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华美皮肤胎记医院:为了人与书的相遇——北京贝贝特 -- - 三个故事交错成50万字的“天书” - Qzone

三个故事交错成50万字的“天书”

            按：前些天，梁文道访谈时说，骆以军的《西夏旅馆》很黄很暴力，乱伦、奸杀、杂交，屠杀......当时窦文涛接话说：都是你平常想做的事，对吧？骆以军憨笑。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擒尽各大文学奖。在梁文道看来，骆以军长得像玩具熊，性格像熊猫。或者也可说，骆以军是全身都是敏感地带的“暴力熊”—暴力是他写作的核心驱动力。也有读者说，他笑起来像个傻子，讲起故事来像个疯子，腼腆起来像个处子，甚者评论他“萌主+表情帝！”。可能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回到一个孩子的状态，才是最珍贵的。以下为《东方早报》对骆以军的采访，有兴趣者可以一阅。

三个故事交错成50万字的“天书”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

　　台湾作家骆以军的《西夏旅馆》是过去10年华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近50万字的篇幅和炫目的故事，吓倒无数读者。

　　自2008年10月《西夏旅馆》出版以来，先后获得台湾多项文学大奖，去年10月，骆以军又凭借《西夏旅馆》获得华语文学奖金最高的“红楼梦奖”首奖。日前，《西夏旅馆》大陆简体版由北京理想国正式出版，骆以军本人上周一也来到北京。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骆以军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

　　关于骆以军，生于1967年的他是当代台湾中生代作家的代表，这个善于讲故事的作家，在上周北京行的一系列讲演中，用自己的幽默和匪夷所思的故事完全征服了所有读者。骆以军是小说家，是台湾的“外省第二代”，是重度忧郁症患者，是素食者，是胖子，是“人渣”，是讲故事的人，是变态书写爱好者，等等。

　　《西夏旅馆》到底是什么？它可以是关于一千多年前西夏王国的灭亡，可以是1949年国民党大逃亡，可以是外省人在台湾的灭族隐喻，可以是所有野心政治人物的南柯一梦……而在这些故事和隐喻的背后，则是关于认同错乱、认同焦虑、灭种恐惧。《西夏旅馆》至少包含了三个场域，“一是作为我们所在整个岛屿的意向隐喻，一是那些四面八方而来的肉身流浪、心灵流亡者的聚集所，一是西夏王国本身的历史想像叙述与模拟。”骆以军说。如果按照情节来拆分这部近50万字的小说，大致又可以分为：西夏灭绝的故事、父亲的故事、旅馆的故事，有时各成章节，有时糅合在一起，几条线索同时推进。这也让很多读者对这部天书般的小说望而却步。

　　用骆以军好友、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的说法，《西夏旅馆》，从字面上可以拆成“西夏”和“旅馆”，“西夏当然是指古代，但同时接近时间的临界点——因为它离奇消失了——进入奇幻、非历史的时间性。而旅馆无疑是现当代的指涉。”对于《西夏旅馆》，更深层的思考是对1949年以后台湾的思考，他对台湾外省人的记叙承接自朱天心那辈作家在1980年代就开始的记忆写作，经《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总结于《古都》，面对台湾巨变和去中国化浪潮，骆以军的思考是，记忆也许是不可靠的，因为记忆可以由掌权者随意臆造。

　　今年3月遇到骆以军是在香港，他当时说，《西夏旅馆》终于要在大陆出版了，能卖掉1万套就很满足了。他希望有读者去读这本传说中的“天书”，但他也知道《西夏旅馆》注定只是给极小部分人群阅读。在大陆可能是1万，在台湾也许是5000。

　　除了《西夏旅馆》，骆以军的小说集《遣悲怀》简体版也将于年内出版。

 

　　逃亡：借用戴立忍家的故事

 

　　东方早报：在创作《西夏旅馆》的3年多时间里，小说的部分片段在《印刻文学生活志》上刊登过两次，分别是2005年12月和2008年7月，在这不算短的时间内，你是否会不断修正最初的写作计划？

 

　　骆以军：我从2005年开笔写《西夏旅馆》，那年上半年状况特好就写了一大堆，后来我也觉得最喜欢部分就是这个时期写的，也就是这本书的前七八个章节。写得好是因为我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力气是饱满的，而且我也为写这部小说憋了几年。2005年底，我上了《印刻文学生活志》封面，这是我们这代年轻作家第一次上“印刻”的封面，之前能上封面的都是天文、天心、白先勇等这些前辈。那个封面采访也是杂志总编辑初安民亲自出马。到了2006年，我又跑到了西藏，收集关于西藏的资料，开始我并没有想写西藏这一块，可是在我心里一直有导演戴立忍祖父大逃亡的故事，我跟着1949年戴立忍祖父带着他父亲逃亡的路线旅行，这条线路几乎和当年西夏最后的骑兵南逃部分路线重合。戴立忍祖父他们后来越过青藏高原逃亡到印度。我还跑到青海、宁夏、甘肃，但最后发现这段旅行收集的资料并不太有用，还不如从现成资料里去寻找材料。

　　2007年，我去了美国爱荷华大学，那三个多月对我非常重要，等到那年11月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大概知道这本书可以收尾了。去爱荷华，我就带了几本书比如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其实都是看过的书，但我每天都要在旅馆抄写一段定魂。在那里，我每天写1000字，两个月写了6万多字。这是一段特别稳定的写作时间。等到我回台北的时候，已经大约有20万字了，所以等到2008年我再次上印刻封面的时候，初安民大概已经知道，这本书是有意义的，接着书就出了。

 

　　东方早报：《西夏旅馆》中图尼克的故事，借用了你的好友、导演戴立忍的家族故事，他本人怎么看这部小说？

 

　　骆以军：他看了这部小说没有骂我，反而很感动，他还买了十几套《西夏旅馆》叫我签名然后去送朋友。

　　我这个小说是2005年动笔，但我听到这个故事大概是2003年左右。在之前，关于外省的书写已经很饱和，很类型化了，所以我要写的不一样。我在写《月球姓氏》的时候，我想过应该要做一个纪录片。我采访了100个到200个80多岁老兵，这些老兵的故事都不同，可是你问他们在1949年逃亡那天的事情，他们的故事又都那么相像，他们告诉你坐船的时候差点被丢下去，然后船要沉了，大家把随身带的黄金什么都丢到了海里。这些人在大陆的时候可能超级有钱，可是到了台湾连身份证都丢了，成了失败者。还有很多人对你说，那天和母亲告别的时候，都说下个月就回来了，没想到这就是离开一辈子。所有人都有一个老母留在大陆，有未改嫁的妻子等等。我想说的是，所有的关于1949年的逃亡，全部跟大海有关，后来就听到戴立忍祖父的故事。他的祖父当时在西北修铁路，然后1949年的时候，跟着部队南逃，在他们后面是林彪的四野在追。在途中，戴立忍的父亲发病，被他祖父遗弃了，他父亲是真正的弃儿，可结果这个少年居然赶上了队伍，跑到了印度，后来又来到台湾。

 

　　东方早报：在写《西夏旅馆》的3年多中，有没有刻意将期间的台湾社会写入小说，就像你把“3·19”陈水扁枪击案写进去一样？

 

　　骆以军：我没有刻意去这么写，但还是把期间几件震惊全岛的事件写了进去。我写小说本来是像一棵藤蔓在生长，它本来就是一种作为引喻的延展，然后它牵扯到新闻。像“3·19”事件其实也就是这个岛的魔术秀，太扯了，所有人都相信这件事是假的，可是这件案子就是追查不出来。尽管台湾族群之间的冲突不会演变成印尼和马来西亚那样，可是在族群问题上，台湾就是陷入了集体疯狂。

 

　　外省第二代：杀人者的后代？

 

　　东方早报：对于西夏和旅馆的隐喻，你是否害怕读者能立刻解读和附会？

 

　　骆以军：我一开始还怕大家看不出隐喻。我用西夏不是比喻蒋介石，我写西夏真正寓意是台湾外省人的“灭族”。最后一支西夏骑兵军开始往南逃的这一段，很像我父亲这一群人。对我父亲他们来讲，他们一辈子会想，为什么我在这里，我要回去，我要回去讲南京话，我要回去在长江里游泳，我的妈妈在那边，我的太太、儿子在那边。

　　可另一方面，1949年，台湾的学校突然全部要讲国语，教师职位几乎全部被外省人占据，公务员系统也是如此，这都是官派。那么本地人恨死了是肯定的。可是我爸就会掉在这个困境里，为什么我会变得讨人厌，他在南京的时候可是一个英雄啊。还有朱西宁很爱护台湾本土文学青年，在他家里讲文学，讲五四精神，可是为什么在晚年却被贴上“反共抗俄小说”的标签？最后，对文学都不看成就，那些烂小说就因为有所谓本土文学史观成了主流。还好，最后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他们出现了，掌握了更强的文学语言。

 

　　东方早报：《西夏旅馆》中现当代部分主要是思考台湾岛内族群关系，尤其是外省人和客家人关系，在思考这层关系的时候为何会和西夏灭亡联系起来？

 

　　骆以军：你作为外省人，你的故土已经灭了，你想像中的梦之国其实早灭掉了。那你现在是借着别人的土地生存，在这块土地上，你其实没有时间记忆。过去几个月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也有这么强烈感觉。我父亲一辈跑到台湾的时候，其实也只有二十出头，他们听不懂闽南话，也是作为“入侵者”身份进入台湾，携带着1911年后的整个想像，带着五四运动、对日抗战、国共内战的记忆来到台湾，而这些记忆跟当地台湾人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父亲那辈外省人硬生生地把他们的梦塞给他们。所以台湾本地人对外省人的憎愤是可以想像的。

 

　　东方早报：外省题材的写作，在朱天心那辈作家已经处理过了，比如她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等。

 

　　骆以军：是这样，天心关于外省人经历的记忆是真的记忆，而我的记忆其实已经出现幻术成分。天心这几本书在台湾出版的时候，正是台湾族群撕裂最严重的十年，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到处都是疯魔。我记得很清楚，在我父亲过世前几年，我跟父亲一起坐计程车，父亲这个外省人就经常与本地的台湾司机吵架，我们真的在荒郊野外被赶下车。作为一个外省后裔，我没有杀过人，我父亲也没有，可是我们就是集体承担下来这些恶。我觉得我和我的长辈都是好人，但我们在坐计程车时不说台语，他们就可能觉得你们是杀人者的后代。这是我们无法处理的历史债务，这就像拉什迪在《撒旦诗篇》对魔鬼形象的处理。

 

　　东方早报：外省人以及外省第二代在台湾的处境，有点类似于英美国家中少数族裔的处境，相比一大批印度裔作家的身份写作，你的这部小说是否也受到了曾经流行的身份写作影响？

　　骆以军：有，其实我受拉什迪、奈保尔这些人的影响很重，没有他们的影响我动不了笔，也不可能启动“西夏”。2000年前后的台湾十年，我们这些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的外省人，会被骂成“中国猪”，骂我们滚回去。可是我就算回到了大陆，回到我的故土南京，我还是完全听不懂南京话，对南京的食物也完全不适应，我的故乡还是台湾。

　　所以我写《西夏旅馆》就是写我爸那辈人，他们就像当时的西夏国，当时的李元昊一个人有建国幻梦，他硬生生找来一个投降的汉人文官，命令他在三年内创造一套西夏文，那个文字跟汉字基本一样，就是在汉字上长了很多毛，很像毕加索的画。李元昊的西夏国不到两百年就灭了，西夏人也消失了，如果当时他不建国的话，这个民族不会灭绝。其他人不过是李元昊的一泡精子，与此相对应，当年我父亲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相信蒋介石重回大陆，不也一样？到了李登辉时代，他把所有跟中国有关的印记替换成台湾，这不也是梦？陈水扁赢得选举的时候，我在香港，我在中环看到大屏幕放着闽南语，是阿扁，所有香港人都停下来看。我心想，完了，我要重蹈父亲遭遇，有可能要打起来了，有可能我就回不去了，我得留在香港，跟香港妹结婚，生两个白痴儿子，等等。

　　后来我看了拉什迪、奈保尔他们的作品，他们书写的一个核心就是20世纪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人的身份为什么会被剥掉。也就是说，那些老大的家伙越来越大，然后每个人都成了他们的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