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车位有必要买吗:罗亦农的爱情――读郑手札

罗亦农的爱情――读郑手札       一个月前，著名水利水电专家罗西北先生辞世了，享年七十九（192612——2005、11）。罗西北就是电影《红樱桃》中的罗小蛮，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他的俄国名字叫“四维·亚沙”（四维即繁体字“罗”），今年五月“四维·亚沙”还获得了普京颁发的“1941-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罗西北是烈士遗孤，罗亦农的儿子。《红樱桃》中的楚楚，是朱德与贺治华的女儿朱敏（电影作了艺术处理，朱敏在集中营里没有经历过纳粹的纹身），当年正是朱敏的母亲出卖了罗西北的父亲。二战后期罗西北接受了苏军格帕乌的特别训练，成为正式的苏军谍报人员，派回中国东北进行工作。为此事，罗西北在文革时期倒了大霉，成了苏修特务，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后来由周恩来出面说：罗西北的父母的我都很了解，他本人的历史也清白，他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罗西北这才得以解脱。那么罗西北的母亲是谁？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初登政治舞台时，基本上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年轻人为了革命理想走到一起，也少不了浪漫事件。他们在选择爱人时，相同的革命理想是第一位的，一脑子封建意识的旧式美人得不到这些革命者的青睐。如此，就导致在革命队伍中男女性别比例失调。据郑超麟回忆，当年他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时，中国班没有一个女生，其它外国班里也只有朝鲜班才有女生。直到郑超麟回国后，中共才派了两个女同志去苏联学习，这两个人分别是史静仪与陈碧兰。这两位革命女性在中共党史上很重要，她们也都有自己难以自述的爱情史。
      史静仪本是刘仁静的爱人，史赴苏进修之前两人同居。说起刘仁静，这也是中共党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刘参加了建党的一大，后来成为托派，而后又与托派分手投奔了国民党，建国后在北京找到当年的同事与旧部请求中共宽恕，并在报上登了悔过书，改了一个名字，被当局分配到出版社工作，一九八七年的一个清晨居然在过马路时被二十二路公交车撞死了。史静仪从苏联一回国就与刘仁静分手，原因是爱上了陈乔年，陈独秀之子，延年的弟弟，一个英气逼人的年轻共党人。据说陈延年知道此事非常不满，因为陈延年对两性问题极其重视，绝不轻慢，他在早期***领导人中是唯一的另类，陈延年至死都是童男子。陈碧兰赴苏前是黄葵的爱人（黄葵参加过五四，后来在北京与张国焘邓中夏等人一起领导工运），去了莫斯科后很快就与当时旅莫支部的负责人罗亦农相恋了。据说史、陈二人初到莫斯科时，当时旅莫的中国同志无不欢欣鼓舞，众人磨拳擦掌，使出各种解术围攻两位女同志。但听到罗亦农近水楼台先得了美人归，各人都很气忿。罗亦农与陈碧兰在莫斯科同居一段时间后，陈碧兰先期派回国内工作，罗亦农为此给陈碧兰写了个条子，让陈碧兰带给旅莫支部先期派回国工作的彭述之同志，请彭述之为陈碧兰妥善安置工作。
      而此时的彭述之正处在他人生的第一个低潮之中。在崩溃了“向蔡同盟”的三角恋中，他成了失意者（见早期***人的恋爱状况——读郑手札），正处在每天以白兰地浇心中块垒的境界。偏偏彭述之喝了白兰地后就头疼，更让他苦上加苦。瞿秋白提建议，“白兰地要喝好的，喝好的白兰地，头才会不疼”，张国焘陪彭述之散步聊天，并以自己当年苦追刘清扬（张申府夫人，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却被拒之门外的经历来劝解彭述之。陈碧兰就在这种背景下，走进了彭述之的生活。很快陈碧兰就住进了彭述之的房间里，随后他们俩又请了当时在上海的党内领导同志吃酒席，宣布结婚。从广东回上海的萧楚女参加了酒席，席间萧当着众人问陈碧兰同志，“你下次什么时候再请我们吃这样的喜酒呢？”结果弄得席后陈碧兰蒙着被子痛哭。
      彭述之与陈碧兰婚后不久，罗亦农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同志们都不忍心告诉罗亦农真相。据郑超麟回忆，在罗亦农回到上海后，“陈碧兰兴奋地告诉我：‘刚才罗亦农来了，进房间看见我，又看见房内摆着两张床，便问我彭述之是否有了爱人？我没有回答。他要来拥抱我，被我推开了”（《怀旧集》）。为此事，中央又一次召开会议解决（前一次是解决向蔡与彭述之的事）。会上，陈碧兰只是哭，不说话，罗亦农表现了高姿态，表示自己不计较这些，以后还会与彭述之很好地合作。事后，罗亦农也的确表现很好，不喝白兰地，也不与党内同志散步谈心，一心扑在工作上，以至于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罗亦农找彭述之汇报工作，“彭述之躺在床上听他的汇报，给他指示。陈碧兰睡在旁边，罗亦农泰然自若，不以为意”（《怀旧集》）。当我读到此处时，掩卷扼腕，深深叹服罗亦农，好宽的胸襟，好深的城府！无论这是不是罗亦农故作姿态，我都认为此公是可以担负巨大责任的人。叹息他仅仅活了二十六岁！      
      关于失去与取得之间的关系，后汉书写冯异时用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一喻，现代中国人更喜欢说的是“堤内损失堤外补”，这两天看一个电视剧，那里的歌词更好：“在哪里摔到，就在哪里起跑！”不喝白兰地、不散步谈心的罗亦农很快就起跑了，他找到了诸有伦。现在有关诸有伦的记载很少，她是四川人，年纪很轻，当时在共青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里做妇女工作。更重要的是，她是贺昌的爱人。
      贺昌是山西离石人（1906——1935），早年在北方从事学运与工运，后来负责团中央工作，参加过南昌、广州起义，曾任红军总政副主任，主力红军长征后他与项英、陈毅留守，一次突围中爱伤，自杀。贺昌也是条好汉，但与罗亦农相比，可能就略逊个一筹两筹的，所以当贺昌赴莫斯科开会时，诸有伦就离他而去。诸有伦就是罗西北的生母。诸有伦的反戈，让青年团员们对罗亦农愤恨不满，而惨遭夺妻的贺昌从此与罗亦农再有合作过。不过，很快罗亦农却让诸有伦去莫斯科学习，这是件很怪的事，莫斯科就像狗口，去那学习的中国女同志就如同肉包子，除了王辩一人，全都是有去无回的。果真，诸有伦一去莫斯科，就有了很多际遇，后来在一次划船时，在一个桥下，船翻遇难。罗亦农在又一次成为孤家寡人后，在湖北找到了他最后的一个伴侣李哲时，郑超麟这样说“……便以很迅速地手段填补他内心的空虚”。
      李哲时，武汉人，后来名叫李文宜（1903——1997），1926年加入中共，长期从事妇女工作，后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李哲时是在“八七”会议后在武汉认识的罗亦农，那时罗亦农在武汉任中共长江局书记，赵世兰（赵世炎的姐姐，李鹏的姨母）任罗亦农的秘书，赵世兰后来去莫斯科学习，蔡畅就派李哲时为罗亦农做秘书。后来因为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在武汉工作的人都撤到上海（因为武汉当时只有一百万人口，而上海有三百万，人多才安全、隐蔽）。罗李二人一九二八年元旦在上海摆了婚宴，请了很多党内的同志（陈独秀除外），有瞿秋白、杨之华夫妇，陈乔年、史静仪夫妇，郑超麟、刘静贞夫妇，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李富春、蔡畅夫妇，邓小平夫妇，还有赵世炎的遗孀夏子栩，后来出卖罗亦农的霍家新、贺治华夫妇也在其中。
      罗亦农不是无情人，他就义前曾有一封给李哲时的遗书，很短，只有一句话：“哲时，永别了，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灵若有知，将永远拥抱你。”李哲时后来成了民盟的人是因为她在三十年代被王明开除了党籍。
                                                         作者: 西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