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瀚照片:《幸福十日谈》No.7 幸福是可能的吗?

第十章　幸福是可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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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我们已经对不幸福的人作了充分的讨论，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有关幸福的人这一饶有趣味的话题。从我的一些朋友的言论和著作中，我几乎就要得出下面的结论了：幸福，在现代世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然而，通过反思，到外国旅行以及和我的花匠聊天，我发现这种观点被驱散得无影无踪了。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论述了我的那些朋友的不幸；在本章，我想考察一下在我的一生中所遇到的那些幸福的人。
　　幸福有两种，当然，这中间还有许多层次。我说的这两类，也可以被称作现实的和幻想的，或肉体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当然，在这些不同的名称中选择一种恰当的名称，这主要视论点而定，在这儿，我不打算证明任何论点，而仅仅打算去描述。也许描述这两种幸福的差异的最简单方法是：一类幸福是对所有的人都敞开胸怀，另一类幸福则对能读会写的人情有独钟。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认识一个掘井工，在他身上充满了幸福。他身材极为高大，肌肉极为发达，但是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当他在1885年得到一张国会选票时，他才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机构存在，他的幸福并不来自于知识，也不是基于对自然法则、物种完善、公共设施公有权。安息日会的最终胜利，或知识分子认为的人生乐趣所必不可少的任何信条，而只是基于躯体的活力，足够的劳作和对石块这类并非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征服。我那位花匠的幸福也是与他同种类型的，他一年四季与野兔作战，他说起这些小动物，就像伦敦警察厅提起布尔什维克分子一样；他认为它们行事诡秘，诡计多端，凶恶残忍，只有同样的精明伶俐的对手才能和它们作一较量。正像那些聚集在凡尔哈拉大厅里的英雄4门，他们每天都在追捕一头野猪，这头野猪每天晚上被他们杀死，可是第二天早上又奇怪地复生了。我的花匠也能捕杀其死敌，而并不担忧第二天那死故重新复生。那花匠虽然已经有70多岁的年纪了，可地从不停息，为了干活，他还得每天骑车跑上16英里的山路，但欢乐之泉是取用不尽的，那源头恰恰来自“那些兔意子们”。
　　你也许会说，像我们这类读书人，是体验不到这种单纯的快乐的；如果我们对兔子这般小的动物发动战争，我们能从中体味出什么快乐来呢？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实在肤浅。一头兔子要比黄热病杆菌大得多，但一个拥有知识的人尚且能够从与后者的搏斗中得到快乐。从情感的内容这一方面说，那些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的快乐，与我的花匠的体验到的快乐并无不同；教育造成的差异仅仅是快乐的形式不同而已。成功的快乐需要困难跟随，即使在最后这种困难得以克服，但它必须使得成功在开始时没有把握。这也许就是别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乃是幸福的源泉之一的原因了。那种自我评价偏低的人不断地为自己的成功感到惊奇，反之，那种自我评价过高的人则往往为自己的失败感到惊奇。前一种惊奇是令人高兴的，后一种则令人沮丧。因而明智的做法是既不无端地自负，也不自卑，得连进取。动都没了。
　　在那些受过更高级的教育的社会成员当中，现在最幸福的要数科学家了。他们中间许多最杰出的人在情感上是纯朴的，他们能够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吃饭、结婚对他们来说都是乐不可言的了，艺术家们和文人学士将其婚姻生活中的愁眉苦脸当成是礼仪上的需要，而科学家则往往能充分地享受这古老的天伦之乐，其原因在于，他们智力中的较高部分完全被自己的工作所占用，而不允许侵入到自己无能从事的领域，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感到幸福，因为在如今的时代科学发展迅速，力大无比；因为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既不被他们自己也不被外人所怀疑。因此，他们没有必要拥有复杂的情感，因为简朴的情感已经遇不到阻力了。复杂的情感象河水上的泡沫；平缓流动的河水遇上障碍便产生泡沫。只要生机勃勃的水流没有受阻，那么它便不会泛起小小的浪花，粗心的人则往往对其蕴藏的力量视而不见了。
　　在科学家的生活中，幸福的全部条件都得到了实现。他有一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的活动，他获得的成就，不管是对他自己来说，还是对那些甚至有时并不理解他们的普通大众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点上，他比艺术家幸运。当公众不能理解一幅画或一首诗歌时，他们的结论往往是：这是一幅糟糕的画或这是一首糟糕的诗。当他们不能理解相对论时，他们都下结论说（这倒在理），他们受的教育不够。结果便是：爱因斯坦受到景仰，而画家却在阁楼中饥肠键限，爱因斯坦是幸福的，而画家则是不幸福的。以一贯的我行我素来对抗公众的怀疑态度，在这种生活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除非他们能自己关在一个排外的小圈子内，忘记外面的冷漠世界。而科学家，由于除了同事，其他的人都器重自己，因而不需要小圈子。相反，艺术家则处于要么选择被人鄙视，要么做卑鄙无赖的人的痛苦不堪的处境之中。如果这位艺术家具有惊人的才华，那么他必定会招致非此即彼的厄运：如果他施展了自己的才华，结局便是前者；如果他深藏不露，结局便是后者。当然事情并非永远如此。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时优秀的艺术家们，甚至在他们年纪尚轻时，便为人们所尊重。于勒二世①虽说可能对米开朗基罗是不公平的，但他从不贬低米开朗基罗的绘画才能。现代的百万富翁，他可以给才华耗尽的老艺术家万贯钱财，但他绝不会认为，艺术家所从事的活动，与他的一样重要，也许这些情况与下述事实有关，即：一般而论，艺术家比科学家更不幸福些。
　　我认为，必须承认以下事实：在西方国家，许多知识阶层中的年轻人，由于发现没有合适的职业适合自己的才能，从而越来越感到不幸，然而，这种情况并不见于东方国家。现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年轻人大概都不如苏联的知识青年们那么幸福，苏联的年轻人要去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因而相应地具有一种热诚的信仰，老年人有的被处死了，有的被饿死了，有的被放逐了，有的被清除了，这样，他们便不能强迫年轻人在要么行凶为恶，要么无所事事之间作出唯一的选择，就象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里一样。对有教养的西方人来说，苏联青年的信仰也许是无情的，可是对于信仰，他们除此之外还能提出什么异议呢？这些青年人确实在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符合人们意愿的世界，这世界一旦建成，它几乎毫无疑问将使普通的苏联人比起革命前来要幸福得多。这一世界，也许并不适合于有文化的西方知识分子居住，但他们也并不非得去那里生活才行。因而，无论从哪一个实际的角度来判断，苏联青年的信仰是持之有据的，除了基于理论的种什批评之外，对这一信仰进行的谴责——说它是非人道主义的——实在是毫无道理。
　　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外部的政治环境扰乱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幸福，但不存在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内部障碍。许多活动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这种活动能够取得成功，那么青年人便会感到幸福。他们觉得自己在国家以及民族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有着日思夜盼的目标——虽说这种目标的实现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并不是无法实现的；而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态度乃是安逸和软弱的揉合物，软弱使人感到一切忙碌劳作都是不值得的，安逸则使这一痛苦的感受变得可以容忍。在整个东方；大学生们能希望对公众舆论有很大的影响，而这在西方都是不可能的。不过，东方大学生发财的机会比西方大学生要少得多。正因为既不软弱又不安逸，他才成为一个改革家或革命者，而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改革家或革命者的幸福有赖于公共事业，哪怕在面临死神的时候，他或许比那些玩世不恭的人享受的幸福还多，还实在。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他来我校作客，并打算回去在反动势力的区域内建立一所与我校相似的学校。虽然这样做的结果也许会是他的脑袋落地，但他是那般平静和幸福，以至于我也不得不暗自称羡。
　　然而，我并不是主张，只有这些平凡的幸福才是可能的。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它们，因为它们需要一种极不寻常的能力和广博的兴趣。并不是只有杰出的科学家才能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乐趣，也并不是只有大政治家才能从其鼓吹的事业中获得愉悦。工作的乐趣对所有具备特殊才能的人都是敞开的，只要他能够从自己的技能的适用中获得满足，而不是要求全世界的赞誉就行。我曾经认识一位少年时双腿便残废的男子，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他非常宁静、幸福。他之所以会有这么幸福，是因为他创作了一部长达五卷的关于玫瑰花枯萎病的专著。在我眼里，他是这方面的第一流专家。我无缘结识一大批贝壳学家，但是从认识他们的人那儿，我知道研究贝壳确实给那些乐此不疲的人带来了幸福。我还认识一位世界上最优秀的排字工，他是所有那些有志于创新字体的人的榜样。但是，那些有声望的人对他的尊重所给予他的快乐，远不及他运用自己的技巧时获得的真正的快乐——这一快乐与优秀的舞蹈家从跳舞之中获得的快乐大体相当。我也认识另外一些排字能手，他们能排数学字体，景教手稿，楔形文字，或任何冷僻和困难的文稿。我并没有去专门研究和考察这些人的私生活是否幸福，但我相信，在工作时间里，他们建设性的本能是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的。
　　人们习惯于认为，在我们的机器时代，技术性工作所提供的快乐比过去的手工时代更少了。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确实，今天，技术工人从事着与吸引着中世纪行会的活动迎然不同的工作，但是在机器经济中，他仍然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地位。那些制造科学仪器和精密机器的人，那些设计师，那些飞机工程师，司机以及其他许多人，从事的仍然是一种几乎可以让技能得到无限发展的职业。就我以往的观察，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农业工人和农民并不如汽车或火车司机幸福，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时而犁地，时而播种，时而收获，这种工作确实丰富多彩，但这得看老天爷的险色行事，而且这些农民也确信这一点。但是，对于制造现代机械的人来说，他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能感到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当然，对于那些仅仅看管机器的人来说，这种工作是极端乏味的，因为他们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操作，很少有变化。而且工作越乏味，他们就越有可能让机器来操纵。机器生产的最终目的——我们的确远未达到这一阶段——在于建成这样一种体制：机器从事一切乏味的工作，人类则从事变化多端和创造性的工作。在这样的世界上，比起农业时代来说，工作将变得不再乏味，不再令人压抑。在开始从事农业的时候，人类便习惯于枯燥无味的生活，以便摆脱饥饿的威胁。当人们依靠狩猎能获得食物的时候，工作便成了一种乐趣。关于这一点，人们不难从富人们仍以这些祖先的职业为乐事的现象中找到证明。但是，自从引入了农业生产方式以后，人类便进入了毫无生趣，忧郁沉闷和疯狂愚蠢的漫长时期，直到今天，我们才凭借机器的有益的操作得到了解放，感伤主义者当然可以大谈什么与泥土的亲密关系，哈代笔下的世故农民的老辣智慧等，但是每个乡村青年的愿望之一，便是要摆脱甘心忍受风雨旱涝的奴役、寂寞长夜的境地。他们到城里找活干，因为工厂和电影院里的气氛是实在的，亲切的。一般人的幸福的基本成分，包含着友谊与合作，人们能从工业中，而不是农业中更多地得到它们。
　　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对事业信仰是幸福的源泉之一。我并不仅仅只考虑革命家，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的受压迫国家中的诸如此类的人，我还考虑到了许多更为卑微的信仰。我认识的那些相信英格兰是十个失传部落的后裔的人，几乎总是幸福的，而那些相信英格兰只是埃弗雷姆和马纳塞部落①的人，也会感到同样地幸福。可是，我并不希望读者对此产生信仰，因为我不会去鼓吹任何对于我来说是基于虚假信仰之上的幸福，出于同样原因，我也不会去怂恿读者相信，人应该仅仅依靠喜好生活，虽然在我看来，这一信仰总能给人带来美满的幸福，但是要想发现一些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事情也是容易的，并且那些对此事真正感兴趣的人们，则在闲暇时光也拥有了一种满足，立足以排解人生空虚的感受。
　　与献身平凡事业相近的是沉溺于某一爱好，在活着的最杰出的的数学家当中，有一位将他的时间平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数学，一部分致力于集邮。我想当他在前一部分中没有取得进展时，后一部分也许就能够起到一种安慰作用。当然，证明数学理论中的命题的困难，并不是集邮能够解决的，邮票也不是能被收集的唯一物品，试想，古老的瓷器，鼻烟盒，罗马硬币，箭簇以及石器所展示的境界，该使你多么欣喜若狂，心旷神信？但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对这些纯朴的平凡的快乐不置可否。虽然在小时候体验过它们，但后来出于某种原因，我们都认为它们与人的成熟不相干，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我认为，任何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幸福和快乐都应得到珍惜。就我而言，我收集河流：我从顺伏尔加河而下中，从逆扬子江而上中获得快乐，并且一直为没有见过亚马逊河和奥里诺科河②而遗憾万分。这些情感是极为纯朴的，但是我并不为这些感情而羞怯惭愧。让我们再看一下棒球迷的亢奋的快乐吧。这些棒球迷们热情而又贪婪地的眼光注视着手中的报纸，电台正在转播那扣人心弦的场面。我认识一位美国第一流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以前给我的印象是极端忧郁的，但是自从我们见过第一次面后，结果就不一样了，记得当时电台正在报道一场生死攸关的棒球赛的结局，这位文学家忘了我，忘了文学，忘了世俗生活中的一切烦恼，他高兴得狂叫起来，因为他所钟爱的球队赢得了胜利。从此以后，我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从书中人物的不幸中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压抑的感觉了。
　　然而，狂热和爱好，在许多情况下，也许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是根本的幸福之源，而只是对现实的逃避，只是对某些极端痛苦的、难以面对的时刻的忘却。根本的幸福最有赖于对人和物的友善的关怀。
　　对人的友善的关怀是情感的一种形式，但不是那种贪婪的、掠夺的和非得有回报的形式。后者极有可能是不幸的源泉。能够带来幸福的那种形式是：喜爱观察人们，并从其独特的个性中发现乐趣，而不是希望获得控制他们的权力或者使他们对自己极端崇拜。如果一个人抱着这种态度对待他人，那么他便找到了幸福之源，并且成了别人友爱的对象；他与别人的关系，无论密切还是疏远，都会给他的兴趣和感情带来满足；他不会由于别人的忘恩负义而郁郁寡欢，因为他本来就不图回报，也将很少得到这种回报。在另一个人心里感到怒不可遏。暴跳如雷的特性，在他那儿，反而成了乐趣的来源，他平心静气地对待这些特性。别人苦苦奋斗才能获得的成就，在他则是举手之劳，不费吹灰之力。他幸福，所以他将是个愉快的伙伴，而这反过来又给他自己增添了许多幸福。但是，这一切必须出自内心，源自诚意，它绝不能产生了源自责任感的自我牺．牲的想法。在工作中，它却是糟糕的；人们只希望彼此喜欢，而不想忍耐、顺从。自然而然地、不耗心计地喜欢很多人，也许就是个人幸福的最大源泉。
　　在前面一段文章中，我还谈到了所谓的对物的友善的关怀。这一说法也许听起来有点勉强；也许应当说对物的友善感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在地质学家对石块和考古学家对遗址所具有的兴趣中，还是存在着与友善类似的东西的，这兴趣也应当成为我们对待个人和社会的态度的一个因素，人们不可能对敌对的而不是友善的事物感兴趣。一个人因为讨厌蜘蛛，为了住到它们较少光顾的地方，也许会收集有关蜘蛛习性的资料。但是这种兴趣决不会产生像地质学家从石块中获得的那种快乐，虽然对无生命的东西所表现出来的兴趣，不如对待自己的同胞的友善态度在日常幸福的成份中那么有价值，但是它仍然是很重要的。世界广差无垠，而我们自身的力量却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幸福都局限于自身之内，那么不向生活索取更多的东西就是很困难的，而贪求的结果，一定会使你连应该得到的那一份也落空。一个人，如果能凭藉一些真正的兴趣，例如曲伦特会议①或星辰史等，而忘却自己的烦恼，那么当他漫步回到一个无关个人的世界时，一定会发现自己觅得了平衡与宁静，使他能用最好的方法去对付自己的烦恼，同时得到真正的、哪怕是短暂的幸福。
　　幸福的秘诀在干：使你的兴趣尽量广泛，使你对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人和物尽量友善，而不是敌视。
　　这里我对幸福的种种可能性作了初步的探讨，以下章节将作进一步的讨论，并对如何摆脱忧郁的心清提出一些建议。
第十一章　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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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章内，我打算就我认为是幸福者最普遍、最显著的标志，即热情，展开讨论。
　　也许理解热情意味着什么的最佳途径是，观察人们坐下来吃饭时的各种不同的行为，对干一部分人来说，吃饭仅仅是一件厌烦的事情；不管食物如何精美，他们总是提不起兴致，他们吃过山珍海味，或许餐餐如此。直到饥饿变成一种令人不可忍受的感情，他们是永不知道挨饿的滋味的。但即使在这时，他们仍然把吃饭仅仅看作每天都要重复的刻板之事，这种事情只不过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作了规定。像所有其它事情一样，吃饭令人厌烦，但抱怨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没有别的事情比它更少让人心烦。接下来的一部分人是病人，他们吃饭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因为医生告诉他们，为了恢复健康，进补些营养品是必需的。还有一部分人则是美食家们，进餐前，他们怀着厚望，结果发现没有一道菜烧得是够格的。还有一种感谷之徒，他们俄鬼般地扑向食物，暴饮暴食，并且长得太胖，爱打呼略。最后还有一种人，他们进餐前食欲旺盛，对眼前的食物心满意足，直吃到饱嗝连天，他们才会停下来。在人生的宴席前，人们对生命所奉献的好东西也有着相同的态度。幸福的人对应于最后一种进餐者。热情与生活的关系，正如饥饿与食物的关系。厌食者对应于苦行者，警谷之徒与骄奢淫逸者呼应，而美食家则对应于爱挑剔者，后者将生活的一半乐趣指责为缺乏美感。令人惊讶的是，也许除了暨谷之徒外，所有这些类型的人都看不起具有良好胃口的人，反而认为自己是优越的。因为饥饿所以进食，或者因为生活绚丽多彩，乐趣无穷所以热爱生活，这对他们来说似乎俗不可耐，他们从自己的幻想的高峰俯瞰那些他们认为头脑简单的人，对他们予以鄙视。我个人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对于我来说，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意味着一种弊病，这种弊病，确实在某种环境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但是不管如何，当它产生时，应该尽早地给以医治，而不应该把它作为智慧的更高形式。如果某人喜欢革每，而另一个则不喜欢，那么后者优越在什么地方呢？这里不存在草毒是否好坏的纯粹抽象以及非个人的证明，爱吃的人说它们味道好极了，不爱吃的人则说它们味同嚼蜡。然而，爱吃草毒的人比不爱吃草毒的人多了一种快乐，就这点而言，前者的生活就多了乐趣，他更完美地适应了另一个人也得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在这个小例子中是真实的东西，在更为重大的事情里也同样是真实的。爱欣赏足球赛的人在这一方面就胜过不欣赏的人，而爱好读书的人则远胜于讨厌书本的人，因为，比起欣赏足球赛，读书带来的快乐机会要多得多。一个人的兴趣越广泛，他拥有的快乐机会就越多，而受命运之神操纵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为即使失去了某一种兴趣，他仍然可以转向另一种。生命是短暂的，我们不可能事事都感兴趣，但对尽可能多的事物感兴趣总是一极好事，这些事物能令我们的岁月变得充实圆满。我们都容易患内省者的弊病，世界向他呈现出万千姿态，他却把自己的思想专注于内心的空虚。我们千万别把内省青的忧郁看得过高。
　　从前有两台制造香肠的机器，专门用来将猪肉转制成最鲜美的香肠，其中一台机器一直保持着对猪肉的热情，从而生产了无数的香肠；另一台则说：“猪肉与我何干？我自己的工作远比任何猪肉有趣和神奇得多。”它拒绝了猪肉，并把工作转向研究自己的内部构造，而一旦天然食物被剥夺，它的内部便停止了运转，它越是研究，这内部对它来说似乎越发地空虚和愚蠢，所有那些进行过美妙运转的部件都纹丝不动了。它不明白，这些机器部件究竟能干什么。这第二台制肠机就像是失去热情的人，而第一台则像是对生活保持着热情的人。心灵也是一部奇异的机器，它能以最令人惊奇的方式把它获得的材料结合起来，但是如果缺乏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材料，它便会变得软弱无力。心灵与制肠机的区别是：由于事件只有通过我们对它们发生兴趣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经验，因此心灵必须自己为自己获取材料；如果事件不能激发我们的兴趣，我们便不会去利用它们。因而一个注意力向内的人会觉得一切都不值得他去关注，一个注意力向外的人，在他偶然审视自己的灵魂时，则会发现那些极其丰富、有趣的各类成份被解析和重组成了美妙的，富有教益的形式。
　　热情的形式是数不胜数的。人们也许会记得，歇洛克·福尔摩斯有一次偶然发现了一顶躺在大街中央的帽子，他把它捡了起来。经过一番打量，他说，这顶帽子的主人因为酗酒而毁了自己的前程，他的妻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爱恋他了。如此普通的物品都能引起他的极大的兴趣，因而对于他这种人来说，生活将永远不可能是无聊乏味的。在乡间野外的散步途中，有多少不同的东西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某个人或许会对鸟儿感兴趣，另一个则关心草不，还有的人留心地质地貌，也有的人注意农事庄稼等等。如果你有兴致，那么上述其中任何一项都会是有趣的，其它的也一样。一个人，只要对其中的一种感兴趣，就比不感兴趣的人更好地适应了这个世界。
　　同样地，不同的人对待自己的同类，态度的差异何其惊人！在一次长途火车旅行中，一个人会对同车的旅客视而不见，而另一个则会对他们进行归纳，分析他们的性格，并对他们的状况作出相当准确的判断，甚至他也许会了解到其中几个人的个人隐私。人们在弄清别人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也同样地反映在人们对别人的感觉之中。有些人总是发现所有的人都让自己受不了，而有些人则会很快地、很容易地对那些与自己接触的人产生友好的感情，除非有某些明显的理由，他们才会产生别种感情。再以旅行为例：有一些人将游遍好几个国家，但他们总住在最好的旅馆，吃着与在家中吃的东西一样的食物，约见那些在家中见到的同样的富翁，谈的话题也与他们在自豪餐桌上谈的相同。这些人一旦回家，他们唯一的感受只是为结束了昂贵旅行的烦恼而感到如释重负。而另外一些人，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在寻找那些独特的东西，并结识当地的典型人物，观察任何有历史或社会意义的东西，品尝当地的食物，学习当地的风俗和语言，回家时给冬夜带去一大雅新的快乐欢愉。
　　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的人比那些没有热情的人更加优越。即使那些不愉快的经验对那些热爱生活的人来说也有益处。我为见过一群中国人和一处西西里村庄而感到高兴，虽然我不能说当时的心清是极为愉快的。爱冒险的人喜欢诸如船只失事、兵变、地震、大火灾等所有这类不愉快的经历，只要它们不危及其健康。举地震这个例子来说，他们会惊呼：“地震原来如此！”由于这是一桩新鲜事，增加了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因而他们为此感到高兴。如果认为这些人不受命运的摆布，这并不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他们失去了健康，很可能在同时，也会失去热情，——但也并非一定如此。我曾经认识一些长年累月受尽折磨的人，但直到临死的最后一刻，他们仍对生命保持着热情。有些疾病能摧毁人的热情，有些则不一定。我不知道生物化学家现在能否区分这两类疾病，也许当生物化学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以后，我们都会有机会服用那些能确保我们对一切感兴趣的药片。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还得依赖对生活的常识性观察，以便判断哪些因素使得一部分人对一切均感兴趣，而使另一部分人对一切全无兴趣。
　　热情有时是一般化的，有时是专门化的。它有时也许会变得极端专门化。鲍洛的读者也许还记得那位失去了可爱的妻子，曾因此一度感到生活无聊之极的《拉大格罗晔中的人物。但他开始迷上了菜罐和条箱上的中文说明，通过一个法籍中国人在语法方面的帮助，并因之学会了中文之后，他渐渐地能够阅读这些标志了。这样，他在生活中获得了一种新的乐趣，虽然他从没有把习得的中国知识用于其它目的。我曾经认识一些人，他们专心致志地致力干搜寻一切有关诺斯替教②的旁门左道的东西；还有一些人，他们的主要乐趣便是整理。校正霍布斯③的手稿和其著作的早期版本。想事先知道一个人将会对什么感兴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大多教人都能对这件事或那件事怀有浓厚的兴趣，一旦这种兴趣被引发出来，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从单调、沉闷中解脱出来。但是，比起对生活的一般热情来，非常专门的兴趣，作为幸福的源泉，是不会令人感到满意的，因为它很难填补一个人所有的时光，并且总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他也许会在某一天全部理解那个已经成为他的爱好的特殊事物，因此感到兴味索然。
　　读者们也许还记得在我们列举的不同进餐者当中，包括了我并不打算赞赏的蓬谷之徒。读者们也许会认为，我们前此赞不绝口的充满热情的人，与婆餐之徒并无界线分明的不同。现在，我们得开始对这两种类型加以明确的区分了。
　　众所周知，古代人把谦逊看作一种美德。在浪漫主义思潮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这种观点被许多人遗弃了，而支配一切的激情得到了赞美，哪怕这种激情是毁灭性的、反社会的，正象拜伦式的英雄们所具有的一样。然而，古人显然是对的，在完美的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之间必须保持着一定的平衡，任何一种活动都不能被推至极端，以至于其它活动都开展不了。塑谷之徒放弃其它一切快乐，只追求食欲的满足，这样他们的生活中总的幸福便减少了许多，不仅吃喝的快乐会犯这种过度的毛病，其它的快乐有时也有这种情况。约瑟芬皇后在服装方面就是一个暨谷之徒。起初，拿破仑虽然对之颇有微词，但还是为她付帐，最后，拿破仑不得不告诉她必须学会节制，他以后只能为她付合理帐单。当约瑟芬收到一张帐单时，首先是感到不知所措，但她很快地想出了一条计策。她找军事大臣，要求从军事款中间为她付清这笔帐。军事大臣惧怕皇后革去自己的军职，所以只好照办不误，结果法国因此失去了热那亚。有些书便是这么说的，虽然在此我不想证明这故事的真实性。不管这故事是真实的，还是夸张的，但它足以向我们表明，一个有条件嗜好服装的女人，她会走得多远！嗜酒任和慕男狂便是同类中的最好例子。这些事情的根源是相当清楚的，我们所有不同的爱好和愿望必须适合于生活的总框架，如果它们要成为幸福的源泉，它们就得与健康的要求相一致，与我们钟爱的人的情感相一致，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相一致。有些强烈的爱好能使人无止境地沉溺于其中而不至于超过限度，有些则不然。试以一个爱下棋的人为例。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单身汉，那么他不必限制这一强烈的爱好。但如果他有妻有几，又无自立的能力，那么他肯定会对此加以限制。即使嗜酒狂和委谷之徒没有社会的约束，从注重自身利益的角度看来，他们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们的嗜好与人的健康的要求背道而驰，短暂的快乐只能留下无尽的痛苦。任何不同的嗜好，如果不让它成为痛苦的根源的话，就必须让它处于由某些特定的东西所构成的框架之内，这些特定的东西就是：健康；对自身才能的总看法；有支付必需品的足够收入；最根本的社会义务，如抚养妻儿老小；等等。一个人，如果为了下棋便牺牲了上述种种特定之物，从根本上说，便和嗜酒狂一样糟糕。但我们对这样的棋迷并没有严加责备，其唯一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人并不多见，而且只有才智超群的人才可能会迷恋如此高深的智力娱乐。希腊节制的准则实际上可被运用于这些事情上，这种准则认为，一个白天干活时也想到晚上的棋盘的棋迷是幸运的，但是，一个为了整天下棋而搁下工作的棋迷便是无节制的表现。据书记载，在托尔斯泰年轻的灵魂未得再生的时候，他因为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陆军十字勋章。但是到颂奖那一天，他却沉迷于一盘棋，竟然决定不会出席授奖仪式。在这件事上，我们很难说托尔斯泰有什么过错，因为对他来说，他是否获得陆军勋章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不过如果一个小人物这么做，那或许就是一件傻不可言的事了。
　　作为对前面提出的准则的限定，那就应该承认，有些行为被看得如此高尚，以至于为它们牺牲所有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了。一个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哪怕遗下的妻子儿女们身无分文、无以度日，也是不受谴责的。人们也不会指责因期望某项重大科学或发明而埋头干实验，而使全家困苦不堪的人——条件是他最后取得了成功。但是，如果他没有从他期望的发现或发明中得到成功的话，大家会把他说成是一个怪人。这看上去是不公平的，因为在这种事业中，没有谁能事先知道成功和失败。在基督纪元的第一个干年内，一个追求圣徒式的生活而抛下家庭不管的人备受人们的称赞，虽然时至今日，人们觉得他还应该给家里准备点什么。
　　我想，在感餐之徒与胃口健全者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深层次的心理差距。一个过分发展了单一欲望的人，往往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烦恼，他时刻在寻求躲避无法摆脱的恐惧。这种情形在嗜酒狂那儿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人喝酒是为了遗忘，如果他们的生活中不存在幽灵般的恐惧，他们是不会以为烂醉如泥比神志清醒更令人快乐的。正如传说中的一位中国人所言：“要么滴酒不沾，要么一醉方休。”这正是嗜好的过度和单一的典型。在这种嗜好中，被追求的不是乐趣，而是忘却。然而，以酗酒的方式获得的忘却，与发挥合乎需要的才能所获得的忘却是截然不同的。鲍洛那位自学中文的朋友，也是为了摆脱丧妻的悲痛而去寻求忘却，不过他的忘却却得自于一种毫无害处的活动。不仅如此，这项活动还丰富了他的智慧和见识。除了这种形式的躲避之外，其它的各种形式都不值得提倡。那些通过酗酒、赌博或其它任何形式的无益的快乐来忘却的人，往往事与愿违。确实，还有种种中间的情形。如果一个疯狂的人感到生活无聊之极，他上飞机或山顶去冒险，对此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如果他的冒险是为了某个公共利益目标，我们应该敬佩他；但如果并非如此，我们就不得不把他看得略胜于赌徒和酒鬼了。
　　真正的热情，不是那种实际上寻求忘却的热情，而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除非它被种种不幸给扼杀了。小孩子们对他们看到的和听到的任何事情都充满兴趣；世界对他们来说充满了新奇；他们不停地以热烈的情感追求着知识，当然，这种知识不是那种学者式的知识，而是那种对引起他们注意的事物的熟悉过程。只要身体健康，小动物即使长大了，也会保持着这种热情。一只被关在陌生房子里的猫是不会躺下休息的，除非它嗅遍了房子的每个角落也没有闻到一丝毫老鼠气味。一个从来没有遭受过重大挫折的人，将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天生兴趣；而只要他保持这一兴趣，他就会发现生活充满了快乐，如果他的自由没有受到不适当的限制的话。在文明社会中，热情的丧失大部分是由于自由受到了限制，而自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原始人一旦感到饥饿，便会去打猎充饥，这当然是受着直接的冲动的摆布。一个每天早上按时上班的人，在根本上也受同样的冲动的驱使，这一冲动即为了生存的需要。不过在后者的情形中，这一冲动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当下就会产生作用的，它是间接地通过抽象词语、信念和意志发生作用的。当一个人去上早班的时候，他并不感到饥饿，因为他刚吃完早饭，他仅仅知道饥饿会再度光临，只有工作才是解救这一未来饥饿的手段。冲动是毫无规律的，而文明社会中的习惯是有规律的。在原始人那儿，甚至集体的活动（如果确实有这种活动的话）都是自发的和冲动的。当部落要去作战时，锣鼓声便振起军威、激起斗志，激励着全体成员从事必要的活动。而现代冲动则不能这么对待。当一列火车必须于某一时刻启动时，人们不能用土著人的音乐来激励服务员、驾驶员和信号工。他们必须做着各自的工作，仅仅因为这些工作必须有人做；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是间接的，他们对活动本身没有产生任何冲。动，而仅仅着眼于活动的报酬。大部分社会生活都存在着同样的弊端。人们相互交谈，并不是出于任何交谈的愿望，而只是为了从合作中获得原先期待的最后的益处。在生活中，文明人的冲动时刻面临着束缚：一个人偶然感到欣喜，他不能在大街上手舞足蹈；而当他感到悲哀时，他又不能坐在台阶上哭泣流泪，以免妨碍行人交通。年轻时，他的自由在学校受到限制；成年时，他的自由又在工作时；司内遭到约束。所有这些，由于不断的束缚会产生疲乏和厌倦，因而都使得热情无法维系。尽管如此，如果不对自发的冲动加以某种程度的约束，一个文明社会便不可能存在，因为自发的冲动仅仅造成最简单的社会合作，而不能产生那些现代经济组织所要求的高度复杂的合作。为了排除这些抑止热情的障碍，一个人需要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或者，如果他幸运的话，拥有一种他感兴趣的工作。从统计数据来看，所有的文明国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其健康状况都得到了稳步改善，但个人的精力是否如此，则难以定论。不过，我怀疑现在的健康者的体力是否与以前的一样强壮。由于这个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因而我不准备在此对它作深入的探究，然而它也有个人的或心理的一面；对于后者，我们已在有关疲劳的章节中作了探讨。有些人不顾文明生活的种种障碍，拼命地维持着自己的热情，而有一些人，只有当他们从耗费了大量精力的内心冲突中挣脱出来后，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热情比起必要的工作来，需要更为充分的精力，并且这又反过来要求心理机器的平稳运转。对此，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加以更多的讨论。
　　在女子那儿，虽说现在比以前要好一些，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她们的热情被一种错误的自尊观念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往往认为，女子对男子抱一种明显的兴趣是可恶的，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太多的活力也不怎么受人欢迎。为了学会不对男人感兴趣，她们常常学会了不对任何东西感兴趣，或者除了某种正当的行为外，不对任何其它行为感兴趣。教导一种对生活采取消极和回避的态度，无疑是在灌输某种对热情有害无益的东西，无疑是鼓励某种对自身的专注，这种自我专注是极讲体面的女子的特征，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子尤其如此。他们对普通人感兴趣的体育活动漠不关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对男子，她们抱着一种一本正经的态度，对女人，则在暗中抱着敌视的态度。她们深信自己比其他女人更加体面和规矩。她们自我炫耀说，她们独善其身，也就是说，她们对同胞的冷漠无情，在她们看来，倒成了一种美德。当然，人们不能为此而指责她们，因为她们也仅仅是在接受与女人相关的长期承袭下来的道德说教。但是，作为压抑制度的令人同情的牺牲品，她们并没有能够认识到那种制度的罪恶性，对这种女人来说，所有的不慷慨是美德，所有的慷慨反而是罪恶。在她们自己的社交圈内，她们从事着那种扼杀快乐的活动，在政治舞台上，她们则偏爱压迫性的法规。令人欣慰的是，这种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见，但比起那些生活在解放了的圈子里的人所主张的目标来，差距还很大。如果有人怀疑这一说法，我建议他去几幢供出租的房屋那儿找个住处，并在找房的过程中，留心一下那些女房东，他便会发现，那些女人具有一种女性美德意识，这种意识从根本上包含着对生活的热情的无情摧残。他会发现，这一切的结果是心胸狭窄，气度偏狭。合理的男子美德和合理的女子美德之间没有什么差别，至少没有传统所说的那种差别。对于女人正如对于男人一样，热情是幸福和健康的奥秘所在。
第十二章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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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热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感到自己不被人爱，相反，觉得自已被人爱的感觉比其它任何东西都更能提高人的热情。一个人感到自己不被人爱有多种原因。他也许认为自己是个可怕的人，因而没有一个人会喜欢；他也许从孩提时代起便不得不习惯于得到比其他孩子更少的爱；或者事实上他就是一个谁也不爱的人。但是在最后这种情况下，其原因很可能在于早期不幸引起的自信心的缺乏。感到自己不被人爱的人会因此而采取不同的态度。为了赢得别人的喜爱，他也许会不遗余力，做出种种出人意料的亲呢举动。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不会成功，因为这种亲眼举动的动机很容易被对方识破，而人类天性却偏偏容易将爱给予那些对此要求最低的人。因此，那种试图通过乐善好施的行为追逐爱的人，最终会因人们的忘恩负义而生幻灭之感。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试图去购买的爱，其价值远远大于他给予的物质恩惠，因为实际上两者的价格是不平等的，他反而以这种错觉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另一个人，也发现自己不受欢迎，也许就会对世界报复，通过挑起战争和革命，或者通过运用犀利的笔杆，像斯威夫特一样。这是一种对厄运的英勇反击，它的性格要如此坚强，以至于可以与整个世界作对。极少有人具备如此高强的本领。绝大多数的人，不论男女，如果感到自己不被人爱，只能陷入怯弱的失望之中，仅仅在偶然的一丝羡慕和怨恨之中叹吁一番，于是这些人的生活变得极端的自私自利，爱的缺失使他们缺乏一种安全感，而本能地回避这一感觉，结果造成了他们任凭习惯来左右自己的生活。对于那些使自己成为单调生活的奴隶的人来说，他们的行为大多由对冷酷的外在世界的恐惧所激起，他们以为如果他们沿着早已走过的路走下去，就能避免撞上这个世界。
　　比起那些在生活中总感到不安全的人来，那些带着安全感面对生活的人要幸福得多，只要这种安全感没有给他们带来灾难。在绝大多数的，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安全感本身有助于一个人逃脱危险，而另一个人也许会屈从于它。如果你要走过一块狭窄的不板，而底下是万丈深渊，如果你这时害怕了，反而比你不怕时更容易失足。生活之路也是如此。一个无所畏惧的人当然也会遭遇到突发的灾难，但在经过了一番艰苦的拼搏之后，他可能会安全无恙，毫毛本损，而另一个人则可能在荆棘之中暗自悲伤。不言而喻，这种有益的自信心具有无数的形式，有的人对高山充满信心，有的人对大海不屑一顾，也有人在蓝天上翱翔自如。然而对生活的一般自信，更多地来自人们需要多少爱就接受多少爱的习惯。我打算在本章讨论的就是这一作为热情之源的心理习惯。
　　是接受的爱，而不是给予的爱，才产生了这一安全感——虽然它主要来自于相互的爱。严格说来，不仅爱，而且敬仰也有同样的效果。一些职业本身就能够保证人们的敬仰，因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如演员、牧师、演说家和政治家，越来越依赖于别人的喝彩。当他们从大众那儿获得了池们应得的那份赞誉，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热情，否则，他们便会感到不快。甚至独处一隅、自我封闭起来。大众的热情对于他们来说，犹如少数人的盛情厚意之于别人。父母喜欢孩子，而孩子则将他们的爱当作自然法则来接受。虽然这种爱对于孩子的幸福至关重要，但他并不看重它。他想像着大千世界，想像着他的历程中的冒险，想着他长大后将碰上的奇遇。不过，总有这么一种感觉存在于所有这些对外界关注的背后，这种感觉是：一旦灾难临头，父母就会尽其爱心来保护他。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一个缺乏父母之爱的孩子，很可能胆小怯弱，不爱冒险，他总感到惧怕，不敢再以欢快的心情去探究外部世界。这样的孩子可能在令人吃惊的小小年纪里就开始了对生与死、人类的命运等问题沉思默想。他变得性格内向，郁郁寡欢，以至于最后便从一种哲学或神学中寻求虚假的慰藉。世界是个乱哄哄的场所，包含着快乐之事，也包含着许多出自偶然的不愉快之事。试图为它勾画出一个理性的框架或模式的愿望，从根本上说，乃是一种惧怕的结果，实际上就是一种广场恐怖症或说对开阔场地的惧怕，在四周是墙的书斋里，胆怯的学生感到很安全。如果他能够使自己相信外部世界也是同样地安全，那么当他不得不走上大街时，他就会感到实在、安全。而如果他以前得到更多的爱，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惧怕外部世界了，也不会非得去创造一个只存在于他的信念中的理想世界。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爱都具有这种促进冒险精神的作用。被给予的爱本身必须是坚强的而非懦弱的，希望对方优越多于希望对方安全，虽然决不是彻底不顾安全。一个胆小的母亲或保姆，她总是告诫孩子们要警惕灾祸，她总认为所有的狗都咬人，所有的母牛都是公牛。这么做会使孩子们产生与她自己一样的胆怯心理，会使他们感到，除非她近在咫尺，否则他们就不会安全。对一个占有欲过度膨胀的母亲来说，孩子的这种感觉也许使她高兴，因为她希望孩子依赖自己，而不希望看到孩子有自立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孩子在以后的岁月里会愈来愈糟，远甚于他没有得到半点爱的结局。早期形成的心理习惯往往会延续到生命的结束。有不少人在恋爱时，就开始寻找一处远离尘嚣的所在，在那儿，他们自信能让别人羡慕、称赞，而事实上他们并不可爱，也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对于许多男人来说，家是躲避现实的避难所：正是在家里，他们不再有各种恐惧和胆怯的心理，而尽享天伦之乐，他们想从妻子那儿得到以前在不明智的母亲身上可以得到的东西，但是当妻子把他们看成大孩子时；他们又会惊诧莫名。
　　要给最完美的爱下个定义，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很显然，其中包括了某种保护性的成分。对于我们钟爱的人的损害，我们不会无动于衷的。然而，我认为，对不幸的担忧，相对于给予不幸的同情，在爱中所起的作用应该越小越好。为他人的担忧仅仅略胜于为我们自身的担忧，而且这种担忧不过是对占有欲的蔽护。通过激起别人对自己的担忧，人们希望能获得对他们的更为彻底的控制。当然，这就是男人为什么喜欢胆怯的女子的原因之一，因为通过保护她们，他们就拥有了她们。要表示多少份量的焦虑挂念才不会使受惠者受害，取决于受害者的性格：坚强而富于冒险精神的人能够忍受大量的关心而不受其害，反之，j个懦弱的人应该让他不要奢望这种关心。
　　接受的爱有两种功能，至今我们还只谈及了安全这一种，但在成人的生活中，还有一种更为本质的生物性的爱，即亲本性。不能激发性爱，对任何为男子或女子而言，都是极为不幸的厄运，因为这剥夺了生活赋予他或她的最大的乐趣。这一剥夺迟早会挫伤他们的热情，造成性格的内倾。但是很常见的是，在孩提时代由不幸造成的性格缺陷往往又成了日后求爱失败的原因。比起女子来，男子在这点上更真实，因为总的来说，女子往往爱慕男子的性格，而男子则追求女子的外貌。就这点而言，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男子不及女子，因为大体说来，男子在女子身上所发现的那些可爱的品质，远不如女子在男子身上发现的可爱本质那样值得去追求。不过，我不敢肯定，获得完美的性格比获得漂亮的外表容易。但不管怎样，女子更懂得、并且更加乐意遵循获得漂亮外表的必需的步骤，而男子对于追求完美性格的步骤也不象女子那么了解。
　　我们至此已经论述了以人为对象的爱，我现在想谈谈那种给予之爱。它同样有两种，一种也许是生活热情的最重要的表现；另一种则是恐惧感的表现。前者在我看来是值得称道的，而后者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安慰剂而已。如果你在晴朗的天气里，沿着一条风景如画的堤岸乘船航行，你会赞美堤岸并且为之陶醉。这种陶醉完全是一种源自外部的快乐，它与你自己的任何渴求毫无关系。另一方面，如果你的船只失事了，你拼命游向堤岸，这时，你就对它产生了一种新的爱：它意味着浪涛之中的安然无恙，美丑变得无关宏旨。对于船只安然无恙的人的感情来说越美好的爱，对于船只失事的人的感情来说则越糟糕。第一种爱仅仅在一个人安全时才有可能，或者说无论如何，这种爱对困扰他的危险视若无睹，相反，后一种爱比其它‘情况下的爱更加主观和自私，因为被爱老的价值这时仅在于其提供的援助，而不是其内在的品质。但我并不认为这种爱在主活中没有合法的地位，事实上，几乎一切真实的爱都是上述两者的混合物，而且只要这种爱确实消除了不安全感，它便会使人再次对世界感兴趣，而当危险临近、惧怕滋生的时候，这一兴趣却被掩盖了。不过，在承认这种爱在生活中的地位的同时，我们必须坚持认为，这种爱远不如第一种爱，因为它基于恶魔般的恐惧感，也因为它更加自私。在完美的爱的沐浴下，一个人应该期盼崭新的欢乐，而不是逃避旧日的不幸。
　　完美之爱给彼此以生命的活力；在爱中，每个人都愉快地接受爱，又自然而然地奉献爱；由于这种相互幸福的存在，每个人便会觉得世界其乐无穷。但在一种并不少见的爱中，一个人汲取着他人的生命之精华，接受别人的奉献出的爱却毫无回报。有些生命力极强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型，他们从一个又一个牺牲品那儿榨取生命，使自己壮实起来、得意非凡，而那些他们赖以生存的人则日见消瘦、颓废、意气沉沉。这类人把别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从不认为他们是目的本身。在某一时刻，或许他们认为自己是爱那些人的，但从根本上说，他们对那些人毫无兴致，而只关心能鼓动其活动的、也许是毫无人格的刺激物。不言而喻，这是由他们本性中的某种缺陷造成的。但要对此作出诊断或医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通常是与极大的野心相伴随的一种特征。我认为，这种特征源自于这么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对什么使人幸福具有极其片面的认识。彼此真正关怀的爱是真正的幸福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不仅是彼此幸福的手段，也是共同幸福的接合点。一个人，无论他在事业上的成就有多大，如果他把自己封闭在铁墙之内而无法扩展这种彼此关怀的爱，那么他便失去了生活的最大快乐。将爱排斥于自身之外的念头，一般来说是某种愤怒或对人类仇恨的结果，这种愤怒和仇恨产生的原因不外乎青年时代的不幸遭遇，或成年生活中的不公正待遇，或其它任何导致迫害狂的因素。过分膨胀的自我好比一座监狱，如果你想享受充分的生活乐趣，就必须从中逃脱出去。拥有真正的爱是逃脱自我樊篱的标志之一。仅仅接受别人的爱是不够的，还应该把这接受到的爱释放出去，给予别人以爱。只有当这二者平等时，爱才能发挥它最佳的作用。
　　对相互之爱的发展的任何阻碍，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社会的，都是极端邪恶的。世界曾经受到了、并正在受着这种阻碍。人们迟迟不表示钦佩，生怕用错了地方；迟迟不奉献爱心，生怕自己将来会遭到他们向之表示爱的人或者苛刻的社会的责难。谨小慎微，假借着道德的名义或者普遍智慧的名义，风行世上，结果在爱被关注的地方，慷慨风范与冒险精神隆若寒蝉。所有这一切都极易造成懦弱或对人类的仇视，因为很多人活了一辈子，还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真正的、根本的需要，而且十有八、九丧失了以快乐和宽广的胸怀对待世界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读者诸君千万别以为，那些没有道德的人在这方面比有道德的人好。在性关系中，几乎没有什么能被称为真正的爱了；而常见的是，其中往往有着一种根本上的敌视冲突。他或她，每个人都要隐匿起自己的秘密，都在极力保存住根本上的孤独和彼此间的距离，因而，这种性关系是一株不结果实的树。在这种生活中，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并不是说应该小心地避免性关系，因为在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步骤中，可能有机会产生一种更有价值、更深刻的爱。但我确实认为，只有那种毫无保留的、双方的人格共同升华的性关系，才有着真正的价值。在各种谨小慎微之中，对爱的过分小心或许是真正的幸福的最大敌人。
第十三章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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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人传给我们的全部制度中，没有什么比今天的家庭更为混乱和越轨了。本来，父母对孩子的爱和孩子对父母的爱应该是幸福的最大源泉之一，但在今日的现实社会里，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在90％的情况下倒成了双方不幸的根源，在99％的情况下成了双方之一的不幸的根源。这种家庭关系未能给人们以基本的满足，是我们的时代不幸的最深刻的一种原因。如果成人想与自己的孩子保持一种轻松愉快的关系，或者给他们一种幸福的生活，他就必须对如何当好父母亲的问题深思一番，然后明智地付诸行动。家庭问题太大了，以至于无法全部展开讨论；在本章中，我们只能涉及与我们目前的话题相关的部分，即对幸福的追求。并且即使是这小小的部分，我们也只能将它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即将它的改善限制在个人的能力范围以内，而不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限制，因为在我们的时代，家庭不幸的原因是种类最多的，诸如心理的、经济的、社会的、一教育的以及政治的等等，不一而足。以社会上的富裕阶层来说，使女人感到做母亲是件比以前沉重得多的负担的原因有两种。这两种原因是，一方面，对单身女子的职业的开放；另一方面，家庭佣人服务的衰落。以前，女人是因为不可忍受未婚女的生活条件才被迫出嫁的。那时，未婚女人不得不呆在家里，在经济上先是依靠父母，继而是依靠某个并非自愿的兄弟。她没有工作可以打发时光，在室外也没有自由可以享受c 她既无机会也无意愿去作性的探险，她深信婚外的性行为都是可恶的。如果她不顾一切阻挠，被某一诡计多端的花花公子所诱惑而失去贞操的话，她的处境就会变得极为可怜。小说《威克菲牧师传晔极为真切地描绘了这一情景：
　　能掩饰罪孽的唯一途径／就是隐藏羞耻，不为众人所知，／能使情夫忏悔／并心中哀痛的方法——唯有一死。
　　现代未婚女性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考虑死的必要性。如果她受过好的教育，她可以毫不困难地过上舒适的生活，并因而可以毋需看父母脸色行事。由于父母对女地丧失了经济权力，他们便不大敢从道德上对女儿表示反对。去责备一个不愿意被人责备的人，当然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所以，现今职业阶层中的未婚女性，只要她的智商和容貌不低于一般的人，在她还不想要孩子之前，尽可以享受完全舒适的生活。不过一旦生儿育女的欲望占了上风，她就非得结婚不可，而且几乎必然会因此失去工作，她的生活就不再会象她已经习惯的那样舒适了，因为丈夫的收入很可能比她原先挣的还少，何况这时，这收入不象以前那样只需养活一个单身女子，而要养活一个家庭了。她以前尝尽了独立生活的甜头，现在她发现为了每笔必需的开支，她都要向另一个人要，这实在有伤自尊心。正是由于这类原因，她才会犹豫再三，不敢冒冒尖尖地做起母亲来。
　　一个不顾一切地、断然地当起了母亲的女人，会发现她自己与前几代女人不同，面临着一种全新的、可怕的问题，即难以找到称心如意的家庭仆佣。这一问题的结果是，她忙于家务事，被迫去从事那些与其能力和所受的教育全然不相称的琐碎活儿，或者，如果她不用亲自动手的活，她也会因为呵责那些懒惰的佣人而坏了情绪。为了照顾孩子的身体，如果她花精力去了解这种事，她会发现，要是不狠心去冒极大的危险，就根本不可能把孩子交给保姆，甚至象清洁与卫生这些最简单的事，除非有钱雇请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佣人，也不能由别人来做。一个被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搞得心神疲惫的女人，如果她没有因此而丧失其扭力和大半的聪明，那么她实在是太幸运了，因为如果这个女人常常仅仅忙于亲自操持家务的话，就会变得令丈夫厌恶，令孩子嫌弃。丈夫傍晚下班回来，听着整天呼叨着烦恼事，会对老婆腻烦，而如果一句嗲叨话也听不到，又以为老婆是个糊涂虫。至于她和孩子们的关系，她为了他们做出的种种牺牲那么清晰地印在脑海里，以至于她几乎必然会向他们提出过分的要求。同时，由于关心琐碎家务事而形成的习惯，使她遇事大惊小怪，心胸狭窄。这是她不得不承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中最为严重的遭遇：为家辛苦操劳，结果反而失却了一家之爱；要是她不问家务，保持着快活与柔顺，他们或许还会爱着她。
　　这些问题实质上属于经济问题，另一几乎同洋令人烦恼的问题也属于同一性质。我指的是由于大城市的人口密集而造成的种种困难。
　　在中世纪，城镇象今天的乡村一样开阔，孩子们现在还唱着这首歌谣：
　　保罗塔尖一棵树，
　　苹果密得民不入，
　　伦敦城里小娃娃，
　　拿着长模来敲下。
　　翻着篱笆赶紧逃，
　　一直跑到伦敦桥。
　　圣保罗教堂的塔尖已荡然无存，它和伦敦桥之间的篱笆也早已消失。伦敦城里的小孩子们能够享受到这首歌谣所描绘的那种快乐，已经是好几百年前的事了；但大多数人还住在乡下，这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城镇并不很大；从城内很容易就到了乡村，在城里也很容易就可以发现紧挨着住宅区的公园。但是现在，美国的城市居民人数远远多于乡村。在美国，这一情形尚不严重，但城市人口也正在迅猛增加，像伦敦、纽约这样的占地极为辽阔的大城市，出城需要很长的时间。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们常常不得不满足于拥有一套公寓，当然，这公寓不沾一丝泥土气息。收入低下的居民则只能满足于极为狭小的空间。如果他们有小孩子，公寓里的生活就会变得困难起来。没有房子供给孩子们玩耍，也没有房子供父母避开孩子们的吵闹。从而工薪阶层的人越来越倾向于居住在城市郊区。这从孩子们的观点看来当然是极为惬意的事，但却给成人的生活平添了不少辛苦，从而大大削弱了他在家里的作用。
　　不过我不愿讨论如此广泛的经济问题，因为它们在我们关心的话题之外，这个话题简单说来就是：个人在此时此境能够做些什么，才能找到幸福？当我们谈及现今存在于父母与孩子之；司的关系中的心理困境时，我们便接近了这一话题，而这些心理困境实际上是民主所造成的各种问题之一。过去，社会上存在着主人和奴隶：主人决定应该做什么，而且总的说来，主人还是喜欢自己的奴隶的，因为奴隶给予他们幸福。奴隶们可能憎恨自己的主人，但这并不像民主理论所推测的那样普遍。然而就算他们憎恨主人，主人对此也一无所知，因而不管怎样主人总是幸福的。自从民主理论被广泛接受，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一贯驯服的奴隶不再驯服了，一贯对自己的权利毫不怀疑的主人也变得犹移不定。在双方之间，冲突发生了，不幸也随之而来。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些观点都旨在反对民主制度．因为这些问题中的困境实在是任何重大的转型时期都无法避免的。但抹杀这一事实也肯定是毫无益处的，即：当转型在继续，它使得世界充满不幸。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是民主思想广泛传播的典型例证之一。父母不再肯定自己拥有针对孩子们的特权，孩子们也不再感到自己有义务对父母表示尊敬。服从的美德以前是毋庸置疑的，现在它不再流行了，而且理当如此。精神分析学使得受过教育的父母惊慌失措，生怕在不知不觉中对孩子造成伤害。如果他们亲吻孩子，这可能造成恋母情结；假如不亲吻，又可能引起孩子们的嫉妒。如果做父母的命令孩子们去做什么事，可能产生负罪感；假如不命令，孩子又会架上不受父母欢迎的习惯。当他们看见婴儿吮吸大拇指时，他们得出无数可怕的解释，但又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去阻止他c一向威严的父母，现在变得软弱无能、焦虑不安，内心充满了惶惑犹疑。古老而纯朴的欢乐一去不复返了。而且由于单身女子的新型自由，女子在决定做母亲的时候，要比以前作出更大的牺牲。在这些情形之下，谨小慎微的母亲对孩子要求太少，而唐突莽撞的母亲又要求太多。前者抑制着自己的本能的爱而变得羞羞答答；后者却想在孩子们身上补偿自己忍痛舍弃的快乐。在前者的情况下，孩子的爱没有得到满足；在后者的情况下，孩子的爱又受到过度的刺激。总之两者都不存在那种唯有完美无缺的家庭才能提供的朴实无华的幸福。
　　考虑到这诸多困境，生育率的下降还会使谁感到惊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已经普遍地达到这个幅度，以至于人口已显示出萎缩的迹象。然而在富裕阶层，这一幅度早已超过了，这不仅在某一个国家如此，而且实际上已遍及了全部高度文明的国家。关于富裕阶层的生育率，没有多少统计资料可供援引，但从L文提及的吉恩·爱林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引用两条事实。1919年至1922年期间，斯德哥尔摩的职业妇女的生育率只占全部妇女的生育率的三分之一。1896至1913年期间，美国惠斯莱大学的4000毕业生生育的孩子总数约为3000，可是如果为了阻止人口的实际萎缩，必得8000孩子才行，而且没有一个夭折的。无可置疑，白人的丈明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特征，就是人们吸收这种文明的程度，与其生育率成反比。最文明的人生育率最低，最不文明的人生育率最高，两者之间还有一条列等级。现今的两方国家中，最聪明的那部分人正在渐渐死去，过不了几年，整个西方民族在数量上将会减少，除非由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的移民来补充。而一旦移民接收了该国的文明，他们也将逐渐减少。很明显，具有这种特征的文明是极不稳定的。除非它能不断增加自己的人口数，否则立迟早有一天会彻底消亡，让位于另外一些文明，在这些文明中，做父母的冲动保存了足够的力量，以阻止人口减少。
　　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官方的道学家们试图通过规劝和柔情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他们宣称，每对夫妇都应该按照上帝的意愿生育孩子，不管这些孩子是否拥有健康和幸福。另一方面，身为男性的教士们妄谈母性圣洁的快乐，谎称一个全是瘦骨嶙峋、贫困交加的大家庭是什么幸福之源。政府也加入到这个规劝行列，说什么相当数量的炮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人用于毁灭，所有这些精良的武器又有什么用？奇怪得很，一个做父母的即使承认这些主张能用于别人，但是一旦要用到自己身上时便充耳不闻了。教士和爱国主义者的心理学完全是错误的。教上只有在用地狱之火来吓唬人们并见有效时才会取得成功，但现在相信这种威吓的人已经不多了。任何威吓，如果力度不够，那么它根本不可能左右人们的最为隐秘的行为。至于政府的言论，确实太残酷无情了。人们或许会同意让别人去充当地灰，但决不会想让自己的孩子也充作此用。这样，政府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便只有尽量使穷人处于愚昧之中了。但是根据统计数据表明的，这种努力，除在一些西方最落后的地方外，是完全行不通的。即使真的存在什么公共责任，也很少会有人出于这种责任感而生儿育女。他们之所以生孩子，或者是因为相信孩子会给他们带来新的乐趣，或者是因为对如何避免孩子出世一无所知。后种情形至今仍较普遍，但在慢慢减少。政府也好，教会也罢，不管它们采取什么行动，都阻止不了这种人口萎缩的势头。因此，白人如果想要继续延种续族，就必须使做父母这件事能重新给人带来幸福。
　　当一个人只考虑人类天性而不管现实环境时，我想，身为父母显然在心理上能够享受到生活必须赋予的最伟大和最持久的幸福。这一点，毫无疑问，对于女入比对于男人来说更为真实；对于男人也比许多现代人所设想的要更为真实。这已经被过去的全部文献所公认，赫古巴对孩子的关心远远超过对文夫的关心，麦克狄夫对女儿也比对妻子更照顾一些。在《旧约》里，男女双方都热衷于传宗接代；在中国和日本，这一精神至今仍很活跃。有人认为这种欲望来自祖先崇拜，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即祖先崇拜乃是人类重视宗族延续的表现。与我们前已提及的职业妇女截然不同，人的生育的冲动一定非常强烈，否则决不会有人愿意作出必要的牺牲以满足这一冲动。在我个人看来，做父母的幸福大于我所经历过的一切幸福。我相信，当环境诱使男人或女人放弃这种幸福，必定留下一种非常深刻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而这又引起一种不满和倦怠，其原因往往不为人知。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想要幸福，特别在青春流逝之后，一个人必须觉得自己并不是孤独的，生命也不会马上枯竭，自己是生命之河的一部分，发源于最初的细胞，流向那遥远而神秘的未来。作为一种意识到了的情感，若用固有的词语来表达的话，它确实是极其文明而富于智慧的世界观；但是，如果作为一种模糊的本能的情感，它就是原始的、自然的，与高度的文明大相庭径。一个能够获得伟大而非凡成就的人，自然会名垂青史，并能够以其工作来满足生命延续的需要。但是那些才华平庸的人们，却只有借孩子们来聊以自慰了。凡是让生育的冲动萎缩的人，已经把自己与生命之河分离，并因而冒着生命枯竭的危险。对他们来说，除了那些特别超脱的人，死亡意味着一切终结。他们身后的世界不再关心他们，并且正因如此，他们的所为在他们看来是琐碎的和次要的。对于众多儿女绕膝的人来说，如果他出于一种自然的情感而挚爱他们，未来至关重要，至少在他有生之年是如此。这种感觉不仅出于道义或想像，也出于自然和本能。一个人，如果他能够把自己的兴趣伸展到个人生活之外，很可能会将这种兴趣伸展到更远的地方。像亚伯拉罕那样，当他想到自己的后代将去承受福祉时，他感到非常满足，即使这种承受许多代人之后才会实现。通过这种感觉，他才摆脱了那种差点况灭他所有的情感的空虚感。
　　当然，家庭的基础建立在这一事实之上，即父母对他们自己的孩子有一种特殊的爱，这种爱与他们相互之间的爱不同，也与他们对别人家孩子的爱不同。确实，有些父母亲很少或根本不爱自己的孩子；同样确实的是，有些女人对别人家的孩子的爱，与对自己家的孩子的爱，同样强烈。尽管如此，务实是明摆着的：父母之爱是正常人给予自己孩子，而不是任一别人的一种特殊情感，这一情感是我们的动物祖先的遗传物。在这方面，我认为弗洛伊德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性的生物因素，因为无论是谁，只要他视察了一头雌性动物如何对待其幼F，就会发现它对幼仔的行为，与对性关系上的雄性伙伴的行为截然两洋。这种差别也存在于人类之中，不过略有不同和不那么显著罢了。如果这种特殊的爱并不存在、那么家庭作为一种制度便会是无关乎幸福的了，因为只要把孩子交给专家抚养，就万事大吉了。然而现实地讲，只要身为父母者的本能不曾衰退，那么他们对孩子的这种特殊的爱，不仅对孩子，而且对他们本身都具有重大的价值。对孩子而言，父母慈爱的价值在于它比任何别的情感都更加可靠和值得信赖。朋友爱你是看中了你的优点，情人爱你是看中了你的睦力，假如优点和隧力不再存在，朋友和情人也许会悄然离去。但在患难中，父母都是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不管是在病中，还是在蒙受耻辱时，如果他们的确是好的父母亲的话，他们就会仍然本能地爱着自己的孩子。当别人称赞我们，我们会感到高兴，但大多数的人这时内心会有一种并不可靠的感觉。父母爱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孩子，这是无法改变的节实，因而我们感到他们比谁都值得信赖。在顺境当中，这也许无关紧要；但在逆境中，它就会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安慰和庇护。
　　在所有的人类交往关系中，确保某一团体的幸福是较为容易的，但要确保每个人的幸福则极为困难。狱卒可能以看守囚犯为乐；雇主也许以威胁雇员为乐；统治者往往以压制臣民为乐；而古板的父亲可能会以棍棒教子为乐。不过，这都是单方面的快乐；在另一方，这是难以接受的。我们感到这些单方面的快乐不会令人满意，因而相信真正好的人际关系应该使双方都感到满意。这特别适用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双方满意的结果只能是，父母从孩子身上获得比过去更多的快乐，孩子在父母那儿受的罪也比以往的少。找不认为真有什么理由，认为父母不该从孩子身上获得比过去更多的快乐，虽然现在的确如此。我也不认为有什么理由，认为父母不该为孩子增添更多的幸福。但正如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所有平等关系一样，这需要某种相当的敏感和温柔，以及对他人个性人格的相当的尊重。凡此种种，却不为日常生活的好斗性所倡导。让我们考虑身为父母的幸福，首先从其生物本质上考虑，其次考虑当父母以尊重他人人格的平等态度对待自己的孩子时，所能获得的快乐。
　　身为父母之幸福的最初根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存在着一种自身肉体的某部分获得了新的外表的感觉，这使生命能在其他部分灭亡之后延续下去，而这部分又反过来以相同的方式赋予其部分肉体以另一种外表，这样就确保了血脉的永生。另一方面是权力欲和柔情心的混合使新的生命无依无靠，于是父母便有满足他的需求的冲动，这种冲动不仅满足了父母对孩子的本能的爱，也满足了父母的权力欲。只要你认为婴儿还需要照顾，那么你对他的爱便不是无私的，因为这种爱只不过源于对自身脆弱天性的保护。但在很早的阶段，父母亲的权力欲与孩子自身的各种欲望之间就开始了冲突，因为尽管摆布孩子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孩子能尽早学会独立自主，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这件好事却会使那些迷恋自身权力欲的父母深感不快。有些做父母的，从来不知道会发生这种冲突，一旦冲突发生，他们的情绪便会大受影响。在他们看来，这种冲突使身为父母的幸福荡然无存。他们对孩子关怀备至，之后又因发现孩子变得完全不合自己的期望而义愤填膺。他们希望他成为一名军人，而他偏偏成了一位和平的鼓吹者；或者象托尔斯泰那样，他的父母常希望他成为一个和平使者，他却参加了黑色百人团。然而苦恼并非完全来自后来的发展。如果你去喂一个已经会自己动手的小孩，那么你就将权力欲的满足置于小孩的幸福之上了，虽然你本意是想减少他的麻烦。如果你使他清晰地认识到危险，那么这多半是由于你想他一直仰仗你。如果你向他直截表示自己的情感并期图回报，那么你是想用情感去控制他。父母的占有欲会使孩子走上五花八门的歧路，除非他们十分小心或者心地纯洁。如今的父母，对这一危险了然于心，他们有时根本失掉了面对孩子的信心。这样对孩子来说，其父母的帮助远不及他们犯些自然的错误那么有益，因为让孩子最担心的事莫过于大人缺乏决断和自信。因而，心地纯洁更优于谨慎小心。真心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更甚于希望孩子被自己控制的父母，根本不需要那些教导什么该做，什么又不该做的心理分析教科书，他们仅凭冲动行事。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将会自始至终协调一致，既不使孩子感到反感又不使父母感到失落。但是这需要父母亲从一开始就尊重孩子的人格——这种尊重并不是一种原则上的尊重，不管这个原则是道德上的，还是认识上的。这一尊重应当作为某种近似神秘的信仰而加以深刻的体会，以完全摒弃占有和压迫的欲望。当然，这种态度并不是只在对待孩子时才是值得称道的；对待婚姻，对待友谊，如能这样，当然也应予以称赞，虽然在友谊中并不怎么困难。在美好的世界里，它将渗透在人类社会的政治关系之中，虽然这是一种极为遥远的希望，我们无须望眼欲穿。虽说人们普遍需要这种关怀，但尤以孩子为甚，因为他们无依无靠，因为他们软弱可欺。
　　让我们回到本书的正题吧。现代人要获得身为父母的快乐，必须深深地感到上述那种对孩子的尊重，因为只有这样，父母才不会由于权力欲受到压抑而反生愤怒，”也不会为孩子获得了自由独立而大失所望。具有这种态度的父母，他们所得到的快乐，比起专制的父母在其权力鼎盛时期所得到的来，要多得多。因为经过了温柔的洗礼，这种爱清除了一切专制的倾向，它能给人一种更美妙、更亲切、更能神奇地将日常生活的粗俗点化成纯金式的欢乐，而一个想在这摇摇晃晃的世界上竭力维持其地位的人，却不可能得到这种快乐。
　　当我把父母之爱看得很重要时，我并没有得出这种结论（人们往往会有这种结论）：做父母的应当尽可能地为孩子多做些事情。过去，除了在女人当中代代相传的极不科学的零星育地法以外，人们对如何爱护孩子一无所知。在这样的年代里，为孩子尽力而为的习俗倒也是一件好事。现在，许多育儿之事，只有那些曾经悉心钻研过这一课题的人才能做得好。而且，儿童教育只有成为大学课程中所谓的“教育学”的一部分，才被大众所承认。人们不指望母亲教儿子学微积分，不管她多么爱他，因为在知识学习方面，人们一致认为孩子从专家那里去学比从外行的母亲那里学要好得多。但在儿童教育的其上许多领域内，由于所需的经验尚未得到认可，公认的东西就极其少了。有些事情本来由母亲做比较好，但是随着孩子的渐渐长大，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由别人做更好。如果这一点为大众普遍认同，那么做母亲的就可以减少许多烦心的操劳了，因为这本来就不是她的专长。一个懂得某种职业技术的女子，即使在做了母亲之后，也应该继续自由地发挥其专长，这不仅对她本人，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无害的。在怀孕后期和哺乳期内，她或许不能这么做，但婴儿出生九个月后，他就不应该还是阻止母亲从事职业工作的障碍。一旦社会过分苛求母亲，要她为孩子作出不合情理的牺牲时，这母亲如果不象圣徒那样非同一般，就会希望从孩子身上得到某种补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凡是习俗称作自我牺牲的母亲，往往对孩子极端自私，因为尽管做父母可以比人生其它部分更加重要，但如果把它看作人生的全部，就会导致人的不满，而不满的父母很可能会从感情上掌握住孩子。所以为了子女和母亲双方的利益，做母亲的最好别放弃所有其它的兴趣和事业。如果她有育儿的天赋，并有抚育孩子的充分的知识，那么她的才干应该被用于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她应该专职地抚育一班孩子，这当中也可包括她自己的孩子。只要达到了政府的最低要求，父母们应该有权发表意见，如孩子该如何教养，条件是被指定的人有资格担任这一工作。但是要求所有母亲都去做个别女人才能做得好的工作，就是不对的了。面对孩子手忙脚乱、无能为力的母亲并不少见，她们应该毫不迟疑地将孩子托付给有这方面的能力又受过必要训练的女子去教养。没有什么天赋的本能会教女人如何抚养孩子，并且过分的牵挂往往是占有欲的伪装。许多孩子就是被那些既无知又敏感的母亲搞得心理失常。人们历来认为，父亲不可能会懂得如何抚养孩子，但孩子们爱自己的父亲与爱自己的母亲并无不同。如果女人的生活能摆脱不必要的奴役而孩子能被允许受惠于日益增多的、与他们的身心健康有关的科学知识，那么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像现在父亲与孩子的关系。
第十四章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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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应该被看作是幸福的源泉，还是不幸的源泉，尚是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确实有很多工作是非常单调沉闷的，工作太重也总是令人痛苦的。然而，在我看来，假使工作在数量上并不过多的话，即使是单调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比无所事事要好。按照劳动的性质和劳动者的能力来说，工作确实可以分为各种不同层次，从仅仅是沉闷的放松到最深刻的快乐。很多人都得从事的许多种工作本身并没有多大乐趣，但即使是这种工作也包含着某种极大好处。首先，一个人无需决定什么，工作便可以让他消磨掉一天中的好多时间。有许多人，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时，竟然想不出什么够快乐的事值得一做。不管他们决定做什么，他们总感到一定有其它某种更快乐的事可做，这使他们非常苦恼。能够自觉而明智地充实空闲时间是文明的最后产物，但是目前还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个程度。另外，进行选择本身也是很烦人的。除了特别富于创造性的人以外，很多人都喜欢由别人告诉他一天中的每个小时该做些什么，只要这命令不是太令人不快。许多有闲的富人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烦闷，似乎这是免干苦役的代价一样，有时他们可以在非洲追捕猛兽，或者乘飞机环游世界，从中找到轻松的感觉。但这种感觉的数量是有限的，特别在青春逝去以后。因此之故，许多聪明的富翁简直象穷人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而有钱的女人，大多忙于难以计数的琐碎小事，似乎她们追求的东西是极端重要的。
　　因而，工作首先是作为一种解除烦闷的手段而被人们称道的。一个人在从事必要的、但不怎么有趣的工作时，也会感到烦闷，但这种烦闷比较起他整天无所事事所感到的烦闷来，就不值一提了。除此以外，工作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使得节假日格外充实愉快。假使一个人并无必要拼命工作以至于损及体力的话，他很可能比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能够在空闲时间里找到更多的热情。
　　大多数有报酬的工作和部分无报酬的工作所具有的第二个好处是：它给人获取成功和展露雄心的机会。在许多工作中，衡量成功的尺度是收入，而且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下，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对那种最好的工作，这一尺度才失去其天然的适用性。人们想增加自己收入的愿望，其实就是想获得成功的愿望，想以较多的收入来获得舒适心清的愿望。无论工作本身是多么索然无味，如果它能成为获得声誉的手段，它就会变得可以忍受，不管这声誉是世界性的，还是自己的小圈子里的。目的的持续是幸福长久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主要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实现的。在这方面，那些终生忙于家务活的女人，比起男子或在外工作的女人来，要不幸得多。家庭的妇女没有工资收入，没有改善自身生活的手段，她之所以受到丈夫的青睐，之所以被他看得重要，不是由于她的家务活（他对此几乎熟视无睹），而是由于其它的方面。当然，这一点并不适用于那些十分能干、能够把房间和花园整修得非常漂亮，以至于引起邻居的嫉妒的家庭妇女。但是这种妇女相对来说太少了，而且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家庭劳动中所获得的乐趣，远不如其它工作给予男人和职业妇女的快乐。
　　很多工作能给予人们消磨时间和施展哪怕是最微小的抱负的快乐，这一快乐能使从事单调工作的人比无所事事的人幸福得多。但是，当工作充满了乐趣时，它所能给予的满足比仅仅是逃避烦闷的工作所带来的满足，要大得多。多少有些趣味的工作可作一个从上到下的排列。我将从趣味平平的工作开始讲起，到那些值得一个伟人倾其一生的工作为止。
　　使工作变得有趣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技能的运用，二是建设性。
　　每一个获得了某种特殊技能的人，往往乐于运用这种技能，直到它变得不再特殊或者他不再能提高它。这种行为的动机早在儿童时代就已产生：一个能够倒立的男孩，是不愿意用脚立地的。许多工作给人的乐趣，与技巧游戏给人的乐趣不同。律师或政治家的工作，如同打桥牌一样，一定包含了妙不可言的乐趣，当然，这不但包括技能的运用，也包括高明对手的明争暗斗。不过，即使没有这种竞争的因素，仅仅是这些绝技的施展就足以令人乐不可支了。一个能在飞机上表演特技的人，哪怕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会在表演中获得极大的快乐。我猜想，一个干练的外科医生，虽然其工作环境令人不快，但仍然能从其极为成功的手术中获得满足。这种乐趣还可以来自许多并不显眼的劳动，不过强度略差一点。我甚至听说管道工人也喜欢他们的工作，虽然我无线结识他们。只要习得的技术能不断地变化或不断地得到完善，一切技术性的工作都会是令人愉快的。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那么一旦这件技术变得完美无缺，它便不再能给人带来乐趣c一个万米跑运动员，一旦过了破其纪录的年龄，就再也不会感到这赛跑还有什么乐趣。幸好在相当多的工作中，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技能和技术，于是一个人便可以不断地、不同程度地对此加以完善。在象政治之类的技术性工作中，工作者的最佳年龄大概在60一70岁之间，因为这类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见闻广博、阅历丰富。因此，成功的政治家们在70岁时一般比同龄人更幸福些。在这方面，唯一可以与他们相媲美的是那在企业家们。
　　然而，最佳的工作还有另外一个要素，它比起技能的运用来。，是幸福之源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便是建设性。在一些工作中，虽然并不是绝大多数，当事情完成的时候，会留下某种纪念碑似的东西，我们可以用下述标准来区分建设和破坏的差别。在建设中。事情的原初状态相对来说是杂乱无章的，而其终极状态则体现了一种意图和目的；在破坏中，情况正好相反：事情的原初状态体现了一忡意图和目的，而终极状态则显得杂乱无章，也就是说，破坏者的整个意图在于造成一种不体现某个目的的事物状态。这个标准可用于最简单、最显著的例子，即房屋的建造和破坏。在建造一幢房屋的过程中，谁也不能肯定那些建材在拆毁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作为建设之前的破坏诚然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在此它是整个建设的一部分。但常见的情况往往是，一个人从事着旨在破坏的活动，而根本没想过随之而来的建设。这种人往往有意隐瞒真实的想法，标榜自己之所以破旧是为了立新。然而如果这真是一个借口，人们要想戳穿它是不难的，你只需问他接下来建造什么就行。面对这一请问，他必定会含糊其词。心虚乏力的，而对于前此的破坏，他却说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不少革命之徒。好战分子和其它暴力鼓吹者，都是如此。他们往往在并不自觉的情况下，被仇恨所驱使；他们所厌恶的破坏实际上是自己的目的；对于继此之后的问题，他们很少关心。现在我不敢否认，在破坏性工作中，如同在建设性工作中一样，也存在着一定的快乐。这是一种更为狂暴的、同时更为短暂的快乐，然而它却不能给人以深深的满足，因为在那种结局中，几乎没有什么使人高兴的东西。你杀死自己的对手，他一死，你也无事可干；如此一来，因胜利而获得的快意满足便很快地消逝了。相反，当建设工作一旦完成，人们会久久地凝望着它，欣喜不已；而且这件工作并非完美无缺，因而不会使人们无事可干。最令人满意的计划，应该是那种能够使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永不到头的计划。从这一方面来看，建设无疑比破坏更是幸福之源。这样说也许更为恰当：那些从建设中寻找到的乐趣，比那些从破坏中找到的乐趣，要更为浓厚持久，因为一旦你内心充满了仇恨，你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在建设中轻而易举地获得快乐。
　　而且，几乎没有别的东西能像一件建设性劳动一样，更易于治好仇恨的恶习。
　　从一种伟大的建设性事业的成功中获得的满足，是生活能够提供的最大快乐，虽然不幸的是，在它的最高的形式上，它只为那些才华超群的人所独有。在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中，一个人所获得的成就感是谁也剥夺不了的幸福，除非这项工作最终被证明是低劣的。这类幸福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一个人依靠灌溉规划而使荒地长出绿草，他这时获得的快乐便是最明确的一种。创建一个组织也许是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在混乱中确立起秩序的工作的也不例外。少数政治家就为此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在当代，列宁便是一个典型的榜样。常见的例子是科学家和艺术家。莎士比亚对自己的诗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只要人们还活着，眼睛还能看，这诗便不会死去。”这种想法当然会使他在不幸中感到宽慰和满足。在他的十四行诗里，莎士比亚强调说，对朋友的思念使他和生活重归于好；但我不得不怀疑，比起那位朋友本身来，这些写给朋友的十四行诗，在促成他与生活和好这一点上，可能更为重要。大艺术家和大科学家做的工作本身就使人愉快，因而当他们进行这种劳动时，他们便能获得可敬者的敬重，它给予他们最基本的权力。他们是有充分的根据标榜自己的出类拔草的。人们会以为，这种种因素结合起来一定足以使任何人都幸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例如，米开朗基罗在内心里并不是一个幸福的人，他声称（我敢肯定这不是真诚的）如果不是非得还清那些穷亲戚们的债不可，他绝不会费什么心思去创作艺术品的。创作伟大艺术作品的力量往往——虽然并不总是——与气质上的抑郁联系在一起，这种抑郁是如此之强烈，要是艺术家不能从其工作中获得快乐的话，他一定会被逼上自杀的道路。因而我们不能说，最伟大的作品能使人幸福；我们只能说，它能减轻人的不幸。然而，科学家比艺术家气质上的抑郁要少得多，而且大体上说，那些在科学上作出重大发现的人往往是幸福的，他们的幸福的最初本原就是工作。
　　在今日的知识界中，不幸的原因之一是，许多人，特别是那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找不到独立运用自己的才能的机会，而只得受雇于由庸人、外行把持的富有公司，被迫制作那些荒诞无聊的东西。如果你去问英国或美国的记者，他们是否相信他们为之奔走的报纸政策，我相信，你会发现只有少数人会相信，其余的人都是为生计所迫，才将自己的技能出卖给自己认为有害无益的事业的。这样的工作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的满足，并且当它勉为其难地从事这种工作时，他会使自己变得如此玩世不恭，以至于他从任何事物中都不再能够获得完全的满足，我不能指责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因为舍此他们便会挨饿，而挨饿是不好受的。不过我还是认为，只要有可能从事一项能满足一个人的建设性本能冲动的工作而无冻馁之虞，那么他最好还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去做这种劳动。没有了自尊，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而对自己的工作引以为耻的人是没有自尊可言的。
　　在现实生活中，建设性劳动的快乐是少数人所特有的享受，然而这少数人数并不少。任何人，只要他是自己工作的主人，他便能感到这一点，其他所有的认为自己工作有益且需要相当技巧的人均有同感。培养令人满意的孩子是一件能给人以极大快乐的。但又是艰难的、富于建设性的劳动。凡是取得这方面成就的女性都觉得，由于她辛勤操持的结果．世界才包含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要不是她的劳作，世界就不会有那些东西。
　　在如何从总体上看待自己的生活这一问题上，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对于一些人来说，把生活看作一个整体是很自然的做法，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幸福的关键。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生活是一连串并不相关的事件，其间缺乏统一性，其运动也没有方向。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易获得幸福，因为前者能够逐渐地为自己营造一个环境，从中他们能够获得满足和自尊，而后者会被命运之风一会儿刮到东、一会儿刮到西，永远找不到一个落脚点。把生活著作一个整体的习惯，不仅是智慧的，而且也是真正道德的重要部分，是应被教育极力倡导的内容之一。始终一贯的目标并不足以使生活幸福，但它是幸福生活的一个几乎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始终一贯的目标，主要体现在工作之中。
第十五章　非个人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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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章内，我不打算考察那些生活赖以建立的巨大兴趣，而想探讨那些充实空闲时间、并给人在严肃的事务之后以娱乐的次要兴趣。一般人的生活的主要内容，乃是妻儿、工作和经济状况。即使他有婚外恋，这种恋情也不会使他弹思竭虑，而一旦这种恋情对他的家庭生活造成影响，他就会为之坐立不安了。此外，我认为与工作紧密相关的兴趣并非闲情逸致。例如科学家，他必须紧紧关注着自己的研究领域的进展。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一旦遇到与之密切相关的东西，他的感情便是热烈而鲜明的，然而，如果他创览一下非本行的科学研究，他的心情就大不相同了：不用专家的眼光，不再挑剔，没有偏见。即使他必须紧随作者的思想，他的阅读仍然是一种放松，因为这与他的职责毫不相干。即使他对这本书很有兴趣，这种兴趣还是一种闲情逸致，因为它不能被转移到与自己领域相关的书上去。我在本书中正是想探讨这类处于人们生活的主要活动之外的兴趣。
　　抑郁、疲劳、神经紧张的原因之一是，不能对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东西产生兴趣。结果便是，清醒的头脑不停地思考着某些问题，其中也许还有着焦虑和担忧的成分。除了睡眠以外清醒的头脑永不停歇，而让下意识中的思想慢慢地孕育其智慧，结果是容易兴奋，、缺乏洞察力，烦躁易忽，以及丢失平衡感。所有这些既是疲劳的原因，又是疲劳的结果。当一个人感到疲乏，他对外界的兴趣使渐渐丧失，这种表现导致原已获得的宽慰的丧失，结果他变得更加疲乏。这一恶性循环很容易使人的精神彻底崩溃。对外界的兴趣之所以轻松，是因为它们不需要有任何实际行动。作出决定和付诸实践，都是十分容易令人疲倦的，特别是仓促之间而又没有下意识帮助的时候。凡是那些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必须先“睡上一觉”的人，真是聪明之极。不过，下意识活动不仅在睡眠中发生作用，也在清醒的头脑用在别处时发生作用。那些工作一完成便能将它忘记并在第二天来临时不再想起它的人，比那种在工作前后一直为之操心劳神的人，能更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同时，如果一个人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多种兴趣，那么要想在应该忘记工作的时候忘记它，并不是一件难事；但那些没有其它兴趣的人，则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兴趣绝不能再次运用那已让整天工作搞得疲惫不堪的官能，也不该需要意志和决断力参与其中，不该象赌博那样涉及经济因素，而且它们一般也不可使人过度兴奋，造成感情衰减，使意识和下意识都不得安宁。
　　许多娱乐活动都具备以上这些条件。看比赛。上戏院、打高尔夫球，从这一方面来看都是无可厚非的。对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来说，读些与自己职业无关的书，不失为一件好事。不管有多少烦恼，它们都不应该占去你全部的清醒时间，而为之苦思冥索。
　　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总的来说，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忘记自己的工作。对于操持家务的女人，这当然是很自然的，因为她们的工作地点是不变的，而男人离开工作岗位后便可以获得一种新情绪。不过要是我没说错的话，那么在家庭以外工作的女人，在这方面和男人的差别，几乎同在家工作的女人别无二致，她们感到很难对无实用价值的东西感兴趣，她们的目标控制着她们的思想和行动，她们难得迷恋完全不费心思的闲情逸致。我并不否认有例外，因为此处我指的是一般的。例如，在一所没有男人在场的女子学校里，女教员们的晚间话题总离不开自己的工作，而在男子学校里，情况汇然不同。这一特点表明女人比男人更真诚，但我不认为这种真诚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会提高工作的质量。相反，它往往会使人的视野变得狭窄，导致狂热。
　　除了具有重要的放松功能外，所有的非个人兴趣还具有其它多种用处。首先，它有助于人保持一定的比例感。一个人很容易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自己的社交圈中，或者自己的一种工作上去，以至于忘记了，在全部人类活动中这仅仅是沧海一粟，世界上有多少事情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受到丝毫的影响。一个人为什么要记住这些？你也许会问。答案是多个的。首先，一个人应该有一幅与自己的必要活动相一致的真实的世界图景。人主在世，时日不长，在这生命的短暂年代里，一个人需要对这个奇特的星球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了解一切他应该知道的东西。忽略自己求知的机会，不管这机会多么欠缺，就像是上了戏院而不听戏一样。世界充满了悲喜剧，英雄业绩层出不穷，怪事迭出，令人称奇。那些对世界赋予的壮观景象缺乏兴趣的人，无疑是放弃了人生赋予的特权和优待。因而比例感乃是十分有价值的，有时它也能起一种安慰作用。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小小角落，对于我们生死之间的一刹那，我们都容易变得过分激动，过分紧张，过分看重。这种对我们自身重要性的过分激动和过高估价，是没有一点益处的。虽然它有时的确能使我们更加勤奋工作，但却不能使我们工作更出色。意在为善的少量工作＞远胜于意在为恶的大量工作，虽然狂热生活的鼓吹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对自己的工作过分关注的人总面临着陷入狂热的危险。这时人们为了一两件要事而忘了其余的一切，并且认为在追求这一两件大事的时候，对其它事情的附带性损害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这种狂热心理，最好的预防莫过于对人的生命及其宇宙中的地位具有广泛的概念。将这些联系起来应当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除了这种特殊的作用之外它本身就具有重大的价值。
　　现代高等教育的缺陷之一，是变得太侧重于某些技能的培训，而没有教会人们用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以便极大地拓展人类思维和心灵的空间，举例说，你全副身。动地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并且拼命工作以便为自己的党派赢得胜利。这当然不失为一件好事。然而在斗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某种机会，它使你觉得运用了某些在世界上增加仇恨、暴力和猜疑的方法，就能取得胜利。比如，你发现了取得胜利的最佳途径是去欺辱他国。如果你心中的视野仅仅局限于当前利益，或者你已经接受了效率至上的学说，你就会采取这种令人起疑的手段。依赖这些手段，目前你可能取得计划中的胜利，而未来的结局很可能是一败涂地。反之，如果你头脑中装满了人类的过去，人类从野蛮状态进化出来的缓慢而片面的过程，以及与天文年龄相比之下人类的短暂的存在——如果，我想，这些思想已经变成了你的习惯性感受，那么你将认识到，你所从事的暂时的斗争，其重要性决不至于值得我们去冒如此之大的危险，以至于有可能重新退回到我们奋斗至今才得以慢慢伸出头来的黑暗中去。同时，你还能承受住眼下的失败，因为你知道失败只是暂时的，这样你就不愿使用那些卑鄙无耻的武器了。在你当下的活动之上，你应当具有某些虽然遥不可及，但却会渐渐清晰起来的目标，在这些目标中，你不是孤独的个人，而是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生活的大军中的一员。如果你拥有了这神看法，那么某种伟大的幸福便会永远伴随着你，而不管你个人的命运如何。生命将变成与历代伟人共享的圣餐，而个人的死亡只不过是首小小的插曲。
　　如果我有权按照我的意愿去开展高等教育的话，我将废除陈旧的正统宗教——它只迎合少数最不聪明、最厌恶进步的青年的胃口——建立一种很难再被称作宗教的东西，因为它只注重已知的事实。我将尽量让青年人清楚地了解过去，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未来很可能比她的过去更为长久，深深地意识到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之渺小，意识到这星球上的生活实在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在摆明这些强调个人之渺小的事实的同时，我还将摆出另一组第实，使青年人从内心里感受到个人可以达到的那种伟大，认识到在这广安无垠的宇宙中，我们还不曾了解另有什么同等价值的东西，很久以前，斯宾诺莎就已阐述过人类的制限和自由，但地阐述用的形式和语言使得一般人——除了哲学专业的学生以外——对他的思想难以领悟。这里，我试图论述的主题思想和他说过的，并无两样。
　　一个人一旦懂得了——不管多么短暂，多么简略——使灵魂变得伟大的东西之后，如果仍然卑鄙偏狭，自私自利，仍然为渺小的不幸所困扰，仍然惧怕命运的安排，那他决不会是幸福的。凡是具备伟大灵魂的人，其心胸都是开阔的，能让宇宙间八面来风自由吹入。在人类受到的限制范围内，他将尽可能本真地认识自己。生命和世界；在意识到人类生命的短暂易逝和微不足道的同时，他意识到已知的宇宙所具有的一切价值都凝聚在个人的心中。而且他知道，心灵反映出整个世界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和世界一样伟大。一旦摆脱了任凭命运操纵的恐惧感，他就可以体验到某种深沉的快乐，在经历外部生活的一切沧桑之后，在灵魂深处，他仍然是个幸福的人。
　　不谈这些涉及面极广的话题，让我们回到更切近的题目上来，这个题目就是非个人兴趣的价值问题。另外一种观点也能使这些兴趣有助于增进人的幸福。哪怕是在最幸运的生活中，事情有时也会变糟。除了单身汉，很少有人不曾和自己的妻子吵过架；很少有父母不曾为自己的孩子的疾病而忧心冲仲；很少有商人不曾遇到过经济难关；也很少有专业人员不曾面对过失败。在这种时候，能把自己的兴趣转向忧虑事情以外的品质，是一种极好的品质。在这种时候，即除了忧虑之外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便去下棋，有人去读侦探小说，有人迷恋上普通天文学，还有的人去阅读关于巴比伦发掘情况的材料。这四种人的行为都是明智的。反之，那些不以消遣来分散心思，任凭焦虑紧紧攫住自己的人，其行为是不明智的，一旦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刻来临，他却再也无力应付了。类似的观点也可以用于某些无法弥补的创伤，如至亲至爱者的死亡。在这种时候，使自己沉浸在悲痛之中，并无什么好处。悲痛是不可避免的，也在意料之中，但我们应尽可能地将之减轻到最小的程度。旨在从不幸中提取最后一滴悲伤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感伤情绪。我当然并不否认一个人可能让悲伤压垮，痛不欲生，但我仍然相信每个人都应尽其所能地逃避这种厄运；应该寻求消遣，以便分散心思，而不管这种消遣如何琐碎，只要它没有害处或使人堕落就行。在我看来，所谓有害的或使人堕落的消遣是包括了酗酒或服用毒品的，它们以毁灭（至少暂时地）思想为目的。恰当的做法不是去毁灭思想，而是将它引入新的渠道，或至少是一条远离当前不幸的渠道，然而，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向来只沉溺于极少数的兴趣，而这少数的兴趣现在又充满了悲伤，那么他就很难转移其思想。厄运降临而能承受，明智的方法莫过于在快乐的时候便去培养相当广泛的兴趣，使心灵能找到一处宁静的所在，在此它能唤起别的联想和思绪，而不是那些使现在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联想和思绪。
　　一个富于活力与热情的人，一定能通过一次次新的兴趣，通过一种并不把世界看得过于狭小，以至于使人难逃厄运的世界观，战胜所有的不幸。让一次或数次的失败就击倒，这不能被认为是多愁善感而加以赞美，而应被看作缺乏活力而给予惋惜。我们全部的情感都受死神的主宰，它随时可以夺走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因此，我们的生活范围不应该变得如此狭窄。以至于把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理想，听凭偶然性的摆布。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一个追求幸福的人，应该在生活赖以建立的主要兴趣之外，明智地拥有一系列附加性的兴趣。
第十六章　努力与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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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之道是一种乏味的学说，记得我年轻时就曾轻蔑而愤慨地拒绝过它，因为那时我崇拜英雄式的极端主义。然而，真理并不总是有趣的，虽然并无多少别的依据能够证明它们中庸之道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它也许是一种乏味的学说，但在许多事实中，它却是真理。
　　必须保持中庸之道的原因之一，乃是考虑到保持努力与放弃的平衡的需要。两者都有极端的提倡科。提倡放弃说的是一些圣徒和神秘之义者；提倡努力说的是效率专家和强壮的基督徒。这两个对立的学派各有部分真理，然而并不是全部真理。在本章内，我想尽量找出一种平衡。还是先从努力这方面入手吧。
　　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幸福不象成熟的果子，仅仅靠着幸运环境的作用就能掉进你的嘴里。这便是为什么我叫本书《征服幸福晔的缘故》。由于这世界充满了如此之多的、有些可以避免、有些却不可避免的厄运，还有如此之多的疾病和心理症结，如些之多的斗争、贫穷和仇恨，所以，一个人要想成为幸福的人，就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对付这人人都会碰上的诸多不幸。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幸福来得不费吹灰之力。一个性‘情温和的男人，继承了一大批财产，而又身体健康、爱好简单，他便可以舒适地在生活的殿堂漫步，全然不知人们乱哄哄地在忙些什么。一个从来就好逸恶劳的漂亮女性，如果偶然嫁给了一个富有的丈夫而无须她操劳，并且如果婚后她不怕渐渐发胖，在生儿育女方面又有好的运气，那她同样地可以享受一种懒散的幸福。但这种情形实在少见。大多数人并不富裕，许多人生性并不随和，或有着不安的情绪，使他们不能忍受宁静而有节律的枯燥生活。而健康的福气并不是人人都能有的，婚姻更不是幸福之源。基于这种种原因，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的幸福必须是一种追求、而不是上帝的恩赐，而在这一追求中，内部努力和外部努力都具有很大的作用。内部努力可能包含了必要的放弃，因此，目前我们只讨论外部努力。
　　任何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必须工作才能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强调努力这一点了。印度拓钵增确实不必努力便可生存，他只要捧出他的钵益来接受信徒的施舍就行。然而在西方国家，当局并不赞同这种获得收入的方式。同时，西方的气候也使得这种方式缺少乐趣，因为这儿不比炎热而干燥的国度：无论如何，在冬天，几乎没有人会如比之懒，以至于宁可去外面游荡，也不愿意在有暖气的的房间里工作。所以，单是放弃在西方并不是一条走向幸福之路。
　　对于西方国家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仅仅温饱的生活不足以带来幸福，因为他们还需要有成功的感觉。在某些职业中，例如科学研究中，那些并无丰厚收入的人可以获得这种感觉，但在大部分职业中，收入成了成功的尺度。在这一点上，我们触及到了一种事实，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只有少数人才能取得耀眼的成功，所以，适度的放弃是必要的和可接受的。
　　在婚姻中，努力可以是必要的，也可以是不必要的，这要看不同的情形而定。在那些某一性别的人居于少数的地方，例如男人在英国和女人在澳大利亚，这个性别的人一般无须努力，便可以如愿以偿地结婚。不过，如果这一性别的人居于多数，那情形就会相反了。谁要是研究一下妇女杂志上的广告，就不难发现，在女子占多数的地方，如果她们中的某人想要结婚，就得花费较大的力气和心思。在男人占多数的地方，他们为达到结婚的目的，往往采用更加直截了当的方法，如采用手枪。这很自然，因为大多数男人是经常处于文明的边缘的。如果有一场瘟疫只让男人幸免而使他们在英国成为多数，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办，他们也许又会回复过去的殷勤而又豪爽的风度。
　　花费在成功地哺育孩子上的努力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没人会否认它的。信奉放弃主义以及被误解了的所谓“精神至上”的生活观的国家，其儿童死亡率是极高的。不依靠世俗的职业，就不可能获得药物、卫生、无菌操作、合适的食物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能够使人获得应付物质环境的能量和智慧。凡是将物质看成幻象的人，也往往无视灰尘的存在，结果导致了孩子的死亡。
　　更一般地讲来，有人也许会认为，只要人的天生欲望不曾治灭，那么菜种权力欲就是每个人的正常而又合法的目标。人希望获得何种权力依赖于他的主导热情。有的人想要控制别人行为的权力；有的人企求控制别人思想的权力；有的人希冀控制别人情感的权力。有的人希望改变物质环境，有的人想通过掌握知识来获得权力的感觉。每一件世俗工作都包含了某种权力欲，除非它仅仅以发财为目的。一个因目睹人类的悲惨命运而纯粹为他人感到悲痛的人，他的痛苦是真诚的，将渴望能减轻人类的痛苦。对权力完全冷漠的人，只能是那些对同胞毫无感情的人。因此，对某种形式的权力欲，当它成为某些人的部分品质时，应该加以承认，因为这些人能建立一个更为美好的社会。任何形式的权力欲，如果它并未遭受挫折的话，总是包括了相关形式的努力。这在西方人的思想中，也许是在老调重弹，但是在西方国家，现在与所谓的“东方智慧”者眉来眼去的人并不在少数，而东方人却正在抛弃它。对上述这些西方人来说，我们以上所说的一切都是成问题的。如果真是如此，老调也是值得重弹的了。
　　然而，放弃在征服幸福的过程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比努力所起的作用并不逊色。虽然聪明的人不愿意在可以防止的不幸面前坐视不管，但他不愿意在不可避免的灾难上徒费时间和精力，而且即使这些灾难本身是可以战胜的，但只要它们会引起时间和精力的过分消耗，以致妨碍他追求更为重大的目标，那么他也宁愿屈服，许多人为了一点不顺心的小事便会焦虑不安或者过分恼怒，这样就空耗了不少有用的精力。一个人即使在追求真正重要的目标时，也不应该陷得太深，使可能出现失败的想法长久地困扰着自己，威胁心灵之平静安宁。基督教告诫人们尊从上帝的意志，即使那些不接受这一说教的人，也应该在自己的活动中贯穿着某种信仰。在实际工作中，效率与我们对这一工作的感情并不谐调。说实在的，感情有时倒是效率的绊脚石。恰当的态度应该是：尽力而为，把得失留给命运去安排。放弃有两种形式，一种来自于绝望感，一种来自于倔强的希望。前者是不好的，后者是好的。一个遭受了彻底失败而对重大成就失去了希望的人，可能学会绝望的放弃。如果他真的学会了这种放弃，他便会抛开所有的重要活动，并用宗教教义或者用感到上帝的存在才是人生的真正目标这种学说来掩饰自己的绝望。然而无论他用何种伪装来隐藏内心的失败感，归根到底他是无用的和不幸福的。而将放弃建立在倔强的希望之上的人，则做得完全不一样。倔强的希望一定是伟大而非个人的。无论我做什么，我可能死亡、可能生病、可能被对手击败；或者可能发现自己走了一条愚不可没、永无结果的道路…一、·不管情形如何，纯粹个人的希望是无法避免破灭的命运的，然而如果个人的希望只是人类的伟大希望的一部分，那么个人希望的破灭就不会是彻底的失败。一个希望伟大发现的科学家可能会失败．或因头部被击而不得不放弃工作，但如果他由衷地希望科学进步，而不仅仅希望个人有什么贡献，那么他便术会象那些纯粹为了研究而研究的人，对之感到绝望。一个人为了极迫切的革新而辛勤工作，结果却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全被战争夷平，或者发现在他有生之年自己为之艰苦奋斗的东西不会出现但他不必为此而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只要他关切的是人类的命运，而不仅仅是自己能否参与其中。
　　上面所说的放弃都是最难做到的。另外还有一些放荒做起来要容易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次要的目标受到了牵制、而人生的大目标仍然展示了成功的前景。例如，一个从事重要工作的人，如果由于婚姻的不幸而心神不定，那么他就是不能在应该放弃的地方放弃；如果他的工作确实吸引人，他就应该将这类偶然的麻烦当作是潮湿的天气一样，谁要是对这种种令人讨厌的的小事大作丈章，那真是愚不可及。
　　有些人不能忍受那些小麻烦，而它们，如果我们任其自生的话，构成了生活的绝大部分。如果这些人误了火车，他们会雷霆大发；如果饭煮坏了，他们会怒火冲天；如果火炉漏烟，他们会陷入绝望；如果洗衣店设有及时送还衣物，他们会发誓要对整个工业体系进行报复。这些人在小麻烦上所浪费的精力，如果用得其所，足够聪明的话，足可以建成或毁灭一个帝国。明智的人则不会注意到女仆没有拂去灰尘，厨子没有煮好土豆，扫帚没有扫去烟垢。我并不是说他即使有时间，对之也不采取办法加以补救。我只是说他不动感情地对待它们。焦虑、烦躁、恼怒，都是没有用处的办法。那些强烈地感到这些情绪的人，也许会说他们无法克制这类情绪，而我也不知道，除了前已述及的那一根本的放弃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克制它们。集中精力于实现伟大的、非个人的希望，不仅能使一个人承受住个人工作中的失败、或婚姻生活的不幸，而且也使他在误了火车或将雨伞掉在泥沼中时不再烦躁不安。如果他生性暴躁，那么除此办法以外，我也无能为力。
　　一个从焦虑的王国中解放出来的人，将发现生活远比自己成天伤脉动气的时候愉快轻松。熟人们的怪癌，原来使他想哭，现在只觉得有趣。当某人第347次讲述火地岛上那位主教的轶事时，他以留神次数的的纪录自娱，而不想以自己对故事一无所获的借口去转移对方的话题。在他匆匆忙忙赶早班火车的时候，鞋带断了，他只是短短地咕唯一声，之后便想到在广素无垠的宇宙中，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毕竟没有大不了的重要性。他正在向人求婚，一个令人生厌的邻居突然来访，求婚被打断，这时他想到所有的人都可能遇上这一不幸——当然亚当不在此例，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烦恼。依靠奇特的比喻和怪异的类比，人们可以无限地从小小的不幸中找到慰藉。在我看来，文明社会中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有自己的一幅肖像画，一旦有什么东西要来亵赎这幅画时，主人便会恼怒起来。对这种恼怒的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不要只有一幅图画，而要将之扩展成一个画廊，遇到什么情形便挑选什么图画。如果这些肖像画中有一些是可笑的，那最好不过了，因为那种整天把自己看成悲剧中高尚的英雄的人，其实是不明智的。然而这样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应该把自己当作喜剧中的小丑，因为这更令人反胃。审时度势地选择合适的角色需要一点机智。当然，如果你能完全忘却自我，而不扮演任何角色，那确实令人称羡c然而，如果扮演角色已成了第二天性，那么你应想到你是在演出全部的节目，所以要避免单调。
　　许多充满活力的人认为，哪怕是最轻微的放弃、最雅致的幽默，都将消耗他们借以工作的精力，同时，正如他们相信的那样，损及他们借以取得成功的决断力。这些人，在我看来，他们是不对的。那种值得一做的工作，即使那些在工作的重要性上，或者在完成工作的难易程度上并未自我欺骗的人，也可以顺利地完成。而那些只有靠了自我欺骗才能工作的人，最好在开始工作前先学会如何接受真理，然后才继续其工作，因为靠骗人的鬼话来支撑的需要，或迟或早会使他们的工作变得有害无益。既然有害，就不如干脆什么也不做了。世上一半的有益的工作，是在与有害的工作作斗争的。把少量的时间用于学会鉴别事实，这不是浪费，因为以后所做的事便不大可能是有害的，而那些需要自我的一贯膨胀来刺激其精力的人，他们做的工作就不同了。在面对自我的真相时，虽然开始时会有一定的痛苦，但最终却给予你一种保护——实在是唯一可能的保护——使你免遭自欺者常有的失望和幻灭感。没有什么比天天试图相信越来越变得不可信的东西更令人疲倦了，如果长此以往，那就是更令人恼怒的了。放弃这一努力，乃是获得可靠而又持久的幸福的必要条件。
第十七章　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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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正如前已揭示的那样，部分依靠外界环境，部分依靠个人自身。在本书内，我们考察了依靠个人自身的那部分，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与个人自身相关的范围内，幸福的诀窍是十分简单的。许多人——我想前已提及的克罗齐先生也应包括在内——认为，如果没有一种多少带有宗教色彩的信仰，那么幸福是不可能的。许多自己并不幸福的人认为，他们的忧伤有着复杂而高度理智化的原因。我不相信这些是幸福或不幸的真正根源，我认为它们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一个快乐的人通常会信仰快乐的东西，而一个不快乐的人则往往采用不快乐的信仰，两者都将自己的幸福或不幸归因于各自的信仰，而真正的因果关系都截然相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某些东西是不可缺少的，但这些东西也很简单：衣食往行、健康、爱情、成功的工作和来自同伴们的尊敬。对某些人说，为人父母也是很必需的。在缺少这些东西时，只有不平常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幸福，但如果一个人并不缺少这些东西，或通过一番并不大的努力能够获得它们，但他仍然感到不幸福时，那他肯定有着某种心理上的失调。如果这种失调非常严重，他就应该找精神病医生去治疗，但在一般的情况下，只要地妥善地安排好各种事务，那么这种失调仅仅依靠自身就能治好。在外界环境不是绝对地多灾多难的地方，只要一个人的热情和兴趣向外而不是向内发展，他就应该能够获得幸福。因此，在教育中或在调整自我以适应环境的企图中，我们的努力方向应该是，极力避克自私自利的欲望，尽量获得那些阻止我们的思想永远专注于自我的情感和兴趣。大多数人在监狱里是不会感到幸福的，这是他们的天性；但是，将我们紧锁在自身情感内的做法，何尝又不是在建造一所更加糟糕的监狱呢？在这类情感中，最常见的有。恐惧、妒忌、负罪感、自传和孤芳自赏。在这些情感中，我们的欲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对外界没有真正的兴趣，仅仅担心它在某方面会伤害我们或不能满足我们的自我需要。人们极不情愿承认事实，急切地想躲进暖和的谎言长袍里，主要原因当然是恐惧感。然而现实的荆棘撕破了长袍，寒冷刺骨的风从撕开处长驱直入，这时已经习惯7温暖舒适的人，比一个从一开始就很苦磨练自己的人，要遭受更多的痛苦。况且，那些自欺者往往心里也知道他们在欺骗自己，他们整天恐惧多疑，生怕某些不利的事情会迫使他们艰难地面对现实。
　　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的最大缺陷之一是，它们很少使生活丰富多彩。一个只爱自己的人，当然不会由于爱的杂乱而受人指责，但到最后他必然会感到烦闷之极，因为他热爱的对象永远没有变化。一个受着负罪感折磨的人，必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整个广大无垠的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在他看来，莫过于自己的品性高洁。某种形式的传统宗教，其最大的缺憾在于鼓励了这一特殊的自我专注。
　　一个幸福的人，以客观的态度安身立命，他具有自由的爱和广泛的兴趣，凭着这些爱和兴趣，同时凭着它们使他成为他人的爱和兴趣的对象，他获得了幸福。能成为被爱的对象，固然是幸福的一大源泉，然而索取爱的人并不就真的能够得到爱。广义说来，得到爱的人正是给予爱的人。不过，如果象为了利息而放债那样，一个人在精打细算之后才给别人以爱，这是无益的，因为有算计的爱不是真诚的，得到爱的人也不会感到它是真诚的。
　　那么，一个被囚于自身之内因而感到不幸的人，又该怎么办了？只要他继续念叨着自己不幸的原因，他就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而跳不出这一恶性的循环。如果他要跳出来，他就得借助于真实的兴趣，而不是指望那些被当作药物一般接受的做作的兴趣。虽然困难确实存在，但如果他能正确地诊断自己的问题所在，他能够做的还是很多的。例如，如果他的问题在于意识或无意识中的负罪感，那么，他首先可以使自己的意识明白，他没有理由感到自己罪孽深重，然后按照我们前几章指出过的方法，把合理的信念深植于无意识之中，同时使自己关注于属于中性的活动。如果他成功地消除了负罪感，那么真正客观的兴趣是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如果他的问题在于自怜，那么他首先可以让自己明白．在他周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幸，然后再用上述方法去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他的问题在于恐惧感，那么让他做一些有助于培养勇气的练习。自古以来，战场上的勇敢就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且对于男孩和男青年的训练，主要是培养那种视打仗如此戏的品格。然而道德的勇气和智慧的胆略却不曾引起人们同样的重视，虽然这些品质，也有自己的培养方法。每天你至少得承认一个令你痛苦的真理，你会发现这与童子军的日课一样有益。你得学会去如此感受：即使你在道德上、才华上远不如你的朋友们（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人生依旧值得体验。这种练习，如果能持续几年，最终必定能使你坦然地面对事实，并且在你这样做时，使你从大范围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当你战胜了自我专注的毛病，至于以后能有什么样的客观兴趣，那只能是你的天性和外界环境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你就不必为此徒费心神了。不要一开始就对自己说：“如果我能迷上集邮，我准会幸福。”并因而开始收集邮票，因为你结果也许会发现集邮并无多大乐趣。只有真正让你感兴趣的东西才会对你有益，不过，一旦你学会了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时，真正客观的兴趣就会产生，对此你完全可以相信。
　　在很大的程度上，幸福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职业道德家们太偏重于自我党制，因而他们把重点放错了地方。有意识的自我党制，使一个人变得专注于自我，并清楚地知道他所作的牺牲，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在当前的目标上，他往往失败；在最后的目标上，他几乎总会落空。人们需要的并不是自我克制，而是那种外向型的兴趣，后者能产生自发的、不做作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一个专注于追求自身修养的人那儿，是只有依靠有意识的自我党制才能做到的。在这本书中，我似乎是作为一个享乐主义者在写作，也就是说，我认为幸福便是快乐，但真正的享乐主义者所提倡的行为，与清醒的道德家所提倡的行为，在总体上并没什么不同。不过，道德家往往——当然并非总是——重视行为，而轻视心理状态。其实，不同行为的效果之所以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乃是因为行为者当时的心理状态不同。如果你看见一个孩子即将被淹死，但你凭着救援的直接冲动去救他，那么等你从水中出来时，你的道德并没有受到半点损害。然而如果你对自己说：“去救援一个无助的人是美德的一部分，我想做一个有美德的人，所以我必须去救这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事后的你比事前的你，只能是更坏。在这个极端的例子里能够适用的东西，同样适用于许多其它较不明显的事情。
　　在我与传统的道德家们提倡的人生态度之间，存在着另一种更加微妙的差别。例如，传统道德家往往会说，爱情不应该是自私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是对的，也就是说，爱情的自私不应超过一定的限度。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爱应该具有这种性质，即一个人能从成功的爱情中获得幸福。如果一名男子向一名女子求婚，理由是他真诚地希望她幸福，同时认为她能给他带来自我克制的理想机遇，那么在我看来，那女子能否定全满意是成问题的。毋庸置疑，我们应该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幸福，但不应该用它取代我们自己的幸福。实际上，一旦我们对他人或身外之物产生了真正兴趣时，那么自我克制学说所包含的自我与他人的对立使立刻化为乌有。由于有了这种兴趣，人才会感到自己是生命之流的一部分，而不象台球自身只是一个坚硬的实体，除了互相碰撞以外，不再与其它台球发生任何关系。所有的不幸都基于某种分裂或不和谐：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不和谐，导致自我的分裂；由于自我和社会的连结要靠客观兴趣和爱的力量，一旦缺乏这种力量，又会导致自我和社会的不和谐。一个人，如果他是幸福的，就决不会遭受这两种分裂所带来的痛苦；他的人格既不分裂来对抗自我，也不分裂来排斥世界。这样的人觉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自由地享受着它给予的壮丽景象和快乐的时光；他不被死亡的念头所困扰，因为他感到他与后继者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鸿沟。
　　将自我完全自然地融化于生命之流中去吧，美妙无穷的幸福在向你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