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则仕电视剧蝙蝠:“三毒企业”哈药不倒之谜

“三毒企业”哈药不倒之谜

6月5日世界环境日，被称为“共和国医药长子”的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再度被媒体曝光：其废气排放超标，恶臭难闻；废水直排入河，河水变绿；废渣简单焚烧，倾倒在河沟边。——哈药“三毒”污染，令人触目惊心。…【详细】

哈药总厂这种水陆空立体排污，已非一日，也不是头一次收到环保投诉。2005年、2007年、2009年和2010年，均爆出哈药总厂刺鼻气味影响周边居民的消息。哈药总厂是国内抗生素生产的标杆企业之一，经过近20年经营，哈药股份总资产和主营收入连续多年位居制药行业之首。

为什么老问题一直无法解决、“三毒企业”我自岿然不动？环保成本高、搬迁成本高是事实，哈药是经济顶梁柱也是事实，但当地政府部门长期睁只眼闭只眼地放纵，更是事实。

哈药治污有苦衷，辩称有“特殊性”

哈药的发家史上已有前科，早在2006年，哈药二厂生产的假药曾导致多名患者肾衰竭，致4人死亡。事件惊动国务院。而污染“惯犯”的标签也不是始自今日。…【详细】——

老牌国企整体搬迁迟迟未动源于缺钱

如何彻底解决污染问题？哈药总厂给出的结论是“搬迁是解决气味问题的根本办法”。被称为“共和国医药长子”的哈药总厂1958年建厂，建厂时，厂址都处于远郊区。但城市的高速扩张，令这家老牌国企背负越来越高的环保压力。再次搬迁，似乎成为唯一的解决方案。在哈药总厂污染事件曝光后，外界也曾有猜测称，即将面临搬迁，有可能是哈药疏于现厂污染治理的原因之一。

6月8日，一位哈药集团人士向媒体透露：“哈药股份将召开董事会讨论搬迁方案并表决，有可能在6月14日公布结果。”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在环保部门眼中，哈药总厂始终是个污染“惯犯”，而其整体搬迁计划，也在2008年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至今已经4年。“搬迁后，资金、人员安置、环评、成本测算、政府环境等都要考虑。往往，每个环节都构成瓶颈。”说白了，首先还是缺钱，异地重建毕竟投入不菲，搬迁过程中企业会经受严峻考验。…【详细】

人员安置同样面临困扰

哈药总厂对外宣传资料称，全厂目前拥有8000名员工。如果工厂新址最终确定在阿城区，从哈市需要坐45分钟的火车才能到达。哈药必将面对大量员工安置压力。况且，“搬迁后，新厂必须按照最新的环保要求严格规范，标准越提越高，企业经营也将更加如履薄冰。”而在承担诸多压力之时，原有地块上百亿的出让收益，“并非搬完后就可以立刻兑现”，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因为“国有资产、土地的处置，需要政府出面协调，审批比较复杂。

加之哈药多年形成的发展模式更使它力不从心

据报道，哈药集团在“十一五”期间，曾连续5年蝉联中国制药工业企业百强第一名，其旗下四大品牌价值持续攀升，已超过300亿元。按哈药人自己的说法，这得益于他们的“哈药模式”。所谓“哈药模式”，即广告大投入、推动大销售，从而赚到点钱。以哈药总厂为代表的国内药企，主要为跨国药企生产原料药，走的实际上也是一个出口国内环境换钱的路子。这种低成本，高污染，强营销，注重外延扩张而轻视优质均衡增长的“哈药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详细】

但哈药的弊病更多的是由自身造成的

哈药×厂出品的广告，我们耳熟能详；哈药的规模与利润，我们津津乐道。但哈药丑恶的另一面，我们却知之甚少。——

哈药一直在“哭穷”

对于经营者来说，必要的广告投入无可厚非。哈药2010年广告费用高达5.4亿元，而投入废水、气味、烟尘等方面的治理费用只有区区约1960万元，前者是后者的27倍。其他环保设施的投入据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距离环保部门的要求还太远。

排污系统只在检查时才启动

哈药投资1个多亿建立的排污处理系统因为运行费用高，只在有关部门检查时才会启动。哈药集团同时表示，由于异地建厂的投资巨大，预计投产后2—3年内将不具备竞争优势，容易造成企业亏损，导致企业无法生存的后果。该公司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在新厂址选择问题上给予各方面政策支持”。哈药集团的这个“希望”，简直匪夷所思。哈药造成的污染状况，并不是周围环境或居民有问题，而是因自身违法超标排放。由于自身原因形成污染，却要当地政府在新厂址选择上提供政策支持，这岂不是笑话？如果哈药的这个主张成立，就意味着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以“缺钱”为理由，向政府申请“治污政策”。…【详细】

更何况，建新厂并非治本之策

何况，建新厂不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如果哈药依然是超标排放，换厂址就只不过是把污染源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而已。但令人惊讶的是，黑龙江省环保厅竟然认同了哈药总厂的说法。而哈尔滨市环保局方面的消息也显示，确保年内哈药总厂的污染车间搬迁。至于有没有“各方面政策支持”，公众不得而知。

哈药总厂水陆空排污事件到这里就完全变质了，不是环保部门如何处罚排污企业，而是变成了哈药拿治污和地方政府讨价还价。这样的情形其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些地方污染越严重的企业，在面对公众质疑和政府监管的时候，却越有“发言权”，这是什么逻辑？…【详细】

为啥会出现“双面”哈药，这也是哈药不倒的原因之一

无原则的呵护和娇惯，固然可以让一个企业获得先天优势并迅速成长，但这个成长的过程必然是畸形的，其结果则可能是谁都不愿乐见的“反噬”，反噬公众反噬社会。——

首先，哈药有着中国国企所具有的共性

哈药是大型国有控股企业，秉持“你投你的诉，我排我的毒”两相无关模式。从央视和其他媒体的报道看，排毒问题甚至可上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建厂之时，一边“做强做大”跻身于全国百强，另一边污染问题也呈“做大做强”之势，“我赚我的钱，你的生死与我无关”。上市后的哈药年报上，年年都称无重大法律责任缠身。

其次，有地方政府为其排污“背书”，或可高枕无忧

哈药首创中国药企在央视黄金段花数亿人民币投放轰炸式广告模式，大推其“做良心人，制精品药”的品牌，却只拿出相当不成比例的小额资金做点治污的表面文章。地方环保部门出示的报告称哈药投入资金改善了环境，为其排污“背书”。而一旦真酿成严重的污染事故，一般都会由国家出面收拾。五年前中石油在松花江上制造的污染，环保部门承认，国家拿出了上百亿的资金为它揩了“屁股”，就是一例。…【详细】

再次，“绑架”国内法律是其惯用伎俩

在国内，哈药是创利大户、大型国企，哈药2010年营业收入180亿元，5年上缴70亿元税金；而在国外，其法律地位未必比一家小公司高。在沦为产业链低端而倍感弱势后，不断反馈于国内，则成了全国欠他一个支持，进而“绑架”国内法律。当地政府对其排污网开一面，当“神”供着，执法部门对其格外关照、法外开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详细】

长此以往，哈药倒与不倒只是个时间问题

贪婪是国有企业的某种共有特征。贪婪是一种恶，是一种不道德的存在方式，尤其是当它使人们察觉不到别人的痛苦时。——

所谓“动真格”式监管显然已沦为自说自话

人们一再呼吁的让环保部门监管“动真格”的“解决路数”，已告失败，出的不过是“虚招”而已，要让他们的拳变“实”，必须作系统性改革。

系统性改革应始于基础性创权，即法律上要普遍承认环境权乃私权，它对百姓之意义，犹如身上衣手中粮的财产权。从而让同时侵害多数人的侵权行为，从一开始就受到私权的监视。欧美法承认环境权之私权性，在诉讼程序上创造了利于维权的“集团诉讼制”，目前中国民诉中的“集体诉讼制”，远不能应对这样的环境侵权。美国司法部屡屡索到巨额民事赔偿金，也是因为侵犯私权背后的刑责。…【详细】

让居民代表进入企业董事局，不应是纸上谈兵

另一个当务之急的系统性改革，就是承认周边居民社区为企业的“利益相关人”，让居民代表进入企业董事局，从内部安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发动机。欧美公司内部结构治理中的“利益攸关人理论”，为欧美企业更好照顾周边居民安康生活，铺下了法律之路由。假如哈药的周边社区，成为哈药企业扩张的利益区，哈药再“哈”，断不致自残自家人。…【详细】

政府公信的“无形资产”不能再流失

政府公信的“无形资产”，远比经济成就等“有形资产”更为重要。不能让一些地方建起了气派摩登的高楼大厦，却在违规的强拆中离散了人心；构建了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却因工程腐败蚕食了信任；创造了引以为傲的GDP，却让子孙在不断蔓延的污染中承受痛楚。一边建树“有形政绩”，一边流失“无形资产”，这样的发展，这样的行为，怎能不降低“信任指数”？…【详细】

避免使污染企业轻易实现“肇事逃逸”

2004年四川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直接损失3亿元，而肇事单位仅被罚100万元。去年紫金矿业污水渗漏，被判处罚金3000万元，虽创下纪录，但相比其造成的生态灾难，仍可谓九牛一毛。这些事件，暴露出目前我国在环境污染事故防治、处置、善后中的法律短板和司法困境。现有环保法律、法规偏软，弹性较大，对违法企业处罚额度过低，难以起到应有效果。

在一些国家，重大污染事故的赔偿，大多是天文数字。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后，肇事的英国石油公司除了被处以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外，还被要求出资200亿美元建立赔偿基金。2007年，美国“特富龙”案中，杜邦公司被要求向当地民众提供高达3.43亿美元的经济赔偿。…【详细】

其实，处理哈药问题本没有这么复杂

处理哈药的问题本来很简单，《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对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的企业事业单位，除依照国家规定加收超标准排污费外，可以根据所造成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或者责令停业、关闭。”如果哈药不能在期限内完成治污的任务，那么，等待它的理应是停业，或者关闭。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商量的。那些治污就会亏损的企业，还是早点让它们垮掉，这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详细】

哈药有一句口号，叫“做良心人、制精品药，追求人类健康”。这更像是一句广告词，但广告做得好，没有老百姓口碑好。不知接下来，哈药该如何去生产疗救自身的真正的“良心药、放心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