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雪芙金希澈激吻:兴亡周期律的东、西部论

关于中国历史的兴亡周期律，主要的解说来自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窑洞对”的论述主要是从政治层面上说的，也就是以预防“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等角度上说的。关于三种祸患的防止，毛泽东的观点着重于民主监督，他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民主与先验性的西式民主并不一样，是孔子“民信”之的后证性的民主。

但是这个论述并没有告诉我们造成三种祸患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预防三种祸患的根本性的方法是什么？

造成三种祸患的原因是什么？是人性中的惰性；

预防三种祸患的根本性的方法是什么？是直面新兴的态势以激发奋斗精神、以克服惰性。

为什么说造成三种祸患的原因是人性中的惰性？

历史研究提示体现兴亡周期律的二个典型的现象：

其一、一部中国文明史是“孔雀东南飞”的历史：

周社会文化的总汇《诗经》告诉我们，周氏族的起源是在中国西北部游牧民族的生存地，在后稷时期，周氏族从游牧业转化为农耕业，但是西北气候的不利因素，尤其是农耕业的富足引发游牧氏族的不断的侵扰，促使周氏族不断地东南迁，这个过程体现于歌颂周文王之祖古公亶父的《诗―绵》中。

中华民族之源的氏族的向东南迁徙的行为在殷商中期也发生过，《尚书－盘庚》就是商之君主盘庚迁都时的讲演，但是作为典型性的实践与理论、文化上的确立却应该是在古公亶父时代，表达为《诗―绵》。

对侵扰的退让，对和平的渴望，对民生的注重是《诗―绵》的核心思想，周文化经过老子和孔子二次全新的诠释，但是其核心思想则一直传承下来。于是有了西周向东周、西汉向东汉、西晋向东晋，北宋向南宋，明（北京）向南明，满清向民国――这只是从称谓上说，实际上每一个朝代都发生过“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并且逐渐走向衰败。

“孔雀东南飞”不只是一类政治形象，更主要的是文化现象，中国的地形西北高而东南低，整个民族的迁徙也是从西北向东南，最终流入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岛屿，这个过程的行为是社会的认同和共识，也就是文化，这是对苦难的逃避，是对生命存在的述求。

这种文化上的追求是成功的，在中国的中部和东南部都曾经出现繁荣的社会，例如汉、唐、宋，明等，是中国史主要的构成；

这种文化上的追求是失败的，这些社会最终都以自己的腐败和堕落而灭亡。富庶和繁荣是美好的，但是富庶和繁荣却也是人性之惰性张扬的条件，人性之惰性张扬的结果只能是腐败和堕落。

庄子曾经大发感慨：“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虽然“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庄子说：“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

其二、来自西、北部的勃勃生气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农民起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正确，起码不能解释中国的历史。

与“孔雀东南飞”者相比较，苦寒、干旱中的西、北部的社会却充满生气。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中国朝代更替的主要动能其实来自中国的西、北部。殷、周、秦、汉、隋、唐、元、清无不是充满生气的西、北部力量摧毁进入腐败、堕落状态的东南部政权，即使是以两次北伐立国的明与民国，其后还是让位于来自西、北部的朱棣与毛泽东。

难怪白居易读史而赋诗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其三、把东南文化与西北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共生共存的阴阳两翼。

上述讨论并非否定东南文化，主导东南文化的是周文化――儒家文化的“仁”， “仁”学说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凝聚四面八方寻求生存保障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庞大的阵营；另外一方面又迫使它的信众倍受侵扰而不得不常常放弃财产，放弃家园，从西北不断地向东南迁徙。

“仁”文化的二重性实质是不同思维层次的说明，例如《新三国》中的刘备是“仁”的庸俗论者，不问大义而耽于小仁又岂能不败；凤雏卧龙固有大仁思维，但是终究难以突破刘备的庸俗论，“得凤雏卧龙者得天下”一说颇费思索。

周文化，或称儒家文化在在东汉之后沦落绝非偶然现象，拯救西汉的汉宣帝曾经有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但是他与后来的凤雏卧龙一样仍然无法逃脱文化的困境，汉宣帝预言：“乱我家者，太子也！”西汉的衰亡始于元帝，元帝的失政则在于任用腐儒，史评曰：“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腐儒文化是惰性文化的张扬，这一点如同现代“民主”文化造成欧洲的衰落的原因是一样的――西方“民主”文化也是一类人类惰性文化的张扬。

以阴阳学说为指导，笔者注意到中国东、西部两大区域不同的特性，这种特性体现于地理的，也体现为文化。以辩证唯物论析之，地理所包含的内容即为“物”，当笔者在讨论西部文化特性的时候也是在阐述西部“物”的特性。实现东、西部的相互转化，可以在“唯物”的层面上实现对三种祸患预防――这是根本性层面上的预防。有意识地引导和适应这种转化，以克服“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恶性循环应该是当代中国一个必要的选择。

向西部的转身也体现于战略与战术层面。笔者在探讨毛泽东当年通过长征达于西北的决策，以及建国后中国领导者一系列的西部谋划，其中固然有客观因素的促动，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以及中国领导集团意识到中国东、西部之间的依存关系与相互之间的补充与转化。

于是，现在有朱成虎将军以西安以东的城市与美国政客赌一场核大战的非凡勇气；也有重庆党校教授苏伟论重庆重工业为全国人民提供一支钢枪以备绝地反弹的坚定意志。

呵呵，天路，生路！向西，中国的大道通天。

壶公评论写于2010－09　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