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的高楼为什么很少:论梅尧臣的边塞诗(2 )

论梅尧臣的边塞诗(2)学术论文发表时间:2009-09-21 15:05论文来源:www.csscipaper.com 论文发表者:毕业论文网 点击:180次二 战事纪实悲伤逝 对于边塞战事实况，梅诗也多有反映，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战事纪实。有关于固原之战的战况纪实诗二首：《故原战》和《故原有战卒死而复苏来说当时事》。故原即今宁夏固原县，当时为宋之镇戎
　　二　战事纪实悲伤逝
对于边塞战事实况，梅诗也多有反映，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战事纪实。有关于固原之战的战况纪实诗二首：《故原战》和《故原有战卒死而复苏来说当时事》。“故原”即今宁夏固原县，当时为宋之镇戎军。这里是宋军前线指挥中心地，领一城七寨二堡，为战略要冲，是宋夏战事最为激烈的地方。著名的好水川之战（1041年2月），定川砦之战（1042年9月）以及1040年9月西夏进攻镇戎军的三川砦之战都可称为故原战。因为这三次大战虽各有处所，但都在镇戎军周围不远。那么梅诗《故原战》究竟是指哪一次战事呢？根据朱东润先生《梅尧臣诗选》和《全宋诗》第五册，此诗编年当在庆历元年（康定二年十一月改元庆历）。朱先生注云：“康定二年二月环庆副都部署任福与西夏战于好水川，为敌所杀。好水川在甘肃（今为宁夏）隆德县，地近固原，诗中作故原。”《故原战》诗云：
落日探兵至，黄尘钞骑多，
邀勋轻赴敌，转战背长河。
大将中流矢，残兵空负戈，
散亡归不得，掩抑泣山阿。
据史料载，康定二年春，元昊亲率十万大军，声称将攻渭州，但其真正目的是要在固原一带消灭宋军泾原路主力。采取的战术是诱敌深入。即：先在好水川（隆德县城北五里处）设下伏兵，引诱宋军钻入口袋，围而歼之。当元昊统兵南下时，安抚副使韩琦巡边正在高平，闻讯后急趋镇戎军集合本部兵马，又新募勇士八千，共一万八千人，令环庆副总管任福率军迎击，并以泾原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泾州都监王珪各率所部出战，从任福节制。韩琦的作战计划是，或“出敌之后”，或“据险设伏”（宋史·任福传），但任福、桑怿却急功邀勋，刚愎自用，盲目冒进。当时“谍传敌兵少，福等颇易之。”（同上）结果导致全军覆没，大将任福“身被十余矢”，但仍“挥四刃铁简，挺身决斗，枪中左颊，绝其喉而死”，并大呼：“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这一仗，宋军死伤近万人。当韩琦率军接应残兵败卒时，行至途中，数千名阵亡者的父兄妻子，手持死者旧衣、纸钱，阵前招魂，面对韩琦哭诉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魄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诗云：“散亡归不得，掩抑泣山阿”正指此事。这样一次残酷的战争，梅尧臣只用短诗一首40字，便作了高度概括。以史证诗，字字有来处，句句有所本。对于这次战后狼藉之战场残景，梅尧臣在其《故原有战卒死而复苏来说当时事》一诗中也有具体的记载：
纵横尸暴积，万殒少全生。
饮雨活胡地，脱身归汉城。
野獾穿废灶，妖鵩啸空营，
侵骨剑疮在，无人为不惊。
诗所记述是一位死里逃生的战场幸存者口述亲历目击之惨景，所描绘的是一幅千军万马厮杀过后横尸遍野、血肉狼藉的充满着血腥气的悲惨画面。其笔调哀伤沉痛，蕴含着诗人哭时伤逝的破碎心情。
他的《寄永兴招讨夏太尉》内容比较复杂，从战事记实角度看，所记述的则是固原好水川之战以前的三川口之战以及其它战事，可作史诗来读，诗前段云：
宝元元年西夏叛，天子命将临戎行。
二年孟春果来寇，高奴城下皆氐羌。
五原偏师急赴敌，昼夜不息驱战场，
马烦人怠当劲虏，虽持利剑安得强。
二师覆败乃自取，岂是廊庙谋不臧。
朝廷又选益经略，三幕贤俊务所长，
或取李悝备边策，或欲五道出朔方。
仲夏科民挟弓矢，季冬括驴赍道粮，
官军未进复犯塞，搴旗杀将何猖狂。
遂令士卒愈沮气，欲使乘障胆不张。
此诗所记史事，大略有四。其一为三川口之败绩。朱东润先生注云：“二年孟春疑当作三年孟春。宝元三年即康定元年，正月刘平、石元孙与西夏战，败于延州三川口。”朱说甚是。宝元二年元昊虽有侵宋之事，但与“孟春”时令不合。这年三月元昊先对延州外围金明寨守将李士彬施反间计，被李识破。九月围攻延州保安军，被巡检指挥使狄青击退；又以三万骑兵攻承平寨，被宋军奋力抵抗，又被环庆钤辖高继隆等抄其后路，元昊惧而退兵；同时，夏军又攻宋镇戎军之陇竿城（今宁夏隆德县城），被宋将刘兼济击败。一时战火不绝，延绵数百里。但均不在“孟春”。正能与“孟春”吻合的则是宝元三年正月的三川口之战。至于作者何以将宝元三年之事记在二年，概因一时误记所致。
三川口在今延安西北约二十公里处，当时边帅范雍是一个懦弱无能不识兵机的书生，闻说元昊进攻延州，“惧甚”，急请朝廷增兵，又无布防措施，又中了元昊诈降之计，使号称“铁壁相公”的李士彬十万甲兵一夕崩溃。在调动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及石元孙救援时，惊惶失措。而刘平亦轻敌冒进，《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26记其“素轻贼，谓其下曰：‘义士赴人之急，蹈汤火犹平地，况国事乎？’因昼夜倍道兼行。”致使“马烦人怠”，于三川口兵败被执。而主帅范雍在延州被围攻的危急关头却惊恐无措，置城防于不顾，急忙去郡南嘉岭山求神保佑，又听从钤辖内侍卢守勤的主意，欲派都监李康伯去“见元昊，为偷生之计”（宋史·叶清臣传》）。幸好李康伯以宁可“死难，不可出城见贼”之态度拒绝受命。其慵懦无能、贪生怕死可见一斑。由此看来，梅尧臣将三川口败绩之责一古脑归于刘平、石元孙，说“二师覆败乃自取”是有失公允的。而当时的枢密院知事陈执中总结其败因则是“范雍纳诡诈之说，失于戒严；刘平任轻躁之心，丧其所部。”（《长编》卷126）此说较为公允。时隔二十多年之后，欧阳修以更清醒客观的头脑总结反思此战及好水川、定川寨等战之败因时说：“盖往年以不知边事之谋臣驭不识干戈之将，用骄兵执朽器以当桀黠新兴之虏，此所以败也。”（《欧阳文忠全集》卷一一四）。
其二记宋廷边关易帅，议攻守策。三川口败后，宋朝“上下纷攘，远近惊骇”，急忙撤范雍边帅之职，命夏竦、韩琦、范仲淹三人共赴陕西御边，即诗“三幕贤俊”所指。仁宗于三川口败后，“出手诏赐两府及执政旧臣，俾条上陕西攻守之策”，于是，内臣边将议攻守者纷纷攘攘，逐渐形成两派。论攻者请五路入讨，扫灭元昊；论守者则欲严边城，实关内，绝互市，待其困弱之时，众心离叛，乘隙讨伐。韩琦主攻，范仲淹主守。主帅夏竦及边臣于康定元年十一月派韩琦、尹洙，将所画攻守二策进呈京师，“求决于上”。韩廷用攻策，乃下诏令鄜延、泾原两路于正月上旬会兵“入讨西贼”。此诏一出，遭到枢密副使杜衍、经略判官田京、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强烈反对。此间范仲淹亦六次上书，陈述利害，云：“今须令正月内起兵，军马粮草，动逾万计，入山川险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众。”（《长编》卷130）因此，他请求延缓出兵，待“贼界春暖，则马瘦人饥，其势易制”之时，再举兵讨伐。仲淹此议，也是度上意不可逆而用缓兵之计以阻其五路出兵之冒险计划。其实，边帅夏竦也是主守的。《长编》卷129载：“夏竦等合奏：‘今兵与将尚未习练，但当持重自保，俟其侵轶，则乘便掩杀，大军盖未可轻举’。”
其三，记“科民”与“括驴”之事。诗中“仲夏科民”、“季冬括驴”，皆于《长编》卷129有载。康定元年夏六月，“诏陕西、河北、河东、京东西等路，量州县户口，籍民为乡弓手、强壮，以备盗贼”。十二月，“诏开封府、京东西、河东路括驴五万，以备西讨”。 本文来源于CSSCI学术论文网:http://www.csscipaper.com/和免费论文下载中心:http://www.downpaper.com/ 全文阅读链接：http://www.csscipaper.com/literature/gdwxll/15419_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