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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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南迁避战火
• 2 千里大挪移
• 3 骨肉又分离

　　故宫（紫禁城）是明清两代近600年的皇宫，作为中国历代皇家文物、特别是清宫文物的收藏重地，其所藏珍宝不计其数。它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见证与载体，是文化延续的历史缩影。然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宝遭到极大威胁，如何保全以免于罹难，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博物院的珍品迁移。这些珍贵的文物穿越南北，横跨东西，播迁不断，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度尽劫波，接受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生命洗礼。

南迁避战火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三省，平津面临“唇亡齿寒”之忧。为了使文物免遭厄运，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开始筹备文物南迁，准备将文物转移至内地保存。但囿于一些人事纷扰，文物抢运计划直至1933年初仍未实施。其间，工作人员一直在进行整理、挑选、装箱工作。为防止文物途中破损，每件国宝均以数层纸张包裹，外面再用草绳层层缠紧，依次装箱后，在空隙间塞满棉花，然后钉箱盖，贴封条，以做到万无一失。

　　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热河和长城相继告急，文物南迁已是刻不容缓。行政院于10日开会，决定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担负故宫古物保管工作。关于古物南迁办法，责成内政部、财政部、教育部、铁道部、交通部五部组织委员会，共同办理运输、保护、安置事宜。

　　2月6日晚，“故宫文物大迁移”在秘密中进行。从紫禁城到车站全部戒严，第一批南运文物2118箱从午门正式启运。两列火车从前门火车站出发，开往浦口，再转运至上海。18节车厢上装满了长3尺，宽、高各一尺半、贴有封条的木箱。列车沿途所至，均有军队保护，车顶四周架设机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随行护卫。

　　此后，分别于3月15日、3月28日、4月19日和5月15日，又有4批文物陆续运抵上海，总计19557箱。其中，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2600余件和众多玉器，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国档案史料3773箱等。还有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及各种善本，当时国内发现最早的印刷品《陀罗尼经》五代刻本，国内最古老的石刻“岐阳石鼓”等，都是价值连城。文物抵沪后，存放于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和英租界四川路业广公司内。随后，北京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成立。文物在沪期间，曾应英国政府之邀，为庆祝英皇乔治五世即位35周年活动，挑选了80箱文物精华，于1935年11月28日在英国举办了轰动一时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故宫文物虽然南运存放于上海，但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加快，其前景堪忧。于是，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朝天宫旧址修建库房，1936年8月竣工。1936年12月8日～21日，这批文物再次动迁，分5批移往南京新库房，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然而，这批国宝并未享受许久的清静安宁，卢沟桥事变于次年7月爆发。随后，日军又于“八一三”对上海发动大规模攻势，首都南京危在旦夕，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再次面临危境，必须尽快抢运至安全地带。

千里大挪移

　　国民政府下令即刻转移文物，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奉行政院令，决定由工作人员分3队携带文物迁往大后方。迁移工作分南路、中路、北路三路先后进行，最终落脚地为山城重庆。

　　第一批文物走南路，由南京——巴县。1937年8月14日，即淞沪战争爆发后的次日，首批文物启运。招商局“建国轮”装上80箱西迁文物，主要为送往伦敦展览的精品，有唐代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和米芾的书法真迹等，弥足珍贵。
此批文物由南京水路运至汉口，然后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计划在附近的山上开一个山洞来贮放文物，但计划尚未落实，日军开始对湖北、湖南轮番轰炸，长沙告急，行政院赶紧下令将文物迁至贵阳。迁走不到一个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就被敌机夷为平地，幸而文物及早转移而未受损。

　　南路迁运路线非常曲折。因当年湘西一带时有土匪抢劫，为保护文物安全，湖南公路局先派出10辆汽车绕道广西桂林、柳州，车至广西边境，再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到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1938年1月，首批文物终于到达贵阳，又于11月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安顺华岩洞储存，并成立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

　　1943年12月25日，经国民政府批准，选取其中部分历代字画精品，在重庆举办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以激发民众抗战的决心。展品有晋代王羲之的《平安三帖》，唐代王过庭的《书谱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墨宝，南宋高宗赵构的《赐岳飞手敕》，五代徐熙的《雪竹图》，宋徽宗的《溪山深秀图》，明代唐伯虎的《关山行旅图》以及清初“四王”的作品，一时观众云集。

　　1944年春，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之战，很快占领平汉线和湘桂线，并于11月中旬占领广西柳州后，北上进入贵州，攻陷独山。贵阳是安顺到重庆的必经之路，于是，国民政府赶紧派出士兵和15辆军用卡车到安顺接运文物，路上历经艰辛，数次遇险，终于于12月18日将文物顺利转移至离重庆40千米之外的巴县，并设立故宫博物院巴县办事处，原安顺办事处撤销。

　　第二批文物走中路，由南京——乐山。这批文物于1937年11月22日开始陆续启运，几经周折，租到英国商船“黄埔轮”运往汉口。最后一批文物于12月3日离开，10天后南京沦陷。接着，汉口被炸，逆江而上至汉口的文物还未卸船，又不得不继续跋涉西迁。12月至翌年1月，文物陆续运抵宜昌，再换乘小船，分19批押运至重庆。由于数量太多，直到1938年5月，费时5个多月，才将文物全部运抵山城。之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及办事人员先后到达，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

　　中路文物是三路中数量最多的一批，有9369箱，在重庆分3处保藏，第一处是川康洋行二楼仓库，第二处是位于南岸王家沱的吉时洋行仓库，第三处在南岸狮子山的安达森洋行仓库。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陷，日机开始空袭重庆，轰炸相当厉害。为安全起见，1939年4月，存渝文物开始用船运往宜宾，再换船运达乐山，疏散至当地的安谷乡。1939年9月，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成立。

　　第三批文物走北路，由南京——峨眉。这一路运送文物计7287箱，在三路中最为艰辛。1937年11月装车启运时，南京已很混乱，调度车船极其困难，抢运装箱工作异常艰苦。文物经徐州、郑州经陇海线到达宝鸡时，因潼关形势骤然紧张，不得不马不停蹄地转移至汉中。

　　宝鸡到汉中没有火车，须用汽车运载。7000多箱文物，至少需要300辆车次。经多方联系，西安行营伸出援助之手才得以解决。然而，真正的难题还在后面，宝鸡到汉中，要翻越3000米高的秦岭，时值冬季，山上多雪，路陡山滑，非常危险。而且公路正在翻修，随处堆放石子，行车多有不便。初运的几批还顺利，到第四批车时则发生了一些问题，经过大家的努力，最后总算得以解决。

　　1938年4月，这一路文物全部运抵汉中，但尚未喘息，就听闻敌机轰炸汉中机场的消息，文物被迫再次转移。刚离开汉中，这里便遭遇敌机轰炸，原储存文物的库房也中弹被毁。千里迢迢而来，却无安身之地，行政院又命令将文物转运成都。

　　汉中到成都500多千米，全靠汽车运输。途中有5个渡口，均未架设桥梁，须用木船载车过河。时有敌机空袭，一路艰辛。所有的文物花了10个月抢运，才于1939年2月全部到达成都。好不容易抵达那里后，重庆被炸，成都亦不安全，无奈，行政院又下令，文物再次转运至150千米外的峨嵋藏身，遂成立故宫博物院峨嵋办事处。

　　故宫博物院19557箱文物精华，就这样穿越遍地烽火，辗转周折，总算找到各自暂时的藏身之处安歇。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南迁的故宫文物亦开始东归。1946年1月下旬，存放在巴县的文物抵达重庆；5月15日，藏于峨眉的北路文物开始向重庆集中，于9月12日全部抵达；而藏于乐山的文物则于1947年3月才运完。从1947年5月开始，运抵重庆的三路文物向南京启运，除了10个庞然大物—“岐阳石鼓”因船载不易而走陆路外，其余皆走水运。第一批文物于6月19日起锚，随后一批接一批，到11月26日安抵南京，全部“完璧归赵”。整个故宫文物南迁，是在炮火硝烟中进行的，历时14年，行程数万千米，而文物分毫无损，堪为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

骨肉又分离

　　当年故宫博物院文物迁移时，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曾代表政府作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然而，内战很快爆发，使北运计划搁浅。

　　到了1948年9月下旬，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党政权已岌岌可危，准备撤往台湾，于是决定将这批南迁文物一起带走。就这样，当年存放于紫禁城的这批文物，从20世纪30年代被运出后就再也没回“家”，于颠沛流离15年之后，它们又一次踏上远去的旅程。

　　入台文物共分3批运送，第一批由海军部“中鼎号”登陆艇载运，共计320箱，1948年12月22日由下关开出，27日安抵基隆；第二批是租用“海沪号”轮船载运，有1680箱，于1949年1月6日离开南京，9日抵台；第三批由海军部“昆仑舰”运输，由于舱位有限及军舰停留时间短等原因，已装箱的1700箱文物仅运走972箱，从1月30日离开下关，至2月22日抵基隆。

　　文物南迁，直接导致了“一宫两院”隔海相望，即形成了一个故宫、两个博物院的局面。这些文物现都存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包括晋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唐代怀素的《自叙帖》、五代赵干的《江行初雪图》等。铜器有宗周钟、毛公鼎、散氏盘等重器5600多件，还有《四库全书》等珍本古籍。这批文物的“离家出走”，使得一些成对成双的文物“骨肉分离”，如郎世宁的《十骏图》，两个故宫博物院各藏5轴；仅存的一对西周早期有铭文的青铜乐器，一件阳文的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阴文的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徽宗制作的大晟编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6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2枚等。甚至如唐代怀素的《自叙帖》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精美的原包装盒则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一时珠椟相分，令人感慨。 （文章选自《百科知识》杂志，作者：韩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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