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江青被捕之夜的机密内幕(图)(4)

　　具体工作我做得多一点，因为我情况熟悉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室，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在做具体工作时，我主要依靠了办公厅的三个副主任李鑫、张耀祠、武健华。如果说我做了一点工作的话，没有这三个人是不行的。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不应该考虑这些了……

　　关于中共中央如何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汪东兴在1984年6月15日的谈话中，只是这样笼统地说道：

　　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以华国锋、叶剑英同志为主进行的。我只做了一点具体工作。主要是华、叶当时决心下得透，也很果断。

　　这就是说，在1976年10月6日，作出拘捕“毛的遗孀”及其同伙的决定是三个人，即：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中央的决定”，实际上就是由他们三个人作出的。

　　笔者采访过叶剑英的侄子、当时生活在叶剑英身边的叶选基。

　　叶选基说，叶剑英为人刚直，敢做敢为。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叶剑英便在关键时刻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这次，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刚强。叶剑英是一位儒将，有勇有谋，运筹帷幄。

　　叶选基说，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这三人，在当时“三足鼎立”，缺一不可：

　　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没有华国锋的参加，拘捕“四人帮”很难以中央的名义进行。

　　叶剑英德高望重，在老干部中广有影响，而且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手握军权。没有叶帅的参加，军队不支持，也无法成功。

　　又据《解放军报》报社原副社长姚远方回忆，叶剑英曾说：“这次拘捕‘四人帮’，是在特殊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特殊的手段。这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后一次采用这样的特殊的手段。”

　　汪东兴则掌握着中南海的控制权。在中南海拘捕“毛的遗孀”，没有汪东兴的参与是很难进行的。

　　正因为这样，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者缺一不可。

　　也正因为这样，人们说：“绿叶扶红花，洒上水汪汪。”

　　绿叶之“叶”，叶剑英也；红花之“花”，即“华”，华国锋也；“水汪汪”，汪东兴也。

　　笔者还曾与《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交谈。纪希晨曾在1982年11月24日采访过叶剑英。纪希晨后来在《十月春雷》中这样写及华国锋、汪东兴在1976年10月5日下午前往北京玉泉山与叶剑英密谈的情形：

　　叶剑英深谋远虑地说：“这是一步险棋，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华国锋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他说：“我们这是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执行毛主席的遗志。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毛主席早就有交待。”

　　汪东兴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他神情严肃地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

　　命运的决战，需要有果断的决策，这既需要智谋，更需要胆略和魄力。他们原定十号左右动手解决，后来，考虑到拖得越久越危险，越容易走漏风声，于是，三人当机立断，一致决定：明天动手！

　　1976年10月6日那个夜晚的绝密军事行动，确实是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决策的。

　　但是，筹划粉碎“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不久，叶剑英便已经在进行了。

　　笔者在《叶剑英传略》一书中见到以下描述：

　　(1976年)9月21日，聂荣臻从城里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请他赶紧拿主意，早下决心。否则，“四人帮”这伙反革命要先下手，把叶帅搞掉了，把小平给暗害了，那就不得了，中国要倒退几十年。叶剑英对杨成武说，聂帅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你回去告诉他，请他放心。这时，叶剑英经过同一些老同志的接触、交谈，对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心里更有了主意。他正在继续做华国锋的工作。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经过观察思考，觉得粉碎“四人帮”这样的大事应当取得他的支持，要争取他、团结他，不能撇开他、越过他。因此，多次试探，主动接近，耐心地同他交谈，逐渐使他明确态度，坚定信心，从而共同采取行动。

　　叶剑英继续约请一些老同志探讨解决“四人帮”的办法。不久，李先念来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非有严密周全的部署不可。“天下之事，虑之贵详”。后来，叶剑英为了不受“四人帮”的监视，从容不迫地转移到玉泉山。在这里，叶剑英等同志再次审慎研究了解决“四人帮”、挽救党和国家于危亡的重大决策和具体部署。

　　另一本《叶剑英光辉的一生》中，透露了华国锋曾想通过召开扩大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根据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明确告诉华国锋，那样做根本行不通：

　　面对“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攻势，华国锋进一步感到了问题严重性，他开始想召开扩大的三中全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等则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早已超出了党内正常斗争的范围，用正常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后来，华国锋同意了叶剑英等同志的意见。他到了李先念家里，同李先念交换看法，接着，写了一张纸条，请李先念送给叶剑英。

　　李先念来到叶剑英住地，探讨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机警地打开收音机，在广播声的掩盖下，同李先念密谈起来。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当机立断！李先念点点头。两人经过交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0月初的一个夜晚，叶剑英与华国锋等同志在玉泉山共同商议粉碎“四人帮”的大计。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绝对秘密的商谈，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了“以快打慢”的方针和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

　　笔者在写作陈云长篇传记时，注意到陈云在1992年7月21日所写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提及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

　　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陈云的文章表明，除了李先念之外，邓小平、邓颖超和陈云本人，也都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1998年8月6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第六集，内中有陈云之子陈元的回忆，谈及叶剑英和陈云见面的情形：

　　我父亲多年从事地下工作，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出门的时候，把保险柜的钥匙，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交给了我。还有他万一回不来，一些需要说的事情，他也都向我交代了。

　　他到叶帅那里去，正好碰上邓颖超同志从那里出来。他非常高兴跟她打招呼。他说，老同志们多年不见，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

　　他跟叶帅谈话的内容，据他对我讲，叶帅给他看了毛主席关于“四人帮”的一些讲话的内容，然后叶帅跟他讨论了如何处置“四人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的非常手段的方式？

　　当时，我的父亲和叶帅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明确地表示，对“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回家之后，他显得很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