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老婆王惠视频:迁徙、迁徙,为什么？---“天下填四川”旅游开发悲歌行之三

迁徙、迁徙,为什么？

---“天下填四川”旅游开发悲歌行之三

严世华

                       
       2002年4月3～4日,在成都新南门立交桥修建的过程中,在红星路与滨江路交叉口的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连续两天从土层中挖出大量死人的尸骨,具体数量在百具以上,后又挖掘出近万具白骨。经成都考古专家初步勘察,结论是:这些尸骨是"非正常死亡"。根据尸骨颜色、分布和地层情况来看,这是一种"二次性集中埋放",时间可推断在明末清初。有专家还指出,这些尸骨不是一具具埋放在一起,而是随处可见散乱的人骨，骷髅、腿骨、脊椎骨、髋骨……,估计可能是因为战争或瘟疫大规模死人后,集中进行埋放的。而这类成都"万人坑"事件,在四川各地地方志上都有明确记载。光绪《潼川府志》记载,三台县有座"万人坟",位置在县城东门外,系遭张献忠"屠戮"所致;另据记载,在盐亭县也有座"万人冢",位置也在县城东门外江神庙右,乃明末张献忠所"屠戮","白骨如阜";民国《简阳县续志》记载,"万人坟,在县西南蘑葭桥里许,其地为镇金桥往来县城要道"。相传明末张献忠"草杀简人,聚男妇于此,围而歼焉,后耕者往往锄得遗骸;清咸丰间,乡人悯其暴露,遂深掘而搜括之;白骨累累,盈筐满载;爰募赀就道旁合葬一冢,并立石表日'万人坟',至今尚存"。

      川内出现如此众多的白骨堆、"万人坑",绝非偶然。人们不得不自然而然地把这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与明末以来所遭遇的“张献忠剿四川”空前浩劫联系起来——

    ●若无“张献忠屠四川”的惨绝人寰,哪会有“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

      如果说367年前的那场南宋抗蒙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称的上是“血洗四川之战”的话;那么发生在明末清初八大王张献忠对全川的大**,够得上是“灭绝四川之戮”。
      明朝经济在经过朱元璋统治时期的“洪武之治”和朱棣当政的“永乐盛世”以及后来的“仁宣之治”,再加上湖广江陵人首辅张居正主持内阁改革后的“万历中兴”,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的发达阶段;后世计当时朝廷税收,明朝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一;并且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而当时四川的省会又是一幅怎样的景色呢？
      成都长期以来具有苏秦和张良所提出的“四塞之国”、“沃野千里”、“天子之都”三个条件,可谓“天然府库”之“天府之国”。有明代诗人吕潜写的《成都杂感》小诗为证：“繁华闺阁重诗书,赋就涛笺锦不如;万里桥头吟社散,枇杷花下更谁居。”俨然一派歌舞升平、繁华似锦、宁静舒缓的田园之温馨祥和气氛……
      但很快,这美好的一切一切被瞬间毁灭,灾难突然降临。
      公元1645年冬11月22日,在张献忠率军占领成都,称帝建立国号“大西”政权,并定成都为“西京”9个月后,照鲁迅的话说: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另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本来指望“暂取巴蜀为根据地,再兴师平定天下”。但见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接着是清兵入关,称帝终告无望,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他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了,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故张献忠杀人就是“为杀人而杀人”。具体史实,可从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的两位西方传教士安司铎、利司铎,亲眼所见全过程成书《圣教入川记》中真实再现：“献忠先暗谴一人捏词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至,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诡言:‘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云云。众官闻之各自回营,预备明天大屠之事,剿后即当渡河以迎敌军。”
      下面是当时,这俩位传教士现场目击的屠城全过程——次日,大**开始。安司铎被安排在东门的城楼上观看,利司铎被安排在城南。张献忠先是分别在城东和城南的空地上,开始对近二十万无辜的市民进行**。安司铎回忆:“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这时,两个传教士情词恳切、声泪俱下地请求张献忠不要再杀无辜了,但请求根本就没被张献忠理睬。安司铎在回忆中说:“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乃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安司铎目睹完整个**过程后,已是黄昏,日落西山,他不禁凄凉,几近崩溃的程度,在迷迷糊糊中漫步而回。一路上,他看见道旁死尸狼籍,血迹斑斑,其中还有没有被杀死的小孩在呻吟;于是;这位西方传教士就为小孩付圣洗;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入天国;在回家的路上,安司铎共付圣洗了12名孩子。事后安司铎还在回忆录中说:“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秉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因此地为出川路也。”屠城三日后,张献忠下令焚烧成都城;一时间,成都这个美好的天府之国,一个富饶的成都平原,成了人间地狱;各地皆尸首,到处是瘟疫;在成都城里,一些尸体来不及掩埋,就统统扔进河里和井里;城里的两条河,全被尸体塞满,根本无法行船;全城一万多眼井,皆被尸体塞满,致使城中已无处饮水。对成都而仅仅是初开杀戒,随即真正更疯狂更残暴遍及全川的大规模、大面积的大剿杀开始了。空城后还不过瘾,又令周边乡镇人移成都,待他撤离时又焚城,再将诏劝进城者全部屠尽……
      相传,这场大剿杀中唯有成都的杨柳街幸免。原来在张献忠入城时,看到对面走过来一名背着一个大孩子妇女,手中却牵着一个小孩。张献忠上前询问,为何不把年龄小的孩子背在背上？妇女答,自己只是个填房,小孩子是自己的,但大孩子是正房所生,若把亲生的孩子背在背上,会让人说自己厚此薄彼。张献忠听完,顿觉此女贤德。随后,他从路边拔下一枝杨柳对妇女说,次日大军要进城,只要她拿有杨柳即不会受伤害。谁知第二天,此街老百姓人人都拿有杨柳,杨柳街就因此而得名。但张献忠对自己大西国的900官员却没放过,杀至仅剩25人。
      然后,张献忠打算率军出川。好掠嗜焚的张献忠将自己入川后,几乎打劫尽了的四川所有的官府和土财主金银财宝,装满千船顺水南下;当船队刚刚驶入成都70公里外的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突然前面杀声震天,原来是明将杨展的地主武装在江岸边的将军山设下埋伏;一条条熊熊燃烧的火船顺风飞驰而来,义军船队迅速着火。张献忠在贴身亲兵的护卫下,逃回成都,绝大部分金银珠宝随船队沉落在江中。是役,张献忠义军损伤过半,船只大多被毁,所载物资悉沉没;而后他又带领残部逃至西充县凤凰山时,被清兵追上;大西军对清兵的到来一无所知,清军近在眼前,张献忠才相信,未作任何战斗准备,仅带少数随从出营观察,双方隔山相望,张献忠被射中左胸,坠马而死,清军乘势发起冲锋,大西军猝不及防,大败,数万名残部战死及俘虏;据说这批令清王朝大为头疼的义军残勇,被流放到了龙泉驿的东山,企图在这片穷山恶水中,让他们自生自灭。

     
      对张献忠的沉银之谜,自此民间留下一首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2005年4月20日,这一传说终于被“识破”而真相大白:彭山县江口镇岷江大桥附近老虎滩河床在建设引水工程时,一截黑不溜秋像朽木一样的东西;这朽木从挖掘机斗子里滚落到地面,上书“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的字样……

     ●公元1646年,清政府宣布川乱平定,但四川已是“万户萧疏鬼唱歌”之地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
      当清政府终于平息了兵荒马乱、“千里刀光影”的四川盆地“献贼”之乱,开始向那里派去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重整河山”时;这些踌躇满志而欢天喜地的官员们本该谢皇恩,赐予了这块丰疆沃土的“肥缺”;但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想象中的繁华都市内"人烟俱绝",竟然还有虎狼在旁若无人地歇息,令人恐惧;以至清初抵达四川的巡抚不敢进驻成都城,而迁驻川北的保宁（今阆中市）,等到1659年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府迁回成都;省府都这样了,下面的县衙就更惨,双流县知县上任时,见原来的县城已遭到焚毁,只得搬到县西一个名叫三圣寺的庙子里去办公。还得依靠民间轮流提供柴米,其残破景象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双流县并人新津县,改称为新双县,到雍正年间,才恢复设置双流县。据记载,1646年至1659年这十三年间成皆为荒芜,城内只有野兽而无一个人的踪迹的。此间,清政府为巩固政权,于顺治六年(1649年)颁布了《垦荒令》,命各级“凡各处逃亡流民,不论原籍、别籍均广加招徕,编入保甲,查本地方无主荒田,各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效甚微,又实行屯田,仍未见好转……
      但四川因战乱已元气大伤,一时间难以复元,且刚发生过最悲惨的一幕:全川原有的人口310万人在不断地反抗与杀戳中,清初只剩下20%,约60万人;繁华的成都城仅存不足百户人家! 幸存下来的极少量残留人口,大多藏匿在交通不便、战火不易滋扰的荒山野谷中。
      直到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同时,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如,要求各省督抚下逐客令,将流寓各地的蜀绅撵送回川,与川相邻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甚至另发舟车接来安插”。或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以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人迁川。他还引以为据奉告了发生在元明之际那场以湖广麻城为主体的外省移民迁的历史事实;由于二者的处境基本相似,历史背景相同,都是在遭了劫难后,面对"有土无人",社会亟待恢复的现实;故这种摆脱困境之法值得借鉴。明初的"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既然收到立竿见影之效,这一次为什么不可以仿效呢?
      在此插叙一段:许多人把*****的祖籍误读成广东客家,其实不然;据**《邓氏分谱》记述:***的清代一世祖邓嗣祖7岁时,明末曾随父邓防和母及弟弟由四川**赴粤,探望正在海阳当县令的爷爷邓士廉,走到高耀县三叉河时遇难,父母俱丧,仅邓嗣祖及弟幸免;兄弟俩只好逃荒要饭流落到一个伍家村,幸遇伍员外将他们收留;不久又闻四川发生战乱, 只得暂居广东;后来邓嗣祖在广东科考时,巧遇爷爷邓士廉的故人之子李仙根,其当时恰为督学使者,随即告诉嗣祖一个噩耗:他爷爷邓士廉,在清顺治十八年秋为缅人所诱,与其他41位大臣同时殉难;并告之（上面提到的）朝廷已下达“将流寓各地的蜀绅督办回籍”的谕令;可以想像,当时嗣祖一定为爷爷殉难大悲大恸过,而后他带领妻儿及弟弟绍祖于康熙十年(1671年)回到了四川**。这就是*****的祖先曾在广东暂居一段的事实经过,若按那些凭空猜测者的推断,这不若如把现今出了趟差或探过亲的地方说成祖籍一样,岂不牵强附会吗？
      好,接着刚才讲到的“张德地奏折”。当时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金銮宝殿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张德地的奏折可谓及时雨,很快得到了康熙皇帝允肯。后来,康熙皇帝正式颁布了一份《招民填川诏》的诏书—
      朕承袭先帝的遗统称制中国,感觉自己的执政能力非常一般,心中愧疚怕对不起祖先对不起人民。今日幸得四海升平,八方安定,贡赋的征收情况也能逐年递增,这才稍微适了朕的心愿。现在朕惟独痛惜西蜀一隅,自从这块肥沃土地遭“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能开辟,田野未能整治,荒芜得已有些年头了。这两年四川贡赋的征收情景尤其不能令朕满意,虽然勉强征收一毫一厘,却不能满足朕的用度和国库开支.我曾经打算加征江南、江西的税费以解燃眉之急,但朕又不忍心加重上述二地人民的负担。今有二卿具奏陈言:说湖北湖南的人丁十分稠密,土地和人口的矛盾正在日益加剧。今朕特意下诏给户部,要他们饬行川省、湖南等处文武官员知悉,下令从邻近的湖广省大量移民四川。凡有愿意到四川开垦的黎民百姓,任由他们通往,毋得设置关隘加以阻挠。等开垦达到六年后,稍有积蓄再侯旨起科加收赋税,凡是地方官员招募移民有功者,朕将另行加奖,予以更高一级顶戴官职。钦此。
      其诏意为从湖北、湖南等地(现湖南和湖北省,还不包括广东和福建、广西等省)大举向四川移民。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比如以招民垦荒的户数多少为衡量,职务的升迁直接与招民垦荒成绩相联系等;果然,当1674年第二任主办移民填川的“四川湖广总督”,因移民垦荒有功,被清廷加封为兵部尚书;在赋税政策上也实行额外的优惠,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
      以后的事实证明,这场“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的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包括由南向北)大移民的先例,实现了由政府强制移民到支持鼓励性政策移民的转变,由被动的政治性移民向自发性经济移民的转变;同时也导致了四川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变化,使四川生态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四川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四川传统社会来了一次重塑, 也为清代“康乾盛世”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诏令效果如何？到了1726年就是雍正皇帝在位的第四个年头时,这一年,四川米粮行销湖广,以至于世人竟对“湖广足,天下熟”的俗谚开始产生了怀疑……
      为更大规模的"湖广（鄂湘）填四川",朝廷不惜采取断然措施和强硬的行政手段,诸如裁撤湖广总督,两度在湖广和四川地区只设一个总督,设置川湖总督先驻湖北荆州,后驻四川重庆。在此,有必要将自元代以来“湖广”的行政区划分的范围与演变过程,说明一下。因为至今许多人总喜欢望文生义,把湖广中的“广”字,理解为包括了两广——广东和广西,其实并非如此。从元朝起创立了行省制度后,即行政区划制度,也是今天我们现在省份划分的基础,元朝分别设有湖广、陕西、四川等十个“行省”;那时的湖广行省,辖长江以南、湖北、湖南大部、广西、海南全省、贵州大部、雷州半岛,其中还有广东和广西部分地区;可到了明朝的湖广省,已缩小到湖北和湖南无两广;清朝时湖广省范围就更小了,湖北湖南已各自分辖设省巡抚,因省治在湖北,俗呼湖北人为湖广人;只不过就像解放后设立的大片区如“中南局、西南局”那样,在这两省之上设了个湖广总督而已;而且康熙帝也在其当政第二十六年时,把湖广总督更名为湖北湖南总督。也就是说,当明清两代下达“湖广填四川”令时,早就与那个“广”字没关系了,为此还专门设制过川湖总督。
      清初以上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条件。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从本质上讲是一场典型的经济类型的移**动;与历史上那些因为逃荒、流放、宦游、戍边、行商而客居四川的人们不同,这一次卷入到移民潮流的主体,大多是平民百姓;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移民史,按理说应该是展示下层社会民众生活形态的舞台;下层社会生活的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牵涉到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社会、生态、家庭、宗族等等方面。这其中湖北、湖南两省迁入四川的移民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县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当时有个说法称,“湖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孝感乡更是重中之重,它们之间的隶属关系是麻城县管孝感乡。据说这个孝感乡乡都（即乡公所）,那时就设在麻城县城东南七里处的磨子场,即现在的麻城鼓楼街道办事处沈家庄;这里原有九盘大石磨,如今只剩三盘;孝感乡撤销后,麻城知县陈兴在乡都门外立了一块“乡都碑”,上刻“邑东南七里磨子场大明湖广布政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都旧址——皇明成化二十三年丁末秋邑侯陈兴谨识”。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地修建一座小水库,把“乡都碑”挖去当石料用了。
      这段掌故并非虚言,麻城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凌礼潮从一篇史料文章《都碑记》中发现的,该记为明末清初麻城名士邹知新所写,记载地名"孝感"始自汉代;麻城有四乡,仅孝感乡有遗碑,碑立于孝感乡并入仙居乡之后15年;当时并乡,就是因孝感乡移民过多、人口大减;文中所记的"乡都",专家考证出就在如今麻城市鼓楼街道办事处的沈家庄;凌礼潮说,这篇文章是"火里逃生"被发现的;按麻城当地惯例,每逢新家谱修成,就要焚烧旧家谱祭祀;邹氏后人新谱修成后,发现旧谱中所附的邹知新7篇文章都很好,不忍心烧掉,并把其中有关刘家的一篇《都碑记》赠送刘明西;而后他把复印件交给了凌礼潮;此外,一份首次展示的入川"路引"（路牌）也为"湖广填四川"增添有力物证;该路引表明,一名来自湖南宝（庆）府武岗州村民,因与周智文之女为婚,凭"路引"带妻子回到"四川重庆府巴县分县"。说到湖北孝感,它因董永行孝感天而得名,是全国惟一一个以孝命名,又以孝传名之地;在古代中国的二十四大孝子中,汉代“**葬父”的董永和“扇枕温衾”的黄香,三国时“哭竹生笋”的孟宗,三大孝子均出自孝感;孝感,可谓“孝子之渊薮也”。
      中国历史上就有过相当多的移民迁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八大移民集散地和中转地。即山西大槐树、苏州阊门外、江西瓦屑坝、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珠玑巷、福建石壁村、河北小兴州。其中,江西瓦屑坝和麻城孝感乡这两个重要的移民集散地,由于地利及交通的便利,湖广籍移民占据了这股移民潮的先机,并成为这股移民潮的主流。从孝感乡地理位置来看,在大量输出人口的同时,孝感其实是另一些移民的天堂;麻城县位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境内多高山丘陵,唯独孝感地处平原,土地肥沃;而且早在汉代,孝感乡就“以“同里赵氏至孝”而得名;至宋代,已有麻城孝感乡的记载;明初,将麻城分四乡,即太平、仙居、亭川、孝感乡,共一百三十里(110户为一里)。明洪武移民时,“迁诏”到县署,麻城县衙便迁到孝感乡都磨子场;明洪武十年,升为散州,统辖七县移民迁川事务,以及办理赣鄂湘迁入移民的接收、安置、过籍事务。遥想当年,这小小的磨子场,冠盖如云,差役奔忙,移民塞道,一片繁忙的景象。而官府为了尽快完成移民任务,往往采取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遣送入川,大批湖北移民经麻城孝感乡迁往四川;当时就连麻城县的知县岳正帮也被卷入移民行列,他于明朝崇祯八年(1636)动身,历云栈,穿剑门,自楚入川,迁到四川内江定居。麻城人口此时已近半数迁入四川,孝感乡因驻散州、地处平原更是强行移民重点,以至于因入川太多而“户口迅耗”被撤销。想当年,移民们拜别祖茔,泣别乡亲,怀揣族谱和移民文牒,反绑双手,携妻挈子,在官差的押送下,成群结队地踏上遥远的、艰难的迁川之路。其情其景,何其悲壮。当时不管是“奉旨入川”,还是被迫迁徙,回望热土,谁不留下思亲情,抛洒思乡泪！
      而且麻城入川移民条件有三优: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末明初就有大量麻城移民入川;三是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曾在麻城招兵5万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麻城兵就隐姓埋名留在四川;相比之两湖移民占大多数,皖、豫、晋、陕各省移民入川只占20﹪。如今的川渝人,有80％为移民后代,而麻城孝感较之其他地方移民,人数最多。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约定俗成广而称之“湖广填四川”,而非“其他什么省的填四川”,故麻城的“孝感乡”则为明清移民圣地。就像如今一提起鲁冀移民“闯关东”, 都知是以山东人为主;说到晋陕移民“走西口”皆晓山西人为主;论及东南沿海移民“下南洋”自然是粤闽人为主;因为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
      “湖广填四川”移**动从清朝顺治末年时算起,至今已有340余年时间,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可谓十分漫长。但对四川进行的空前大规模移民,客观上促成了自成一隅的四川对全国的一次大开放,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促进了四川人口繁衍和人种的优化,为近代四川名人辈出奠定了基础。由此而使湖北麻城、孝感移民入川后杰出人才辈出,以居官、文学者较多。像*****、原国务院总理李鹏、刘伯承元帅、罗瑞卿将军、张爱萍将军、清代初年,著名作家艾芜、沙汀、马识途、何其芳等,例如文学家李劼人祖籍湖北黄陂县,其八世组李述明于清初入蜀时,沿途贩卖布匹兼行中医,后来在成都府华阳县定居,其三曾祖父李正康以教私塾、行医为业,开中药铺,专门出售湖北祖传的"朱砂保赤丸",父亲李传芳也靠此秘方行医兼教私塾,连李劼人的妻子也会制作此丸。又如,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仅靠“一块泡得很久业已黄白不分的盐蛋”,沿途暂时栖身"破庙的屋檐下、石墩上躲过许多风霜,院墙边、大树底下度过不少凄凉的夜晚",终于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靠着水沟插占务农。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著名作家何其芳的祖籍湖北麻城孝感乡,其先祖在“湖广填四川”时迁入四川万县。清代初年,著名作家沙汀其太祖杨启梁,也是从祖籍湖北黄冈县携家迁入川的。
      还有一些出类拔萃的川籍孝感后裔人物,被录入至自己的祖地《麻城县志》里:“泸州老窖”创始人的先祖是洪武4年（1371年）,从孝感去隆昌的郭孟四,他翻越山垭时,装行李的箩筐不小心滚下山,不得已就地开荒,定居云顶寨,历30余代,人丁5000多口,成为川南望族。驰名中外的曲酒“泸州老窖”,即滥觞于郭家万历13年（1585年）所办的泸州天成生酒厂。麻城孝感乡后人、解放军上将张爱萍（出生达县）1998年10月专门题写“云顶寨”的寨名。成都闻名遐迩的小吃龙抄手、赖汤元,龙赖两姓先祖也是孝感的移民。麻城孝感人刘开沛,生于清顺治15年（1658年）,其父为乡绅,其母程氏出身安徽造纸世家,他自幼赴安徽学得造纸工艺。来川后辗转峨嵋,落脚双福场,利用丰富的竹麻资源,创造仿宣纸“贡川”,始将带去的造纸技术重新创业,发扬光大,并成为西南最大纸商。
      纵观“湖广填四川”,它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影响。是我国东南部人口向四川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大移动,是先由政府倡导,后成民间自发,终成政府倡导与民间自发相结合的移**动,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经济性移民;它合理地分布了民族、人口生存的空间,使长期沦陷于战乱与苦难中的“天府之国”,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走向复兴,对四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移民入川的第六代后裔开始,四川经过多文化、多民族的大融合以后,涌现出***、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巴金等杰出人物。他们中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在共和国元帅中占五分之二比例的开国元勋,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大师”的文学巨匠……究其原因,应得益于“湖广填四川”对四川文化和人口质量的甚为深远之影响。

    ●谁愿背井离乡？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谁甘心离别当时已是“湖广熟,天下足”而闻名的富饶荆楚,谁又愿抛祖弃籍去背井离乡？就像李谷一那首《乡恋》所唱：“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来川数年,我在四川各地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每当问起当地人：“祖籍是哪里?”十有**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湖北麻城孝感乡”。这已成了四川人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前不久,在彭山县遇到一位公司张姓副总,用标准的川语回答地更是斩钉截铁。见我不信,当即伸胳膊让看上面的一条印痕,说：“我爷爷讲,这是我们家族300多年前湖广填四川时,从老家孝感**留下的标记。我家老辈子很早就去孝感寻根找到自家祠堂,每年我们都要回湖北祭祖！”可见,认孝感为祖由来已久！几百年来,许多四川人(指祖籍源于湖北的)把麻城孝感乡当作自己的"根",他们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口碑传说以及族谱、碑记,寄托着对于祖先的思念,并且试图按照这些记述,在湖北某个地方寻找到自己祖先生活的家园,表现出一种令人感动的执著精神。

      至今民间还遗留下那时的一种类似明信片的物件,上面写着“麻乡约”几个字。这是湖广填四川年间,移民从麻城迁往四川,由于思念故乡,祭祀祖先,续订族谱等,"麻城情结"难舍难离;于是就相约每年推选办事公正,讲守信义的人作代表回老家探亲,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这种人被称为“麻城乡约”,另有一些人到四川挣到钱,便托民间的钱庄将钱汇回湖北麻城老家。当时这种专门为麻城乡亲而办的钱票又称“麻乡约”。“乡约”相当于保长、甲长之类的职务;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各地建立固定组织,出现了由麻城人经营,替人们传递财物、书信的麻乡约商行。清同治五年（1866年）,又以“麻乡约”为名,设立民信局,总局设在重庆,并在成都、嘉定、泸州、打箭炉建立分局,专营信件、物品传送,兼营汇兑及运输业务,直到解放前才停止。“麻乡约”极大地改善了当时民间的通信状况,开创了中国民间通信的先河,在中国邮政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四川人皆称自己的老家是“麻城孝感乡”呢？麻城孝感乡又在现今湖北省的哪里？第一个问题,就连那时的四川巡抚张德地都不得其解,他在给康熙的奏折中,也对这么多明代“孑遗”宣称自己的祖籍是湖广麻城,犹感纳闷：“然无可稽考,亦不敢仿此妄请”。从中可看出,移民们以麻城孝感乡籍自称,在明时就很流行。第二个问题我早年在国家科委从事大别山科技扶贫工作时,就开始注意并调研,意外地发现,明初麻城县的确辖有四乡:太平、仙居、亭川、孝感;后来1472年因户口减少,孝感乡被并入仙居乡;至1563年又被划入新设的黄安县,而黄安县解放后又改为红安县;由此可见,孝感乡就在今天麻城市的邻县红安县城关镇一带。但经反复考察,当年向四川输送千万移民的麻城孝感乡,其主体部分在今麻城市的南部,红安县(原黄安)境内仅有一小部分。不过,说起“红安”可了不得！在这块土地上,曾经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任国家主席,走出了韩先楚、秦基伟、陈锡联等223名将军,其中被授予上将军衔的8人,中将军衔的13人,少将军衔的58人,是全国将军人数最多的县,建国后10大军区有8大军区司令员或政委由红安籍将军担任,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将军县”。

      而且在“湖广填四川”的那个明清时代,孝感人入川,历经几百年的打拼,家族逐渐庞大,人文荟萃,出了不少名人;这些移民之艰辛不易,要想培养出本家族的杰出人才,非得六至十代不可,尤以八代为最普遍;按每代二十年算,移民之家要培养自己的杰出之才,需要160年左右不可,至此移民已完全蜀化方可。例如,光麻城就曾出过10位名臣如刘天和、李长庚、梅之焕等,被载入《明史》;其中杨廷和曾官至当朝首辅（即宰相）,后被谪官,削职至成都新都为民。至清代有大理寺正卿（相当于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河道总督三台王新命等;还出了一个张鹏翮,他原籍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白獭河之绿柳村,先祖张万明洪武二年(1369)迁蜀,卜居遂宁县黑柏沟,他们家族五房在明清两代曾出过六任宰相(张居正、张鹏翮、张玉书、张英、张廷玉、张百龄);其第九世张鹏翮,在正大兴“招民填川诏”康熙帝当朝之时, 他历任清总督、三部（刑、户、礼）尚书,直至正一品文华殿大学士,为麻城籍蜀人入朝作官地位最显赫的人物……确实,这个任过清代朝廷三个部部长的张鹏翮,也被康熙爷宠遇过。那是公元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5月的一天,刚过完60岁生日的清圣祖康熙大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之上,开始临朝理事。他先把主管田粮户册的户部尚书张鹏翮宣进殿来,询问有关四川大移民的事情。康熙帝问他:献贼到四川,杀戮得非常惨,四川有人出过记载此事的书吗?"张奏:还没有。"康熙又问:你的父亲今年八十有七吧,以献贼入川时计,他当时大约已有十七八岁了,肯定耳闻目睹,你去问清楚了再回复我。张遵旨。很快根据其父张烺的口述整理出详文,呈报康熙。张烺为此又写了一本名叫《烬余录》的书,以他的生平见闻为依据,记述了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一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明末清初80余年自己在四川的所见所闻。其中,对康熙皇帝所特别关心的张献忠据蜀时期的情况,记载得尤为详尽,也颇有影响。到了乾隆年间,他的家族又出了个被誉为蜀中诗冠的、响当当之人物——重孙张船山,为当时第一流的大诗人和书画家,民间盛传：“家无船山画,不算书香门;家无船山字,枉为读书人”……

      湖北麻城移民不仅人数多,而且素质高,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既然朝廷里出了这么多“麻城籍”的高官重臣,那么在众多各省移民中,亮出“麻城孝感乡”的金字招牌压人一头,是再骄傲再自豪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朝里有人,来头大嘛”！而且历史上,湖南、湖北同属于湖广行省,称得上是"大同乡"。尽管清初已经分设湖南、湖北两个布政司,但在民间人们仍然习惯以湖广来称呼。由于历史上有这层渊源关系,所以湖南移民很容易把自己纳入湖广圈子,视孝感乡为故乡的标志,进而融人麻城孝感乡籍中去。对川人来说,自明代以来湖广人就是这一区域人口的主体,湖广文化一直占据优势,处于这种人文生态环境中,故把麻城孝感乡视为自己的祖籍,更多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其所表达的是对湖北地域楚文化的心理认同。

      当今,许多移民入川家族的后裔在把麻城孝感乡当成自己的祖籍时,并不一定再与某种实际利益相挂钩,而更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心理。“靠着水沟,割下芦草,造起茅篷,将自己一家人安顿下来,又把自己力气能够开垦的土地,用树枝插起,作为占有者的标记……”这是汤万景的一个后人,曾如此描写先祖入川后的垦荒情形。他的名字叫汤道耕,笔名艾芜。他的先祖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沿着水沟插占务农,故艾芜长期以来一直执著地把麻城孝感乡视为故乡。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他是那样充满深情地追思麻城孝感乡,显然他已把孝感乡"内化"到灵魂之中,麻城孝感乡已成为他自己心中的天堂——神圣的移民故乡和永远的精神家园。

      说到插占,是指早期入川者而抢先"插占"荒地,他们一般是先"把自己力气能够开垦的土地"圈起来,使用各种方式作为"占有者的标记":有的"用树枝插起",有的刮掉树皮露出"树白",有的通过"结草"即在地边挽上草把,还有插竹签、竖石碑为记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且一旦与后来者发生纠纷,便明告对方“我们是从麻城孝感乡来的”！谁都知道,麻城孝感乡的人最凶狠好斗,是入川势力最大的一股移民,谁也不敢轻易挑衅他们,惹不起。因为清代移民势单力薄难与四川土著抗衡,索性称从“麻城孝感”来的,土著难免忌惮,腰杆一下子也就挺直了;且此说法还有系出“名门”之意,即一种“沾光”、“庇荫”的心理,说是麻城孝感同乡,自然会多受关照,不欺生。当然,并非都是如此。原籍湖广黄州府麻城县的罗定国,于嘉靖四十三年辞官来到四川成都府简州罗家坝(今成都龙泉驿区同安镇境)居业。据口碑传,罗定国入川落脚罗家坝狮子山时,插占了很多田地,由于经营不了,就拿出一部分土地送给曾姓人家。曾家原占河坝,土地不够做,于是便接受罗家的馈赠。为表示感谢,曾家回送罗家"丈二红(布)一根,雄鸡一只,火炮一圈"。曾家种的地在罗家坝狮子山狮胡子处,原有柏树4根,后修水库时才砍去。

      开言必称“麻城孝感乡”,看来湖北老家之故土已在这些移民后裔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恰似“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日;有过多少朋友,好像就在眼前……”为此,他们离乡迁徙入川后,还特意将新的聚居地取一个与湖北麻城孝感乡相同或相似的名字。如德阳市的孝感乡、孝德乡、孝泉乡、太平乡（湖北麻城明清时有太平乡）、孝感村;叙永县的麻城乡;射洪县的孝感公社;阆中县的孝感公社等,这些直冠老家地名,反映了对祖居地孝文化的颂扬,表达出一种不可压抑的情感,这在全国乡镇名称中也十分罕见;他们甚至连故土的具体村头坝尾也记得十分清晰,诸如孝感细鼎子、鹅掌大丘、高坎堰、扒凿岭、大石板杨家村、大坟坝、复阳村、斑竹林周家坪、嵩枝坝大松树、踏水桥、马桑坪等,其中的“高坎堰”,正是现今麻城龙池桥办事处下辖的五脑山林场的虎形地村高坎堰;而移民家谱中的“鹅掌大丘”,也在中驿馆镇内找到了……为此,德阳市一位张先生还专程赴孝感寻根访祖;1989年,84岁的程竹轩先生特意由台北回故乡孝感定居,谈及他在台湾所识川籍人士大都介绍其先辈由孝感移民四川。
      曾发生过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当年在上甘岭打出国威军威的解放军15军,1951年入朝前夕在四川大批征兵（其中有黄继光、邱少云）,**回国后驻扎湖北孝感;这些川籍官兵无不兴奋地说：“又回到老家了！”故自解放以来,川人来孝感寻根者从无间断。至今在川渝一些地区,麻城移民乡音难改,还保留着一个个“麻城方言岛”。在成都洛带镇湖广会馆,还专设“寻亲咨询站”,以助一些有识之士千里追寻、查阅史料,揭开麻城孝感乡之谜。这些拳拳难舍难分的故土情,令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