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贝斯特幼儿园官网:第四次反围剿朱德成就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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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0 10: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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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反围剿朱德成就的副作用
顾则徐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本来,朱德准备在完成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后,继续北进,向赣东北追击进攻,与那里兵力有四千多人的方志敏、周建屏、邵式平红十军呼应,或者会合,通过威慑蒋介石最大的软肋江、浙地区,迫使国军回访江、浙。实际上,这一战略正是朱德已经使用过多次的发挥红军轻装特长,跳到合围外线进行大范围运动,然后再寻找攻击机会进行作战的方式。但这时候,朱德良好的战略计划被破坏了。朱德的计划特点是不在乎根据地被国军侵入,以打破敌战线和消灭敌部为目标,但中共中央则要求巩固稳定的根据地,把目前的军事目标定在国军重点防守的南丰,这样就要求红军必须进行城市攻坚战。李德回忆说:“江西东北的战役,又根据上海党领导的建议和我的意见,于1933年1月停止了。”
隐蔽寻机进行决战,是朱德惯用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策略。从坪石之战用一个团歼灭许克祥六个团,到前三次反围剿,这种方法朱德已经使用了很多次。当朱德、周恩来率红军主力于
2月26,红军分林彪红一军团、彭德怀红三军团左、右两翼在黄陂预设战场埋伏,等待李明第五十二师。董振堂第五军团(原总指挥季振同被周恩来作为反革命关押)及红十二军、红二十二军在黄陂作另一路埋伏,等待陈时骥第五十九师。2月27下午,毫无防备的李明第五十二师进入林彪、彭德怀的伏击圈,朱德命令全线攻击。第二天,该师全部被歼,师长李明重伤被俘后死亡。李明第五十二师被歼时,陈时骥第五十九师也进入了董振堂的伏击圈,朱德命令攻击,林彪、彭德怀完成战斗后转来协助,战斗两天也全歼了该师,陈时骥被俘后投降,到红军大学讲授地形学。
这次歼灭两个整师的战役,史称“黄陂战役”。黄陂战役歼灭一万多人,是红军战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战绩,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所歼灭的国军两个整师是蒋介石精锐的嫡系部队,这不仅是红军的第一次,也是蒋介石北伐以来从未遭到过的重大损失。就军史来说,朱德为中共创造了大规模阵地伏击战的经典,这一模式后来在国共内战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的特点是在运动战中突然进行阵地伏击战,对运动中的敌军进行野战围歼。
“黄陂战役”打乱了陈诚的阵脚。一方面,陈诚仍然不顾两个师被歼,继续进攻寻找朱德决战;另一方面,他实际又不得不顾两个师被歼的事实,心虚了起来。陈诚的心虚体现在他策略的调整上。本来,他是将所部十二个精锐师分为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三个纵队,按战线方式推进,发现朱德主力就进行合围决战,现在罗卓英部两个师被歼后,他不敢再这样,决定依靠部队的精锐进行中间突破,将部队合并为两个纵队,用六个师向广昌前后梯次前进,以避免再遭朱德个别歼灭。朱德马上看出了漏洞,他说:陈诚“前后两纵队重迭,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也就是说,陈诚前后排列的阵型看上去虽然兵力集中,但如果不想拥挤在一起的话,就形成了头尾拉开过长的特点,成为了难以掉头的长蛇阵。朱德破袭长蛇阵曾经创造过一个经典战例,那就是坪石之战,许克祥将六个团按两个团一组一路紧凑延伸,结果朱德采用了打蛇头的办法,然后一路破袭,使许克祥一路溃败下去。这次朱德根据陈诚蛇身太长的弱点,改变了方法。
3月,朱德用一部分兵力与陈诚前锋吴奇伟接触,然后边战边退,吴奇伟紧紧追赶,这样,蛇身就拉得更长并发生了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德选择了攻击蛇尾的策略。
东陂战役之后,陈诚再也无法坚持,只能撤军。这样,第四次反围剿就结束了。
在中共官方党史中,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经常出现两个伪造:一是先伪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为主指挥的,然后,再含混地伪造第四次反围剿是运用了毛泽东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暗指第四次反围剿实际采用的是毛泽东的策略,以夸大毛泽东的军事成就。这基本属于不顾事实的编造。关于第一个伪造,本书前面已经详细叙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基本是以朱德为主决策和指挥的,在决策层面上,毛泽东也是共同决策人,军事指挥方面毛泽东则处于绝对的次要地位。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作为主要的战略决策人是要到遵义会议之后,作为主要的战略指挥人则是抗日战争后期的事情,而具体的战役指挥毛泽东则是很偶然有过。这并不是贬低毛泽东,事实上,本书已经大概构勒了毛泽东军事成熟的过程,并强调了他的天才,毛泽东军事方面的最后成熟阶段,正是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但这并不等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就是他主要指挥的。关于第二个伪造,第四次反围剿当然有着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经验,这在红军和国军双方都一样,所以,彼此都在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但是,如果不仔细分析、对比第四次反围剿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差别,就会在军事艺术角度将它们混淆起来。实际上,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属于一种新的模式,在战略上不再是诱敌深入,而是直接面对敌方战线的运动战,当朱德不能达到跳到外线的战略后,就利用博古中央强行命令攻坚的计划,虚晃一枪,转而隐蔽主力进行大规模阵地伏击战,之后又通过分割敌人进行了大规模阵地围攻战,黄陂、东陂两次战役的模式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并没有发生过。
就作战原则来说,第四次反围剿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连贯的,它就是朱德一贯强调的基本军事原则。
必须要注意的是,朱德的成就存在着巨大的副作用,他的战绩越辉煌,则越酝酿着了一种严重危机。朱德的胜利由于是在南丰虚晃一枪、调整策略获得的,而虚晃一枪的目的是蒙混博古中央,以表示遵守了他们的命令,但从博古中央来说,并不知道朱德是在蒙混他们,反是会认为命令朱德、周恩来放弃出击赣东北,进攻南丰是正确的,是阻止了朱德、周恩来犯“错误”,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要求朱德、周恩来坚决执行了李德的战略主张。事实上,李德正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第四次反围剿正是进攻南丰获得的胜利。他回忆自己后来到了苏区,在第一次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对1932——1933年冬季北线上的成功讲了几句赞许的话。他似乎知道,这次反攻是我建议的”,可见他认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他的功劳。不仅博古中央和李德本身是这样认为,而且其他人也必须这样认为,也就是即使那些知道内情或看出朱德是虚晃一枪的人,也不能把问题说穿,只能维护中央的正确性,包括朱德、周恩来自己也必须这样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大大提高了博古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提高了苏联军事顾问的权威性,而朱德则什么都没有得到,甚至在博古中央看来,如果不是坚决听取李德的意见,朱德反而是犯重大战略错误的人,不对他进行批评已经算是很容忍了。也就是说,朱德的成就恰恰是抬高了他人,贬低了自己。
因此,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不是巩固了周恩来与朱德同盟的地位,而是确立了博古中央和李德的绝对英明和权威,形成了一种非常深刻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