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第一书”

    当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重温中国近现代发展史，可以断言，对中国近百年社会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无疑是《共产党宣言》。经专家统计，自1920年8月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以来，各种中文译本超过20种。90年来，《共产党宣言》是我国印数最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单行本，有之称。《共产党宣言》的各种早期中文版本均是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很高的革命文献，其中尤以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首版中译本最为珍贵，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与纪念意义。

    1848年1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12月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而起草的纲领性文献。1848年2月24日，由马克思执笔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以德文正式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

    从只言片语开始

    在中国，首次登载《共产党宣言》内容的出版物是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从1899年2月到4月，《万国公报》第121至124期上，刊载了一篇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其中首次提到了《共产党宣言》中“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中的一段话。

    190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的日本福井准造所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其中以较长篇幅介绍了马克思学说，并简要介绍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写作过程及主要内容，还引录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

    “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

    1903年，马君武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第二卷第11号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一文，其中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并附录了“马克司所著书”，依次为《英国工人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这是迄今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目的文字记载。

    在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创刊的机关报《民报》上，多次发表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文章。如在1905年底至1906年初的《民报》第二、三号上连载了朱执信（署名势伸）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首次重点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并以较多的笔墨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部分内容。

    1907年8月，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张继、刘师培等人发起，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在1907年至1908年间，这个留日学生团体的机关报《天义》曾陆续刊登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部分译文。《天义》报曾多次报道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的消息。如在《天义》第八至十卷合册中，即刊有《共产党宣言》“已由社会主义讲习会请同志编译，不日出售”的新书预告。从《天义》报的记载来看，中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很可能在这期间已完成，但是至今未能发现完整的译作实物传世，仅在《天义》报上看到部分的《共产党宣言》译文。

    中华民国建立后，上海以其独特的环境优势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中心。这一时期对《共产党宣言》进行译介的文献主要是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二期上刊登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此文对《共产党宣言》作了概要介绍，并译载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称赞《共产党宣言》“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研究与传播进入了新阶段。1919年4月，在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号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的几段重要文字的译文。其译文与现行本十分接近。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段落，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理论和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文初版首印一千册

    五四运动前后，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时，《共产党宣言》片断文字和部分章节的翻译，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与理论渴望。因此，陈独秀认为应尽快把《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出版。当时，担任上海《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计划找人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星期评论》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后，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陈独秀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新青年》，也极表赞同。于是，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陈独秀请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一并提供陈望道作为翻译的底本。

    1920年4月，陈望道译完了《共产党宣言》，他带着译稿来到上海，请李汉俊校阅，再转请陈独秀审定。陈独秀对此译稿非常满意，将文稿交给戴季陶，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不料，该刊因“言论问题”遭到查封。

    当时陈独秀在《新青年》编辑部一人独当编务，于是请陈望道前来协助杂志的编辑。此时，共产国际东方局派俄国人维经斯基作为代表来华，联系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抵沪与陈独秀见面，共商建党之事。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共有八名成员：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

    陈独秀在筹建中国共产党时，深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相当缺乏，因此与维经斯基商议，筹措经费印刷《共产党宣言》译稿。经维经斯基提供经费，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十二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家名为“又新印刷所”的小印刷厂，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初版的《共产党宣言》首印一千册。此书32开，竖排平装，封面以红色印刷书名与马克思肖像；内文以五号铅字印刷，共56页，每页标“共产党宣言”眉题，文中部分专用名词后注有英文供参照。封面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作者标注为“马格斯、安格斯合著”、“陈望道译”。同年9月又印了第二版，改正了首印本封面错印的书名，书封上的书名和马克思肖像也由红色改为蓝色。为了能让读者买到《共产党宣言》，陈独秀等人于1920年9月30日巧妙地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编了一个通信形式的新书广告：

    “你们来信问《陈译马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功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的话：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二、……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

    之后，《共产党宣言》在几个月里重印了十几次。《共产党宣言》出版后不到一年，中国共产党在沪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