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的妻子是谁?:找到自己　到天主

找到自己 找到天主

——詹姆士·马丁（JamesMartin.SJ）/著 姜川/译

跟随牟敦及其他圣贤活出真我

Becoming Who You Are

Insights on the True Self from ThomasMerton and Other Saints

By James Martin,SJ

Translated by Joseph Jiang,SJ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iddenSpring, animprint of Paulist Press

997 MacArthur Boulevard Mahwah,New Jersey 07430

Copyright©2006 by James Martin,SJ

Chinese Copyright©2008 by Kuangchi CulturalGroup ,Taipei,Taiwai

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前  言    ……………………………………………………………………005

第一章    牟敦的短暂人生…………………………………………………………………009

第二章    一个（共同的）灵魂的故事……………………………………………………019

第三章    真我和虚假的自我………………………………………………………………033

第四章    那么，我到底是谁？……………………………………………………………047

第五章    书写真我…………………………………………………………………………065

第六章    最真实的我………………………………………………………………………087

第七章    所有的圣人………………………………………………………………………103

将此书奉献给耶稣会士

达味·杜诺瓦（DavidDonova,SJ）

1940—2005

一位睿智的灵修导师，忠信的司铎，慷慨的朋友，

他帮助我成为今日的我。

前言

对我而言，

做一位圣人即意味着做我自己。

多默·牟敦隐修士（Thomas Merton）在其著作《默观的新种子》（New Seeds ofcontemplation） 写到：对我而言，做一位圣人即意味着做我自己。因此，有关于圣化和救恩的问题其实是找到我是谁和发现我的真我的问题。

在当代灵修领域中少有比这几句话更具力量的。一个人甚至可以用终生的时间来思考这一洞察并将此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中。

当然，哲学家、圣人到大公会议，这样的理念已常常在不同时空以各种方式被论及。但牟敦讨论到成为自己“真我”的意义以及试着成为“虚假自我”的诱惑（稍后详谈）的描述对我更有影响。这也许是因为牟敦在我的生命中产生巨大影响的缘故（稍后详谈）。

***********

这本小书是以牟敦对真我的想法为基础的默想。它肇始于2005年我在纽约市基督圣体堂（Corpus Christi Church）的一个演讲。每一年，该堂区通常会举办一声午后演讲来纪念多默·牟敦和另一位著名的荷兰灵修作家亨利·卢云（Henri Nouwen）的人生，卢云的灵修作品，一如牟敦，也影响了许许多多人的生活。

这个年度演讲通常安排在每年的一月末，以纪念他们两位相近的生日：牟敦生於1915年1月31日，卢云生於1932年1月24日。该演讲也得到了纽约天主教总主教区和卢去中心（Henri Nouwen Centre）——一个专门以向公众介绍卢云的生活与作品为目的的国际机构——的赞助。

基督圣体堂在牟敦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点也许鲜为人知。因此作一个简短的补白似有必要。

第一章

牟敦的短暂人生

**

他整个的生命是一个对自由的探寻——

一个对天主创造的奇妙世界、对天主、对真实

开放的自由

多默·牟敦於1915年生於法国普拉德（Prades）小镇。他的母亲卢特（Ruth）是一位美籍艺术家和舞蹈家。他的父亲欧文（Owen）是纽西兰人，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我的父亲车得像塞尚（Cézanne）一样”牟敦自豪地写到。1918年，他们全家迁移到离卢特父母比较近的纽约，家中的第二个儿子若望·保禄（JohnPaul）诞生了。

当牟敦大约六岁时，他的母亲在与胃癌的搏斗中去世。就在这件事后，他父亲不停地旅行和绘画，而牟敦和他弟弟则被留置在纽约的祖父母家。一年后，欧文回来了，并将长子接到身边同住，他们先在百慕达（Bermuda）居住，然后在法国。在这段时间里，牟敦常常被送到他父亲的朋友、同事和亲戚家辗转寄宿。

其中一个牟敦寄宿的家庭是普里瓦茨（Privats），这是一家特别纯朴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他们对年幼的牟敦影响深远（牟敦的父亲不是一个特别虔诚的人）。在其自传《七重山》（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众多动情感人的描述中，牟敦感怀普里瓦茨家庭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后半生。他写到：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将再度遇见他们并能感谢他们，能有这样的确信是很好的。

牟敦首先在法国的一所地方公立中学接受教育，然后在一所称为奥康（Oakham）的英国寄宿学校就读，之后前往剑桥大学的克雷尔学院（ClareCollege）继续深造。当他十六岁时（其时他仍然在奥康学习），他的父亲因癌症去世。也许因为双亲早亡的缘故，他的生活常常像落叶浮萍一样漂泊不定，从这一地流浪到那一地，他的童年时代充满忧伤和不幸。虽然他以优异的成绩和丰富的阅历进入剑桥，便实质上却是一个相当孤寂的年轻人。

当他仍然在剑桥读书的时候，牟敦成了一个孩子的父亲。这是一个很模糊的事件，在一些景仰牟敦的传记里并未提及，但至少有一道消息来源认为，这一事件后来被他修会的长上们从他的自传中删除了。根据其他一些传记作家的记载，这位女人和小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军队空袭英国时被杀害。后来对他们的描述则纯属乌有。

在欧文去世不久，牟敦的代父和监护人，汤姆·班奈特（Tom Bennett）医师建议他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业。牟敦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因为他在奥康和剑桥都没有找到真正喜欢的课业。而且因为总成绩没有通过，以及喝酒等原因，他也失去了剑桥的奖学金。

牟敦於1935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学习。在这里，他认识了不少青年人，他们与牟敦一直保持良好的友谊。他为校园幽默杂志《小丑》（The Jester）写作和绘些插图，依然喝不少酒，最后终于拿到大学文凭。他也开始逐渐地对宗教产生兴趣。作为一个散漫的基督徒，牟敦发现自己藉由不同的渠道受到天主教教义的吸引：藉由他的才智、艺术、他的情感生活、他所认识的一些天主教教徒的芳表。有一天，当他在自己的房间阅读耶稣会诗人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作品时，牟敦决定要受洗成为一名天主教徒。“你还在等待什么？”好像有种内在的声音在对他说话。

1938年11月，在朋友们的一片惊异中（他们以为牟敦更像是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牟敦在基督圣体堂接受了洗礼。那个白色的大理石圣洗池今天仍然矗立在那儿，靠近教堂的入口处。

******

当他皈依天主教之后，牟敦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在哥伦比亚完成了硕士学位，并且几乎立即开始考虑成为一名神父。心怀皈依者的热诚，牟敦开始接触方济会并试图加入该会，但遭到拒绝，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曾有过孩子的缘故（其他一些消息来源说，牟敦被方济会认为是一个独居而缺乏团队意识的人，而这一点是进入修会生活的一个障碍）。牟敦感到一种极大的失落，他只好接受纽约圣文德（St.Bonaventure）大学的教职。这是一所隶属於方济会的学校，尽管牟敦仍只是一位平信徒，但他在这里开始度起一种近乎隐修的生活。居住在学校里一个小小的房间，牟敦经常祈祷，戒了抽烟的习惯，并且发现他的灵魂慢慢地“与自我和谐”。

在这期间，哥伦比亚的一个教员建议牟敦到位于肯塔基州（Kentucky）马尔德斯城（Bardstown）熙笃会的革责玛尼圣母隐修院去做避静。1941年秋天的革责玛尼之行深深地震撼了牟敦。“这是美国所有活力的中心”他写到：是这国家团结和凝聚的因素。几个月后，牟敦进入了熙笃隐修会（Trappists）,在服从、恒常、端庄、贫穷、贞洁圣愿下生活，并在该团体度过自己的余生。牟敦深知自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期待在肯塔基州的隐修团体里默默无闻地生活。当他加入该会时，他改名成为了熙笃隐修会的路易斯·牟敦修士（Louis Merton）。但是他的长上，隐修院的院长，催促牟敦开始写他的回忆录。1948年，他的自传《七重山》问世，并立即成为最畅销的书籍。

因而，牟敦的生命又发生了转变，正如他无奈地说，他成了“有名的多默·牟敦”。

牟敦以后几年的生活详述在《约纳的标记》（The sign ofJonas），它记载了牟敦隐修生活圣召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就许多层面而言，牟敦在隐修院的生活与其他在革责玛尼隐修院的会士们的生活并没有不同之处。他完成初学的培育，在1948年被祝圣为执事，同年被祝圣为神父。1954年他被任命为读书修士或那些正在接受陶成的隐修士团体的导师（“Master” of thescholastics），次年被任命为初学导师——那是隐修院里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是他每一本新书的问世，都令牟敦的声望大增，他开始接触到如雪片般飞来的信件和访客。这段期间，在牟敦的信件和日记里常常流露的主题是他在革责玛尼隐修院生活中的张力。他质疑自己的隐修圣召一如他渴望全心接受它。他渴望独处一如他珍惜自己的贞洁。他与修会长上奋战一如他希望自己能完全遵行服从圣愿。在一切之上，他期盼拥有名望和影响力，一如他视谦逊为健康修道生活的基础。

在所有这些事情中，牟敦寻求更大的心灵自由。正如巴西尔·彭明敦（M.BasilPennington）(他本人也是一位隐修士和院长)在他的书籍《多默·牟敦：隐士弟兄》（Thomas Merton:BrotherMonk）里说道：“他整个的生命是对自由的探寻——一个对天主创造的奇妙世界、对天主、对真实开放的自由”。

因此，牟敦走在灰飞烟灭他所谓的“真我”的道路上。

牟敦在革责玛尼圣母隐修院度过接下来的二十七年隐士生活。在那些年中，他确实写了许多不同类型和题材的文章和书籍：默观生活、早期基督徒神学、禅宗、非暴力、诗歌、冷战以及教会生活。他与世界各地的作家和思想家们保持密切繁忙的书信来往，并成为冷战和越战期间许多人的明证。

1965年，牟敦在隐修院的地下室成为严格的隐士。他小小的隐居之所，一个由普通的空心砖砌成带有火炉但没有浴室的斗室，似曾带给他巨大的平安——也带给他与自己相处的争战中激烈的冲突（隐修院的大团体生活方式曾经常常抑制他的一些自然本能和冲动）。他现在拥有许多时间祈祷，可以随意写作，可以花多些时间和其他的隐士在一起，而且也能更有弹性地接见来访的客人。

一些早期的传记略过了在他这段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1966年他在一次医院体检时爱上了一名护士（牟敦的健康问题一直是他很大的挑战）。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牟敦再度回到自己对隐修圣愿的承诺。

在他生命的最后，牟敦，一个宣发了恒常（stability即终生在隐修院里）圣愿的隐修士，感觉到想去旅行的渴望，但是他的长上常常拒绝他的请求。1968年，新任的长上允准他去远东。自从他的大学时代起，他便对远东的宗教和灵修有极大的兴趣，并且在革责玛尼隐修院里特别研习了禅宗。牟敦的旅行带他到了加州（California）、阿拉斯加（Alaska）、印度（India）、锡兰（Ceylon,今天的斯里兰卡），在锡兰时，他站在佛像面前，感受到一种莫可言状的深度祈祷和神秘的经验。

在泰国首都曼谷的一个宗教交谈的会议中，牟敦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随后就离开了会场。他吃了午餐洗了个澡，从他的房间传出一声尖叫，他被发现躺在地板上，手里抓着一个电风扇。牟敦大概刚从浴室走出来，因为地板有些滑，他试图抓住风扇平衡以免摔倒，但不幸受到电流冲击，即刻去世。时年五十三岁。牟敦的遗体由美国军机运回隐修院，带着某种奇异的嘲讽，那架飞机上也载着越战身亡的美军遗骸。

牟敦在革责玛尼的坟墓，一如其他隐修士的坟墓一样，很普通平凡，仅有一个白色的十字架。墓碑上刻着：“路易斯·牟敦神父，1968年12月10日去世。”他与其他的隐修士弟兄安静地躺在隐修院教学附近的绿草下。

第二章

一个（共同的）灵魂的故事

为什么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

去做那些相反我们受造目的的事情，

而不停下来想一想呢？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应该说明某些实际的情况。无论人们对於耶稣会士的传统看法如何，我并非任何方面的学者或专家。正如圣保禄宗徒会说的，“绝不！”我并没有像我其他的耶稣会士弟兄们那样拥有多种博士学位或名衔。我甚至连一个也没有。我没有在任何学术刊物是发表过文章。我也没有教授资格，也没有任何学院、大学或中学任教。

因此，我不可能建基於多年的学术研究而对牟敦或真我提出一个复杂的神学假定。事实上，我也不会提出任何学术性的定论。此外，不少专家这些年来对牟敦的作品作了许多的研究并出版了许多书籍。平心而论，有关牟敦的著作数量远远超过牟敦本人的作品。当你对照牟敦所写的惊人的作品时，你会觉得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无论如何，我不是一个学者，因此我远远不能达到那些伟大的学者研究牟敦的成就。我所要做的仅仅是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阅读牟敦的理解，以及他所写的真我，对我自己的灵修生命的启迪。

牟敦常常提到，当谈及灵修时，经验是最好的起点。我与牟敦同行的经验丰富地教导我何谓成圣以及何谓成为自己 。简言之，牟敦告诉我们成为一位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把这些放在心中，从经验开始。

你可以说我自己的耶稣会士圣召也起源於纽约的基督圣体堂：特别是在教堂后方的圣洗池，多默·牟敦1938年时曾经在此接受洗礼。尽管我曾经在纽约度过了不算太短的成年生活，但直到最近我才注意到牟敦生命中的这一段历程。

当我作为一个耶稣会会士来到纽约后，任何时候只要我经过附近，我都会特别安排走访基督圣体堂，希望能去访问牟敦重新开始新生命的地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每次我造访的时候教堂总是关着。因此，每一次访问，我以能注视者教堂雄伟的红色大门为满足，牟敦在《七重山》里曾提到这座大门。

正如牟敦在书中所言，他坐在他的宿舍里阅读耶稣会士诗人霍普金斯的作品。想像诗人皈依天主教的情景，牟敦突然被一种应该皈依天主教的念头抓住。他写道：“我得步行九条街，然后在一百二十一街角转弯，教堂和神父居住的地方就在前面。我站在门前，按了门铃后开始等待。”

看到教堂内部开始让人变得有些让人分神，因为我曾经访问过其他牟敦年轻时在纽约居住的地方。比如，我多次访问牟敦在念硕士学位时居住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柏利街（Perrry Street）的住所，它看起来非常相似於牟敦1930年代所作的一幅水墨画。但是差不多在两年前，我所在的团体里一位弟兄的母亲去世，殡葬仪式就安排在基督圣体堂。我冒着一月凛冽的寒风早早到达了教堂，本堂神父迎接了我。当我告诉他我对牟敦的兴趣时，他指着教堂后侧说：“你知道吗？他就是在那儿接受洗礼的。”

轻轻地抚摸着那个冰凉的大理石洗池的边缘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震撼，也是一个特别欣慰的时刻。因为是牟敦的作品，特别是《七重山》和《没有人是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 ），将我带领到今天的我，并且帮助我做我自己。

我并没有成长在一个特别虔敬的宗教家庭。我们当然是天主教家庭——更确切地说，是费城（Philadelphia）的天主教——但是并不是一个对每日弥撒、饭前祈祷、晚祷、玫瑰经等特别热衷的家庭。实际上，我的父亲通常开车将我和我的妹妹送到我们的堂区参加主日弥撒，等我们下车后，他则留在车上阅读星期日的报纸。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好笑，但那时却完全不同。“我已经在有生之年参加足够的弥撒了，”他有次开玩笑说，“当你是成人时，你也可以不去参加弥撒。”不过，你不要认为我是在宣讲儿童抱怨的祷文，我的父母其实非常慈祥善良，但他们并不是特别虔诚的人。

直到我十一岁开始接受坚振礼时，我才尽职地参加为天主教儿童和青少年办的主日学。但不久以后，我就没有参加了，因为我得到了我需要的，初领圣体和坚振礼。

在那段时间，我也收到了我的第一串玫瑰念珠，我将它挂在床柱，当我晚上无法放眠时，我会用玫瑰念珠祈祷。有时候，我会忘记在早晨时把念珠放回床柱，因此念珠会滑下床单而掉在地上。为此我的母亲常责怪我，因为总是她从地上为我捡起来的。有一天，她不小心用吸尘器压过我的念珠。当她拿出来时，念珠掉了三颗珠子。当我从学校回来时，我仔细看了床柱上的念珠并说：“快来看！我的念珠怎么啦！”也许母亲希望使我感觉好些，她说：“没有关系，看看好的一面。现在不会让你花太长的时间念玫瑰经了。”

不久之后，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圣犹达（St.Jude）无助者之佑的雕像的广告。我无法想像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杂志，因为我的父母没有把天主教的出版物放在家里的习惯。但很明显地，那张塑像的相片足以说服我寄出三块半美金购买它。我无法想像是什么东西引领我将孩童的渴望专注在圣犹达身上，并且把三个星期的零用钱花在一个塑胶雕像而非漫画书上。我现在回想，当时唯一让我有点分心的是我在希尔斯（Sears）商店目录上看到的一个绿色的学生帐篷，但这一愿望也被圣犹达的雕像超越代替了。

几周后，我收到一个褐色的邮包。里面有一个九英寸高的灰棕色的塑像，还有一本向这位无助者主保祈祷的小册子。这尊灰棕色圣犹达雕像——一手里握着牧杖，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印有人脸的盘子（我猜想那是耶稣的脸，但是无法看清楚），被放在我房间最特殊的位置——衣柜上面。

在那个年龄，我向天主祈祷的习惯只是断断续续的，主要是为祈求我所需要的事情。比如：帮助我在考试时获得高分，让我在今年的团队活动中做得更好，让我更受欢迎。以及诸如此类的内容。

我常常想像天主是一个问题的解决者，如果我努力地祈祷，正确地祈祷，他就会让我的愿望得到实现。我常常想，天主是全能的，但又是遥不可及的。如果这个大能的问题解决者不能解决每一样问题，天主好像愈来愈常未如我所愿地那样解决许多问题，我就转向犹达。我猜想如果这是超出天主能力范围的事情，那肯定就是一个无助的个案，那么向无助者之佑的圣犹达祈祷也就理所当然。

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我的信仰生活只是偶尔进进教堂，念玫瑰经，祈求天主和圣犹达的帮助。圣犹达静静地站在我的衣柜上达十年之久，直到我的中学时代。我中学的朋友们，来我们家玩的时候，常常会在我的房间四处搜寻，我会觉得很困窘和害怕，担心当他们看到一个奇怪的塑像在我的衣柜上时会说什么。因此，我把圣犹达的塑像塞在我的袜柜里，只在特殊的时刻才把他拿出来。

你也许会说，我的信仰在随后身披也被丢弃到袜柜里去了。在中学时代，我一个月才参加几次弥撒，但这仅有的一点宗教虔敬和热诚也逐渐消失了。当我的信仰变得更加狭隘薄弱时，圣犹达对我的吸引力，玫瑰经，感恩祭，祈祷等看起来很孩子气：可笑，迷信，无力的困窘。

因此，当我十十七岁加入耶稣会时，我对信仰与信德的认识和理解依然停留在十一岁的程度上。这也是今天许多美国天主教徒的共同点：虽然接受了洗礼，但并没有完整地接受教义培育。当你的初学导师告诉你准备弥撒的圣爵布和圣体布，而你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实在是一件令人尴尬困窘的状态。

但是我超越了自我。当我就读於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大学时，开始有规律地参加弥撒——一月一次或两次。我也开始经常地向天主祈祷，祈求他的帮助：比如获得好的成绩，找到好的工作等等。我与天主的关系仍然以我个人的需要为主。

你也许可以说我仍然并不很虔敬或具有宗教意识，也没有作出深度的反思。我当时决定选修大家都 在选修的很流行的科目，我想那会帮助我获得很好的工作。所以我在宾夕法尼亚的华尔顿（Wharton）商学院注册，主攻财务，而且也念得相当不错。很遗憾的是，周围都没有人问我，“你喜欢你现在所做的吗？”或者“你想做什么样的工作？”

或者，更根本一点：“你想做什么样的人？”

倘若当时有人问我有关发现真我的问题，我肯定会捧腹大笑。

毕业后我按照自己的理想在纽约市的通用电气（GeneralElectric）找到了工作。我的职务是国际财务和会计，工作没有什么新意，不外乎就是做一些帐目的统计，以及一些没有人愿意阅读的财务报告。这是一个很沉闷繁琐的工作，差不多刚开始这种工作时，我就渴望逃掉。在这些日子里，我的信德完全没有生气和活力，几乎在我身上看不到信德的记号。当我需要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仍然向这位大能的问题解决者（天主）祈祷，希望得到：工作提升、拥有更好的公寓、更通情达理的老板。

为了达成我的祈祷愿望，我参加了由道明会神父管理的圣文生费勒（SaintVincent Ferrer）堂的弥撒，这里离我曼哈顿的公寓很近。日后当我在初学院遇见一位耶稣会神父，我告诉他圣文增爵时，我们之间的对话更加见证了我对信仰的一无所知。他说：“噢，你一定认识那里的道明会士（Dominicans）。”我却以为他说的是多明尼共和国的人，便回答道：“哦，当我在教堂里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白人。”

我在纽约的通用电气工作了几年，之后被调到位於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的斯坦福（Stamford）。最后，在这家美国公司六年之后，我必须承认我是多么的可怜：超时工作，压力、孤独、没有自由。我的生命没有可以辨别的目的和意义。我记得我是这要想的：工作即是为了赚钱，赚钱即是为了工作。但这种逻辑令人压抑。虽然我的许多朋友们依然地在商界驰骋，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想离开。但唯一的问题是我无法找到出去的方法。

一天晚上，我回家后打开电视。地方台PBS正在播放天主教神父牟敦的记录片。虽然我从未听说过他，但记录片画面上呈现的许多脸孔足以说明牟敦的影响力。几分钟后，我发现牟敦是一个聪明，有趣，虔诚，很有个性的人。但是，记录片的另外一些东西吸引了我。那就是牟敦面部的神情：他的脸部焕发出一种安详，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他的脸好像在说：“看，我是快乐的。”记录片的内容催迫我去见购买并阅读了他的自传《七重山》。没有任何书像这本书那样吸引我。

牟敦的自传引领读者重回他生命的旅程 ，他在法国出生，悲伤孤独的童年生活，在法国奥康公立学校接受教育，以及后来在剑桥、哥伦比亚的求学生涯，他的皈依以及最后加入隐修会的历程。这实在是一本关于一个年轻热诚的皈依者书籍。牟敦确信天主教教义是唯一真正的信德，并深信自己作出了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深信他是在跟随天主的旨意和召叫。尽管该书有众多的确信，但几乎没有任何书籍能像此书一样打动我。这是一个与我有相似经历的同龄人：骄傲、失望、混淆、怀疑、悲伤、孤独。更重要的是：这似乎是一个已经找到了自己真正是谁的答案的人。

当我阅读他的故事时，牟敦的心路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我的心路历程。当我阅读到他在书中描述他进入基督圣体堂大门开始成为天主教徒的旅程时，我自己感到特别惊喜和激动。当牟敦接受洗礼，我心里想，“终于完成了”。几页之后，他写到当他找到革责玛尼隐修院的时候，我心里又在想，“终于完成了。”但是此时的“终于完成”似乎也适用於我。换句话说，我开始明白他所走过的历程正是我应该去做的。

从那里起，我阅读了我能接触到的所有牟敦的著作，以及那些即使看起来与度灵修生活没有太多相关的书籍。我阅读了鲁益师（C.S.Leswis）的早期回忆录《喜乐的惊奇》（Surpsised by Joy）;法国作家乔治·柏纳洛斯（GeorgesBernanos）的《一个乡村神父的日记》（TheDiary of a Country Priest）;杜思妥耶夫斯基（FyodorDostoyevsky）的《卡拉玛助夫弟兄们》（The Brothers Karamazov）。我甚至还阅读了福音。

这当然是修会圣召的开始。套一句现代灵修的术语，天主藉着我内心最深的渴望在我内工作。这也是一个成为真我的漫长旅程的开始。

但是那时我并没有那么认为。有时候，从最好的方面来说，它看起来像一个美梦，面从最坏的角度来看，这简直就是精神错乱。另外一个大问题是：我并没有想要去寻找一种像牟敦那样的生活。这完全与我的成长背景和教育背道而驰。我因此完全了。对照於牟敦在《约纳的标记》中所描述的，我所有接受的培育导向一个方向，我所有的理念却导向另外一个方向。

之后，我看了牟敦的另一本书《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是一本有关默想系列的书籍。这本书我困惑。它看来没有任何结构和主题内容。这只是牟敦对失望、希望和自己的自言自语。章节的标题也具有神秘的特色，比如“十字架的圣言”和“风吹向自己愿意的地方”但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在忙碌工作了一天的某个晚上，我随手翻开书，便立即被标题为<存在与行动>（Being and Doing）的文章所吸引：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偏偏努力耗尽所有的生命去成为我们从来不想成为的？为什么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去做那些相反我们受造目的的事情，而不停下来想一想呢？

我对自己说：“哦，那正是我！”

我经常回到这段话，它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这旨一个真正令人“惊喜”的时刻。牟敦给了我的感觉一种讯息：我不是为我现在的生活而造的，我那里是在“努力成为我们从来不想成为的。”

这几句话让我严肃地去考虑改变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这些话令我对灵修怀有更大的兴趣，它们逐渐引领我去考虑司铎乃至修会圣召，最后，它们引领我加入了耶稣会。

这是一个很漫长苦涩的进程，其间充满怀疑、混淆、困窘甚至死谷，但在最后，耶稣会士的生活方式远远超过与他人相同的生活方式对我的吸引力，也更令我满意和快乐。我告诉自己说，我也许会试试。因此，在大学毕业六年和牟敦神交两年后，我进入了耶稣会初学院。这实在是多从未作过的最佳选择，更令人惊奇的是，天主好像在为我作出决定。我一点也没有去寻找问题的答案。问题的解决者已经在工作和解决我朦胧了解的问题。

第三章

真我和虚假的自我

除非我们了解自己，

否则我们不能做自己。

在我进入耶稣会初学院后，牟敦仍然是我的一大帮助。他有关真我，在天主前的自我，以及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的简单观念是我灵修生命中一个关键性的洞察。那几句“努力成为我们从来不想成为的”仍然是我每日默想主题的一个部分。

总的来说 ，了解自我和最终接纳自我的要求是我在耶稣会初学生活的一段重要旅程。很有趣的是，我从《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中所引用的那段话的下面一句就是：“除非我们了解自己，否则我们不能做自己”。因此我开始认识和了解自己，事实上，我从每一次阅读《七重山》的时候就急切地开始这一旅程，但是，我在过去未这么想。如果你那时问我，我可能会告诉你，我只是想尽可能从过去的生活中“逃跑”出来。

也许，描述在逐渐走上真我和离开虚假的自我时发生了什么，能更为明确。在认识真我之前，人必须要面对自己曾经苦心经营和建造的虚假自我。

在他的《默观的新种子》一书中，牟敦写道：“我们每个人都被一个虚幻的自我所遮盖：即虚假的自我。”藉由他特别的洞察，牟敦指出虚假的自我是我们乐意展现给世界的一面，以及我们希望整个世界以我们为中心围绕我们旋转：

因而，对欢愉的渴望以及对经验、权力、尊荣、知识、爱的饥渴耗尽我的生命，并将虚假的自我包装起来，企图将空虚的一切建造成某种客观真实的东西。我让经验围绕起自我，以欲望和光荣像绷带一样捆绕自己，为了让自己能被自我和世界接纳，好像我是个不可见的肢体，只有当一些可见的东西覆盖其表面时，我才能被看见。

所谓被虚假自我的绷带所“包装”，就好像是一个如木乃伊般被包裹起来的不可见的人，在我内心引起了很深的迥异。一直以来我向别人呈现的自己——一个一心想往公司上层爬、一个聪敏内行、知道如何预订上等酒、参加热闹的晚会、到最流行的俱乐部、永不怀疑我在世界上的位置、一个一直很酷的人——但这个人却不是真实的我。这个人只是我戴的一副面具。

而且我知道。我从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其时我尚在大学四年级，我穿戴整齐兴高采烈地穿过校园去参加一个征才活动。一方面来说，我充满自信、肯定、确信，即将要从华尔顿商学院毕业之前，我有一长串与世上最大公司的面谈预约。也许几个月之后，我将会赚很多的钱，也可能拥有自己的办公室，拥有稳定的生活。在我的胳膊上，搭着一件我专为面试季节新买的昂贵卡其雨衣。

在路上，我遇到一位好朋友。她看着我说道：“你看起来好像拿着一个道具。”我感觉到我被揭除了面具。

当然，差不多所有的大学生在那种场合都会感到不自在：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当他们去工作面谈时都像是在演戏。但是我的朋友的话刺入更深：我感到那些包裹着我的绷带突然间完全滑落掉在地上。我的内心清楚知道我想抓住的，却不是我此生受造所应成为的样子。

现在，我应该清楚说明，商业为许多人而言无异是一个很好的圣召——事实上我的许多朋友们都在商界驰骋。我并非说商业范畴不好，我要说的是，对我而言，这种生活实在与我的初衷背道而驰。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就是如此地被创造成为这样的人、这一位另外的自我，我一直认为会记所有的人满意：我的家人、朋友、教授们。这个虚假的自我从我真正的愿望衍生出来，肯定我和所有的美国人过一样的生活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个虚假的自我肯定了每一件事情。

我喜欢方济会神父理查·诺尔（Richard Rohr）在他的书《亚当的归来》（Adam’s Return）所说的：“我们的虚假自我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是谁，它是我们心理的自我形像和社会认同，大多数的人们就为此生活并乐此不疲地奔波。”

让这种虚假的自我保持活力需要付出很多。对我而言，这几乎是一种完全投入的努力。这迫使我努力去让另人相信我真正是他们心目中认为的那样：“当然，我迫不及待地要去开始我的工作。”它要求我确信人们看到我生活的每个层面都是肯定的，特别是我的专业范畴。“当然，我喜欢阅读华尔街日报！”它让我隐藏我真正的愿望、感受和我生活里真正的圣召：“当然，我喜爱我的工作！”

用这些绷带“伪装”自己，在牟敦看来，如果你没有警觉，这些绷带有时候也许会滑落在地上，并将你赤裸裸里呈现在他人面前。在通用电气工作了几年后，我常常不断重复在我办公桌上的小纸条写着：“我讨厌我的生活。”那实在是一段很悲哀和暗淡的岁月。但是只有藉着这样的方式我才可以抒发我自己的情绪和心境。

有一天晚上我的一个朋友坐在我的办公桌前看见了这些话，那时大概在晚上十点左右，我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聊天，大笑，互相扔小纸球。让劳累的一天得到舒缓。他低头注视我的桌子。瞬间，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一种怜悯的神情滑过他的脸，他轻声问我，“你真的讨厌你的生活？”

坐在我朋友的对面，那是一种特别奇怪的感受。我虚假的自我完全赤裸裸地呈现，我的绷带完全脱落，展现我真正的感受。我期待诚实地面对他。而目前只有两个选择：诚实地向我的朋友分享我的内心感受，或者向朋友继续撒谎隐藏。我选择了后者。“什么？”我说。

他指着我写在桌上的字。看着他的肩膀，我假装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字一样地念着。“哦，”我说，一面小心翼翼地重新调整虚假的自我的绷带，“你知道吗？我刚度过很坏的一天。”虚假的自我再度肯定了自己。这些绷带一直陪伴了我许多年。

牟敦自己生命的历程清楚地呈现他自己逐步从虚假自我中超越的历程。这一点在他逐渐接受和明白他的隐修士圣召就是一个明证。

牟敦的早期日志和信件都充满一个确信，那就是他在不断寻找一个归属的地方，但却没有找到。直到进隐修院，当他终于找到他长久寻找的家，这些感觉都不曾消失。但即使是这样，他在隐修院的岁月里，即使当他成为一名隐修士时，当他越来越走近天主愿意他成为什么样的人，牟敦继续默想他愿意成为那一种隐修士。当他进入隐修会时，他的灵修旅程远远没有完成，在很多层面来看，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和起点。

但这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旅程。事实上，牟敦称这个旅程为“在发现天主中发现自我”。最终而言，他说道：“如果我找到天主，我将找到我自己，如果我找到真我，我便找到天主。”换言之，天主切愿我们成为我们原本受造目的：成为简单纯朴的自我，爱慕天主的同时也让我们被天主所爱。这是一个双向的旅程：找到天主也意味着让我们被天主发现。找到真实的自我意味着允许天主发现并向我们揭露真实的自己。

这些片段的灵修摘录听起来也许很抽象和太过虔敬，或许有些空虚和做作。但在实践层面上具有何种意义？人们如何将这种洞察应用到行动中？

简洁而言，我们需要力图将那些在我们内阻碍我们归向天主的障碍驱除：如：自私、骄傲、恐惧等等。同时，我们需要尽可能将那些在我们内帮助我们走向天主的美善的部分保持和加深。在这一进程中，我们会逐渐发现自己变得更有爱德和慷慨的精神。我们也信任这些美好的成就这些善行的渴望都是来自于天主。愿意揭示真我，愿意不断靠近天主，是天主植根在我们内的渴望。

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自己圣善的印记也逐渐被呈现。我们的人格并未被消除，它们反而变得更加完整丰富，更加真实，更加圣善。在拉内的文集《卡尔·拉内：灵修作品集》（Karl Rahner Spiritual Writings）里，这位伟大博学的天主教神学泰斗写到，“基督宗教有关人与天主关系的概念并不是说一个人在更加临近天主的同时，他就不断地在失去自我。”

因着对真实自我的寻求，人因此开始欣赏和接纳自己的个性和生命，这个性和生命是天主召叫我们成为真我的根本途径。每个人在不同的层面受到召叫去圣化自己——通常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一个年轻母亲的圣化之途与一位老年神父的圣化方法迥然不同。此外，一位只喜欢与朋友们一起喝着啤酒为棒球队喝彩的外向年轻人，与一位喜欢待在家里坐在休闲椅上细细品着甘菊茶看书的内向中年妇女的圣化之途也完全不同。当真实的自我更加展示时，一个人圣善印记则会更加清楚。

当我们不断迈向真我，我们应该成为的自我，天主创化我们的目的时，我们生命中美好的部分就会自然地显示，我们充满罪恶的部分就会自然地减少乃至消失。因为在迈向真正自由的进程中有许多其他的障碍。正如理查·诺尔写到：“当你学习去生活出你的真我时，你将永远不会为这种比手画脚的游戏而满意：它太愚笨和肤浅了”。

顺便提一句，这也许预定了有关真我定义的一个重要批判。在最近，当我与另外一位耶稣会士谈论此书时，他问到：“哦，那当然不错，但是如果你的真我是一个可怕的说谎者、胆小、小气的人，那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

我的回答是这不是天主所创造的人。换言之，去找到他真实的自我，可怕的说谎者，胆小的人应该从他所有有罪的层面下揭示出他的真我——天主创造的美好的我。我认为一个人以自私态度生活的时间越长，他也会花费更久的时间来提示他的真我。

就以牟敦的生活而言，他变成一个更加豁达和慷慨的人，同样，他对他人的不相容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淡忘了。 这是他寻求做自己和更加走近天主的自然结果。这在他的作品中很明显地流露。

比如，在他的俗世日记 ，这是他1930年到1940年代在加入隐修会之前的日记汇集，读者会看到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充满热情，热衷于文学、艺术、政治、人，有时候也会涉及宗教。读者也看到一个有时也令人有点难以忍受的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形象（牟敦允准自己一些最沾沾自喜的片段在他的作品里，是他谦逊的一个见证）。

举个例子，一个相关的记载描述了他1939年访问纽约世界博览会的情景。在他的日记里，他描述了自己观察人们在博览会场参观一些著名艺术品时的反应。那是毫不留情的描写，在牟敦的眼中，那些同在的人们好像不懂世事的人。牟敦嘲弄那些参观者不能正确地拼读十六世纪比利时画家彼得·布鲁盖尔（Peter Bruegel）的名字。

 许许多多的人只是读者“布鲁—古尔”（Broogul）便大摇大摆地走开……这些人的反应像是一般人一样，完全不懂得艺术是供人欣赏的，反而认为这些东西应该背下来好令中产阶级对他们刮目相看：因此，他们努力去记住画家的名字。

也许群众中也有一些受到画作感动的人，而年轻的牟敦完全没有发现。他希望给予他们质疑的价值，这理想也无法实现。

几年后，牟敦在《七重山》里更显示了他的血气方刚和偶尔的保卫态度，特别是在谈及其他宗教的时候。虽然人们可以在贵格派（The Quakers）找到一些“真诚的慈善”，牟敦对这个称为“公谊会”（Societyof Friends）团体的感想以几句表示不屑的话总结：“但是当我讲到威廉·彭（William Penn）的作品，发现他们如“孟托麦利·瓦尔德”（Montgomery Ward）公司商品目录一样的超性，我对贵格派就失去了兴趣。”很讽刺的是，在牟敦后期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东方灵修，此时也同样遭到排斥。在一段他力图对自我催眠的讨论后，他写到：“最终而言，我猜想所有东方神秘主义都能化约为类似的技术，但基方式更微妙，更先进：但如果这个假定是防患未然，那就不是神秘主义。”那样的灵修传统太多了！但是牟敦依然对比怀有善意：“这本身并不是什么邪门歪道……”牟敦是多么慷慨！

然而，与他早期的作品不同的是，在《七重山》里埋藏的是牟敦意识到自己的傲慢并非出于爱。他开始意识到许多他对人们的反应衍生于自己的缺乏。在他批判位于长岛都格拉斯顿（Douglaston Long Island）祖父母家附近熙雍教会（ZionChurch）礼拜后，他意识到是自己的骄傲“增强了自己的尖锐并使其变得更为复杂。”

牟敦晚期的生活与这些表达截然不同！在隐修院几年后，他开始以温和的态度面对其他人、其他观点，乃至“世界”，这个曾经在他生命中认为是一切坏事的代表。牟敦的真我，被骄傲和自己的伤痕所遮盖的可爱的人，开始慢慢地显露出来，因而即使是那些他不认识的人，他也能用他们与天主的关系的眼光来看待。他与天主相处的时间愈长，他就变得愈加慷慨大方。他的真我是一个慷慨的自我。

对照他1939年与那些博物馆参观者在一起的经验与他1958年在路易斯韦利（Louisville）著名的洞见。他写在《一个有罪的旁观者的臆测》（Conjectures of a Guilty Bystander）这本书里。牟敦刚刚进城去看一位医生，站在一个忙碌的十字路口，他发现：

在路易斯韦利，在核桃街和第四街转角，在商业区的中心，我突然深深地被一种意识所震撼：我爱着这里所有的人，他们是我的，我也是他们的，我们不再是彼此的陌生人，虽然我们互不相识。我好像从在一个克己与被认定为神圣的特殊世界里做着遗世独立、虚妄的弃绝自我的大梦中醒过来。

这也难怪在牟敦晚期的生命中，他说他不再认识那位写作《七重山》的人。那个多年前曾经远离世界和人群的人现在已坚定地与他们同在，并深深地爱着他们。真我现在能够保持某种距离，充满智慧甚至充满怜悯地默观虚假的自我。

第四章

那么，我到底是谁？

如果我们习於把自己复杂的生活与假想的他人的完美生活相比较，

那么，

也难怪

我们期待自己变成别人，

而非成为自己。

对我而言，加入耶稣会是迈向取下虚假自我面具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展示真我身份的一步。

但至少有两个理由让这几句话听起来似乎显得非常自傲。首先，是天主邀请我们走向这样自由的生命。在耶稣会初学院的生活延续了天主对我最初的召叫。就像任何灵修旅程，我不是旅程的推动者。其次，我开始迈向真我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我已经达到了目标。再次套用圣保禄的话，“绝不！”我依然还有许多需要不断改进和整合的地方，仍然有许多层面阻碍我成为真实的自己。用灵修作家们的术语来说，我仍然充满“不自由”、“紊乱的牵挂”、“倾向于犯罪”，过去的“罪”，因此我依然在这道路上旅行，寻找我的道路，一如其他人一样。但是如果我说加入耶稣会初学院没有帮助我更迫切严肃地思考我应该成为什么样子，我则没有真实地面对事实。

那么，我我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子？我的真我是什么？我该怎样去发现他，或它，不论它到底是什么？牟敦写到：寻求真我是另一种寻求的一部分，那另一种寻求就是让天主照你的样子认识你。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不能肯定它们是什么意思或者如何将它们付诸行动。幸运的是，这一路上有许多优秀的灵修导师陪伴着我前行。

    这一旅程绝大部分与放下有关，我需要放下想要成为另一个人的想法。没有人特别在意你，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需要与众不同。在初学阶段早期，我以为成圣就意味着改变过去的自己的某部分本质，压抑我的个性，而非以其为基础。我力图扑灭我原始本能的欲望和倾向，而非祈求天主圣化并使之完善。我是这样认为的：我知道自己绝不是一个圣人，因此，成为圣人肯定意味着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这听起来真是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我认为成为我自己意味着要成为另一个人。

比如，我会注意到我所的某位初学生是一个安静、轻言细语和内向的人。我会对自己说：“我需要成为一个安静、轻言细语和内向的人。”因此，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在竭尽所能企图成为一个安静的人，直到终于有人问我：“你没有那儿不舒服吧？”在另外一周，我可能因为遇到一个喜欢每天清晨很早起来祈祷的学生，他看起来很圣洁，我便会对自己说：“那么，我想我也应该养成清晨早起祈祷的习惯。”因而，我在早晨五点开始了我的新时代，直到这令我精疲力竭放弃为止。

我的灵修导师常常提醒我，我并不需要去仿效任何人，只要做我自己就好。但是我花一段时间才领悟他的话。

我认为自己不配作一名耶稣会士，这种感觉一直萦绕我心，此外，在我的态度上还满有一种嫉妒的情怀。在我生命的不同阶段，尤其当事情不尽人意时，我常常嫉妒、猜疑他人。在我心内，我的嫉妒是如此的：每一个人都能比我更轻易地做到那些事。因此他们很明显地能比我快乐许多！

当然，这是一个错误，而且也很危险。人往往符误以为他人过着“完美的生活”，并习于把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互相比较，却忽略了生活整体本来就有好与坏两种成分。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往往缩减了自己领受的恩宠和天赋，并放大了他人的。很讽刺的是，遇到问题和挑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却是相反的：我们放大自己的问题却缩小他人的。别人总是看起来比我们更聪明、更有吸引力、更受欢迎、更放松、更健康、更怎样怎样；因此，他们看下来好像过着令人称羡的生活。同产，我们猜度其他人在他或她的生活中没有真正的问题需要面对。或者，即使我们知道他们在面对问题，我们会说：“哦，他们的问题远没有我的问题那么严重。”

但是，没有人真正拥有那种童话般的“令人称羡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祝福与恩宠，同时也充满着挑战与挣扎。如果我们习于把自己复杂的生活与他人看似完美的生活相比较，那么，也难怪我们期待自己变成别人，而非成为自己。简短地与任何人谈论他们自身的问题和困难将会令人确信这一事实。

较长的交谈也许帮助更大。当人们来找我作灵修辅导时，我不仅仅因为这些人的生活不同在不同的层面受到天主丰富的祝福面感到惊奇，同时也为他们生活中面对的困难感到震撼。每个人历经多少挣扎才能够被爱、被接受、才能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不久以前一个我曾经非常羡慕的人来访问我。他看来拥有一切：一份很好的工作 ，娇美的妻子，两个聪敏的子女。但是刚与他谈话几分钟，事实变得非常清楚：他的生活并不容易。事实上，当他不断倾诉，我发现他的生活比我的有更多问题和困难，有一些我从来不敢预料的事情。

在那段时间，我开始花时间与纽约市的一家戏剧公司一起工作，该公司准备在百老汇（Broadway）推出斯蒂芬·阿迪尼·圭尔吉斯（Stephen Adly Guirgis）所作的关于耶稣与犹达斯关系的戏剧《犹达斯·依斯加略最后的日子》（The last days of Judas Iscariot）。这是一群拥有聪明才智和成功的人士：演员、导演、剧作家——他们中大多数人可称得上一个“令人称羡”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很富足。但与此同时，他们一如其他人一样面对同样的问题，面对同样困难的挑战、忍受悲伤、挫折，且从不认为他们的生活令人称羡、容易或完美。他们很辛苦地工作（远比我想像的还要辛苦——一个女演员整个早晨和下午都在拍一部电视剧，而晚上还要在舞台上表演）。他们一如我们所有人一样需要面对根本的灵修贫穷：对于人性的有限所知甚少。

将他人的生活和环境理想化是另一种错误的例子。（在某天，一个演员告诉我，“你很幸运，因为像自己生活的主人！”）换言之，每个人的生活都不能免於受苦。

倾向于互相比较是灵修生活中一个大而危险的陷阱。特别是今天，当我们的文化诱使我们去设想如果我们是另一个人——长得更英俊，受到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多的钱——我们就会更加快乐。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去成为他人而非我们自己。

为什么这是一个危险的诱惑呢？这里有许多原因在。首先，因为比较会带来丧气失望。受限于我们对他人生活的误解，我们毁坏自己的生活，并贬低自己的价值。因为去想像他人过着“狂欢”的生活总是比较简单，我们倔强地持续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比较的倾向最终带来绝望，因为我们自己的真实生活永远不能与想像中以为的（但是是错误的）其他的完美生活相提并论。结果是我们被带向精神的死亡。有一种很可怜的说法是：“攀比令人绝望”。

倾向于作出错误的比较是不健康的，因为它引领我们离开真我，鼓励我们去做另一个人，一个天主从来没有创造的人。这并非说我们不能羡慕优善良的人们并渴望在某些方面仿效他们。一个人也许阅读圣人们的故事后会想：我也能够更加慷慨，更加关爱，更加忍耐等等。但是，若我们想到为了成圣，我们必须变成和他们一样时，我们则是在弃绝天主原本创造的我。

一个人若要说从这样的精神监狱获得释放，不仅需要更实际地的反省他人的痛苦，在他们的痛苦中陪伴他们，同时也需要反省自己的生活中所蒙受的祝福。换言之，学习心怀感恩。

在初学院里，这意味着，提醒我自己，总的来说，天主并没有把我创造的那么坏。虽然我并未拥有我羡慕的安静特质，但我身上具有的幽默感和外向给团体生活带来了许多快乐和欢笑。虽然我没能在早晨五点就起来祈祷，但我能够看见我自己的祈祷生活也走向丰富（作为一个额外的收获，我也能睡得较久）。天主在我身上放置的才能、天赋与自己渴望需要被他人欣赏，同时也需要被我自己欣赏和认同。

我的心路旅程也受到初学同伴们有意无意的鼓励。那位我曾经羡慕的安静初学生在年底告诉我，“我希望我也能拥有像你那样外向的个性”。

对大多数人而言，自我接纳的道路异常困难。比如，那些少数族群、残疾人士，或那些有痛苦家庭背景的人，他们发现与他人相比的诱惑笼罩着他们。但是，这旅程是灵修生活重要的一环。例如，许多男女同性恋者告诉我，他们自己灵修发展的基础就是接纳他们身为同性恋者的身份；也就是，接受天主就是如此创造他们的。踏上接纳自己的旅程，更重要地，让天主以他们现在的样子来爱他们，而非是他们希望成为的样子，或社会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这是人与天主建立和谐关系重要的一步。

《圣咏》一三九说到“因我被造，惊奇神奥”，无论我们是谁，天主一样的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我想这也许是《圣咏》的作者所要表达的。

真我的定义也在一些实际层面帮助我，特别是与使命相关的领域。

例如，耶稣会初学培育生活里一个重要部分是我们需要在一个“具有使命性”的地方每周工作十五个小时。这些工作大多是在穷人居住地方，可能帮助我们了解穷人的需要，并了解从工作和与他们同在中领受恩宠，我们称这些使命服务“使徒工作”（apostolates,即使徒们所作的工作）。当我与我的姊妹谈到这个词的时候，她说，“帕斯塔——来吃（Pasta-lites）?这是意大利餐厅还是什么其他东西？”

在我还是初学生的第一个秋季，其时我仍然是在为真我的理念而挣扎，我被安排到麻州（Masscchusetts）剑桥市（Cambridge）的一家大医院工作，从初学院坐地铁大约需要一个小时，这家灰衣修女(GreyNuns)管理的医院主要照顾那些重症病人，他们大多数罹患不同的硬化症、癌症、爱滋病、脑外伤等。

我很害怕去那儿工作。即使是去医院探访病人都在太愿意的我，无法想像我如何能去那种地方工作。讽刺的是，我地恐惧加深了我的初学导师派遣我去医院服务的决定。在耶稣会里有一个传统的练习称为”agere contra”,意思是“抵抗偏情”。我们内在某个部分不自由，我们就会试着去相反那部分以使我们能从对那个领域的抗拒中得到自由解脱。比如，如果一个初学生害怕与无家中归的人一起工作，那么他很可能会被派遣去做这种工作，邀请他在原本并不期待的地方发现天主，藉此逐渐消除自己的恐惧。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爱与自由中成长的方法。所以当初学导师听说我本性上讨厌去医院时，他问到我的恐惧和厌恶是否是我需要让其获得自由的部分。

这个例子指出，在追求成为真我时需要专注和分辨。在这个例子中， 一个人地辩解，既然我不愿意在工作，这就是天主所创造的我，我应该接受它（也就是，你可以谅解说的真我本来就对医院工作毫无兴趣）但是我的初学导师很明智地看到这一抵抗真的就是一个不自由，它会妨碍我成为一个更有爱心的人。

那么你要如何确定那些东西是属于你真我的本质或者哪些只是需要被挑战的不自由？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基本而言，一个人应该问，“我生活的这一部分会阻碍我成为一个更有爱心和慷慨的人吗？它阻碍我更加亲近天主和他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也许时候到了，你该考虑如何从那些阻碍你亲近天主并成为一个更有爱心和慷慨的人的事物中走出来。

但是，如同我说的，我仍然感到害怕。

幸运的是，我和一群受过良好专业训练而且在医院里服务了许多年，并拥有辅导那些紧张的耶稣会初学生经验的牧灵关怀小组一起工作。

刚开始时，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和这些病人交谈，他们每个人都是重病缠身。一位名叫丽达（Rita）的女病人，已经在医院里住了二十年了。一位牧灵服务者告诉我，千万要记得，进入她的病房就像到她的家一样。另外一位叫吉内(Gene)的年轻人数年前因为摩托车事故头部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在沟通上有极大的困难，只能借着安放在他轮椅上的一个盘子来沟通。当他想说话的时候，就会指着贴在盘子上的小字母辛苦地拼出他的句子。

在这种环境下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说什么。在最初几天里，我发觉我的舌头变得僵硬，好像被疑惑瘫痪。该说什么好呢？如果我没在说对又怎么办？如果我说的事情令他们悲伤，或者更糟，他们对我生气发怒，我该怎么办？我开始对在医院工作的日子感到恐惧。

刚开始时，我尽量去设想如果是“有丰富经验的医院牧灵工作者”他会如何做，那么我一定可以引导病人进入我想像中认为能够帮助他们的“严肃”交谈。例如，我认为一个有经验的医院牧灵人员能够让丽达向我谈论她的状况。我会问她的身体状况，她的感觉，以及她对自己感觉的感觉，诸如此类的事情等。撇开我的固执问题，但看起来丽达想谈论的话题只在于她的兄弟——一个耶稣会神父。但是我想一位有经验的牧灵工作者当然不会只停留在如此无益的小小谈论上。因此我尽量去引她转来回答我的严肃问题。

有一天我向厄尼（Ernie），一位牧灵工作者谈到这件事。他想了一会儿，说道：“你希望丽达向你开放的愿望当然不错，也许有一天她会向你开放。但是你为什么不尽量做自己呢？”

这真是一个极佳的建议。我不再去担忧如何当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医院牧灵工作者”，并开始思考天主将我安排在这儿一定有一个原因：再一次地，不是我理想中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我就是我。

因此，当丽达下次再和我谈论她的兄弟，那位耶稣会神父时，我积极地参与她的谈话，而且问她一些我通常会问别人的问题：你的兄弟长的什么样？他的哪里工作？他加入耶稣会多少年了？当他进入初学院时你觉得怎样？我们有一个非常轻松的谈话，虽然她从未提及她的状况，或她的感觉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但在我们谈话之后丽达问我，“你明天可以再来吗？”

在以后的几周内，丽达开始更多地向我分享她的生活，逐渐地，她告诉我她的状况和感受。我们的关系由此加深了。

这一经验帮助我看到虽然丽达可能已经习惯于“有丰富经验的医院牧灵工作者”，但此时是我同她在一起。天主将我安排在她的病床边，因着一些特定的理由，天主愿意我在那儿。因此，做我自己才是一个较好的选择。这并非说一个人不需要为此工作做妥善的准备——特别是想要成为一位医院牧灵人员——但这件事却告诉我在与任何人相遇时不失真我的重要性。

也许另外一个故事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一事实。我相信这也会告诉我们，即使是我们认为最不起作用的部分，有时天主也能将它作最好的运用。

当我进入初学院时，我估计我大概永远不会再用到我的商业专业知识了。我的许多朋友们也发了了同样的悲叹：所有在华尔顿所学的知识以及六年工作的经验就这样白白浪费了！虽然我很高兴加入耶稣会，但我也在想是否我过去十年的生活大部分毫无用处。某部分的我——商业部分的——过去曾长久渴望的但现在似乎不再渴望了。看起来我过去的学习和工作都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和损失。我开始感到自己很傻，好像我在生活中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想着自己为什么不早些加入耶稣会呢？

初学后过了几年，我被派遣到肯亚（Kenya）奈洛比（Nairobi）的耶稣会难民服务处工作。耶稣会在那儿帮助从东非国家——卢安达（Rwanda）、苏丹（Sudan）、衣索比亚（Ethiopia）、乌干达（Uganda）、索马利亚（Somalia）

等国家逃避饥荒和战乱的难民。他们都活在城市杂乱无章的贫民区，生活非常贫困。

然而，当我到达时，我不知道等等我的工作会是什么。耶稣会难民服务在奈洛比有许多照顾难民的机构。有一个“堂区对外服务项目”，协助居住在市区各堂区范围内的大批难民。难民服务也管理着一个“医疗协助项目”，为难民们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医疗服务。还有一个奖学金基金会难民家庭支付肯亚公立学校当时仍在收取的额外“学费”（顺便一提，这些项目并非只提供给天主教友，而是为所有的难民）。

后来，我被安排去奖学金基金会工作。一位充满活力的德国修女路丝（Luise）在负责这工作。但是在我去报到的第一天，路丝修女告诉我说：她已经招聘了四位苏丹难民来协助奖学金的管理。她有一个会计，两个调查员，还有一个司机。

“你看”，她耸着肩膀说，“我不确定你在这儿能做什么。”

虽然我没有直接告诉她，但是我很生气。我不远千里前来难道就是为被告知这里没有我要做的工作？但是在与我的灵修导师一席长谈之后，我决定等待天主到底对我有什么安排。

在以后的几个月内，我发现自己参与较多的是耶稣会难民服务管理的另个一个项目：创汇活动（income-generation activities）。这一项目专门是为一些难民小组提供小额的经济援助，以资助他们开始自己的小生意，这也是一个帮助他们维持家计的方法。当我到达奈洛比时，这儿差不多有十几家这样的小生意作坊。一群乌干达妇女组织了一个小缝纫作坊，生产一些色彩斑斓的蜡印服装。一群卢安达妇女在城里一个声名狼藉的贫民区经营一家小小的烤面包店。两个衣索比亚的兄弟管理着一家只有几张木头桌子和板凳的小餐馆。

创汇项目的负责人是一个叫悠达（Uta）的奥地利女平信徒，她以前在耶稣会东南亚难了服务区作过类似的工作。因为路丝修女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做，我开始花较多时间与悠达一起工作，她很欢迎其他人一起来服务在奈洛比日渐成长的小生意作坊。

我很喜欢这种工作，悠达和我常常穿梭在贫民区访问各个小组，观察他们的运作模式，给他们提供适度的建议，当生意周转不佳时及时鼓励他们，生意运转顺利时则与他们一起庆祝。项目的多样性令我感到很兴奋：除了缝纫以外，我们也帮助那些竹篮编制者、木匠、书籍装订者、木刻者、棉被缝制者。我们甚至资助一个由小木屋搭成的小养鸡厂（我们每次去访问那儿时，马上就会有人来问要如何治疗鸡的各种疾病）。

几个月后，悠达和我在奈洛比寻找一间既可以作办公室也可以用来展览难民雕刻艺术的房间。我们很快地在一个大贫民区外耶稣会管理的堂区土地找到了这样的屋子。在我到达的一年后，我们成立了“密克诺中心”（Mikono Centre:密克诺在斯瓦黑利（Swahili）语中是“手”的意思）。除了在这里服务的许多天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外，美国和欧洲的旅居侨民、国际外交使节、我们所知道的富裕肯亚人，都时常来惠顾我们的中心。这中心有惊人的业绩，难民也很高兴与他们的手工艺品得到了许多人的青睐。

我更感到惊奇的是，我发现我的商业和工作经验在此发挥了功效。当然，新的中心需要有自己的财务、会计，我们也要在城市做一些行销的工作。但我们也需要教导难民们如何算帐、采购、管理、投资、确定买卖的正确合理价格、如何同客户打交道等等。

每隔几个月，我会为难民们主持一个如何管理小型生意的“商业研习班”。比如，一个重要的课程是为自己的产品制定价格，定价至少要能付清进货材料成本和付出的工资成本等等。在一个研习班结束之后，卢安达人开的面包店提高了他们对本地耶稣会团体和密克诺中心所提供的面包的价格。

一条面包的价格从四先令涨到五先令。当我问他们面包为什么涨价时，工作坊的组头对我说：“我们只是按照你教导的方式去做。”

我曾经一度认为已经永远留在身后的才能——我的商业知识——成了我在奈洛比工作的最大帮助。更重要的是，它们使难民们获得了更大的益处。事实上，我在奈洛比难民营所发挥的专业知识幅度远远超过我在通用电气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再一次地意识到天主能够运用我们每一部分——即使那些我们认这中无用的部分——去做美善的工作。如同谚语所云：天主在弯曲的线上直定。

在每一种情况里，我了解到我不是被召叫来成为那个我以为应该被派到这儿的那个人，或者被召叫成为我以为会做得更好的那个人。我只是被召叫去做我自己，我的真我。在我作为耶稣会士的整个生活里，无论我是在医院、监狱、难民营或者流浪者之家，我发现我不需要问自己，“德肋莎姆姆（Mother Teresa）在这儿会怎么做？”他们的生活无疑是基督徒生活与服务的楷模，但更好的问题是“我该做什么？”

我尽量将全部的自我带到这些事情中：我所有的天赋、才智、恩宠，我的挑战、限度和失败。我将这一切全部带到生活中，因为这一切全来自於天主。

在一切之上，多默·牟敦有关真我的思想——在天主前的自己，慢慢地让我明白天主如何在每一个环境中召叫我们自己：没有多加点什么，更要紧的是，也没有减少什么。

第五章

书写真我

我非常清楚

生活中如果没有人需要、没有人过问、

没有人在乎、没有人记得、

没有人羡慕、没有人赞美

是多么地令人难受……

牟敦的作品对我的初学阶段是一个莫大的帮助。但是另外一个人在这期间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我进入初学院不久后邂逅了他，他就是亨利·卢云（Henri Nouwen）。

在我们初学院图书馆的木头架上放了许多卢云的书籍。在一个下雨的星期六下午，做完周末大扫除后，我偶然地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卢云所写的书《吉利斯日志：来自熙笃隐修院的记录》（The Genesee Diary:Report from a Trappist Monastery）。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卢云，因为书封面的隐修院图片吸引了我，我决定看看这本书。然而，正是藉着这一单纯的吸引，我开始会晤这位一如牟敦那样帮助我认识真我的人。

因为我们在思考个人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成为自己、活出自己，也许在此简介一下当代灵修大师卢云的生平会给予我们一些启迪。在他1996年去世之前，卢云写了四十多本有关灵修生活的书籍，这些书籍已经被翻译成二十二个国家的语言。

一如牟敦（卢云曾和牟敦在革责玛尼隐修院有过一面之交），卢云也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充满爱心的司铎，多产作家，灵修大师。如牟敦一般，卢云也是一个没有安息的人，总是在寻找一他在世界上的定位。一个朋友曾经很坦率地告诉我，“我热爱卢云，但是他恐怕是我曾经遇到的最贫穷的人”。就许多方面而言，卢云的故事是一个良善之人穷其一生寻找真我的故事。

卢云於1932生於荷兰，在六岁时就有当神父的愿望：他的祖母曾经给他做了一套祭衣和小祭台，这样他可以“举行”弥撒。虽然他在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但他决定不加入耶稣会，因为他认为耶稣会要求念很多书。他后来入了教区修院，并於1957年祝圣为犹特琪特（Utrecht）教区的神父。

他以二十五岁的年龄就被祝圣为司铎，这好似回答了他所有关于圣召的问题，也承诺了一种明晰稳定的生活。然而，这一目标为卢云而言依然是令人困惑的。找到真实的自是是苦涩漫长的终生旅程，但同时也成为一些重要写作的源泉和基础。

因为他对牧灵工作怀有兴趣，卢云获得他的主教的参谋长，在祝圣为神父后立即开始了心理学的学习。他在利基美艮（Nijmegen）大学学习了六年。尽管他全力以赴，但并没有完成博士学位，他在1964年，获得了一种类似于心理学的专业证明学校（doctorandus）。之后，卢云在堪萨斯托比卡（Topeka,Kansas）著名的曼林格尔中心（Menninger Clinic）研究宗教与精神病学项目，工作了两年。他在那里从事临床牧灵教育、研究和写作。在那段时间，卢云对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参加了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Jr）组织的从瑟尔马（Selma）到阿拉马马蒙特迈利（Montgomery,Alabama）的人权大游行。

1966年，卢云受邀在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任教，他在那里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帮助发展该校新成立的心理学系，以及规划牧灵神学的课程。在圣母大学期间，他满怀热诚开始了写作生涯。之后，他回到荷兰，再度前往利基美艮大学修神学。因为错过了写作学术论文的要求，他又一次只能得到另一个专业证明，这为他而言是一个打击。但是个人的挫折并未削弱他的专业向前发展。以后的十年里，从1971年到1981年，他任教于耶鲁神学院，并灰飞烟灭该校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

在一个公认的基督教神学院教书意味着卢云具有机会和条件去适应和接受大公态度，并使他逐渐接触除了天主教徒之外另一个更大的群体。正如麦克尔·区欧劳林（Michael O’Laughlin）在其传记《天主的最爱：亨利·卢云的灵修传记》（God’sBeloved:A Spiritual Biography of Henri Nouwen）中写道：“因为耶鲁是一所基督教学校，亨利不仅能够而且几乎被迫将天主教的大公思想潮流推向一个新的层面，因为大多数前来请求他提供牧灵照顾的人都不是天主教徒。”

在耶鲁的期间，卢云写下了一些最流行畅销的书籍，包括《负伤的治疗者》（TheWounded Healer）,该书一如他其他的书籍，不仅对灵修生命有着丰富的洞察，而且也坦诚地记载了作者个人的挣扎。他也加深了自己对默观祈祷的投入，在1974年，他写下《吉利斯日志》，该书记载了他在纽约皮法达（Piffard）吉利斯熙会圣母隐修院同隐修士们生活七个月的经历。

在吉利斯隐修院时，卢云开始思考天主是否在邀请他放弃日渐繁忙和沉重的写作、教学和心理辅导工作。他发现自己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徘徊：兴奋但紧张忙碌的公众学术生涯，安静但（为他而言）孤独的隐修院生活。在隐修院七个月这后，他决定回到耶鲁继续教书。

其后的几年里，卢云开始增加他对拉丁美洲政治环境的关注和兴趣。1981年，他离开耶鲁在秘鲁生活了六个月，分辨他是否要把余生都留在南美，或者加入天主教最大的传教修会之一——玛利诺修会（Maryknoll Fathers）。很容易看出这一期间为卢云而言是一个对其圣召极富挑战性的时刻，是一个需要更多努力去认识他自己在世界的位置的时刻。最后，卢云决定还是回到自己的学术生涯。然而，这一期间让卢云更深地了解到社会正义在灵修生活中的角色，并出版了名为《感谢》（Gracias）的书籍。

从1983年始，卢云在哈佛大学神学院兼职，使他有机会去拉丁美洲旅行并在北美地区巡回演讲。但尽管他在哈佛的声望和知名度不断地增加，卢云无法回避一个现实：他并不快乐。在他的书《奉耶稣的名》（In the Name of Jesus）里，他写道：“做了二十五年的神父，我发现自己的祈祷生活很差，缺乏与外界的交往，经常被一些亟待解决的事情缠绕……我有一天早晨醒来时意识到我生活在一个黑暗的地方，身心枯竭是精神死亡一个最恰如其分和逼真的心理描述”。

为回应这一“身心枯竭”，卢云在1985年受邀到法国托斯利（Trosly）的方舟团体（L`Arche）生活。方舟团体是一个具有特殊神恩的法国人温立光（Jean Vanier）所建立的，是由不同的小团体组成的国际团体。该团体欢迎身体或精神有障碍的人。温立光对卢云说：“也许我们能够给你提供一个家”。

在托斯利一年后，卢云接受邀请去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方舟团体作该团体的神师。卢云在此度过了他的余年；他终于觉得找到了一个心仪已久的家。

这些身心有障碍的人教导卢云（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人）在此时此地经验天主的价值，而毫不担心未来，也不悔恨过去。卢云在他的书《生命的记号》（Lifesigns）中写道：

“有谁能够像这些身心严重障碍的人更能教导自由的真理？他们既不阅读报纸，也不看新闻，也不讨论未来灾难的可能性。他们没有生活在未来里，相反，他们会说，”喂我吃饭，给我穿衣服，抚摸我，抱着我……吻我，和我说话。此时此刻在一起真好。“

除了作方舟团体的神师外，卢云最初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照顾一个名叫亚当·阿尔内特（Adam Amett）的年轻人，他需要每天早晨有人帮助他日常生活作息。对卢云而言，这样的工作和他巡回演讲的神父生活完全相反。这种工作成了他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亚当：天主的最爱》（Adam:God`Beloved）泉源。另外一本欢迎的书《浪子回头》（The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也是他在方舟生活期间完成的。

方舟服务的使命更新卢的生命，他继续繁忙的教书和写作生活。无论他去哪儿讲课，他总是会邀请该团体一位身心有障碍的人陪同他前往。但是，在方舟的生活并没有完全解决他精神与情绪的问题。“即使他进入了方舟团体”，麦克尔·欧劳林写到，“他仍然无法安息，不确定，甚至有时候不能对应”。在多伦多的时候，他也与另外一个人——方舟团体的助理展开一段异乎寻常的友谊，以至於令卢云沉恋其中。这段友谊最后以失败告终，对卢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混乱中清醒后，卢云暂时离开方舟团体好让心灵的痛苦得到治疗，最终能再度回到方舟团体（过了一些年后，他们的友谊恢复）。1996年，在去俄罗斯拍摄关于林布兰（Rembrandt）浪子回头绘画的纪录片行程中，卢云在荷兰心脏病复发。他於1996年9月21日去世，享年64岁，之后被安葬在他的家：多伦多的方舟团体。

虽然我阅读了不少卢云的书籍，但我好像总是回到最初在我心灵上留下印痕的《吉利斯日记》。这是一本很普通的书，是作者本人於1974年在纽约西部吉利斯隐修院生活了七个月的点滴记载。我曾经提到，卢云去隐修院的目的是给自己机会祈祷和重新评估他紧张繁忙的生活。就如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卢云感到自己的生活太繁忙，缺乏与天主真正的共融。他在耶鲁的课程安排，各处的演讲邀请约，他的写作计划等，他切望每一个新工作能得到他人的注目和肯定，但这一切阻止他度更深的默观生活。因此，他去了吉利斯。

《吉利斯日记》是一本优秀的书籍，它对我最大的吸引是该书对隐修院生活的清晰描述。卢云描述了普通手工劳作的喜乐（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去河床上把石头搬回隐修院修建小教堂的地方），隐修院团体的奇异和古怪生活方式（卢云充满诚实和爱戴地描述和他一起生活的隐修士们），以及天主与这些默观者会晤的惊奇方式。在我最喜欢的一段话里，一如牟敦在默观自然世界时所经常描述的，卢云也详细地描述了同样类型的喜乐，一种虽然孤独，但渴望与他人在一起的喜乐：

一道神秘的面纱覆盖着刚刚收成的田野，纽约州矗立的温柔山峰好像很感谢令它们焕然一新的潮湿空气。我感到特别高兴和感恩，并持续思考一个陈旧的念头：我希望所有我深受的朋友有感觉和看到我今天所领受到的一切。但是我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经验往往神秘地和伟大孤独的经验联系在一起。它再次提醒我还有一咱美丽我至今尚未看到：一种创造出合一共融而非孤独的美丽。

卢云在吉利斯隐修院的七个月找到了天主，而且开始看见他真我的闪烁，特别是在祈祷的安静以及他与其他隐修士们的交往中呈现出来的心灵闪烁。但是他也悲哀地得出，他无法逃避自我。这些他在“外面”也同样在面对的问题——他被他人需要的需要，他被视为一个肜的人的需要，他写作和出版的需要——跟随他进入隐修院直到他离开隐修院的时候。但是，卢云在吉利斯的日子使他在一些重要的层面发生了改变。他感觉到在祈祷中与天主有更深的共融，但奇怪的是，他也更加接近自己所远离的世界：与世界保持适度的距离使他对世界更有同理心。

《吉利斯日记》对我最大的吸引力是卢云赤裸裸的诚实和他对默观生活的强烈愿望，两者相互映衬。比如，卢云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地坦露他对名誉、受别人重视和被欢迎的需要。同时，他也深有感触地写到，即使是普通的事情，就如在一堆即将与隐修院的面包一同烧烤的葡萄干里发现一粒不要的小石头，也会是一个很好的默观经验，甚至是一个启迪发现。在此，诚实和默观共存，就好像在牟敦的生活里，特别是在他日记里呈现的一样。

除非你在天主和你自己前完全地诚实，否则我不认为你能够成为一位真实的默观者。除非你具有一定的默观生活和经验，我也不认为你会诚实地面对自己。两者相辅相成。在天主和他人前诚实地面对自己会加深你与天主的关系，以及你的祈祷生活。同样，拥有一份与天主的亲密关系会让你自由地诚实面对自己和他人。

谈到牟敦和卢云，他们的写作并非只是专注于默观生活，或司铎生活，或修会生活，或教会，或社会正义以及我最羡慕的维和工作，他们的作品也大量地涉及个人的生活：他们的日记和自传。这点深深吸引了当代许多仰慕他们的人们。在牟敦所有的作品中，《七重山》是他最为人知的书籍，卢云最受欢迎的书籍也是他自我经验的反省：在《感谢》中他提到在拉丁美洲的工作经验，在《浪子回头》里宽恕的奥迹与自己家庭的关联，在《亚当》中默想他与身心残障者一起工作的意义。

但是，牟敦和卢云书写自己的生活如何能吸引如此多的读者呢？这是怎么回事？我在此提出四个方向。

首先，他们两人对自己的日常生活都很诚实。在他们作品中最令人注意和佩服之处，莫过于他们对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快乐和挑战非常坦诚。卢云谈到了他在多伦多方舟团体照顾亚当时的快乐，也谈到了当他在吉利斯隐修院时，因为只有很少的人写信给他，因此而感到气馁。牟敦描述了他在隐修院的小房间外美丽的大树，也谈到了他对隐修院院长、自己的会士弟兄们、他的批评者，或他在法国的长上和梵蒂冈感到气愤。或者又是对他所在的隐修院的院长生气（牟敦的院长常常要忍受牟敦不时的发怒和失望，因而堪当在天国有一席之地）。

其次，牟敦和卢云都是有缺点的人，有时候甚至是罪人，但他们并未躲避或隐藏而是勇敢地面对。比如，他们两个都具有自负傲慢的特征。根据他们自己的写作，两个人都令人无法相信地难以与之相处。他们都极度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这里有段卢云在1974年在《吉利斯日记》里所写的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就像牟敦一样，他如果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那东西不成功，他就会开始生气和郁闷不乐：

我非常清楚生活中如果没有人需要，没有人过问，没有人在乎，没有人记得，没有人羡慕，没有人赞美是多么的令人难受。几年前我从荷兰的教职退休，有一年时间如学生一样在城市租房子生活。我终于盼到了自己长期渴盼的自由空间去学习和做许多我以前繁忙的时候不能顾及的事情。但是结果又是怎样呢？失去工作以后我很快被人们遗忘了。我所期待的那些前来探望我的人并没有前来；我期待前来邀请我的朋友们也保持了沉默；我认为我的司铎弟兄们会请我去协助他们的主日礼仪或宣讲我愿望也落空；身边的事情保持完善的运转，好像我已经不在了一样。讽刺的是，我一直希望独自安静清新地工作，但是当我终于真正独处时，我却无法工作，而且变得越来越郁闷、气愤、尖酸、仇恨、苦毒、抱怨。

失望的痛苦和罪的临在是内心真正的感受和真实的现状。“仇恨“是一个强烈的字。这并非虚假的谦逊。

在牟敦的日记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感受。1960年10月，他在进入隐修院的小石屋之前，写下这篇日记。犹如平常一般，他谴责他的院长：

拥有这样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被美丽的松树围绕着——却必须离开它，这格外令人感到沮丧。我确信院长并没有兴趣来了解我对此的感受。我的愿望是荒诞的，而且我很害怕它们。但是在这一点上为什么院长做一些事情来公开地鼓励它们？我并没有真正地要求这些，我宁愿表达我的犹豫，给予他五六次的机会来改变他的计划并取消所有的东西。但是现在他已经完全地忘记了。与此同时，我很高兴起来并进行一般的活动。我也不能说我已经尽力了。我对我们这种在隐修院所培养的愚蠢的观念感到十分恶心。这是完全无聊、困窘又刻意的时尚和嗜好，专业化的荒谬。即使没有这些我们自己的愚蠢困惑，生活不是已经够荒唐了吗？

在他们类似於自传的写作中，牟敦和卢云都显示他们的不耐烦、小器、自私、多疑、暴躁、神经质，有时甚至是吝啬的。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罪性诚实。这一坦诚让他们逐渐意识到需要天主的帮助，同时也是对上主更大信任和亲近的邀请。

顺便附加一句，他们所显示的这些限度吸引不少人，但同时也令许多读者厌恶。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吸引。它让我更加亲近他们并且更清楚地看到他们在身心灵方面是如何成长，同样，我也受到像他们那样成长的邀请，与我的弱点同行。比如，在《浪子回头》里，卢云详尽讨论为何他感觉自己像圣经比喻中的长子——他对那些上层人士生活的憎恨，他对做好儿子的愤怒，他对宽恕的持久愿望——都特别令人感动。这一特殊的写作方式能唤起共鸣，就如当一个人提示他或她生活中某个亲密或痛苦的部分。对我而言，这是一份恩宠的特殊礼物，因为它让我在那个时候看得更加清楚天主是如何地爱这个人。

为其他读者而言，这种忏悔式的写作已不足为奇，因为它与今天许多公开的、流行的自我忏悔的回忆录相似，同时也与那些公开的、流行的主流经典基督教文学作品相似：圣奥斯定、圣女大德兰、圣依纳爵·劳耀拉、鲁益师等等。这些充满伤痕和瑕疵使读者远离而非受到吸引。许多读者没有兴趣把时间浪费在他们不喜欢的作者身上。

在一个耶稣会的堂区里我帮忙主持一个读书俱乐部，我们音读了《吉利斯日记》和《浪子回头》，还有我们花了两个月才完成的《七重山》。有许多人羡慕和赞赏卢云和牟敦的开放，但也有许多人排斥牟敦和卢云的自我中心。有一次在讨论《七重山》里，一位老妇人说她非常不喜欢牟敦。她无法忍受他。比如，牟敦对天主教有太多的胜利主义精神，忽略了其他的基督教派别，对女人大男人主义。总之，就是太自我中心了。她说，“你知道吗？你可以一页一页地阅读他在1940年代早期所写的自传，但却找不到任何一丝有关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的蛛丝马迹”。我承认这是一个公正中肯的批判。

第三点，牟敦和卢云两者一直都在寻找和探索。卢云的生活——即使是新的读者也很容易在他的书中找到线索——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卢云好像一直没有完全满意，直到他在方舟团体生活为止。但是即使在方舟团体期间，他仍然有许多怀疑和不满意的地方。当然，对牟敦而言，他永远都在质疑他在隐修院的圣召，一直到他发愿。我应该留在这里吗？我应该离开吗？我应该加入另外的修会团体吗？在他早期的隐修院日记里，你会讲到：好吧，我的告解神师告诉说我应该留下来。那么结论就是：我就留下来。但是在几个月后他写到：好吧，也许不对，也许我的告解神师是错误的，或许我应该离开。

这一无尽的挣扎，本身而言并非坏事，但对一个发了恒常愿的隐修士而言却是个问题。这一张力一直持续到牟敦生命的尽头。卢云在他的《吉利斯日记》里也提到这一无尽挣扎和纷扰。我是否应该去度一种更默观的生活？不，我不应该放弃我的写作和演讲，因为人们会从中受益。好的，我不会放弃。

他们两个人都是追寻者，追寻一条完全活出他们圣台的道路。

第四点，牟敦和卢云都受到贞洁要求的挑战。作为一个独身神父，我对于他们生活的这一幅度更有兴趣。至少对我而言，牟敦从来没有与女人有过健康的关系，直到他在1960年代遇到了年轻的护士马尔琴（Marge）,但这种友谊也并非健康的，因为他很明显地违背了自己的圣愿，也欺骗了同会的隐修士弟兄们。

在牟敦与马尔琴保持暧昧关系的那段时间里，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是牟敦要求前来隐修院小石屋访问他的客人们带一些二十五美分的硬币，这样他可以离开隐修院的地下室去找电话。这让我想起我的初学导师曾经告诉我人一些话：当你严重地违背了你其中一个圣愿时，你同时也违背了另外两个圣愿。这就是牟敦，违背了自己的贞洁愿，同时也违背了自己的贫穷和服从圣愿。

但在这段狂风暴雨般的日子里，牟敦最终体验到这一浪漫的爱困惑了他全部的生活。他终于遇到了一个他能爱的真女人，这不是那种箴言（Proverb）或苏菲亚（Sophia）或智慧（Wisdom）的神话形象，也非神学架构里的童贞圣母，那是牟敦作为隐修士与女人有关联的主要模式——也就是，透过祈祷和默想。在牟敦的生命里，他都让自己诚实、坦荡、毫无私欲地去爱。在另外一方面来说，根据许多记载，卢云是一个同性恋者，他不断与此挣扎，一如许多独身的同性恋司铎曾经或仍然存在的挣扎。麦克尔·福特（Michael Ford）在其著名的传记《受伤的先知：亨利·卢云的描述》（WoundedProphet:Portrait of Henri J.M.Nouwen）中，一篇名为〈新的方向〉（NewDirections）的文章里很全面地谈到了这点，并引用了卢云将他生活的这一层面告知他的朋友的事实，尽管依然独身，但就我所注意到的，在他生活后期，他迷恋并爱上了在方舟团体的另外一个男人，他也为此而作出痛苦的挣扎。或许是因为团体官方的限制，或者是困窘，或者是谨慎，或者三者都有，他好像决定不公开书写他生活的这一层面。

对我来说，我相信这会是他的读者的失落。牟敦诚实的日记里有关他的恋爱以及再度确认自己对修会圣愿的承诺是他最有力度的作品之一，也帮助我们更深地反省独身、贞洁、趴、爱、亲密以及信仰。当然，牟敦在这一期间的日记在他去世多年后才公诸於世。但是阅读卢云从自己性的角度对类似主题所作的反省依然会带给我们光照。

在一切之上，牟敦和卢云在他们的生活里都尽力去成为一个活出贞洁圣愿且具有爱的人，一个整合的去爱的人。就像所有的司铎，或者所有的人一样，他们有时候做得成功，有时也会失败。

要谈贞洁不可能不谈友谊。牟敦和卢云两者都广交朋友，并且具有很好的能力来保持很浓厚的朋友群，这为贞洁生活是必须的。有趣的是，虽然牟敦一如常人一样渴求友谊，但客观公正地说，他需要朋友的程度远没有卢云那般深。

在《遇见牟敦》[1]（Encounterswith Merton）一书里，卢云几乎是以羡慕的态度写到牟敦这方面的能力，他写到：“他爱他们，但并不利用他们；他深深感谢从他们那儿所得到的一切，但不依恋执著于他们。他越来越把他的朋友视为走向天主的路标”。在此，卢云很羡慕牟敦“不受牵挂”的特质，而这一点常常带给卢云许多纷扰。

事实上，除了他们的相似之处外，这里应该强调的是牟敦和卢云是两个不同的人。在麦克尔·福特的《受伤的先知》里提到，吉利斯修院的前任院长隐修士若望·犹兹·巴姆贝杰尔（John Eudes Bamberger）认识牟敦和卢云，对他们两者作了清楚的对照。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卢云投入作为一个教育家和演讲者的活跃生活，牟敦则导向一个隐修士的默观生活。根据巴姆贝杰尔的观点，卢云就其本身的工作而言更是一个教师和沟通者，他影响和接触了更大层面的读者群；而牟敦，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是为较特定的诸者群而写。最后，牟敦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卢云更接近於“一般、聪明、虔敬、严肃的人”。巴姆贝杰尔神父在结尾写到：“任何人认为卢云是他同时代的牟敦，其实并不了解卢云，也不了解牟敦“。

但是，牟敦和卢云许多共同的特质使他们对当代信徒深具吸引力。首先，他们努力让自己成为诚实的人；其次，他们并不害怕承认自己的限度和有罪的一面；第三，他们是心灵开放的探索者；第四，他们努力去爱。

换言之，他们也是普通的人；他们反映出我们，因而我们能够轻易与他们认同。他们是有的瑕疵的人，但深深地爱着天主也为天主所爱。套一句依纳爵灵修的术语，他们是“被爱的罪人”（Loved sinners）。

阅读这两位灵修人的生平，奇妙之事在于你可以退后一步说：“是的，我看见了这些瑕疵、问题和罪恶，但是他们依然是非常圣善的人”。也许这就是天主观看我们的方式：即使我们有自己的限度和缺点，我们依然是圣善的。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的心念。

在他们的生活和作品里，牟敦和卢云都喜怒寻求在天主前成为自己。这或许是他们最基本的寻求，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成为当代基督徒的杰出模范。对牟敦和卢云而言，终其一生的自我批判、自我省察、自我呈现的漫长过程有其意义；它不只是对自我意识自恋般的探求，相反，这是使他们成为更有爱心和更以天主为中心之人的训练。对他们两者而言，自我理解的漫长过程使他们能够更自由的成长，并且激光器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用他们最喜欢的一些术语来说，这过程使牟敦成为他的“真我”，也使卢云成为“天主最喜爱的”。

“对我而言，做一位圣人即意味着做我自己”。牟敦在他的《默观的新种子》里写到。正如我曾提及的，在现代基督徒灵修领域有更多自由的路线，但少有论到我们个人圣化的道路能像牟敦和卢云写得那样优美。天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独一无二的，圣化包括发现我们在天主前的真我，接纳这个我，并逐渐成为具有圣德的人。

第六章

最真实的我

他完全地信任天主，

他知道，

藉着成为真实的自己，

即使在无法想像的痛苦中，

他能够带给别人新的生命。

也许耶稣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直到第一个复活节的早上。

在我谈论卢云之前，我也许应该先提到，当我尚是一个初学生时所会晤的另一个人：纳匝肋的耶稣。

若说我在初学院时用了大量的时间来思考耶稣，只算是轻描淡写。在每天的日常弥撒中（第一次参加日常弥撒竟然是我成为耶稣会士之后），初学生们聆听有关耶稣的生活，死亡和复活的福音故事。藉着默想耶稣的言行和静观福音所描写的场合我们与他在一起，我们被鼓励在祈祷中去发展建立一份“个人与基督的特别关系”。在与初学导师和神师的谈话中，我们总会被问到我们对耶稣的印象和感受（这对一个因耶稣之名成立的团体“耶稣会”的成员而言也许并不令人奇怪）。

在初学院的图书馆里有许多的书籍专门介绍耶稣生平和事迹，我很快发现自己被“历史性的耶稣”（historical jesus）或“历史中的耶稣”（Jesus of history）这类书籍所吸引，它们详细地记载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所发现的纳匝肋人耶稣的生活和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世界。我所读的第一本书是由道明会士阿尔拜特·罗兰（Albert Nolan）所写的《基督宗教之前的耶稣》（Jesus BeforChristianity）,该书为我在每天弥撒中所听到的福音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脉络和架构。

耶稣会初学院的重要课程莫过于安排圣依纳爵·劳耀拉（Ssint IgnatiusLoyola）著名的《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所做的一个月大避静。在奉行神操期间，避静者默想耶稣的全部生活：他的出生，青年时代，他的宣讲和奇迹，以及他的苦难、死亡与复活。每天四至五个小时的默想祈祷，这是我们默想纳匝肋的耶稣最亲密的时间。

在这短短一个月里，我不断地默想思考耶稣。

对我来说，有关耶稣最有趣的问题是神学家们所说的他的“自我意识”（self-knowledge）,比如，耶稣如何看待自己？他如何理解他的使命？他知道自己是天主之子吗？

我在本书的开始已经提及，我不是神学院，也非专家学者。因此我不会在此提出任何神学的理论。此外，谈到耶稣一，我认为基督徒传统作了最佳的定义：他是真天主也是真人，他具有完全的天主性和人性。但是这一定义引出了更多的问题，也更无法回答耶稣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你越默想这一主题，你就会越来越发现这一问题的答案建基于耶稣如何认识他的真我。当然我们所说的任何事情都是假设。在我的神学培育期间，一位学生问我们的新约圣经教授有关耶稣对自我的认识。我记得有个人站起来问了一大堆激昂的问题：他问道：当耶稣思考他自己，问门徒时，他是否知道他的天主性？当他祈祷时，他如何联系自己与天父的关系？他如何知道他应该做的事情？他是否知道自己是默西来？他对自己所行的奇迹是怎么想的？在一切之上，他的内在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的教授，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和热诚奉献的司铎，细心地听着，停了一会儿说到，“我们对此毫无所知”。

当然，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严肃的基督徒需要抓住的问题。比如，当你想到耶稣的十字苦难时，它会出现在你的思维里（如果耶稣是天主，他是否知道自己会从死者中复活，这是否减轻了他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当你想到他与宗徒们的关系时你也会想到这点。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及，我曾与一家演员提及耶稣的两性问题（天主性和人性）。坐在剧院的地板上，在一个关于犹达斯·依斯加略的片段里，那位饰演耶稣的演员说：“我不敢肯定我应该如何联系我与犹达斯的关系。我是否具有天主性以及我是否完全了解犹达斯？或者，我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虽然我们对耶稣的内在生活所知基少，但仍然有许多事情我们能够知道。首先，作为西元第一世纪的一个加里肋亚犹太人，他不会使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描述他自己。正如神学家伊丽莎白·姜生（Elizabeth Johnson）在她的书《认识耶稣》（Consider Jesus）里写到：“很明显地，耶稣并没有在早晨起来时说，‘我是天主性和人性合而为一的天主圣子’。我不知道他在早晨说什么，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耶稣不会说那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耶稣怎样了解他的真我？

我们应该回到耶稣是真天主又是真人的基督徒基本信仰开始。虽然我们不应该忽视耶稣的天主性和人性，但是在事实上我们往往过重地强调他的天主性。即使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也往往倾向于忽略耶稣真正的人性——即：不知道未来，慢慢地理解自己的召叫，以及凭靠信德生活。那么，继之而来的则是使用想像的方式去探索纳匝肋的耶稣可能使用的人为方式来认识自己的人性。换言之，这是我自己认为的。

如果我们谈论耶稣的自我意识，或者耶稣如何认识他的真实的自我，我们应该从他早期的少年时代——大多数人开始第一次思考关于他们是谁以及成为什么样的人年龄开始。为一个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的男孩，他们也许会从十三风左右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后来，犹太人生活传统里的“成年礼”（bar mitzvah）,也订在此一年龄。

很遗憾的是，福音的作者对于从耶稣被发现在圣殿讲道起（大约十二岁）直到他公开的传教生活（大约三十岁）期间并没有多谈。“耶稣在智慧与身量上，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渐渐地增长”（路二52）。这就是《路加福音》对此的全部记载。换言之，我们完全不知道在这十八年中耶稣的生活是怎样的。而这一期间，即所谓的“隐居生活”阶段对于耶稣的成熟和自我意识的成长是极为关键。

耶稣这段时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也许我们有的理由去想像当若瑟和玛利亚默想他们儿子非同寻常的出生和童年时，他们也许相信他注定有一个独特的圣召。所以他们可能把自己的想法和反省传给耶稣。与此同时，他们的儿子也许会花大量的时间准备他所设想的未来生活蓝图：木匠，或我们所谓的工艺品制作者或建筑工作（很有意义的是，福音里经常将耶稣称作“木匠”而非“经师”。）此外，如果他的真实自我继续成长，这并非没有理由去想像耶稣作为木匠学到的德行（忍耐、勤奋、诚实等等）对他后来的使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与若瑟和玛利亚的交谈中，及他在纳匝肋的日常工作，耶稣已经被天父为他即将开始的工作准备者，正如为了美善的缘故天主可以运用我们自己的背景和才能一样。

既然人可以自由地推测，我希望去探索他最初开始想像自己被造具有特殊目的的少年时代。也许这样的想法来自於他自己的祈祷，或是当他在阅读一些圣经章节时的感受，特别像是告知书，比如《依撒意亚》告知书。也许当他在纳匝肋的朋友们生病时，他感觉到自己的心充满关爱和同情。也许当他看到宗教领袖对人民强加重负时，他感受到生命的不公正以及与天主的意愿背道而驰。也许他开始相信他的生活应该与解除痛苦和不幸相关。也许随着时间的过去他自己内在的愿望变得更加清楚：去宣讲天主的圣言并且去减轻那些生活在他周围的人们的痛苦。也许，当他看着纳匝肋和周围的犹太村庄和城市，他问自己在释放他的人民的进程中他是否有一些重要的角色去扮演。总的来说，我喜欢去想像耶稣是一个沉思的年轻人，他努力地思考天主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然而，即使当他到了三十岁的年纪，耶稣也许仍然对很多事情不是很清楚。毕竟，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那个年龄对很多事情并不清楚，耶稣同样对很多事情不清楚。实际上，在他公开使命的最开始，耶稣好像不太肯定自己应该做什么。你可以看到，当耶稣去约旦河接受洗礼的时候，就像许多人一样，他是受到洗者若翰宣讲讯息的吸引才去的。也就是说，他也许想去看看若翰到底宣讲的是什么，而且这些宣讲能够他明白自己要做的事。实际上，为一些福音的作者而言，若翰为耶稣付洗看起来令他们也有些我疑惑。正如《马尔谷福音》记载的，耶稣为什么需要接受“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郝”（谷一4）？如果真要是这样，那么天主之子不能为自己付洗吗？在玛窦的福音里，他感到有提供一些解释的必要（虽然是模糊的），他将此话放在耶稣口里：“你暂且容许吧！因为我们应当这样，以完成全义”（玛三15）

无论是何种理由将耶稣带到约旦河岸，但发生在他受洗时的一些令人惊骇的事情（福音描述说天开了，一个声音说……）让耶稣确信他有一个独特重要的使命。因此他被圣神带领到沙漠继续他的祈祷和分辨。

很明显地，耶稣在沙漠里受到严峻的考验。无论你是相信撒旦你人一般那样显示自己来试探耶稣，或者认为耶稣是在自己内心经验到这些试探或诱惑，但这并不在我在意的范围。著名的圣经学者威廉·巴克莱（William Barclay）指出，耶稣自己很有可能告诉我门徒们他这一阶段的生活，因此我们需要认真严肃地面对这一事实。

在沙漠里的试探可能是耶稣生活最容易了解的部分。此时专注于思考他的使命的耶稣，与我们所受的诱惑是同样的：权力、安全、容易的答案。但是他弃绝了这些试探和诱惑，回到加里肋亚去开始他的使命。

当耶稣弃绝权力，安全和容易的答案后，他生活的这一段时间为任何寻找真我的反省是极为关键的。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对“虚伪的自我”这个基本试探的拒绝。耶稣在沙漠里经验的试探是叫他以相反於他原本被召叫的方式去完成自己。这些试探对他说：“不要成为你原本受召成为的人。让自己与自私的想法调合，随顺社会要求，与拥有外在的成功和享乐的思潮一致。成为一个与地位相合的人，对当权老景毫无任何威胁。成为一个只想受到尊重的人。成为你虚假的自我”。

但是耶稣也许面对一些比上述更为微妙的试探。比如，耶稣也许受到诱惑去接受世界的权力与威望并视其为帮助他人的方法。毕竟，如果权力和影响更能帮助别人，那么为什么我们洒成为拥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呢？慢慢地，耶稣意识到天主召叫他去接受一个不同的权力类型。

在沙漠里面对这些试探，将自我中心的生命和世俗权力的欲望弃置脑后，耶稣弃绝了自己的假我而拥抱接纳自己的真我。

但即使在沙漠试探之后，耶稣好像仍然在徘徊沉思他的使命。传统上所说的有关他的第一次奇迹好像是个很勉强的行为。他在加纳的婚宴上，酒喝完了（若二1-11）（在我上述提到的戏剧里，犹达斯形容主人是“贫穷的远亲，无法为他自己的婚礼提供足够的酒”。）当耶稣的母亲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事实上是让他为此作一些事情时，耶稣有些责怪地说，“女人，这与你和我有什么关系”？（若二4）换言之，这不是我的事情。我不是你认为的那种人！我还没有成为我被召叫成为的人！在此，耶稣也许仍然在为自己的使命、圣召和真我困扰。

为回应他，他的母亲给予他自由去做他愿意做的。“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她母亲平静地对仆人说（若二5）。很有趣的是，玛利亚也许比耶稣更早理解他的使命，也许是因为她有比较长的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

到此时耶稣明白了他要做的事情。他此时自信，他告诉仆人们将水缸浇灌水然后拿去服务客人。但水缸的，已经不再是水，而是上乘的好酒。这是他所行的第一个奇迹。

我常常想耶稣是否会对自己所行的第一个奇迹感到惊奇。在他迈向自我意识的过程中，如果曾有令他惊奇的时刻，那就是加纳。

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常常为自己使徒服务的成效而感到惊奇。当然无需提及，我不能变水为酒，但是我在对前来办告解的人所说的几句话化解和平衡了他们深藏于内心的情感郁闷和情绪纽结。在灵修辅导时，我有时偶然引用的福音章节恰好令被辅导者体验到治愈或希望。在一次讲完道理后，有人流着泪前来对我说，那正是她需要听到的。

就在最近，我的一个朋友突然收到一些非常不好的消息，在那个当下我恰好在那里，并且有时间，在一个繁忙地方，唯一的一个小小的安静房间陪陪他。在细致的交谈和眼泪后，我们谈完站起来准备离开。恰好在这时有人急切地进来说她需要这个房间。如果我们是几分钟或晚几分钟，我和我的朋友不可能有机会或时间或空间见面。看来天主在我的朋友正需要的时候准备了我们谈话的空间。

一个人使命和生活的结果常常令人惊叹，能清楚会看到和感受到天主上智的照顾，即使结果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加纳婚宴的奇迹对耶稣不失为一个大的惊喜。

与此同时，加纳婚宴的奇迹好像也坚固了耶稣对自己使命的认识，并催促鼓励他对天主怀有更大的信任，也更加信任自己的判断和分辨，并信任自己因天主之名而行奇迹的能力。这也许帮助耶稣去了解他的真我的价值，明白他的天父派遣他的使命：成为天主的启示者和启示。

这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常常遇到的。我们更多地活出真实的自我，我们就会更加成为天主创造的人，我们就会看到一个良好的生活圣召的卓越成效。一位完全接纳自己作为父亲的圣召的父亲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他的孩子也会获得更多的关爱。母亲也就会成为更好的母亲。医生会成为更好的医生。朋友会成为更好的朋友。基督徒会成为更好的基督徒。

随着福音故事的继续，我们很容易看到耶稣对他使命和身份的自信日渐增长。他的奇迹是对他自己和使命具有信心的衡量，而这一使命衍生于他与天父的关系。在其他的福音章节里，这一肯定自然地跃然纸上，如玛窦、马尔谷、路加所记载的一个故事。

“主，如果你愿意”，麻风病人说到，“你就能洁净我”。

“我愿意”，耶稣充满自信地说，“你洁净了”。

纵贯耶稣的生活，他持续不断更深地觉察自己的使命和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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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迈向他尘世使命的末期，耶稣能够清楚地看到需要完成的是什么。在这个时候，他更加完整地拥抱接纳自己和身份和使命。但是还有最后一个试探：那就是在他的苦难前，在革现玛尼（Gethsemane）山园里的时候。在他生命即将走上尽头之际，他与完全拥抱自己的使命挣扎。他说“若是可能，就让这杯离开我吧”！希望也许痛苦不是天主愿意的（玛二六39）。

但是藉着祈祷和反省他也意识到，无论他即将来临的受苦是什么，都是天主此时对他的要求。他也意识到，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在此，对我而言，藉着接受这杯苦爵，耶稣完全并确定的接受他的身份。他的生活和圣召其中也包括受苦，我们也是如此。在山园里，耶稣接受了这最本质的人性事实。

耶稣因此完全地自由。当他被自己最亲近的门徒之一出卖，在山园被逮捕时，他并未感到纷乱不安。

为回应伯多禄对大司祭卫士的伤害，耶稣冷静地治愈了这个人，并告诉门徒们平静地接受这一事实。在面对比拉多询问时，耶稣拒绝为自己辩护。事实上，在整个苦难的过程中，保全工大部分时候都保持沉默。在他迈向死亡的旅程，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他非常肯定接受真实的自我——一个生命包括痛苦和死亡的自我。他的十字苦难成为一个深度的人性的行为，不仅仅因为死亡也许是他所经历的最基本的人的旅程，而是因为这是他对真我完全承认和接纳的一个自然结果。

我以前总在想耶稣否肯定知道他会从死者中复活。现在，也许我完全错了，但我想，当耶稣在完美的信德里活出自己的生命，并相信他对使命的完全接纳和对天父的顺服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就像在过去曾发生过的一样——但他并未清楚地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福音里有类似的表达。甚至当他悬在十字架上时，虽然自由地将自己的生命交付，但他在痛苦和纷扰中哭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玛二七46）

对我来说，他对自己未来的忽略可能使他对自己人性生命事实的接纳更显出意义。他完全地信任天主，他知道，藉着成为真实的自己，即使在无法想像的痛苦当中，他能够带给别人新的生命。也许耶稣也并不知道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直到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早上，当他的真我最后在荣耀与光辉里完全显现。想像甚至是他也会被天主给予的新生命惊异是一件美妙的事。也许正如伊丽莎白·姜生对此的美丽描述，至此，“他完全清楚地明白了自己的身份”。

基督的生命是基督徒生命的主要隐喻。耶稣认识自己是谁的方式，他生来要做的事情，他要如何去做，这些都是基督徒生命旅程走向真我的隐喻。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召叫去深度地反省我们真实的自我，去拥抱我们每一个独特的圣召，让天主转化我们的真我并成为他人新生命的泉源。这是一个漫长的的旅程，一个终生的旅程和修持，但我们并非孤独的。我们有团体的支援，我们有圣神的带领和指引，我们有天父的圣爱，我们有耶稣基督——所有人最真实的自我的陪伴。

第七章

所有的圣人

天主首先透过我们的渴望

唤醒复生我们的圣召

自从我加入耶稣以来我学到的最重要的灵修洞察是天主召叫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我们自己，活出我们自己。多默·牟敦说到：“对我而言，做一位圣人即意味着做我自己”。（我保证这是我最后一次摘录这句话：我想你们此时已经能够背下这句话了！）因此，圣善包含着忠于天主创造的我。换言之，成圣意味着成为你的真我　。除了纳匝肋耶稣的生活外，对圣化最好的描述可以在圣人们的生活中发现。

我知道许多读者听到这点后也许会叹息（内在与外在）。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圣人们的生活往往很遗憾地被视为特别的虔诚并有许多无关紧要的传奇，使人很难与大理石雕像或彩绘玻璃的窗户连在一起。你看着“小白花”圣女小德兰（Saint Therese of  Lisieux）的雕像，穿着加尔默罗圣衣会会衣，握着一束玫瑰，轻轻地仰望天空，令人不禁去思考：“这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要紧的是记得圣人也是普通的人，亦即他们曾经犯过罪（经常），怀疑过（有时候），担心自己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远比你所想像的还要多）。就像每个人一样，圣人们也在同虚假的自我挑战，并努力成为天主要他们成为的自我。

补充一点，我在此所谓的“圣人”是最广的含义：不仅仅是那些被教会宣圣的人（那些官方宣布为圣人并受到公共敬礼的），也指那些具有圣德的人们，他们也许尚未获得正式的承认。以广义的内涵来使用这个词有其著名的背景。比如，圣保禄用同样的词汇来指他早期的基督徒同伴们：“致书给那些（在厄弗所的）圣徒和信仰基督耶稣的人”（弗一1）。“致书给格林多的天主教会和全阿哈雅的众位圣徒……”（格后一1）。

在他们生活的某个阶段，每一位圣人都意识到天主召叫他们在特别的方式里忠信地生活。每一位圣人都被放置在不同的时间与环境。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性格和以不同的方式面对人生。每一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与天主会晤。我们只要想想各式各样的圣人们便可知道。我不只是说他们生活在什么时代，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来自于什么地方，或者他们讲的是什么语言。我意味的是一些更基本的事情：他们是谁，他们如何活出他们成圣的召叫。

让我举些例子：虽然他们的生活都建基和植根于天主内，但多默·牟敦面对生命的进程与圣磊思·公撒格（Saint Aloysius Gonzaga一位生活在十六世纪罗马的年轻耶稣会士），并没有太多相似之处。直到他生命的尽头，牟敦常常质疑自己所宣发的恒常圣愿、他在隐修院的生活、他作为隐修会士的圣召。磊思·公撒格，就另外一面而言，作为一个贵族家庭的儿子，看起来非常清楚他自己的圣召——即从孩童时代起就渴望成为一名耶稣会士——在年轻时期，磊思就与自己的父亲和兄长争辩说服他们允许自己加入耶稣会初学院。而牟敦只需与自己争斗，牟敦的圣召好像总是在摇摆。磊思则从未在圣召的道路上犹豫徘徊。

或者，我们可以谈谈小德兰，法国加尔默罗圣衣会修女，以及桃乐斯·戴（DorothyDay）美国社会正义的使徒和天主教工人运动的创始人。小德兰认识到天主召叫自己在修道院的围墙内度默观的静修生活，而桃乐斯·戴则明了好的邀请是度“外在”的生活，为大城市里的穷人们工作。两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生活和成圣的道路，两者都相互欣赏对方所从事的工作。比如，小德兰很欣赏和羡慕在越南工作的传教士们。而桃乐斯也很羡慕小德兰的静观生活。

真福教宗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在他的作品《一个灵魂的日志》（Journal of Soul）——他从修院生活开始直到他去世前不久的自传式写作的摘要里——默想了这一主题。在1907年1月，他写道，我们必须把圣人们生活的“精华”吸收进我们的生活。“我不是圣磊思，我也不需要按照他的方式来寻求圣化”。他继续写道，“没有人生来是为了成为一个完美典范干枯、无情的替身”。相反地，我们是要去跟随他们的芳表并将此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

教宗若望廿三世的结论是，“如果圣磊思是我，他会有不同的圣化方式”。

在不同的方式里成圣。第五个人的真实自我是天主独特的创化，成圣的方式是去成为天主希望我们成为的独特自我。

以不同方式成为基督徒的最早例子可以追溯到耶稣对第一批门徒们的召叫。圣经学者威廉·巴克莱在他的“每日诗经系列”里，对纳匝肋的耶稣为何拣选渔人作他的首批门徒提供了一些很吸引人和与众不同的洞见。优秀的渔人具有忍耐、勇敢、坚强、恒心持久的精神，他们知道如何捕鱼，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才应该出现等等。这些也都是一个门徒应具有的良好特质。

加里肋亚的纯朴渔人们都是很坦荡的人，坦率直言，实际，不喜空谈。我曾提到的话剧《犹达斯·依斯加略最后的日子》其中有一段是圣伯铎的现场独白，他记得他的兄弟安德肋（Andrew）不断地谈到默西亚的来临。然而这个实际的渔人并没有在做白日梦。

“喂，伙计”，伯铎说到，除非你的默西亚现在就下来帮我们捕些鱼，否则你就不要再喋喋不休地谈论那些梦想，还是专注於你的捕鱼吧”。

在后来的独白中，伯铎回顾他会晤耶稣的情景，耶稣让伯铎在一个毫无收获的夜晚再回到海边。当耶稣叫伯铎再次撒网时，伯铎嘲笑着而且有些怀疑，但他还是按照耶稣的话去做了，因此伯铎有机会尝到与耶稣生活在一起的滋味：“我能说的是，我只是一个落魄的、专业的、在商言商的渔夫”，伯铎说到，“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大海和潮汐。我知道在哪儿有鱼或没有鱼……但是……它们竟然都出现在我的网子里”。

耶稣也许因为伯铎所表达的这些渔人的特质而拣选他们。但是这只能解释为何拣选几位渔人门徒的理由。那么其他的人呢？为什么耶稣在他的门徒里也拣选了一个税吏，一个宗教的狂热者，在广大的跟随着中，那些声望不好的罪人呢？

理由也许是耶稣看到每一个门徒都有某些独特的才能可以为团体作出贡献。教会的共融合一，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包含着不同的背景和神恩。正如圣保禄所说的，“神恩中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不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这人从圣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语，另一个却由同一圣神蒙受了知识的言语；有人在同一圣神内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圣神内却蒙受了治病的奇恩；有的能行奇迹，有的能说告知话，有的能辨别神恩，有的能说各种语言，有的能解释语言，可是，这一切都是这唯一而同一的圣神所行的，随他的心愿，个别分配与人。就如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格林十二4,7-12）。我们每个人都带来一份独特的礼物，通过我们自己的礼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呈现个人圣化的特色并且令大团体更加具有活力。我们可能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帮忙建立“天国”。德蕾莎姆姆（Mother Teresa）有句有名的话深悟此一精髓。她说：“你能做一些我不能做的事情，我能做一些你不能做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为天主做一引动美丽的事”。

这样的多元发展只是出自人性渴望的自然结果，但它在灵修生活中的角色常常被忽略。简言之，圣人们具有不同的渴望，而这些渴望引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侍奉天主。这些渴望不仅仅影响他们所做的事情，而且也影响他们活真实的自我。

这些自然的倾向就是天主要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他的工作的方式。当我在念神学的时，有一张小小的海报贴在我们耶稣会团体的休息室，它精彩地描述了四位伟大的修会创始人：伯尔纳德喜欢山谷；本笃喜欢山丘；亚西西的方济喜欢小城镇；依纳爵·劳耀拉喜欢大城市。

这四位不同的圣人在合乎自己喜好和渴望的地方建立了他的家，并由此去完成他自己特殊的任务。他们个人的渴望形塑了他们独特的圣召。比如，依纳爵·劳耀拉，耶稣会的创始人，可能会觉得他的伟大梦想和追求会受到小城镇的局限。而亚西西的方济，贫穷人的使徒，则会觉得在罗马繁忙的办公室管理一个大修会无异于将自己逼疯！

天主首先通过我们的渴望唤醒复生我们的圣召。比如，一对男女因为渴望而爱上对方，继而发现他们的圣召是度婚姻生活。一对夫妇因为渴望而生了小孩，从而也发现自己作父母的圣召。渴望也以相同的方式在圣人的生活里工作，吸引他们对一些特别的工作怀有爱好，并对某些特别的圣召深怀兴趣，继而带领他们走上独特的成圣和圣化的道路。亨利·卢云作了神父是因为他渴望加入该会。桃乐斯·戴加入天主教会也是因为她渴望加入天主教会。最终而言，第一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望带领他走向天主并满全天主对世界的渴望。

这一洞见在《七重山》里我最喜爱的一句话中得到了回应。在他领洗后不久，牟敦和他的好朋友勒斯（Bob Lax）谈话。牟敦告诉靳斯他想成为一个很好的天主教徒。“你应该说的是”，他的朋友回答道，“你想成为一位圣人”。牟敦告诉了我们对话的其他部分：

“一位圣人？这个说法让我觉得有些怪异。我说：‘你怎样期待我成为一位圣人呢？’‘只要有意愿就行了’。勒斯说，‘只做个圣人，只需要有这意愿就行。如果你同意让天主主导，你难道不相信天主会使你成为他创造你的目的吗？你所要做的就是渴望它。”

第二天牟敦和他的导师范道伦（Mark Van Doren），哥伦比亚著名的英语教授谈话，也提到这段令他混淆的对话。范道伦的回复直接明了。

“勒斯一直说，一个人要做个圣人，他所需要的就是有做圣人的意愿”。

“那当然”。范道伦回道。

跟随这些个人的渴望和倾向引领每一位圣人步入一种与众不同的成圣途径。正如多玛斯·阿奎纳（Tomas Aquinas），十三世纪伟大的神学家说的，恩宠建立在人的本性上。十六世纪西班牙的依纳爵·劳耀拉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而听从了天主的召叫，而圣女贞德（Joan of Arc）却在十五世纪的法国听到天主的召叫开始军旅生涯。桃乐斯·戴创办了一份报纸来宣讲福音，而伯尔纳德·苏比鲁（Bernadette Soubirous），著名的露德圣母的神视者，则为媒体公开了她的故事而感到惊恐害怕。多玛斯·阿奎纳一生与书籍打交道，而亚西西的方济则告诫他的同伴们一本书也不能拥有，以免自己过分骄傲。不同的渴望带领人以不同的召叫走向天主。

但是在多元化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欣赏和认同那些与我们不同的圣召时的挑战。虽然圣人们能够明了这一点，但它却可能为大多数的我们带来一种障碍。如果你是一个外向乐观活跃的人，你可能会惊讶一个默观者罕动的生活（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哪还有整个时间都待在那里祈祷呀？）如果你是一个默观者，你也许会质疑那些行动者的内修生活（天主所需要的蛤我在祈祷中与他会晤，而你却总是马不停蹄地忙个不停）。你可以很容易想像圣伯铎看着圣保禄，愤愤不平地说，“我就是要同这个以前是个法利塞的人一起工作吗“？

如果我们无法肯定自己的圣召，我们就会很难去接受他人独特的使徒身份。这些误解能导致不同见解和争论，甚至造成基督徒团体的争吵不和。但是对我们也许有帮助的是，我们应该记得，即使圣人之间也会彼此意见不同——而且往往很强烈。事实上，远从保禄和伯铎时代起，圣人们之间的争论在基督教会里已是个久远的传统（你还能在哪儿找到更古老的传统）？在保禄·艾利（Paul Elie）关于美国天主教会的书籍《善有善报》（The Life YouSave Mya be Your Own），他非常美妙地陈述了一些现代的例子。

艾利讲了关于桃乐斯·戴在一九五七年访问乔治亚（Georgia）的故事。“共融”（Koinonia）是一个跨种族的农业组织，大约由六十个人组成，有黑人和白人，但附近城区的人给这个跨种族的组织带来了许多麻烦。库房被烧毀，房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从纽约坐着大巴经过长长的旅程到达后，桃乐斯遭到愤怒邻居的强烈抗议，责怪她是麻烦的制造者。回到纽约后，她为《天主教工人》（Catholic Worker）报纸琯了一系列她在乔治亚逗留期间的文章。

今天，大多数的观察家会这样看待这些故事，“桃乐斯的另一个圣人行为”！但是另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小说家，弗兰娜瑞·欧康纳（Flanery O`Connor），她本人在乔治亚生活了多年，并充满感情地写了许多有关当地种族情况的文章，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桃乐斯的态度是傲慢的，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生活在乔治亚的人更了解什么是乔治亚所需要的。正如保禄·艾利写到，欧康纳认为这是她自己的城市“被比较高级的东部方法”拯救的新闻。

欧康纳甚至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更坦率地说，“如果她（桃乐斯·戴）不需要提及“她们为所有的人生活方式”，我倒不会觉得什么“。虽然她钦佩桃乐斯·戴，但欧康纳写到，“我所有对此主题的看法都是丑陋和不仁慈的——例如：那是一漫漫长路，遭到强烈的抗议，等等”。

换言之，不仅仅弗兰娜瑞，欧康纳和桃乐斯·戴各有自己的圣化途径，在上述的事件里，她们以相反的方式看待天主在世界里的临在，因此继之而来的，对于天主对她们的要求也持有不同的理解。她们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自己的使徒使命：桃乐斯·戴通过新闻和社会活动，弗兰娜瑞·欧康纳则藉由小说创作和照顾自己年迈的母亲（还有她的一群美丽的孔雀。

那么，是什么使这些不同之处凝聚在一起呢？是什么在共融中保持圣人的共融呢？

基督徒圣人生活的共融与合一建基于他们圣耶稣基督的投身。正如初斯的门徒们一样，完全信任他们老师的判断，天主召叫人的理由与我们的理解非常不一样，也许这对我们会一直是个秘密。作为一名耶稣会士，我常常遇到人们称赞那些我认为太安静，或太睿智，或太吝啬去做任何好事的耶稣会士。它提醒我天主的智慧是他召叫我们在一起并接受使命派遣。

事实上，也许真正让所有性格名异的门徒们聚在一起的是耶稣自己。不是他对问题的解决，而是他们对他的基本信任。他们也许对自己说，“好的，上主，我很不喜欢这个人，我真的不了解他，但是如果你说他是我们的一员，那为我而言就足够了”。

但是这是有很重要的一点：即使是圣人和有德行的人，在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圣化方式之前，也要面对困难和经常的痛苦挑战。有些人在真正理解他们自己的圣召前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和挑战。我曾经提及，牟敦在他能够开始活出真实的自我前，花费了许多外试图去解开他虚假自我的“绷带”。卢云直到五十四岁，才在方舟团体找到自己最后的归宿以及与残障者一起生活的定位。

一些圣人即使在明确自己的圣召后也面对好似无法克服的障碍：磊思·公撒格，虽然肯定自己耶稣会的圣召，但需要说服他的父亲，一个具有很大权力的贵族，他曾威胁磊思，倘若他加入耶稣会，就会受到严厉的鞭打。多玛斯·阿奎纳的母亲，为了阻止多玛斯加入道明会，派遣其他的儿子轮流游说。有一天他们在半路埋伏绑架了多玛斯，强迫他回家，也曾经将多玛斯关在家里的城堡里两年之久，希望他能够改变主意（他当然没有）。

在圣人们的生活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令人惊奇的故事指出他们一些最深的渴望受挫。即，他们好像受到阻止去活出自我。在她1858年露德小山洞的著名神视后，伯尔纳德·苏比鲁希望继续自己过去的牧童生活，但她或多或少被她善意的堂区神父送进了修院（这位未来的圣人希望继续成为牧童——或者，度婚姻的生活——的念头对当时的宗教人士来说简直该下地狱）。几年后，在她加尔默罗圣衣会修院里，小德兰在她的书《灵心小史》（Story of a Soul）里表达了她希望被祝圣为司铎的强烈愿望，她写到：“我感受到在我内作司铎的圣召”。当然，这是一件在她有生之年不可能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牟敦也一直在面对因未能有更多独处的机会而带来的持续困扰，直到生命的尽头，他才获得允许在隐修院的地下室成为一名严格的苦修者。

换言之，找到真我是一个漫长、艰辛、持久，甚至困扰的旅程。

但是，在这些痛苦的灵修旅程中，这些人继续在天主召叫他们成为真我的道路上祈祷，即使当生命极度困扰并且充满障碍的时候也是如此。虽然不能成为司铎，小德兰依然在圣化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虽然不能结婚，伯尔纳德依然在圣化自己的旅途中成长。虽然不能找到稳定的感受，卢云仍然不断地圣化自己。尽管无法拥有自己所愿望的独居，牟敦依然在圣化的旅途上成长　。在他们的失望中，天主依然能够使他们持续接近他们的真我。

此时，你也许会继续想到，“哦，我与你上述的人们完全不一样。我既不是一个像桃乐斯·戴那样的社会运动家，也非牟敦之类的默观者，也不是像卢云一般的作家，或者像德蕾撒姆姆那样的修会创始人，或者像亚西西那样有异象的领导，更不可能像伯尔纳德·苏比鲁那样实际的神视者。圣化对我来说遥不可及。我的真我不是为了成圣”。

你不同意这一说法。我相信圣化是天主对我们所有人的目标，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终点。就像德蕾莎　姆姆所说的，“圣化不是一小部人的奢侈品。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你的和我的”。这听起来很抽象，所以让我们把它具体化一些。

尽管最近一些年来教会常常强调每一个人成圣的召叫，许多基督徒，我敢打赌，依然相信圣化只是为那些早已去世的人如伯铎或德莲（Mary Magdalene）或专业的宗教人士，如卢云、小德兰或牟敦。或者那些因为自己的信仰而牺牲生命的人，如早期的殉道者。或者可能，只是可能，是杰出的教友，像那些奉献他或她全部的生命为穷人服务的人，如温立光，方舟团体的创始人。但是“圣人”这个观念在日常生活里对许多人而言依然陌生和遥远。

让我们举例来说，假如你是一个拥有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六岁）的年轻已婚妇女。当闹钟将你从清晨的睡梦中吵醒，你意识到自己仍然没有从昨天的疲倦中恢复过来。像平时一样，你的两个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一个因为他晚上做了一个恶梦而又哭又闹。你的另外一个孩子叫嚷者要喝水，并且向你要他晚上睡觉掉落在地上的最喜爱的动物积木。我们设想你的先生此时正在外地出差，因而不能在早晨帮你照顾孩子。让我们也假设你在外面还有工作，在开始你自己紧张繁忙的一天之前，还需要做早餐，送孩子去上学。

你躺在床上，看着头上的天花板，你想着今天需要为家庭所做的一切事情，以及你要在办公室为你的上司所做的一切事情，没有一样是你能为自己做的事情。你在想，你如何能够完成即使只是今天需要做的事情的一半。有时候，在这些早晨的时刻，你抱怨没有时间做一些祈祷和默想这样的事情。你希望你活出一种更圣化，更宗教的生活。最近你读到一篇有关你最喜欢的现代圣人德蕾莎姆姆的文章。你悲哀地对自己说，“我将永远不会像她那样”。但是那就是问题的所在。你不是去成为德蕾莎姆姆，你是去做你自己。

在这里，牟敦对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的描述具有特别的帮助。我曾经提及，虚假的自我是我们呈现给世界的一面，我们认为会悦乐他人的一面：吸引力、自信、成功。反过来说，真我是我们呈现在天主前的那面。圣化包含着去发现这个人是谁并努力去成为这个人，活出他的真实面貌。

换言之，一位上班族的母亲不是要去成为德蕾莎姆姆。她是去成为一个热爱她的孩子，热爱她的丈夫，热爱她的工作和同事，并在自己生活的世界里找到意义的妇女。她是在自己的生活里以及与她一起生活和工作的人中经验天主的临在。有时候这意味着藉着爱而作大的事情，比如抚养孩子。有时意味着在爱中做着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小德兰称之为“神婴小道”）。举个例子，对一个上班的年轻母亲而言，可以尽量平衡自己在家里或工作当中的脾气和情绪（无论她有多么正确的理由发脾气）。

这过程一部分意味着这位年轻女要放下自己想成为他人的愿望。因为在实际生活当中，她也许会对德蕾莎姆姆所做的工作感到难以接受，但是，为了加强说明这一点，德蕾莎姆姆可以也对这位职业妇女的工作难以接受。

圣方济·沙雷（Saint Francis de Sales）,十六世纪日内瓦的主教，当他反省不同生活模式的人们经验超越的方式时，在他的书籍《简介奉献生活》（The Introduction to the Devout Life）谈到了这种理念。

当天主创造了万物后，他要求各种植物按照其种类结出果实。他同样也要求基督徒，他们是他的教会里生活的植物要，按照他们的个性特质，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召叫，结出虔诚与奉献的果实……因此，无论我们在何种环境里，我们能够而且必定切望度成全的生活。

牟敦更进一步地阐述了这种理念。他相信一个人献身“活跃”的生活，即劳动者，父母，学生或照顾他人者，能够引人步入更加圣善，更加虔诚，更加圣化的生活，远比那些“专业的修会人士”，像隐修院的修女或修士成效更高。牟敦在他的遗著《内在经验》（The inner Experience）里一篇题为<默观的种类>的文章中提到了这点。

有许多基督徒心怀灵魂伟大的纯洁和在活跃生活里完美的牺牲自我来侍奉天主……他们知道藉着牺牲自我的劳作能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并找到天主，在牺牲自我的劳作里，他们能够整天停留在天主的临在里……他们的生活简单纯朴，而且不需要超越普通的口祷和心祷层面。无须意识到这一点，为他们而言，他们极度简单的祈祷是如此的深厚和内在化，并带领他们走向默观的门槛。这些基督徒……也许比那些明显地倾向于深度内在生活的人更能够达到高层次的圣化。

牟敦称这些人为“隐蔽的默观者”（hidden contemplatives）,他们悠游于“带有面具的默观”。他们能这么做关键在于他们并不期望在隐修生活中找到天主，而是渴望在他们自己繁忙的日常生活里去发现神圣的光芒。

天主邀请我们去活出各自的圣召是令这世界更加多元丰富的一个原因。“圣人们是多么丰富地不同啊”！英国作家鲁益师写到。当我们开始相信我们应该成为其他人才能圣化时，问题就来了。当天主在我们的心灵已经为我们放置我们需要的所有方向时，我们却仍在使用他人的地图到到达天堂。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忽略了自己成圣的召叫。当许多人慕名前去加尔各答（Calcutta）访问德蕾莎姆姆时，她总是会告诉他们，“找到你自己的加尔各答”。换言之，在你播种的地方等待开花。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发现圣化。

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被召叫去效法圣人，更好地说，效法耶稣。阅读福音和圣人的生活是发现成圣新道路极佳的方式。那是牟敦所说的探索的部分：在天主对你的认识里发现你自己。通过祈祷。对话，阅读等，感谢天主的恩宠，上班的母亲逐渐地发现自己，成长得更接近真实的自己。但是她不是去成为德蕾莎姆姆，她是在做她自己。

正如耶稣会诗人霍普金斯在他的诗<当翠鸟着火>（As Kingfishers Catch Fire）写道：

因为基督临在于所有的地方

亲切地临在于眼中

亲切地临在于四肢

换言这，在你的眼里，在你的四肢

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接受你在天主前的自我。“你造成了我的五脏六腑，你在我母胎中缔结了我。我赞美你，因我被造，惊奇神奥，你的工作，千奇万妙！我的生命，你全知晓”。《圣咏》这样说（咏一三九13－14）。圣化的开始是爱你自己亦如天主的创造特一样。这意味着你的全部，包括你不希望存在的部分，或者不希望天主创造的部分，你抱怨的部分。天主爱我们就像父母爱自己的子女一样——而且远比父母照顾自己软弱或有缺陷的孩子更好。更重要的是，这些软弱的地方是最重要的成圣捷径，因为他们提醒你自己对天主的依赖。

但主对我说：“有我的恩宠为你足够了，因为我的德能在办软弱中全显出来”。所以我甘心情愿夸耀我的转弱，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为此，我为基督的缘故，喜欢在软弱中，在凌辱中，在艰难中，在迫害中，在困苦中，因为我几时软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格后十二9－10）。

每一个人都受到召叫去成为圣人的理念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深刻地表达。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提出的“所有人都受到成圣的召叫”的观念能够藉由特殊的恩宠灌入一个人生活最安静的状态内。在他那篇题为<圣事>（Sacraments）的文章里里，美国作家安德烈·杜布斯（Andre Dubus）反省在自己的生活里会晤神圣的经验。这位于1998年去世的作者在中年时的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双腿。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站在高速公路旁边，帮助一个汽车故障的人，但自己却不幸被另外一辆车严重撞伤。

杜布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他的文章里描述了他为自己的小女儿们制作带去学校吃的三明治的艰辛过程，当他摇着自己大而笨重的轮椅在狭小的厨房里移动时，当他接触厨房用具时，当他试图从轮椅上撕开厨柜时，当他切三明治时，他意识到他在为自己的孩子们做什么。

每一个时刻都是一个圣事，握住一个塑胶袋，一把刀子，一片面包，一个切菜板，或者移动一把椅子，或者把芥茉酱放在面包上，或者切腊肠或火腿。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圣事……

他明白需要对这一事实有清楚地意识。

如果我记得，那么我也会感觉到。

成圣的普遍召叫是邀请我们成为自己。它也是一个邀请，让我们记得日常生活的圣事意义，以及去意识到天主已经为我们设定好的伟大目标：圣化。有时候圣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一召叫的邀请，有时候需要徘徊许多年，无论他们是出生在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的伯铎，还是二十世纪美国的桃乐斯·戴。无论他们是像小德兰那样生活在安静的隐修默观团体，还是像教宗若望二十三那样坐在辉煌的梵蒂冈教宗寓所。无论他们是像牟敦或卢云那样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还是如伯尔纳德·苏比卢那样只留下了只字片语。无论他们是否像德蕾莎姆姆那样为加尔各答穷人中最贫穷者服务，或者像磊思·公撒格一般为罗马城那些垂死的人服务。

也许更贴近现实的是，无论我们是在曼哈顿金融区的办公室工作，或者是在爱荷华（Iowa）一个小小的家里做家庭主妇。无论我们是在夜晚照顾一个生病的小孩，还是在为教会的慈善午餐准备上百个无家可归之人的饮食。无论我们是在喝咖啡时聆听朋友的问题或者是为孩子的学习费用而辛苦的工作。无论我们是在一个小小的教堂耐心地花很长的时间聆听别人的告解，或者是花很多的时间来背诵我们在一个大型百老汇演出中的一点点台词。无论我们是贫穷或者富裕，年轻或年老，男人或女人，或同性恋者：我们都蒙召活出自我的成圣方式。

这本普通的小书是有关牟敦对真我理念的默想。是关于如何发现我们在天主面前的真实面貌的以及允许天主爱这个人的一个灵修生活的基本目标。它是关于如何（藉着活出自我）带给我们与天主共融的感受以及在我们的生活里得着平安。

但是这本书也包含其他的东西。它谈及如何去成为一个圣人。因为最终而言，活出自我的召叫就是圣化自己的一个邀请。这召叫转化圣人的生命成为创造者所喜悦的礼物。成圣的召叫是一个不断亲近天主的终生召叫，他唯一愿望的是他原创的我们，真实的我们，以及我们意欲成为的圣人。

[1] 卢云著，《遇见牟敦》，台北：光启文化，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