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爽拍吻戏有生理反应:周小川等海归高官遭疑（二）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翻译者”

参与“复关”谈判第一年，龙永图就遭遇了与世界没有共同语言的尴尬。

当《华尔街日报》网络版有关周小川的文章被各大网站广泛转载的时候，龙永图登上了大连一家地产公司特别为他策划的一个经济高峰论坛——《论道•龙永图》，他演讲的内容自然离不开“入世”谈判。7天之后，他又要赶赴天津滨海新区，主持首届“于家堡论坛年会”，年会的主题就是“中国入世十周年，金融开放回顾与展望”。

虽然龙永图离开谈判桌已经十年，但是多数公开场合，“入世”谈判总是他绕不开的话题。

十余年参与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不下五十次往返于北京与日内瓦之间，早已使他成了中国“入世”的代名词。

而从1992年他被任命为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开始参与“复关”/“入世”谈判至今，他的角色经历了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翻译者”，到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推动者，再到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布道者的转换。

龙永图大学时学的是英美文学。1973年，28岁的他成了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了一年的国际经济。与他同去的还有中国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

但是此后，龙永图的职业长期和他留学时所学专业没有任何关系，直到199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

1991年下半年，中止了两年多的中国“复关”谈判重启。

同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访问北京。此时，龙永图刚刚从中国驻联合国特约代表处回国。因为美国得克萨斯州出生的署长口音很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中国代表处的翻译听不懂，他们就找到龙永图，希望他充当一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与时任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之间的翻译。

龙永图的翻译工作显然给李岚清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不久，他就接到了去中央党校学习的通知。3个月的学习结束之后，他便被任命为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1992年1月，他开始参与中国“复关”谈判。

参与“复关”谈判第一年，龙永图就遭遇了与世界没有共同语言的尴尬。

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经常被称作“市场经济俱乐部”，不言而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搞市场经济。然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市场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领域的“禁语”。

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被叫做“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对此，普通的中国人都能心领神会，但是，中国“入世”谈判的对手却无法理解：第一、他们不能理解什么是商品经济；第二、他们不相信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可以结合。

从宏观层面无法说清楚，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受一位资深的美国驻华外交官的启示，又改从微观层面，即企业运作层面进行讲解，因为他们认为，企业是国家经济的细胞，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体制可以从企业的运行体制中体现出来。为此，他们还从北京请了一批研究企业管理的专家去日内瓦，跟谈判对手解释那位美国驻华外交官的疑问：中国报纸有关企业运行机制的报道说，厂长是中心，书记是核心，两心变一心，那么两心是如何变一心的呢？但是，北京专家的解释反而让谈判对手更加糊涂。最后对方说，你只需告诉我，你们搞不搞市场经济？

此路不通，时任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就和龙永图商量：能否提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谈判对手倒是欣然接受，但是回国向中央汇报时被否决了。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承认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才终于找到了与世界对话的共同语言。

代表中国的谈判者

现在谈判中广泛使用的“双赢”一词，据说最早就是由龙永图舶入中国内地的。

1997年2月，龙永图升任外经贸部副部长，兼任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而两年前，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取代了“临时适用”的关贸总协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正式的国际贸易组织，协调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领域。因而，此时的谈判就由“复关”谈判变成了“入世”谈判，而谈判的范围亦相应扩大。

谈判范围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内外参与利益博弈的部门大大增多，谈判难度随之增加。

一方面，中国谈判代表团的规模急剧扩大。“实际上各个部门参与的谈判代表,一个方面是代表我们中国谈判,说得难听一点,一方面是监督龙永图是不是出卖了他们部门的利益。”龙永图后来回忆说。

另一方面，谈判对手，特别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列出了一长串问题清单，双方讨价还价最激烈的就有八个：一是农产品[15.54 -3.78% 股吧]市场开放、出口补贴和国内的农业支持问题；二是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当时中国代表团坚决不承诺开放A股等资本市场和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三是保险业开放问题；四是电信业开放问题；五是银行业开放问题；六是汽车业开放问题；七是反倾销条款和特殊保障条款；八是外资外贸经营权问题。

龙永图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谈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形成共识的过程。”据说，现在谈判中广泛使用的“双赢”一词，亦是他最早舶入中国内地的。

龙永图的话是有所指的。

1999年4月，龙永图告诉正在访美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中美之间最核心、最困难的谈判难题——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已经达成协议。朱镕基很高兴，立马宣布了这一消息。美国代表团为了赢得国会和企业界的支持,亦通过网络披露了中美协议中对美国有利的谈判内容。但是几天后的5月8日，就发生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国内一些人于是开始骂龙永图是卖国贼，要求更换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而且开始怀疑龙永图当初提出要用英文和美国人小范围一对一谈判的用意。

2005年之后，随着过渡期的结束，入世的各种影响逐渐显现，中国一些产业受到了外资的强大冲击，特别是一波接一波的反倾销浪潮，再次把龙永图推到了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卖国贼”的争论漩涡之中。

龙永图对此的经典回答是：“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卖国贼，只是代表中国做了一场谈判。”

“所有问题的最后谈判方案，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说了算，都是由国务院，甚至是中央决定的。谈判到了最后，外经贸部已经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200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03年，龙永图离开了让他成名的外经贸部，成了刚刚成立一年的非政府组织——亚洲博鳌论坛的秘书长。“我去博鳌就是要建立一个大平台，让全球了解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2006年，龙永图接受北京一家媒体采访时如此解释他当初的选择。

2007年，龙永图联手贵州卫视，推出了一档谈话节目——《论道》。他一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他要论的“道”，“就是怎样使中国加快发展”，他要利用《论道》节目，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精神尽可能地再多做一些阐释和说明。

《南方周末》给他此时的身份定义是：布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