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郑州市骨科医院:[原创] 改革28年探索——两代人的阵痛 - 林继明的日志 - 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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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改革28年探索——两代人的阵痛
时评 2006-09-08 17:04:31 阅读1000 评论53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文/林继明序言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立
改革者的最大手笔，就是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名称之前，创造性的加上了个耐人寻味的名词——“初级阶段”，这种提法起初都为国人所不理解，甚至为拥有传统政治理念的人难以接受，因为“马恩列斯毛”之前并没有将社会主义理论，分解成若干阶段，也没有细化成有多少个具体实践的过程。所以，当这个新理论被写进中国的宪法时，确实需要过人的智慧和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魄力。
历史选择了一位在中国政治上历经磨难、且戎马一生的老人，他在七十多高龄时，步履艰难却意志坚定地告戒十三亿踌躇不前的国人，——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发展。
于是，中国三十多年风风火火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下子又回归到了“初级阶段”，在这位谦虚的自称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看来，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重新开始，它的回归符合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的社会发展理论，而且，它也完全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同时，它还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需要雄厚的经济作为基础。
众所周知，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几大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将出现两个分支，一个是帝国主义，既垄断资本主义，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的结果是爆发革命，而社会主义的结果，是通向共产主义，所以，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国必须走上改革之路。然而如何改法，需要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充分的评估。中国是一艘载着13亿人口的大船，急转弯会把船身折断，因此，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经济上的“软着陆”，既经济上的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理念，政治体制上循序渐进的不断完善。
（二）摸着石头过河
经济上的改革，不可避免的伴随着政治体制上的冲突，有关姓“资”姓“社”的讨论，曾经使我们的经济改革处在了十字路口，因为发展经济必然涉及到国家体制上的原则问题，拘泥于传统政治因素，无可避免的会阻碍中国当时的经济改革步骤。事实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在世界上并没有先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就是一次探索，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发展。
“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名称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说，改革是一次高风险的涉水，只有踩着河中的礁石才能够安全过河，如何确定礁石的位置，一边摸一边过，方向是对岸。于是全国人民就一边向前冲，一边修正自己涉水的路线，当然也有不幸落水的。当时有一种新名词叫“交学费”，就是说，在经济改革的探索过程中，可以大胆尝试先人没有走过的路，因此，失败可以成为今后成功的经验，就像是交了“学费”。
其实，在句话理论上是个悖论，虽然从它本质上看似乎并无谬误，因为既然是探索就必须勇敢的面对可能的失败，但问题是，有些失败是可以预知的，经济学家叫做“量化”，所以在我们交出的“学费”中，有许多是明明可以避免的，有许多是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借此终饱私囊故意而为之，让国家买单。所以，在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法律上并没有及时跟进，即所谓的“法律缺位”问题。
也许这正是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在时间上的阵痛，中国的历史发展表明，一个刚刚从“反帝反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突然转入社会主义，其经济并未达到应有的发达规模，因此，中国的社会情况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中国长期物质匮乏，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物质积累，因此继续已有计划经济，将阻碍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于是，一个更鲜明和具体的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大地上诞生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改革者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个市场，与世界经济相融合，无法回避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贸易规则，而加入世界贸易规则体系，实行市场经济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与我们当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早期，它伴随着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即所谓血淋淋的“原始积累”，支撑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厦。社会主义实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要计划经济——是因为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尚未处在发达阶段，计划调控是平衡生产过度的唯一方式。
中国的经济模式从原先的“计划”转化成“市场”，是我们改革过程中最具体、也是最冒险的一次尝试，因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把市场经济融入社会主义发展的体系。因此，当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有人想不通，因为马克思没有说过，马克思没有说过的事就不能做，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中国的理论家解释道，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它打破了我们思想的禁锢，从前我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靠国家的统一调配，可人家外国人不干了，说你这是行政干预。我们需要拓展国外市场，没有他们认可是行不通的，尽管100多年前中国政府也不认可鸦片，可它还是照样进入了我们的市场。于是，我们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我们在那里获得了理论上的平等待遇，中国想通过这种平等的经济交往，来平衡世界对中国这个潜在大市场的觊觎，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关门锁国是无济于事的。
加入WTO后，中国与其会员国之间就会出现贸易上的“顺差”或者“逆差”，这是客观存在的贸易技术问题，事实上这样的交易额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巨大的差异，会导致一个经济体下的贸易国，发生经济纠纷、乃至政治冲突。比如我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就存在上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个巨大的差异，足以反映出美国贸易进出口额严重的失调。
当然，这其中包含了美国经济的成本过高，政府的经济政策过严，以及他们在出口技术含量上的自我禁锢，目前，能够平衡这种贸易差额的交易，仅仅是波音飞机、电脑设备和部分软件的订单上，它既暂时平息了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的磨擦，又能够缓解西方国家日益强烈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句话，这是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的一种“双赢”政策。
（四）“负责任”的国家
我们常常听到有媒体自豪的称，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国家”这句话，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顶住国内经济受到的冲击，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时说过、朝核问题协助西方国家压朝鲜让步时说过、减免贫困国家债务问题时说过、中美和中欧发生贸易摩擦时我们也说过，最近美国煽布中国威胁论时，我们差不多连辟谣带保证也这么说了。——我有点不太明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责任”？
当今世界，是谁赋予了全人类这样的责任规范，当年，中国发展汽车工业，西方指责我们的汽车尾气超标，破坏了天上的臭氧层，那东西是一天就能够被破坏的吗？它们不想想，自蒸汽机发明以来，西方的汽车工业发展至今100多年，而我们中国才刚刚起步，西方享受了文明带来的好处，难道还要我们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为全球环境的恶劣帮它们买单吗？
不过客观讲，中国当年的计划经济，确实存在着许多弊病，首先它扼杀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人家手里有闲资，且只对某个产品感兴趣，国家不批说不在计划之中，断了人家的财路不说，还因此失去了减少失业人口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个个都是采用市场经济，所以我们要跟他们接轨。
但问题出来了，市场经济有它的游戏规则，就是说必须接受现有的国家相关法律监督，而我们是一边摸着石头一边看西方的眼色，因此，法律跟不上市场需求所带来的，不是合法倾吞国有资产，就是假冒伪劣比比皆是，社会矛盾因此不断加剧。
另外，在摈弃市场宏观发展的指导下，市场的供需往往会因一蜂窝而产生过剩，产品所有者为了解决库存，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互压价，看起来消费者好象得到了实惠，但是压价的背后却是质量的偷工减料，而且它还链接了生产工人廉价的劳动报酬，以及社会不公平竞争所带来的恶性生产循环。
中国目前仍处在经济的发展中，老百姓要像西方发达国家人民一样享受包含先进科技的生活用品和信息资源，按西方的价格标准，目前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比如“视窗”软件，正版价格一般为100至200元，我们不说一个公司可能有几十台电脑，就是家庭使用，一台电脑，由于网络病毒的关系，往往是每个月都要无奈的重装一次。即便是正版的，它的使用率是多少，恐怕不会超过一年。打击盗版虽然是国家的经济策略，但是老百姓摸下口袋里的钱，5元钱能够买到的软件，谁会去买正版的呢？
最近，中国有关部门与微软公司签定了“视窗”软件在中国地区的买断协议，也就是说，既然外国人管不了中国庞大的软件盗版市场，干脆就让中国政府买单，把他们的愤怒转嫁到了我们自身。这个结果最后不得不是，政府买单，全民继续盗版。于是，中国在这件事情上是“负责任”了，但是它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这笔巨大的费用呢？
第一章 我们怎样越来越穷了
小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是穷人或富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中，贫富差别似乎只有万恶的旧社会、以及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社会才会有，直到有一天，国门大开，我们发现自己突然成了穷人，于是穷则思变。
“三中全会”后，中国兴起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浪潮，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虚心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并引进国外投资和管理机制，甚至理直气壮的要与国际接轨，仿佛社会主义加了“初级阶段”，什么事情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了。
于是，以前不敢赚的钱，现在可以赚得心安理得，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行为，都可以在“黑猫白猫”理论指引下进行，从“摸论”到“猫论”，中国的“一部分人”通过“敢为天下先”，成了今天富人俱乐部光荣的新贵，而另外更大部分的人，则成为固守传统生活方式的穷人，在中国，它有个含蓄而又体现被关注的名字：“弱势群体”。
什么叫“弱势”——其实它并没有与之对应的名字，尽管社会学家把现实中的富人，作为穷人这个称谓的参照对象，但是，“富人”这个称谓，原本就是最体面、最值得尊敬的代名词，如果非要为他们寻找一个负有使命感的名词的话，那就是有人把他们叫做“社会的精英”，因为事实上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是这些“社会的精英”率先打破了所谓的“大锅饭”，走在了社会进步的前列，并且还肩负了带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重任，——这就是我们总设计师的伟大逻辑。
历史果真这样发展的吗？让我们通过以下几个侧面，重温一下穷人的上帝——富人，是怎样带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
（一）股票的风险
穷人想脱贫，靠得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因为穷人脱贫既没有原始积累，又没有足够的才能，他们匮乏的经济资源，使他们又不敢去冒创业的风险，只能每天为了生计维持着他们现有的生活水平，他们整天为了生计奔忙，活动范围有限，从而失去了可能出现的创业机会，“脱贫”的梦想，只能等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一天了。
90年代初，股票这块馅饼突然降临中国，穷人仿佛看到了“苦尽甘来”的希望，在舆论的指导下，很多穷人相信，股票涨跌的随机性和公正性，打破了富人垄断的财富，于是在一段时期，全民炒股成为中国特有的一道风景线，连毫无智商可言的小脚老太也仿佛成了某家企业理论上的“股东”。
但是穷人哪里知道股票的本质，股票和证券市场原本是资本主义资本运作的方式，早期它是资本家榨取社会的一种融资行为，资本主义进入中期，随着国家对证券市场的严厉监管，有价证券才成为了老百姓投资未来的手段之一。
今天，新中国的股票历史，只经历了短短十几年，在其尚不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各种症状，由于有关法律条款的缺位，市场先与法律的发展，使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有了大展
拳脚的机会而毫无顾虑，他们不惜官商勾结，暗中操纵股市，通过各种手段，大肆骗取股民的盲目投入，然后自己清仓溜之大吉，从中牟取暴利，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富，而让尚在贫困线上的人，加入了穷人的行列。
可怜的穷人，又一次上了富人的当，他们哪里知道，没有大多数人赔进，哪有他卖出的赢余，股票，从来就不是穷人用血汗钱可以与之公平对决的。
（二）企业“产权改制”
在目前中国大富的民营企业家中，有许多原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下，他们管理的企业倒闭了，却摇身一变，又成了原来倒闭企业的主人，这是所谓国外摆脱国有企业困境的先进经验，美其名曰：“MBO”（管理层收购），于是，这些国企领导人为了达到将国有资产占为己有，不惜通过官商勾结、财务造假、大幅度提高管理成本、资本运作等手段，蓄意做亏企业，使企业股价暴跌，然后他们利用国家法律尚不健全的空隙，以合法的名义，实现所谓“产权改制”，合法的吞噬国有资产，把老弱病残的劳动力“买断工龄”后，扔向了社会，让穷人去适应市场经济的残酷。
穷人开始想不通，为什么社会主义到了今天，昔日当家作主的企业主人翁，突然成了改革的包袱，而那些民营企业家却在讲台上堂而皇之的大唱改革的赞歌，张扬自己的创业精神，从不坦诚他们是如何巧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大量攫取社会资源的，从不坦诚他们是如何不顾国家劳动保护条例，压榨和剥削工人的廉价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他们似乎只会谈成功，却从不讲成功背后的原罪。
他们的成功，使更多的人变成了穷人，当社会绝大多数资源被一小部分人占有的时候，穷人为了生存，便开始相互竞争，为得是能够在剩余的资源里，分得可赖以生存的一小杯羹，随着农民纷纷涌进城市，城市人口的失业率越来越高，发生了供大于需的现象，它为富人提供了压缩成本、获取更多利润的机会，而地方政府为解决失业问题，往往在劳工纠纷时，权利更偏向于用人单位，可怜的穷人，为了自己不会失业，甘愿为富人创造财富，成功之道，仿佛真的变成了“剥削有功论”。
（三）医疗福利“产业化”
有个现象非常奇怪，今天，在一些被我们昔日称为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的医疗福利实行的是半社会主义化的政策，倒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中国，却要将人民的医疗福利，进行产业化推向市场，这种源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将医院变成了公司性质去追求利润，而医院为了创收，不得不采取企业的管理理念，广告宣传无所不及，医生仿佛也成了一名产品营销员，把病人当成了他们的客户，于是多开药方、以关心病人健康作为幌子，为他们提供更多额外的服务。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农民基本不去医院看病，城市里的人，小病不敢去医院，白衣天使在治病救人时，居然还要收所谓“弱势群体”的“红包”，它几乎成了医生对病人履行承诺与否的潜规则，于是，穷人在要命还是要钱的痛苦中苦苦挣扎，如果“不幸”，家里四位老人尚在，且体虚多病，穷人的经济负担更是雪上加霜，时间一长，便“久病无孝子”，恨不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似乎是穷的结果，更像是穷人面临的道德选择。
中国有句俗话：“人穷志短”，人到了赤贫，道德就会被冲破底线，连自己的养育之人都尚且这样对待，“和谐社会又从何谈起？中国有“孝为先”的传统美德，这种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美德，如今却成了百姓家庭的一种负担，也成了自己若干年后的真实写照。
（四）教育改革“市场化”
如今，“市场”这两个字是等同于“先进性”的概念，大凡叫“计划”的东西，好象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里，早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让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计委”改成了“国家发改委”，前不久，国家“几五计划”中的“计划”二字，又被“规划”代替，似乎唯有“计划生育”幸免。
中国义务教育是9年，高中实行自费分级制，重点高中分数线基本由学校控制，且每年上调，那些不到分数线的学生，想进重点高中，必须交纳数额可观的所谓“赞助费”，那些“望子成龙”不想继续受穷的家长们，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往往是掏空家里所有的积蓄，甚至不惜借钱。孩子到了大学后，每年是超过1，0000元学费负担，四年下来穷人几乎是清家荡产，钱从哪里来？每个家长心中都有一笔心酸的血泪往事。
中国的舆论机器常常说，强国靠教育，但是把教育推向市场，使原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的孩子，失去了将来报效祖国的机会，而那些学业优秀的学生，大都在大学一到三年级，就急着在准备考“寄托”（GIE和托福），等待出国生造，将来能衣锦还乡，或光祖耀宗、或替家长还债，国家四年的教育投入，就此都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裳”，有媒体曾经还沾沾自喜的宣传，中国的某高校世界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你不想想，你培养的人才都去了国外，那还是自己的高校吗？
我们以前都这样认为，是国家培养了大学生，按照这个逻辑，大学生一毕业理应听从国家的安排，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可现在是，普通大学生国家把他们推向社会，让他们自谋职业，高才生却一个也留不住，等他们“海归”现实吗？拿了人家的美圆，不“反华”算是有民族气节的了，——这能怪“没良心”的学生吗？大学四年寒窗，靠的是学生家长勒紧裤带，你国家凭什么要他们“爱国”？
所以，教改市场化，不仅使国家人才流失，阻碍了国家的科技强国战略，也让家长为自己下一代能够摆脱贫困，献出整个中年美好时光，过着含辛茹苦的日子直到老，却未必能等到“乌鸦反哺之孝”的那一天。
（五）房产改革私有化
也许中国房产商的暴利性，最能体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特征，随着国家全面实行住房私有化和市场化，昔日靠单位分房的老百姓，现在一下子有了对房屋需求的自主性，也许这是国家“房改”最具人性化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的房产价格居高不下，穷人仍然无缘改善居住条件，这使得有能力购房者，不得不承受开发商和银行的双重压迫。
由于国家对房产商的干预不够，政策不到位，长期以来，中国的房改处于一种畸形市场化的状态，开发商乘机热炒高楼，以牟取暴利，整个房产市场品牌一个比一个高，低价普通房却无人开发，就是经济状况稍好一点的工薪阶层，也只能靠银行贷款购房，现金购房无异于“痴人说梦”。
一般来说，买房后连本带利偿还银行贷款的资金，有几个方面构成，一是多年的积蓄部分，二是单位公积金部分，三是每月从工资中提取部分，这三部分像一根绳索，牢牢的套住了“还债奴隶”，夫妻双方条件尚好的工薪阶层，尚且不得不毕生省吃简用生活，穷人就更难以说清，购房到底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还是掉入富人的陷阱。
中国的房产开发在这种虚高的热炒中，不断在盘剥穷人的血汗钱，而国家现在所能做的，似乎只有靠出台相关政策，来所谓健全房产市场，中国穷人这么多，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他们更需要的是能够住得起的普通住房，而不是靠毕生还债住进豪华楼盘的享受，国家为什么不将目前闲置的2千忆公积金利用起来，自己经营国有的房产开发，大量建造适合被称为“弱势群体”居住的安乐窝，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呢？。
（六）后记
改革开放前，我们都生活在一样穷的水平线上，或者说，我们在社会相对公平的环境下，生活得一样的富，我们常常说，穷人和富人是两个相对的概念，现在看来，其实不够准确，从现实的角度看，这个“相对”应该是“对立”才更为科学。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穷人就有富人，富人越富，穷人就越穷、越多，原因是富人的财富，是通过对穷人的无情剥削获得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原始积累”的名词，并向我们揭示了“原始积累”血淋淋的构成，——这是19世纪末开始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写照。
第二章 穷人怎样才能富起来
中国有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叫做“劳动致富”，这听起来非常有骨气和充满激情，但这句话似乎并没有把“致富”的对象交代清楚，诚然，劳动可以创造财富，中国经济上的腾飞，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许多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最近中国的GDP上升至世界第五位，中国的外汇筹备仅次于日本排在第二位（因美元是硬通货，所以美国无需外汇筹备）等等，毫无疑问，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确实让一部分人的“劳动”致了富，但事实是这部分人却并非是这些财富的真正创造者。
有经济学家断言，中国的经济如果离开了农民工便会疲软，我认为经济学家的预言还算是保守的，按现在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的经济早已离不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参与，而企业主的利润点也越来越依赖这些廉价劳动力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一旦失去这些优势，富人的财富源就会被截流，中国令世界羡慕的经济腾飞速度将会减缓，甚至出现我们不愿看到的崩溃边缘。由此可见，农民工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然而却非拥有者，这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劳动致富”。
二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成功与否，我想生活在中国不同阶层、或者从中获取的利益各异之人，自然是仁者见仁、有爱有痛，如何评价它的得失，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贪官和红色资本家的口袋更有数。有这样一个衡量国家经济政策成功与否的公式——某项经济政策指导下的经济模式，国家的贫富差别是越来越小了，还是相反。
本来这并不应该是个话题，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即便当年我们的总设计师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意义也应该在于让这部分人率先致富，然后带动其他老百姓脱贫，逐步加人富人的行列。然而严酷的现实是，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中国老百姓近年来的贫富之差在不断扩大，东部地区的财富在迅速累积的同时，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状况，却仍然不见根本的改善，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之说，似乎成了一句遥遥无期的承诺。
事实告诉我们，财富的拥有者不可能自愿与全国人民分享政策给他们带来的财富，他们的良心发现，仅仅表现在所谓“慈善活动”的作秀上，他们的爱国之心，也只有在那些近似于“剥削有功”的表彰大会上慷慨陈词，他们在号称“世界经济论坛”的富人俱乐部中，传播钻国家法律空子的成功经验，他们被人羡慕的誉为“精英”，而让这些人成为“精英”的广大老百姓老老实实被扫进了“弱势群体”。
曾有专家在电视上不无得意的宣称，中国没有“贫民窟”，我想问那个人，中国2亿农民工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他们住在哪里？中国西部有贫困地区目前仍住在泥砖砌成的房子，它们算不算是“贫民窟”？当东部沿海地区城市高楼如林，动不动“巴黎公寓”、“伦敦街”时，我们的房产开发商是否考虑过“安得广厦千万间”？——当然不会去考虑，因为越豪华的产品，其中的利润就越丰厚，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共同富裕”的概念，只关心他们个人的财富。
所以，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家只有采取强制的手段进行干预，其政策的方向应该以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为根本，一个国家只有大多数老百姓都富裕了，国家才会真正富强起来。以下笔者从几个方面与大家一起讨论，如何进一步完善我们国家的改革政策。
（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中国有9亿农民，目前是有1亿农民在务农，2亿农民在城市打工，6亿农民正虎视全国各大、中城市蓄意待发，这种压力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得了的，而中国的社会目前相对稳定，已经算是个奇迹了，但是这个相对的稳定局面能够维持多久，没有人能够预测。
因此，目前2亿农民工涌进城市自谋发展，虽然仍出现少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但在国家的社会大稳定格局上，2亿农民工为国家缓解了解决温饱的难题，那么还有6亿农民现在在干什么？随着国家提出城镇化建设的政策，6亿中仅有少部分人得到了工作的机会，城镇化的开发工作仍有许多空间，因此，国家在鼓励企业主去农村城镇地区办工厂，必须提供更优惠的政策和便利，不仅如此，国家还可以通过“合营”、“入股”，以及“国营”等方式，全面铺开建设农村城镇化的步骤。
农村的城镇企业一旦遍地开花，不仅能够解决剩余6亿农民的温饱问题，让他们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2亿压得城市透不过气的农民工，逐渐会有个回潮的良好结果，减负的城市因此可获得另一个就业的新高潮，人人就业，社会就会稳定，
也许有人会说作者的提议是一相情愿，东部地区消费水平高、而且货物运输交通便利，这当然是事实，首先西部交通不发达确实是个经济发展的瓶颈，为解决这个难题，国家应该加大公路运输能力的建设，它包括修建公路网、完善物流管理，其资金来源可分为几大方面，第一，国家拨款、第二，银行贷款、第三，企业投资、第四，有关地区地方政府资金投入等，这些措施在实施时，本身就激活了国家相关产业的经济内需。
西部落后地区与外面的发达地区一旦形成互动，全国经济的产业链将为中国带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期，为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了条件。解决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中国的西部贫困地区，将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
当然，在西部落后地区办工厂存在比发达地区更多的创业风险，工厂的产品尤其是生活消费品不能全部依赖“外销”，生产者应该拥有消费的能力，否则，在廉价劳动力的背后，出现的情况是，生产者依然贫困，大量产品销路难以被其它地区全部消化，货物卖不出去，就没有货款，银行的贷款就成了“坏账”。所以，消费水平与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水平有密切的关联。
当年福特汽车创始人老福特坚持为他的雇员“高收入”和“高福利”政策，他的口号是“让人人都买得起福特汽车”，在他的创业理念下，十多年后，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中心的房产、教育、商店以及生活社区等福特产业也应纭而生，从福特的“高收入”和“高福利”，到以福特为生的雇员的高消费，最后重又回流福特老板的腰包，客观上企业主仍然是利润的获得者，而劳动者的“高收入”必将为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积极消费，以此，形成了一个拉动内需的良好经济循环。
所以，在目前中国的一些经济落后地区，许多新的经济模式比已形成规模的城市，拥有更多探索的空间，深圳当年就是靠类似的模式，让一片荒地成为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我想，所谓一张白纸可以绘画，如果中国在其落后地区能够诞生多个“深圳模式”、“福特模式”，农民富裕了，也就是中国占总人口四分子三的国民都富裕了，那么中国才可算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市场经济和廉价劳动力问题
在改革者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个市场，与世界经济相融合，无法回避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贸易规则，而加入世界贸易规则体系，实行市场经济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与我们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早期，它伴随着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即所谓血淋淋的“原始积累”，支撑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厦。
而社会主义实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要计划经济——是因为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已经处在发达阶段，计划调控是平衡生产过度的唯一方式。然而我们知道，由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长期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尤其是从中国近代历史以来，履遭外来势力的侵略，中国的经济在屡次战争中早已“千空百疮”，新中国接过的是一个百废待新的国家。
社会主义建设在没有经济作为保障的前提下，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不可避免的阻碍了本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中国的经济模式从原先的“计划”转化成“市场”，是我们改革过程中最具体、也是最冒险的一次尝试。
目前为止，随着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主要靠的是对外贸易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低价值）在国外市场拥有无可比拟的竞争力，但是坦率说，中国的产品特点是价格便宜，质量却相对粗糙，不是中国劳动者的手笨拙，其原因是国内经营者为竞争需要，压低成本的结果。
目前，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农产品、服装、鞋类、玩具等小商品）大多是通过国外的物流集团对外贸易的，如首先把商品卖给沃尔玛。因此，中国的制造商为能打开国外市场，同行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相互尽量压低自己货物的价格是他们希望胜出的唯一手段，于是，为能够赢利，便不惜减少成本，它包括压低原材料的价格、压榨劳动者的工资、减免生产工序和质量控制程序等，因此，在成批廉价商品的背后，是质量粗糙的隐患。
早年在上海地区发生过两家连锁超市为争取消费者，大打其价格战，一件商品你10元，它九元，你8.8元，它则8.5元……，消费者自认为得利，直到最后商品的价格跌至接近成本，经营者便考虑压缩成本。于是，商品的粗制滥造、质量的不过关，原材料的安全问题便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因此，竞争的结果是压缩成本，而追求成本的背后，带来的后果是质量的隐患。
所以，为赢得企业竞争的胜利，廉价劳动力使中国的广大劳动者永远成了贫困的被剥削对象，而绝大多数商品在国内购买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更多的依赖出口，以至于在西方国家一打贸易战时，国内这些经营者往往是血本无归，应收货款拿不回来，工资发不出，银行贷款更是还不了。
因此笔者以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当务之急首先必须加大“内需经济”的发展，依靠本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开辟一个商品生产与消费的积极循环，以全面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为发展宗旨，推出相关的国家经济政策和劳动法规，不要以为企业的负担加重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那些私企的资本家们只要有一点赢利，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赚取利润的机会，他们为争取出口，面对沃尔玛的盘剥，不是仍然在赚着他们的辛苦钱的吗？
所以，如果经营者的大多数商品都用以内销，他们从当初被国外中间商盘剥去的利润，足以为提高本企业工人的工作待遇，而换取更多的利润。
（三）中国GPD世界第六带来的困惑
都说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有一大堆数据可以证明，比如中国的GDP现在就已经位列世界第五了，这是个了不起的功绩，就连外国人也是这么夸我们的，中国的大小媒体也转载了外国政要的这些表扬信，兴奋之溢难以言表。但不瞒大家，我看了这些“喜讯”简直想哭，还是有国家财政官员比较理性，向我们解释中国实际上还很穷，仍是发展中国家。
GDP是“国民生产总值”，是指某个时段在中国大陆境内国民所有生产量的总和，以及包括外资企业中，中国所得分额的那部分。除以13亿人口，则是“国民人均生产量”，那么，目前我们中国人均收入是多少——这个请有心人去查一下资料，据世界银行2005年的最新统计数字表明，目前世界人均财富瑞士是64.8万美元（下同）、丹麦57.5万、美国51.2万、日本49.3万、韩国14.1万，而中国是0.9387万，仅从以上的数字排列看，中国GDP世界第六是多么的没有意义。
我不是经济学家，搞不明白这复杂的运算方式，坦率说，鄙人的收入过了这个平均水平线不多，但还是被家庭的日常开销、孩子的教育投资、以及房屋贷款，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一听到中国经济现在世界第五，我的感觉不是兴奋，而是有泪往肚里咽。之所以没有放声大哭，是因为我的状况比起中国另外1亿仍生活在世界贫困线以下的人来说，还算是“富人”。——这难道是世界第五应有的生活条件吗？
既然中国的问题是人口过于庞大，即便是到了目前美国的GDP水平，也经不起13亿这个分母，美国的人口不到2亿，仍还有很多穷人露宿街头，所以，这个世界第六，对我们老百姓而言，根本没有实际意义，更何况靠修改GDP统计方法提升一位，有什么必要大张旗鼓的对外宣传。
所以，什么是“富国”？——这个问题国内很多老百姓有误解，这主要是国内媒体善意的误导有关，在中国，媒体是政府的喉舌，它更多是考虑对社会积极面的宣传上，比如，中国老百姓的银行储蓄同比增长多少个百分点，商品消费同比又增长了几个百分点等等，甚至一些具有半官方背景的机构也加入“报喜不报忧”的行列。
最近有媒体报道说，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日前“研究”出了这样的一篇惊世骇俗的课题《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其中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将在2050年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届时，人均寿命为80岁，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为100%，而老百姓的月薪按2002年的物价标准，可达到1300美元，按今天的汇率是1300乘以8.4，应该是1.920万元人民币。——我看了这篇报道真想吐，那些科学院的狗屁研究员拿着老百姓的纳税钱，不去研究目前“教改”、“医改”和“房改”的失败原因，却整天在研究一些类似“乌托邦”的美丽童话。
事实上我们现在需要感到忧虑的应该是，中国目前经济的发展态势还能够维持多久，一个严重依赖外贸经济的国家，一旦出现全球的经济危机风波，我们将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货物堆积、工厂倒闭、大量失业人员，乃至社会的稳定？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策略在总体上一直是比较低姿态的，它除了受制于台湾问题外，中国的经济严重依赖世界这个市场，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外交政策为摆脱西方国家的某种要挟，必须加快调整国内经济发展规模，以及加大本国经济内需化的步伐。
（四）国家财富如何“藏富于民”
有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国家怎样才算是“富”了——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创收，还是所谓的外汇筹备的累积？过去，政府的宣传机构总是喜欢向老百姓传递这样的信息：什么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比某年增长了多少倍、什么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跃了世界第几位、什么中国的外汇成本已接近1万亿美元等等，——这些数据对老百姓而言没有根本的作用。
其实，老百姓关心的一是“国民人均收入”，二是福利待遇的改善，三是物价问题，前者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的工资问题，中间是老百姓所能享受多少国家的福利，而后者是老百姓为此要付出多少日常支出。
这三个元素组成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有消息称，中国日前老百姓的银行储蓄高居世界首位，它仿佛证明了中国老百姓现在手里确实宽余了许多。但是银行的储蓄量并不能简单地得出其分布的广泛性，13亿储蓄量是老百姓每人储蓄1元，与集中少数人储蓄的结果，有它本质的区别。笔者也有部分储蓄，不过那是用于房屋还款所用，——那是笔者的财富吗？
中国的教育费用日见上涨，养老资金是否能够养活今后的自己，老百姓根本没有把握，医疗产业化使老百姓看病成了奢侈，更不用说是定期体检了。现在我们常听到中年早逝的新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按理，现在生活质量提高了，老百姓的寿命应该越来越长，之所以出现有悖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其原因不外乎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在日益竞争激烈的时代，老百姓为能不再受穷，拼命赚钱而忽视了必要的休息，其二是没能作定期体检，所以一旦发现大病，那一定是已经晚期了。
因此，小病不轻易去治疗，大病“听天由命”已经是我们老百姓唯一的选择，一个叫“亚健康”的名词，几乎越来越多的困扰着我们的老年人，乃至中年人，100多年前，西方世界强加给我们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帽子，仿佛我们自己又拾了起来。
有人把目前的“教改”、“房改”以及“医改”称为压在我们老百姓身上新的“三座大山”，有了它们，老百姓即使有了宽余的钱，也不敢轻易乱花，老百姓消费不动，市场就会疲软，生产商就会减产，企业效益不佳，工人的工资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失业。因此，国家今天所做的首先应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拉动消费、完善老百姓的福利，使我们敢用钱而没有后顾之忧。
有这样一个规律，那就是国家多收国民的一分钱，市场就多一分钱的商品堆积在货架上，相反，把这钱放在老百姓手里，一分钱投入市场，便会是双倍的利润，说白了，老百姓买走了市场一分钱的货物，商家拿它又生产出另外一分钱的货物，而企业创造了新的价值，国家同时就多了税收，这就叫“滚动经济”。
国家目前与其将银行的钱，放贷一些并不看好的企业项目上，去承担可预见的风险，还不如“藏富于民”，让国家的财富通过老百姓的消费回流国库，形成一个能够拉动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五）加强股市监管
加强股市监管——这句话说出来非常轻松，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如何将监管落实到具体的执行者手里，存在一条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链。排除人为的干扰不提，说要“加强股市监管”，难道我们现在监管得不力吗？
首先，在中国经济改革时期，有关证券上出现的新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尚未遇到过，首先他们有个认识和判断过程。有人说，经济学家都是没有良心的，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至少目前中国出现了一个叫郎咸平的经济学家，此人香港人士，在美国学业有成回报祖国，虽然从他一贯主张的经济观点看，他的思想基本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念。但是郎咸平虽然崇尚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模式，可他提出的有关“加强股市监管”的呼声，却应该为我们国家所重视。
郎咸平推崇的理论，主要围绕如何加强中国企业管理的力度，以及如何通过实现“严刑峻法”，保护中、小股民的切身利益等问题。从目前国家披露的情况看，中国的股票市场存在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有些造成中、小股民巨大损失的问题，并非属于违法行为。事实上目前股市出现的很多被老百姓认为是欺诈行为的案件，其根子并不全在于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不力问题，其中很大部分恰恰反映了我国在证券领域，目前还存在法律缺位的现象。
据专家介绍，中国法律体系属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它渊源于“大陆法”的传统，简单说就是按法律条款办事，凡是法律上没有明令禁止的事情，都是合法的，——这看起来很公平和完美。但事实上，目前中国有许多所谓的精英，正是利用中国经济改革期间法律滞后的情况，大肆“合法”地搜刮国家的资产，等国家意识到，人大通过针对性的法律条款时，这些精英早已经功成名退。
在国外有些国家实行的是“陪审团”制度，它在整治经济问题时的好处，在于增加了民意性，也就是说，一些经济上的行为，虽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做，但要是它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只要陪审团通过简单多数判行为人有罪，其经济犯罪事实就可以成立。所以说，陪审团制度保护的是社会上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
中国为什么不借鉴这些有利于改善“社会公序”的措施，笔者不太了解，也不想枉加猜测，因为这关系到社会制度、人文观念、文明习惯等领域。当然更重要的是，与国际接轨存在一个“差异性”问题，毕竟国情不同，国外的所谓成功经验，在中国不一定就可行或者能够实行得了。
所以说，中国经济改革目前是任重道远，国家经济建设还需要这些精英们的智慧，从某种程度上看，经济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个原罪问题，如何调节至可控的范围，似乎比如何消灭它更为现实，穷人什么时候可以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我想，国家是心中有数的，至于那些靠剥削老百姓成为富人的家伙，有句俗话可以作为注解——时间没到，时间一到通通报销。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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