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秀晶的爸爸妈妈:无信仰导致中国人四种情况不给力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当中，凡是其自己独有的缺憾，几乎都与缺乏信仰的引导有关。

如果从社会行为方面分析不信神对中国人带来的消极影响，大致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太看重世俗幸福，生活目的上的俚俗性。

讲中国人太看中世俗幸福、生活目的俚俗，是与其他民族特别是和西方人相比较而言的。为了更容易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其他民族的情况。

赵林先生对宗教信仰的积极作用提出如下观点，“基督教文化对后世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它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就是一种对理想生活或‘天国’状态的不渝追求。这种意欲超越现实的躁动早在苏格拉底关于‘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的思想中和柏拉图‘理想国’的模式中就已初现端倪，基督教文化的贡献在于它以一种明确的理论形式使天国与尘世、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变成了对立，并且使这种对立深深地渗透进基督徒直接的生活实践。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用它的一整套神秘主义的教义、教仪煽动起现实世界中的人们对更高更好的彼岸生活的坚定信念，从来没有哪一种文化象基督教文化那样使人们如此普遍和如此痴迷地陷于对理想境界的渴望中。在中世纪，想象中的彼岸生活方式构成了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是主要内容），在人的生活中到处映现出神性生活的影象。整个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就是一所培训彼岸生活方式的预修学堂，每个人从生到死都在进行着单调乏味的演习，为来世进入另一种生活状态作准备。从而一方面造成了生活的异化，另一方面培育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宗教意识。”而对中国人来讲，超越是不可理解的。

出于宗教文化，西方人老是在数说着人的罪过──“原罪”，由此而为自身的罪孽和不幸而痛苦。在犹太教的圣典中，就曾说到过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而犯罪的故事。犹太民族由于自身的坎坷经历，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不幸意识的民族，在《旧约》中这种不幸意识随处可见。基督教虽然在许多方面与犹太教大相径庭，但是在不幸意识和罪孽感上却是与犹太教一脉相承的。赵林先生指出，把人类始祖所犯的“原罪”当作整个宗教神学的出发点，并使这种“原罪”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人的主观世界中，从而成为信仰的一种痛苦的心理保证，这是基督教不同于其它高级宗教的特点之一，它使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所以信仰基督教决不意味着一种轻松的享乐和安逸的超度，它带来的是刻骨铭心的悔罪、痴迷的期盼和郑重其事的追寻。

关于宗教对人类精神超越性所发挥的作用，陈麟书先生指出：“人类的精神生活不仅需要理性的实际知识，而且还需要超现实的幻想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文学艺术所提供的神话、童话固然能够起到这一方面的作用，但不能在幻想中为个人提供切身的利益感，而宗教的超越美却能在这方面发挥它特有的作用。现实生活无论如何荣华富贵，但总不免有生老病死和各种烦恼痛苦，宗教就是要超越这种局限与不完善，试图去达到一种终极的绝对的完美归宿。这种超越美在精神上为人们开拓了一个彼岸乐园的天国世界和佛国净土的未来世界。在这美妙的天国里，与神同在，衣锦美食，酒乳成河，林荫花丛，人人相亲，个个和爱。这为现实中备受穷困折磨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超越的美好世界。……当人们面对神奇的大自然或莫测的内心活动时，总感到在现存世界之后还有一妙不可言的神圣世界，往往体验到一种超自然、超人性的宗教超越美。”

基督教的理想──那个超越和否定现世的“天国”，成为感召西方文化发展的不落的太阳。“天国”的内容虽然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它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一直对人类心灵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并且因此而构成了推动西方历史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在西方近代的种种社会理想和乌托邦思想中，不断展现着内容不同、形式相似的“天国”景象。那些为了这种美好的前景奔走疾呼甚至殉道的先驱者，成为近代文化的圣徒。“天国”的理想可能完全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象，也可能是一种可以部分实现的社会蓝图。但是“天国”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否成为现实，而在于它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永恒的精神目的。它使人们不断地对现实的生存状态即自身进行否定，从而总要不懈地为进入另一种生存状况创造条件。他们不断地苦恼、思考、探索。

在基督教社会这种文化熏陶下，社会中就会有一部分人成为信仰坚定、言行高尚的教徒。而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外界环境合适、机遇凑巧时，就会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如赵林先生指出，“即使是那些对中世纪的黑暗和愚昧深恶痛绝的非基督教世界的历史学家，如果他们愿意站在一种不带有感情色彩的公正立场上来批判那一段历史，他们就会发现在腐败的教会中仍然有一些德行高尚信仰纯正的基督教徒，在阴暗的教会中也不乏勇于追求真理和具有科学探索精神的真正殉道者。在被教会判为异端加以迫害和被宗教裁判所法庭绑上火刑柱的人们之中，有一些成为西方近代人文精神和科学文化的启蒙者，还有一些则成为宗教改革和新兴的民族意识的先驱。这些殉道者并非象当时判处他们为异端的教会和后世为他们辩护的非基督教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是反基督教的；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最虔诚的基督徒……。”

回顾一下人类文明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人文精神和科学文化的先驱者大多出现在信仰宗教的人们当中，如近代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虔诚的教徒。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种情况并非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而是宗教“圣化”他们社会行为的结果。这种“圣化”是与庸俗化、市侩化相对而言的，是与痞俗、自私、老猾相对立的。

然而，中国人的文化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这种“圣化”的现象。于是人们的目光就一直专注于世俗生活。由于没有神圣的意识和神圣的愿望，于是就形成了“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熙熙攘攘的世俗生活，人们都愿意自己不要那么沉重，不要那么累，愿意放松一点，随性一点。林语堂先生对中国人的人生信念有一种不无揶揄和调侃的认识。“要了解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就必须先了解中国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这个词含义模糊含混，然而中国的人文主义却有它明确的界说。它的意思是：第一，对人生目的的确切认识；第二，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行动；第三，实现的方式是心平气和，即中庸之道……。”林语堂接着又揶揄和调侃中国人的人生信念，“中国的人文主义者认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并时时意识到这一点。在中国人看来，人生在世并非为了死后的来生，对于基督教所谓此生为来世的观点，他们大惑不解。他们进而认为：佛教所谓升入涅槃境界，过于玄虚；为了获得成功的欢乐而奋斗，纯属虚荣；为了进步而去进步，则是毫无意义。……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有一个紧接着今生今世的来生来世，他就会在今生的一切消逝之前尽情享受，而宗教的缺乏又使这种想法变成可能。由此生发出一个人文主义，它坦白地宣告了人类是宇宙的主人，并规定一切知识都是为人类的幸福服务。”“中国人文主义者献身于自己所确认的人生真谛，对与此无关的神学、玄学的奇幻异想则漠然置之。”由于没有信仰，心灵不能“圣化“，于是一些痞里痞气的现象才能风行并被认可，一些庸俗不堪的人生信念弥漫开来。可以说，在不信神的环境里，“俗”甚至“痞”是一种必然的倾向。关于俗以及痞，本书第五章已经有较多涉及，此处就不再赘述。

2、缺乏探索和进步动机，人生哲学上的浅近因循性。

历史上中国人在生活中所抱有的消极、现实、享用主义的生活态度，在世界各民族中是很扎眼的。不论是西方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还是信奉其它宗教的民族，他们除了眼前还都想到未来和彼岸。中国人偏不。原因何在？程世平先生认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尤其是对生命、对人生的认识，多数还停留在原始宗教的文化断层上，或为这个文化断层影响或制约着，贫困和愚昧的克服，将是一个比我们所想象的艰巨得多的任务。文化的改造，是人文精神的改造，其道路艰苦而漫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文化改造的漫漫之路是以世纪为单位的，所付出的将是几代人痛苦和不安的灵魂。”

在一些西方人那里，世俗生活常不是他们所倾全力关注的事情，他们愿意考虑一些更为“神圣”、“高尚”、“久远”的虚无缥缈的事物。如在中世纪时期，西方经院哲学家总在喋喋不休地争执这样的问题：“亚当和夏娃有没有肚脐眼”？亚当和夏娃不是由人所生而是上帝所创造的，“既然他们出生时未经分娩，他们就不应该有肚脐眼，因为上帝从不创造任何没有用处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们俩没有肚脐眼，他们的子孙为什么会有肚脐眼呢？”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天堂里的玫瑰花是否有刺？”“上帝能否创造一块连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大石头？”“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死去的人将在什么年岁上复活？”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无疑很荒唐，但这正反映了西方人思维的超现实性。在西方这种超现实性是有其悠久的历史的。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泰勒士即提出了并试图回答宇宙本源问题，而宇宙本源正是所谓终极关怀问题的哲学形式。从泰勒士往后，没有一个西方哲人不是带着这种终极关怀出场的。西方的主要宗教基督教的教义──《圣经》──第一节就是创世记。由此开始，西方思想界的着眼点一直与此岸生活的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对这个世界作出了更多的思索，思索的结果则是发现和进步。

西方人认为：“如果不从神圣史：创世、罪、救赎方面看，人类环境，包括人类全部忧患和邪恶，以及光辉和伟大，都是无法索解的，毫无意义的。……（人类）可以采纳的选择就是：一个由上帝引导、被人所破坏、受到救赎者医治的世界；或者是一个荒诞的世界，没有前途，以虚无终结，是一个不具人格的命运的无用的玩偶，这种命运不分奖罚，不关心善与恶。”西方人这种认识有某种逻辑上的合理性。

这样，正象我们前面提到的柯拉柯夫斯基的观点，“如果不从神圣史：创世、罪、救赎方面看，人类环境，包括人类全部忧患和邪恶，以及光辉和伟大，都是无法索解的，毫无意义的。”既然毫无意义那也就只能将眼光瞄准眼前利益、眼前享乐了。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中国人明确认为：人生的真谛在于享受淳朴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欢乐和社会诸关系的和睦。……中国与欧洲的不同，似乎在于西方人有更大的能力去获取和创造，享受事物的能力则较小，而中国人享受仅有一点东西的决心和能力都比较大。把精力集中在世俗的幸福，这一特征是我们缺乏宗教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由于缺乏信仰的引导，中国人人生哲学上的浅近因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倾向。人们生活目的非常现实主义、非常看中既得利益、非常注重现世享受。所以中国人虽然人多，历史悠久，却很少质疑，很少探索，很少发现，很少创新，也很少前进。

3、无视责任和公德，社会良心上的麻木不仁性。

中国人的麻木是非常突出的。这种麻木并不仅指字典上说的“对外界事物反应迟钝或漠不关心”。我们所讲的麻木主要是说中国人对与个人直接利益无关的社会事物和社会公德方面的突出的漠然和无动于衷，是说中国人对是与非、真与假、善与恶、对与错、高尚与卑鄙等的视若无睹、置若罔闻、冷眼旁观，是说中国人较为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这一点我们在第五章论及中国人己身主义的自私时已经谈到过。这种麻木为鲁迅先生所深恶痛绝，“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中国社会的改造，“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办法，只好是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对中国国民麻木性的根性带着深深的失望。

程世平先生认为，“所谓中国文化，礼、义、廉、耻的儒家说教，不过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表面，是统治者专制统治的一层面纱，真正起作用的则是置阿Q之流于无知的专制。”在这种麻木而又无知的心灵中，除了求生的动物本能，除了生死关头拼死一博外，是非曲直和社会公德都可以熟视无睹。这样，人们不会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讲，“（中国人）是有许多生活阅历的人，他是实利主义者，麻木不仁，对进步持怀疑态度。它的最大缺点是与理想主义和行动主义相抗衡。它击碎了人们任何改革的欲望，它嘲笑人类的一切努力，认为它徒劳无益，它使中国人失去理想，不去行动。它能神奇地将人们的活动限制到消化道以及其他简单的生活需求的水平上。”

反观西方人，他们的心灵始终没有中国人这样平静，这样悠然自得，他们的思维始终为一种难以调和的观念的二元分裂的对立所困扰，夹在上帝和魔鬼、天堂和地狱、理想和现实、灵魂和肉体的永无休止的冲突之间，受着来自双方的诱惑和折磨。恰如维克多·雨果所说：人有两只耳朵，一只听从上帝的声音，一只听从魔鬼的声音。因此西方人的内心始终是自我矛盾的，处于一种永无终止的自我冲突和困窘焦虑之中。在西方，曾有许多教徒为了克服这种灵与肉的冲突而严苛地对待自己。

赵林先生在谈到西方人倍受煎熬的灵魂时说，“从杰罗姆、边奈狄克特等基督教圣徒的可怕的自我折磨，到卢梭、尼采等近代文化巨人的疯狂般的内心痛苦，这一切对于习惯于‘天人合一’的内在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完全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精神病现象。然而这种激烈的内在冲突和痛苦的自我拷问却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西方人在内心生活方面远远不如中国人那样怡然自得，那些纠缠不休的美好理想和刻骨铭心的罪孽意识、难以抗拒的卑劣欲念和净化心灵的高尚情操、人性的骚动和神性的呼唤，这一切矛盾都象一双犀利的螯夹时时撕咬着疲惫不堪的心灵，令人无法回避，无处逃遁，同时也造成了西方文化跌荡起伏、‘疯狂旋转’的历史面貌。”基督教一方面把西方人的心灵抛入了永恒的痛苦的分裂中，另一方面使西方文化在某种超验的理想感召下不断地以自我否定的姿态实现着更新和发展，产生了许多思想大师：卢梭、孟德斯鸠，尼采、萨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

正如柯拉柯夫斯基所说，“（信徒们认为，）人类的苦难归根结底不会归于枉然，在人类的十字架之路上，某种重要成果已经被赢得，这种成果用其他方法是无法企及的。”“一个决心充分分担人类命运而甘愿受苦的上帝的形象，至少有两种意义。……（首先是对）一种恒定机制发挥作用的宇宙正义法则的信仰：它需要痛苦来恢复被恶的破坏性力量打乱的那种均衡。……其次，这一象征是对我们弱点的承认；人类需要一个神性的形象来清理自己造成的债务，……这个神后来不仅变成了宗教史上最强有力的象征，而且变成了人借以获得对自身命运一种深入洞察力的象征。”因此，基督教不仅使西方文化深深地陷入了二元对立之中，而且也为克服对立、并进一步为人类进步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动力。就象自然界相生相克的物种促进了它们的进化和发展，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不仅造成了种种尖锐的矛盾，而且也为某种富有活力、富有创见、富有德性的人类新精神创造了可能性。基督教一方面把西方人的心灵抛入了永恒的痛苦的分裂中，另一方面也使西方文化在某种超验的理想感召下不断地以自我否定的姿态实现着更新和发展，与日俱进。而中国，两千多年差不多毫无进步和发展。这样一加对比，所谓社会良心上的麻木不仁我们应该很清楚了。

4、痞俗心理泛滥，行为倾向上的市侩无赖型

市侩，指在为人上唯利是图庸俗不堪；无赖，指处世上刁钻泼辣不讲信誉品行低下。市侩无赖性能使人怀疑真理和正义，而崇拜不择手段把利益搞到手的“能人”。笔者见到，今天甚至一些原本清高的大学教师也竟然能把“笑贫不笑娼”这样堕落的语言整天挂在嘴边，痞俗与市侩无赖的心理状况，由此可见一斑。他们对庄严嗤之以鼻因而庸俗，对道德毫无感应因而下流，对人格不屑一顾因而无耻。

多数中国人确信“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既然生命如此短暂，生命消失后又无可延续，那么自己在有生之年所做的一切也就只有眼前的意义了，所以许多中国人内心不免痞俗，视野不免短浅，行为不免市侩无赖。如中国有一“特产”──短期行为。它通常指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从眼前利益出发而不管企业的长远发展。短期行为在中国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经营者在职时常会有一种确知没人能敲掉其饭碗、但对前途又捉摸不定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极易使其表现出敷衍了事、少干活多揩油的雇佣思想；又使其容易产生“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想咋的就咋的”的无赖心理。这与中国人的人生意识是很吻合的。由于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偶然事件，所以最合算的行为取向就是“快乐今天，游戏人间”。其实短期行为在任何时期都有其表现。中国农民对“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造反起义义无反顾的参与，既是不堪压迫所致，也是反正总有一死，不如拼一拼痛快的心态的反映。

既然市侩无赖，那就很难有高尚的道德。市侩无赖除了对社会责任和社会公德心影响以外，传统中国人的个人道德人品多少也受到了其拖累。正象我们在第九章里讲的，“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这里既有市侩的基因也有无赖的基因了。在此基础上有些人进一步发展了一种非道德倾向，再进一步就造成了一些人道德上、人品上的堕落，造成许多人良心的缺失。

“这种信仰行为赋予人以旺盛的生命力，并使他确信，藉助于神（完善者）的无限力量，一个人能取得最高的自我完善。他或她的生活是为了至高（上帝、安拉、黑天、阿弥陀佛）的精神目的。无论生活环境如何，一个人都被赋予力量、洞察力、宁静、欢乐和乐于助人。”然而现实是，缺乏宗教终极关怀理念支撑的那些道义号召，要么就是不痛不痒不被认可，要么就是不知不觉中被人们放松和淡化。痞俗使得人们市侩、无赖。为了利益，人们可以不讲道义和良心；人们只感受自己的适意快乐，对自己的错误却很少感受更少自责和忏悔；人们做一些不光明磊落甚至不三不四事情以后，其心理不安恢复太快甚至完全没有心理不安；有些人做了坏事后甚至根本没有受良心谴责的心理感受……种种社会现象表明好多人在远离君子而趋向无赖。

市侩无赖性还有一种典型表现，就是虚伪。不少人表面的行为和真实的内心相反；明一套，暗一套，明里是正人君子，背地里男盗女娼。虚伪这种国民性在五四时期受到了猛烈的抨击。

而宗教的作用对象是人，是一种使人脱离市侩无赖而超凡脱俗的东西。正如陈麟书先生指出：“宗教在发挥其心理调节功能，消解不良心态的同时，还通过宗教特有的神圣化的象征美、超越美、神话美、艺术美和人性美等诸多因素，激活大众的灵性即精神感受力或美感力，撞击人们的迟钝的情感世界，使人们敞开心屝，情操得到陶冶，获得超凡脱俗的精神提升和奇特的宗教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