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交通驾校:人心浮动尤需政治理性

　　2011年的大选，选情显得特别激烈，执政党的得票率也跌到历来最低，比1991年的61%还略少约一个百分点，并失去了一个集选区。很多人都可以感觉到人心的浮动。反对党群众大会上，选民的群情激昂，也令许多人感到不安。但最令人忧虑的是新加坡社会可能由此走上危险的族群撕裂的两极化局面。

　　已经表明要参加总统选举的前议员陈清木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就指出，大选让他产生一些忧虑，也明显地感受到新加坡社会开始出现两极化现象，支持人民行动党的和支持反对党的人立场对立，社会好像已经分裂。

　　他说，“我听了多场反对党的竞选群众大会，发现国人的情绪非常激动，大家对执政党有许多的不满和怨言，气氛十分糟糕……”因此，他希望成为总统，团结所有新加坡人。这确实是个崇高的愿望，但从许多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总统能否产生这样的作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想，当选的执政党和政府如何因应所谓政治气候的变化，或许才是主要的关键。而政府的迅速回应，实是弥合裂痕的好开端。

　　其实，早在大选成绩揭晓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李显龙总理就表示希望各政党和他们的支持者接受选举结果，在选后“搁置争议，修复裂痕”。在之后的内阁宣誓就职典礼上，他进一步巩固了这个基调，强调国人需要建设一个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他说：“即使我们的社会多了不同的声音，新加坡的政治也不应该陷入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局面。否则我们就无法为新加坡人创造自我提升的环境和机会。”

　　主持宣誓仪式的纳丹总统，也向国人发出同样的呼吁。在大选期间，全国选民对各种广泛课题发表了意见，总统认为，无论是支持政府还是反对党的国人，现在是开始携手合作为国服务，并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时候了。

须以行动修复社会裂痕

　　这样的呼声，说明当政者深切知道社会分裂之害，无论如何必须设法逐渐修补大选选战所导致的这道裂痕，以免它继续扩大，或是成为永久性的断层线。一些具备政治理性的反对党人，同样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声。但是，我们知道，要修复社会裂痕，不能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必须坐言起行。

　　政府已经率先行动。李总理强调政府重视民众的意见和反馈，也会顺应民意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更好办法。他也指出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神圣不可侵犯或不能动摇的，包括长久以来备受争议的部长薪金课题。并立即向国人宣布已委任一个委员会来检讨现有的政治职位薪金。无论是换位或新上任的部长，都在动脑筋，并要通过集思广益的过程，全盘检讨建屋、交通、教育、卫生、劳工等重大政策。

　　然而，与此同时，有识之士也发出了理性的呼声，认为政府的确应更加重视民众的意见和反馈，也应顺应民意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更好办法，但却不能滑落到民粹的歧路上。这种理性的呼唤是需要的，但也需要有朝野的共识和大多数选民的理解和支持。其他民主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要避免民主沦为民粹，长远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能创造奇迹吗？

　　无论如何，在此人心浮动之际，除了政府的实际行动之外，我们都急切需要大多数人在修复裂痕和防止民粹这两个课题上达致共识。这两者的共同呼唤则是政治理性。

　　要恢复理性，必须让激情降温，也要求我们拒绝不理性的行为。只有当大多数人能表现理性和反对非理性行为，我们才能慢慢让整个社会回到理性的正轨。

　　比方，大选后，某个选区的部分选民，由于无法接受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落败的结果，便发动了签名运动，要求重选。他们的激情超越了理性，没有得到大多数人和舆论的同情支持，事件很快也就平息。某个选区被执政党夺回后，市镇理事会职员的重新雇用成了“问题”，但最终“热”不起来，因为人们并不认同把这样的事情政治化。这也可以视为理性的胜利。

要求人人理性是不可能的

　　据笔者个人观察，每当政治气候有所变化，不理性的行为就会骤然增加。比如，1991年大选，执政党得票率降到新低点，而当时气势如虹的民主党则在一夜之间赢得了三个单选区议席，该党其他落败的候选人也都获得不俗的得票率，包括我参选的选区。选后恢复接见民众的工作，马上可以感受到部分人心的躁动。部分选民的表现，给人的印象就好像他们已经等到了“出头天”，于是也就“有恃无恐”似的发泄各种各样的不满情绪。一名仁兄甚至带着威胁的口吻，吼叫着要我马上写信给吴作栋（当时刚接任不久的总理），分配一间新的组屋给他，否则他就会写信给总理投诉我。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他并没有喝醉酒。面对如此失去理性的选民，我只能请他离开，并冷静地告诉他，我不会答应无理的要求。

　　这次的大选过后，据我所知，一些议员在接见民众时，同样碰上无礼的选民提出无理的要求。有些选民的无礼程度，连议员的助手也感到吃惊和感慨。一些政府部门或法定机构如建屋局的员工，也受到群众当面或在电话中无理的诟骂。不过，相信这类不理性的选民只属少数。他们容或有某种合理的苦情，但却无法理性地提出他们的诉求，我想也很难要求他们理性地投票。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要求人人理性是不可能的。但民主要有效运作，则要求至少大多数人是理性的。相信我们的社会还是这么一个社会，在大选的激情慢慢平伏，以及政府适当的疏导之后，我们应有望在大多数人的积极努力下，逐渐修复浮现的裂痕，巩固我们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