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与中山公园

祝 勇

　　中山公园——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公园。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至于世界其他地区，都有相同名字的公园，仅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就有约40余座中山公园。位于天安门附近的中山公园，其前身是明清两代的社稷坛，与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一起沿袭周代以来“左祖右社”的礼制格局。社稷坛目前仍然是公园的主体建筑，位于轴线中心，坛呈正方形，为汉白玉砌成的三层平台，坛上铺着进贡来的五色土。

　　五色土是当年从帝国的各地进贡来的，颜色分别是：南红、西白、北黑、东青、中黄，它的含义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坛周围的琉璃矮墙与坛土的颜色方位一致。坛台中央设有一块上尖下方的石柱，称江山石或社主石。

　　而中山公园中央的五色土，在新的国家里无疑具有了新的含义，它不再表明帝王对国家的私人占有，而成为“五族共和”的象征，如同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所阐明的：“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众所周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曾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目标，所谓“鞑虏”，就是统治中国两百余年的清政府，但并非所有满族人都被列为革命对象，大多数满族人，当然是人民中的一员。对此，孙中山早在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上就曾指出：“我们并不是恨满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1912年9月6日，北京的满人在北京八旗生计会所举行欢迎会，欢迎抵达北京的孙中山。孙中山对在场的满人说：“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现旗民生计困难，尚须妥筹，务使人人自立，成为伟大国民。”孙中山还没讲完，全场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在场许多满人热泪盈眶。

　　10日，孙中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就是前往后海边的醇王府看望载沣。此时的载沣，除了偶尔前往紫禁城看望儿子溥仪，其他时间都在自己的王府中读书写字，消磨时光。他的厅堂里挂着自己书写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

　　然而，他也并非像这副对联里写的那样心如止水。在他的王府里，细心的人会发现孙中山和袁世凯的照片，照片上的眼睛全被抠去，他忧愤的心境，显露无余。但他不会想到，有一天孙中山会出现在他的家中。1912年9月10日下午，载沣午睡后早早起来，做好了迎接孙中山的准备。下午3点，一辆马车停在醇王府前，从车上走下来的人，正是曾经被载沣视为仇雠的孙中山。载沣含笑把他迎进“宝翰堂”。 “宝翰堂”，又名“大书房”，是载沣平日里最爱呆的地方。在那些名贵的古典家具中，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给他的大写字台十分醒目。一扇镂花屏风下，他们慢慢地呷着茶水。载沣后来在回忆这次会面时说，他原以为孙中山是一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勇武之夫，没想到他如此谦逊、和蔼和开朗。孙中山称赞载沣，在大革命爆发后自动退位，承认共和，避免了国内一场血战，此乃明智之举，还说，今后中国当在共和的基础上，大家齐心协力，共济富强。还说，为了达成南北统一，已辞去正式大总统的候选人，自己将以在野之身，致力于社会建设工作，拟于10年内实现修筑20万里铁路的愿望……孙中山还把自己的一张半身近照送给载沣，照片后面写着：“醇亲王惠存，孙文敬赠。”

　　这张照片，孙中山的眼睛没有被抠掉，相反，载沣一直珍藏着这幅照片，直到去世。时代的变化，令人猝不及防。我们无法设想，如果二人在一年前见面，又会是怎样的场景？

　　1925年，孙中山最后一次到达北京，醇亲王还向孙中山赠送一席酒筵，为孙中山接风洗尘，并派人向病榻上的孙中山问候，盼望他早日康复，协同段祺瑞“整理中国”，以“早济富强之邦”。孙中山派特使前往醇王府，还带去了一张白色名片，上面只印了两个字：“孙文”。

　　此后的载沣，在后海之畔自己的王府中，对时代风云的变幻冷眼旁观。甚至自己的儿子溥仪在张勋和日本人的扶植下两次重登“王位”，他都不为所动。1951年，68岁的载沣在北京醇王府安详辞世。周恩来说，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有人说：“建筑是对一个时代身份的表述”，北京如同一个永远向前的巨大的计时器，精准地记载着帝制时代的一去不返。炫耀帝国权力的城墙变成沟通内外的门洞，规划中的14条通衢穿越了曾不可逾越的红墙；新起的公共建筑，如劝业场、新世界商场、东方饭店、香厂新市区等，表明普通民众正在成为建筑的主语；而西洋式建筑上的钟塔，如1913年的盐业银行（前门外西河沿）、中原证券交易所等，则暗喻着北京已经被纳入更加广阔的世界时间中，古老的晨钟暮鼓曾经宣示着帝王的权力——它们决定着城门的开合，宣布着宵禁的旨意，而此时，帝王的权力如同钟楼和鼓楼一样成为摆设，成为退居城市边缘的远景和记忆。

　　1913年3月，隆裕在极度悒郁中死去。孙中山在唁电中，对她主持和平逊位予以了肯定，折射出革命家对于“五族共和”的理解。副总统黎元洪发来唁电，黎元洪称隆裕太后为“德功至高，女中尧舜”，以纪念她让出皇权的历史功绩。大总统袁世凯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通令全国下半旗致哀一天，文武官员服丧27天，并派出全体国务员前来致祭。此时的太和殿，被布置成国民哀悼大会的会场，清朝玄色的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并肩进出，时任中华民国交通总长的朱启钤走进皇家禁地。此前，他曾经作为袁世凯总统派来的礼官，觐见皇帝溥仪。他踩着凸凹不平的青砖地，小心翼翼地走进旧宫殿，空气中流散着一束束青紫色的烟雾。高低错落的宫殿群，在烟雾中若隐若现出它们沉默的轮廓。昔日的金銮殿，如今已经破败荒凉：“古柏参天，废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间种苜蓿，以饲羊豕……渤溲凌杂，万为荒秽不堪。”这一天，朱启钤萌生了在此开辟公园的想法。一年后，在朱启钤的力争之下，民国政府得到了紫禁城三大殿以南包括社稷坛的管理权，溥仪小朝廷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到乾清门以北。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正在欧洲蔓延，许多古老的城市遭受着灭顶之灾。德国作家黑塞后来回忆那一年时说：“1914年那个夏季来临了，我忽然看到里里外外完全改变了。我发现，一直美好幸福的生活竟建立在不安全的土地上，因此现在开始往下坡走。”而这一年，一个名叫朱启钤的民国官员悄然地推动着一座封闭的东方古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在这一年，帝国的社稷坛成为国民的公园，命名为“中央公园”，又名“稷园”。这座公园是北京城内最早开放的公园，民国时期，这里成为北京文化休闲活动的中心。1914年至1928年间，以中央公园为开端，从前帝王的活动场所，如先农坛、天坛、太庙、北海、地坛、颐和园、景山相继对公众开放，成为人民活动的场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928年时任北平特别市长何其巩等爱国人士改中央公园为中山公园。

　　尽管袁世凯“执著”地复辟帝制，然而，时代的进步，使帝制存在的物质空间正在消亡，变成人民共有的场所。时任内阁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把“洪宪皇帝”由紫禁城太和殿请入中南海，把中南海南侧的宝月楼下层改建为“新华门”。从此，中国的权力中心，由南北中轴线上的紫禁城，西移到了中南海。就在这一年元旦，天安门前那个封闭的T型广场周边门楼内的门扇以及连接这些门楼的墙被拆除，北京的市民们第一次可以在东西长安街上自由穿行。这条新生的街道如一把利刃，把那条南北贯通的“龙脉”，斩为两截。自此，北京的主要政治舞台，便由南北方向的中轴线，变成了东西方向的长安街。长安街从此成为一对伸开的臂膀，展示着这座城市开放的胸襟，而传统面南背北的政治理念所形成的龙脉纵深，也逐渐被长安街的横向对称所取代。

　　位于中轴线和长安街交叉点西侧的中山公园，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见证了国家主语的变化——从前是帝王，如今是人民。中山公园也因此成为以人民为主题的天安门广场建筑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武昌起义47年后的1958年，就在中山公园不远处，一座柱状纪念碑在刚刚扩建的广场上拔地而起。纪念碑高耸的站姿与宫殿的匍匐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以石头的永恒语言对抗着木构建筑的易朽。由纪念碑下层大须弥座上的8幅汉白玉大型浮雕所连接起来的革命进程中，武昌起义的图景赫然在目。

　　公元2011年10月，辛亥革命100周年，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一如既往地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自1954年起，那张全球华人都熟悉的面孔，都会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前方。这是一个不再需要朝拜的广场，不需要以建筑的空间来分割人的尊卑，每个在节日里来到广场的人，都保持着纪念碑一样的挺拔的站姿。他们像老朋友一样与孙中山对望，而孙中山的眼神里，依然饱含着希望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