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是不是污辱中国和中国人的蔑称？——驳《国学》杂志的一篇谰言

作者  林苑竹

        骤看标题，估计不少网友心里立马会打个激灵。呵呵，这不奇怪。诺大一个新浪网因使用“SINA”作为域名而遭到严厉声讨，小小的重庆某火锅店老板因取为店名而被迫下跪道歉。明知山有虎，我却偏要去捋虎须，不想活了么？
        网上一边倒地口诛笔伐之时，传媒那边却是别样景致：央视《百家讲坛》上，钱文忠在《玄奘西游记》里口口声声大谈特谈“支那”高僧；香港作家张继春夫妇的小说《支那人高阳泰》一度堂而皇之出版发行，“支那内学院”的学术论著方兴未艾……这又是为什么？

        “支那”（Cina）作为古代中国的名称，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处、何故？学界对此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考证，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问题至今悬而未决。综合来看，大致上分为两种主要看法：
        1、认为“支那”一词是“契丹”的音译。俄语称中国为Khitaj，源自Khitan（契丹）。最初俄罗斯人不能直接与汉人交往，而大约在11 世纪与契丹人发生联系之后，便把“契丹”作为中国的名称。这种观点影响甚小。
        2、认为“支那”一词最早是古代印度人对古代中国的称谓。唐宋时印度梵文佛经中Cina被音译成“支那”。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都曾以Cina来指称中国。此观点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可，但关于为什么古代印度称中国为支那，却有许多不同见解，将“支那”原义解释为某一朝代、某一民族、某一地区或某一物品的都有。
        以上都是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事，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还是回到本题主旨上来。 “支那”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印度古梵语。梵文将“秦”一词音译为“CINA”，即“统一、强大”之意，而在佛教则具有“文明、睿智”之涵义。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也都以“CINA”指称中国。梵文Cina在印度出现后，向西方传播。整个印欧语系中，除了斯拉夫语族俄语K14Taa 等来自“契丹”古国音译之外，其他各国对于中国的称谓都是从“CINA”演化而来的。传播的路径大致是经由中亚到欧洲，据张星火+良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考证统计，“支那”至少见于10种语言文字，分别是：梵文、希伯来文、粟特文、罗马尼亚文、希腊文、亚美尼亚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我们自己的汉文。再后进入英语，逐步演变为今天英语中的“China”。
        根据语音把“CINA”翻译为中文的“支那”，始为大唐高僧玄奘法师在其游记《大唐西域记》对梵语翻译的独创。初期见于中国汉文史书的“支那”，都译自印度语言，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五）称“摩诃至那”，释慈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称“摩诃脂那”，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说西国称“大唐为支那”。《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天竺国传》称“摩诃震旦”，《宋史》卷四九《天竺国传》称“支那”。上举诸例中的“摩诃脂那”字样，都译自梵文（mahachinasthana）
        而自称“支那”第一人，据说为唐玄宗。李隆基在《题梵书》之咏曰：“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
日本人使用汉字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受以唐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影响，古代日本在中世之前随着中国王朝的更迭，对中国的称呼主要有“大唐”、“大宋”、“大明”等，同时也按中国的习惯使用“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但它只是在佛教典籍中出现。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和佐藤三郎的研究，古代日本称中国或为汉土，或为中华，“支那”一词在17 世纪末以前的日本文献中极少出现，并且偶尔使用“支那”的《东大寺要录》、《性灵集》等著作亦仅为学者诵读，一般无人问津。（[日]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M].东京：吉川弘文馆，1984.26.）古代日本人对“支那”的使用并无贬义。
        最早用“支那”一词称中国是在空海诗集《胜灵集》中，里面有“支那台狱曼殊庐”一句，以后在《今昔物语》中有“支那国”的说法。但“支那”用于直称中国，也不过偶尔为之。盖因源自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心里知道，汉字的这个“大”字有其特殊的含义，可不是随意能够使用或者丢弃的。（请参考拙作《“泰西”的由来》一帖）换句话说，即便当时使用“支那”，也是敬词。

        近世以来，随着西方对中国的称呼“China”传入日本，日本把“China”与“支那”相连，并把“支那”作为一个西方来的新词汇使用，渐渐地“支那”成为日本人指称中国的普遍用语。“China”刚开始进入日本的时候，大多数音译为“支那”，如日本辞书《广辞苑》解：“‘支那’，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源于‘秦’的转讹），初出现于印度佛典。”另外，还有至那、脂那、震旦、真旦、振旦等译法。如1713年，新井白石在翻译荷兰语地理书籍《采览异言》时，首次将“China” 与“支那”相连，但他给“支那”加的注音假名是“契呐(チィナ)”，而非“希呐(シナ)”。自《采览异言》以后，日本的地图中多将“中国”、“汉土”等称呼改用“支那”，但并不含有贬义。
        转折点出现在19 世纪以后，日本以“支那”称呼中国的情形大为增加，并开始与歧视中国联系在一起。1823 年，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册》，鼓吹“雄飞海外”、“独占中国”，强调中国懦弱，中国人卑鄙无耻，对中国人大加侮辱，并且以“支那”来指称中国。此书在19 世纪末沦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成为日本士兵的必读之物。可见，此时日本人的论著中“支那”已经含有贬义的意味了，但还不为各界所普遍接受。譬如1862 年，日本志士高杉晋作曾被派往大清国视察，他在所作的汉诗中直抒胸臆：“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交语汉鞑与英佛，欲舍我短学彼长。”从整首诗的意蕴来解读，文中“支那”一词，不难看出其钦敬之情。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为了“脱亚入欧”，采用了“CHINA”一词的意译“SINA”，以期同国际接轨。又由于亟欲“入欧”，自然就需要摆脱清政府所坚持的封贡体系而转为条约体系，再加上扩张战略的需要和满清政府在西方列强欺凌之下饱受屈辱、几无还手之力的现实，向来崇尚强权与实力、而且迅速崛起的日本和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态度由过去的崇敬转为蔑视，政府政策和社会文化也随之发生转向，尔后即逐渐演变为其后的扩张主义政策和对中国的侵略。看似简单的“支那”一词的演化过程，其实正是印证历史进程的铁证一桩。
        表现在文化上，日本舆论多用“支那”、“清国”称谓中国。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一文，其中写道：“日本虽位于东亚，但它是一个成功地移植了西方文明的国家。令人遗憾的是，它有支那和朝鲜这样的近邻。这两个国家与日本唇齿相依，但其顽固保守，不思改革进取。西方各国都把日本与这两个国家相提并论，这真是日本的一大不幸。为了日本的未来，与其花费时间等待这样的邻国实行开明政策，一起共图振兴亚洲，不如脱离他们，转而与西方的文明国家共进退。我们日本不要有什么顾忌，就像西方国家对待这两个国家来处理朝鲜和支那问题就行了。亲近坏人就会与之共背恶名，所以，我们应该彻底地摆脱东方的坏朋友。”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完整诠释了“脱亚入欧”思想，文中对“支那”一词的运用昭示着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蔑视。

        而在政策上，1868年底日本外国官役所（相当于现外务省）给长崎华侨的布告中，首次在政府文件中使用“支那” 一词。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无论是政府文书、报章杂志，还是百姓的口语，对中国用得最多的称呼是“支那”。甲午战争后，“支那”一词在日语书籍中广泛使用，已不再限于政论性书籍和文章中，文人著述中以“支那”称呼中国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河野通之、石村贞一的《最近支那史》、市村瓒次郎的《支那史要》、《支那史》，三岛熊太郎的《支那近代三百年史》，白河次郎的《支那文明史》等。这使得“支那”一词在日本妇孺皆知。这究竟是日本文人的自发推动，还是日本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动，目前无据可考。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先是震惊，继而因胜利而陶醉，上街游行，狂呼“日本胜利！‘支那’败北！”。对中国人的蔑视侮辱也达到了极点。日本人以“猪尾巴”、“猪尾奴”、“秃子”等下流语言辱骂中国人，“首批留日学生十三人中有四人中途退学归国，原因之一就是忍受不住‘猪尾巴’‘猪尾巴’这种嘲弄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M].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185，193~201, 202.）另外，甲午战后，“支那”的语音统一为“希呐(シナ)”，而没有统一按英语“China”的发音“恰依呐”，也没有统一按传统中国“唐”的发音“卡拉”、“唐土”的发音“毛姥烤希”。弃象征强大中国的“唐”的发音而用具有歧义的“希呐(シナ)”音来为“支那”注音，其意图何在？我们看到的不争事实是，此后日本民间大量使用“支那”来侮辱中国和中国人，日本人动不动就骂中国人为“支那”人 。也许是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上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荷兰字典中，对“支那”的解释成了：“支那，即愚蠢的中国人，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
 在蔑视心理的支配下，日本人拒用“中国”而用“支那”来称呼中国的理由，实藤惠秀先生作了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归纳：大正时代( 1912- 1926) 以后四十余年间，日本人拒用“中国”这个称呼大抵有四种理由：（1）“中国”是个傲慢的名称；（2）作为历史上的通称，除“支那”之外，便无更好的名称；（3）“支那”，亦即China是世界性的名称；（4）日本国内有“中国地方”这个地名。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实藤惠秀先生自己认为这四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但所列情况确实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心态。在日本坚持“国家主义”观点的人认为，中国人自称自己为中国或中华，是以中国为本位的夜郎自大式的语言表现，因而，这些人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这样，在日本人疯狂崇拜西方文明，越发轻视中国的环境中，“支那”一词逐渐变成了贫弱、懒惰、因循守旧的代名词。而日本官方使用“支那”一词指称中国，除含有蔑视中国之意外，更含有不可告人的政治意图，直接牵涉到否定中国国家主权的核心问题。这点稍后再续。
   许是由于新智开启的迟滞和对外讯息的闭塞，包括维新派、保皇党和革命党人对于日本大肆宣扬“支那”所包藏的祸心，反应无疑是愚钝的。十九世纪90年代以后，“支那”的使用反而在中国国内逐渐普遍起来。西洋传教士艾约瑟在《万国公报》上连载题为《支那游记》，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发表了《支那人的气质》一书。维新派领袖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在《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曾写道“我支那四千年之大梦初醒，实自中日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首先在1896年的《时务报》中使用“支那”来指称中国并经常使用“支那”一词，也曾使用过“支那少年”这一笔名，并且还以“支那之怪杰”为名题签在其所著《李鸿章》封面上。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曾在诗中以“支那第一人”自称：“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而二十世纪初，“支那”在中国的使用更趋普及化，却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共同推动的。这些人大多留学日本或在日本游历，深受日本使用“支那”来称呼中国的影响。一大批革命家流亡日本后，首要做的便是两件事：一是剪去象征耻辱与被奴役的辫子，二是借用日本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以示与满清王朝的彻底决裂。革命派和改良派多将“支那”用在报刊和书籍中，孙中山流亡日本时，除绘制过《支那现势地图》外，还发表过《支那保全分割合论》；章太炎与秦力山、冯自由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黄兴、宋教仁等人创办的华兴会机关期刊即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此外，还有《支那全书》、《支那文明史》、《支那四千年文化史》（译者也自署其名为“支那少年”）等书籍。严复在批评《巴黎茶花女遗事》即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由此可见，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无论是革命家还是复辟分子都曾采用“支那”这个词称呼过自己。这也难怪，倘若在当时日本不自称“支那”，难道称“大清”不成？可以解释的一个原因是，这是由于国人对日本使用“支那”蔑视中国并不知情，对它所含有的歧华意味缺乏了解。另一个可以拿得出手的解释，则是出于对迅速崛起的日本的推崇与学习（因此从原来的留学欧美转为留学日本）。但试想，对于为了驱逐西学的文化入侵而高举传统国学旗帜、为了与保皇党论战而力倡“华夷之辨”的革命志士来说，使用“中华”、“神州”等词不是更为恰当吗？从实际情况看，我认为是当时的中国人对日本的景从占据了意识的领地。
 对于中国近代革命的崛起和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日本却抱有高度的警惕和敌视，为排斥打压中国的崛起而不再一味强调带上假面具。为了根除中国革命派力量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革命思想，日本于1905 年公布了《取缔留学生条例》，并在1907 年查封了《民报》，驱逐孙中山等革命运动领袖，同时极力向日本国民灌输蔑视中国的思想，宣传中国落后愚昧。官方制定各种规定，限制中国人自由，肆意侵犯中国人的权益，“支那人”、“清国奴”成为日本人辱骂中国人的专有名词。遗憾的是，这些敌对行动并没有让急于革命和急于取得成功的革命先驱们得到必要的“教育”。
        与此形成强烈比照的是，身居海外的侨胞首先引发了对日本等外国用“支那”蔑称中国的强烈反感。最早发现“支那”含有歧华意味的是旅日华侨和留日学生。他们出于强烈的民族尊严和爱国情操对“支那”一词进行了坚决抵制。1915 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中写道：“此二字不知从何产生，颇觉奇怪。人竟以名吾国而国人恬然受之，以为佳美，毫不为怪。余见之不啻如丧考妣，欲哭无声，而深恨国人之盲从也。……而不知此二汉字在吾国为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也，又不知为由人妄加之也。吾新建之中华二字国名，日人日报攻击吾为自尊自大鄙夷他国所起，竟否认吾之存在，绝口不道，偏呼吾曰支那，失口不移，而国人恬然自若，不独不怪，更欢迎如上帝授予者然。此予不胜大惑者也。”1919 年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夺我山东主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国人强烈的愤慨，“五四运动”爆发。留日学生和华侨平时深受日本人的侮辱，他们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本人停止使用“支那”一词，改用“中国”，并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争论，中国国内则爆发了更为强烈的抗议“支那”蔑称的运动。1920年（一说为1919年11月，待考），王拱璧著《东游挥记录》在北京出版。书中认为将“支那”的日语读音统一为“希呐(シナ)”，即与“将死”、“物件（或东西）”相同，还与“雏”及“泥木偶”音近，是对中国污蔑之称谓。此外，“支”是支配的“支”，“那”则是把第三者称作“彼奴”，即被人驱使的意思。在日语中，“支”又是“支店”的“支”，也就是说，中国即是“支店”，日本人从中找到了支配中国人的满足感。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完全准确客观，王著想要提醒国人的是，此时的“支那”用语已和原来的意思大相径庭了。1921年，印尼华侨向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当局提出抗议，反对“支那”的侮辱性称呼。留日学生郁达夫、陈独秀、郭沫若等人也对“支那”一词进行了鞭挞。郭沫若认为，“支那”“出自日本人口中则比欧洲人称犹太人还要下作（笔者需要在这里特别说明的是，这是郭老基于当时的国际习惯而作的比喻，如果其中包含对犹太人的歧视之意，则是错误而应予纠正的）。这态度最鲜明的是表现在他们的表示国际关系的文字惯例上”，日本人使用“日支”、“英支”、“鲜支”、“满支”、“佛支”、“菲支”等，意在使中国处在最劣等的地位 。
  较之民间，革命成功后的民国政府也不能说毫无反应。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统辖范围只限于南方数省，北方的大片土地尚未归属。日本政府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任何表态，迟至1913 年10 月才对中华民国予以正式承认。1912 年初，孙中山的革命伙伴、日本友人梅屋庄吉，便在日本发起成立“支那共和国公认期成同盟会”，敦促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支那共和国”。1913 年7 月，日本政府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共和国”称呼中国。1913年10 月16日，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奉本国政府训令拜访日本外相牧野，要求废除“支那共和国”蔑称，但遭到日本的断然拒绝。弱国无外交，没有统一的中国，连自己国家的称谓这一最基本的主权表达竟也无从实现。其后直到1930年底，日本在对华公约及给中国政府的公文中，一概沿用“支那国”或“支那共和国”的称呼。
        由于“二次革命”、袁世凯复辟、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等重大历史事件接踵而至，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将兴奋点放在“剿共”、国民党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日益变幻的国际角力格局，直至1930 年5 月6 日，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才通过决议，认为“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中华民国外交部以强硬态度通知日本政府后，日本迫于压力才于1930年11 月1 日通过内阁决议， 要求对中国国名使用“中华民国”，外相币原向驻华公使发出了《对中国国名使用“中华民国”之训令》，日本政府的各类公文才不再称中国为“支那”了。但问题实际上并未解决，在日本社会上一般公私文件、文章和口语中，仍把中国蔑称为“支那”。
 事情还有进一步发展。日本官方虽然被迫改了对华的称谓，但又采取了新的伎俩。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即用“中华民国”来称呼中国，乃是特指“伪满洲国”以外的中国，“伪满洲国”与“中华民国”是全然不同的存在，其分裂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汪伪政权建立后, 日本所谓的中国乃指汪伪政权,而非国民政府。关于日本政府使用“支那”称谓中国及其险恶用心，单冠初先生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论述，大家可以另行参阅。
        经过八年的浴血抗战，充分感受到了亡国奴民危机的民国政府，对于国家称谓的主权意识和对“支那”的侮辱性称呼的反应态度更加强烈。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再次重申日本不得使用“支那”称谓中国。对此，日本外务省于1946年6月7日（一说6日）以总务局长（一说外务次官）冈崎胜男的名义，向各省次官并各报社、出版社发布了《关于回避支那称谓的文件》，要求停止使用该词。7月3日，文部省次官也向各大学和高等学校下达了同样的通知。文件称：“往昔通常用支那二字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名，今日应该用中国等称号。查支那之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此后，日本报纸、杂志、广播等正式启用中国这个名称，“支那”一词在日本的官方用词中消失了，被称为“死语”。但是，这一侮辱性的词汇却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时至今日，还有人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意图沉渣泛起，搞什么为“支那”正名的鬼把戏。
最近，有人撰文指称：“事实上，三十年代后以‘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的现象，并因民国政府对日照会后，仅限于日本政府对华正式公文行文而已，并未能使朝野上下完全中止。中日两国却因文化及语言惯性使然，始终不渝，从未断绝一寸。”“从人文地理来讲，“印度支那”(indochina、indochine)即印度和中国。因为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人认为亚洲只有这两个国家，所以介于印度与支那两国之间的半岛，亦指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事实胜于雄辩。如果硬性否定“支那”，那岂不是对上述豪杰英烈的否定吗？如果强性认定“支那”是蔑称，那就意味着中国人民竟然长达百年之久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倘若是这样，那岂不是说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惯于愚昧无知，且乐于自取其辱吗？如果置历史于不顾，一意孤行地自戕或自虐，非得不遗余力地“自我矮化”、“自我贬低”，可说是冒天下之大韪。”以上谬种，标题《为“支那”正名》，作者支那，载《国学》2010年第11期。
        对照我前文收集所列的有关史实，真不知道这位匿名作者剪裁或者无视诸多事实而只撷取片断，他所谓的“事实”究竟是什么样的“事实”？究竟想要“雄辩”什么？究竟是在为谁而“雄辩”？他自己爱自称“支那”，何不就干脆向登记机关申请把“支那”改为他自己的姓氏或者名字？！这我们是管不着的，也犯不着管。至于想劝大家退回百多年的时代去，继续接受“支那”的“赠誉”，那是办不到的，做他的春秋大梦去！
        新浪英文域名引起的风波，过去了也就随它过去吧。火锅店老板不懂历史，知道后既然道歉了改了就不要再逼人家下跪。而这位特意自称“支那”的知文识史的作者“冒天下之大韪”（原文如此。猜想是作者有意无意打少一个字，又或者是号称《国学》的这等杂志编辑给漏了）的指责，我们绝不接受，请他搬回家去独自好好饱用罢，只是小心不要让“支那”一词成了他今生的梦魇！
        今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年，是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八十周年、我党建党九十周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历史不能忘却，更不容歪曲。




                                                                                             整理初稿，写于二O一一年三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