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学院金龙:王奇生：知识青年与国民党

王奇生：知识青年与国民党

　　国民党改组之初，在全国各地开展党务的主要是知识青年。48据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5月25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以来，组织日益完备，主张日益鲜明；国民了解了国民党的内容，因而挺身加入者，据现知概数，已达百万以上。其中最占多数者，就是知识阶级之学生；学校中也有党部、党团之组织，至少都有几万党员活动。

　　党员的社会构成

　　1924年孙中山借鉴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建立了一套新的党务组织体系。国民党改组后，其组织结构发生了哪些实质性改变？以往论者多认为1924年孙中山借鉴苏俄革命党的经验，把一个组织松散乃至濒临瓦解的国民党改组成了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党。42然而这种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究竟是一种制度形态，还是一种实际情形，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不久，何应钦即质疑：“本党自十三年改组以来，就表面的观察，莫不自矜其组织完密，纪律严明，宣传普遍了！然而事实上若果是这样，何致能令中国共产党寄生而发育？何致因彼等稍有动作遂令中国国民党入于颠簸不安之境？”43何应钦之言提示我们，改组后国民党组织的实际形态和制度形态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当的差异。

　　1921年中共成立，直接得力于两件大事：一是俄国十月革命；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者是直接催生中共的母体；后者为中共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实际上，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共的成立，前后相距仅3年，两者引发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契机几乎是同一的。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亦为国民党奠定了思想革新和党务革新的基础，同时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直接促发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总之，这一内一外两件大事，直接影响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生命，进而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考察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社会基础，不难发现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

　　在当时孙中山的眼中，早期中共党人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 “北京一班新青年”。44其时，孙中山慨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青年中的流行，叹喟多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过于崇拜。45由于中共在知识青年中的吸引力远比在工人中的吸引力为大，故早期中共在知识青年中开展组织工作，比在工人中发展较为顺利。李一氓回忆，直到北伐前后，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还很“学生气”。当时中共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就连中共中央通告，也不称“同志们”，而称“各级同学们”；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则称“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46从这些“暗语”中，可约略体察当时充溢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的“学生气”。

　　知识青年

　　以往研究者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大量吸收农工入党，农工党员占有很大的比重，其论据多举1926年12月广东省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为例：农民约占40％，工人占25％，学生占25％，商人不足10％，军、警、法、政、自由职业及其他人员所占比例极低。47值得注意的是，广东虽是国民党改组的首善之区，但其党员构成在当时全国国民党党员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资料显示，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后，虽是多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但其党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又主要是青年学生。

　　国民党改组之初，在全国各地开展党务的主要是知识青年。48据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5月25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以来，组织日益完备，主张日益鲜明；国民了解了国民党的内容，因而挺身加入者，据现知概数，已达百万以上。其中最占多数者，就是知识阶级之学生；学校中也有党部、党团之组织，至少都有几万党员活动。国民党与学生间之界线，已连成一气！”该报道所称国民党党员已数愈百万无疑夸大，但它切实地道出了当时青年学生群相涌入国民党的情形。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时，据当时各省国民党党部的报告，在12个已知党员成分的省份中，学生党员超过半数的有7个省（附表）。国民党组织部长谭平山在“二大”所作的党务报告中指出：“各地多未注意本党在各种群众中的平均发展。党员多集中于城市，且多属于智识阶级。”491926年2月，鲍罗廷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的报告中亦谈到，国民党党员主要是城市青年学生。50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两湖农工运动迅猛发展。但此时湘鄂两省国民党党员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格局一时并未被打破。“党军进攻武汉时，各地学生纷纷南下，投笔从戎者络绎于途，冲锋陷阵，在所不惜。”51据是年湖南省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称，该省党员吸收，多囿于知识分子。521927年1月湖北省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亦称该省国民党的基础是“建筑在青年学生上面，还没有深入工农群众”，出席大会的代表，大多数是学生。53

　　这种现象并非湘鄂两省所独具。1927年1月吴倚沧所作的国民党现状报告中谈到，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在100万以上，内中学生最多，占26％，其次为军人，占23％，自由职业者占12％，工人占11％，农民占9％，商人占3％，其他占16％。54农工商党员合计尚不及学生党员。而学生党员按比例推算，多达26万人。当时北方舆论即注意到：

　　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年政府，南方军队大可算是学生军队，所以学生们在南方，可说是时髦之至。宣传主义用学生，侦探军情用学生，图谋内应用学生，组织政府也用学生。武昌之役，南昌之役，九江之役，皆有学生为之出力效命，……真是风云际会，千载一时！55

　　有人曾对那时的国民党党员形象作过如下一番描绘：

　　一个穿中山装的雄纠纠的青年，不可向迩地直率并且激烈，铁面无私地纠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地这里演说，那里致辞，席不暇暖地上午开会，下午游行，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居住的屋子总是只看见标语不看见墙壁，他们的行踪总是马策刀环游移不定。56

　　这里所描述的正是一个率直急进的青年学生形象。

　　表2－1：国民党“二大”时各省党员成分（1926年1月）

　　地区党员人数学生（％）工人（％）农民（％）湖南 5444 50 20 5 湖北 1877 63．1 2．3 8．9 江西 2698 50 江苏 3500 学生为主 安徽 1700 学生为多 河南 3600 70 10 陕西 2200 90 山东 2500 40 25 广东 15000 21．2 20．1 39．1 察哈尔 2300 10 5 10 绥远 3200 8 3 80 内蒙 2109 10 60 资料来源：《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区党务报告》，1926年5月。广东数字系1925－1927年党员数平均值，见《青年呼声》第14－17期，1928年8月。本表引自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72－273页。

　　“主义的时代”

　　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群趋入党，并以入党为荣，蔚为1920年代一大独特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五四爱国运动激发了一代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在时代大潮的呼唤下，知识青年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积极主动投身于政党作政治活动；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后的积极表现，使各政党认识到青年学生是一种大可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亦主动挟其主义学说渗入学界，竞相争取和吸引这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57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一个“主义时代”的来临，各种外来新思潮的涌入，促发了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的信仰。在那个时代，知识青年以信仰主义为时髦，“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58因怀着对主义的信仰而群相加入政党者比比皆是。而且这一情形并非五四前后的短暂现象，至少持续到1927年国民革命结束。

　　1923年底，北京大学二十五周纪念日做过一次“民意测量”。在被调查的622名学界人中，97%的人自承信仰某种主义。591927年2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调查青年信仰，结果显示，一般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信仰的热情丝毫未减。“他们如果不研究主义，没有主义的信仰，人家说他是书呆子，甚至于给他一个‘时代落伍者’的头衔……于是大家都立意做一个‘新青年’，做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越‘新’越好，愈‘进步’愈好。”60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至少在那时城市知识青年群体的社会时尚认同中，“新青年”和“进步青年”的标准，竟以信奉“主义”为表征。而且在崇洋趋新的风气下，“主义”愈新，对“新青年”愈具有吸引力。南北两调查均显示，“新青年”们信奉的“主义”非常庞杂，而且大多对所信奉的“主义”之认知相当模糊。北大的调查结果，近半数的学界青年声称信仰“社会主义”。调查者特意提示：“此地之所谓社会主义，包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及马克斯国际共产主义……等而言，阅者不可不知也。”而广东的调查者也提示，不少“新青年”自称信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但对这些主义实际并不甚了解，甚至对不同主义之间的概念亦混淆不清；他们大多声称曾经信奉过多种主义，或同时信奉多种主义。61显示那个年代“新青年”们信仰的模糊性和庞杂性。

　　表2－2：北伐时期青年信仰调查（1927年2月）

　　1．我信仰基尔特的社会主义——但亦没有深刻去研究它。 8．我幼时读孟子书，便信仰他的主义，现在经许久经验及教本教训，却十二分的信仰三民主义。 2．信仰过安那其主义，现信中山主义和列宁主义。 9．我绝对信仰社会主义和我总理之三民主义，及现在共产和大同等主义。 3．我信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斯主义、马克斯列宁主义。 10．信仰过吴佩孚之三不主义。 4．我7岁至10岁信仰孔子学说，11岁至14岁信仰德谟克拉西主义，15岁至现在信仰中山主义。 11．信仰三民主义，同时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斯学说、列宁主义。 5．我信仰(a)孙文主义，(b)马克斯主义及一切适当的社会主义。 12．三民主义、社会主义。 6．从前曾信仰过中国的正统思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现在呢？已经知道无根据的唯心论是靠不住了。 13．在小学时信仰过陈逆（引注：指陈炯明）所主张的联省自治主义。 7．我信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14．孙文主义和共产主义。以上两种，都是我现时信仰而且欲实行的。资料来源：蒲良柱：《一般青年对于主义的信仰》，《现代青年》（《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第43期，1927年2月28日。

　　上表调查对象多为中学毕业或肄业生，也有少数大学生。调查者称他们为“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62实际上，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基本队伍正是这批“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63

　　这批知识青年何以会成为20年代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除了五四前后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背景外，有必要放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其中最堪注意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比较科举制度和近代西方教育制度，可发现科举体制有一种为后来新教育体制所不具有的消解读书人政治参与压力的机制。帝制时代，正式编制的官职数额有限，在读书人以入仕为圭臬的时代，候补入仕人数与官职数额的悬殊，势必形成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然而在科举制度下，有一种自我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有效机制：一方面是官绅分流，使大部分读书人以“绅”的身份居于民间，给以优越于平民百姓的特殊地位，使读书人入仕之途大为舒解；另一方面，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使读书人感到仕途之门始终为他们开放。在这种心态下，即使屡考屡败，依然对下一次成功充满着无限的期盼，虽有个别科场失意者可能对现存秩序产生不满、疏离甚至反叛，但读书人群体性的社会不满和反叛性的政治参与压力难以形成。

　　科举废除后，新的教育体制既丧失了科举体制的儒学内涵所具有的社会凝聚和整合机制，也不具备科举体制所特有的那种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功能；而另一方面，新学堂对读书人的批量生产，远大于私塾书院时代的师徒传授的产出。新的教育体制本与近代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对各类人材的大量需求相适应，当新学堂取代旧科举后，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大膨胀，而近代化进程的迟缓导致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并没有得到相应扩充。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惯性，政界仍是多数知识分子的首选目标，从而形成比帝政时代远为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