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吉谦:略谈中学历史教材编写方法的几个原则齐世荣

齐世荣

金冲及同志在《课程·教材·教法》2010年第2期发表了题为《中学历史教育：意义深远的大事》（见本刊第6期）的文章，内容很好，我完全同意。拙文不再谈历史教育的意义问题。仅就中学历史教材编写方法的几个原则略陈浅见，敬希指正。

一、历史教材的编写，必须遵循时间顺序

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历史必须按照时间顺序，说明人类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从历史观念来看，我国史学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十分重视“通古今之变”。要做到通古今之变，必须重视历史的时间顺序。

我国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1949年以后普遍采用划分章节的通史体，即按时间顺序，把历史分为若干阶段，在每一阶段中叙述若干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或以事系人，重在讲事之本末原委而牵涉到人，或以人系事，重在讲人之生平事迹而涉及于事，采用以事系人的时候较多。这种体例，我认为至今大体可行。中学生开始较系统地学习中外历史(小学无专门的历史课程)，必须让他们具体地知道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但同时要交待清楚历史事件发生和历史人物存在的时间，才能加深理解。如果只是简单地记住一些事和人，意义不大。例如，清朝有个大官僚，叫倭仁。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朝大败之后，他拿不出任何稍微有效的对策，却一味唱高调，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教材在提到倭仁这个人的时候，必须结合晚清政局的特定历史背景来讲，这样同学们才会对倭仁言论的荒谬性和反动性加深理解，因为在中国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狂潮的危急时刻，顽固派官僚仍然抱残守缺，抗拒一切外来事物，甚至连西方的科学技术也予以排斥，真是误国到了极点。

其他一些国家的中学教材也采用按时间顺序编写的通史体。例如，《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指出：“标准应以年代顺序为基础，因为这种组织方式有助于学生明了历史上的发展模式和因果关系。”“时序思维能力是历史推理的核心。如果没有历史地看待时间的明确意识，学生肯定会把诸多事件看作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东西。没有强烈的年代学意识，学生就不可能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解释历史因果联系。年代学是组织历史思维的智力前提。”

二、文字表达方面的要求

优秀的中学教材应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内容确定后，如何表达，历来是令编写者十分头痛的事。但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总应当力求做到：

(1)准确。这里讲的准确，有两层含义。一是内容要准确。教材中提到的史实，必须准确无误，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得出的观点才能站得住。中学教材的读者对象，是千百万青少年，绝不能在他们接受基础教育的阶段，给以错误的知识。因此，教材编写者要慎之又慎，力求没有“硬伤”。

准确的第二层含义，是指表述的文字要准确，不含糊，使学生准确地了解作者的意思。英国史学家马考莱说：“所有写作的第一法则，是作者所用之辞，能完全的正确的传达其意义予广大的读者。所有其他法则，对于这一法则而言，都居于附属的地位。”

(2)简要明了。中学教材篇幅有限，每课写多少字，大致有个规定，略超一点可以，但过多则不允许，“简”是基本要求。不过，也不能为简而简。重要的事件和人物，该讲的一定讲到，这才是简要；反之，只顾控制字数，该讲的也予以省略，那就不是简要，而是简陋了。还要防止“压缩饼干”式的“简”，即力图在有限的字数内包含更多的内容，不肯“割爱”。这势必造成学生的“消化不良”。真正做到简要，很不容易。用有限的字数，把事情说清楚，就得去掉累赘的重复、浮夸的词句等等。

与简要密切相关的，是文字要明了易懂。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范例。他绝不故作深奥之辞，引用古籍时，多改为汉代时通用的言语。例如，他引《尚书》“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一句时，就改为“帝尧者，放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也是这样做的。例如，他在讲到贞观之治时，不是照录《贞观政要》的原文，而是改成今天通行的白话文，既通俗，又生动。[1]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汪篯等编写)，同样有这个优点。简单要与明了结合起来。求简，不能影响达意。顾炎武说：“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2]他反对刻意求简，强调表达意见的清楚明白，是正确的。

(3)生动感人。我国史学有重文笔的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既是史学名著，也有文学价值。他们善于在写重大历史事件时，结合人物的活动来写，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近几十年出版的中学历史教材，有许多优点，但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弱点，就是人物讲得少，即便出现，也写得单薄，言行都不够具体。事情是人做出来的，没有人，事件就显得干巴巴的，提不起学生阅读的兴趣。人民教育出版社已故资深编审李纯武写过一篇题为《舞台·人物·声色》的文章，专门谈写历史人物的问题。他说：“教材里写历史人物比写历史事件单薄，这或许是体例的局限，或许是一种通病而应加以矫正的。如何写好历史人物，是写教材的一个难题。”他还说：“这里要强调的是，在现有的可容量之内，在现在讲述的历史事件的范围之内，是否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历史人物，或者把已经讲到的人物讲得比较丰满一些。”他还举了一些例子，说明如何把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写，以及突出人物的哪些特点以体现他在历史事件进程中的作用。[3]李纯武的这些建议很有参考价值。

(4)寓论断于序事。写教材，应当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表达的形式可以是夹叙夹议；也可以是在叙述后专门有一些议论；还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引导读者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不再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寓论断于序事。《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唯太史公能之。”[4]他举了五个例子，都是司马迁在篇末借一个人的话点明自己的看法。《史记》的“寓论断于序事”，并不限于篇末，放在篇目中的时候更多。

三、重复问题的处理

我国中学历史课程的设置，1949年以前基本上是中国史、外国史(有时叫西洋史)，在初、高中各讲一遍。1949年以后至今，多数情况是中国史、世界史在初、高中各讲一遍。这样就产生了重复问题。

重复的问题，总的说来，应按人的认识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浅入深的原则处理。初中历史教材的内容应多传授一些感性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高中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提高了，因此，高中历史教材应在初中教材提供的感性知识基础上适当加强理性知识的内容。具体讲，可按以下三种情况分别对待。

(1)初中教材中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一些细节，不必在高中教材中再予重复。例如，讲到古埃及时，初中教材有关金字塔的一些细节已经讲过了，高中教材对这些细节可予省略，只需点明金字塔象征法老至高无上的王权，也是古埃及文明的卓越成就，便足够了。又如，初中教材对秦朝建立后采取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讲得比较清楚，高中教材就可讲得简要一些，而着重讲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及有关制度。

(2)一些较深的内容，初中学生难以理解，可放到高中教材去讲。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春秋》、《左传》等，以及汉代文学如汉赋和乐府诗，都是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和欣赏能力的内容，可考虑在高中教材中讲授。又如，唐朝实行的租庸调法，清朝实行的“摊丁入亩”制度，都比较难懂，只宜在高中讲授。

(3)最难处理的是：有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虽然初中教材已经讲过但在高中教材仍不能不有者。有些重大历史事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假如从高中教材中删去，那么战后当代世界史的许多内容都无法讲清楚了。有些重要历史人物，例如列宁，假如从高中教材中略掉，那么苏联史上的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无法让学生明白，因为它们都是根据列宁的决策，在列宁的领导下实现的。那么，如何避免重复呢？办法是不作简单的重复，而在内容的深浅上加以区别。

人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列宁在《论国家》的演讲中说：“你们是第一次有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既然如此，这个困难的问题的第一讲，就很可能做不到使你们中间很多人都充分明白，充分了解。要真的是这样，我请你们不要懊丧，因为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因此，绝对不要指望在一次短短的讲课中就能把这个问题完全弄清楚。听了这个问题的第一次讲课以后，你们把不理解或不明白的地方记下来，三番五次地加以研究，将来在看书、听讲中进一步把不明白的地方弄清楚。我希望我们还能再谈一次，那时可以就所有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检查一下究竟哪些地方最不明白。我也希望除听讲以外，你们还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读几本。”[5]列宁在这段话中所讲的道理，也适用于教材的编写。同一个问题，学生在初中阶段只能了解到一定程度，不可能全懂。到了高中阶段，各方面知识比以前丰富了，阅历也增加了，再回到原来的问题，就会弄懂先前不全明白或知之不深的地方。例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在初中教材里，可初步指出它拯救了人类文明，恢复了世界和平，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在高中教材里，则应深入一步，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国际格局，为一系列欧亚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并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初中教材可指出它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高中教材则应进一步说明它的国际意义，即冲破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线，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壮大了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又如，初中教材的中国古代史部分，依照历史顺序讲清楚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面貌及其要点，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高中教材的中国古代史部分，可考虑按照较长时段的历史分期方法，把它划分为几个大的历史阶段并概括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从而加深学生对历史进程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学生认识历史的能力。

四、中外历史互相联系的问题

中学历史教材分作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两大部分，各有其专门的对象。这种办法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所以解放前后我国绝大部分中学历史教材都是这样编写的，今天仍宜如此。但是，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不应截然分开，互不相涉。我们在编写世界史时，应当不忘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各个时期和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中占有什么地位；我们在编写中国史时，应当想到世界历史这个大环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以及反转过来我们对它又发生了什么影响。概括说来，就是要努力编写出包含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和具有世界史背景的中国史。这样有分有合，最后成为一部真正的全球史，能使学生视野开阔，对世界全局了然于胸，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都将大受其益。

例如，在世界史教材中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时，我们必须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篇幅虽然不要像写中国近代史时占有那么多，但绝对不能丝毫不谈。教材应当说明中国在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使日本将近百万大军陷于中国，中国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的抗战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也大大减轻了日本对美英等国的压力。又如，在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写到抗日战争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这个问题时，除了说明国内形势外，还必须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才能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决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伟大决策。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时，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而苏联由于害怕中国内战引起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中国革命持消极态度。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关头，毛泽东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正在向前发展，必能克服战争危险。他同时又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取得某些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6]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判断，是建立在对世界形势准确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扼要地说明当时的国际背景，就能使学生认清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受到启发，以后更加关心世界大事。

总之，编写中学历史教材是很有意义但又十分困难的事情，其难度不亚于撰写专著和论文，甚或过之。但是，只要我们大家努力，总会编得越来越好的。笔者从事历史教育工作虽达60年，但只编过四次中学教材，既少经验，更乏学力。以上所谈，至多是一孔之见，仅供史学界同仁和关心历史教育的同志参考而已。

【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94.

[2]《日知录》卷一九“文章烦简”条.

[3]李纯武.历史文稿选存[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4—31.

[4]《日知录》卷二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84—1185.

【作者简介】齐世荣(1926-)，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世界史学者，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048

（转自《课程·教材·教法》(京)201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