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在“最危急关头”挽救红军 挽救党？

2011年06月12日 09:56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王相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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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湘江之战后，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让博古、李德再瞎指挥了，而王稼祥也开始与张闻天讨论更换中央军事领导的事。一天，王问张，红军最后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接着便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毛泽东（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印自《福建党史月刊》，作者：王相坤，原题：《毛泽东如何在“最危急关头”挽救红军 挽救党？》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陷入危局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冲破敌人围追堵截，挽救了党和红军。

大搬家式转移：出师即陷入危局

1934年5月下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广昌失守后红军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及李德参加了会议。李德建议：红军应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上报了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同意转移，这就拉开了长征准备的序幕。

为准备长征，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实际上博古、李德独揽军事指挥大权。他们把战略转移的指导思想定位于“搬家”，即把中央机关从苏区搬到湘西。博古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承认“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直属队共8.6万余人，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当时的情景：“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特的队伍。”

粟裕拒毛泽东指令改变中原战局：力主江北歼敌              华野主力挺进江南，是中央考虑已久的一个战略设想。1947年7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同时，中央就提出华野向江南，陈赓兵团向豫西进军，形成向国统区战略反攻的三把尖刀。这样必将打乱蒋介石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迫使国民党军大量回援，解放区的压力可以得到缓解。解放军则转守为攻，取得战略主动权。

    1948年初，刘邓大军进至大别山区已有四个多月，长期无后方作战，部队的弹药、服装和粮食越来越困难。国民党军出动五个师对大别山区进行清剿，刘邓向军委报告他们的艰难处境，希望华东野战军南下支援。毛泽东征得陈毅的同意后，致电粟裕，要他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机动作战任务。

    接到中央的指示，粟裕进行了反复的思考。1934年，他随方志敏的红7军团北上，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突围后他在江南地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深知江南的实际情况。江南是国民党的中心区域，华野部队渡江肯定会遇到阻击。渡江后如果陷入国民党军的围堵，连续作战，沿途无处安插伤员。好仗亦不敢打，每战必须转移。这样必将陷入被动，不仅实现不了中央的战略意图，而且华野部队也将受到重大损失。

    反复权衡利弊，粟裕认为要改变中原战局，势必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因此，粟裕认为华野三个纵队不过江，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

    陈毅回到华野，兴致勃勃地向干部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中央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会议休息时，粟裕却把自己的设想完整地向陈毅作了汇报。陈毅大感意外，一个战略区负责人要求中央改变战略方针，在解放军历史上尚无先例。但是陈毅尊重粟裕的意见，并认为粟裕可以向中央军委报告。于是，粟裕写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向中央陈述华野不过江的理由以及在中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可行性。

    仔细阅读了粟裕的电报后，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发出电报，请陈毅、粟裕来中央驻地开会。陈粟立即动身，乘车来到河北阜平城南庄，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城南庄会议开了整整一周。粟裕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并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中央领导人听完汇报后，进行了热烈讨论，最后一致同意了粟裕的方案。并决定陈毅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协助刘邓工作。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负责华东野战军的作战指挥。

    以后的战争历程果然如粟裕所料。华东野战军连续进行了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中原地区的战略主动权，为后来的淮海决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也在修改战略方针。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华北的国民党军已经陷入困境，不可能战胜解放军。与其困守被各个歼灭，不如提早放弃东北和华北，将百万国民党军精锐主力调往江南，与共产党隔江对峙，保住半壁江山。他到沈阳劝说卫立煌，要他放弃东北，将60万军队撤入关内。又劝说华北的傅作义，希望他带领华北55万部队从海上撤往江南。

    如果蒋的这两个决策都实现，解放战争将可能延长很多时间。但卫立煌考虑，不战而放弃东北，将来追究责任，自己必然是替罪羊。再说，他相信自己手中的国民党军都是精锐主力，林彪想吃掉他也没那么容易。军队就是实力，就是地位。从这些利益考虑，卫立煌一再拖延，不执行蒋的命令。傅作义则根本不考虑蒋的建议。他本人非蒋的嫡系，再说手下的将士多是绥远人，要他们远离家乡去江南，谁愿意去？

    蒋介石总结失去大陆的教训时沉痛地说：我们的将领是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一方有难，大家都袖手旁观，谁也不伸手去援助对方。这样怎么能打胜仗？直到被人家打败俘虏，才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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