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dk输出手法7.0:蒙古族流动人口城市化的特点和成因——以呼和浩特为例

王俊敏 苏日娜

引言

（一）论题说明

我们曾以呼和浩特为例，刊发了关于蒙古族人口城市化进程的文章。文章对蒙古族人口的城市化进程作了如下阶段性归纳：1572年呼和浩特建城至1954年共380余年，为第一阶段，其特点是蒙古族（土默特部）作为呼和浩特的原住民和初创者，入住城市的人口较少，长期排在汉、回、满三族之后。1954年—1990年为第二阶段，先以内蒙古自治区首府迁至呼和浩特为契机，（尤其是内蒙古东部）蒙古族人口大量迁入，很快超过回、满两族人数；随后通过招干、招工、求学并分配、投亲并就业等途径，农村牧区和其他城镇蒙古族人口不断迁住呼和浩特，其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他三族。其中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其他三族已经出现大量流动人口，并以经商、打工为多，而蒙古族还几乎未从原有体制内走出。^[1]1990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农村牧区和其他城镇蒙古族人口作为人口流动的形式不断出入呼和浩特，大多从事服务业，使呼和浩特的蒙古族人口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当时只考察了前两个阶段，本文则接着前文对第三阶段作专门的讨论。重点不再是对蒙古族人口城市化长时段进程的描述，而是对此短暂阶段蒙古族流动人口城市化特点和成因的分析。

就蒙古族人口城市化的成因和特点来看，第一阶段，从呼和浩特建城以来，土默特蒙古族主要因本民族的政治统治和宗教活动需要而聚集于归化城（旧城），东部蒙古族主要因国家的军事需要而聚集于绥远城（新城）。同时，蒙古族的城市化与汉族的迁入、参与和影响也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呼和浩特地区的汉族人口迁移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业化和农业化，与土默特蒙古族的定居化和城市化进程相始终相互动。不过，商业化和农业化只是蒙古族城市化的外部因素和前提条件，只是使蒙古族城市化开了个头，至于其城市化的进程则十分缓慢。1950年代以后进入蒙古族人口城市化的迅速发展阶段，之所以会如此，首先在于结束了长期以来蒙古族被分而治之的历史，建立了全境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自治区的首府最终确定设在呼和浩特。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地区很快步入了工业化的轨道，呼和浩特很快成为现代工业化城市。第三阶段，也就是1990年代以来，蒙古族人口的城市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概括地讲，就是流动人口作为直接的相关变量，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服务业的兴起、教育市场化和全球化、生态退化和资源锐减、分散居住效益递减而聚居效益递增等因素相连接和相作用，加速推进了蒙古族人口的城市化。

（二） 概念界定

1、什么是流动人口

目前关于流动人口的称谓有以下数种：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流入人口、暂住人口、盲流、自发迁移人口、农民工、民工等。从在本地居住时间长短角度讲，有只住几天的，也有只住住几个月的，也包括那些居住了甚至几年的流动人口。对于这些称谓，大多混淆使用。要想定义清楚“流动人口”这个概念，需先区分常住人口与暂住人口。在我国，“常住人口”又包括两类人：一类是户籍在本地的人；另一类是户籍不在本地，但已在本地居住一段时间以上的人口。显然，“流动人口”指的是第二类。问题在于，究竟居住多长时间才算常住人口。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中规定为“一年及以上”，1995年1%抽样调查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规定为“半年及以上”。据此，常住人口的定义是：户籍不在本地，但已在本地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否则，就是“暂住人口”。另外，也与户籍迁入本地的“迁移人口”相区别。^[2]总之，只要非本地户籍的人口，不论常住人口，还是暂住人口，都属于流动人口。

当然，这只是从户籍制度和人口统计本身的意义上说的，事实上，有本地户口的人不一定常住本地，无本地户口的人反倒常住本地，在今天这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从实际出发，我们认为，有必要引入“常住人口”概念，它表示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口，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超过了“常住人口”居住的时间。这样，按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长短不同，“常住人口”、“常住人口”、 “暂住人口”依次形成一个序列。同样，流动人口也以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长短为标准来界定，凡是非常住人口，就是流动人口，而不管户籍是否本地。

2、流动人口是城市人口还是乡村人口

流动人口是按在一地居住时间长短划分的，有“空间”维度，但侧重“时间”维度。城乡人口则是按常住地和长住地类型划分的，既侧重“空间”维度，也侧重“时间”维度。如果是常住城市的流动人口，就是城市人口；如果是常住乡村的流动人口，就是乡村人口。至于暂住人口，不论暂住城市，还是暂住农村，他们都既不是城市人口，也不是农村人口，只是流动人口，介于或往返于城乡之间，没有城乡归属。不过这样讲的暂住人口更多是理论意义上的，事实上他们一般都有自己归属的常住地类型。在加速城市化的时代，暂住人口大多居住在城市，只不过他们这段时间居住在甲城，过一段时间迁居到乙城，不论居住在甲城，还是居住在乙城，他们终究还是城市人口，而不宜归入乡村人口。或者，他们这段时间居住在甲城的A区，过一段时间迁居到甲城的B区,他们本来是城市常住人口，不过往往登记为城市暂住人口而已。

上述对流动人口和城乡人口的界定，于官方的人口管理和统计可能是不便对接的，但比较符合实际，于我们的这项研究也更便于说明问题，本文中的蒙古族流动人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收集材料时遇到了困难，即统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没有按民族分的流动人口统计。所以，本文所用的蒙古族流动人口资料，只来源于我们对呼和浩特1个社区——后巧报村的实地调查、1所民办院校的调查和33位蒙古族流动人口的个人访谈。

一、市场经济发展、服务业勃兴、流动人口与城市化

19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内蒙古农村牧区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断加以完善（牧区比农村晚几年），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牧民的积极性，农牧业劳动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农牧业总产值迅速增长，农畜产品日趋丰富，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农村牧区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计划生育政策允许蒙古族生两胎），使人均占有耕地和草场面积越来越少，产生了大量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从而形成了强劲的城市化“推力”。

此间内蒙古的城市经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而发生的产业结构调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建筑业蓬勃兴起，服务业迅速发展，居民收入成倍增加，生活服务设施明显改善，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20世纪60-70年代那种城镇居民“吃、穿、住、用、行”难，城镇基础设施极度缺乏的状况得以根本改变，形成了强劲的城市化“拉力”。

城市化的关键是实现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最初都是由工业化推动的，直到其工业化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而进入后工业社会，工业化作为城市化“推进器”的地位才让位于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尽快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工业化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没有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而形成高度发达的工业，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受阻。据此，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尽管内蒙古的服务业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潜力巨大，但在现阶段要取代工业化而成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力量还为时过早。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以来，服务业逐渐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最主要的产业部门。1995-2000年，农业就业比重基本没有变化，工业就业比重下降，而服务业就业比重由26%上升到30.7%，从业人员由267.6万人上升到325.5万人，增长了21.6%。同时，服务业所有制结构有所改善，非公有制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从业人员不断增加，到2000年从事服务业的个体私营企业66.5万户，比1995年增加31万户；从业人员146.3万人，比1995年增加86.3万人，占全区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达44.9%。当然，不能以此断定服务业已取代工业化而成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力量，但是，在现阶段，服务业也是推动内蒙古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力量之一，应是毫无疑问的。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首先发生作用于农村，然后是牧区和城市的服务业领域，最后是工业领域；先发生作用于非公有经济领域，后发生作用于公有经济领域。所以，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尤其是蒙古族流动人口，大部分从事非公有制服务业，在1980年代主要来自农村，但人数很少（此间主要是其他民族的流动人口），到1990年代牧区和城市（尤其民办）大中专院校也成为主要来源，且渐成规模。我们随机访问的33名蒙古族流动人口中，至少有17人从事非公有制服务业，占50%以上；后巧报村有184名蒙古族成人流动人口，据当地计划生育、综合治理人员和被访问者估计，大部分从事非公有制服务业，其次从事建筑业。

1980-2000年这一阶段，内蒙古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一方面由以城镇人口增长为主，转变为与市镇个数增多而增加的人口并重；另一方面则由以有城镇户口的人口增长为主，转变为与无城镇户口的流动人口增多而增加的人口并重。1990-2000年这一阶段，蒙古族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正好是后一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后巧报村现有总人口12780人，其中有本地户口者3369人，无本地户口者9411人。少数民族人口987人，其中无本地户口者608人。据巧报村多年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介绍，该村1990年的总人口为4000余人，流动人口不多，此后逐年增多，1995-1996年开始明显增多。我们根据该村暂住人口原始登记表，对364位蒙古族流动人口进行了入住时间统计（共159户，364人，其中180人是他们的子女）：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2002     36           1996      7           1990      2

2001     52           1995      2           1989      2

2000     21           1994      2           1988      1

1999     24           1993      1           1987      1

1998     20           1992      4           1966      1

1997      8           1991      1

如果说1950-1980年这一阶段蒙古族人口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民族政策与工业化相结合拉动的，那么1980-2000年这一阶段蒙古族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则主要是市场经济体制与服务业相结合推动的。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是就一般意义上讲的，并不意味着蒙古族劳动力主要是通过参与工业而被城市化的，事实上党政机关、教育卫生、文化体育、新闻出版等服务行业一直是蒙古族的活跃领域，其就业人数并不少于工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方面在传统民族政策和身份制度下，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比在工业企业劳动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要高；另一方面蒙古族牧民仍习惯于草原畜牧生计，如果没有条件进机关和事业单位，大多也不愿在当地或进城务工，他们受不了工矿环境和现代工作时间节奏的束缚，以及高劳动强度的重压，更何况从事工业的收益并不一定高于从事牧业的收益。总之，以草原畜牧业为传统产业的蒙古族之不愿意从事工业，正如其不愿意从事农业一样。

而服务业对蒙古族农牧民则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城乡服务业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广阔，蒙古族解决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和农牧业效益下降的主要办法，就是人口自发流动进城从事非公有制服务业。对于个体劳动者来说，服务业较之于工业投入少，见效快；虽然忙碌，但并不过于劳累；虽然消耗时间，但相对自由。这与草原畜牧业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对蒙古族来说，1990年代人口的城市化，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人口自由流动进城、从事非公有制服务业来实现的。这是蒙古族人口城市化在此一阶段的主要特征。

二、自然生态退化、流动人口与城市化

农村牧区人口过多，长期过垦过牧，自然生态和自然资源压力过大，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所事事；分散的农村牧区工业成本甚高，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严重。因此，一方面，一部分农牧民失去了生存基础，农牧业生产效益逐渐下降，出现了“生态性贫困”和“生态难民”，城市成为他们自发的理想的流入地；另一方面， 20世纪末21世纪初，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在内蒙古出现了禁伐、禁猎、停牧、休渔、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的战略大调整，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鼓励农牧民就地或进城转产。在接受访问的蒙古族流动人口中，多数人承认，原居住地生态退化、生计无着、前途渺茫，是他们流入城市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见，生态退化、资源匮乏、农牧凋敝，不仅是此一阶段蒙古族人口城市化的主要因素，也是其突出特点。

通过人口的城市化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在内蒙古已经形成多数人的共识。但这只是一种假设和试验，还有待实践检验。我们已知的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事实却是，自然生态和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过程，也是城市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国和内蒙古也不例外。当然，二者的相关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因果关系，但不能排除存在因果关系，实际上至少存在着一定的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的意思是，把农村牧区的过剩人口大量转移到城镇，表面上看减轻了农村牧区的生态压力，但由于城镇人口的能源消耗量和垃圾排放量明显高于农村牧区人口，实质上很可能会间接地给自然生态和自然资源造成更大的压力。因此，因生态和资源问题而把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中来，只能证明这是影响城市化的一种因素，短期内也会缓解自然生态和资源压力，但还不能肯定这样的城市化必然有利于生态和资源问题的根本解决。

也许，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农、牧、林、工各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应该是生态化的还是非生态化的。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探索和推广清洁化的工业生产经营方式，恢复和重建生态化的农、牧、林业生产经营方式，包括正在推进的农、牧、林业产业化也要遵循这一原则。同时，生态建设和农、牧、林业产业化也会吸收大量的劳动力。至于真正的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只要同时具备了“推力”和“拉力”，自然会转移到城镇中来。

三、居住方式进化、流动人口与城市化

内蒙古拥有广阔的土地，丰富的矿藏，相对少的人口，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地广人稀对于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加快产业化和工业化的步伐、建设市场经济、发展现代文明来说，又面临诸多问题。人口居住分散已经成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路建设里程长，旗县通公路尚且困难，乡（苏木）、村（嘎查）难度更大。村村通电、通邮、通电视本来是好事，但广大农牧区的定居点，常常是三两户人家，距公路、电力、电信干线上百公里，为一个定居点需投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钱，这样的事情很难办成。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牧区的推广和被广大农牧民自愿接受，人口出生率降低，目前一般在12‰左右，而有孩子的年轻人约有一半是外出打工居住，所以，许多原来设有小学的村子，有学校有老师，但生源少，只好办所谓的复式班，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甚至耽误了孩子的前程。由于居住分散，广大农村牧区缺医少药，游医劣药泛滥，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农牧业科技无法推广应用，文化娱乐生活单调贫乏，人畜饮水困难。对一家一户农牧民而言，市场经济和农牧业产业化无从谈起，距离现代化十分遥远。广大农牧民虽然买了汽车、摩托、家电，但加油难、修理难、电力不足，只好放在家里成了摆设。总之，广大农村牧区在许多重要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人类文明，出现了农牧业生产效率低、农牧民收入增长缓慢、城镇化水平不高、城乡差距扩大、农牧民生产生活困难等问题。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稳定、持续发展阶段，到2001年，我国农民纯收入已达到2366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已达到6860元，分别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4倍和3.2倍。内蒙古自治区农民纯收入已达到1784元，牧民纯收入已达到3277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已达到5535元，分别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2..2倍、3.4倍和3.1倍。广大农牧民已基本过上了自给有余的小康生活。在农牧民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他们对整个社会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方便就学、就医，通路、通电、通邮、看电视、听广播，改善饮用水状况，更加便利地购买生产生活资料，出售农副产品，提高生产生活水平，这些已经成为他们日益增长的基本需要。因而，居住方式的改变显得既重要又紧迫。

上述各种因素交织起来，合成为城市化的强大“推力”。计划体制在农村牧区早已失灵，户籍制度虽然仍在设置城乡壁垒，但其效力日减，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推力”于是形成了大量（蒙古族）农牧民流动人口源源不断进城务工居住的潮流。

综观人类居住方式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从游居到定居、从分散定局到集中定局、从村落式聚居到城市化聚居的几个阶段，内蒙古的蒙古族农牧民刚刚走过了第一阶段，现在正同时经历着后两个阶段。城市化是现代化的综合标志，也是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一般认为，蒙古族农牧民问题的解决在于大部分部转化为城镇居民。但这样一来，面对着这样一个冒然闯入的、全新的文化模式，他们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是否要受到更严峻的挑战呢？

蒙古族居住方式的演变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居住方式演变过程的缩影和活化石。其演变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先进，也就是说，定居不一定比游居先进，聚居不一定比散居先进，高度聚居的城市化不一定比低度聚居的村落化先进。按我们的看法，居住方式本身是无所谓先进与落后的，凡是与特定自然生境相适应、并与特定生计方式相促进的居住方式，就是最好的居住方式；对森林狩猎经济和草原畜牧经济而言，也许兼备游居和定居优点的、使生态--生产--生活三者相契合的、半游居半定居的居住方式是最适宜的。当然，如果连森林狩猎和草原畜牧这样的经济类型都不想要了，或事实上已经基本消失了，那么这里对居住方式变迁的讨论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四、教育市场化和全球化、流动人口与城市化

中国一直赋予公办院校学生以城镇户口，按城镇居民中的特殊群体来对待。而民办院校学生如果没有当地城镇户口，则属于流动人口。事实上，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趋向市场化以来，公办院校学生与民办院校学生在流动性这点上就日趋相似了，户口的差异越来越表面化。民办院校学生由于受户口限制，本来毕业后在呼和浩特难以落脚，却想方设法大都迟早有了出路，即使没有在这里站下，也以此为根据地流向了四面八方，其中不少流向区外就业谋生。公办院校学生由于受传统就业制度的束缚，有许多想分配在呼和浩特或流向区外却不能如愿，但他们通过各种办法不惜使自己成为流动人口，或者毕业后滞留此处待业，或者“哪来哪去”之后复又“哪去哪来”，或者干脆“悲壮地败走”区外。我们的被访问者中，就有几位这样的蒙古族大学毕业生，其中三位女生就在北京和上海打工，年收入分别为12000元、30000元、45000元。

民办外语院校学生抱定出国为唯一目标，且事实上大都能如愿以偿，所以他们多把呼和浩特作为通向国外途中的“客栈”，自己只是滞留此处时间略长的“过客”，进而也甘愿或习惯于把自己当作名副其实的流动人口。在呼和浩特，估计有10所左右民办外语（多为日语）学校，面向内蒙古全区约18-30岁的蒙、汉各族高中毕业生招生。这些学校大多条件简陋，校舍和宿舍大多是租用的，有的学校干脆让学生自己找地方租房子。尽管如此，却生源不断，生意兴旺。这些学校每年输送为数可观的蒙古族及其他民族学生到日本及其他国家留学和务工。据公安和教育管理部门讲，它们也不掌握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所以，在此我们无法给出蒙古族学生在校和出国的确切人数，只能提供一所学校的具体情况。

内蒙古智力引进外语专修学院已有17年的历史，现在已从困难中走出来，成为民办院校名校。当前在校学生总数637人，历年学生人数累计5200人，其中蒙古族占60%；出国人数2108人，其中留学1108人，务工1000人。2002年4月，一次选送赴日留学生191人，创历史新高。由于成绩突出，该校于2002年3月获得日本政府利民工程无偿援助项目172263美元（相当于140万元人民币）的支持。这样，该校有望吸引更多的学生来此“过渡”。

1990年代所发生的中国的人口流动现象，既与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政策紧密相连，又与中国的开放和全球化的国际背景直接相关。在世界范围内，新的信息技术促进了全球化的趋势，并以全新的方式加速了国际上的人口流动过程。有研究者以珠江三角洲为例说明，海外华人投资商、广东省的地方官员和大量的其他省份来的（女性）农民工，是使中国整合于新的全球化的国际秩序的三类主要社会行动者。^[3]受此研究视角的启示，我们觉得在呼和浩特市有一种特殊的全球化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教育全球化的力量。作为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所谓全球教育市场的一部分，在内蒙古尤其呼和浩特与日本等国家之间形成了持续发展的教育市场，通过这一市场，形成了另一股蒙古族流动人口及其城市化的潮流。

由于“科教兴国”被确定为国家基本战略，就业和收入越来越取决于个人受教育状况，教育日益成为家庭和个人的主要支出项目和竞争资源；由于高等教育正在走向市场化，包括教育市场的全球化；由于高等教育打破了政府垄断，正在形成公办与民办、或国立与私立相并置的格局，一部分公办院校学生、全部民办院校学生以及大量准备高考的补习学生、在城市中小学借读的农村牧区学生，合成了一支庞大的流动人口队伍，使原有的学生户口管理制度渐失效用。这支学生流动人口队伍在以往常被置于流动人口研究视野之外而受到忽略，这是不应该的，尤其考察蒙古族流动人口时，更应引起重视。我们认为，蒙古族学生流动人口不仅是蒙古族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蒙古族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一种主要形式和特征。

（作者：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

注释：

[1]王俊敏《蒙古族人口的城市化进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5）

[2]关于流动人口、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界定，可参见周皓《流动儿童的归属与权利》,《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柯兰君、李汉林编），中央编译出版，2001。我们的观点与其有所不同。

[3]柯兰君《全球力量与外来妹：珠江三角洲的社会新景观》，《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柯兰君、李汉林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