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打新什么意思:千年不有的机遇 - 千年不有的机遇 - 草根网

　　国民党提出：两岸合编《中华大词典》；共产党应提出：两岸同注《儒家四书》。

　　“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国共应展开竞争。共产党应该比国民党做得更好！（顺便洗刷三十年前批孔的负面影响）。

　　共产党有能力比国民党做得更好！

　　诸位领导、国家精英：

　　你们功成名就，还缺什么？需要什么？您个人的最大利益是啥？！如果能像孔子那样，百年之后还能造福人类，那就是名符其实地长生不老，万岁，万岁，万万岁！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来到面前，谁能抓住它，谁就永远不离孔子左右！

　　错解经典两千年，拨乱反正谁承担？

　　近代中国，屡遭蹂躏；割地赔款，主权丧尽；痛定思痛，“五四”运动打到孔家店！全盘西化，汉字也要废除。彻底否定中华文化，乃是那一代国家精英，无可奈何的矫枉过正。西方各种学说、主义，自然粉墨登场，极尽能事。但是，正因为如此，才破除了对古人只能顶礼膜拜，不可质疑的紧箍咒。有比较才有鉴别，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思中华文化。

　　三十年前，南怀瑾先生首开中华文化经典拨乱反正的先河。《论语别裁》为孔子翻案，赢得一片掌声；将儒家文化比喻为粮食店，得到广泛赞同。《论语别裁》多年畅销两岸，持续火爆出人意外。中华文化经典在当代初步显现，破译解惑的魅力和圣人孔子的光辉！

　　去年，于丹教授联系生活实际讲《论语心得》，仅涉及《论语》十分之一的内容，竟创造了大陆出版界的神话——年销400万册。证明了中华文化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在高科技时代，仍有不可替代的无量价值，在市场经济中存有广阔天地。中华文化经典利人利己，人人需要；至高至简，个个能用；不迂腐、不迷信、不僵化，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今年七月，第五届长沙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首次以文化教育为主题，五百余党派、政府、民间各路精英聚会，达成《六点共同建议》：“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论坛中‘座而言’，论坛之后就是‘起而行’，论坛的成果，一个一个在不久以后能够落实”（吴伯雄主席）。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联系实际，学以致用，造福中国和世界人民，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起而行”落实成果，具体就是“文本传承”和“精神传承”。“精神”借“文本”而流传，“文本”靠“精神”而永生。两千年来中华文化经典有数十、几百种版本，可惜关键之处大多以错传错；自古文人相轻，各持己见，纷纭众说。因此，首当其冲就是纠正两千年的错解——《两岸同注儒家四书》，拿出一个各方都信服的版本，否则“传承、弘扬”就是空话。顺理成章，当然就需要成立“两岸中华文化经典研究中心”。

　　错解经典两千年，拨乱反正难！难！难！譬如“中庸”，已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从享誉盛名的专家、教授、大师，到有权有势的政要、大亨、商贾，以至于走卒贩夫、平民百姓，几乎毫无例外地把中庸理解为“不偏不倚”。赞颂者以此肯定中庸是“不亏不盈，可进可退，不急不缓、不过不及、不骄不馁的普世伦理金律”。反对者则以此认为中庸是“滑头”、“老好人”，“平庸，碌碌无为”的代名词。然而这样理解中庸是错误的！统统错了！！大错而特错！！！再如“大人、小人、道、德、仁、义、礼”亦复如是。

　　在“三人成虎”、“谣言重复百遍成真理”的既成事实面前纠错，无异于众人皆醉我独醒，一定会被讥笑为“痴人说梦”！可谓难！难！难！难于上青天！！如果再由周埕安纠正，那就难上加难！！！因为他只有高中学历、三十八岁；农民出身，相貌不佳······不论他注解得多么正确无误、简单明白，极少有人相信！更多的人是不屑一顾！！连眼皮都不翻一翻！！！古今中外，永远是论门第、讲背景、看资历！永远是以貌取人，因人废言！英雄不问出处，那是理想！！古今做到有几人？！

　　因此最好，也应该，以党和国家名义（或者基金会），由德高望重者领衔，党派、政府、民间各路精英共同参与、承担，才有可能拨乱反正。从周埕安一人着作，变成“中心”集体作品、众人智慧、共同心愿；然后再分头编写公务员、干部培训教材和各类学校必修课本；最后用党、政的力量推向两岸人民。“起而行”到此，才算是取得阶段性成果！所以我才写建议：《两岸同注儒家四书》。那么周埕安果真能纠正两千年的错解？！就以“中庸”斑中窥豹，大家自己判断吧。

　　众所周知，汉字的奥妙是一字多音（多调），多字一音；一字多义，多字一义。但在组词、语境状态下又有特定含义，不能张冠李戴，这也就是汉语难学的关键。“不偏不倚”只是“中”字读平声时的含义，当读四声时，所表达的意思是“目标”，如射中了；范进中举；中标等，“正好对上或合上：中奖｜中选｜猜中｜百发百中”（《中华大字典》）。周埕安跳出两千年的旧解，将“中庸”的“中”解为“目标”：

　　人做事都有目的，目的达到了，心里很满意，觉得很可以，感到很合适，这就是“中”。所以说，“可以与合适”即是“中”。人，做人都有目标，目标达到了，无时而不自在，无处而不圆满，这就是“中”。所以说，圆满和自在即是“中”。人人都希望做事达到目的，人人都希望做人实现目标。所以说，“中”是人人所求，“中”是天下人，为人做事的根本。这就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为人做事要实现目的，达到目标，得到人人所求之“中”，必须内因和外缘同时俱足，缺一不可。内因就是我们自己，外缘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别人，即人事环境。这个环境包括时间和空间，即自然环境。

　　若要内因外缘俱足，得到人生之“中”，必须我们自己和我们生活的环境融为一体，互相服务，才能共获成功。这个内外一体，互相服务，共获成功的状态，古人称为“和”。“和”即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平等相待；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互相支持，共获成功。“和”是求“中”的唯一方法、唯一通道。只有“和”，才能在求“中”的路上通达无碍。这就是“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若要自己与生活的环境融为一体，达到“和”之状态，必须变化自己为环境服务，或者变化环境为自己服务。总之，主动变化一方，被另一方所用，互相服务，互相支持，这是使自己和环境融为一体的唯一方法。而“庸”就是变化和应用之意，“庸”是“庚”与“用”的合写，“庚”者，变更，变化。“用”者，应用，利用。合言之，“庸”即变化和应用之意。

　　变化自己，由愚昧凶恶，转变为智慧善良，为环境服务，自然可使自己与环境融为一体，共同成功。变化环境，由肮脏贫穷转变为干净富饶，为自己服务，自然可使环境与自己融为一体，共同成功。这个互相变化，互相服务，团结一体，共同成功的过程便是“庸”。为人做事，求“中”的基础是“和”，求“和”的基础是“庸”。“庸”现，“和”成，“中”得，为人做事，便会无时而不圆满，无时而不自在。这就好象天地定位，自然万物生生不息、兴旺发达一样。所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一句话，变化自己和环境，实现人人追求的幸福生活，就叫中庸。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对比两千年传承以来的“不偏不倚”解释，这难道不是天壤之间的差距吗？！任何人只要战胜自己，跳出成见的束缚，不以人废言，必定作出正确判断：周埕安言之成理，至高至简，易知易用，这才叫《经典》本义。照此解释经典，才算是“中华文化创新”，才能“激发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时代性”；照此注解经典，必定能令读者恍然大悟，不但自己和家庭受益，而且会“推动中华文化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传播”。

　　“经典”被错解两千年，直到今天才纠正！这难道不是两千年才一次的机遇？！我们能够碰上多么幸运！多么难得！！我们是有福之人！！！怎么可能会拒绝？！然而这决非偶然，更不是巧合。命运造化人，历史育必然。这更是推不掉的责任，否则就是千古罪人！

　　周埕安虽然能够创造性地按照“三化”标准（见《两岸同注儒家四书》），纠正两千年的错解。但是，要想让众人接受，以此造福当代人民，他却没有能力，需大德领衔担纲。不管哪位国家精英挺身而出，都能把自己的成就再更上一层楼，极致发挥，无限增值！举手之劳，一本万利；利人利己，万古流芳！！错过千年不有的机遇，必定造成终生最大的遗憾！！！

　　附：两岸同注 儒家四书

　　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首次以文化教育为主题，达成六点共同建议：“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共同促进中华文化创新，激发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时代性”；“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传播”，并且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两岸合编《中华大辞典》。

　　众所周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活化石，它穿越时空，跨过地域，不分民族，不分国界，只要真弄懂了汉字的字形、字音所包含的全部意思，特别是一字多音，多字一音，一字多义，多字一义的奥妙，以及组词、语境状态下的特定含义，理解中华文化古典经文像读白话一样通俗、简单，能纠正师承中的误传，能泯除门户中的成见，不受信仰的限制，超越党派的政见。因此两岸合编《中华大辞典》，实在是“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基础中的基础。

　　大陆青年实力派学者，中国国学研究会研究员周埕安先生，非常娴熟地掌握了汉字的奥妙，“解字注释儒家四书，取今复古；实现”三化“易知易用，别立新宗”，让传统文化具备了新的“可释性”与“可译性”（张颐武），其 “三化”就是科学化，大众化，现代化。

　　所谓科学化，首先是理解上的精确性。一是一，二是二，不允许大概、或许、差不多；其次是实践中的实用性。再高明的文化也是人们获取幸福的工具，若是百无一用，文化便没有传播的价值。最后是理论本身的系统性。既有贯穿始终的鲜明主题，又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主次分明，层层递进。而不是支离破碎，不是前言不答后语。

　　所谓大众化，是建立在科学化基础上的通俗化。首先让大家能够借助书籍登堂入室，而不必求大师印证、秘传，搞一些法不传六耳的游戏。其次不能让大家看不懂，用不上，搞一些二十年以后会有用的悬念。最后打破专家学术垄断禁区，让大家在学习中人人具备辨别真伪的能力，研究开拓的能力，应用推广的能力。

　　所谓现代化，是对文化的时代要求。继往的目的不是复古，而是开拓未来。首先遣词、用语要现代化，即转换成今天的习惯用语，而不必用文言文作注。其次在古代概念上，要通过引申与类比，完成与现代概念的转化，使人人易知易用，能指导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

　　周先生注解的《儒家四书》，为两岸“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它实现了“传统文明与当代背景融合，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共谋”（于丹），实现了“文本传承”和“精神传承”这两个方面（余秋雨）。实现了“中华文化创新，激发创造活力”，增强了“中华文化的时代性”，必定能“唤醒人们血液中共同文化基因”（于丹），必将会推动我民族之崛起，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传播，它会象现代科学一样造福全世界。中华文化必然“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唐浩明引用）。

　　然而周埕安先生还是个未出茅庐的青年，其成果并没有正式出版，需要党派、政府、民间共同的承认，因此，我建议成立两岸中华文化经典研究中心，集合各方高人贤士，以周先生的四书为蓝本，以三化为标准，横挑鼻子竖挑眼，集思广益，最后拿出一个能流传万世、让各方都满意的版本，成为干部培训和各类学校的课本，为卓有成效、扎扎实实“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教育发展，在教育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精神与精髓，培养具有文化内涵的优秀人才”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