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西火车站在哪个区:延安交际舞时行始末 朱鸿召

延安交际舞时行始末     朱鸿召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外宾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
　　1937 年l 月13 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尼丝· 史沫特莱就以《 法兰克福日报》 记者的身份，到延安作为期7 个多月的采访。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分别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45 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史沫莱并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的回忆录记载说：“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惟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至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这是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且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
　　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的是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女英雄们，她们戎马控惚，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在革命队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使之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据说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为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陕北那些生性温顺、政治落后的乡下婆姨，对这批强悍的女英雄们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而现在，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了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她们刚刚参加革命队伍，惊喜未定，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着的延安的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女英雄们感到，男人们在蠢蠢欲动，她们要想方设法制止这种“反叛”。
　　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 ”
　　这场矛盾的结果，是导致延安离婚率的普遍上升，以及贺子珍的负气出走。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英雄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贺子珍在1937 年8 月离开延安；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9 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 便与斯诺夫人一道，索然寡味地告别了延安。但是，延安交际舞时行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成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成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贬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有口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有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惟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
　　只有两处教堂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好在踏着黄土地的舞步，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双自苏联或重庆穿来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胶底鞋或草鞋。住窑洞，穿草鞋，是当时参加革命的标志。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男同志的草鞋没有什么花样，女同志的草鞋或凉鞋上缀上一对跳跃的绒线红球，就成了舞场上的时髦。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帖节约出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杂小花，这就更加别致了。冬季里在制服袖口、领口镶嵌上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在舞场里也是很出众的装束。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延安交际舞时潮持续到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经过整风审干运动，1943 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
　　1942 年2 月1 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关于《 整顿党的作风》 的讲演，将本来在政治局高级干部之间开展的整风运动，转向到全党开展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同时选择西北局、中央研究院、《 解放日报》 社和文艺界作为整风主要试点单位。普遍性整风运动之初，文艺界都以为这次运动是针对“大头头”的，是帮助党改进完善工作的。所以，继红军女英雄们反对交际舞后，延安文人又在文章中提出对跳交际舞的批评。
　　丁玲不反对跳交际舞，但对于出现在延安舞场上的不平等现象却颇有微词。“有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 … ”后来，丁玲自己承认这篇曾经给她带来半生磨难的文章是确有所指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舞会。“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
　　比丁玲态度更加激烈的是王实味。在延安，他自己从来不跳舞，也看不惯别人跳舞，想到革命并未成功，烈士们浴血牺牲的情景，他就“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有力”，因此也就对于眼前的文艺晚会和交际舞深恶痛绝，斥之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文章触犯了众怒。
　　遗憾的是，文人们对于交际舞的批评，不但没有引起更多的同情和支持，相反却招致整风运动时更激烈的反对。1942 年5 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11 月，整风运动转为审干运动。1943 年7 月15 日，审干运动再转为抢救运动。各单位和部门为了完成“特务”指标，抢救失足的同志，停止一切正常的学习和工作，进行背靠背、拉网式的排比审查。抗战后到延安的新知识分子80 ％被抢救成“特务”。人与人之间，哪怕是夫妻之间都一时为之生疏。“审干一开始，各个单位都关了门，连亲族朋友也不相往来。”延河边消失了夕阳下散步的身影，延安时期的革命队伍里从此也没有人再跳交际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