有个小厮便上来向贾蓉脸上啐了一口,贾珍又道:‘问着他!’那小厮便问贾蓉:爷还不怕热,哥儿怎么先乘凉去了?”

　这里我们先不评说二人教育儿子的方式如何,只看他们语言所反映的文化修养以及精神世界:贾政是由于宝玉不读书,不乐举业,只把心放在与丫环、女孩的玩乐之长,唯恐将来会成为贾家的不肖子孙。在他看来,宝玉年轻轻就这样,难保将来不会干出“弑父弑君”之事,儿“养不教,父之过”,责任一大半担在自己身上,所以与其到时承担“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以绝将来之患”。贾政是个封建时代的正人君子,他的封建道德准则是“忠臣、孝子、严父”。他也用这个封建道德准则来规范儿子,他对宝玉的笞责和斥骂完全是为国为家考虑,怕儿子会做“弑君弑父”有辱先人的叛逆之举来,而贾珍则与此完全不同,自己平时是吃喝玩乐、声色犬马、不务正业,也不管儿子是不是符合封建道德的“正人君子”的标准,他在乎的是儿子要听他的话,会趋奉他,会随机应变、看色行事,这样就是好儿子。他觉得,这会儿,他作老子还没有歇凉,作儿子的却先去歇了,所以他骂儿子,要小厮啐儿子。从两人的语言中,可体会道贾政与贾珍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层次是多么的不同,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把握人物的教养来安排语言是多么地精当。贾政与贾珍的话决不可互换。除此之外还有凤姐和黛玉都很善于笑谑,不时说得满屋人都乐起来。但也是由于她们的文化修养不同,所以说的笑话也是绝不相同的。正如宝钗所说:她们一个是“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儿”,笑语停留在粗俗阶段。如第四十六回鸳鸯抗婚,贾母生气骂贾赦,骂众人,凤姐为逗贾母开心,说:“谁叫老太太会调人,调整得人水葱似的……若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贾母笑道:‘你带了去,给琏儿放在屋里,看你那没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凤姐就道:‘琏儿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了的卷子和他混罢。’说得众人都笑了起来。”而另一个却善“用春秋褒贬的法子,罢市俗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因而她的语言就带有文雅的色彩。黛玉嘲笑刘姥姥:“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你快画罢,我连题跋都有了,起了名字,就叫做‘携蝗大嚼图’。”这些话虽反映了贵族小姐对下层劳动者的轻蔑侮辱,这点是不足取的,但它同时说明,这是雅言取笑,与王熙凤的取笑是大不相同的。黛玉在大庭广众之下,是断然说不出风姐那俏皮的笑话来得;反之,凤姐在姑娘的绣阁帷幕中也是说不出黛玉的雅言笑谑的。由此可见,善于辨别事物的同中有异的复杂情况,虽属同一阶层,同样教训儿子,同样说笑话,却由于文化教养和精神境界的诧异而导致了语言的不同。这是作者忠于现实,长于表达,才把人物的语言描画得如此生动形象。

                                    五

除了上述所说之外,人物从处世态度,价值取向对人物语言也有着很大的影响,这是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社会阅历为人物性格及其语言打下的烙印,抹也抹不掉(这儿指的是有一定社会经历的人)只要人物一说话,这一印迹无不显示出来。语言大师曹雪芹也正是掌握了这一特点,从人物的处世态度和价值取向来描写人物的语言。比如《红楼梦》中凤姐和李纨两人的处世态度不同,她们语言的差别就相当大。风姐和李纨都是荣国府的孙媳。一个是有才无德;一个是有德无才;一个欲壑难填;一个心如槁木:一个是当家的少奶奶,她有时真情,有时假意,有时温柔风趣,有时凶狠残暴,在黛玉初到贾府时,她拉着黛玉的手,一连串说了很多话,一面对黛玉、一面对贾母、一面对旁边站着王夫人,还有侍侯在侧的丫环媳妇,她一颗心分几下里用,她正对这人说话,忽又想起那个。这反映了她处世的灵活机敏,随机应变。八面光滑的本事,一语出口,三下里顾及,既显示了对黛玉的关心及讨好贾母,又不冷落王夫人还得顾及各奶奶媳妇,因为她是荣府的实权派,还又要拿出管家婆的派头和架势来。她连向黛玉问那么多问题,竟只管问,不管答,把一个“当家人在这时应该怎么表现,当着这上上下下的人说什么话处理得“大方、展样、得体”。砚斋认为:“这不是阿风言语,若一味套词浮语,岂复为阿凤哉?”而李纨却是一个年轻守寡的少奶奶,对家事一概无闻不见,“内则惟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小姑等针奁诵读而已”。她的处世原则是老庄的无能、无为、无好。所以贾府中上下人都称她为“菩萨”。纵观全书,李纨的话语大致都体现了她的这一处世态度。

　另外,宝钗和黛玉虽是同时对贾府家事采取不闻不问,“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态度,但宝钗处世圆滑,会做人,说话婉曲,对贾府复杂的人际关系应对得面面俱到,和睦处人,善于处世,在第五十六回中协助李纨、探春理家时发表的“施政演说”博得众人的欢声沸腾,这也是她“瞻前顾后”又要便宜自己,又要不得罪人的处世哲学的精辟集中的语言反映。另外在第八回中她劝宝玉不要吃冷酒,对黛玉尖酸刻薄的话语不予计较,只“把黛玉腮上一拧,说道:‘真正这个颦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黛玉的不会处世才导致了口舌招扰。再如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同是庶出小姐,但三人的处世态度却有天渊之别。迎春懦弱无能、麻木、僵化,忍辱退让。在抄检大观园时,她的丫头司棋被抄出情书要撵出贾府时,她一句求情话也不敢替司棋说,反而还劝司棋:“我知道你干了什么大不是,我还十分说情留下,岂不连我也完了……,依我说,将来终有一散,不如你各人去罢。”(七十七回)这话让人听了直觉得她窝囊、无用,连一点小姐的威严也没有。比起迎春的一味无原则的忍让来,探春的处世原则却完全不同,她对抄检大观园搜查她丫环的东西采取了凛然不可侵犯的态度,因为在她看来,搜查丫头的东西就等于给主子脸上抹黑:是明摆着在指责主子之过;是败坏贾府这“大族人家”的门风的,所以她说:

　　“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厢柜,他们所偷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

　　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是杀不死的……

　　必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综上所述,我们可看出:大凡《红楼梦》中每一个精彩的艺术形象都有自己鲜明独特的个性语言,它由各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教养、精神境界,处世态度和人物所处的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表现、决定,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阅读时,只看说话的方式、口气,你大概就知道是谁了。就如在你身边讲,在你身边说一样。正如著名作家周立波的评价:“《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一个长篇里创造了好几百个人物。……他的主要人物,各有特点和口吻,我们只要看到一段对话,一个行动,不用看人物的名字,就知道,这是谁说的,谁干的,这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给我们留下的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不朽的艺术。”(《谈人物创造》、《文艺月报》1955年第十、十一期合刊)曹雪芹安排人物的语言是让人叹服的,《红楼梦》中各种人物性格化的语言完全是脱口而出,毫无斧凿之痕。这种个性化语言,正如果戈理形容的:黑字印在白纸上,“用斧头也劈不掉。”这种以人物自己的心态、方式性格来说话的写法,与那种借角色之口来表作者之意,各种人物都充当作者代言人的写法不知要强多少倍,也要更难多少倍!

曹雪芹以他深厚的艺术大师的功力,把人物复杂多样的个性语言以及多种具体生动、准确、惟妙惟肖的形式表现出来。以至上到老爷太太、夫人奶奶、少爷小姐;下到管家、丫鬟小厮、仆人老妈子,达到了“这一个”决不会与“那一个”混淆。“说这句话只能是这个说的,它最能表现这个人的性格特点。能够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黄秋耘《要学会写人》《锈损了灵魂的悲剧》105页)所以笔者认为《红楼梦》的成功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而人物形象的成功是人物语言安排的成功,曹雪芹在人物语言安排方面的杰出造诣,使《红楼梦》巍然卓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永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