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月革命的真相看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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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该同志系梅毒病患者

　　《学习时报》、《杂文报》上曾有《如果列宁能多活20年，苏维埃制度肯定不会变形、衰败》、《列宁如果多活20年又如何》等文章，两者观点对立。有《杂文报》读者希望我谈点看法，现冒昧从列宁在俄国革命中的重要言行来看列宁供讨论参考。

　　第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未组织和领导二月革命。

　　1917年俄国革命分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二月革命的背景是，1917年沙皇俄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导致的经济破坏、人员伤亡等，大大加剧了国内矛盾——工人罢工、士兵反战、农民夺取地主土地、少数民族闹分离，所有矛头都指向沙皇专制统治。2月27日，沙皇御用议会杜马呼吁沙皇按照自由派愿望改组政府，以缓和人民的反抗无效后，杜马自行宣布成立执行委员会，执掌全国权力。同日，彼得格勒驻军开始起义，并与工人联合起来，成立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作为革命领导机构，并逮捕了沙皇政府的一些大臣和将军。3月1日，杜马执行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前往普斯科夫前线司令部会见沙皇，迫使他在3月2日晚上退位。3月8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的军事司令部被捕。统治俄国三百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崩溃了。

　　二月革命产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是3月2日由杜马执行委员会改组而成的临时政府。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一些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组成，也有小资产阶级政党代表参加。二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是起义的工人、士兵直接选举产生的。虽然不是法统上的权力机构，但享有广泛的群众支持，掌握了大量武器，具有真正的实力。二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活动家列宁等因沙皇政府迫害而流亡国外或被放逐于西伯利亚，留在彼得格勒活动的是由比较年轻的施略普尼科夫、莫洛托夫等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临时局。因此，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影响要大得多。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90%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人，布尔什维克代表只占10%。主要领导人是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

　　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宣布把俄国建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它在3月2日宣布给予公民自由，大赦一切政治犯，允许流放西伯利亚人士返回，许诺召开立宪会议，用民兵代替警察等。

　　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认为俄国是半封建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尚未成熟，工人阶级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才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因此，目前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由苏维埃对这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实行监督。

　　在国内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少数人提出了“临时政府辞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多数人如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继续战争。

　　第二，列宁及时将二月民主革命转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正当国内争论俄国向何处去的时候，1917年4月3日（公历4月16日），列宁等人从瑞士通过德国进入瑞典回到彼得格勒。4月4日列宁发表了“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著名的“四月提纲”，强调俄国应该由二月民主革命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在政治上，应当使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在经济上实行土地国有化，银行合并和国有化，并由苏维埃监督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全部权力归苏维埃”。

　　列宁的革命方针，不仅遭到临时政府的憎恨，苏维埃领导成员的激烈反对，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未获得响应和支持，只有流亡在美国的托洛茨基最先表示支持。5月，托洛茨基回到俄国，立即投入到列宁领导的革命斗争。

　　“四月提纲”尽管起初遭到各方激烈反对，但列宁最终还是成功地战胜了反对派。4月27日，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否决了加米涅夫等人的对立路线。

　　列宁先是致力于革命和平发展的任务，希望通过发动群众，揭露临时政府的“反动本质”，把一切权力转归苏维埃，再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投降路线，改变苏维埃路线，由布尔什维克控制苏维埃。但最终遭到临时政府的反抗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而失败。于是列宁又提出无产阶级应该实行武装起义以夺取政权的方针。8月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获得通过，同时接纳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区联派”成员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选举托洛茨基为中央委员。8月31日和9月5日，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市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托洛茨基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兼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0月24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由托洛茨基全面指挥起义。由于事前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广泛发动和争取了工人、士兵，瘫痪了临时政府军队，占领了各战略要地，10月25日上午九时，起义队伍开始进攻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只遭到少数卫戍部队和妇女组成的特别营的微弱抵抗，因而轻易地占领了冬宫，逮捕了正在开会的临时政府大臣。临时政府首脑、代表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则已预先逃出冬宫。起义非常顺利地取得了胜利。夺取冬宫的战役，实际上只有6人死亡，50人受伤。列宁高兴地说，十月革命是“罕见的不流血和非常顺利的起义”，是“轻而易举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我国几个月内就取得了胜利，而西欧却要花好几十年的功夫。”

　　第三，列宁是“一党专政”的创建者。

　　10月25日晚上，当彼得格勒革命士兵向冬宫发起进攻之时，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会。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起初同意与苏维埃其他政党有条件地分掌政权。因此，代表大会由各党派代表组成。代表共670名，布尔什维克党300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其他党派共370人。会议开始，布尔什维克党人坚持应由他们来组织和领导政府，孟什维克等党派人士则指责布尔什维克武装夺取政权的行动，并要求成立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享有同等权力的联合政府，但遭到托洛茨基等的断然拒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因此退出了会议，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留在大会，参加了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大会选举产生了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共和国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苏维埃政府组成后，由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又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由苏维埃中的所有党派组成“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否则他们就要发动全国铁路工人总罢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缺席情况下，以多数票通过接受全俄铁总执委会的要求，决定派出以加米涅夫为首的代表团与之谈判。由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坚决反对，导致加米涅夫等五人退出中央委员会，李可夫等四人辞去人民委员会职务（后来都认错，重返中央委员会）。

　　二月革命后，列宁是肯定当时的多党竞争和各党自由竞争自由协议的。列宁从四月以来，曾不断批评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要求尽快举行选举，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也不得不回应各方要求，进行立宪会议选举。但选举结果是：3600万投票人中，只有900万人投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票，将近2100万人投了社会革命党的票。立宪会议的707个席位中，社会革命党占了370席，赢得了明显的多数。布尔什维克党只得175席，其余则为左派社会革命党等党派、少数民族人士占有。

　　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正式举行。会议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人操纵下，宣布俄国为民主联邦共和国。列宁立即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解散立宪会议。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退出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后，一直构成反苏维埃势力的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苏维埃政府，但后来因坚决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也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甚至企图暗杀列宁。布尔什维克党人完全失去了联盟对象，列宁决定结束“分掌政权”而实行“一党执政”。

　　第四，列宁不惜冒背叛国际无产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骂名保卫苏维埃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后，面临的第一个最大难题是：要不要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摆脱战争负担。当时俄国的敌对国德国军队已大量进入俄国，沙皇政府早已穷于应对，苏维埃政府更无法应付。是继续抵抗还是与德国讲和，成了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英、法等协约国坚决反对苏维埃政府退出战争，国内大多数党派也主张继续战争，布尔什维克党内以布哈林为首的多数人坚决主张继续抵抗，认为与德国讲和是对世界无产阶级的背叛。因为德国的胜利将使西方国家无产阶级处于重压之下。列宁则坚决主张同德国讲和，退出战争，以保卫苏维埃政权。德国也趁此提出更高的和谈要求。党内主和派和主战派的斗争一度导致列宁威胁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布哈林威胁要逮捕和开除列宁。托洛茨基主张不战不和。最终列宁占了上风。苏维埃政府派出以托洛茨基、越飞等为首的代表团两次和德国政府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城谈判，最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

　　根据这一和约，苏维埃俄国接受了德国最苛刻的条件。条约使俄国失去它的人口的26%，种植区的27%，铁路26%，纺织工业33%，铁和钢铁业的73%，煤矿的75%。列宁以铁腕逻辑缔结和约后，也承认条约是“可耻的”，而且把它比作1807年拿破仑屈辱俄国的《特尔西和约》。所幸不到一年，同盟国失败，德国军队向协约国投降了，列宁立即宣布《布列斯特和约》无效，不再履行条约义务。

　　第五，列宁为巩固“一党专政”而作的辩解。

　　列宁把原来由多党组成的苏维埃政权变成布尔什维克一党独揽的政权后，不仅引起了被推翻的旧政权军事将领和政客的憎恨，因而发生了内战，也招致了所有其他党派的反对，特别是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列宁的回答是强硬解释，加强专政。他说，“有人指责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是的’，我们是一党专政”，还说“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执行者”。1918年1月6日立宪会议被解散，反对党谴责这种行为非法，列宁回答：“革命的利益高于议会的法定权利，它应当服从革命所产生的政府，否则就只有消失。”为了斩断其他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敌视宣传，列宁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要求把一切信息置于布尔什维克掌控之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为抗议这种违反既有承诺（新闻自由）的做法曾辞去中央委员和所有其他职务（很快又重返岗位）。1920年12月10日，列宁回答西班牙工人代表的话说：“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1922年他又提出，俄共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党出版物毒害人的思想。”

　　第六，列宁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镇压一切反对派。

　　列宁既通过演讲和著述强硬地为“一党专政”理论辩解，更无情地用红军和民兵镇压一切反对派。早在内战期间，为防止沙俄残余势力复辟，威胁新政权安全，列宁命令秘密处决早已囚禁的沙皇尼克拉夫二世全家，斩草除根一个不留。（叶利钦政权已重新为沙皇正名）他在内战结束后的1921年，在《论粮食税》一文中直接了当地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公开的还是妆扮成非党分子的，他们的安身之处应该是监狱。”1922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上说“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1922年5月，列宁建议在刑法典中“应把枪决（也可代之以驱逐出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一切活动”。1921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的行为。1922年8月1日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1922年底完成数十万人的驱逐，驱逐与逃亡国外者达二百多万人。（《炎黄春秋》2007.11何方、尹彦文）

　　最体现列宁镇压反对派的坚决无情之处是1921年3月对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的镇压。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为了打退白军与外敌入侵，坚决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崩溃，人民既不自由，生活又极端困苦。1920年底到1921年春，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工人罢工。驻在彼得格勒海域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也受彼得格勒骚动的影响，于1921年2月28日发动“叛乱”。他们在3月2日的集会上谴责共产党血腥毁灭的三年。要求举行新的完全自由的秘密选举，要求言论自由，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平等分配食物，取消贸易限制，手工业和小工业自由发展，不得限制农民蓄养牲畜，等等。面对俄国第三次革命的形势，列宁在派加里宁（当时他在农民中尚得人心）作为政府特使前往劝说水兵停止叛乱无效后，决定采取武力镇压措施。他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并立即派后来成为苏联红军中最年轻勇敢而且有智慧的元帅屠哈切夫斯基率军前往镇压。随后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也前往督战。托洛茨基命令，水兵若不投降，就像打靶一样，一个一个地击毙。果然水兵没有一个愿意放下武器。屠哈切夫斯基就用大炮重重轰击喀琅施塔得，最后在契卡（cheka——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赶赴现场后，水兵“叛乱”终于被彻底压下去。

　　水兵反抗之激烈和坚决，使大约一万红军被打死、致残或失踪。连托落茨基也惊呼从未见过如此以死抵抗的叛乱者。而喀琅施塔水兵队伍约有10000人，没有一个人投降。被俘的人，少数人经审判后被处决，大多数人未经审判就被处决或被送入契卡集中营。

　　喀琅施塔得水兵曾是十月革命最重要支柱之一，其中1/10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因此，他们的激烈反抗行为也深深震撼了列宁。3月15日，他立即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宣布停止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新经济政策，努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抚慰人民不满，保住苏维埃政权。但是，列宁很快去世，斯大林一掌权，立即停止了新经济政策，重拾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相差无几的国有化集体化政策，又导致了三十年代的经济灾难。

　　第七，我的看法。

　　根据列宁上述系列言行和十月革命的结局，笔者认为：

　　1917年的俄国革命形势只适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适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二月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再创造条件，实行全民民主，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符合当时俄国大多数人的愿望，切合俄国的社会实际。列宁坚持将二月革命立即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显然超越了俄国的社会现实，违背了多数人的意愿。

　　1．列宁的理想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主观片面认识。他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看作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把沙皇俄国看作帝国主义最薄弱的链条，处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而未看到当时的资本主义仍处上升阶段，仍有强大生命力，还有自我革新和完善的能力。十月革命发生90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并未垂死，而是继续发展、革新和完善，证实了列宁的误判。正是这种误判促使列宁顽固地坚持把俄国人民从二月革命所铺设的很有希望的前进道路上拉回到脱离现实、前途渺茫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来。

　　2．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四月提纲”一直遭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而这两个党代表占俄国人口80%以上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声称代表无产阶级，但当时的俄国工人不到总人口的10%，其中还包括许多流氓无产者。何况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大多数当时也反对“四月提纲”。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出大会，通过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中，社会革命党居多数，布尔什么维克居少数，都显示列宁的社会主义纲领不受欢迎。

　　3．既然列宁的社会主义纲领不被多数人接受，为何布尔什维克又取得了政权？这有很大的偶然性或特殊性。首先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国内非常自由。沙皇专制政权消失后，临时政府刚成立，由多党人物组成，本来很脆弱，而它又宣布给予公民自由，大赦一切政治犯，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以极大的自由活动空间。这在世界历史上很少见。列宁也承认，俄国是当时交战国中民主自由最多的国家。帝国主义忙于交战，也无力顾及镇压俄国人民革命。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发言中也说：“二月革命的结果，俄国劳动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而这样的民主自由甚至在当时被称为民主的美国也是不曾有过的。”

　　二是布尔什维克党有大量敌对营垒的矛盾可资利用，削弱对方，壮大自己。1917年8月25日，临时政府军队总司令科尔尼洛夫要求政府首脑克伦斯基立即解散苏维埃，取缔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党出面组织了反科尔尼洛夫的斗争。在这危急关头，克伦斯基因害怕自己也被军队推翻，被迫与布尔什维克结成暂时联盟，迅速释放了所有被拘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并交出五万条枪来武装工人。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了，布尔什维克党得救了。

　　三是布尔什维克有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这样一批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最精明能干的组织者和宣传鼓动者。他们最善于以煽动性的演讲争取群众。十月革命胜利前的10月21日，布尔什维克党召开首都卫戍部队和舰队团队代表紧急会议，托洛茨基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第二天，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完全承认苏维埃为唯一的权力机关，拒绝执行克伦斯基要把2/3的卫戍部队调往前线的命令。临时政府最可靠的支柱——彼得巴甫洛斯克要塞的官兵，原来拒绝接受托洛茨基为该要塞政委，听完他的报告后，也归附了布尔什维克。部队几乎一致通过了拥护苏维埃，准备武装起义反对临时政府的决议。当时要塞握有步枪十万支，一下就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手中。

　　以上情况，在一般国家的革命胜利前很难出现。所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非历史必然，只是个例。十月革命道路也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道路。二月革命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十月革命实质上是历史的倒退，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现在许多俄罗斯学者甚至认为十月革命不是革命，只是一场少数政治精英的政变。

　　4．列宁在取得政权后，面临国内外强大的反对势力和经济崩溃局面，在政治上不得不实行“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制度，经济上则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与我国的人民公社同类，典型的贫穷社会主义）。结果事与愿违，局势更加恶化。不算地主、资产阶级、旧军阀等发动的反政府叛乱，各地农民也普遍发起反政府暴乱，工厂工人罢工游行示威，连十月革命重要支柱之一的喀琅施塔水兵也发生最激烈悲壮的反布尔什维克“叛乱”。这不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纲领超越了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吗？

　　人们会问，既如此，为何列宁又保住了苏维埃政权？有两大促成因素：一是1921年3月列宁召开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市场式的新经济政策，使人们特别是农民开始受益；二是“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制，使布尔什维克党能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同时建立一支强大的红军和一个强有力的肃反机构（契卡即克格勃的前身）来对付和消灭一切反对派。后来斯大林将它发展到顶峰，使苏联成为一个表面上的军事和经济强国。

　　但是，任何靠武力和暴力来维持的政权和社会制度终究是不得人心不能长久的。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成功先例。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一党专政”、“领袖独裁”体制，虽然使苏联风光了几十年，但苏联帝国最终还是坍塌了。这是最有力的证明。

　　5．有人说列宁是学法律的，受过高等教育，在西方国家待过，他若再活20年，不会让苏维埃制度变形、衰败。我不敢完全否定这种看法，但可能性极小。列宁十分固执倔强，观念一旦形成，不达目的，绝不罢手。很多人以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显现其观念和政策的灵活性，但那是为着挽救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于彻底失败边缘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他即使改变经济政策，也绝不会在政治上让步。而政治上不民主，还会导致经济衰落，社会矛盾加剧，最终使政权失手。所以认为苏联的崩溃始于斯大林体制不准确。实际上列宁的理论和“一党专政”体制才是真正的祸源。斯大林在对付反对派上确实比列宁要残酷无情得多，但谁能保证列宁若继续活下来会比斯大林好呢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101321746.html

金雁：十月革命的真相

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后代，这场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发生的革命已经过去九十周年了，但是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对这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诠释体系。

当今俄罗斯人已不再接受苏联时期统一口径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知道以前那套史学观是按照左右历史、驾驭历史、改造历史和按照统一的口径教诲民众原则设计的，当时的提法是，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

而中国人的认知来源，基本来自于先有斯大林的结论而后填充史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由斯大林本人主导的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献礼片《列宁在十月》。

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政治立场各异，不可能存在一种各派均能接受的观点，但是，力求史实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尽量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真实地再现这场革命，应当是严肃的史学家的追求标准。至于价值评判的结论，也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体系之上的以史据论的分析。而貌似最“政治正确”的雄辩真理的论点，如果是以人为编造的虚假历史为依托，则既经不起历史考证的层层辨析，也无法建立起自恰的理论逻辑体系，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空中楼阁。说穿了，这种历史观不过是玩弄政治投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是为尊者讳而随意剪裁的历史。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句话，最早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七日回国时说的，他的原话是，我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铁与血的纪元”，这后半句话虽然道出了十月革命的实质，却因为充满杀戮气和血腥味而很少有人提及。后来毛泽东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它震撼了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所以现在我们把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篇，认为它是二十世纪最伟大最震撼人心的事件，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在资本主义统治延续数百年之后人类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至今时代的基本矛盾没有发生变化”（陈湘泗语）。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处在这样一个高度后，以它为题材的著作自然汗牛充栋，可以数十万计。苏联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就发表了七千多部著述，数字大得惊人，却罕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绝大多数是千篇一律、内容重复的应景之作。就连搞十月革命史的原苏联科学院院士明茨也说，至今没有一部像样的总结性著作。白俄学者德·阿宁说得更坦率，“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斯大林二十五年的统治是最没有历史成果的。托洛茨基认为“那是一个撒谎年代的撒谎产物”。克伦斯基说“苏联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著作都是赝品”。西方普遍认为苏联对俄国革命的描述缺乏逻辑、贫乏无力、残缺不全。苏汉诺夫等一些亲身经历这场变革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苏联时期的研究除了对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尚有一些符合真实状况的叙述外，绝大部分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奉迎之作，是打上了斯大林烙印的“固定化”模式，是从党史的编年史中删除一个个参与者的“非难过去政治”、为党内斗争中胜利者贴金的著述，不仅把作为科学的秉笔直书的历史毁灭，而且导致了正直历史学家本身的肉体消灭。

过去我们从意识形态出发，认为这些人统统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抹煞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但令人困惑的是，现在俄罗斯本国也很少有人对苏联时期的那套说法感到满意，俄国人现在很少谈“宏大叙事”，评价体系已经多元化，更多的是从基础档案做起，先把细小环节的真正史实搞清楚，然后再作价值评价。一个是有没有的问题，另一个是对不对的问题，这是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是可以取得相对一致的认同的，而在第二个层面，分歧是很正常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档案面向公众开放，我国也相继翻译出版了多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中国人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的历史档案以后，如果仍然建立不起一套自己的、客观的、合乎科学、尽可能接近于历史真相的俄国革命史，那就是中国“苏联学”研究的失职。踏踏实实地直面真实的历史，让这场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的俄国革命恢复“信史、良史”的面貌，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坚持的立场。

现在俄国的思想界承认，革命很难自行产生新的东西，革命从来不会摧毁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张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传统的惰性无处不在地在发挥着作用。只是推翻了一个阶级，原来建筑其上的整个文化心态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毫不奇怪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皇权主义的个人崇拜、宗教审判般的非法镇压、缺乏竞争的大锅饭……”这些中世纪的风习会一遍遍地重演。

更可怕的是，在革命的政治游戏中，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的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样一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会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在此过程中造就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带均被视为敌对的营垒，非此即彼的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和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会大大释放，只会距离理想越来越远。

俄国思想界对这场革命有着深刻的总结，他们认为，改革与革命是一对互动的矛盾体，作为执政集团没有哪一个会愿意革命，他们处理社会危机的思路也是从自上而下的改革开始。但是由于统治者主导的改革会过多地从既得利益出发而往往缺乏公正性，下层民众便会对上层充满了仇恨和鄙视，民众中“当权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将迅速地积累起破坏现存制度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提出激进要求的同时，激进知识分子唤起民众付诸行动，愤怒的情绪迅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而知识分子在民众身上找到的仅仅是模糊的本能。这种喧嚣声表面上看起来是民主个性的觉醒，但当革命的破坏性发挥完以后，喧嚣声沉寂下来以后，我们却发现除了改换了统治者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存在的可能只有两种：暴民政治以及它复归后又一次轮回到专制制度。在民粹派“为民谋幸福”的假象背后不过是少数精英愚弄“群氓”的一种手段，人民从来都不是社会的主人。历史将反复在“不公正的改革”和反对“肮脏自由的革命”之间震荡——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们的很多思考与警示值得我们借鉴。

二ＯＯ七年俄国重印了索尔仁尼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的《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一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在俄罗斯发行，并被列入行政官员的必读书目。普京的目的就是站在执政角度防止革命。


并不“震撼”的冬宫之夜

二月革命后直到一九一七年年底，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就是政治体制上的尽快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一九Ｏ五年革命的爆发，就是在“立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进行的。彼得堡工人向尼古拉二世的请愿书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让“俄国土地上一切阶级、一切等级的代表、让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都选自己的代表吧”。

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 “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二月革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布尔什维克不仅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没有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在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只不过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把惟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

就在俄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惟一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关。他还明确表示，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可见正如“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和平”（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上是众望所归。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快”的主张者轮番得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快”的“立宪会议”主张者上台。

实际上，这个变化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十月二十四日，在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 “土地法令”与 “和平法令”几乎如出一辙。该议案以一百二十三票对一百Ｏ二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两周前提出的主张。

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期间还有“四月危机”、“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

其实，在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的时代， “士官生”——既有文化而又并无军官特权的 “军人知识分子”曾是俄军中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沙皇、甚至反对右翼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且，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人士在他们举办的 “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他们才成为 “冬宫之夜”的 “反革命”力量。实际上，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 “党内同志”——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双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明显。

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以 《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而闻名于世，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不是多么 “震撼”的。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 《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 “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当时正在彼得堡造船厂大修，处在不下水状态，没有舰长、武器、装备、弹药。一个叫别雷舍夫的机械师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表现得最为积极，1917年10月24日即预定 “武装起义”的前一夜，负责在水兵中做宣传工作的卢舍维奇任命别雷舍夫为 “阿芙乐尔”号政委。而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的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在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由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 “暂时牺牲极少。暂时。”显然，这场 “暴力革命”几乎是波澜不惊地就成功了。

而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 “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人们也将其作为 “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应当说，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晚行动的人并不多，而反感者不少。如前所述，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有相当一批人反对以这种方式夺权。他们当然支持以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取代临时政府，但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件事，总应该由苏维埃授权，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实， “在召开 （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知道。”于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 “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但尽管如此，并没有什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是有权威的而非 “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震撼”世界的一月五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剧变来自两个月以后。

原来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纵观列宁从1905年到1917年使用 “君主立宪制”（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конституция）、“立宪君主制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монархия）、“民主立宪制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конституция）、革命立宪等概念的排序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变化。把立宪制放在词尾是为了强调 “立宪”，用立宪作形容词是为了强调 “君主制”。 “君主立宪”与 “立宪君主”是同一制度的两种叫法，意思相同但侧重点不同：立宪君主制，是把它看作君主制的一种，与其他的君主制并列在一起；君主立宪是把它看作立宪制的一种，是同民主立宪制并列在一起。1905年革命时他对 “君主立宪”还是比较称赞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 “俄国掀起的立宪运动，当代人还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当前这样的政治活跃局面”， “专制制度不可能和这个阶级保持和平，以立法形式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 “无产阶级的地位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这个过程中列宁还专门把“自由派”与 “反动派”区分出来。孟什维克认为 “召集立宪会议是革命的彻底胜利”，十月革命当中，列宁多次说： “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力图使革命半途而废，把君主制保留下来，由君主即旧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君主立宪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则力求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废除君主制，由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民主立宪制，即民主共和国。”

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选举按期于11月12日至15日进行，25日大致的得票结果，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703个席位中，只获得163席，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得的40%选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仅仅略高于最初结果。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 （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后来布尔什维克反对的理由只是说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法律进行的，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反对者指出，这个理由显然太过牵强：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为什么又要组织这次选举呢？考茨基也认为： “在立宪会议居于少数之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其实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过程中已经感到不妙，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权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愿的地方苏维埃可以暂停选举、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然而，受到 “革命宪政”思维影响的各地苏维埃并没有行使这一权力。于是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又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 （11月28日）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 “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捕被杀，或逃亡。

直到一个多月后，立宪会议才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5日召开。会前列宁已经打算 “用武力更正票箱”，苏维埃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这一天，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 《致全俄公民书》，这个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头、以“社会主义万岁”结尾的声明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做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 '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 '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 （中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

这一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表传单，指出： “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 “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

与这份传单类似，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 《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他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 “流血星期日”：布尔什维克的 “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罗莎·卢森堡说， “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 “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 “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 “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考茨基说： “苏维埃组织优于普选，在于它更加专断，它可以把一切它看着不顺眼的组织排除在外”。 “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发生革命这张牌上，因为这张牌没有拿到手，他们就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

显然，1月5日事件给俄国社会造成的 “震撼”，远远超过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 “冬宫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革命以来 “革命宪政”进程的延续，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势和社会主义者的上台，事实上这个变化也是在7月和9月两次临时政府更迭时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没有冬宫事件，自由派彻底下野和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手段招人非议，但既没有马上激化社会矛盾也没有导致什么反抗。克伦斯基政府已在冬宫事件前一天的预备议会上遭到实际上的不信任投票，产生 “第六届临时政府”并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宫的克伦斯基等一些临时政府领导人曾试图组织反夺权，但因没什么响应者而不了了之。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总等工会组织曾对布尔什维克的 “政变”持异议，并威胁要罢工，但在立宪会议选举如期进行后即宣布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称俄国前途最终取决于立宪会议，人们也就在等待立宪会议结果的心态下大体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这两个月因而在传统上被称为苏维埃政权 “凯歌行进”的时期。

但驱散立宪会议就不同了。它把“革命宪政”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 “革宪政的命”，堪称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按后来 “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 “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 “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 “民主革命”的毁灭和 “专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一变化作为 “民主”与“专政（专制）”的对决都可谓超级 “震撼”。你可以说它是革命，也可以 （按反对派的立场）说是反革命，但唯独不能说这变化的意义比十月事件小。

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 “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 “一月剧变”后被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

关于这场内战，各种 “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 “苏维埃政权反对 '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 “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 “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 “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 “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 “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 “专政”与 “民主”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 “民主”常常连 “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等限制词都不用，干脆流行起 “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立宪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яция）”的说法，并由此衍生出 “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 “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 “专政”是“革命”， “民主”就是 “反革命”，一月前后的剧变乃至于斯。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各支民主派 （后来被称为 “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 “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继 “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 （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 “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 “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

继一九Ｏ五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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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一个世纪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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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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