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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的暴利究竟流进了谁的口袋？

文/菁菁远山

由于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的特性使然，当今世界上的很多现代国家，确实有不少对矿产资源采取了国有化的政策。尽管也有些国家没有采取这样的政策，但他们都有严格的关于矿产资源的法律和制度，用以确保了对矿产资源和相关自然环境的保护，并且保证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的大致平衡，几乎都不会导致某些特殊利益群体，因矿产资源的独占而一夜暴富，从而，将这种极为原始的致富神话，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
 
    然而，我国目前所采取的是资源国有化的政策，却是在名为限制私人资本过度参与的政策之下，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使然，公权力和私人资本处于朦胧的暧昧关系之中，变得相当微妙，往往导致肥硕的矿产资源带来的暴利，经公权特许私人资本的垄断开采，其获利的大头大都流进了私人的口袋，从而，在某种程度之下，国家名义上所拥有的矿产资源，成了权贵们肆无忌惮瓜分的“饕餮盛宴”。而广大在“全民所有”名义之下，应该拥有矿产资源收益的民众，不仅从矿产资源的开采中得不到任何实惠，大都却成为因暴利掠夺资源的外来者过度开掘，把一个被破坏的自然环境撂下而卷款而去的受害者。事实上，这也正是在矿产资源密集区域的民众，因环境被破坏或从资源被掏空而获利不值一提，遂与资源开采者冲突不断，乃至暴发大规模械斗群体事件的深层原因。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我国的很多地区，因矿产资源落入囊中而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与矿产资源地的原住民心态失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一块钱币两方面的原因。

最近，“高和投资”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称，最保守估计，鄂尔多斯拥有资产过亿的富豪人数不下7000人，榆林的亿万富豪人数则不在鄂尔多斯之下。而早在去年4月16日《数字商业时代》的一篇评论就这样评价道：“事实上，鄂尔多斯并非没有穷人，其大拆大建也并不能惠及该地的所有人。如，鄂尔多斯的煤矿业对自然环境破坏极大，其原因是露天开采，要求回填复垦，但回填的是深层土，没有种植所需的有机质。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草原上的营养层只有20到30厘米厚。如果扒掉这层有机质的土壤，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破坏。加之这种对矿产资源的掠夺只有少数靠近公权力的人才能参与其间，而与政府无关的人员，却得不到什么值得一提的财富。”当地的一个顺口溜，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张家有钱1000万，邻居九个穷光蛋，平均下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在这种情况下，先富起来的人们自然就选择了“出逃”，他们将财富除去投入当地煤炭等资源进行继续“抽水”外，“抽水机”的另一端则对准了大城市的楼市，将“破碎的河山”留给了为他们创造了暴富神话的残败土地。由此看来，与资源枯竭性地区结伴而出的“鬼城”出现，也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事实上，在近乎掠夺式的矿产资源开采的现实情状之下，最大的利益获得者，除了是当地地方政府之外，就是获得特许开采资源的资本家了。而政府的利益也大都是透支了未来发展潜力的短期行为，究其实，真正的资源暴利皆被私人资本所占有。以上现象并非鄂尔多斯和榆林所独有，只不过它们在现体制下的资源型城市和地区共同现象的两个极端典型而已。

    如果我们能透过现象来探究其深层原因，相信大家都能看到，表面上看是当地政府急功近利的结果，而事实上无不是权力放纵之下的资源掠夺，是在一种天高皇帝远的无法无天状态下，逐利自肥的权力与贪婪资本的合谋。如果在不改变现有权力获得方式和运作模式的情状下，只依靠所谓“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均无法从深层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在权力操纵一切的前提下，中国无法真正走向法治社会，那么任何的改革都会被日渐坐大的利益集团所绑架。无论是在“国退”或“民退”的过程中，都无法避免权力与资本的勾结，却极易成为法外利益的输送渠道。不幸的是，这种法外的利益输送渠道，在一些地区已经演变成了难以在现存制度下截断的残忍现实。

不错，或许有人会说，中国目前实行的是资源的国有化政策，私人资本怎么能成为分食资源的饕餮呢？这些人也许没有看到，我们并不丰富的矿产资源，其实并不能普遍惠及所有国民，甚至在资源富集的地区，也没有一种制度能普遍原住民受益。而更多的实例，原住民大都成为了矿产资源乱挖烂采的受害者。这不仅是我国资源政策的错误，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权力的失控和法治的沦落。这二者互为因果又相互呼应，让资源暴利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梦魇”，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理念与结果的背反，它也集中的显示了中国社会的理想与现实成了一个无法重叠的怪像。说到底，一切问题皆肇因于民主法治的缺失，这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有人怀疑这个观点，我们不妨把和这些地区，与类似的蒙古国作比一下，就可以发现二者的不同。

据《华尔街日报》2011年6月3日报道，在全球金融系统的偏远角落蒙古，一场以全民皆成股民为目标的大胆实验正在展开。全体蒙古人已经是一家煤炭公司的股东。这家公司将在来年举行一次受到热烈期待的首次公开募股活动。政府刚刚给每位蒙古人分配了538股该公司股票。政府希望通过分发股票和其他一些措施来向国民证明，在蒙古大兴采矿业的决定，将会给他们带来甜头。政府为使民众普遍感受到这种繁荣所采取的措施当中，除了分发公司股票，还包括一系列其他礼物。根据另一个最近生效的方案，每一位蒙古公民将一次性获得折合55美元的现金，然后每个月拿到15美元的津贴。在人均年收入约为2,000美元的蒙古，这些资金帮助刺激了消费支出。银行家们预计，煤矿公司虽然尚未开采煤炭，但该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后其总市值将达到100亿美元，这将使每个蒙古人手中的股票大约值360美元。事实上，20年前，在蒙古放弃了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模式后，该国因设立了股票交易所并对数百家国营企业实施了私有化，这些国营公司的股份当时也是免费分发给了全国公众。从这一点上看，蒙古国无论是在资源开采还是国企改革上，时刻是以全体国民的利益为旨归，它也保证了经济发展惠及全民的目标，确保了起点的公平，维护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奉行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而且是在政治体制没有丝毫触动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也就决定了致富路上的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二者相互迭加的结果，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分化，它更像是一种权力的“造富”运动，当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后，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强大的“权贵集团”浮出水面，也让官民对立、贫富分化成为严酷的社会现实，社会稳定受到空前的考验，新的社会共识难以建立，“维稳”成为社会的主基调，社会进入了“矛盾凸显期”。

在现实体制下，资源暴利被当地政府和私人资本分食的结果，往往成为影响某些地区社会稳定的源头。如今年5月22日发生在孟县的事件也证明了这个观点。据《法制日报》5月26日报道，拦掌煤矿是位于拦掌村的一个年产量60万吨的露天煤矿。山西小煤矿整合后,现在控股方是盂县本地的南娄集团。这些年来,拦掌煤矿因为地处拦掌村,一直都给拦掌村的村民们提供一些福利待遇。去年年底,拦掌煤矿通过公开招标,将生产、经营权承包给了福建华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新承包人来了之后,就不再给村民们提供福利待遇了。对此,拦掌村村民曾多次找煤矿交涉过,按照部分村民的说法,“占我们的地、挖我们的矿、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就应该给我们一定的福利或补偿”；而承包人却认为,自己该花的钱都花了,没有必要再额外掏钱了,并且也不再让村民上山拉煤矸石了。
 
　　于是,矿村关系就一天天恶化起来:矿区开始对进入矿区的村民实行安检搜身,村民们也拉出了“赶走恶霸,还我土地”的标语。自然，这种危机是迟早要爆发的，因为缺乏法律层面上的利益补偿机制，政府又站在强势的资本一方，当弱势的一方不断地抗争时，群体事件的发生也就是必然的结果。当然，这种事件及其演变过程是现实下的一种普遍现象，所不同之处在于，不过是最后的结果和对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因地而异。

亚瑟•贝宁在《美国经济生活史》中曾这样写道：“19世纪后期，许多美国人渐渐对国家自然资源开发的速度，尤其是其中的破坏和损耗，表示惊异。美国成长发达过程中，始终有很大耗费。垦殖先锋以斧头砍伐森林，举火焚烧它，并不想想将来；猎人无拘无束的残杀野生动物，常是为了游戏；农人开垦肥沃土壤，耗竭地力，并不准备恢复它；矿工采用最旧最浪费的办法获取地下宝藏，并不顾念后步。资本集团得到巨大产业，剥取国家的自然资源。进一步说，无人注意因自然破坏或人事不关心所受的损失。例如火烧林地与森林，损坏土壤，毁灭本材、畜类饲料和野生动物。经济学者和保护主义者指出森林在现在浪费开发速度之下，只能再维持一代光景，煤将在百年左右内消灭，其它大多数自然资源的用途大半将因贪婪与浪费而告竭。”对照中国的现实，可不可以这样说：美国在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正在中国上演，而这种演出与当初美国的不同，则是出现在一个法治让位于权力的国家，它无时不刻地演绎着滥权腐败下的财富神话，其所带来的不仅是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多地是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在权力社会的现实下，暴利行业完全被权力所垄断，它在为地方政府带来短期的效益以满足他们的“政绩冲动”外，更多地是被利益集团所瓜分，其间接结果，则是无意插柳，创造了一个寡廉鲜耻的社会，使一个社会的良知沦丧，民族精华的智力，则穷尽在利益的追逐游戏之中。在当下的中国，谁要走向成功，其“腐败能力”成为创富的首选，这种社会的前途注定会走向穷途末路。因为在这种贪婪逐利的社会环境之中，科技创新已经无法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再强的智力，面对无所不在的权力，除了选择屈服已经没有了光明的出路。尤其更为可怕的是，当获取暴利的手段并不忌讳残忍和丑恶，他们必然是用残暴的面目来对待权利，这就导致民怨累积的结果，势必造成社会的持续动荡。这是中国目前一些矿产资源富集地区，频频发生失稳警讯的关键原因。

在常识范围内，大家都知道，大凡暴利行业，权力都设置了极高的门槛。在权力独大法制不彰的状态下，入门之后却俨如步入了“俱乐部”，这是一种常人无法涉入的“权店”，与“会员制”堪有一拚，其实质是权力社会的“法律盲区”。自然，金钱是踱入“俱乐部”的“投名状”，在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权力丛林”是这个极乐世界的必经途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指出，“表面上看，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取消审批事项，但实际上，企业负担并没有减少，政府官员通过审批途径的‘寻租’合作愈演愈烈。”资源开采做为暴利行业，其“入门”之难，“寻租”之烈，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其“入门”之后，其经营上的“猫腻”也就是门外人可以随意想像的事情了，但想像的主线自然是“绝对的权力”。当然，这不限于煤矿开采，在权力社会以，它其实包括了所有的暴利行业。

说一千，道一万，矿产资源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因此应当由社会公众共同享有。依据我国现行《宪法》第9条和《矿产资源法》第10条，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中国社会并没有摆脱权力社会的窠臼，权贵集团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就让资源暴利在成为权贵的盛宴的同时，注定会变成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祸首，而要改变这种状态，表面上是一个政策的问题，而根本上是个民主法治的问题，不改变权力社会的现状，是无法走出这个困局的。

先哲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史记》上又言：“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但不改变权力状态，只凭道德说教，是无法办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