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宇上过running man吗:天天累得我心疼

    ■罗达成
    我叮嘱天天，“乖囡，记住！吃得消，就尽量坚持，吃不消，一定告诉爷爷！”有时，他会无奈地指着满台子的课本、辅导材料和作业，叹息着说：“爷爷，我今天真累呵！”“老没有时间玩，吃力得恨煞脱了！”
   
    在我们家，最累的不是上班的人。累得让我心疼的，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子天天。他才七岁半，却似乎生活在一条紧张、忙碌、规律性很强的流水线上。算算这些一年级孩子的“在线”时间，好像比工厂流水线上的员工还要漫长。
    天天从幼儿园起，便由妈妈带着去上各种各样的课，识字，练字，学拼音，学查字典，学算术，并早早就开始请老外上门教英语。虽然有思想准备，且做了好些前期知识铺垫，但从去年9月他上小学之后，还是感到压力超出预想，有点应接不暇：白天要上六到七节课，中午在校用餐后原本休息一小时，却要挤掉一半时间做作业；晚上也要做作业，还要预习和复习，而且要不断应对接踵而至的语文、数学、英语测验。生活节奏大大加快，负担明显加重，而且也因此大大降低了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每天都从一个紧凑得有些慌乱的早晨开始。做妈妈的心疼儿子，总要等到六点三刻才催天天快起床，而他还没睡醒，常常下意识地反抗，嚷嚷着“起不来，起不来，还没睡够呢！”或者是“迟到就迟到，迟到就不去了！”但在反复催促下，他很快清醒了：一骨碌起身，洗脸、刷牙、让妈妈替他卸矫正近视的ok镜……早上，妈妈忙，外婆和保姆也跟着忙。最费时间的是早餐，要搭配丰富，还要尽可能吃饱——这些挑食的孩子觉得学校什么都好，就是外包出去的这顿午餐不太好，也吃不饱。
    八点一刻学校做广播操。因为早上堵车，原本只消五分钟车程，却要准备花掉半小时。哎呀，怎么这么慢！这时最着急的反而是天天，一路催促快点快点，“妈妈，千万不能迟到！”是呀，在班级里“有头有脸”、还管点事儿的天天，怎么能带头违反纪律呢。
    从幼儿园算起，儿媳接送天天已经四年了。小两口在国外打拼八年才回来，她以35岁的“高龄”当妈妈，爱心拳拳，决意以带孩子为主，工作为辅。在天天蹒跚长大，要进幼儿园时，当年最高规格是坐自行车上幼儿园的儿子特意添了辆小车；儿媳也考出驾照，负责早晚接送与跟老师沟通。星期六、星期天母子俩一天至少要赶两场课，来去匆匆，我看着都觉得累——妈妈做得好辛苦呵，不光全职，而且必须全能，儿子学什么，她也必须跟着陪读，学画图要弄清颜色搭配，学钢琴得看懂五线谱，不然就没法督促儿子练习。
    下午放学接孩子，妈妈和许多家长一样，提前一个小时就到校门口排队等候，凭牌进入，几百个人的队伍，逶迤而又壮观。几乎每个家长都准备了两样东西：一张简易的折叠小凳，一包带给孩子加餐的补给品。
    流水线从学校又延伸到家里，随后开始的是一个时间节点相当紧凑的战斗夜晚：回家就洗澡，做一个小时作业，六点多吃晚饭。没等咀嚼运动完全结束，天天就急着订正测验考卷上的失误，再让妈妈检查、签字。随后，是听与课文同步的磁带，朗读、背诵和复习当天教的课文或古诗，并预习明天的内容——妈妈还特意买来两套版本不同“由上海百位名师联袂编著”的“一年级课文”辅导材料，布置得也很明确：复习、预习，一定要确保至少三遍，完成了有奖励！妈妈每天都要查看儿子带回来的那本“学校家长备忘手册”，并经常上网到“家校平台”上验证。
    数学、英语还算是天天的强项，考试经常是100分。我们家的这位数学课代表，叹曰：“最难最吃力的是语文。”语文课的进度快、容量大，堪称填鸭式：每天上两节课，教一篇三四百字的新课文，推出八九个生字、一串词组；要弄清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会定音四声、正确拼写、填部首、辨字组词、连词成句；还要学会用部首、笔画、音序几种方法查字典。最头疼的，是要死记硬背，要求“朗读并背诵”的课文和古诗蜂拥而至。我们几个大人也感叹不已，拔苗助长，逼人太甚！这真是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吗？他们的小脑袋能装下这么艰深的东西吗？诗人艾青的《绿》，绿得让孩子们晕了：“好像是绿色的墨水瓶打翻了/到处是绿的/到哪儿去找这么多的绿/墨绿、浅绿、嫩绿、翠绿、淡绿、粉绿/绿得发亮，绿得出奇……”这首五节17行的诗要背诵。五节24行的《夏天》要背诵。三节13行《识字的小秘密》要背诵。6节12行的《象形字真奇妙》要背诵。三节12行的《数量词》要背诵。《王冕学画》的第二节要背诵。在单元复习里，还警示地提醒道：“已学过的两首古诗，你都会背吗？”是啊，不管你懂不懂，都要背，不背的也要烂熟于心，期末考试有“古诗补充、填写完整”的内容等着！还勉为其难地要孩子们体味，唐代李峤的古诗中吹来的没有出现风字的“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以及三国魏时曹植情急下七步吟成的“救命诗”，无怪乎，百分之百的孩子对语文叫苦不迭，双休日几乎全班人马都在外面的补习班补语文。成绩差的更累，补完语文补数学，补完数学补英语。
    我们家的“流水线”一般到晚上八点半收场，以让疲劳不堪的孩子保证近10个小时睡眠。不过，每逢星期四这“保证”却难以保证：晚餐前，英语外教要上一个半小时的口语。这个晚上总是分秒必争，孩子也只能晚些睡。但天天还算是幸运的，有妈妈在边上保驾。而有些同学，家里这时候只有老人，有问题还要等父母下班辅导，差不多每天熬到九点半左右才能睡觉。
    理解力和承受力很强的天天，也有极限，也需要排解和宣泄。我叮嘱天天，“乖囡，记住！吃得消，就尽量坚持，吃不消，一定告诉爷爷！”有时，他会无奈地指着满台子的课本、辅导材料和作业，叹息着说：“爷爷，我今天真累呵！”“老没有时间玩，吃力得恨煞脱了！”感觉中，简直像是被老板折磨得直不起腰的员工。真如重锤捶胸。每当这时候，我无言以对，心疼不已。但是，我能顺势说“乖囡，吃力就别做了，去玩吧，去睡觉”吗？不能！而且，决定权在他妈妈。妈妈规定了好多“平时不准”，不准看电视，不准玩游戏，不准下棋。在他压力大到亟须发泄时，如果妈妈不好言劝慰，反而强求他马上完成，甚至还要加码，不堪忍受的天天也会泪如雨下，瞬间如火山般强烈爆发：“不要逼我!我不想读书了！”有一次甚至愤怒而又哀怨地喊叫：“再逼我，我就从楼上跳下去！所有问题统统可以结束！”这是七岁孩子说的话吗？太让人揪心，让人震惊，让人害怕！
    天天几次热泪横流的爆发和抗争，使做妈妈的深为震撼。她为儿子付出很多，能让他享有较好的物质生活，却无法也无意去缓解那紧张的流水线生活。相反，是她与学校、老师自觉、主动、紧密合作，才让七岁半的孩子，每天在流水线上满负荷地运转14个小时！好在我们家的第二代都比较开通，他们在惊醒中反省，对孩子作出相当尺度的让步、减压，而且痛快地表示：“没时间，钢琴可以暂时不弹”，“外面的补习班，除了语文，现在可以不参加”。虽然加了一些限制词，毕竟还是切切实实地松绑了。钢琴再重要，能够跟儿子比吗？不想弹不弹也罢。要有点玩的时候？可以！妈妈跟儿子商量：星期五晚上可以下棋。星期六彻底放松，把书本扔在一边——到公园骑马好吗？到体育馆游泳、打羽毛球好吗？放长假时，我们再到香港或是三亚去，好吗？
    妈妈在学校的家长交流会上说了，不做虎妈，不等于做绵羊妈妈，不给儿子加压，不等于放任自流。她的期望值不高也不低：近期目标很明确，学习成绩不要求满分但一定要高分，在班级里不要求第一名但一定要第一流。今后目标，不要求孩子将来成名成家，但一定要能进国内或是国外一所好一点的大学，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她跟所有家长一样，不想逼孩子，却又不得不逼：现实明摆着，社会就业和生存竞争压力前移了，高考的指挥棒影响到中小学，一定要用分数把人分出个三六九等来。
    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这个坚决的减负派，犹豫再三，还是做了件“帮凶”增压的事：提议让天天每天抽20分钟，跟我一起商量、构思写篇百字文，记下一件感人小事，学会遣字造句讲故事，这会让他终生受益。天天对小作文有兴趣，我们祖孙俩晚上总在讨论、沟通，还互相提问。我问天天，电视里说广西山区里的住校小学生，因为家里穷，顿顿都吃黄豆饭，天天如此，年年如此，让你每天吃，你怎么办？他回避难点，狡黠地回答：“这要看你生在哪儿呀!”他提的问题，往往很简单，却复杂得无法回答。“我听同学爸爸讲，现在大学生最空，小学生最忙，为啥？”我不能跟他说，这是教育制度有问题，去问教育部部长吧。只能说，确实不合理，不公平，太欺负孩子了！
    见我每次在通话中总为天天的劳累忧心忡忡，远在洛杉矶的女儿建议，“让天天到美国上学吧，绝对不累。这里专门为中国来的小学生新开了好多学校，而且办得相当好。”这可是一张轻易打不得的牌呵！现在就把孩子送出去，实在太小、太早，会弄得英文溜，中文半生不熟。家庭会议决定：天天出国读书的事，最终拍板权属于爷爷。可我还是不由得感叹：智力被过早开发、过度开发，中国孩子的减负问题，家家户户的切肤之痛，在中国越来越解决不了，也就难怪越来越多失望、无奈的家长作出消极选择——带孩子到国外减负。
    也难怪人们对“减负”得了集体失望症和焦虑症，因为对这个沉重的话题，已经议论了太久，期待了太久。从1982年起，巴金先生有感于在上小学二年级、才七岁半的外孙女端端放下饭碗就做功课，“比外公还辛苦”，曾三度撰文为孩子发出呐喊和呼吁，“这样过日子实在没劲。像端端这样年纪，一星期总得有几个小时跳跳蹦蹦，和两三个小朋友一起谈笑，才算有了自己的童年。现在好像是背着分数的沉重包袱在登山。”并对“把学校办成填鸭的场所”提出尖锐批评：“即使再好的老师，也得重视学生的脑子。学生要肯动脑筋，会动脑筋，才有希望做到青出于蓝，否则灌输和强记，那么教出来的学生就会一代不如一代了。”“大家都认为需要改革，都希望改革，也没有人反对改革。可是始终不见改革。几年过去了。还要等什么呢？从上到下，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把孩子们当做花朵，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必须一天天拖下去呢？拖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大毛病。”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其间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及北京、上海等许多城市曾先后出台一个又一个“减负”文件，但没有一个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形成负担的关键问题明摆着，即教科书太难、教学进度太快，背离了孩子的年龄特征、阅历和能力。不对教科书、教学大纲动“外科手术”，彻底修订，为减负而减负，只能“越减越负”——而学生越是跟不上去、考不出来，越是要看辅导材料、上补习班。学生无奈，家长无奈，老师和学校也无奈。
    对于改革教育的强烈呼声，今年终于有了连串的正面回应。3月，温总理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为中小学生减负，加快课程、教材、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改革，把中小学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而之前几天，他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修改后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又开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这让全国两亿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有了期盼。
    我最关注“纲要”里相当人性化的那一条：“率先实行小学生减负”。我期待我的孙子和他的同龄人，他们的“流水线生活”能张弛有度，不再这么辛苦，不再没有周末，不再忙于上补习班。期待他们的幸福指数能够提升，能够拥有真正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