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才千的学神秘籍: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孔子在《论语》中的这段话虽然在当代早已鲜为人知，但却曾经是构筑儒家政治理念的重要基础，在《资治通鉴》记载的君臣问对中，引用这句话的地方几乎随处可见。翻译成白话文，即为：皇帝宁可自己的臣子盗窃国库，也不愿意他们去搜刮百姓。今天，国人对慈禧太后几乎完全没有好感，动辄就为了兴修颐和园而挪用了海军军费，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惨败。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老佛爷在遵守祖制方面还是坚持原则的，不论财政上有多么困难，对康熙年间制定的“永不加赋”这项根本国策还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执行。
　　
　　中国二十世纪的两大伟人，在政治理念上也多少有了一些变化。孙文认为：所谓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主张通过科学之方法，谋求民生幸福。毛主席则认为：政治，不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斗争。进而明确提出，政府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正因为如此，才保证了毛主席执政的三十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吏治最为清明的时期，几乎杜绝了一切盗公和敛民的丑恶现象。但不幸的是，由于伟大领袖尚未完成部署就过早地离开了眷恋他的人民，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航向。“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根本国策，迄今已经实行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初，执政者由于法统不正，普遍采取了赎买的政策，为此不惜崽卖爷田、寅吃卯粮。当时，在毛泽东思想余辉的照耀下，掌握实权的政府部门还没有胆量介入市场，他们对自己未能成为先富裕者而牢骚满腹，便联合那些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但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的知识分子，共同鼓吹什么“脑体倒挂”。结果没过多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就顺利出台，党政军工商学都开始自觉地以经济指标作为自己得失成败的惟一标准。掌握实权的政府官员很快就抛弃了那些只会指手画脚但百无一用的知识分子，转而与敢于冒险的倒爷结成了神圣同盟，巧妙地利用价格双轨制为自己淘到了第一桶金。而那些受尽愚弄的臭老九也不完全是省油的灯，他们利用自己在话语权上的优势，拼命宣传洋人的邪说，煽动什么民主自由，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几十万缺乏社会阅历的大学生替他们上街请愿，充当炮灰，而且还是免费的。
　　
　　为了收拾残局，执政在得罪了底层人民之后，只好对强势集团继续采取妥协的政策，鼓励他们放开步伐，大胆行事。并且开始大力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放弃了先前那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修正主义路线，而是公然地为公权强行进入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起初，政府官员还只会从经济活动中捞取好处，主管基建和三产的成为了当时最大的肥缺。而那些尚未捞取到足够好处的官员总是不断地呼吁深化改革，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的全面改革也正是在这种背景就陆续出台，为了满足官员们先富裕起来的神圣愿望，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短短的十年间就完成了让老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光荣任务，终于在与时俱进的今天走上了了人类最高阶段——官场经济的金光大道。不但公检法等强力部门为了寻租可以肆意枉法，官职本身也早已转化为商品而进入了市场，并且成为了最为抢手的畅销货。公权完全可以不再通过市场这个媒介进行寻租获利，而是可以凭借本身的强大力量直接达到创收的目的。
　　
　　任何掌握一定权力的部门，都可以擅自制定标准，强行收费。实行义务教育的中小学可以收取赞助费、择校费，医院可以在药物以及手术费、病房费等方面大做文章。有条件的部门当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暂时没有收费条件的部门也总会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进行创收。形形色色的职业资格证书就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某人是否胜任某种工作，雇主自然会对他进行考核，但政府的主管部门为了创收，对许多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也推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并且通过资格考试、证书年审等获取巨额利益。一个正牌的大学毕业生，甚至从事秘书、销售、导游等最为基础的工作也必须另外考取相应的资格证书，真不知道现在的大学除了收取学费之外，究竟能为学生们带来什么好处？而且更加可笑的是，那些在职业证书推出之前早已从业的人士又当如何呢？如果让他们所有的人回炉重炼，那绝对是个巨大的市场。有关部门总会念念有辞，拿国际惯例或对人民负责来强调资格证书的重要，但不知国家主席、总理以及各级党政官员，他们是什么时候考取的上岗呢！党和政府对那些绝望的人在公众场所自杀非常不满，并且强烈谴责自杀者，指责他们犯法。潘太史倒是真诚地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制订出一部法律，规范自杀行为以及合法的自杀地点，以便让人民可以依法实施自己神圣的自杀权力。
　　
　　到民国为止，国家政权的设置止于县城，广大乡村地区基本上实行自治，朝廷命官的人数是极其有限的，即使在最早提出“十羊九牧”的隋朝，官员的比例也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对农民的税收也主要通过乡绅来进行，政府一般与底层民众之间没有直接冲突。象今天这种强制拆迁、农民失去土地而没有任何补偿等现象，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敛民与盗公争辉、贪赃共枉法横行。本来，擅自增加百姓的税赋在君主专制时期是一项重罪，估计能落下个全尸就是万幸了；可是今天，各级官吏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以超额完成税收指标、实现经济增长计划而沾沾自喜。过去，官场虽然无限风光，但风险也十分巨大，在两汉时期，死于非命的总理级高官不计其数。即使到了满清时期，官员犯死罪的比率也相当惊人，文渊阁大学士柏俊同志就是因为科场失察而被咸丰皇帝送上了断头台。虽然对他的指控只是受贿了1000两银子，而且还查无实据，但他的确未能阻止舞弊的发生。潘太史认为，当今的官员应该说是有史以来最幸福的一代。好象判黜官员的死刑，除了直接杀人以外就只有构成重大贪污受贿才有可能，而且死刑金额的标准几乎没有上限。前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同志贪污一亿六千万，连他自己都认为必死无疑而在被逮捕的时候准备自杀了，不料却被庄严的军事法庭赦免了死罪。贪污了上亿美圆的中行关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动同志在叛逃美国被引渡回国以后，竟然只被判黜了有期徒刑12年。所以，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有时还会出现重大的倒退。现在看来，中国历史倒退了不止30年，300年，很有可能倒退3000年甚至更多。
　　
　　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对公开言利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中国历代凡是有作为的君主，对于如何敛财都毫无兴趣。当年，侍御史权万纪同志出于经济建设的考虑，奉劝皇帝开发宣、饶二州的银矿，每年收入可观。结果当即就受到了唐太宗严厉的申斥，他说：“我贵为天子，根本就不在乎什么钱财，而是发愁没有人向我提供有益于人民的好建议。你作为御史，却从来也没有推荐过一个贤才，检举过一名不法分子。汉朝的灵帝、桓帝是聚敛的君主，你竟然把我看作是他们的同道了”！李世民觉得仅仅是口头批评实在还不够严厉，第二天就让权万纪同志卷铺盖滚蛋。唐王朝虽然没有规定过要带几块表，也没有宣讲多少条荣辱观，做那些屁用也不顶的党八股，但中央法统持续了将近300年毕竟是个不争的事实。目前，官场经济大有更上一层楼的趋势。工商局为了实现公权牟利，竟然禁止业主在自己的房屋里进行维持生计的必要劳动；文化部打着保护作者著作权的招牌，竟想对全国所有的歌厅强制收费，估计下一个目标就是向全体国民征收汉语言使用费。而环保局也会与时俱进，对放屁做出规范并收取相应费用。潘太史根本就不敢指望这个人民政府能够为人民服务，只要他们不要无止境地迫害人民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四十年前的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毅然决定炮打司令部，从而一举扭转了文革初期的被动局面。潘太史断然没有老人家那样的魄力，而且更不具备任何实力。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个顺民，当好奴才，惟一的奢望的就是不想被政府剥夺继续劳动的那么一丁点权力。这和过去的农民希望朝廷保障农时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连这也做不到的话，那就说明历史要倒退到井田制以前了。潘太史向来保皇，绝对不支持任何形式的造反，即使象列宁所嘲笑的那种“跪着造反”，也是如同阿Q那样，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如果因为这篇文章引起了伟光正同志任何的不高兴，潘太史即刻请求赐死，并恳请党和政府将所有持有类似观点的人统统揪出来，直接超度他们进入极乐世界，用生命为波澜壮阔的官场经济谱写一曲最最嘹亮的赞歌。
　　
　　
　　2006年8月5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