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才运筹将才亲为
(2011-05-09 18: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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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彼得博士发表了《彼得定律》，主旨是：在一个有一层又一层不同职级和岗位的科层组织里，很多人往往由原本轻松胜任的岗位，晋升到无法胜任的岗位，最终以失败收场。
每个岗位都有不同要求，能够胜任一个，不代表能胜任另外一个。如果你在一个岗位做得好，加薪作为奖励不是问题，但“升职”的话，便存在这样一个逻辑上的谬误和盲点。
一位将军原本忠肝义胆、作风豪迈，作战时身先士卒，麾下将士纷纷视他为偶像，死心塌地追随他南征北讨，打了很多漂亮仗。他战绩彪炳，最后晋升为国防部领导。当了高官后，再不需要带兵打仗，反而需要花大量时间与官僚周旋，还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豪迈、不拘小节的他无法适应官场那一套，常常与人冲突，他的粗线条作风亦令他在社交圈丢人现眼。他处处碰钉子，最后沦落到酗酒、动辄乱发脾气的地步。
最近一个可以用来说明“彼得定律”的最佳例子，就是因领导执政的工党在大选中受挫而被迫下台的英国前首相布朗。晋升首相之前，布朗担任财长，1997年至2007年的10年间，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不但让英国经济欣欣向荣，还进行了不少改革，例如，把议息权力移交给英伦银行，让货币政策变得独立自主。
2008年10月，当金融海啸让欧美经济危如累卵时，布朗推出政府注资银行的救市方案，有别于美国小布什政府购买有毒资产的方案，旋即被欧洲国家争相效仿，就连新鲜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克鲁格曼、对冲基金教父级人物索罗斯等，也放下门户之见，褒英贬美。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只得妥协，推出类似方案救市。于是，布朗成了众口称誉、拯救西方资本主义的白武士。他的金融专长，再也没有人怀疑。
问题是，拥有丰富的金融知识、理财能力，可以胜任财长一职，却不代表可以做好首相。作为阁揆，需要有另外一套才能以及领袖魅力和风范。
偏偏布朗不但欠缺亲和力，还脾气躁狂，不容异见，使执政团队士气涣散，更曾被传粗暴对待下属。大选前夕，又闹出忘记关掉麦克风，导致出言不逊辱骂选民言论曝光。这都显示他情商甚低。
难怪有评论说：“他把唐宁街10号的大门钥匙拿到手之日，也就是他走政治下坡路的开始。”
一个政党往往需要两类领袖，一类是“魅力型”，另一类则是“组织型”。两者分工，各司其职，互补不足。魅力型的领袖，谈理想，谈愿景，谈理念，为人风趣幽默，感情丰富，高谈阔论，充满自信；组织型领袖则重视战术，精于计算，擅长操作，算无遗策。后者如果看不到自己与前者的分别，立下汗马功劳之后就想取而代之，不会很明智。
已故总理周恩来就是深明此道的一位领袖。周恩来曾多次明确表示，自己不是帅才。他赞赏邓小平的特色是“举重若轻”，而他自己则是“举轻若重”。
周恩来往往通宵达旦处理公务，辛劳过度，积劳成疾，身体一直不好。他身旁的人忍不住劝他不要管得细，管这管那，有多少精力都不够。但他还是拿起一份又一份的文件，叹气说：“这件不可不管，那件不可不管。”事无巨细，总是放不下。有些连部长、司长、局长都不屑一顾的琐事，周都来者不拒，管得仔细认真。
有人劝他把一些文件分给邓小平，周说：“我是总理。这些具体事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点更大的事，多想想决策上的事。”
毛泽东却刚好相反。他是那种天生的领袖，虽不像周恩来那样细心和凡事亲力亲为，但他懂得用人，这便足够了。
“大跃进”后全国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找来了陈云，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
到“文革”要进行政治斗争，毛泽东又用林彪，说：“为要打鬼，借助钟馗。”
“文革”末期，毛泽东又起用屡被贬谪的邓小平，使濒临崩溃的经济起死回生。
这就是“帅才”与“将才”之间的分别。 作者 蔡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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