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日本民族崛起的核心武器

第一章大和之魂--日本的民族凝聚力分析

日本民族自明治维新之后形成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震惊了整个世界，这种以天皇、神道教和国家主义三位一体形成的国家机器，使大和民族具备了整齐划一的民族结构，形成了"人人为日本而生，人人为日本而死"的日本民族精神。日本民族"一亿玉碎"的强悍性格既使得日本人迅速实现了民族崛起，也迅速堕入了军国主义的魔障。这种无与伦比的民族力量摧毁了国民的个性，却能成就一个铁血帝国的霸业。日本的举国体制的成功，是时代的造就，却不是民族的幸事。毕竟一个以政教合一的国家机器奴化人民、压抑个性的民族，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量的。

１．日本民族崛起的核心武器

众所周知，日本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是最近一百多年来的事情。

但是，日本人一出场，便有不凡的表现。一是在明治维新（１８６８年）后不到３０年工夫，就一举击溃清朝北洋水师，打破了由中国主导了数千年的东亚朝贡秩序。随后的５０年间，日本人一口气发动了１４场战争。从１８９５年到１９４５年的５０年中，有４０年处于战争状态，不仅中国人成为其奴役对象，就连不可一世的沙皇俄国和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和法国也被其打得丢盔弃甲，甚至连帝国主义的新科状元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前期，也吃了大亏。二是在经济上，日本从１８６８年始，不到５０年工夫就成为世界５强之一，在二战之后，只用了２０多年时间便成为世界经济的亚军，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８３年起即超越美国人，成为世界"首富"。日本还是世界上第一大债权国，美国政府的国债有４０％掌控在日本人手里。日本资源紧缺，却以大工业见长，是世界上头号重工业国家。

无论是军事还是工业，都要求有很高的社会动员能力。日本人之所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奇迹，最主要的一项功能就是日本国民具有世界上别的民族很难匹敌的动员能力。

要分析日本奇迹，也应该首先从分析其国家动员能力入手。

中国著名人类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对２００年来世界舞台上两名新秀日本人和德国人进行过对比研究（美国也算新秀，但其立国伊始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不在其列）。他敏锐地指出：德意志统一后于欧洲任何大国，其工业革命之过程也后于任何大国，而其一旦与各大国进行工商业之竞争，其组织之完密，其保障之周备，实在胜人一筹：此则不能不一探其原因者。余则以为最或然之解释为其国民服从性之由来久远，而为之领袖者易收提纲挈领之效也。

潘光旦指出：与德意志之经验差可比拟之国家，惟有东方之日本。

实际上，日本人的表现比德意志民族更为出色，在军事和工业领域，日本比德意志起步更晚，基础更差，而今天日本的ＧＤＰ，已经是德国的两倍。可见日本人的组织动员能力更胜一筹。

日本人之所以在近代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中后来居上，其内在原因与德意志民族倒是极为相似，即国民的服从性极强。所以，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有机器民族之称。而日本人在工作的狂热方面比德国人更甚，所以，日本民族还得到了一个"经济机器"的绰号。

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打败中国人，除了有政治制度占优势的原因外，日本人的动员体制比中国人先进得多，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据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考证，在甲午海战中，日本海军的头号功臣是战舰"吉野号"，此舰为英国造，原来是为清朝政府定做的，后来慈禧太后要办六十大寿，海军衙门就把这笔预算转为了礼金。而日本政府打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倾全国之财力购买此舰。皇太后捐出了自己的首饰，日本商人和民间发起了"'吉野号'募捐会"，后来募集到的银两可以买三艘"吉野号"。

为了一举战胜清朝人，日本人进行了全国总动员，日本天皇御驾亲征，将大本营从东京迁到广岛，为了节约开支，支援前线，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举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就这样全部压到了前线。而清朝政府在开战后拥有两支舰队--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南洋水师眼看着北洋水师落败，也没有调集一兵一卒前往支援。

日本历史学家升味准之辅在《日本政治史》一书中总结说，即使李鸿章指挥得当，奋勇还击，北洋水师因为中国人的动员能力太差，也会落败。"李鸿章在对日开战时所能直接动员的，只是他的北洋军而已。日清战争实际上成了日本与直隶省的战争。而且，北洋军是在传统的腐败习惯和乡党关系中成长起来的。李鸿章一当上直隶总督，便用他的安徽军守备直隶，被一群乡党包围起来，他的天津衙门成了卖官鬻爵之府。陆海军成了给他的亲朋创建利益的奶牛。据说他的过继儿子私下出卖北洋舰队的装备，他的弟弟被称为无底的钱褡子。"

北洋水师当时是亚洲排名第一的舰队，世界排名第八，总吨位比日本海军要多得多。但日本人从一件小事当中就看出了这支豪华的舰队在战场上会不堪一击。

１８９１年夏天，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六艘主力舰出访日本。细心的日本观众发现，在威力巨大的清朝海军的炮舰上，士兵居然在大炮上晾晒裤子。由此，日本人断言，这支舰队没前途。

纵使是坚船利炮，武器精良，但部队没有组织纪律性，散漫自由，各行其是，这样的军队照样没有战斗力。日本人的断言在４年后的甲午海战中被完全证实。

第2节：整齐划一的机器民族

日本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搭的是末班车。但凭借其国民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和整齐划一的战斗力，在后来的战争中不仅弥补了技术上的鸿沟，还在竞争中取得了后发优势。

在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中，俄军在世界战争史上首次使用了最先进的重机枪，而且俄军的兵力、火炮和工事都优于日军，但俄军目睹日军疯狂冲锋陷阵的情况，产生了畏怯情绪，最终要塞失守，战争失败。在这场战争中，日军为了攻占一个叫"203号"的小高地，居然死亡了1.2万多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惨重的伤亡记录。但日本人最终凭借野蛮的冲锋，占领了这个高地。

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土人口不到８０００万人，却动员了近１０００万的总兵力，占总人口的１２％。兵役年龄从平时的１８岁至２５岁，扩大到１７岁至４５岁。在战争末期，为了准备所谓的"本土决战"，还动员了不脱产的"国民义勇兵"２８００万人。这种超限度的畸形动员给国家的生存能力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果，但是，此种动员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中，进展仍然比较顺利。这在世界战争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

日本的侵略战争性质必须唾弃，但日本人的整体动员能力也确实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宗仁将军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且指挥部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将军在回忆录中日本人的战争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仍然难以忘怀：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实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国民党的军官，并亲自参加了日军的投降仪式，通过对日本人的直接考察，他断言，以日本人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其再次崛起是必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气焰嚣张的日军投降，一夜之间骄横凶残的性格如冰雪消融，个个成为"谦谦君子"。百万降兵一时回不了国，中国当局安排他们修路、修机场，他们全都积极努力，绝无抵触情绪。一天，他们在工作中烤火取暖，不小心飘出火星，烧毁了一间中国民房。为表示歉意，日军竟全体自动饿饭，用一天的伙食费进行赔偿。当时，中国当局并无追讨损失和惩罚的意思，相反一些中国人看了这种情形，反而生出"过意不去"和"可怜他们"的心情。

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经验，战败国如俄德均有军队叛变产生纠纷的事情，如果日本将领控制不住，全副武装的百万日军酿成事件是很容易的事情。而据黄仁宇教授的回忆，这种事情竟然一件也没发生，"我自己于１９４５年９月初随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抵上海，又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赴南京，此时京沪铁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军警卫，而一路秩序井然。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为９月９日冈村签署降书场所，所有会场布置工作，一律由日本士兵担任，他们垂首听命毫无参差池节。据通日语之同事道及，他们下级军官对士兵训话仍保持十足权威，毫无恐惧失控情态。凡我所目睹身受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全部驯顺有礼。我与彼等相处数月曾未闻一句不逊之言，亦未见一个抱怨怀憾的表态。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为文称，彼曾在当日见及日军宪兵队尉级军官。因为日本宪兵平日为非作歹，终战后此等军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冈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脸部打肿，仍奉行命令如故。"

试想，这样整齐划一的纪律性，别的哪个民族能做得到？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全民族意志统一，决心通过经济振兴实现崛起，其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５２倍，这样的日本速度背后，没有一种狂热的举国一致的民族性格支持，如何可以想象？

日本是世界军事史上第一个提出举国体制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准备"一亿玉碎"，作垂死的挣扎。战后，又提出"一亿振兴"，再次让世人刮目相看。

日本人的凝聚力从哪里来？日本人为什么可以做到像机器人一样服从指挥？日本人的机器性格的利弊得失如何？确实值得每个中国人好好琢磨。

２．整齐划一的机器民族

最先把日本人称作机器民族的人是中国学者林语堂，林语堂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学家，尤其对国民性问题有精深的研究，他创作的《吾国吾民》（又翻译为《中国人》）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阐述中国人民族性最好的著作。

林语堂先生在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时，曾经认真地把中国人与日本人做了精细的对比，林语堂把中国人比做老油条，把日本人比做机器人，他说："日本成为一个好战的法西斯国家，是最合适不过的事，因为日本人行动像机器。而中国不适合于成为同样的国家。因为中国人的个人思想太浓厚，要把深思熟虑的人组成一个法西斯国家，使他们严守纪律地行走鹅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林语堂先生不仅敏锐地观察到日本人行动像机器，还注意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模式也与机器无异：日本把西洋文明整个吞咽下去，连同西方所有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以及维新主义。他把这些东西加盖在一个封建社会之上，没有时间去为自己盘算。由此，他的文明变成了机器化，缺少幽默，不近人情。这种机器化而缺少幽默的特征，可以由呆板庄重的日本海关职员和警察身上看得出来。这也可以由日本人桀骜的性格与军人的妄动之上看出来。

第3节：去东京路上的堵车事件

世界各国的文化学者对于日本人有多种比喻和假说，比如有"工蜂民族说"，指出日本民族像工蜂一样勤奋而有组织纪律性。又比如说，有"菊花与刀说"，指出日本人是柔美和暴力的结合体。还有"武士民族说"，指出日本人的本质就是武士道等等。但林语堂先生的机器民族说，是最贴切最让人折服的。

走进日本的街道上，很少有人不被日本社会的整齐有序所感染。街上一尘不染，人流整齐有序，公共汽车分秒不差。日本从不停电，也不停水，即使是遇到了地震和海啸，日本人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慌乱之态。每个日本人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忠实地履行着自己职责。整个日本社会也像一部机器，运转精准，几乎毫厘不差。

日本人本身像机器人，而日本人也以制造机器的能力闻名于世。自工业革命以来，制造机器的本领最高的当属德意志民族，但自从出了日本人，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就从欧洲转到了日本。日本造犹如一股飓风，横扫寰宇，不仅德法英这些老牌的工业强国被日本打得丢盔弃甲，就连世界科技的领军者美国人，也无法与大和民族在制造业上交手。

日本人与日本造一样，精准、刻板、一丝不苟，而且不知疲倦。

说日本人做事像机器人一样认真和刻板，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日本餐馆洗盘子一定要洗七遍，一个中国留学生取巧只洗了三遍，结果这个留学生再也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离开日本。这还不算稀奇。日本宾馆领班培训中国员工做保洁示范时，她把抽水马桶洗干净后，还从中舀了一杯水自己喝掉，说："就按这个标准清洗！"

外国人不管对日本人有怎样的偏见和讨厌，对日本人做事的认真和执著，是绝对说不出一个"不"字的。因为他们常常是因为认真和执著得过度而招人厌烦的。

整个日本社会就像一个整齐划一的机器兵团，行动一致，进退有序。

１９９０年广岛亚运会，约有１０万日本人参加了闭幕式，主场散场后，地上没有留下一个烟蒂，一片纸屑，一丝痰迹，人人动作规矩严整，在场的美联社记者发表评论说：像这样一个比机器还严谨的民族，真是太可怕了。

其实这不算什么。中国的政治学家房宁教授曾经在日本亲历了一次堵车事件，那种情景足以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到震撼：从伊豆半岛到东京的公路上，几万辆车一辆挨一辆排了一百多公里。那个时段几乎所有的车都是回东京的，道路右侧堵成一条长龙，左侧则空出一条"无车道"，谁要是开到左侧，可以一溜烟直奔东京。可就是没有一辆车插到空荡荡的"无车道"超行，一百多公里的塞车路上，不见一名交通警察维持秩序。在近十个小时的时间里，车流一步一步地向前挪，一尺一尺地往前挪，静悄悄，听不到一声鸣笛。房宁教授不禁感叹："他们自己竟把这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车龙化解了！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

这个机器民族不仅严谨精准，服从秩序，还是一个运转高效、不知疲倦的种群。

日本战后几十年了，经济发展水平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跻身世界前茅。但即使在富得流油的今天，东京夜里11点时，大部分的办公楼仍然亮着灯，上班族还在无偿加班，这在日本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上个世纪７０年代，菲律宾人竟发现东南亚一带的深山老林里竟还藏着不肯投降的日本兵，此时二战已经结束30年了。

机器民族一旦被发动起来，就会产生让全世界震惊的力量，这种力量像洪水，又像台风，有时候会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二战结束前，日本这个"机器民族"曾经被日本天皇和东条英机调教得走火入魔。整个战争期间，这架侵略机器可谓效率惊人，在１９４３年初，本土面积只有３７万平方公里的日本居然控制着亚洲和大洋洲７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这还不包括北至北冰洋、南至澳大利亚的大半个太平洋。整个日本采取全民参战、整体玉碎的举国战争体制，将整个民族的破坏力发挥到了极致。

在塞班岛战役中，得到强大海空军支持的约7万美军进攻孤军困守的4万多日军。日军打到只剩下几千人，而后这几千人却向美军发起了冲锋。他们跌跌撞撞，"有的撑着拐杖，有的吊着绷带，除了缺胳膊少腿，有的眼还被打瞎了。"他们脱掉钢盔，头上捆着白带，"端着机枪和战刀，有的仅仅拿着绑在竹竿上的刺刀，有的甚至赤手空拳，潮水似地涌向美军阵地"；那些没有力气冲锋的重伤员，则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弹。与日军冲锋的同时，塞班岛的日本百姓也开始了大规模地自杀，他们或从崖上跳下，或父母抱着孩子，一家一家走向海里……"整个海面漂满了日本人的尸体。"美军将坦克车改装成宣传车，到处呼叫："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然而这些呼叫基本无效果。塞班岛之战，美军作战部队起初十分害怕，继而使他们迷惑不解，后来又使他们憎恶，最后却使许多美军士兵表露出真诚的怜悯。日本士兵在洞穴内遭受的惨不忍睹的痛苦以及他们凄然绝望地敢死进攻，使得美国兵要牢记"勿忘珍珠港"的格言越来越困难。一些士兵泣不成声："日本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自杀？"

日本这架巨型机器在侵略战争中被击溃，但机器民族的格局并没有散架。日本战败后，不少有远见的观察家预计到了这个民族不甘失败的本性，可惜像麦克阿瑟这样傲慢自大的美国领导人忽视了这一点，

第4节：愚忠与服从

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后，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担任中国战区（国民党战区）日军的受降工作。作为一名参加过抗战，对日军血腥暴行仍记忆犹新的中国军人，李默庵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切齿痛恨，另一方面伴随着受降过程，李默庵渐渐增添了许多感慨：被俘日军回国途中始终以正规军人队列行走，毫无紊乱现象，也无事故发生。在缴械之时，日军将所有武器包括重机枪、车辆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并将其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袋具、车辆等物资登记造册，数字清楚，让人感到与其说是缴械投降，还不如说是在办移交手续。

李默庵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对当时的这一切我至今印象深刻，并颇有感受。透过日军缴武器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日军平素的军队管理和训练是严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整，行动如此一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人利用国际政治的有利时机，发挥自己机器民族的结构特长，尽情地发挥了自己民族的制造天赋，创造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

如今的日本人，人口只占世界的1/50，却占有世界财富的1/5。

日本人服从权威，便于指挥，运转协调，整齐划一，如果领导得当，便是得心应手的生产工具，是世界上罕见的优质劳动力集团。但如果领导方向出现偏离，这架机器就会成为人类社会的洪水猛兽。日本兵在先前侵略战争中的暴行已经让世人切齿痛恨，而日本国内存在的奥姆真理教的毒气屠杀行径也让世界人民大惊失色。

日本人长于生产而拙于思考，长于服从而短于思辨，尊重群体而忽视个人，强调共性而抹杀个性。他们是好的跟从者和执行者，却不是优秀的领导者与规划者。曾经在日本做了八年大使的新加坡学者李炯才这样描述日本人的长短：我发现日本人是行动多于思考，他们宁愿让其他人替他们思考。目前，似乎有日本个别议员在作这种思考。以"黑幕"为后盾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在对政治思想家施加压力，他们想要日本恢复战前"成就"中的荣耀。

日本一直是一个有严格差别的等级社会，这种等级制度像一个金字塔，位于塔尖的是日本皇室和政治家，下面便是沉默的臣民。观察日本人的动向，首先就要观察位于金字塔尖的指挥者的动向。

迹象表明，日本的极右势力已经占据了金字塔的顶层，他们正在发动整个国家机器。阻止其发动机器是不可能的，但采取坚决的措施，遏制其"蠢动"的做法，则是必须的。

林语堂先生通过对日本这个机器民族的解读，曾经对日本人如何改善中日关系与遏制军国主义的冲动提出过中肯的意见：中日两国的接近，必须日本政府的内部发生变化，文治派领袖能约束军人，才可以想象到。这一点不成功，即使世界上最佳的战争机构也不能把日本从自然的动力和反动力中拯救出来。

如果不是由和平主义者控制日本的国家机器，那么日本走向右倾军国主义方向则几乎是注定的事情。让人沮丧的是，日本人正被少数狂人引向无法预知的深渊。

笔者观察日本人的动向已经有多年了，从１９８４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开始，人们就能嗅出日本机器兵团将要转向的信号，到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小泉首相连续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人们基本可以断定日本人整体转向的路径。

一场通向绝路的民族悲剧已经拉开了帷幕……

一个人的悲剧是由其性格决定的，一个民族的悲剧又何尝不是如此。日本人有超强的经济实力和科技能力，却并不表明其具备超强的领导世界的能力。日本人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享受到了绝大的好处，通过贸易和科技完全可以达到一流国家的目标，却非要发展军备、追求武功，以战争手段确立霸权，这又不能不说是这个民族难以摆脱的悲剧命运。而其悲剧命运的起因，又来源于机器民族的先天因素。

孙中山先生１９１８年曾经忠告过日本民族：日本人既可以成为东方民族王道之干城，又可以成为西方民族霸道之鹰犬，何去何从，惟日本民族自决自省。

日本人没有听从这位先哲的金玉良言，毅然决然选择走军国主义侵略的霸道路线，终于撞得头破血流。

如今，日本民族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命运抉择，是生存还是毁灭，惟日本人自己掂量。

３．愚忠与服从

先说一个笑话：一家美国公司在报纸上登广告，准备购进一个机器人，要求绝对服从，永不说不，坚固耐用，好维修。结果前来应聘的是一个日本男子，他还附加了一个优惠条件：不需要使用电池和机油。

服从指令，服从权威，不说"不"，这是机器民族的一大特色。服从意识，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既表示服从领袖和领导，也表示服从权威和上级，还可以表现于服从于组织和思想。

日本人的服从意识在全世界都是最突出的。早在19世纪初，中国学者就注意到了日本民族听话、服从这一鲜明特色。谢晋青在《日本民族性之研究》一书中指出：子女须从父命，妇女须从夫命的制度，较诸中国的纲常，尤为严格……就是教育普及的现代日本，其女子教育的惟一宗旨，也还只是"贤妻良母"四个大字。

第5节：长久严酷的封建社会

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的顺从的民族，但中国改朝换代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使用"三纲五常"学说使用一切办法鼓吹"君为臣纲"和"愚忠"思想，也无济于事。而日本人就不同，自从大和朝廷建立后，日本从来没有闹过改朝换代的事情，天皇家族一直坐庄，他人无法染指。这一点，也使谢晋青先生感到震惊：中国人在君主时代，个个都有身为帝王的资格，人民见了帝王，多数都有一种"取而代之"的思想。但在日本就绝对不然了。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人民拿着自己的生命供帝王藩主们任意牺牲……

日本人民不仅从来没有过称王称帝的想法，就连起义、造反和向上司进言的举动也少之又少。有人做了统计，自１６世纪初至２０世纪初的４００年间，日本平民迫于生计，有过十几次有组织的暴动和示威，这个次数不能说多，而且暴动和反抗之对象或为地主、或为奸商，其原因，或为饥荒，或为垄断居奇。日本人对于政府长官、社会领袖或者将军藩主、武士名流之类，从来就没有过丝毫的忤逆。日本人服从秩序的传统之顽固，由此可见一斑。

潘光旦先生分析说，日本民族的服从意识异常发达，与其异常发达的封建制度有关。由于日本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和等级制度的社会，使得日本人长期被牢牢禁锢于一个"铁桶般"的体制当中，叛逆意识和自主意识被消磨殆尽。

此论可谓精当，但尚需稍加说明。要说明日本社会的禁锢性为何异常发达？首先要说明日本民族生存的特殊地理环境。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内大大小小的岛屿有上万个，但这些岛屿的共同特点是离大陆比较遥远，古代日本人要逃离本土来到中国或者朝鲜，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古代日本人不得不终身生活在本土，无法脱离。这就决定个人的命运先天性地与领主和部落锁定在一起，一旦不服从集体，就只有死路一条。

其二，日本的封建社会不仅历史长，而且特别严酷。日本的封建社会是亚洲最典型的，与欧洲的中世纪封建社会如出一辙。关于日本封建社会的典型性，包括马克思在内都有论述，这里不详细说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脱胎于德川幕府创建的江户社会。德川家族为了巩固统治，在日本社会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除了天皇与将军之外，日本社会被分为藩主与大名、武士、农民、工人与商人、秽多（指贱民）五个等级阶层，各阶层之间等级森严，不得逾越。同时，为了防止日本人外逃和引进大陆势力，江户幕府制定了世界上最严厉的禁海令，日本人一律不得乘船出海，违者杀头。由于４００年的江户政权确立了日本近代的社会形态，使得日本民族的顺从成为了一种文化习惯。即使是后来的明治维新，一些开明学者倡导个性解放，也很难动摇这种文化根基了。

明治天皇对于江户幕府的政策颇多革新，但对于江户幕府推崇的武士道中的忠顺之道却大加赞赏，并且在《教育敕语》中由军国主义政府把日本人原有的服从意识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教育敕语》是日本人每日里必定要听从的训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日本人头顶上的"最高指示"，一旦念错了一个字，念诵者就要剖腹谢罪。《教育敕语》指出：

重国宪，遵国法，一旦有缓急，则须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特为朕之忠臣良民，以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

《教育敕语》鼓吹的忠顺之道，就是无条件的服从，不但要服从天皇，还要服从上司。为了让忠顺之道与服从精神接轨，日本政府又祭起了武士道这个屡试不爽的法宝。武士道就是日本的民族精神，是铸造日本民族国民性的母机。对于军国主义政府倡导忠顺之道与武士道之间关系如何对接，《武士道》一书的作者新渡户稻造特意在书中为政府进言：武士道者，旧日本之成因，亦旧日本之产果，当此过渡时期，犹不失为唯一指引之原则；且对于新时代之形成，亦将为主要之原动力。

由于武士道被明治以后的历届政府奉为国民之教义，武士道中固有的服从意识在日本近代以来更加制度化、固定化和神圣化。

将全体国民训练成具有服从精神的队伍，对于提高集权主义的行政效率以及推进工业化都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一个服从权威的集群，很容易被高度统一地组织起来，而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最大区别就是组织化程度，日本人就这样在武士道精神的旗帜下被组织起来了，开始了亚洲民族的第一轮工业化试验。日本能够成为亚洲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服从意识的盛行确实是有功劳的。美国学者克里斯在《日本的发展》一书中对此有这样的评论：

集权主义的政治设施与旧日本之服从训练相呼应，及其加入１９世纪国际竞争之场合，即复利用而发展之。故列强之争太平洋之盟主，与争夺中国商场之牛耳，惟有日本能全神贯注以出击之。

日本人后来倾全国之力对清朝开战以及大举侵华，都需要国家具有极强的动员能力，而日本的国家动员能力，又来源于日本国民的整体服从意识。

二战之后，日本尽管实行了民主改造，但国民性的改造岂是旦夕之功？在今天日本的社会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员工无条件服从主管，子女服从家长，女人服从男人，仍然是日本社会的通行规则。日本政府在国际政治中，惟美国政府的马首是瞻，其奴态媚骨，让国际社会都看不过眼，而日本政治家习以为常，究其根本，也是服从权威的意识在主宰着。

第6节：悲剧情结与幻灭意识

日本近代在工业上和军事上的崛起，都有赖于国民的服从意识。日本人组织性的严密和齐整，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即使在今天的日本工厂，日本工人与机器人一起干活的场面仍然堪称世界奇观。

《当代日本社会百面观》一书记载了日本工厂中工人和机器人同场干活、难分彼此的情景：法那克以"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的工厂"而闻名，在这里，即使在深夜时分，工人们下班了，机器人还在忙活。整个工厂的一切都被刷成黄色，包括工人的工作服和帽子，女职工的制服、文件夹和信封也全是黄色的，就连会客室擦手的毛巾也是黄色的。在这里，穿黄色制服的工人与黄色的机器人一起干活。在这里，由于总经理喜欢黄色，所以一切都弄成黄色，不允许有其他颜色存在。在这里干活的工人与机器人一样，都必须唯总经理的命令是从，不得有任何违抗。

即使心里不愿意，也必须与集体保持一致，这就是日本人。服从意识泯灭了日本人的自主意识，使他们对自己的下一步毫无计划，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自主决策过。

李炯才先生评论说：日本人总的来说都是好的跟从者；他们善于服从，不善于思考，必须等待号令告诉他们做什么，他们才行动。

"他们从不吸取历史教训，年轻一代只知道野蛮的美国人在广岛投掷了原子弹，杀死了大量的日本人，却不了解自己的前辈在二战中的残暴行径；他们只接受表面价值的简单陈述，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审时度势。"有鉴于此，李炯才先生对日本人的未来行动非常担心，"日本人一步一步地行动着。他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怎么走，而走下去也许就是黑暗。日本人的症结就在于他们只知道进不知道退。"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执政的日本自民党正式通过了推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提案，准备重新建立军队，重新获得战争权，并将防卫厅升格。

以日本人机器兵团的组装效率，重新建立一支强大的"新皇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支可怕的军队将被引向何方？日本民族又将被带到哪里去？

看来只有天知道了。

４．悲剧情结与幻灭意识

把日本民族比喻为机器民族，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但日本人毕竟还是人，他们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但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训练成"机器"的呢？"机器民族"在整齐划一的外表下，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世界呢？为什么别的民族无法适应这样的训练方式呢？

说到这些问题，就必须分析日本民族内心中浓厚的悲剧情结。

鲁迅先生指出：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日本民族浓厚的悲剧情结，既是自然环境陶冶的结果，也是传统文化生成的必然。

中国现代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先生曾经留学日本，曾经获得日本皇家陆军学校第一名的桂冠，这位日本通在分析日本人时，首先就谈到了日本人的悲剧情结：日本人喜欢吃鱼，尤其喜欢吃活鲤鱼。日本人把鲤鱼比做武士，因为鲤鱼放在案板上，即使挨了刀子也不会动弹。日本民族切腹的传统估计与吃鲤鱼有关。日本人吃鱼要看着活活宰死才吃，觉得这样才有风味。所以，日本人有残忍性，还保留着岛国人吃人肉的遗传。

蒋百里认为，日本人属于血气热腾的人种，不适合寒带生活。与同是英国的岛国相比，日本没有伦敦那样的雾，浓雾天气锻炼了英国人的体魄和眼光，而日本人不具备。与同在东亚的中国人相比，日本没有中国的黄河长江，黄河长江培育了中国人浩瀚的胸怀和悠远的风度，而这些日本人不具备。日本的自然环境明净艳丽，刺激这个血气旺盛的民族的眼睛，使他们时时关注外部世界，缺少了内省的能力，同时，因为外部世界缤纷复杂，又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无法从复杂的环境中找到重点。

"短急清浅的水流，又诱导他们成了性急的、焦急的、容易陷入悲观的性格，地震、火山喷发，这些不可知的自然变动，也给日本人一种心理阴影。"蒋百里认为日本人生活的自然环境使得他们容易性急，也容易陷入悲观和浅薄。

世界各国的酒都是推崇陈年老酒，年头越长，酒便越贵。独有日本人不然，在日本，酒是越新鲜越好。因为日本人不耐烦去等待，恨不得当日酒当日饮，以及时行乐。

世界各地的音乐都以和谐为美学原则，各民族都喜爱婉转动听的音乐，独有日本人例外。一个外国人如果在月明之夜听日本人吹笛子（日本人称为尺八），这种笛声高亢激越，宛如狼嚎，让人心脏都受不了。日本的民谣和日本琴（日本名为三味线），其声音都是刚烈哀怒，外国人不敢卒听，免得呼吸困难。

"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是旧日本国徽上采用的图案，也是日本文化的图腾。将武士比做樱花，无非是寓意人生的悲观与无常。因为樱花在最美的时候，就是它立刻就要凋谢的时候。好像武士最光彩的时候，也就是他效命疆场抛洒热血的时候。这种美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其悲观意识也够浓郁的。

日本人最古老的诗集《万叶集》中就收录了日本人最古老的诗篇。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有八个字最为日本人传唱--"色香俱散"、"人事无常"。比较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里的名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以看到一个悲观，一个乐观，一个悲剧，一个戏剧，一个忧郁，一个明朗，其情怀不啻有天渊之别。

第7节：日本民族与佛教

日本人的哲学并不发达，没有像叔本华那样典型的悲观主义哲学家。然而，日本人的人生观总体上可以称之为悲观主义，则是没有问题的。

日本人受佛教的影响很深，到现今为止，不管日本人生前信奉什么教派，死后一律按照佛教仪式予以安葬，且都获得一个法号。日本民族与佛教的亲缘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佛教大约于公元６世纪正式传入日本，早期的佛教在日本影响并不大，但到公元９世纪初的时候，佛教便开始大肆流行，几乎成了国教，历代天皇遁入空门者不胜枚举。从公元９世纪开始，佛教垄断日本长达５个世纪。

熟知日本文化的英国人小泉八云，曾经长期居留日本，担任东京大学教授，著有《日本与日本文化》一书，他论述了佛教风靡日本的情景：佛教对于日本文化之影响，诚可谓博大、精深，而不可以数量计；所可异者，未将本国之神道教一鼓而铲之耳。论者谓佛教为日本民众之宗教，神道教为官方之宗教，诚为大谬误。实际则佛教之成为官方之宗教，其程度不亚于神道教；其影响之于贵族阶层亦不减于贫苦阶级。天皇有为僧者，公主有为尼者；而诸侯王之行动，法令之性质，政治之措施，鲜有不受其统治者。

佛教与日本文化关系非常密切，曾经有并吞神道教之趋势，怎奈神道教是日本本土的宗教，根深蒂固，才没有达到鲸吞的目的。但是，日本民族的生死观、武士道深受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佛教在日本的流行程度，超过在中国和朝鲜。究其原因，主要是佛教善于改造自身，其提出的人生观教义与日本人的悲观主义心态极为契合。

潘光旦先生分析说：日本民族本有浓厚的悲观心态。此种心态之普遍表现就是轻生、出世、信仰命运论，而这些无不与佛教教义相吻合。

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概括了佛教对武士阶层的支配作用：佛教使武士对于命运，有一种镇静之信托，对于前途所不可避免之死，亦能安之若素，安之如归。总之，佛教使武士藐视生命而与死亡相契合也。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这句在日本广泛流传的诗句最能代表日本人的悲观主义思想。日本人迷恋樱花，轻生厌世，都与这种心态有关。

悲剧情结不仅是日本人的内心反映，也代表了日本人的审美倾向。日本人看戏爱看悲剧，看电影也爱看悲剧，甚至看小说，也最爱看悲剧小说。

在二战期间，日本军部拍摄了大量电影，投放到前线。这些电影当然是为了给军国主义打气的，但看了这些电影的美国人却大吃一惊，几乎把它们当成是反战电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电影大量渲染的是战场的残酷性、士兵的苦楚和绝望，还有前方的凄风苦雨和啼饥号寒。《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对此分析说：日本人可能有酷爱悲剧的倾向，只有投入到悲剧中才能放松，才能激发起力量。事实就是如此，在看了这类电影之后，日本士兵当时流下了眼泪，接着就是更加玩命地冲锋。

日本的爱情小说基本上都是以悲剧收场，如果不是这样，就基本上不会叫座。日本当代作家渡边淳一的情爱小说《失乐园》就是这类小说的代表，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在日本赚取了不少眼泪。这个著名爱情悲剧的情节大致是这样的：

久木祥一郎是一家出版社的高级编辑，曾担任主编职务，后降为普通编辑。祥一郎今年已50来岁，妻子久木文枝是搞美术的，设计陶制品，女儿已成年，在医院工作，很少回家。祥一郎感到家庭生活很乏味，妻子文枝虽然文静，但却只知工作，他们之间总是客客气气。事业上不得志的祥一郎精神上的唯一支柱是他的情人，业余书法教师松原凛子。

松原凛子三十五六岁，美丽清纯，气质高雅，又有才华，她的书法笔力遒劲，外号"楷书公主"，是既性感又聪慧的女子。遗憾的是，凛子嫁了个技术高超但性格了无情趣的医生松原晴彦。松原晴彦很少说话，他木讷冷淡，对妻于总是冷冰冰的。平时在家，他最喜欢的是一声不响地吃冰激淋。久木祥一郎和松原凛子的婚姻都很空虚，精神无所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郁郁寡欢的久木祥一郎和孤独寂寞的松原凛子可谓一拍即合。他们有相同的品味志趣，性格投合，外貌般配，是天生的一对，每当他们相聚时，互相都有极佳的归属感。相识之初，他们兴奋莫名。每次短暂的相聚都能使他们获得极大的满足。分离则变得无法忍受、苦不堪言。他们开始失控，无所顾忌地频繁在外约会过夜，他们已将自己丈夫妻子的感觉置诸脑后。

一次，凛子的丈夫向凛子示爱，遭到拒绝，证实了自己平时不好的感觉，于是便找到私家侦探，拍摄了凛子和祥一郎在一起的许多照片，作为实据。不久，他单刀直入地把照片拿给凛子看，并坚决地告诉凛子，他决不会和她离婚。

祥一郎的妻子文枝却恰恰相反，她把丈夫的一切看在眼里，却默默地承受痛苦，甚至当女儿指责祥一郎时，还出面为丈夫开脱，这使祥一郎无法启齿去伤害她。虽然文枝已主动向祥一郎提出离婚，祥一郎也不再爱妻子，但他不得不佩服她的坚强，婚姻恶化的速度和私情深化的速度成正比。凛子的丈夫向祥一郎所在的公司写了匿名信，告祥一郎勾引良家妇，为了公司的名声，雇主通知祥一郎将他调往下属小单位。祥一郎孤注一掷辞了职。他的妻子这时已将签好的离婚证书交给了他。凛子的母亲也和凛子断绝了关系。

第8节：为什么要自杀

冬季到来了，祥一郎和凛子周围的气氛像冬季一样冷酷。只有他们彼此间彻骨的爱慰藉着对方的身心。祥一郎的好友水口君患癌症去世以前对祥一郎说：人最终会老会死，应该放怀追求自己的所爱，祥一郎和凛子就是对方的一切。两人陷得越深，越有一种破灭的恐惧感。社会容不下他们，世间万物又在瞬息万变，怎样才能像水口说的放怀追求自己所要、永远拥有对方呢？

冬季，雪花漫舞的原野，天地静谧而润泽。郊外密林深处的一家小酒店里，炉火烧得正旺。这一天，凛子和祥一郎来到这里，榻上的茶几上放着瓶红酒和两只酒杯，一只手正将个小药瓶里的药滴人已倒满红酒的杯中。凛子和祥一郎刚刚平静地吃过他们最喜爱的菜肴：竹笋炖老鸭，现在，他们双双举杯，平静地饮下杯中的酒。祥一郎深深地看着凛子说："让我们再爱一次吧。"凛子点头说："让我们爱到最深，爱到永远。"第二天，报上登出祥一郎和凛子双双服毒自杀的消息。验尸报告说：死者相拥的身体难以分开，实属罕见。

《失乐园》的情节虽然老套，却蕴涵着一种人生短暂、世事难料、美好的东西必将付诸流水的悲情意识，所以，在日本广受欢迎。

悲剧情结使日本人有很深的自杀倾向。历年的统计都表明，日本人的自杀率高居世界各国的前列，在发达国家中，遥遥领先。日本人选择自杀，除了有武士道精神的因素外，悲观厌世的倾向也是重要原因。

日本三岛由纪夫１９７０年因为要鼓吹武士道而选择了剖腹自杀。而日本另外一位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自杀则是因为悲观厌世。

芥川龙之介（１８９２～１９２７），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本姓新原，其父经营牛奶业。生后９个月，母亲精神失常，乃送舅父芥川家为养子。芥川家为旧式封建家族。龙之介在中小学时代喜读江户文学、《西游记》、《水浒传》等，也喜欢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鸥外的作品。１９１３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学习期间与久米正雄、菊池宽等先后两次复刊《新思潮》，使文学新潮流进入文坛。其间，芥川发表短篇小说《罗生门》（１９１５）、《鼻子》（１９１６）、《芋粥》（１９１６）、《手巾》（１９１６），确立起作家新星的地位。１９１６年大学毕业后，曾在横须贺海军机关学校任教，旋辞职。１９１９年在大阪每日新闻社任职，但并不上班。１９２１年以大阪每日新闻视察员身份来中国旅行，先后游览上海、杭州、苏州、南京、芜湖、汉口、洞庭湖、长沙、郑州、洛阳、龙门、北京等地，回国后发表《上海游记》（１９２１）和《江南游记》（１９２２）等。自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２３年，龙之介所写短篇小说先后六次结集出版，分别以《罗生门》、《烟草与魔鬼》、《傀儡师》、《影灯笼》、《夜来花》和《春服》６个短篇为书名。

龙之介的小说始于历史题材，如《罗生门》、《鼻子》、《偷盗》等；继而转向明治文明开化题材，如《舞会》、《阿富的贞操》、《偶人》等；后写作现实题材，如《橘子》、《一块地》以及《秋》等。在创作中注重技巧，风格纤细华丽，形式、结构完美，关心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１９２５年发表自传性质小说《大岛寺信辅的半生》。１９２７年发表短篇《河童》，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作了尖锐的嘲讽。同年７月由于健康和思想情绪上的原因，服毒自杀，享年３５岁。

芥川龙之介生前声誉鹊起，也享尽了荣华富贵。但他选择了自杀。死前他在写给朋友的遗书谈到了自己的心态：

自杀者"为什么要自杀"，是很难明白的。至于我自身，至少可以说只不过为了一种茫然的不安，好像对于我的将来，只有茫然，你或者不相信我的话，听起来像风中吹着的歌一样；我决不会因此怨你们……我单在这两年中，只是把死之一事继续地想着，我的心渐渐成为忧郁的了。

正如芥川龙之介所言，其自杀动机是因为"茫然不安"的心理。其实大部分日本人的自杀，都与这种心理大同小异。

日本人推崇自杀的风气，也助长了鼓励杀人的风气。试想一想，一个连自己生命都不珍惜的人，会爱惜别人的生命吗？

在幕府时代，为了磨炼武士自杀的胆子，政府公开鼓励武士先去杀人练胆。

周作人先生曾经在一篇《反映日本民情的笑话》的文章里介绍了武士们的这种杀人游戏：

日本民间流行一个笑话：有个武士得到了一把新刀，便召集朋友，说我们今夜去试刀吧，大家都表示愿意来看。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看见桥头有一个乞丐睡着了，映着月光看去倒像是个肥壮的人。那么就砍这个家伙试试吧，唰地抽出刀来，当下砍了下去，随即又跑回来聚集在一起，说不逃其实也可以吧。大伙问砍着了没有，啊，还真砍着了，还砍到了板桥上呢。那么再去看看吧，回过去走到桥头，站在乞丐前后，那乞丐蠢蠢地爬起来喝道，又来砍了吗？

这个笑话当然是讽刺武士的怯弱的，但这个笑话却透露出日本人的野蛮的公开习惯。值得指出，这便是"过斩"，武士可以随便试刀砍人。据日本辞典里介绍，"在武人执政的时代，武士为练习武术，或试刀的利钝，于夜间立于静僻的路旁，出其不意地砍杀过路的人。"

第9节：大和之魂与日本精神

日本诗人还歌颂这种砍人的武士："眼看着斩的俨然坐着的地藏尊。"

前后600年的武人统治中，这样被莫名其妙杀害的人不计其数，只剩下了这样一个桥头的乞丐，来吆喝一声，出了口气。日本人也实在是可怜极了。

这就是日本人的杀人风俗。所以，日本人除了有自杀倾向外，也有杀人的爱好。在南京大屠杀中，许多中国平民就是被这种杀人比赛杀害的。这种以杀人为乐趣的社会习俗，实在为文明民族所不齿。

日本人把自己不当回事，也自然不会把别的民族当回事，一旦让日本人得了势，别的民族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把自己当作机器，把别人自然当成草木瓦犬，这样的生命意识，确实让别的民族不寒而栗。

5.大和之魂与日本精神

日本民族的凝聚力之强，为举世所公认。这种凝聚力又来自国民对民族的强烈的认同感。

人类学家已经考证出来，日本民族的人种的主体属于移民。日本列岛的土著居民叫阿伊努人，早就被移民所同化，现在残存的阿伊努人约有2万人，全部居住在北海道附近的几个小岛上，对日本文化早就没有什么影响力。

古代日本人主要来自蒙古和南洋诸岛，从中国的秦汉时代开始，大批移民漂洋过海从中国和朝鲜大举进入日本，为日本列岛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

日本人虽然是由移民陶冶而成的民族，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清一色"民族。所谓"清一色"民族，就是指绝大多数的日本人认同自己的来源和文化是一致的，即占９９％以上的日本人都认同自己属于大和民族。日本是世界上纯度最高的大国，可以称之为单一民族国家。

日本人的民族性自大和民族（源于大和国的建立，约建于公元４世纪）诞生后，大约经过了三个时期，即所谓的和魂唐材时期（以大化改新为标志，日本大举引进以唐朝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建立封建社会）、和魂欧材时期（以明治维新为标志，大举引进欧洲文化，建立封建资本主义社会）和和魂美材时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日本接受美国的和平改造，建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不管日本文化如何引进外来文化，日本文化的主体始终未曾丧失，这就是和魂始终在日本人的国民性演绎中发挥着主体的作用。

和魂，即大和魂，是日本民族性的核心和主体，是日本人的身份标记，也是每个日本人最基本的共同点。正是所谓的大和魂，把日本人紧紧地拴在一起。

然而，对于大和魂是什么？文化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始终争论不休。

近代以来，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企图从血统论和人类学的角度证明日本人来自一个独立的种族，其研究结果始终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原因是日本人的的确确是外来民族的杂交品种。日本民族一直标榜其种族是由"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繁衍生息而来，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得出的结论却与之背道而驰。

自公元７世纪以来，日本的意识形态一直在强化一个"神国说"，即日本人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天皇家族，天皇家族来自于太阳女神，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就是开天辟地的太阳女神的孙子，此后，神武天皇的子孙便由天神立法，世世代代统治日本。

日本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自明治维新之后，花费了巨大的代价企图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证明这个神话，其结果却适得其反。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在奈良地区发现了日本天皇家族的古墓群，"古代天皇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高丽（朝鲜）或类似于高丽甚至中国的手工艺品，这使日本人非常担心棺材打开后还会发现什么对他们更为不利的东西。因此，当局决定推迟发掘石棺，他们实在害怕日本的祖先竟然是高丽人或中国人这种说法得到证实。"④

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关于日本人和天皇家族的来源再度引起争议，这里不妨把《北京科技报》刊载的相关报道介绍如下：

最近关于日本天皇的祖先是朝鲜人还是中国人的争论再度出现。争议出现的背景是，日本皇室一直不愿意对外公开对于皇室古坟的考古挖掘，而在日本学术界却强烈要求尽快对外公布古坟真相，并由此推断皇室古坟的确隐藏着秘密。英国的《泰晤士报》和新加坡《联合晚报》５月１８日和１９日却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其中最大的秘密就是早期日本天皇极有可能是中国人或者朝鲜人。事实如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汤重南研究员介绍说，日本天皇的血统问题是日本历史学的一段公案，至今无解。即便在日本学者那里也没有统一答案。

首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早期历史记载一度是个空白。曾有一位日本律师介绍日本历史的书被翻译到中国，引起史学界关注。他的主要观点是"日本国没有完整的历史，而更多的是神话传说。其中包括许多虚构的历史"。

现在研究者把日本民族的起源归于以下几个版本：（１）来自中国东北通古司的骑马民族；（２）来自稻作文化发达的中国江南；（３）来自阿拉伯文明；（４）来自中国云南，因为历史上这两个民族都有"黑齿"的习俗；此外，还有东南亚、蒙古高原等说法。汤重南分析，日本人的祖先的确应该有中国血统，但是最终形成了一个多族杂交的日本民族。

具体到天皇血统问题，在史学界一直有种说法称中国人徐福东渡，后来徐福成为日本第一个天皇。但是这种说法传说的可能性很大。汤重南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最早关于徐福东渡的介绍出自司马迁《史记》，但语焉不详。而日本则晚在中国宋朝时才有徐福东渡记载。虽然说明中日交流渊源很深，但仅仅限于民间传说。

第10节：日本自己的宗教神道教

目前关于日本历史有史可查的记载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现在日本研究自己的起源，也要到中国的古书去找。天皇的历史记载同样充满了断层，形成谜团更不足为怪。

学者认为，日本最早的天皇应该是公元6世纪在位的继体天皇，之前并没有相关记载。后来日本为了美化和延长自己的历史，编撰了一个"辛酉年革命"，于是把时间前推，从公元６０１年一直往前推了１２６０年，并且人为制造了一个神武天皇，作为日本天皇历史的发端。实际上，连日本研究者也承认这个神武天皇是不存在的。

学者介绍，继体时期日本还非常野蛮落后，中国已经到了隋唐时期，日本还是部落等地方政权割据，部落的首领叫做大王。后来才演化为天皇，更多的人相信，"继体"这一称谓就是表明了当时的日本体制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而且是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应该是日本天皇雏形最早出现的时期。

这次关于天皇祖先血统的争论再起，是因为关于天皇古坟的公开问题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许多年来，日本考古学界一直想对天皇古墓进行考古研究，但却遭日本宫内厅无一例外地拒绝，理由是"皇室古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地"。天皇古墓里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据报道，５月９日的台湾日本研究所，５月１７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和５月１８日的新加坡《联合晚报》报道不约而同地对此进行了报道，声称日本天皇的古墓里可能隐藏着三大秘密：

第一大秘密是丰富的宝藏：天皇古墓里可能隐藏着大量的宝藏--镶嵌着黄金的宝剑、翡翠宝石、精心制作的冠冕，以及用黏土雕塑的人和动物小雕像，也许还有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神圣镜子，有精美的老虎和龙的壁画，和神化了的天皇遗骸。

第二大秘密是部分天皇古墓"身份不确定"：据宫内厅最新公开的文件显示，很多在１９世纪确认的皇室古墓看来"并非真正皇室古坟"！尽管这些文件没有明确下结论，但却应验了多年来日本考古界的怀疑。

第三大秘密是古墓里可能有日本天皇的起源证据：天皇古墓非常有可能隐藏着日本天皇的起源证据。早有日本考古专家怀疑，早期的日本天皇非常有可能是中国人或者朝鲜人。

汤重南介绍，日本天皇是国家的象征，所以一直不允许随便挖掘皇陵。但是越不让挖就越引起人们的猜测。而且焦点集中到日本早期天皇的血统问题，认为一定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么，继体天皇是不是中国人？或者是日本民族之外的外来人？

虽然有各种传说，比如说徐福东渡成为日本天皇。但是历史的蛛丝马迹让汤重南研究员倾向认为，继体天皇是朝鲜人的可能性更大。

据现今的考古证据，古代的日本是由众多的部落国家以及自东北亚迁来的游牧民族融合演变而成。当时处于部落战争时期，由于生产力比较发达，所以来自中国和朝鲜的部落大王可能在战争中占据有力的位置，最终统一其他部落，并进而成为第一个天皇。

长期以来，日本国民一直以为，日本皇室拥有纯正的血统。事实上，就连日本天皇本人曾经也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祖先来自古代朝鲜皇室的成员，当时明仁天皇６８岁生日这天抚今追昔，谈起了自己的先祖。他说，"就我而言，我感觉自己与朝鲜半岛有某种亲切感。据日本编年史记载，（日本）桓武天皇的母亲是古代朝鲜百济王国一位国王的家族中人。"

史学界对明仁天皇的声明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日本京都一所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广司田中说，普通日本国民几乎不知，日本和朝鲜的古代皇室有血缘关系。（据人民网２００５年６月７日报道）

事实上，天皇是大和民族的象征，也是日本一千多年来不遗余力神化的对象。因为只有神化了天皇家族，大和民族才能被神化，而大和民族被神化了，日本人的优越感才能升值。而这种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又是日本人互相认同的线索。

为了达到神化天皇家族和大和种族的目的，日本人创造了神道教。

各个民族都有许多特殊的神话，在民族历史演变上是很有价值的。"日本人向来也有一个迷信，以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孙，所以能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戴季陶先生在分析日本人时，首先就谈到了日本民族和国体与神道教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来，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其实日本统治者阶级的宗教却是神教（神道教）．．．．．．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思想都从神教的信仰中来的。"{5}

所以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感不是来源于科学考证的结论，而是他们自己的宗教--神道教。

日本文化是外来文化的一个杂糅体，但神道教可以说是日本的国粹。虽然神道教的传教手段、教义乃至组织手段都借鉴了中国的道教、儒教和印度佛教乃至基督教，但仍然可以看作是日本人的一个专利，是日本民族在民族融合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核心的道具。

神道教（Ｓｈｉｎｔｏ）简称神教，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皇崇拜等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也赋予各代日本天皇神性。公元5至8世纪吸收中国儒家与佛教学说后，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明治维新（公元１８６８年）前因佛教盛行，神道教在日本社会处于依附地位，但作为皇家宗教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

第11节：神道教的设立和发展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巩固王权，将神道教尊为国教，是为国家神道，成为明治政府教导百姓忠贞爱国﹑誓死效忠天皇的工具，二次大战日本神风特攻队的"英勇表现"就是最佳证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发表宣言否认自己的神格地位，盟军总司令也要求日本废除国家神道，神道教遂成为民间宗教，虽然如此，神道教至今仍是日本人民最崇信的宗教，基本信奉神道教的日本人仍然占总人口的８０％以上。

"神道"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书记》，书中记载"天皇信佛法，尊神道"。"神道"二字虽然源自中国汉字，但实际上中国与日本对此词的概念不同，我们中国人若按字面来解释神道教，必会被其名称所误导。

日本人称一切神明为Ｋａｍｉ，汉字传入日本后，"神"字被用来表示Ｋａｍｉ。日本人称皇室﹑氏族的祖先与已逝的伟人英雄之灵魂为Ｋａｍｉ，亦将认为值得敬拜的山岳﹑树木﹑狐狸等动植物与大自然的灵称为Ｋａｍｉ。

《古事传记》一书对Ｋａｍｉ作了以下的注释：凡称迦微者（Ｋａｍｉ），皆为神。从古典中所见的诸神为始，鸟兽草木山海等等，凡不平凡者均称为迦微。不仅单称优秀者﹑善良者﹑有功者。凡凶恶者﹑奇怪者﹑极可怕者亦都称为神。也就是说：神道教所祭拜的"神"，不仅是中国人所谓的神祇，亦包括一些令人骇闻的凶神恶煞，还包括自然界的各种灵异现象。

神道教徒不像基督徒有每周的固定礼拜，信徒可在每月1日和15日或是祭日至神社参拜，也可按照个人需要随时到神社膜拜，虔诚的神道教徒则每日早晨前往神社敬拜。

日本新生儿出生后３０至１００天内需参拜保护神，３﹑５﹑７岁的儿童则于１１月１５日七五三节参拜神社，感谢神祇保佑之恩，并祈祝儿童能健康成长。日本人多同时信奉神﹑佛两教，婚礼多从神道教习俗，而丧殡则多从佛教葬仪。传统日宅兼有神道神龛与佛教祀位，神道神龛多是供奉保护神与天照大神，佛教祀位则是敬拜祖先亡灵。

神道教的重要祭典有新年祭、神尝祭、新尝祭、月次祭。新年祭又称春祭，每年2月4日举行，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为主；神尝祭与新尝祭于每年新谷成熟时举行，每年11月23日由天皇亲自向神明贡献新谷；月次祭则于每年的6月与12月的11日举行。

祭祀主要内容有三部分：行禊祓﹑奏神乐﹑向神祈祷。禊祓乃指在某一时期内要洁净身心与各种饮食器皿，是为斋戒；神乐又称神游，是一种祭神的宗教音乐；祈祷则和一般宗教祈祷相似，祈求国泰民安与个人蒙福。神道教特别注重战争胜利的祈求，因此每逢战事，便有大批的神道教徒为了战胜至神社膜拜祈求。

纵观一般日本人的一生﹐他们要参与许多的神道教及佛教的庆典活动﹐这些活动混合着神道教及佛教的色彩。男孩出生后第３２天﹐女孩第３３天﹐就会被带往神社参拜出生地的守护神。男童在3岁和5岁﹐女童在3岁和7岁时﹐也会被带往神社参拜﹑祝贺及祈愿孩童的成长。每年新年时大多数人会到神社参拜。成年后近９０％的婚礼是采用神道教仪式的﹐但现在许多年轻人则喜好基督教的结婚仪式（在旅馆有专供婚礼用的礼堂或教堂）。在一生的最后尽头则是佛教丧礼。但如果你问他们神道教及佛教的区别是什么时﹐大多数的人却答不出来。

神道教的神观和基督教的神观完全不同。神道教是多神教﹐日本人认为有800万的神﹐自然界的山川﹑森林﹑太阳﹑火﹑雷﹑动物（狐﹑蛇）﹑祖先的灵等都成为他们祭祀崇拜的对象﹐因此有山神﹑水神﹑海神﹑田神﹑地神﹑雷神﹑太阳神等等。

到神社参拜者﹐通常会先到神社的小水池处洗手﹐表示洁净后再去参拜。而传统的神道教结婚礼在进入神殿前有手水仪式﹐是用水洗手和口以表示洁净的仪式。

在神道教中把大地也当作神﹐因此在地上盖房子时有"地镇祭"仪式﹕神道教的神宫以祝词来抚慰地神使其不发怒。即使科学实验的原子炉开工仪式也举行了"地镇祭"仪式﹐这背后反映出日本人的惧怕及对安全的期望。

由此可以看出，神道教既是日本的皇家宗教，又是日本民间的宗教，具有别的宗教难以比拟的普及性。

与世界上别的宗教均不同，神道教的设立和发展始终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神道教的崇拜对象主要是日本天皇的祖先，即太阳女神及其家族；其二，天皇是神道教的教主或者叫头号祭司，天皇垄断了最高层次的献祭权；其三，神道教主要是宣扬日本本土崇拜，是日本人创立的为日本国体服务的政治性宗教。

如果说大和魂的精神基础是神道教，那么，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人就是神道。日本学者深见东州指出：日本常被描绘成"融合古老和现代为一体的迷人国度"。实际上这种融合正是日本闻名遐迩的基本因素和力量的主要源泉。日本天皇延续的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纯正的皇室血统。我们的制造业拥有最新锐、最先进的电子和制造技术。虽然这些事实众所周知，但其真正含义却依然没有被完全理解。

"我已经说过，上千年来日本文化遗产被毫无变更地保留了下来。然而，日本文化的许多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到底什么没变呢？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遗产的核心是什么？我首先简单地回答：神道。"深见东州指出，"日本"的含义就是神道--"在日本，所有东西都是经过被神道精神接触、审视；再被接受、拒绝或修改。"⑥

第12节：大和民族如何凝聚

换句话说，不理解神道教，就不了解大和魂，不了解大和魂，就不了解日本人，也就无法理解日本人的民族凝聚力的来源和价值观的出处。

神道教给了日本人的出身一个不容分辩的解释--都是太阳女神的后裔，都是天皇的裔孙，所以，为天皇服务是天经地义的。

神道教也给了日本人的归宿一个不容选择的去处--都来自太阳升起的地方，都要回归日本这块太阳青睐的地方。

所以，神道教把日本人不由分说地捆绑在一起，以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出处作为纽带，使日本人无法摆脱这样的精神罗网。而且历届日本政府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国民动员时，都会祭起神道教这个法宝。自明治维新之后，靖国神社成为了日本军部的神道教场所，也是日本军威武功的象征。近年来，靖国神社再度引发日本政要的参拜热潮，其要祈求的对象和祭祀的目的，不是很清楚吗？

6.大和民族如何凝聚

中国学者对日本人的研究不能算少，但包括像周作人这样深谙日本文化的著名学者都存在一个盲区，那就是对神道教所知甚少。周作人注意到了神道教对日本民族的巨大影响力，却无法多说几句，原因很简单，中国人作为一个大陆民族，对于一个海岛民族的宗教是很难理解的。

迄今为止，外国人研究日本人最出色的仍然是《菊与刀》的作者美国人本尼迪克特。这位女人类学家研究日本人取得骄人成果的一个独特优势是，此人曾经精心研究过太平洋上的海岛部落和印第安人的部落文化，其博士论文《文化的类型》即是研究印第安人的部落文化的成果。{7}

的确，要真正理解日本神道教，就必须熟悉海岛文化和海岛人群，而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专业障碍。

日本人所处的特殊的海岛环境和地理位置对其文化与宗教的演变是非常巨大的，了解日本人时刻都不能忘记他们是一群很早就生活在地球东边的孤独种群这个事实。关于这些，本书后面还要继续展开分析。这里只需要强调的是，日本神道教掺和其他宗教文化，为天皇的地位和日本人的民族性指定了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时，神道教与其他宗教形态相结合，产生了武士道这样的行为规范，由武士道又外化成为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办事模式及日常感情，简而言之，就是在天皇的旗帜下，人人争当武士，为日本而生，为日本而死。

１９４１年，由于战争动员的需要，日本的神道教也被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日本人终于实现了全民皆兵的总动员目标。日本人河原治作是位医科博士，当时担任上海更正医学专科学校的校长，他撰文为这个动员目标鼓劲，这篇《当权者应该赌上性命》的文章提出：

"国民皆兵"是根据明治天皇的圣旨提出的。遵照这个圣旨，日本国内的所有问题一下子全部解决了，既没有军人、官吏、臣民的区别，也没了外地人这样的说法。根据"国民皆兵"的圣旨，日本人无论孩子、妇女、青年和老人，从呱呱坠地之瞬间起到躺进棺材为止，都是士兵。这样一来，当然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士兵：行使武力的士兵、扛铁锹的士兵、握笔的士兵、捏手术刀的士兵等等。

在神道教和大和魂的激励下，让战争进行下去是上至天皇、下至妇孺的共同意志。

根据日本政府规定的神道教义，日本天皇是神道的"现世神"，是活着的神。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使得天皇具有难以想象的感召力。而日本军部则可以假借天皇的旨意恣意驱使日本国民。其战时动员体制就是这样一个在神权笼罩下的特殊体制，比德国法西斯具有更强的欺骗性。

二战结束后，天皇虽然被麦克阿瑟强制承认自己不是什么神灵，但天皇依然作为民族的象征得以保留，而且支持天皇的神道教依然在"保护信仰自由"的幌子下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天皇作为主祭司的地位没有变化。

自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日本民族传统的动员体制受到了理性与科学的挑战。从理性的角度观察神道教，其荒诞不经简直不言而喻，从科学的角度考察日本人的血统和种族，也未曾发现有任何神国子孙的证据。虽然日本政府依然执著地支持将神国思想和日本独特的血统学说载入历史教科书，但严肃的学者是不能认同的。

为了维持这种强大的动员体制，日本政府就必须千方百计维护所谓的神道教义和日本人血统论，而这些经不起推敲的东西又无法进行科学地论证，这就使日本政府非常为难，这是日本政府不惜动用国家机器要着意维护的一个真实的"谎言"。

为了论证神道教义和日本人血统论的"正确性"，日本政府就必须竭尽全力维持近代以来历次侵略战争的合理性，这是极少数的几个能说明日本人之"优越"和神道之"威力"的业绩。所以，凡是要维持日本传统"国体"的政府都在花心思论证其历次侵略的"合理性"。

自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狂飙突进时代，到１９９０年，日本经济达到了巅峰状态，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到这一时段，日本战败后受伤的自尊心又开始复原了，恢复"神国论"有了新的佐证。于是，以中曾根首相为首的日本政要开始了复活神道教义的行动，包括参拜靖国神社，恢复先前被国民厌恶的国旗太阳旗和国歌《君之代》的合法地位，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文人学者开始对外国说不。其根本原因都是要维持日本人这套坚固的国民动员体制。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日本本国经济开始盛极而衰，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还看不清边际的衰退期，战后日本人唯一自豪的成绩单开始急速下滑，国民的自信心也随之下滑。拿什么来支持"大和魂"成为日本朝野一致的难题。他们的挽救方案不外乎两个：

第13节：日本人就是武士道

一是重振日本经济雄风，在保住目前世界经济亚军位置上争取更进一步。现在看来，实现这样的计划无异于痴人说梦。首先是世界经济的老大美国虽然经历了小布什时代的不够景气，但经济的引擎依然强劲，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地位无人可以染指。其次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一向被日本人不放在眼里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呈加速运转的态势，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道路深得人心，日中之间的差距在缩小。日本人觉得自己放弃追求世界老大的地位尚且小可，如今连亚洲经济盟主的地位都受到了中国人的撼动，这是他们很难接受的。于是，宣扬中国威胁论，恶化中国的发展环境，遏制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成为了必然的选项。

二是重走过去的武装崛起道路，把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家经验再度使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迅速崛起的基本经验，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一条--富国强兵。富国是为了强兵，强兵才能富国。无论如何，都是要坚决走武装侵略的道路。日本的富国强兵之路之所以尝到了甜头，是因为对中国的侵略屡屡得手。仅以甲午战争结束签订的《马关条约》为例子，日本不仅夺取了中国的台湾省，而且获得了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这一数字是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总收入，相当于日本三年的政府财政收入，两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战争财比开发什么产业都来得合算。日本通过掠夺中国，完成了其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也获得了扩军备战、跻身世界列强的资本。日本靠掠夺中国人实现了第一次发家致富，那么要满足日本人的第二次掠夺梦，中国仍然是不二的选择。

综上所述，日本人要实现自己的国民动员目标，再次实现民族的"凝聚"，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军事手段，中国人都是其最大的假想敌，是矛头指向的必然选择。

第二章武士之道--日本的民族性格分析

有人说，剥开俄罗斯人的皮肤，里面就是鞑靼人；剥开英吉利人的皮肤，里面就是海盗。那么，剥开日本人的皮肤，里边就是武士道。神道教构成了日本人的灵魂，武士道则构成了日本人的性格。历史悠久的日本武士道，既为日本民族带来了卓越的创造力，也赋予了日本民族嗜血好战的本性。周作人指出：武士的行为，无论在小说与戏剧里如何壮烈，如何华丽，总掩盖不住一个事实，武士是卖命的奴隶。所以，对日本人来说，成功是因为武士道，失败也是因为武士道。日本人离不开武士道，但必须指出，武士道并非人间正道。

1.日本人就是武士道

１９３７年，在日本本州北部山区的一所学校里，一个小学生在被命令解剖青蛙时哭了起来，老师就在他的头上狠狠地打了一棍，并教训道："你为什么会为了一只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长大后，你将要去杀死１００个或２００个中国人。"

这就是日本人的武士道教育中的一个片段。

"日本人就是武士道，武士道就是日本人。"一位日本历史学家这样解读日本人。

这样说，也许有点绝对。但是，不了解武士道，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在日本人的灵魂中，没有上帝，也没有绝对真理，但一定有一个武士。

"历经近千年漫长岁月积淀下来的武士道精神，是大和民族历史创造活动的产物和日本文化的精髓，世代相传，经久不衰，早已成为传统，成为习惯，渗入日本人的每一个细胞，支配日本人的思想和行动，它不会仅仅因为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一夜之间就烟消云散。"这是深知日本历史的专家学者对武士道与日本人之间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做出的最后结论。{8}

武士道的产生、发展和完善，一方面与日本作为岛国地理环境（四面环海、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灾害频繁）、民族习性（海上骑马民族士用以抵罪、悔过、免耻、赎友，或者证明自己忠实的一种方法"。

据统计，日本人的自杀率长期居世界第一。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切腹成为日本男人不约而同选择的自杀方式，战败了要切腹，公司破产了要切腹、决斗失利了要切腹、逾期不能还款要切腹、乃至同僚发生争吵怄气也切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过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基本上得到清算。但仍不能否定战后的日本仍然保留着武士的形象，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一部分人对过去日本侵略中国、朝鲜和东南亚的错误还没有足够的认识。电影、电视、文学里把昔日武士切腹当作文化的神话来宣传，"英勇"的武士形象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崇拜，甚至武士道精神"借尸还魂"。１９７０年文学家三岛由纪夫为复辟天皇制煽动自卫队政变失败而切腹自杀是一实例。三岛由纪夫切腹的时候，日本舆论视为笑谈。近年来，三岛由纪夫忽然重新成为日本人的偶像，他的切腹故事成为街头巷尾长盛不衰的话题。看来让日本人轻易抛弃残酷的武士道，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丛林哲学--日本人的亚洲政策分析

大和民族的子民为了生存，就必须千方百计击垮对手，在生存权得不到保证的社会里，倾轧同胞的能力越强，其生存的几率就越高，为了生存和保全自己，不择手段就是最好的手段。仁慈是保存自我最大的弱点，暴虐则是保全自己最大的优点。一个在丛林社会法则里生存了1000多年的民族，仓促之间要革除其野蛮暴虐的性格，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第14节：大和不和

1.大和不和

日本民族号称大和民族，从字面上理解，这应当是一个信仰和平的民族。

大和民族对外奉行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这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情。然而，这个民族对内是否做到了和气和善呢？

不少中国人对大和民族的内聚力感到惊叹，总认为这个口口声声标榜信奉儒家文化的民族是一个同胞之间亲善平等的民族。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不妨对大和民族的形成过程做一个考察。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一直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之下，刺激和推进日本文化的因素全部来自于中国，直接或间接经由朝鲜半岛传入。

日本人从明治维新之后，之所以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不仅是西方文化的刺激，实质上从日本人效仿中国文化的第一天起就埋下了伏笔。

当代日本人总是为自己能够博采外国文化的长处的能力而沾沾自喜，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人之所以能使本国文化走上独特的发展道路，是因为坚持使外来文化适应于本国固有的文化遗产和国情。

实际上，日本人对中国文化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其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

日本人的佛教、儒教和道教几乎同在公元六世纪左右从中国和朝鲜传到日本。当时的日本人当中，天皇以外，还有两类氏族集团，其首领分别称为"连"和"臣"。连氏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天皇家族的臣下，他们被指派掌管宗教事务，制作宗教礼仪用品并承担防务责任，以此侍奉天皇。臣氏家族原来并非天皇的臣子，拥有自己土地，并不隶属于天皇，后来臣服了皇家的统治。臣氏和连氏连同天皇家族在公元四世纪以后，成为了日本历史的主角。

我们不能用中国人的观念去看当时的日本人。当时的日本，无论是上流阶级还是一般的庶民，丈夫和妻子都是分居的。丈夫可以公开地拥有几个妻子并轮流去探望她们，而不是妻子去找自己的丈夫。另一方面，妻子也秘密地轮流接待几个丈夫。用今天的观念来看，他们的性生活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孩子则由各自的母亲抚养，因此，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形同路人，他们之间既容易相爱结婚而无犯罪感，也很容易互相残杀。因此，一个势力强大的氏族长能够迅速地与皇室建立牢固的血缘关系。

在此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日本人的婚姻和性生活秩序是相当混沌的，近亲结婚、乱伦甚至兄妹成亲都不是什么希奇的事情，这种事情在天皇家族中屡见不鲜。例如，族长可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子，然后再把他们所生之女，嫁给这个皇子与氏族长其他女儿所生之小皇子。况且，当时的日本尚未建立长子继承权制度，皇位继承者经常是从天皇的弟兄中遴选。因此皇族兄弟之间斗争激烈，常常互相残杀。不过到了公元６世纪末的时候，日本人开始试图改进自己的文化形态。而这种改进就是从维护天皇制的稳定性上下工夫的。

公元6世纪的时后，以臣氏和连氏为主的大贵族们持续发展扩大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势，其中，以苏我氏和物部氏为最强大。苏我氏属于臣氏族，尊崇新的文化，尤其崇敬从朝鲜传人的佛教；物部氏属于连氏族，他们反对佛教。这两个氏族都是通过剥削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地而发迹的。他们之间因皇位继承权问题，频繁发生纷争，众多有望继承皇位的候选人，在互相残杀中丧生。最终引发了两个氏族之间的内战并以物部氏的失败告终。

此后，便形成了由苏我氏选定皇子（或皇女）继承天皇皇位的局面，天皇家反而被削弱了，皇位变得极不稳定。５９２年，苏我马子杀死崇峻天皇，让推古女皇登上皇位。崇峻天皇是苏我马子妹妹的儿子，推古女皇是苏我马子另一个妹妹的女儿。这两个妹妹又都是钦明天皇的皇后。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天皇家族中的皇子和皇女，连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姊妹都不能信任。在中国历史上，王朝被外戚力量推翻的事是很多的。而此时的日本皇室也正受制于外戚苏我氏的压力之下。所幸的是，在中国常常出现的横行霸道的宦官，始终没有被日本采用过。（不采用宦官制度或许正是日本能够保持万世一系的皇统地位的重要背景原因之一吧。）尽管如此，物部氏被排除了，在苏我氏的控制之下，新的文化繁荣起来。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基于对外、对内的政治上的原因，把天皇家主权置于坚实的基础之上，进行政府机构的改革是绝对必要的。

自公元３７０年左右，日本人一直占领朝鲜半岛的南端，被称为任那的这一片日本领土，与百济和新罗毗邻，百济与新罗则与高句丽接壤。大约从那时开始，日本在百济和新罗也有广泛的势力，这两个国家向日本进贡。任那人逐渐与韩国人通婚。其后，百济和新罗开始对任那发动进攻和劫掠，而任那不予抵抗，这就预示着任那这片日本殖民地面临灭亡的危机。虽然，后来的几代天皇都试图要恢复这块殖民地，但并未取得显著的成功。与日本在朝鲜半岛节节后退同时，在日本本土，氏族的族长们日趋独立于中央政权，日益主张把许多土地和人民作为自己的领土和臣民，天皇日益失去对他们的控制。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政府的强化是迫在眉睫了。

圣德太子（公元５７４-６２２年）是推古天皇的法定继承人和摄政者，一心要加强皇权。但是，因为他是苏我马子的外甥（用明天皇）和外甥女（穴穗部间人皇女）的儿子，所以，不得不向实权在握的苏我氏妥协。太子首先着手引进比日本原有制度进步得多的中国行政和司法制度，以推动天皇政府的近代化。圣德太子于公元６０３年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制度，６０４年又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冠位十二阶"制将大臣和官吏分成十二个等级，以不同的样式和颜色的冠戴区分官位高低。此冠位制明文规定，对官位的任命依据不是看他们的门第或家世，而是根据他们的能力将他们任命至相应的职位上去。"十七条宪法"被视为必须与新的冠位制共同实施的公务规则。

第15节：天皇是现人神

不过，圣德太子意识到，支持中国制度的政治哲学与他的最终目的是不相容的。他的目的是在君主世袭制之下，建设强有力的国家。在中国，人们相信上天不会允许一个无德的君主行使统治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皇帝缺乏超凡的能力，不能满足治国要求，神就不会支持他，就会用另外一个王朝取而代之。所以，必须摈弃或者至少要修改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习尚，否则，将来可能发生的革命，难免殃及天皇家的世袭制度。事实上，在过去的日本已经出现过像雄略天皇和武烈天皇那样残虐无道的天皇，如果按照中国的方式，这样的天皇是不能被容忍的。

"和魂洋才"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引进西方技术时流行的一个口号。同样的，圣德太子在中国的思想和它的实际运用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仔细地验证他们的思想（或精神观念）是否适合于日本统治集团。如果发现中国哲学中的某些成不适用或不称心，就完全摈弃或彻底地进行修改。虽然，圣德太子热衷于提高日本人民的教育水平，向中国看齐，但他决非是毫无筛选地接受中国的一切，他只想把中国有用的东西安装在日本民族精神这个底座之上。

当时日本，民族精神或"国民精神"尚未明晰、巩固地形成。在这块画布上尚存许多空白，要求圣德太子用自己的颜料去完成。圣德太子的确通过自己的实践成为日本第一个哲学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圣德太子为日本的大君创造了"天皇"这个名词来代替此前使用的"大王"。尽管这种说法的考证并不充分。虽然只是一个更名，但此举意义深远。天皇不再是王，而是"现人神"（以人身出现的神），与神等同了。其结果神与天皇之间不可能产生对立，也就是神人合一了。中国的儒教文化认为，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利受命于天，天才是最高的权威。而圣德太子却改造成为这样的结构--天皇就是天，天皇自己给自己就可以了，再没有别的什么权威来约束了。这样以来，也就不允许有任何革命了，皇位被赋予了神权，确立在牢固的神权基础上。从而，圣德太子为日本树立了与中国不同的政治公理：这就是只能根据血统继承皇位。

著名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先生认为，诚然，太子的天皇观是与他面对强大的中华帝国所产生的自卑感密不可分的。将天皇神格化的做法无非表明了他对天皇家未来的一种危机感。在日本历史上，圣德太子对发扬保守主义和忠节精神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每当日本面临民族危机，"现人神"的思想就会被反复强调，确实有鼓舞狂热右翼的效果。

然而，圣德太子进行了许多进步的和彻底的改革，这也是事实。譬如：在"十七条宪法"中，他宣布在日本除了万人之上的天皇以外，没有任何王或首领可以统治全国；在天皇面前人人平等。他一直想建立一套新型的中国式官僚制度，政府官员不是根据他们的门第，而是根据他们本人的品格和能力；官职不能由子孙承袭；这就削弱了贵族门第的势力。此外，圣德太子还宣称，任何人不得剥削压榨他人，并且标榜将取消等级制和旧的血族制，这就使当时大贵族和氏族长拥有自己的臣民和领地的特权状况失去了法律地位。

圣德太子制定的宪法第一条即规定，所有共同社会的首要原则是"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日本社会以"和"为基础，必须在此基础上形成任何人不得在社会共同体内部建立旨在反对他人的派别集团。为了作出全体社会一致期待并认同的正当决定，讨论问题时应心平气和。第十条和第十七条中宣布，必须排除独裁制，为了实现社会内部的和，各级首领在重大的事情上必须听取公众意见，以便民主地作出决定。第二条提出，为了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准，必须宣传普及佛教。圣德太子认为，必须在全国坚定地遵奉这种伦理规范，否则，便不能维持天皇政权。

按照圣德太子的模式，日本社会由天皇、官僚和人民构成。宪法第十二条强调，地方长官不再是氏族的长，而是治理该地区的政府官员。因此他们不得为了个人的目的征收赋税或强制摊派劳役。宪法的其他条款规定了公务规则。即：官僚必须服从天皇的敕令（第三条）；必须懂得"礼"是法律和秩序的基础（第四条）；必须执行公正的政治，否则无法实现对天皇的"忠"和对人民的"仁"（第六条）；此外，强调官吏应尊义守信（第九条）；他们不得以利己动机而行动，而应为公众尽职（第十五条）。其他条款规定了官吏的服务办法细则，如：不许接受贿赂（第五条）；任命要量才适用（第七条）；尽可能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地工作（第八条）；尊重并实行信赏必罚的原则（第十一条）；应办之事及早处理，俾使公务顺畅进行（第十三条）；不得嫉妒同事的好运气（第十四条）；避免在农忙时节安排农民从事非农作业（第十六条）。

这些规定看起来不乏精妙之处，但中心思想只有一句话：不允许任何人对君权产生挑战。有了这一条，其他好商量。

那么，除了确立君权外，圣德太子又是怎样确定臣民的权利呢？

在宪法第十条中，圣德太子有如下的一段文字，大意是：人各有自己的意志，他人同意者未必自己也同意。凡天下人，可能各有不同意见。自己未必是圣人，他人也未必是愚人，我们都是凡夫，谁也不能说绝对正确，即使自认为唯一正确，也应当服从多数人的决定。

第16节：大化改新

这样，天皇只有放弃一切独裁者的概念才能成为天帝。圣德太子为了使天皇制免遭一切革命的危险，认为天皇应该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地让步。考虑到当时天皇家所处的极其险峻的环境，这种政治上的让步并非其本愿，而是面对当时统治阶级中非皇族势力持续迅速增长，被迫所作出的妥协。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圣德太子的政治思想中的某些因素是如何具有进步性和近代性。比如，早在公元６０４年，他就提出了：1.类似于近代君主立宪制的天皇制；２.民主主义；３.官僚制。

这样的方策势必导致废止前此豪门贵族所专擅的特权，显然是苏我马子之辈的上流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为了防止叛乱，圣德太子不得不安抚他们。按照新的宪法，天皇对国家的绝对统治不仅受到限制，而且所有国事的处理，都必须与大臣和高级官僚商讨。正如某些历史学家所言，虽然，将天皇置于立宪君主这一举措应当受到高度评价，但对于圣德太子来讲，这毕竟是对苏我氏的一次投降，至少是一次重大的让步。为了避免与苏我氏的冲突，这种让步是十分重要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和宫廷内部的许多重要职位已经被苏我氏占据。不征得他们的同意，天皇什么事也做不成。推古天皇是钦明天皇和苏我氏族联姻所生之女，是苏我马子杀死崇峻天皇后把她推上皇位的。更何况，圣德太子本人不仅是苏我马子的外甥和外甥女所生之子，而且他娶了苏我马子之女为妻，是苏我马子的女婿。很显然，·苏我氏的势力无所不在，如果他们企图篡位，随时可以篡夺，此语决不过分。"十七条宪法"中的阻止天皇个人独裁这一点，只不过是承认并确认了这一现实而已。这部宪法确立了天皇作为现人神的特殊地位，获得了永恒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另一方苏我氏（作为皇室的外戚）获得了高于其他所有氏族族长的地位，持续保持其现实的政治优势。可见，尽管颁布了这部宪法，苏我马子的地位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他依然继续担任推古天皇的政府首席大臣。

这里，尤其值得分析的是，天皇被"宪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天皇为了保持中立，又不得享有行政的权利，那么行政的权利又如何产生与分配呢？

"和"的原则表面上看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准则，实际上遇到分歧时，"和"的原则就显得十分苍白无力。虽然在议政时，确认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在实质上，则是谁握有实权，谁就代表"多数的民意"，一旦有人不服，实权派就砍他的头。

为了追求成为多数派，日本人不得不追求舆论一律，在行不成意见一致的情况下，谁掌握了军权，谁就能成为绝对多数。圣德太子确立的政治法则，为开启日本的军人专政的道路扫清了思想障碍。

此后的大和民族，也果真陷入了武装集团血雨腥风争夺实权的怪圈之中。

圣德太子发挥其才能与智慧提出了崭新的政治观念，然而，实际政治环境并没有多大地改变。与其说圣德太子是政治家，莫若说他是哲学家。当他在实施这些划时代计划时，表现得过分软弱，向苏我马子做了太多的妥协。圣德太子摄政时期，真正拥有实权者是苏我马子而并非圣德太子本人。他死后，苏我氏日益专横暴虐，这表明，要推行圣德太子的计划必须有革命家。

圣德太子死后２０多年苏我氏终于被打倒。当时圣德太子派往中国的留学生正陆续回国。他们在中国目睹新兴帝国唐王朝的蓬勃发展，当然地成为开化政策的支持者。他们主张，政府应当制定法典和道德规范，像唐王朝那样建立运作有序的行政机构。公元６４５年，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和中臣镰足（后来的藤原镰足）这两位革命家终于发动了一次政变，杀死了苏我氏族长苏我人鹿，成功地建立了类似唐帝国那样的中央集权机构。这就是大化改新（公元６４５-６４９年），是一场以圣德太子政治理论为基础的贵族革命。

大化改新的主要目标在于把氏族长与他们的土地分离。显然，在7世纪日本这样的农业国，如果国家把土地平分给国民，少数人剥削其他人这种事便难以发生。新体制全盘效仿中国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国家的耕地被划分成许多面积相同的区，每个区又被划分成九个相等的小区。每八个人耕作一个区，每一个人耕作一片小区，收获归己；该区中剩余的一片小区由八人共同耕作，收获归国家。氏族长被限制耕作一片与普通百姓一样的土地，如果他是政府官吏，则从政府接受与其官职相应的薪俸。这就消除了氏族长剥削百姓而形成的贫富差异。氏族长失去了私有土地，被任命为中央或地方的政府官员或地方长官。这样在强大的中央政府统治下，确立了拥有公有制经济的全国性郡县制度。

国民在法律面前形成平等，而且，由于土地的国有化，在经济上也平等，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只有天皇保有现人神和国家元首的特殊地位，其他人都被赋予平等的机会，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新政府是进步的，其官职向能者开放。这种制度，就理想而言，当然不是新的，而正是圣德太子曾经明确宣示的那种制度，只是由于不得不向苏我马子妥协而未能实现。中大兄皇子则毫不妥协，并在更纯粹的形式上实现了它。在他最终诛灭了苏我马子的孙子--苏我人鹿之时，天皇家才成为真正的权力者。

第17节：君主立宪制

"十七条宪法"颁布以后，大约花费了４０年时间，才建立这种立宪制官僚政府。公认儒教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这个新政府，在许多方面都与唐王朝相似。应该想到，这是哲学家圣德太子和改革家中大兄皇子共同努力的成果，这充分表明，单靠美好的哲学，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大化改新以后，除道镜僧人为唯一的例外，氏族长、公卿、或将军中再无一人觊觎天皇皇位。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次改革可以说非常成功，天皇的地位因此得以稳固。然而改革后不久，由于中大兄本人的失误，引发了皇室内部的激烈争斗。

中大兄是孝德天皇和齐明天皇两朝的皇太子，齐明天皇死后，他依然希望保持皇太子的地位，于是天皇的皇位空缺达六年半。公元６６８年，中大兄皇子登基，仅四年就死了。临终前，他召见皇太子大海人（中大兄之弟），宣称由自己的儿子大友皇子为皇位继承人。当时，父死子继的纵向继位方式不如兄终弟及的横向继位方式普遍。大海人皇子虽然表示同意，并将皇位让给大友皇子，但在中大兄死后，大海人便杀死大友，即位后称天武天皇。

此后９８年间的天皇均为天武天皇后裔，惟有持统女皇和元明女皇为例外。这两位女皇都是中大兄（天智天皇）的女儿。只因她们与天武天皇的关系非同一般：持统和元明分别是天武天皇的皇后和儿媳。天武世系的最后一代是称德天皇，由于她没能在天武的后裔中找到继承人，最后，只好推荐他的情夫道镜僧人继承皇位。道镜本人是否情愿，还是一个疑问。称德天皇死后，他未作任何反抗地服从流放。天智天皇之孙继位后，称光仁天皇。天武世系由此绝位，天智系则恢复皇位。

这以后，差不多所有天皇都只是立宪君主，有实权的摄政由皇子、法皇、公卿等担任，操持政事。唯一的显著例外是醍醐天皇（１２８８-１３３９）。他想要恢复古代体制，即由天皇像古代"大王"那样直接统治国家，而不是作为"天帝"，仅仅君临国家。在日本的历史上，天皇家内部争位的时代有二，一是天智系和天武系的争斗约１００年（６７１-７７０），二是从后醍醐天皇开始的南北朝对立时代（１３３6-１３９２）。即使在这种争位激烈的时代，也没有哪位臣子自己想当天皇。有野心的人物追逐的是拥有实权的地位，例如将军的职位，而不是天皇这种名义上最高的地位。大化改新的结果，虽然使天皇的地位神圣化，却又使天皇不得不在政治上中立，由此天皇的地位在政治上反而很不重要了。对于政治上有野心的公卿、武将和僧侣来说，与其冒天下之大不朝韪篡夺皇位，蒙"国贼"之恶名，不如侍奉天皇，至少不背叛天皇，在天皇之下成为有实权的统治者。除了个别例外的时期，天皇被安置于政治权力斗争的舞台之外。

正如前述，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并未采取囫囵吞枣的态度，而是将之改造，适于中用。《古事记》是以神话的形式，《日本书纪》则是以历史的形式，都强调日本皇室的祖先是神，具有与生俱来的神授权力。《万叶集》中收集的许多诗歌歌颂对天皇的效忠。日本人视天皇为现人神、具有神的性格，这种信仰和天帝哲学思想，一部分固然来自传统的土著性崇拜心理，主要地则是在外国哲学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思考出来的。

有一点十分重要的是，要把上述信仰用文字记录下来，必须先消化新思想，再把中国的文化和汉字日本化。所以，完成这一步时，日本人业已在中国的文化中添加了日本的色彩，所记录下来的信仰已经不仅仅是土著性的内容了。于是，天帝的制度化便有可能解释成为防范中国革命理论的思想壁垒。{10}

这种努力为皇室提供了永恒的稳固基础，使得皇室得以安如泰山，免受任何革命的冲击。换言之，这也可以看作是日本面对强大的中国而产生的自卑感的表现。或许他们认为，把天皇晋升到神的地位，便可国威大振了。据《日本书纪》，圣德太子曾致书中国皇帝，傲慢地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但中国史书却没有圣德太子称日本天皇为天皇的记载。中国安书中所记载日本来函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此来函激怒了中国皇帝。

总而言之，面对强大的、文化上优越的中华帝国，一种强烈的防御性的国家主义情绪在日本滋生发展。天皇作为现人神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的土壤，对国民的命运有广泛的影响这是确实无疑的。由此引起皇室内部频繁争斗，许多族长或封建领主竞相把天皇拉到自己一边，因而发生战争。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的一千多年间，天皇一直被关白（天皇的首席顾问官）、将军（征夷大将军）、法皇（转任圣职的退位皇帝）所控制。天皇在政治上的权力不过是名义上的。尽管如此，现人神的观念使得"万世一系"的君主世袭制度得以在这个时期保持下来。每当民族危难，如蒙古人入侵（１２７４年和１２８１年）、德川末年西方列强的黑船舰队叩关，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民广泛支持这种观念，正是由于这种观念，国民主动地成为国家的牺牲。

中国历史上，政治变动频繁，朝代不断改变。与中国相比，日本历史截然不同，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了的日本国民仍然继续对天皇保持着忠诚，以至盟军意识到：倘若废除天皇制，日本人就会断然地、义无返顾地顽强反抗，遭受重大牺牲。仅就天皇的地位政治作用而言，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６０４年）和战后的新宪法（１９４６年）两者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连续性。天皇的神性现已被否认，但他仍然是国家和国民团结的象征。在上述两部宪法之下，他都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日本由于把天皇的地位在政治上置于中立并使之神圣不可侵犯，得以维持"万世永存，万世一系"。当然其代价也是沉重的，天皇本身成为了实权集团的玩偶，一旦天皇不听话，就有可能被罢黜废弃，天皇家族的其他人将取而代之。天皇的一举一动不得不听命于大臣，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其二，天皇必须自动放弃行政权力，尽全力扮演好"神"的角色，天皇与世俗隔绝越多，角色扮演就越成功。

第18节：武家为王

在大化改新之后至明治维新的１２００年间，天皇能够亲政的不过屈指可数的几年。天皇虽然拥有了连中国皇帝难以比拟的"神权"，却丢失了中国皇帝手里望而生畏的实权。历代天皇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过起了"非人"的日子，为扮演"神"的角色舍弃人世间的快乐和权利。

与天皇相比，操控了实权的幕府、将军和武士则必须为争夺兵权而奋力厮杀，因为他们没有"神权"作为护身符，手中的军刀便成为唯一能说话的依靠。

与中国走马灯般的朝代更替不同，从唐朝后期至清朝的一千多年间，日本的历史只是单线条地被划分为两个时代：

一是在权臣藤原氏家族把持政权的"院政时代"，几任天皇被迫退隐寺院，与青灯古佛为伴；

二是在由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幕府时代"，历代天皇被紧紧羁押在了黑幕的背后，武士阶层为了争夺军事权力则不惜刀剑相向。

大和民族的子民为了生存，就必须千方百计击溃对手，在生存权得不到保证的社会里，倾轧同胞的能力越强，其生存的几率就越高，为了生存和保全自己，不择手段就是最好的手段。仁慈是保存自我最大的弱点，暴虐则是保全自己最大的优点。一个在丛林社会法则里生存了一千多年的民族，仓促之间要革除其野蛮暴虐的性格，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在明治维新之后的侵华战争、侵朝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军人表现出来的暴虐和凶残，至今让世人为之切齿。但是，究其原因，这种非人性的表现与之先辈在这一千多年的丛林社会生活经验则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为了建立一个快速战争动员机制，日本人不得不接受军人的统治。在军人的统治确立后，只有不断地挑起战争才能稳固军人的政权。在对外战争顺利的时候，军人与国民是利益共同体。在对外战争失利后，军人就不得不拿国民来祭刀。日本的举国军事化体制在大化改新之后形成了雏形，在幕府执政后形成制度化，在明治维新后实现了近代化。从而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军国主义政权。

军国主义把日本人锻造成了战争机器，日本国民也被牢牢地绑架在了军事强人的炮车之上。这种孪生关系，很难彻底划清界限。

2.武家为王

日本人是一个各种宗教和价值观的杂交体，他们很少有恒久的善恶判断和价值观。

一个典型的日本人，出生的时候去神社，接受神道教士的收养，表明他已经是神道教的儿子；结婚的时候，他去的是教堂，在他看来，只有在教堂成婚，才能得到上帝的恩赐；去世的时候，他得去寺院，接受和尚的葬礼，在他看来，只有成为佛家弟子，灵魂才能得到超度。集三教于一身，而浑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个宗派的，这就是日本人。

在平常日本人的家庭里，如来、孔夫子、耶稣基督和当地的土地爷经常搁在同一块牌位下接受膜拜。因为这些神灵，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全请到一起来，岂不效用更大？这就是日本人的价值观。

日本人从中国学来了儒教，却视仁义为寇仇，在日本人的言辞中，"此人爱行仁义"，那就是盗贼、下三烂式的人物，只有那些不入流的人，才行仁政，施仁道；

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搬来了佛教，却丢弃了佛家的戒律，日本僧人不仅可以吃荤，还可以结婚纳妾，更让佛家人士难以理解的是，日本佛教居然鼓吹杀人为乐。号称日本佛家一代宗师的亲鸾公然提出："为了达到往生，即使千百人也能斩杀"。在日本人看来，杀人，就是替对方超度，还是一件善功呢。

日本人借鉴中国的道教设立了神道教，神道教不是以师法自然、尊重自然、维护个性为宗旨，而是以天皇为核心，将天皇封为天地之主宰，将皇权等同了自然之神，将政权和神权混为一提，完全规避了道教敬天自然的规范，使神道成为束缚国民精神的另一根绳索。

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文化是典型的耻感文化，自己做了恶事，只要不被别人看见就没事了。即使被人看见了，只要矢口抵赖也可逃避。日本人一旦失去旁边的严厉监督，他们很快就会被罪恶的念头所淹没。

缺乏终极的关怀，习惯于急功近利地巧取豪夺，没有内心中的良心天平，一切以现实的利害关系做标杆，这样的文化传统，使日本人很难自觉自省。如果没有严格的监视，天知道他们能干出什么事情来。

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总是习以为常的认为：古代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模仿照搬了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甚至一度得出了古代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的结论。--然而，如前所述，这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神话，甚至是些有害而长期得不到纠正的空话和错话。

例如我们可以说：日本制度文明起源于"大化改新"引进大唐制度文明，这说法或许大致上还算"靠谱"，但是，如果进一步说大唐文明在日本源远流长，甚至说日本比中土更好地保存了大唐文明，这恐怕就近乎是无稽之谈了。{11}

因为事实上是，唐朝的制度文明在日本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而且很快就把唐朝的文治武功砍掉了一半，只留下武功，而彻底抛弃了文治。唐朝的尚武精神被日本人保留下来并加以发挥，而唐朝的儒雅风范则被视为软弱，而很快就被日本人唾弃了。

在漫长的日本古代，统治日本人的，主要乃是特殊的"幕府-大名-武士"联合执政的军事贵族制度，这种封建军国主义统治的制度形式，其实是日本的独创。如果说类似，古代日本最多有些类似于中国的战国时代的情况。所以，若非要强调影响的话，那么也许应该说大唐儒雅文明在东瀛不过昙花一现，日本的制度就迅速"退回"到了中国隋唐之前的"战国乱世"，而且绵延千年，直到明治维新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冲击诱导下，日本才形成了近代融君主立宪与军国主义合一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

第19节：挟天子以令诸侯

从日本自身的历史来看，日本辉煌而短暂的引进中国大唐制度的时期，其实到了"奈良时代"（时间上大致与中国的唐代相仿）就大致上终结了。而奈良时代主要从中土大唐引进的是两个东西：一是天皇治下、以太政大臣为宰相的"紫微中台"儒教文官官僚制度，并颁布了"大宝律令"；另外一个其实就是佛教的传入和隆盛。但是，这两个引进的东西一开始在日本社会内部就严重"水土不服"，陷入剧烈地互相冲突、尖锐斗争。其实也正是它们之间的冲突，才导致了日本历史上的"奈良盛世"的瓦解。

据中国学者韩毓海考证：公元７６４年，日本的女天皇醇仁因不满太政大臣藤原氏的政策，转而任用她十分宠爱的道镜禅师担任太政大臣，主理国政，藤原氏皇亲贵族集团随即被镇压，这一事件从而开启了日本历史上佛教干政的局面。{12}

奈良时代的终结其实就是与这种贵族官僚和佛教僧侣之间的剧烈冲突有关。而随后的"平安朝时代"（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唐宋之间），日本的政治中心之所以要从奈良迁都于京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摆脱佛教僧侣对于奈良政权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平安朝时代"是以原来被和尚们镇压的藤原氏皇亲贵族复辟，及皇亲对于政治的控制达到高潮为标志的。

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日本平安朝时代藤原家族的摄政，其实就是典型的"外戚专政"。这里还是有根本上不同的一点：中国历史上少数的外戚干政，如王莽和霍光的统治非常短暂，很快被推翻，而藤原家族的统治却长达一个多世纪，而且这种外戚专权还被充分地"制度化"了，这就指藤原家族创立的"摄关家"制度。根据这种特殊的制度：天皇由藤原家族生育、教养，天皇的舅舅、义父、外祖父都是藤原家族的家长。例如：其中藤原道长一人就将这三个角色集于一身，这位外戚贵族大权独揽，他一个人"摄政"就长达５２年之久。

"摄关家"制度自然导致了天皇与外戚的冲突，而恰恰又是天皇与外戚的长期尖锐冲突，最终才使得军事贵族集团崛起和寺院势力复活，它最终瓦解了奈良和平安朝时代确立的、类似于中国的"文官制度"。而日本历史的主角：军事贵族集团，这个时候终于"浮出了历史地表"。

平安朝后期，天皇与外戚为了巩固自身，都力图借助军事贵族的力量在权力博弈中取胜，而双方冲突的结果却是：天皇和外戚在长期的冲突中两败俱伤，而被双方拉拢、利用的军事贵族集团却在冲突中得利、脱颖而出。平安朝后期，以太政大臣和"摄关家"面目出现的文官官僚制度被军事贵族集团所摧毁，而天皇随后被彻底虚位，实际上等于被软禁于京都，而日本的政权从此被一个极其强大的政治势力所垄断，这就是平安朝后期"军事贵族集团"崛起的历史根源。

随着这一势力的崛起，日本的政治中心（首都）再次由京都迁到了镰仓。而"镰仓时代"，其实才是日本古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朝代，因为它的确立，标志着真正具有日本特色的政治制度--幕府制度的开始。

那么，究竟什么是幕府制度呢？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第一代镰仓幕府源赖朝家族（源氏），其实最类似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魏政权，但是有本质的不同。源氏创立的幕府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它是由中央军事贵族集团"幕府"，地方军事贵族集团"守护"（后来的"大名"）以及"守护家臣"（"武士"），这三股势力构成的"三足鼎立"的相对平衡的统治结构--虽然幕府制度后来不断有所变化，但这却就是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的日本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它也就是今天日本人一般所理解的"日本古代制度"的最一般形式。

由于最早的幕府制度很像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在中国人眼中，曹操乃是逆臣。而对于日本而言，幕府将军的所作所为却简直就是人间正道和正史，是正常不过的社会形态。

由此可见，由于中日古代史很早就分道扬镳了，所以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其实从一千年前就已经铸成了。

镰仓幕府时代其实也是日本与中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由于蒙古入主中原，所以镰仓幕府断绝了与中土的关系，并成功地在海上借助"台风"的力量，抵抗了无坚不摧的蒙古铁骑。击败蒙古极大地增加了新兴的幕府制度的合法性，也使得日本是"神国"的神话从此得以流行。只是当蒙古的威胁不在的时候，日本内部中央幕府、地方大名、武士三者之间的矛盾却尖锐地展开了。而三个军阀一台戏，幕府-大名-武士这三股军阀势力之间的这台"武戏"长演不衰，从此主导了日本的政治历史舞台。

１３３３年，掌握军权的地方军阀（大名）足利尊氏奉幕府之命讨伐"天皇叛乱"（当时的醍醐天皇妄图"复位"惨遭失败，被幕府流放到歧隐小岛，而他却如拿破仑一般成功从岛上逃脱），在讨伐天皇的半路上，足利尊将军效法北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突然调转矛头，对镰仓幕府反戈一击，摧毁了镰仓幕府，进而在京都挟制天皇，建立了由地方大名主导的第二任幕府制度--室町幕府。

室町幕府时代是日本政治上的乱世，但却是文化上的"盛世"。一方面，围绕着后醍醐天皇的名义上的任命，日本南北两个朝廷同时存在，并分别声称具有唯一的政治合法性，日本此时分裂为"南北朝"，进入到所谓的"战国时代"；不过另一方面，虽然这个时代政治上一塌糊涂，地方势力猖獗，因而在日本被称为"下克上"的时代，但城市和商人阶层却与地方势力同时发达起来。随着日本与中国明朝关系的恢复，中国的货币"永乐钱"传入日本，日本从此进入了货币经济时代，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座"（如今东京的"银座"即根源于此）和贸易场所"市"，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兴盛。乱世的风气往往是奢靡，而作为"乱世的哲学与美学"著名的京都金阁寺和银阁寺，也都出自这个时代的禅宗和尚之手。室町幕府的统治阶级以禅宗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足利尊家族作为文化爱好者，推动了能乐、和歌和绘画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在造园方面成就卓著。室町幕府的附庸风雅助长了社会上层的奢靡之风，室町后期的大肆兴建银阁寺，更加重了社会经济负担，导致了内战加剧和四处造反。在战乱中，京都首先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而战乱的最终结果依然是，三个主要的地方军阀（"守护"）：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通过战争统一了日本，建立了由武士为主体的第三代幕府政权，这一次才最终使得日本从中世纪的战乱中得以走出。这个幕府政权以两个盛产武士的地区为标志，被称为"安土-桃山时代"。

第20节：日本社会达尔文主义

如果说镰仓时代是中央幕府独大的政权，室町时代是地方大名的政权，那么安土桃山时代则是以武士为统治基础的政权。作为受家臣（武士）支持的政权，安土桃山时代是"武士"的权利得到充分发挥的时代。其主要标志就是：武士道的形成以及成为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在这个时代，武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有了他固定的居所--城堡。而武士同时还有他特定的生活方式。例如：城堡里的武士通过一种特殊的仪式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并完成自我修养。作为日本特殊的武士意识形态的起源和武士生活方式的象征，日本的"茶室"和"茶道"就是这样产生的。

武士特定的生活方式中，除了以茶道修身的方式以外，还格外强调"忠"的培养，不过，忠的思想虽然与儒教有关，但是这里的"忠"只是对于"主人"的忠，换句话说，儒教的诸范畴在日本既不能如茶道、禅宗那样仪式化，也不能如佛教与神道结合而普遍化，这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大不同。从这个角度说，今天的学者一般地认为历史上的日本属于"儒教文明圈"的说法，其实也是皮毛之见。

到此我们可以初步对中国古代制度和日本作一个比较：隋代以来，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主体主要是文官官僚制度，而日本古代社会的政治主体却主要是以幕府为标志的军事贵族集团，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代中国与日本在社会性质、结构根本上的不同。与之相对应：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主要是在皇权-士大夫官僚-农民的基本结构中展开的，而日本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却是在"幕府"中央与地方"大名"及其家臣（"武士"）之间展开的。同时，相对于古代中国的皇帝而言，日本的"天皇"自平安朝时代（７９４－１１８５，相当于北宋时代）就完全被架空，成为被抛弃在京都，尸位素餐的纯粹摆设，而日本庶民（农民）被称为"秽多"，其地位远比中国的农民低下。总之，中国古代之所以长期创造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是由于社会的长期稳定，而社会的稳定则与隋以来的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密切相关。这一点与日本古代社会军事贵族支配的战乱频仍非常不同。

学者韩毓海生动地比喻说：尽管日本的历史并不长，但是，正像时刻处在地震、台风、火山和海啸的颠簸中的特定地理位置一样--日本的历史也是一部急遽动荡的历史。

观察古代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其实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制度，尤其是理解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中的核心作用。因为历史上日本虽然多次派遣使臣到中国，所谓中国文明深刻影响了日本，甚至将其纳入汉字文化圈。然而，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却是：古代中国制度的基石--皇权与文官官僚制度联合治理的政治结构，却从未在日本真正形成过。特别是，中国古代制度的核心"科举制度"，也从来没有在日本确立、成功引进过。而离开了科举制度来臆测中国与日本古代社会的相同或者相似，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而这个问题中其实蕴涵着中日古代制度的重要分野。换句话说，中国的历史从唐朝以后走的是文人治国的路子，而日本则是武士治国的路子，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中日文化的分野造成了国民性的极大差别，这也是两国人对话有时候好像鸡对鸭讲那样困难的症结之所在。这一点在本书的后边还要详细阐述。

总之，日本的历史文化可以简称为武文化，中国的历史文化可以简称为文文化。这两国人的对话长期处于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状态，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

3.日本社会达尔文主义

１８９４年清朝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落败，日军大战上风，消息传来，年过八旬的日本文豪福泽谕吉老泪纵横，在报纸上撰文支持日军扩大战争，要攻占北京，他认为，这日中之战是文明对野蛮之战，进步对落后的胜利。

而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日本舆论界和学术界都基本认同这个观点，附和说，日本人征服中国人是进步淘汰落后的战争，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

这种观点既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教义之一，也成为包括部分中国学者在内很少质疑的立场。而历史的真相和社会的正义究竟该如何界定呢？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失败"，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的成功，划出了近代中国人与日本人截然相反的形象：一面是经济落后又不思进取的中国，一面是主动向西洋开放，致力于发展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开明的日本--这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世界对中国和日本"认识"的不证自明的前提。我们今天各种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想象，基本上是以这个前提为基础的。

不过，此类叙述却是想当然的，并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根据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１８３０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占世界ＧＤＰ总量的1/3，这不但是日本从来不能和不敢想象的，它也超过了现在美国经济占世界２５％的水平，说白了这是至今无可匹敌的经济总量的世界纪录。

但是，１８４０年中国却被经济总量不及自身1/9的英国打败了。而且更为可悲的是，当１８９５年中国甲午战败，割地赔款之后，大清的经济总量依然还是日本的七倍。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当然不是什么"穷了、落后了几千年"，日本更不是特别勤劳特别富裕、人种优秀的"神国"。真正的事实恰恰相反：是中国富了、先进了几千年，形势只是在最近不到１００年的区间才突然急转直下，中国由巨富而挨打遭抢，由挨抢被打堕入贫困，而日本则是在赤手空拳的封建军阀率领下，突然一夜暴富--而这就是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大体的历史真相。

第21节：杀富济贫乃是历史规律

实际上，一般而言，所谓杀富济贫乃是历史规律，这一句其实胜过冠冕堂皇的千言万语。当然，值得抢的都是富人，而且是没有防卫能力的富人。今天有人说２１世纪才是中国的世纪，其实按照麦迪逊的说法，那还不如说１９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世界经济总量的1/3，难道这还不是咱们的"世纪"吗？那时的中国恐怕是真富。只是，如今国人虽说与祖宗一样个个勤劳，人人都想致富，但是却很少去想富了以后咋办。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向来是致富比较有办法，致富之后能想到的也不过就是腐败而已，至于说到明火执仗、杀人越货，这恐怕就一直不是中国的强项。而这恰恰是中国倒霉的一个真正重要原因。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浅显解释--强者为王，掠夺有理。

这就是为什么说１９世纪偏偏就不是你中国的世纪。因为１９世纪开始了帝国主义的掠夺时代，说白了也就是明火执仗的"明抢"的时代。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今天的中国还是把致富当作唯一的目标，把奢靡当作人生之极乐，那么２１世纪必然还不是中国人的世纪，弄不好还会重蹈清朝的覆辙。

１９世纪开始的抢掠时代，首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明抢。１９世纪世界上主流的意识形态就叫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而当时世界上谁最富又最缺乏掠夺精神呢？非常不幸的是那恰好就是咱们中国。所以，大清不是简单地缺乏少财富和经济落后，恰恰相反，大清不是不富，而是不强。本来还有些"抢的光荣传统"的满蒙骑士，也大都彻底腐败，八旗子弟被彻底腐化了。

而１９世纪初欧洲最穷而又最不老实的大国，就是英国了。除了海盗和洋枪，它一无所有，英国是在欧洲大陆没捞到好处，所以才不得不到亚洲去抢。结果首先被英国绑了票的是陷入内乱的印度，印度是英国由赤贫到小康的第一张馅饼。然后，正如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所指出的，英国又通过免费的北美白银，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才勉强从世界经济列车的末流乘客，混进了二等车厢。

至于亚洲的日本，当时不但绝不是什么阔主儿，而是穷得叮■响的三流小国。以至于在"最大的强盗英吉利和法兰西"（这是雨果的话）眼里，日本不过就是个不入流的岛屿，所以１９世纪历史的实情是：西方列强不是不想抢日本，而是它根本就不值得像对待中国那样兴师动众去抢。"值得一抢"这当然是需要资格的，何况现代意义上的一国抢一国，比传统的绑票等"恐怖活动"那要费事的多。

而这是西方列强对待中国和日本的态度完全不同的原因所在，也是日本得以在历史的夹缝里成功实行明治维新的外在根据。与对中国的穷凶极恶相比，１８６２年英国对于当时的江户幕府，就表现得格外仁慈：它允许江户幕府将开埠贸易的时间推迟到１８６８年，随后俄、法、荷兰立即跟进，也一致同意日本延迟开埠直到１８６８年。而这里的所谓"仁慈"其实不过是顺水人情，说白了无非是列强们对一头皮包骨头的瘦狗兴趣不高。最明确的事实是，近代日本不但没有像大清一般与英国在海上陆路大打出手，而且更没有被八个最大的强盗联合打劫的经历。它最多不过是被列强口头上吓唬了一下而已。

在"明抢即公理"的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上，日本的真正幸运，其实就在于它始终不是"被抢"的主要目标和对象。日本近代之所以能够实行明治维新，并随后具备了跟着列强去抢劫的资格，也不是因为日本特别善于见贤思齐，而是由于列强的纵容、利用和照应--说不好听就是"蔑视"。在西方列强眼里，资源十分贫乏的日本，可抢性几乎等于零，与其去兴师动众抢它，还不如让它去帮助拎包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因此，为什么日本成功进行了维新，而中国的维新却反复失败呢？这个问题当然不能从人种上找原因，因为这首先是两者在列强环伺的１９世界的处境完全不同。所谓"西方冲击"，这在日本与中国也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因为实际上，列强并没有真正在武力上打击日本，甚至二战之前外国军队从来没有开进过日本本土（尽管列强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从１８４０年起，西方列强没有哪个国家不到中国来捞一把的。连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也没少到中国来"淘金"。

从所谓"内因"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向来被称为是推翻和废除幕府制度的社会大革命，标志着日本传统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但是，这样的说法虽然表面看起来有点道理，其实却更多地掩盖了明治维新的实质。因为首先，所有的社会制度，实际上都不可能被连根拔除，所谓"根本改变"因此其实都是说说而已。明治维新当然是以"倒幕"为旗帜，但是实际上，维新所形成的明治政府，其实还是更像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幕府"，只不过是"幕府"头目换成了天皇，"大名"或守护换成了维新派人士，而"武士"换成了现代日本军队罢了。

所以学者韩毓海指出，明治维新对日本的真正意义是标志着日本"传统的"幕府制度，向"现代幕府制度"的转化。至于它还叫不叫"幕府"，那某种程度上是个语言或者翻译问题，并不是关键和实质。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西方的冲击使得日本原有的幕府制度陷入了危机，聪明圆滑的最后一任江户幕府，力图协调国内外的矛盾和冲击，但却更为深刻地陷入了这些矛盾之中。一方面，江户幕府垄断了与英国的贸易，并从中渔利；而另一方面，它又鼓励地方大名反抗洋夷，以此在洋人、大名、武士和天皇之间寻找平衡。但是，事实上江户幕府却恰恰被自己的自作聪明推向了灭亡。

首先，江户幕府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经营才能和驾驭经济的能力，--与在对英贸易中赚尽了便宜的中国"广州公行"完全不同（后者生意上的成功，最后迫使英国不得不采用鸦片加大炮来开路），江户幕府却完全没有做生意的才能，它垄断的对英贸易的成绩颇不理想，而贸易的逆差，则极大地威胁了日本经济，加剧了本来就不富裕的日本社会的贫困，尤其是严重损害了下层武士的生活，从而使得日益贫困的武士成为强烈的排外主义者和反幕府的根本力量。

第22节：继续制造亚洲丛林

其次，江户幕府鼓励地方大名拥地自保，对抗洋人，这就不得不放权给地方大名，从而导致了萨摩和长州等地方大名势力的膨胀，弱化了幕府的控制力量。实际上，大名的领地随之迅速成为倒幕运动的策源地。

第三，19世纪６０年代，洋人们甚至也开始对江户幕府的反复无常的两面派作风日益不耐烦，即开始怀疑它是否是个可以打交道的对象。而对于日益丧失生活利益的武士来说，幕府就是出卖日本利益的叛徒，根本不足以代表日本。江户幕府陷入了合法性的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由谁来代表日本"，才成为社会危机的突破口。

在推翻幕府的倒幕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处于日本边缘的两个大名--萨摩（今鹿儿岛）藩和长州（今山口县）藩，因为他们有钱有势有地盘。但是，最早提出彻底废除幕府制度，而以天皇制度取而代之的，并不是地方大名，而是下层武士。推翻幕府有利于大名、武士双方的地位提升，所以凭这一点他们就足以联合起来。当讨幕派的下层武士聚集在京都的天皇住所，要求"王政复古"的时候，长州和萨摩藩加入到倒幕运动中来，协助推翻了江户幕府，将天皇从京都迎到江户，改江户为东京，开始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而这时距天皇被架空为生不如死的京都木偶，时光已长达千年了。但是，这一次，明治天皇汲取了历朝历代被当作冷猪肉挂起来的深刻而惨痛的历史教训，而且，他已经准备好了反过来挟制军事贵族集团和武士的强有力的武器，这当然就是西方列强。于是，天皇复位之后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立即承认了江户幕府不敢承认的不平等条约，响亮地喊出了"西化"的口号，以换取西方列强对天皇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持。正像他的孙子昭和天皇在二战后积极主动地将冲绳送给美军作为军事基地，以换取美国保护他的皇位一样。天皇通过死心塌地地当世界霸权的走狗，以保住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这一伎俩，其实才是明治天皇超越了历代天皇的最伟大发明。

这实际上也就是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实质。

所以，天皇在明治维新之后选择两藩（萨摩、长州）而不是为其复位立下汗马功劳的武士作为合作伙伴是必然的。两藩作为军事贵族集团，他们对于西洋的坚船利炮和近代军事制度，有着军人的天然敏感和震惊。何况，"强权即公理"，这本来就是日本历史上所有军事贵族集团的根本价值观念：即只要他比我强，就应该跟着他当奴才；只要你比我弱，那就应该骑在你头上。这就是为什么，两藩积极地支持了天皇柔软身段，向列强屈服的行为，而当不识时务的下层武士发现他们原来是被天皇欺骗了，再次发动起义的时候，他们却立即遭到了天皇和两藩严酷的镇压。

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治制度的主要制定者都来自鹿儿岛（萨摩藩）与山口县（长州藩），即来自两藩及其子弟。一般而言，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主要来自长州藩，而经济财政政策的制定者如松方正义、西园寺公望等主要来自萨摩藩。阶级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所谓"日本维新之父"和"启蒙先驱"所制订的一切现代化方案中，无不渗透着深刻的恃强凌弱、强权即公理的思想。从"脱亚论"到"征韩论"，从"富国强兵"，"八荒一御"无不如此。这一切都表明，所谓明治维新的"新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披着西洋和现代化外衣的、日本固有的"军事贵族意识形态"的再表述罢了。

于是，正是明治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宽大、纵容和利用下，在一个改头换面的军事贵族集团的指挥下，日本在短短的时间内，以军事暴力的手段吞并了朝鲜、中国台湾，发动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跻身世界列强，顺利地跟上了"明抢"的世界潮流。这一切其实都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强权即公理"其实是整个１９世纪的世界潮流，而彻头彻尾地恃强凌弱则是这个"乱世"的基本法则。

而这一点，恰恰与日本历史上幕府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构想没有什么根本的矛盾。

但是，明治维新在"现代化"和"富强"的意义上，却长期地被充分美化了，以至于它从日本的现代史中被孤立地脱离出来，而受到不加分析的讴歌。而且这绝不仅仅是说日本右派乃至日本在美化自己的历史，而是说：在所谓"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整个１９世纪以来的残暴的历史从来没有被反思过。在这个意义上，美化和拒绝反思日本近代历史的，当然一直就包括某些自诩为"精英"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在20世纪８０年代，明治维新被视为现代化改革的样板，而被某些中国学者吹得神乎其神。这种"美化近代日本历史"的内容，其实早已经被写入了中国的教科书。篡改、歪曲和美化日本历史的，从来不仅仅是日本右翼，当然也包括被蒙蔽了视线的中国学者，以至于对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兴起缺乏刨根问底的批判。

4.日本，继续制造亚洲丛林

前美国驻日本大使、著名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曾经指出：美国在１９４５年二战胜利后的一个最大成果是永久性地解除了日本的武装。

说来很奇特，自从１９９１年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则是竭尽全力怂恿甚至敦促日本重整军备。{13}

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督促日本通过了和平宪法，放弃了战争权，这是二战之后世界和平的一个福音。但美国放弃了这个主张，转而支持日本重新武装，其目的就是要把日本建成美国在西太平洋不沉的航空母舰，利用日本的武装力量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效劳。

第23节：走军国主义之路

而日本政府则乐见美国人的转变，开始积极配合，争当美国人在亚洲的马前卒。

日本人紧密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除了有跟从的愿望之外，也有自己的务实考虑。那就是不愿意放弃传统的战争掠财手段。

历史事实已经确证，明治维新使日本人从中国攫取了台湾和琉球，还获得了约３亿两白银的赔款，日本还获得了中国和朝鲜巨大的市场，这样才造就了日本人近代的"经济奇迹"。

这里不妨把日本人近代以来的发家史做一个盘点：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是无法相比的，尽管中国已经是帝国末世的夕阳残照了。明治维新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也就是日本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前，日本依然是勒紧裤腰带的经济小国。当时已经贫困的中国，为北洋舰队购置的大吨位军舰也远比日本多，军舰的质量也比日本好。日本为了建立现代化海军，举国捐献，连天皇也不例外。这种对比包含的其他意义我们暂且不论，只是须得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甲午海战之前，日本还只是个振翅革新的经济穷国。如果日本人果然有如某些啧啧啧者们所艳羡的那般优秀，何以在2000多年中都没有赶上来？维新变革数十年，比失败了的中国戊戌变法可是彻底，为什么依然在经济上没有赶上当时中国的老牛破车？战后同样几十年，却为什么就那般优秀，非但遥遥将中国甩出，而且遥遥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甩出？连奠定世界工业文明基础的欧洲国家也被拋在了后边？

的确是奇迹。数数那些生产力方面的重大发明，日本人可曾有过？蒸汽机、电、核动力，是日本人发明的吗？铁路火车、公路汽车、天上飞机、海上机动轮船，是日本人发明的吗？现代冶炼技术、电话、计算器等，是日本人发明的吗？（当然，不是说日本人没有任何发明，比如活动的圆珠笔芯、各种改进型产品与技术、卡拉ＯＫ以及诸多游戏软件，都是日本人的发明。可这些都与如此生猛的经济奇迹几乎没有关系）。如果推进生产力产生质变的这些发明都不是日本人所为，那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只能从正常周边技术规律走工业道路，从正常的内外贸易活动走商业道路。可是如果那样，会有日本国经济上的生猛奇迹吗？

走正常发展道路的国家许许多多，谁也没有做到如此奇迹。答案还得从日本民族最酷爱的战争中去寻找。日本的第一个起飞，是甲午战争之后依靠中国赔款的起飞。甲午战争失败，日本勒逼中国赔款3亿两白银（硬通货）！3亿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有个专家算过账，如果以年息８％计算，到现在是９６９６亿两，折合美元达１０万亿！想想我们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外汇储备是多少，就知道１０万亿美元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经济能量！夕阳残照的中华帝国被生生夺走了自己的大笔财富，如何能不陷于贫弱交加？正是这笔对当时日本来说犹如天文数字的巨大硬通货，使日本一跃崛起，海军陆军全面改观。否则，仅凭甲午海战时的装备水平，如何能在１０年之后对俄国发动战争？对俄国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胜之后，日本在东北又开始了大规模掠夺。这些被掠夺的资源、劳工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财富，更是无法用数字具体衡量的。

１９０４年的日俄战争到１９３０年的"九·一八"事变，只有短短２６年时间；到１９３７年全面侵华，只有短短３３年时间。而从１８９４年的甲午海战到１９３７年中日战争，最长也是４３年。如此短促的时间里，日本人在做什么？在发展经济吗？绝对不是。日本人在连续大战，在全力以赴准备更大的战争。那么，战争的经费资源从哪里来的？日本人能魔法般地膨胀出钱来吗？其实谜底还不就是对中国和朝鲜的掠夺。

世界还是有一些共同法则的﹕战时经济从来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高峰。正是从中国掠夺的财富，使日本有了第一个"起飞"，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本。日本的第二次起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是在１９５０年之后。

这次起飞也不例外，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掠夺囤积的巨额财富起了最根本的作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人不但从中国全面掠夺，而且在整个东亚、南亚全面掠夺。日本在战争期间运回本土的资源、产品、珍宝以及无数的历史文物与艺术品，是根本无法用数字计算价值的，是千亿美元还是万亿美元，估计以精细自诩的日本人自己也说不清楚。更不要说，日本民族在此期间从大量劳工、战俘在境外工厂矿山所进行的奴隶般苦役中掠夺了多少几乎毫无成本的超值劳动？正是这些粮食与产品，养活了这个再也没有多余的耕田人口的岛国。

二战后期，日本的青少年全部进入战争训练，几乎没有生产人口。美国的原子弹与美军登陆，使当时的人们以为日本从此成了废墟，要重新崛起是遥遥无期的。可是，历史的合力竟莫名其妙的将日本掠夺的财富保留了下来。美国先是在占领日本后没有触动日本的"国家财富"，继后又在朝鲜战争之后正式扶植日本。日本又一次明目张胆地"起飞"了。不依靠国际援助，不依靠外国贷款，日本民族神奇地在２０年之中成了世界七大强国之一，再过20年，居然又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人第二次起飞的家底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人不应该淡忘，特别是中国人放弃当时高达５００亿美元的赔款，那对日本经济起飞是多大的支持，这笔账中国人不应当轻易抹去。

第24节：明治维新

近年来，日本人一反战后对历史问题的缄默状态，开始大张旗鼓地为军国主义翻案。其实这并不是日本人多么热衷于怀古，而是日本人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近代军国主义带给他们的难以计数的好处。

如果说，西方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主要依靠压榨本国穷苦阶级和殖民地掠夺而成气候，日本的经济基础则几乎全部是靠掠夺积累的，是世界所有国家中最为血腥邪恶的资本。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邪恶血腥的资本经济，居然也被许许多多的国家与"人民"当作优秀民族的典型来论证。这是日本人善于否认历史的又一个杰作。

日本人并不善于反思历史，但日本人却精于计算利益。对于为当代日本人带来巨大利益的军国主义，要他们轻言放弃，恐怕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５日，在日本石川县，一个高１２米，刻着"大东亚圣战大碑"的战争纪念碑挺挺竖起。该纪念碑每个字都有一个人高，显得宏伟壮观。这座耗资1亿日元的纪念碑是由旧关东军作战参谋（现当地一公司的老板）以及日本的战友会、遗族会的４００个团体共同建立。发起建设这座碑的有关人士透露，要以此告诉日本后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出征并非错误。他们更扬言"大东亚战争"是一场解放亚洲的圣战。

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解放了亚洲是一个不需要辩驳的谎言，而对于日本人来说，战争带来了日本经济的起飞，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明治维新使日本从封建军国主义转变成为近代资本军国主义，其侵略能力和掠夺能力空前增强。并且通过甲午中日战争的冒险取得了旷世未有的"成功"。这是军国主义的胜利，却是弱者的哀鸣。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国就像一只肥大而孱弱的绵羊，只能成为日本人狼吻的对象。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取了巨大利益的日本完成了帝国主义的过渡，成为法西斯政权。这一转变被日本人称为昭和维新。昭和维新与明治维新一样，将军国主义带进了现代化，使日本成为世界排名前五位的军事强国。为了实现日本人畅想了几千年的"八纮一宇"的掠夺狂想，吞并中国就成为了必然的抉择。

但中国人毕竟不愧是有５０００年文明史和威武传统的民族，在２０世纪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以血肉为长城，誓死不当亡国奴，粉碎了日本人企图鲸吞中国的企图，迫使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破产。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能够与老牌的世界强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并列为世界五强，显然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以极为巨大的代价换来的。

是战争财造就了日本的财富，而一旦不打仗，日本的未来行情将很惨淡。这一点被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森岛通夫称为日本盛衰转换的规律。现在，如果亚洲发生战争，美国为了维持其"美国武力维护和平"的政策，有可能借助日本的力量，日本积极响应美国的动员，又会积极、活跃、兴奋起来。战后的日本经济的全过程--实际上战前的某些阶段也如此--都是一种伴随着战争的繁荣。在持续衰落的困境中，将不瞻前顾后，一味为战争效力，也不是出乎意料的事。假如没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话，日本绝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获得如此高速的发展，这是事实。{14}

森岛通夫还指出：日本自１８８６年至１９４５年的６０年中，大约有一半时间都是在进行宣而战和不宣而战的战争，其庞大的军费开支是不言而喻的。这６０年间，平均每年的军费开支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０％以上，其中后３０年，每年都超过了１２％。日本的工业水平好不容易实现重化学工业化，对于一个后进国家是值得称道的极优秀的成就，但是它以美国和英联邦、荷兰以至中国为对手，不惜同时开战，完全是疯狂的举动。尽管如此，到最黑暗的十年以前，明治维新后经历了５０年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完成了"富国强兵"的目标。

至此，日本奉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好处已经完全显现出来。确实，战争每每胜利就能获得大量的赔偿、新的土地、巨大的经济利益或广阔的新市场。因而日本人相信战争是有利可图的冒险。虽然众多死难者出现、巨大战费支出，但如此庞大的好战体系仍能维持长久，是令人惊叹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国民中的资本家、经营者和工人体谅政府的意图并给予充分的合作。

"战后的日本似乎踏上了成功之路，其基础是在战争期间完成的。"这就是森岛通夫对于日本经济成功的最后结论。{15}

日本人基于自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强者欺负弱者，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果中国在与日本的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那么谁能担保日本人的倭刀不会再次降临到中国人的脖子上呢？

在日本，弱肉强食的意识形态还有不有市场，人们可以参考一下日本文部省的教科书审查标准：

文部省审定社会科学方面的教科书有九条规矩，这里不妨录下来以做"奇文共欣赏"之用：

１.关于宪法第九条中放弃军备和战争的问题，要补充说明国际形势的变化；

２.关于自卫队违宪说，政府采取的是符合宪法的观点，应当以"自卫队法"为准；

３.防卫费支出问题，不要仅仅看金额较多，还要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与共产主义阵营相比，是根本不算多的；

第25节：日本人的弱点和根性

４.北方领土问题，应载明除国后、择捉四岛归属日本外，萨哈林岛的一半也应作有争议地区；

５.爱国心问题，应当说明这是国民必须有的觉悟。（在日本，爱国就是爱天皇及天皇的政府）；

６.历史观点问题，政治以战后为重点，经济以高速增长时期为重点；

７.帝国主义问题，利润和剥削等词太费解，不提更好；

８.原子弹和原子能发电，《原子弹灾害图》过于悲惨，不适宜用。关于原子能发电，应强调能源的必要性和安全性。日本发展原子能是安全的、必要的，别的国家未必；

９.权利和义务，多写国民义务，少写国民权利。{16}

对于日本历史上的罪过，审查官当然是要求避而不谈，因此，就连回避不了的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历史事实也改用"进入"一词来掩盖。对于国内问题，"神造国家说"是一直要强调的。

至于日本人对亚洲其他弱势民族损害的真实态度，从日本政府的一名高官表述得最清楚：谁让他们落后了，遭到侵略，活该！

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日本人与亚洲的未来关系不是很可以想象了吗？

《日本论》的作者戴季陶说：近代以来，日本出于种种目的，总是将中国摆在显微镜下反复研究解剖了几千遍，日积月累，把我们中国人琢磨得日渐深入透彻--而其"长处"尤其表现在善于"从中国的内部（乱）出发了解中国"。

但相对而言，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琢磨和了解，还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古人常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中国经常吃日本人的亏，恰恰就是由于对于日本人研究了解不够所致。因此，重新认识日本人，重新换视角研究日本人，的确是今天中国人的当务之急。

究竟应当如何才能把日本人看得真切一些？那首先就必须像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的肚皮里一样，从对象的内部去了解、认识它，尤其是要深入日本人内心中不愿意袒露的阴暗部分去考察，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恰恰不能指望日本人甚至他们的美国盟友的研究成果。

因为当我们说日本右翼不肯正视、反省其历史的阴暗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也对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其中哪些是"阴暗面"不甚了了。于是，日本人的"不反省历史"与我们中国人的"不了解日本人历史"相遇，而构成了双重的隔膜。这种隔膜也只有通过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内在研究"才能得到逐步解决。

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道出了日本人的历史观：日本人缺乏历史感。中国是一个有深沉历史责任的民族，世界上像中国这样有如此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民族也不多……中国人说到历史，是白纸黑字记录的事实，有一种非常确实、非常庄重的感觉。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像中国这样，而在一般日本人的感觉中，历史更多的是一种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是一种与现在没有联系的、不确实的遥远存在，是可以讨论的，当然也是可以推翻的。日本历史中通常还包括神话、故事和传说，这一事实就是日本人对历史的遥远感和不确定感的一个证明。日本人缺乏历史感，特别是与中国人相比，他们有一种更为重视现在的倾向。从历史上看，日本这个民族像是一个灵敏的雷达，敏锐地跟踪世界，社会变化快，但是没有厚重感。

日本人固然缺乏历史感，却并非没有历史观。日本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之细致，考证之繁琐，连中国人也会感到吃惊。尤其是日本人通过研究中国历史找到了中国人的死穴--内耗。由内耗而内乱，由内乱而召外患，内乱加外患最后亡国。这就是中国王朝的覆灭规律，纵观中国的二十四史，概莫如此。就凭这一点，就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历史眼光之毒，其对中国人弱点的分析不能不让中国人信服。

那么，中国人研究日本人，也同样要从其内部入手，要找日本人的命门和死穴。这个命门和死穴也同样存在于日本人自己的历史结构当中--即从日本人的历史上看，它自身内部的基本矛盾是什么？这种矛盾如何铸造了日本人的传统？今天的日本社会内部又面临着何种基本矛盾？这些矛盾的基本走向和可能性决定了日本人的未来方向。

只有这样深入地"摸底"式地分析，才真正有利于我们中国人判断日本人的弱点和根性。

沿着这一思路来看日本人，就很容易看出日本人解决自身问题的基本办法--由于是岛国，内部资源紧张，必然向外扩张，扩张引发战争，扩大侵略战争，由于战争失控，重新回到本土，准备下一次战争。

如果说中国人输在内耗上，日本人则栽在外耗上。日本人骨子里的侵略根性决定其只有在蒙受了致命的打击后才会罢休。只有惨重的代价才能使日本人止步。

历史上看，正是因为日本内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与中国完全不同，才使得接受了不少中国文化的日本，必然地走上了与中国南辕北辙的道路，即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通过内部整合解决危机，而日本则义无返顾走侵略扩张之路，通过对外掠夺满足资源需求。从现实上看：日本自近代以来之所以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其实首先乃是为缓解和转嫁其内部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使然。即对外侵略，也首先是由于其国内问题所决定、促发的。最后，所谓外因不过是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基础，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日本如何处理和应对其内部的社会经济矛盾，实际上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关系的走向，中日之间问题的说到底，关键还是要看日本朋友们自我控制和治理内部危机的能力如何，即日本人能不能通过和平手段发展经济，取代军事扩张，走出历史的循环。

第26节：日本人的恶之花

第四章野性部落--日本人的民族心理分析

日本民族的艺术可谓精巧绝伦，美轮美奂，其礼仪之繁杂，服务之精细，举世无双。但这些不能算是日本民族心理的本质。日本文明的根性仍然是岛国部落文化，只不过加上了唐风欧雨的包装罢了。日本民族在形成的过程中，把恶的能量充分地释放，成为世界近代史上罕见的野蛮民族。日本民族是一种耻感文化，必须依靠外力的监督，一旦失去了外部的监督，就会无所不为。日本人的内心中没有良心准则，只要自己的坏行为不被别人知道，就不必烦恼，自我忏悔只是徒增烦恼，而自首更是傻子才去干的事情。日本社会中有不少庆祝幸运的仪式典礼，却没有赎罪的仪式。他们以他人的评价作为自己出牌的标准，当每个人都遵守相同的行为规则行动并相互支持时，日本人就会轻松愉快地干任何事情。如果当他们觉得做的事情正是让天皇和国家满意的事情，那么他们就更加没有顾忌了。日本人，是世界民族中的一朵"恶之花"。

1.日本人的"恶之花"

日本人生活的日本列岛，是一个长期与大陆文明隔绝的岛国。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在日本一千多年的文明史上，日本民族从来没有被外族武装征服过，这就使日本人保持了一种连贯的岛国习性。由于日本列岛资源贫乏，国土狭小，而人口众多，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便成为了困扰日本人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成为日本人祖祖辈辈必须思考的问题。

日本人的发展，不外乎两条路，一是通过贸易的方式实现和平的发展。二是通过战争手段实现财富的掠夺。这两条路日本人基本上是交叉使用，但何者为主，何者为辅，日本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抉择。

所谓日本病，按照学术界的分析，简单地说，就是日本文明是一种凭借恶的力量崛起的文明。恶，造就了日本人的成功，也孕育了他们的失败。对日本人来说，"成功乃是其失败之母"。如何对待过去的成功，也就是如何对待过去的"恶"，是当今日本人面向未来，必须面对的课题。对于世界人民来说，如何正视日本人的"恶"，如何综合运用善、恶两种力量驾驭这种"恶"势力，也是确保世界和平的重大课题。

在中华先进文明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日本人，通过与西方文明的杂交，在明治维新不到４０年的时间内，便战胜中国，挑战西方，取得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地位，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了亚洲霸主和世界最凶悍的法西斯主义军事机器，然而在"二战"中一败涂地，不能发展军队的日本从经济建设出发，用了不到４０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强国和财富大国。

进入２１世纪后，日本人一再提出要走"普通国家"道路，即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这样的角色定位对世界将意味着什么？特别对于中国人和亚洲人来说，日本人会不会采取固有的手段再次"成功"，更是他们观察的焦点。

如同犹太神话里的死神的面目具有截然不同的两张脸一样，很久以来，外国人心目中的日本人简直就是双面死神，一面是阴森森的骷髅，目光凶残，挥舞着弯刀，血盆大口中嘶嘶吐着沾满毒蜒的信子--这是让中国人和亚洲各国人们生灵涂炭、尸横遍野的侵略怪兽；另一面是温和端庄、文质彬彬、礼节多如牛毛、古朴而又温顺的日本君子，他们勤劳而又有创造力，他们顶着富士山，手持"日本造"，让日式电器和汽车风靡全球，他们是世界新生活潮流和消费文化的引领者。

这截然相反的两面，人们应该相信，哪一面是"立前"？{17}哪一面是"本音"？{18}

让日本人在外国人面前露出自己的本音，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即使是娶了日本太太的中国人，也常常哀叹，他们很难看穿太太那张煞白的高深莫测的脸。

立前是日本人经过精心培训后在外人面前精雕细刻装扮出来的形象，为了使立前具备迷惑人的魅力，日本人从里到外都进行了刻意地装饰，初见日本人的外国人，很容易喜欢上这个整洁、整齐、多礼、温顺的民族。

所以，日本人犹如变身人一样，刚才还是点头哈腰、温文尔雅的武士，顷刻间就变成了冷血、凶残、拔刀相向的魔王。这种多变的迷幻表现，使日本人的本音更加神秘莫测。

日本人是一个热衷于神化自己的种族。过去，他们通过杜撰历史，把自己描绘成太阳女神的后裔，把天皇装扮成"现世神"，把整个民族造就成了一个"神人民族"。二战后，天皇的神话宣告解体，他们又刻意制造日本人优越论等新神话，把腰包鼓起来的日本人打扮成和平的天使，到处谋求世界对自己的好感。

得志时，日本人便骄横不可一世，把自己的优越感无限放大，甚至作为侵略他国、凌辱他人的一种资本。

失意时，日本人便幽闭自卑，把自己的幽怨化成对别人的敌视和嫉恨，把自己装扮成可怜兮兮的受害者。

日本人究竟会走向何方？他们的本来面目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一旦其内心中的恶念沉渣泛起，世界又会是一幅什么图景？这些问题都需要人们从其历史文化背景、宗教习俗教养乃至个人价值观和世界观中去仔细辨认。

近８００年来，对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战争，战争就是生活，战略思想、战术手法、战法演练，已经是８００年来日本人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工具。故今日之日本人，无论政治、经济、商业、工业、文化，无处不在战争生活的应用范围之内，即使是有意远离战争，也在不自觉地应用各种战法。所以，当代日本男人被称为穿西装的武士，日本女人被称为穿和服的武士。

第27节：野性横蛮的岛国人

2.野性横蛮的岛国人

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制造南京大屠杀？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兽性地摧残慰安妇？日本人为什么对自己军队在外国的暴行熟视无睹？日本人为什么对右翼的圣战思想一直恋恋不舍？

日本研究专家华永正在《日军何以如此残忍》一书中分析道：神道教是日本的国教，是日军的精神支柱，也是日本统治者控制军队的重要手段。神道教没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那种仁慈、宽忍和牺牲自我的精神，更没有中国道家"无为"的思想，而是充满着入世、扩张、利己和好斗的教义。它的主要内容是：世界至尊之神为天照大神，所以，她应该实行"八宏一宇"（日本天皇诏书里最喜欢的一句话，意思是宇宙八方尽在天皇掌握），统治全世界，神武天皇为神的"五世孙"，他在人间的使命是"征服东方，进行统治"，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是"现人神"，既是神道的最高祭司，又是日军的大元帅。日本兵是"天孙民族"的代表，按神的意志去征服"劣等民族"。凡战死者也都是"神"，被供奉进靖国神社和各地方的护国神社。

这一套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优劣论"编造得荒诞离奇，登峰造极，却在当时的日本大行其道，没有人提出过什么质疑。当时的日本兵就是认为自己是"神赋特权"进行征讨杀戮，所以，即使是疯狂杀人，也心安理得，毫不手软。１９４１年圣诞节前夕，日军竟在香港修道院用修女祭刀，便是一种"惩罚异教徒"的"愉快"。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日本，包括首相、大臣和议员在内的政界要员接二连三地参拜靖国神社和各地方的护国神社，很明显，他们不仅是为了追悼日军的亡灵，而且也是在呼唤"神道教"的回归，使之重新成为日本人"八纮一宇"的精神支柱。日本政界人士一直对外宣称参拜靖国神社只是一种日本的传统习俗，殊不知这一传统习俗中既包含着日本人内心的"神国思想"、"征服野心"和"尚武传统"，又是一种经过精密包装的法西斯主义的精神，绝不可简单地当作一种民间习俗轻轻带过。对于日本神道教及其嬗变的过程，本书在后面将有更细致的探源。

说到日本人，就不能不说到武士道。武士道精神是一种行为习惯，与神道教互为表里。换句话说，神道教是抽象的指导思想，武士道就是具体的行为指南。

日本武士道杂糅了神道教、中国儒学、禅学和道家的若干理论，又注入了日本土著民族的野蛮杀戮意识，完全失去了儒学、佛学和道教中原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内容，变成了一门指导杀人的"行为艺术"。

武士道指导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如"介错"的规矩，就是武士可以切下切腹者的头颅为其超生；"斩舍御免"，就是武士如果认为自己受辱，即可杀死对方，不受法律制裁。日本武士以"杀人"为职业，有"刀不虚出"的规矩，指武士拔刀后必须有斩获才能入鞘等等。

武士道规定武士必须佩刀佩剑，练习剑道，最后当然要落实到杀人上，如果终其一身没有斩获，那不就白练工夫了吗？

中国的剑道兼有健身、舞蹈和技击三种意义，力戒"以武犯禁"、"欺负弱小"，日本的剑道只研习杀人的技巧，而且特别允许武士对平民试刀，与中国剑道的"侠义"精神大异其趣；中国武士主张戒女色，而日本武士则鼓励玩弄女性，甚至允许性虐待；中国武士最重视的是武德，"好汉不打倒下的"，而日本武士则讲究"斩劈"，愈是对方不抵抗和求饶，便愈要将对方劈死、斩杀才肯罢休。

所有的这些武士道的"传统"，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都有体现，他们展开的杀人竞赛，"百人斩"，强奸妇女甚至老襦幼女也不放过，并将失去抵抗的中国俘虏成批地砍杀，都表现了日本武士道的本来面目。

日本的传统文化有其精致细腻的美学价值，但其华美温柔的外表下面，隐藏的是崇尚强者、欺压弱者、尚武好战的本性，这种双重视角对审视日本传统文化十分重要，否则很容易只看其表、不见其里，被其绚丽迷人的包装所迷惑。

对日本文化及其风俗习惯有深刻研究的克里瑞博士总结说：要想了解日本人的心理和行为，必须评估其几个世纪以来军事统治的影响，日本经济、政治、社会和教育结构的发展，都反映出这种影响。延续了几百年的武士统治通过武士阶层升到了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地位，将武士阶层的价值观变成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19}

在日本，战争一向是属于贵族的事情。这些家族相信自己是下列三种源流之一的后代：或者是神的后裔，或者是日本古代帝王的后代，或者是中国或朝鲜贵族的裔胄。皇族把自己自封为第一类，他们宣称自己是太阳女神的后代，在神道教中担当最高祭司的角色。其他贵族也以为自己与皇族有密切关系，并通过与中国和朝鲜结盟，使自己主宰着整个政权的军备。

在日本人的古典神话中，剑是神给予皇族的赐礼，是国家的图腾，皇室的象征。日本的制剑术至今包含着许多神道的仪式。对剑和武力的崇拜后来成为了武士道的精神支柱。

太阳女神后裔（皇族）的盟友，在公元６世纪前后模仿中国建立了日本的民族国家大和国，但领土征战继续进行，大和国对居住在日本列岛上的各个部族进行的征服战争从来没有消停过。日本人本身的边疆战争和征服战争激发产生了一个单独的军人阶级，他们是古代贵族的后代，但又有自己各自的家族传统和管辖权，这个军人阶级日益壮大，终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军人政府，这就是"幕府"的开始。

第28节：武士道就是权谋和兵法

从１１８５年至１８６８年，先后有三个军事政权主宰着日本的政治和军事、经济。第一个幕府--镰仓幕府和第二个幕府--室町幕府，这两个幕府都支持佛教禅宗，跟全由旧日贵族主持的原有佛教宗派分裂，从而使佛教服务于武力哲学。德川幕府则支持儒家哲学，企图分化压制佛教，进一步强化集权思想。

克里瑞博士认为，明治时代和昭和时代建立的军部，尽管与幕府名字不同，但是性质没有什么区别，即军事阶层依然控制日本的政权。

所有的日本传统都在昭和时代编成了法典。只有武士道例外。武士道法规由某些途径编入家规族规的情况是有的，但从来没有由政府统一或定稿。克里瑞博士认为，这是由于武士道当中含有各种诡计和伎俩，还有日本人一向主张的"先发制人"的占先手法，这些兵法诡道被日本人视为看家法宝，岂肯轻易示人？在日本的书店里，充斥着各种权谋哲学的书籍，教导人如何行诈术。尤其是日本"战国时代"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的传记文学，更是长销长旺。织田信长被日本人称为枭雄，其人以残忍好杀出名。丰臣秀吉绰号猴子，其人以装腔作势、善于伪装出名。德川家康心计很深，老谋深算，被称为狐狸。这三个人的明争暗斗被称为日文版的"三国演义"，一直被日本人津津乐道。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政坛上阴鸷凶狠，他自称最崇拜的人就是织田信长，每天晚上都要读他的传记。

可以说，武士道就是日本人的权谋和兵法。与中国兵法大相径庭的是，中国的兵法是可以堂堂正正向全世界公开的，因为中国人一向主张为正义而战，出正义之师，列堂堂之阵，光明正大，打防守反击，何必藏着掖着？而日本人的武士道则充满着各种诡异的阴谋，特别是主张偷袭和暗杀。只要条件允可，日本人就会像毒蛇一样狠狠地咬你一口。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日军先出兵朝鲜，突袭清军；在日俄战争时，日本海军不宣而战，首先炮击俄国舰队；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中也都是日军蓄意挑起战争，首先向中国开火；在珍珠港战役中，日军更是精心伪装，万里奔袭，首先偷袭美国舰队。日本武士道的"占先手法"不讲究任何战斗规矩，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可以发起攻击，无须顾及道义脸面，这也是研究武士道和日本人关系不可忽视的一个角度。

自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禅宗和道教，日本武士从中吸取了忠诚、朴实、敬业、苦行、服从等精神，却添加了日式的尚武、好战、轻视生命、崇拜阴谋的传统，铸成了武士道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和平文化为何在日本变成了侵略文化，这种变异的内在原因值得中国人深思和警惕。

在中国，儒教、道教和佛教一致主张仁慈普爱、重文轻武，尊重生命，中庸无为、天人合一，而在日本却变成了主张轻蔑同胞、尚武弃文、厌弃生命、诡秘阴暗、侵占成性的武士哲学，同一棵树上结出截然不同的果子，这是亚洲的不幸还是造化的安排？

一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女兵回忆说：她在１４岁的时候，应征参加了毒气制造，虽然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参加制造的是毒气，但这些年，她还是感到自己对受害者负有责任。她把自己当时的经历画了出来，做成画册出版，警醒世人。当时学校就教育我们，日本是一个神的国家，做什么都一定能赢，打仗也是如此，因为是正义的，所以一定会赢。在古代，蒙古曾经侵略日本，但是他们在海上遇到了台风，风非常大，于是船翻了，士兵们最后都葬身海底。这是我们在历史课上学到的，正因为日本是神的国家，所以神才刮起了大风，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当时的教育是国家主义教育，它否定人性和个人主义，培养的是只遵从命令的人，而我们就成为了国家发动战争的后备军

日本战前的教科书，都是先讲日本有优秀的文化，做一个铺垫，然后又讲日本是神的国家，日本那么多岛屿都是一个个神化身变成岛，日本的天皇都是神的后代，他会给你列出一个天皇的后代，天皇的神的体系，从天上什么什么神，到最早的天皇就是神武天皇，神武天皇往后又是怎么一代代传下来的。这个早期东西，本来是一个神话传说，却把他当成一个历史史实教给你。先是优秀的文化，又是神，给你打一个烙印，深深的烙印是什么，日本优秀。我优秀我就有资格领导亚洲，因为我们亚洲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了，要抵抗，谁能领导亚洲，就是我日本能领导，因为我们优秀。

日本老兵回忆，他们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意识：日本和日本国民都是非常优秀，而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杀了劣等民族的人，你的灵魂就会得到拯救，所以一定要杀，也因此我们就很坦然地去杀人了。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年轻的士兵们满怀着为天皇效忠，为国家效力的自豪感，理直气壮地走上了侵略的道路，而他们的亲人，也怀着同样的自豪感，把他们送上杀人与被杀的战场。

克里瑞特别指出，日军为什么不假思索就能够杀人，是因为好杀精神深入骨髓。日本在过去的几百年内一直处于血腥内战，又经过了８００年的军事统治，军事生活已经溶入文化当中了。

就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战争，战争就是生活，战略思想、战术手法、战法演练，已经是８００年来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须工具。故今日之日本人，无论政治、经济、商业、工业、文化，无处不在战争生活的应用范围之内，即使是有意远离战争，也在不自觉地应用各种战法。所以，当代日本男人被称为穿西装的武士，日本女人被称为穿和服的武士。

第29节：没有原则的日本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采用了"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心剑战术。此时的日本人，手中的剑已经被美国人收缴了，但心剑战术却成功地使美国人的剑为日本人所用。几十年间，日本卸下了沉重的军费负担，让美国人廉价为其看家护院，从而集中财力发展经济，一跃成为世界最富、美元存款最多的国家，而美国则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人成为了美国政府的债主，从经济上，来了个主仆换位。这不正是心剑战术的妙处吗？

日本人这种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高明战法，应该归功于日本人浸淫了几百年的武士道训练。这位经济上崛起的武士下一步将剑指何方，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屏息以待，因为日本人是一个极难对付的剑客集团，无论谁招惹了他们，都是很棘手的。

3.没有原则的日本人

日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日本人行为准则的核心是相对性，即从来不是从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去判断一个人的好与坏、对与错。

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日本人很少去想，也很感到头疼。他们把这样的问题通常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上级说了什么是对的，那就是标准。只要强者说了什么是善的，那么什么就是善的。日本人不习惯去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他们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比去判断对错，然后附和权威就可以了。

日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十戒"这样的信条，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相信正义的力量，日本人没有彼岸世界，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的概念，他们认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死后通通成佛升天，所以，生前作孽，与死后的成佛没有什么关系。良心这个概念，在中国人伦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良心就是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使灵魂得到安宁。而日本人不理会这一套，什么心安理得，什么良心谴责，通通的没有。在他们看来，良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只要不影响人际关系的秩序，良心是否安宁，并不重要。

作家余杰到日本采访一位侵华老兵。这位老兵是一位栽培盆景的行家，把所有的盆栽照顾得无微不至，家里也被拾掇得一尘不染。谈及他当年侵华的战争经历，他极其平静地说：我记不清在中国强奸过多少妇女，反正一有机会就强奸中国女人。他还坦率地介绍了在南京强奸一个１３岁的中国女孩的经过，如何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到那个受害的女孩，强奸完了又如何将其杀害等等。这位老兵在讲述这些暴行时非常平静，毫无羞愧和忏悔之意，也没有一点情感的波动。他的老伴在旁边听着，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她和气地向客人打着招呼。这就是日本人的良心观。

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也属于相对主义，它是针对具体的关系而不是强调抽象的原则。在日本社会里，并没有一套普遍的伦理标准，却有全世界最复杂的繁琐的具体行为规则。日语中有复杂的敬语，就是它的表现之一。

面对不同的人，日本人随时准备了两张面孔，对上级和权威，他需要极其客气；面对藩属和下级，他表现得傲慢而严厉。如果生活中有了一贯的标准与价值，日本人反而会无所适从。

日本人总是很坦然地否认其发动的是罪恶的战争。因为他们对恶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在日本的佛教中，甚至还有视杀人为超度善举的观念。当日本武士杀人时候，拔出刀来的武士会郑重其事地默念：畜生，为你超度吧！如此诡谲的道德思想，焉能结出善的果实？

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也没信仰追求，所以也就没有道德负担，没有精神痛苦。前一天还在同敌人进行自杀性攻击，第二天就举着鲜花迎接敌人占领本土，这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干得出来，而日本人做得那么自然。因为在他们看来，道德标准已经被自己悄悄改变了。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都很难理解，如岸信介之流，曾经是东条英机的副手，是甲级战犯，亲自参加过日本对华侵略决策和太平洋战争的阴谋，却奇迹般在二战后继续当选为首相，昔日的仇美派，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亲美分子，而日本人却习以为常。要是在德国，像岸信介这样的战犯，能够少坐几年牢就该谢天谢地了。

据美国的学者叶先扬记载：老上海人都知道"伊藤先生"这个称呼，伊藤是日本的大姓，就像中国的老张老李一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很多日本人在经商，在那些日本店铺里，日本人对中国顾客真像对待上帝一样，热情、礼貌、周到细致，因此，老上海人说到"伊藤先生"，那心里感觉是暖烘烘的，就像我们提到雷锋叔叔一样。可是，"一·二八"事变日军攻入上海的第二天，这些"伊藤先生"却都变了脸，他们拿刀砍中国人的凶残，比日本军人还血腥。

这就是不受宗教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日本人的个性。

受儒家思想或者平等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最看重自己的人格，出卖人格和尊严，最为中国人所不耻。而日本人不受这个束缚，他们内心中没有缰绳，只要自己的坏行为不被别人知道，就不必烦恼，自我忏悔只是徒增烦恼，而自首更是傻子才去干的事情。日本社会中有不少庆祝幸运的仪式典礼，却没有赎罪的仪式。他们以他人的评价作为自己出牌的标准，当每个人都遵守相同的行为规则行动并相互支持时，日本人就会轻松愉快地干任何事情。如果当他们觉得做的事情正是让天皇和国家满意的事情，那么他们就更加没有顾忌了。

第30节：看不见个体的日本人

日本战败后，因为美国的庇护和国际上对其监督的放松，日本人很快就遗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了，一风吹了，责任都被时间带走了，现在该是轻装上阵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大压力，让日本人深刻忏悔和反思，那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著名日本人研究专家、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与刀》一书中提出，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属于"耻感文化"，而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前者的行为要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后者则主要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

耻感文化发展到了极至，就是日本武士道拼命鼓吹的"死亡哲学"，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一个人最体面的事情就是从容迎接死亡。日本武士的切腹仪式让世界震惊，这种切腹仪式要求武士先把肚子剖开再往里深挖，露出五脏六腑，待到血流干净才倒毙。通常的情况下，切腹者在三四个小时都不会死去，还得配备一个助手，在切腹者无法结束生命时，帮助他把头颅砍下来。所以，血淋淋的切腹仪式就是一种自我摧残的酷刑，它要表现的就是武士道倡导的武士"无畏"的精神。

在战争中，日本兵的军人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指示：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战争中的日军行列里没有设置一支正规的卫生救护部队，日军溃退时，常常开枪射杀伤员，或让伤员自杀。日本人确实是一个经常在寻找捐躯目标的民族，有时候为国家，有时候为天皇，有时候为公司，有时候为情人，总之，为了自己避免受耻辱，就去选择消灭自我。在日本，由于公司破产，老板自杀的不在少数。情人们如果姻缘难了，也喜欢选择手拉手蹈海。在日本的农村，农民一旦在约定的时间内还不了债务，也会选择自杀，以避免失去信用。

耻感文化把日本人的不投降主义推向了极端。在日本，过去只有战斗到死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不仅如此，连整个家族就要蒙羞。被俘后的生命，就等同于死去，甚至比死去还糟糕，所以，一些日本伤兵在被俘后还会去自杀。美军攻占塞班岛时，４万多名日军覆灭，岛上还有万余名日本平民，日军则强迫这些平民自杀，母亲杀死孩子后自杀，老人们则相互他杀或自杀，数以千计的人选择了集体跳崖。

就是这样一个极端重视耻辱感和荣誉感的民族，却是曾经对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日本人的整体表现经常在国际关系中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难以捉摸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美国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曾以"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发疯"为理由，坚决反对日本人大规模重新武装。此话也许有点过激，但确实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性，会像日本人这样使人难以捉摸和无法预测。

经济上崛起的日本人已经让美国人和欧洲人尝到了步步紧逼的苦头，而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自卫队，其装备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一流，谁又能知道，这支日本"皇军"的后裔什么时候发飙呢？

如果不盯紧日本人的一举一动，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翻脸。许多中国人主张对日本人的劣迹既往不咎，对历史问题一笔带过，其实是对日本人本性的一种不了解。不彻底清算其历史罪行，对其重新武装的趋势不予警惕，最终要成为日本人的陪葬品，到那个时候，就追悔莫及了。

4.看不见个体的日本人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人对樱花的喜爱达到了一个痴狂的程度。不少人把樱花看作是日本人的象征。作家王文远在《樱花与祭》一文中对日本人的国民性有这样的描述：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对它倍加喜爱。

樱花的花瓣非常小。将一朵樱花采下来实在是微不足道，但千万朵樱花连成一片，汇成花的海洋，那场面就蔚为壮观，绚丽多姿了。这正是日本社会的形象写照。

樱花的颜色相当单调，盛开时一片粉红。赏花者没有人会去那数不清的花簇中辨别哪朵更艳更美。樱花所体现的是整体美。

樱花树干粗壮，而每朵花却十分弱小娇嫩，每一朵花与它所依托的树干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也是日本社会组织结构的绝妙写照。

就像樱花一样，日本人的每一个个体是微不足道的，被淹没在人群的海洋当中，很不起眼。日本人也非常忌讳出头露面，日本有句谚语：出头的钉子先挨敲。彰显个性被认为是很危险的事情。

日本人一生下来，在襁褓里就开始学习如何适应他人，如何顺从社会的秩序。日本人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与其他人不一样，总是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与大家是一样的。只有置身于某一集团或者潮流当中时，日本人才会心安理得，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只有将自己全部融化到集团中，他们才能找到自我的位置和价值。

日本人的这种极为强烈的趋同心理和从众心理，使得日本社会具有很强的均质性和凝聚力，这是日本国民性一个让人羡慕的地方。但是，一旦潮流或者权威引导的方向出现了错误，那么这种如同狂潮一样淹没一切的破坏力也是惊人的。

前新加坡驻日本大使李炯才先生指出：日本人的弊病就在于他们一旦开始做某事，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

的确如此，日本人一旦形成了某种潮流，就会像大洋中的风暴一样，夹裹着一切力量，横扫过来，不管谁愿意不愿意，都会被胁持进来，谁也无法阻挡，谁也无可奈何。

第31节：日本人需要改恶

中国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曾经专门谈及日本人的这种从众心理产生的原因以及可怕的后果，他说：日本突跃为世界强国，不是无因可寻的。团结、纪律、组织适应（也可以说是模仿）、尚武以及刻苦，这些都是他们伟大的特质．．．．．．但是缺少合理精神，柔和习气，与批评自由，这也是现代日本的危险所在之处。日本用鹅步走上了强国的前伍，但是故意延缓时日去做鹅步，是极其疲乏的事情；不假思索去永做鹅步，是极其危险的事。

"日本无疑地走上前伍。我觉得她所以走上前伍，是但凭他的强大性格，而不加以深思熟虑所致。明治维新是行着鹅步的程序，使日本转变成为一个近代国家。这明显的例证，表明以现代工业科学制造的武器，放在一个紧密微小的岛国手中，加上该国固有的封建式的尚武忠君的精神，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林语堂先生对于日本人的这种集团主义的狂热情绪的利弊得失的分析可谓很到位。

日本人的集团的整体感和认同感，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孤立感和极端的排他性。

这种孤立和排他又进一步强化了集团的整体性。日本人在处理民族内部人际关系的高度细腻的技巧，反而成为了他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障碍，这也促使他们更加内向。美国作家约翰·内森描述说：在中国居住的外国学生说，中国人欢迎并且赞赏他们学习汉语。欧洲人对别国人学习他们的语言也持肯定的态度。美国人认为外国人说美语很正常。但日本人不是这样，他们不希望外国人精通日语，日本人认为，日语是日本人的密码，当然只有日本人才能掌握。表面上看，日本国也鼓励外国人学日语，但到了日本，外国人说一口地道的日语，那就会招致日本人的反感和敌意。所以，保险的方法是说英语，或者说故意搞错的日语。

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强调自己的独特性。他们一会儿强调自己的血型独特，可是，在世界上，中国的湖南人与他们的血型结构几乎一致，这也让日本人苦恼。一会儿又强调自己的特殊性是因为会用筷子，但中国人和朝鲜人用筷子的水平比日本人毫不逊色。现在最流行的观点是日本人说日语，但是，日语是由汉字和片假名还有英语单词组成的，谈不上是自己的专利。精通日本文化的蒋百里指出：日本的文化，如果抽掉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印度的佛教，还有欧洲和美国的文化，基本上不会剩下什么内容。可是，日本人依然倔强地强调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过分地强调自己集团的独特性固然强化了集团的团结，容易形成合力。但也会造成集体无意识，使每个人都推卸自己的责任。

如果一个人偷偷摸摸地干坏事，一般人会胆怯心虚，会有罪恶感；但是，如果与他人共同做坏事，不仅人多势壮，还可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鼓吹下，不仅个体杀人成为了习惯，而且杀人越多，手段越残忍，不仅不会有负罪感，还会成为别人心目中的英雄。这时候，一个人的天性、良知等等，就会被集体无意识泯灭，集团认可的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有人笑谈，在日本人当中，只要长官说一加一等于三，保证所有的下属都会毫不迟疑地说那确实等于三。这就是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在日本的公司里，员工与老板吃饭，员工绝对不会先点菜，等到老板点完了，他们保证会克隆老板的菜单，而不管自己爱不爱吃。

在日本，黑社会组织一直猖獗，这些组织都有一条行规，就是要入会，就先得一起去做坏事。只有大家都做了坏事，组织才能"团结"。

同样，因为是集团性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彼此彼此的习惯，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无须负责。这样的集团意识，确实让外国人难以理解，但那又是日本人的特性。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文中谈到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意识：

在１５年的侵略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人认为没有哪个人是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就等同于没有责任。

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这就是日本人对战争责任的认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思维方式造就的就是日式的集团意识：在有利可图时，人人争先恐后，个个如狼似虎；在承担责任时，人人微不足道，个个没有过错。

这就是不讲个体的日本人。

5.日本人需要改恶

如前所述，日本近一千年来的发展历史，基本上走的是一种武力掠夺的道路。日本人尝到了武力的好处，也吃了武力的苦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逼迫日本走上文治的道路，即通过和平的手段发展经济，谋取自己的利益。

从１９４５年到２００５年，日本基本上走了６０年的文的道路，并充分享受到了和平道路带来的巨大利益。

但２１世纪，日本人究竟要走文治之路还是武治之路，仍旧是一个悬案。

日本人是一个很难捉摸的民族，目前，国内主张和平发展道路的力量依然存在，但他们能否主宰日本人在２１世纪的走向，依然是个悬案。

第32节：美国在远东的航空母舰

历史有其特殊的惯性，没有常性的日本人，如果说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常性，那就是日本人对利益的绝对追求。不管是和平谈判也罢，战争掠夺也罢，日本人对于利益地追逐什么时候也不会疲倦。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之一，无可厚非。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义利之别，中国人崇尚舍生取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基督教文明崇尚精神的价值，把信仰的坚定性和纯洁性放在了第一位。但日本人没有这些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羁绊，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信条都可以置之一旁。

著名美国学者叶先扬在《日本文化与"神的国家"》一文中指出：

日本人的实用主义，是一种"不讲原则"的灵活性、"不讲道德"的适应性以及搅拌机式的大杂烩的文明，对他们来说，实用即是目的，其他一切都是手段。

日本从各方面都被看成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国家，只顾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需要漠不关心，对世界上的非经济问题毫无兴趣，日本人被斥为"经济动物"。

因为今天的利益是唯一的标准，所以不存在对过去的行为负责任的问题，所以没有"反省"、"忏悔"那么一说，忏悔只能增加自己现在的烦恼，于利益有损无益。反省只是少数日本人的特殊心理，它与集团实用主义的民族思维定式不能相容。除非反省能使日本人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或者不反省就要蒙受巨大的直接损失。

虽然世界上对日本人一片指责之声，但他们照样我行我素，因为这种行为模式太行之有效了，过去和现在都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好处和利益。

日本人在２１世纪将会转向什么方向？日本人下一步想干什么？这着实是一个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的问题。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集体性的利己主义不会改变，因为利益始终是他们导航的工具，而且只有集团性的利己主义才能帮助他们谋求最大的利益。

新加坡日本研究学者李炯才指出：日本人总的来说都是好的跟从者；他们服从，不善于思考，必须等待号令告诉他们干什么，他们才行动。他们从不吸取历史教训，年轻一代只知道野蛮的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却不了解自己的前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残暴行径；他们只接受表面价值的简单陈述，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审时度势。

"日本人过去一直是危险的，以后也还会是危险的，在加强与世界竞争霸权的过程中，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被引向何处和在何处收场。"李炯才，这位在日本担任了五年大使、并出使过八个国家的资深外交家对日本人的未来走向忧心忡忡。

日本人真正可怕的不是他们中的少数右翼分子拒绝反思历史、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教科书等等，而在于高度一致的国家主义思想和嗜血成性的国际竞争策略。有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机器的日本人，一旦指挥航向的舵手出了偏差，带给世界的将是难以估量的灾难。

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提示日本人：日本的中心角色不应该是扮演美国在远东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也不应该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军事伙伴，更不适宜有心在亚洲地区争雄。

但基于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道德和个人价值观来看，日本人恐怕不容易听得进这样的忠告。

日本人的国民性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近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与日本的封建军国主义结合更是生下来一个日本法西斯怪胎，但我们仍然不能放弃疗救的努力。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与其听任和平的曙光被黑暗吞噬，不如拨开乌云，在黑暗中捞起希望。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的未来，显然包括每个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都不应该放弃挽救和平的努力。

中国政府愿意放弃巨额的战争赔款，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唤醒日本人民，激发起自我疗救的决心。曾经担任过日中经济贸易中心名誉会长、新世纪日中民间论坛会会长的木村一三先生回忆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那段决策过程：１９７２年日中两国恢复了邦交。可是，中国没有向日本索取一分钱的战争赔款，中国为什么不要战争赔款呢？当时，我直接从周恩来那里听说，这件事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决定的。周恩来对我说，发动战争的是日本一部分军国主义者，绝大多数日本人民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与中国人民是一样的，战争赔款是作为税金从受害者日本人民那里征收来的，并不是军国主义者交的税。战争赔款的金额当时是５００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１２００亿美元。如果中国索取了如此巨额的赔款，日本人民将会吃大苦头。因为在甲午战争中，中国不仅被日本强占了台湾，同时被索取了相当于当时日本三年半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赔款。由于那笔赔款，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所以，中国不想让日本人民也去吃那种苦头。周恩来说，中国不向日本索取一分钱的赔款，是出于对日本人民永久友好的愿望，友好是用金钱买不到的，让我们维持彻底的友好吧。{20}

３０多年过去了，中日之间保持了基本和平友好的局面，这从很大程度上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人的仁爱和慈悲换取来的。唯其如此，身为中国人，才更加知道和平的可贵。

日本人对自己过去的罪行，很少进行真正的忏悔，一些右翼分子甚至百般歪曲历史，企图把历史洗刷得干干净净。对日本人来说，要紧的并不是让他们改变得更善良，而是如何改变他们的恶的心理和文化，不要继续走恶的路子。恶之花，固然美丽，却毕竟是邪恶的艺术。

第33节：人人争强的民族

第五章岛国根性--日本的国家战略分析

解决资源与人口的矛盾，争取一块安定的土地，始终是日本人世世代代的目标。日本民族希望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本来无可厚非，但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企图通过霸道的手段巧取豪夺，则不仅违背人类文明之通则，也与历史进步的潮流背道而驰。而今日本政府仍然不思悔改，意图故伎重演，恐怕难逃全盘皆输的命运。美国政治家潘恩说：让岛国统治一个大陆，是不符合常识的。日本的岛国根性不仅局限了其思维，而且注定了其结局。

1.人人争强的民族

日本国土资源匮乏，矿产资源尤其短缺。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古代的日本人（严格意义上讲，日本列岛没有原生的居民，都是移民，而且日本列岛直到近代才统一成日本国，为了表述方便，这里都通称为日本人，只在特定情况下区分），产生了强烈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危机感。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流传着"日本岛沉没"、"日本人沉溺太平洋"等恐怖预言，日本人每天都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这种深重的危机感催生了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意识。

所以，日本民族的性格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根主线，那就是由强烈的危机感促成的"强者意识"，即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要生存便要不断变强，成为强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都要拼命成为强者。只有自身的强大才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切都应由实力来说话。除了实力说话，日本人不理会别的游戏规则。

强者意识是了解日本民族的一条主线，而受强者意识的影响形成了许多衍生的观点和态度，如在日本人心中没有绝对的善恶标准，也没有绝对的正义和邪恶的分别，只有强弱之别、等级之别、贵贱之别等等。总之，通过力量的对比，日本人很快就能建立起规则--要么我听你的，要么你听我的，没有平等协商的余地。

强者有权支配弱者，决定弱者的生死，而弱者必须尊重服从强者。同时，强弱也是可以改变的，弱者应当以顽强的精神忍受一切屈辱向强者学习，不断通过修行来提升自己的实力，最终通过向强者挑战来重新证明自己。而一旦战胜了对方，则双方的地位则立即要发生改变，原来的强者要立即臣服于如今的新主子。很多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两张脸大惑不解：他们对强者百般柔顺，甚至不惜奴颜婢膝，对弱者则肆意欺辱，甚至恨不得掘墓鞭尸。其由来其实也正在于此。

日本人只崇敬和服从强者，而不会怜悯弱者。但日本人同样尊敬那些通过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奋斗，甚至不惜牺牲性命和其他一切而试图挑战强者的"弱者"，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奉行的是强力意志哲学，尊重和服从不服输、拼到底的"强者"。日本人奉行"缠斗"精神，为了挑战强者，他们可以吃一切苦头，忍受一切屈辱，使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直到彻底失败才会放弃。日本战争中的"肉弹战术"、"'神风'特攻队"、"自杀潜艇"等等战法，都是源于这种"缠斗"精神。如果与日本人对阵，不彻底摧毁其战斗意志，就会留下无穷无尽的后患。

日本人理解的强者，不仅是指力量上的强者，也包括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特别是指本人擅长的方面，只有在其本人擅长的方面超越他，才能获得他真心的尊重。日本人很早就有一种自命不凡的精神，一千多年来连续不断地接受"神国教育"和"军国主义教育"，使他们内心中自认为无与伦比、高人一等。如果不能在他们自认为别人无法企及的"强项"上击败他们，他们内心中的优越感就无法动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自认为除了美国人，他们在战斗中没有对手。所以，许多留在中国的日本战俘拒不认罪。抗美援朝的胜利消息传来，日本战俘们震惊了，在他们看来武功可以与"上帝"相比的麦克阿瑟将军居然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了个鼻青脸肿，从这以后，他们服罪了，并彻底做了悔罪。

中国学者张立在《日本民族"强者意识"释析》一文中指出：日本人从特定意义上说，是一种单细胞的精神动物，一旦形成某种信念便会固执甚至偏执地奉行下去，他们是偏执者生存哲学的执行者，同时也会为了自己的信念而做出外人特别是其他民族难以理解的事情来。比如，日本人为什么拒不谢罪，日本人为什么以杀戮弱者为荣，日本人为什么看不起亚洲人，日本人为什么坚持"军国主义的残梦"等等，都可以从他们的"强者意识"中找到合理的解释。

强者为王，强者就意味着主宰，强者就代表着权威，强者就是虐待弱者的本钱，如此等等，就是日本人价值观的核心。弱者服从强者，弱者无条件忍耐强者的横暴，弱者如果不能成为强者就意味着灭亡，如此等等，就是日本人生存观的潜台词。世界上的人只分为两种--强者和弱者，强者生存，弱者淘汰，这就是日本人延续了上千年的固有观念。靠实力说话，凭强力生存，就是日本人的世界观。所以，深刻地总结了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周恩来总理曾经感叹：与帝国主义打交道，光凭实力不行，但与帝国主义打好交道，没有实力还真的不行。

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意味着淘汰，落后就意味着被开除球籍。这是现代中国人在遭受了以日本军国主义为代表的一百多年的欺凌之后得出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实际上，也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在与一个信奉"强者哲学"的霸权主义民族打交道后得出的无可质疑的真理。

第34节：向他们证明你是更强者

要改变日本人已经形成的信念，靠那些伦理道德感化和言辞的规劝是难以奏效的，必须彻底从力量上战胜或从信念上粉碎他们，向他们证明你是更强者，然后才能让他们接受你的信念和要求。

要了解日本人的本性，就必须从了解他们的强者意识和强权哲学开始。

日本人研究专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作《菊与刀》中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做了这样的描述：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顺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背叛，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这段话后来成为许多日本人研究专家争相引用的经典描述。

其实，这段描述中的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基本上可以以"强者"意识来解释。

日本人生性好斗是因为希望通过不断地战斗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和锻炼自己的勇气，使自己的强者地位得到认可，在日本，不千方百计通过战斗成为强者，就意味着这一辈子永远只能被强者奴役；

日本人的温和，只是对强者的温和，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因为其处于弱者地位或者是被强者征服后不得不表现出来的恭顺和钦佩；

日本人穷兵黩武是传统，在这个岛国上自始至终存在着无休无止的争斗，日本人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着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不是外斗就是内斗，实在没有假想敌，也要弄个派系斗争。

日本人爱好艺术和美是为了平息内心当中喷涌的血气，终其一生的战斗和斗争（日本人称为一生悬命），必须要依靠某种宗教、艺术来平复内心的情绪，爱美只是为了缓和内心的情绪，而不是为了人类的和平。

日本人的冥顽不化、忠贞、顺从和保守也是因为其遇到了强者，或者接受了强者的信念，不得不遵从和驯服，否则就会面临毫不宽容地惩罚；

同时，日本人柔弱善变、容易背叛和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也是由于他们被强者征服后，原先的信念便在失败面前产生动摇，甚至逆转，而他们一旦重新确立了新的信念，便很快能从迷惘中解脱出来，非常虔诚地向强者学习。当然，服从和学习强者的目的还是为了成为强者，并梦想着有朝一日取而代之。

日本人的顺从是对征服他们的强者而言的，一旦对手不能成为他们信服的强者，这种顺从便是一种诈术（日本人称为忍术），其目的是为了麻痹对手，将其歼灭；

不甘任人摆布也是因为日本人始终认为自己应当是强者，在遭遇到更强者时产生试图向其挑战甚至赶超的强烈愿望，这种顽强的搏杀精神为他们成为下一轮的强者提供了动力。

此外，日本人还有许多其他民族难以理解的矛盾性格和矛盾行为，究其实质，也可以用"危机意识"来分析解释。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陆地面积大约为３７．８万平方公里，全境由１万多个大小岛屿组成，与中国的云南省面积相当，日本国土中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８０％左右，平原面积不到２０％。日本列岛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频繁，每天三级以上地震有四次，大大小小的地震每年要发生１万多次。境内火山爆发剧烈，有３８０多座活火山，占世界上活火山的1/10，境内８０％以上的面积可以被火山喷出物覆盖。

日本国土资源匮乏，矿产资源尤其短缺。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古代的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危机感。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流传着"日本岛沉没"、"日本人沉溺太平洋"等恐怖预言，日本人每天都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

为了生存和繁衍，古代的日本人不得不使自己变强，为此，他们不得不紧密地团结起来，从而在非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因而日本人的团队意识特别强，因为为了对抗严酷的大自然，团队的力量总是强于个人，这便是日本人的"强者意识"的起源。

日本国内岛屿分散，交通不便，为形成各自为政的割据力量提供了天然的屏障。而且日本人部族来源分散，部落之间差别很大。为了各自部族的生存，各部族又不得不相互厮杀，每个人都必须具有冲锋陷阵的能力。所以，日本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处于自杀和相互残杀、诸侯割据的状态，每个部族都应当成为强者，每个部族成员也应当具有独当一面的武士。直到公元１１世纪前，日本列岛还有１００多个大小国家，之后才初步统一，但北海道仍旧没有归服。所以，日本人尚武之风盛行，每个人都不能不为保全自己而战。

在日本列岛正式形成之前，日本这块土地上就已经有居民居住繁衍。日本列岛逐渐游离亚洲大陆后，海水淹没了日本海峡，外族文明很难进入，因此生产力长期滞后，从而使这种强烈的强者生存意识逐步强化。由于日本四面环海，居住在海岛上的人们如果不抱团，就没有别的逃生出路，这种抱团意识，是恶劣的海岛条件逼出来的。

公元２世纪以后，中国进入了汉朝的鼎盛时期，亚洲大陆先进文明开始大规模地进入日本列岛，随着移民的迁入，日本列岛的生产力条件大大提高，社会阶级分化加剧，各部族军事首领的战争形态也日益激烈，导致了日本列岛的部族大混战。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个邪马台国，这个国家位于日本九州岛和本州岛，对日本人此后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日本民族的精神和风俗在这个国家得以奠定成型，"邪马台"是汉语的音译，在日语中的意思就是"大和"，而日本民族自称大和民族，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可见一斑。

第35节：千年谋华为争强

邪马台国形成了日本原始文明的雏形，支配着日本民族后来的本土信仰和日常习俗。在邪马台国，其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严格的社会等级之上的，人群被划分为贵族（大人）、平民（下户）、奴隶（牲口和奴婢）几个等级，政治权力在以国王为中心的贵族中按等级分配。邪马台国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和国都奉行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在日本人心中形成了极其牢固的等级思想。

对内，日本人把人们分成天皇、贵族、武士、农民和商人、贱民等若干等级。对外，日本人则把日本人理所当然地排在了地球人的第一等，以下依次是欧美人、中国人、朝鲜人、蛮夷人等等。这种等级观念在大和国建立后更加强化。

由于四面环海的日本列岛很少受到外族的入侵，只有蒙古人在忽必烈大帝的统帅下曾经试图占领日本，但强大的蒙古军队两次都被日本人称为"神风"的台风吹灭而未能如愿。因而很少有与大和统治者不同的思想观念输入日本，从而使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保持了相当的一贯性和纯洁性。由于强者为王的等级思想地不断巩固，日本历史很少有平民起义，更鲜有推翻贵族统治的贫民暴动，在绝大多数日本人心中，当时的贵族就是强者，对他们尊重是天经地义的。因此，日本的政权一直比较巩固，而统治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断地刻意强化等级观念和强者意识，甚至把天皇家族神化，将之比拟为"太阳神"，使得强者蹂躏弱者的等级观念在日本人心中更加不可动摇。

可以说，日本人的"强者为王"的意识在其接近2000年的历史中不断地得到强化和巩固，以至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造步履维艰，军国主义思想和天皇崇拜意识挥之不去，这都与这种年深日久的文化积习紧密相关。

2.千年谋华为争强

在世界上任何一种正常的宗教和文明当中，知恩图报都是一种起码的准则。

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是吮吸着中国文化的奶头长大的，但这位被中国先人奶大的"养子"，却在一直处心积虑地琢磨如何反噬自己的"奶娘"。

从历史记载日本人的第一阶段起，就是一部恩将仇报、乃至以叛卖和凌辱恩人为乐趣的历史。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罕见的范例。

这些看起来很违背人类常理的国民性，却如此真实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这也确实是对人类良知的一种折磨。但我们不妨从了解日本人的本源开始。

要了解日本人，就得从了解日本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开始。

可以说，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民族之一，其所处的地理条件和资源环境使它最有可能成为地球上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日本资源极端匮乏，其陆地上除了盛产木材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可用的能源。日本本岛６５％以上是山地，不利于农耕。在狭窄的日本岛上，只有２０％的田地适合于耕作，而且每块耕地平均面积不超过２．５英亩。日本还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频繁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台风、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以及洪水暴雪，一样也没少。在日本列岛周围，每天３级以上的地震就有四次，日本国内共有活火山８３座，占世界活火山总数的1/10，而且日本1/4的国土被火山喷出物覆盖着。日本国内没有大江大河，不具备产生原始文明的条件。更可怕的是，日本自古以来就属于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贫瘠又狭窄的岛屿上，又必须承载着这么多的人口。如果让日本人株守孤岛，没有外援，那么，这个地方迟早就会变成一个死岛。

打开世界地图，人们很容易发现，日本位于亚洲的最东面，太平洋的西北角。在大约1.5万年前，日本列岛仍旧与亚洲大陆相连，此后，日本各地发生海进，出现了日本海，先后形成了朝鲜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等。从此，日本逐渐脱离大陆。到距今１万年前，成为今天的日本列岛。

从日本往东，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从日本往北，是荒凉的西伯利亚。从日本往南，是太平洋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以上三面，都决定了日本人被上帝安排在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绝望境地。

可是，仁慈的造物主在它的西面，安排了一个最慷慨最仁慈的邻居，那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繁荣的文明古国--中国。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日本离中国之间的海运直线距离为４５０英里，越过４０英里的日本海峡，通过朝鲜半岛陆路来华也不过５００公里。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的安排使日本处于一个绝佳的自卫地位。首先，中国人要跨海袭击日本，４５０英里的海运距离是一个大陆民族难以轻松逾越的。而从陆路进攻日本列岛，不但要越过崎岖的朝鲜山脉，还要准备越过日本海峡的海军，这也是冷兵器时代很难实现的。而这样的地理位置对日本人则极为有利，当需要袭击中国大陆时，浅浅的日本海峡对于人人熟悉海潮的日本人来说，如同儿戏。而一旦战争失利，撤回本土就意味着安全，因为中国人从来就是大陆民族。当然，造物主的安排更加偏向于日本人的是，日本人一苏醒就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汉唐时代。在文明繁盛期的中国来说，关照日本人不仅不在话下，而且还被认为是一种国际义务。

中华文明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已经有了5000多年，从中华文明进入成熟期的汉朝开始，日本文明才在世界文明史上第一次露出了身影。世界上用文字记载日本人历史的不是日本人自己，而是中国人。

第36节：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渊源

中国的东汉时期的史书中，已经有关于倭人的记录，大约是说，在朝鲜附近的大海上，有倭人居住，那里的人身材矮小，所以称为倭人。倭，就是矮小的意思。当时的日本，还处于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

从中国的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接受日本人的朝贡，最爱面子的中国人在被朝贡之后，当然回馈的是丰厚的赠礼。日本吃的粮食--水稻，日本人穿的衣服--麻布，日本人祭祀用的祭器--铜器，包括日本人后来用来砍中国人头颅使用的军刀--倭刀，都是中国人慷慨捐赠的。当时处于母系社会的日本一开始就能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家打交道，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朝的６个世纪中，来自中国的慷慨赠礼哺育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像样的王国--大和国，这就是今天日本国的前身。此时的日本人，依然没有自己的文字，公元２８５年，朝鲜人王仁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向大和国国王（此时的大和国的首领称为大王）献上了中国的书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是有历史记载的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习文字的最早的记录。此后，日本皇室开始正式学习汉字。

学会了文字的日本人给中国师傅反馈的第一篇文书却并不是感谢信，而是挑战书。公元６０７年，日本的摄政王--圣德太子派遣特使小野妹子出使隋朝，这封国书的题头词是这样写的：日出处之国之天皇致日落处之国之天子之书。中国的历史书上写的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按照这个版本，日本的国王觉得与中国的皇帝是平起平坐的，都是天子嘛，但日本国比中国高出一格，毕竟日本国处于日出之处，代表着上升的势头，而中国则是日落之处，代表着没落的态势。而按照日本史书的记载，日本的国王此时已经由大王改称天皇，乃是天底下最高的称谓了，而中国的皇帝则不过是个天子而已。天皇和天子，在辈分上高出好几个等级呢。这次文字的挑衅的详情不必细说了，总之，弄得隋朝皇帝很不高兴，隋炀帝发了脾气，但对日本人慷慨惯了的中国人依旧做出了高姿态--照样派遣使者回访日本，而且还派送了大量礼品和文化用品。

在第一封国书里吃了大亏的隋朝人并没有提高警惕，在圣德太子书写的第二封国书中，日本人毫不客气地把中国皇帝降了格，这封国书辟头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此时的日本国王已经毫不谦逊地以天皇自居了，但被降了格的隋朝皇帝照样宽宏大量地接受了国书，还欣然答应培养日本来的八位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后来的大化改新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大化改新的直接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但利用大化改新的机会加紧军事准备，以便挑战朝鲜乃至中国也是另一层实际的考虑。

大化改新的指导思想就是学习中国唐朝的政治和军事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提升日本的国力。

公元６４５年，日本正式开始了效仿中国隋唐体制的大化改新。但是，在大化改新刚刚取得成效的公元６６３年，日本人就迫不及待地向自己的恩人朝鲜和恩师中国举起了倭刀。

公元６６３年，中国唐朝高宗龙朔三年，日本天智天皇起倾国之兵攻打新罗，意欲趁朝鲜半岛混战的机会攻入朝鲜，威胁唐朝的藩属国新罗。同年８月，日本军在朝鲜的白村江与唐朝和新罗的联军交战，日本人惨败。

白村江之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斗争，奠定了此后接近一千年的东亚政治格局，对中日双方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借鉴意义。这场战争是日本人对自己的恩人恩将仇报的一次大表演，其来龙去脉值得仔细分析。

公元５９４年，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６０８年向隋朝派遣使节。６２２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７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６５５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６６０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１３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9、10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也为了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人遂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６６１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６６８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7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8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9月，５０００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６６２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5月，日本将军率舟师１７０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６６３年3月，日本又增兵２．３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７０００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5、6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8月13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６６３年8月17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１７０艘列阵白村江口。8月27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第37节：白村江战役

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６６７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７０５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的惨败，也促使日本退守本土，900余年（至１５９２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６６４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１．２公里，底部宽８０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５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６６７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但是，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村江交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白村江之战是接受了唐朝先进文化哺育的日本人第一次对自己恩主的大规模反扑，反映了这位大唐门生的真实意图。由此可见，反噬恩主并不是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创造，而是其文化基因的固有成分。

而唐朝的外交政策再一次体现了中国人的宽宏大量。此后，大唐帝国不仅没有惩罚日本人，反而以更加慷慨的姿态资助日本的发展。在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已经派遣过四次遣唐使。但史实证明，白村江战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最具典型意义的第七次至第十次（６６９-７３３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最为兴盛，彪炳史册者很多。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他们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大化改新奠定了日本封建文化的基础，由大化改新后确定的国家制度，在此之后，直到明治维新才发生根本性改变。由大化改新引起的白村江之战，一方面教训了日本人，弱小的日本要与中国拼高下，无异于以卵击石，只有实力才是争取国际利益的标准。另一方面又刺激了日本人，唐朝对侵朝的日本的既往不咎，使日本人意识到有机可乘，恩将仇报之矛早晚能洞穿以德报怨之盾。日本人把击破恩人的机会锁定到了下一次。

唐朝的中国人是日本人的师傅，而且长期在世界上处于最强者的位置。要证明自己的强者地位，就必须打败中国人。在日本人看来，只有击败中国唐朝，才能证明自己学成出师，也只有征服中国人，日本人的神国地位才能得到确认。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人都是把唐朝视为挑战的对象，中国被称为唐域，中国人被称为唐人。

自唐朝衰亡后，中国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国势趋于衰弱，日本就很少再派遣遣唐使过来朝贡了，日本人的强者意识使他们只认可强者的国度，对于弱势国家，他们基本没有兴趣。

但日本人学习强者的目的当然是向昔日的强者挑战，甚至试图取而代之。

在白村江之战被打败后的日本人在此之后对唐朝更加恭顺，好像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不过，挑战大唐的意愿没有任何改变，此后的日本人，特别注意学习唐朝的军事。据学者张立等考证，"日本从此特别注意对中国军事技术和兵法的引进，到公元９世纪时，日本朝廷已收藏中国兵法近３０种，当时中国将领案头的常见兵书已应有尽有。"

日本人一直在等待向中国挑战的机会，这个机会直到明朝万历年间终于来临了。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在国内扫荡诸侯、一统群雄后，就立即决定取道朝鲜，征发中国。丰臣秀吉在军前宣誓："要在有生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此时的明王朝尽管朝政腐败，但余威尚存。在第一次侵朝战争中，丰臣秀吉的部队被明朝和朝鲜的联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打了个晕头转向，损失过半。五年过后，仍不甘心的日军再次入朝，又被中朝的联合水军击溃，再加上国内反对势力作乱，丰臣秀吉在气急败坏中病死，日本的这轮挑战无功而返。

满清入关后，清朝国力鼎盛，日本人在２００年间未敢轻举妄动。但清朝道光之后，国力急转直下，终于在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打败，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既让日本人看到了欧洲列强侵略的恐怖性，又让他们看到了新一轮挑战中国人的机会终于来了。明治维新后（１８６８年）的第三年，日本国力刚刚有所上升，国内的武士阶层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征服朝鲜（三韩）。明治六年，日军开始侵略台湾，明治八年，日本人强迫中国的藩属国琉球与清朝解除册封关系，明治十二年，日本公然吞并琉球，改名冲绳县。至１８９５年，日本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彻底击败清朝，彻底改变了近２０００年来的力量对比。

甲午海战前夕，日本人面对着中国这个近一千年来的强劲对手，做了最全面的动员和最坏的准备。１８９３年，日本明治天皇宣布在六年内，皇室每年向海军捐助３０万元，文武百官各自捐献10%的薪水。日本皇太后向海军捐出了自己的首饰以充军费。天皇决定，每天只吃一顿饭，以节省开支资助海军。在日本国内，掀起了全民支持海军打清朝的狂朝，连小学生做游戏也不忘"一定要击败定远舰"（定远舰是清朝海军最大的军舰）。开战之时，日本天皇将都城临时迁往广岛，亲自指挥决战，并下令建造滩头阵地，以防止日军失利后清军的反扑。而相比之下，腐败昏庸的清朝政府正在忙着集举国之力给慈禧太后庆祝６０岁生日，原来用于海军购买舰艇的经费竟然被挪用给了慈禧太后修建养老的颐和园。至此，挑战者与被挑战者的胜负结果已经没有悬念。

第38节：拓展朝鲜的千年梦想

在甲午战争中挑战成功的日本人立即换上了强者的面孔，对弱者中国人极尽蔑视侮辱之能事。对中国人的称呼也由"中华"改成了极富侮辱性的"支那人"，称呼中国人为"支那人"还算是客气的，后来干脆诬蔑中国人为"支那猪"。

甲午战争的胜利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人的强者意识空前膨胀，此后吞并中国和朝鲜，侵占亚洲，称霸世界很快成为日本军事强人的目标。

3.拓展朝鲜的千年梦想

在当今日本生活定居的朝鲜人大约有８０万人，他们被称为在日朝鲜人。不过，由于朝鲜半岛如今分成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两部分，所以，在南韩出生的人有时也被称为"在日韩国人"。（本文为了表述方便，把生活在朝鲜半岛的朝鲜民族，通称为朝鲜人）

朝鲜人大量定居于日本起因于日本的殖民政策。这些人在日本落下脚来，一部分是因为原来的家园被日本人烧了，一部分是被日本军当作劳工强行押送来日的。如今，他们的后代连同姓名和国籍也都日本化了。

在日的朝鲜人，不管有多大才能，也不管"日化"到什么程度，只要一查出来原籍朝鲜，就别想在日本的大公司任职，也别想当公务员和教师，甚至不能在公共住宅区居住。有很多朝鲜人只能干着炼废铁或塑料加工等活计，所以，日本强加给了朝鲜人一个绰号"朝鲜脏人"。

一些在日朝鲜人后裔不堪凌辱，竟选择自杀的绝路。

日本人的学校从不讲授其先辈在朝鲜人中犯下的罪孽，更不可能教授朝鲜人对日本人的恩德。只要是朝鲜人，使用朝鲜名字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们在日本不敢使用本民族的姓名。原因很清楚，只要你是朝鲜人，你就意味着被日本人鄙视。这就是日本人对朝鲜恩人的"真实态度"。

如果说中国人是日本人文化上的恩师的话，朝鲜人则是日本人生活上的恩人。

朝鲜半岛是距日本列岛最近的地区，自古以来，朝鲜人就是中国文化向日本输出的最重要的桥梁。

日本人吃的主食--水稻，就是朝鲜人跨过对马海峡送过去的。日本人需要的最先进的生产工具--无论是石器、陶器、青铜器还是铁器，都是中国人发明后假道朝鲜送入日本的。

古代的日本人只能住在土洞里，其土木建筑技术是朝鲜人传授的。日本历史记载，５世纪后半期，新罗送来了一个叫猪名部真根的木匠，雄略天皇命令他建造房屋，他使用中国人的的规矩和准绳，把中国的建筑样式第一次正式传授到了日本。日本天皇的陵墓也是拥有中国技术的朝鲜人设计建造的。

直到中国的三国时代，日本人仍旧没有自己的服装。当时的日本人，没有针、剪，穿得很不成样式，《魏志．倭人传》记载，日本的男子"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日本的女子"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而且男子无论大小，都"鲸面文身，以朱丹涂其身"。这就说明此时的日本人还没有衣服，男人身上像缠了个麻袋，女人身上像背了床单被，而且浑身刺满了图腾物，他们还处于原始人部落社会的状态。

公元２８３年，朝鲜半岛的百济首次向日本人送去了缝衣的女工，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接受缝衣技术。

同年，一群自称是秦始皇后代的部族人也从百济进入日本，给日本人带去了养蚕和纺织技术，这是日本首次大规模地接受纺织技术工人。

日本最早的制革术、绘画术、历法、医药、文学和儒学，乃至后来的全部文化教育事业，都是以朝鲜人作为使者传入日本的。

从衣食住行到文化经济和政治宗教，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通过比他们先进的朝鲜人引进或者传授的。说古代朝鲜人抚养了古代日本人，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但是，对于这位无微不至关怀了自己的恩人，日本人从来不是抱着知恩图报的心态来对待，而是极尽侵凌侮辱之能事。有文字记载的１０００多年的日本历史，就是一部对朝鲜民族实施侵略、杀戮和凌辱的历史。

大和国大约兴起于公元３世纪末，在公元４世纪末到５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的除北海道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但新兴的大和国在立国之初，就将征伐朝鲜作为自己的目标。公元４世纪中叶，大和国即开始策划进攻朝鲜，公元４世纪６０年代，大和国终于攻入朝鲜半岛，征服了今朝鲜半岛庆尚南道地区，建立任那地方政权，并设立"日本府"对朝鲜人进行殖民统治，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被迫成为日本的朝贡国。

公元４世纪末，大和朝廷随着国势的增强，更加加紧了对朝鲜人的殖民掠夺。据高句丽好太王碑记载，倭（指大和国）于公元３９１年渡海击破百济、新罗，迫使其国人成为臣民。公元３９９年，倭寇大举进攻新罗，"倭军遍布新罗国境"，直到公元４０４年，倭军才被高句丽打败。

立国之初，即以侵凌朝鲜恩人为快事，在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记载中更为露骨。

日本最早的史书就有关于早期日本人企图欺凌朝鲜的记载。早在公元２００年的时候，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统治者神功皇后就以"毅然"侵略朝鲜而世世代代受到日本人的崇拜。

《新编日本王室史话》这样记载：神功皇后不仅"容貌秀丽"，而且"聪明睿智"。她的丈夫仲哀天皇死后，她为了稳定军心，决定封锁消息，秘不发丧。她一改仲哀天皇攻打熊袭（据说是当时日本列岛上的一个叫狗奴国的地方），决定西向出征朝鲜半岛，公元２３２年，倭人围攻新罗都城金城。新罗王亲自率兵迎战，才将倭人打退。但是，神功皇后没有白来，倭人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和图书，班师回国。

第39节：争雄于世界

从此之后，每当日本人想要攻打朝鲜人的时候，总是要先把这位神功皇后的"功业"重新炫耀一番，以激励那些继承神功皇后"事业"的子孙们。由此可见，即使打不赢，也要掠夺搜刮一番，这早就是日本人的老传统了。

神功皇后的子孙们从她的"事业"中尝到了甜头，此后，掠夺朝鲜人便成为了日本人的一项基本国策。到公元５世纪的时候，经常渡海侵掠朝鲜半岛的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了一个"任那"殖民政权，并以此为基地，大肆抢掠朝鲜人的财富。公元５３０年左右，日本人终于从朝鲜人那里获得了其梦寐以求的先进技术--百济国同意向其贡献五经博士、易博士、历博士、医博士、药剂师、乐工、僧侣等高级知识分子，对促进日本文化的进步，赶上当时世界最先进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元５５２年１０月，百济国又向日本大和国贡献了一尊释迦牟尼的镏金佛像和若干经卷，从此佛教传入日本。

尽管朝鲜人源源不断地给日本人提供财富和技术，日本天皇却并不满足，继续增兵扩大对朝鲜的占领，无奈技不如人，公元５６３年，日本人被新罗军队赶出了朝鲜半岛。日本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侵朝战争才算告一段落。公元５７１年，多次策划攻打新罗的钦明天皇一病不起，临终前仍然念念不忘攻占朝鲜半岛。贪欲未曾满足的日本人又开始了长达１个世纪的战争策划。最终在公元６６３年，日本军队在白村江战役中被唐朝和新罗的联军彻底击败。

著名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先生认为，白村江之战的失败是日本历史上天皇集团的中大兄皇子决策失误导致的最严重的失败，足可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导致日本惨败的东条失败相提并论。但是，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像东条的失败出乎意料地迎来战后的文化繁荣一样，中大兄皇子的失败，大量的韩国政治家、学者、僧侣和艺术家离开百济来到日本，正如二战后美国的占领军一样，为日本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日本历史上，对邻邦的侵略战争绝大部分在军事上都失败了，但在财富掠夺上却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收获。难怪日本人对凌辱邻邦抱有浓厚的兴趣。１９０５年，窥视了朝鲜一千多年之久的日本人，终于吞并了朝鲜。但日本人并不满足，而是要继续吞并中国，进军印度，最后功败垂成。

侵略失败了，并不总结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卷土重来，这是日本对外战争历史的形象写照。有人归结于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导致的恶果，孰不知在日本人的文化传统中，靠侵略邻邦发财、以凌辱他人为乐是相辅相成的。战败了，沙扬娜拉--没什么了不起。比起战败的损失，战争掠取的财富要多得多。从来就精于计算的日本人并不是傻瓜，既然侵凌他人能够带来可观的收益，对这样的买卖为什么不做到底呢？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每当手头发紧的时候，就想拿攻击朝鲜说话，这种决策模式并不是偶然的，在其统治阶层的政治传统中，早就提供了很好的教材。

4.争雄于世界

日本位于亚洲的最东端，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日本人从来没有机会与西方人来往。日本真正开始与西欧国家打交道是从向葡萄牙人学习火枪技术开始的，那时，中国已经进入了明朝末年。此后，荷兰人来到了东亚，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岛，进入琉球和日本，日本人才真正开始接触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荷兰人的先进技术让日本下层的知识分子大开眼界，而政府则视为"奇技淫巧"，对荷兰人在日本的活动加以严格限制。其后，沙皇俄国、英国和法国等相继十几次叩关，也未能啄开幕府锁国的铁钥。

１８５３年７月发生的"黑船事件"标志着日本与西方全面接触的开始。美国冒险家佩里准将突然率领舰队来到东京湾，他的舰队涂着黑漆，被日本人称为黑船，一番武力恫吓后，日本幕府惊慌失措，被迫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此后，欧洲列强陆续来到，按照同等优惠条件逼迫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醒了的日本人再次迸发了强者意识：第一，就是老老实实向西方列强学习，恭顺地执行各项不平等条约；第二，就是卧薪尝胆准备向西方挑战，成为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霸权主义国家。

１８７１年，明治天皇政府向欧美各国派出了规模庞大的访问团，这种访问团的性质就类似于古代的遣唐使，开始全面学习西方列强的先进文明。

日本的访问团广泛地考察了西方各国的文化和政治，经过认真权衡后，决定模仿德国的法律制度和陆军制度，英国的君主立宪和海军制度，法国的教育制度和刑法制度，并广泛采纳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军事和工业技术，此后，日本开始了狂热地追随西方的道路。

在西方列强面前，日本人还是弱者，他们渴望与西方列强搞好关系，通过讨好列强，分一杯羹，但遭到了列强的耻笑和漠视。早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日本人曾经一厢情愿地希望与沙俄交好，还肉麻地把并不被英法尊重的俄国尊称为"世界希望的中心"，结果被沙俄无情地赶出了门外。此后，日本人又耗费巨资按照西方人的生活标准在东京建造了鹿鸣馆。鹿鸣馆完全按照西方人的情趣建设，里边吃西餐，穿西服，理分发，跳交际舞，盖洋楼。欧式风范风靡一时，这种处心积虑讨好西方人的做法赢得的仍旧是西方列强的讪笑，英国和法国反而加紧了对日本人的掠夺。

第40节：正常国家＝霸权国家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豪赌成功的日本人的强者意识再一次喷发，他们决心与沙俄在东北亚决一雌雄。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集中全国的力量投入了这场大战。在战争中，日本人采取"肉弹战术"，让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新式机关枪的沙俄部队为之胆寒，血流成河的日军终于取得了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权力"，原先轻视日本人的沙俄政府垮台。

在日俄战争中，英国人为了遏制沙俄在中国的势力，与日本人结成了同盟，并为日本人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援助。但得势后的日本人比沙俄更加贪婪，竟然制定了独霸中国的策略。日本政府密谋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失败后，日本人与英美在亚洲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原来教唆日本人走帝国主义和殖民道路的洋教头--英美两国，逐渐成为了日本人挑战的下一个对象。

利用侵略战争发横财，利用殖民地开拓市场，利用不平等条约争取霸权地位，这些招数本来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等教授给日本人的，在中日甲午战争和侵朝战争以及日俄战争中，英美也一直站在日本人一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还从协约国那里攫取到了德国在中国的权利。但羽翼丰满之后的日本人觉得向他们的第二任老师挑战的时刻已经到了。

１９２２年，在华盛顿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本来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一个分赃条约，该条约规定，英美日法意的海军总吨位按５：５：３：２：２的比例配备。在这个协议中，日本的海军已经被确认世界第３位的水平。对于这位新兴的帝国主义者来说，传统的列强已经很客气了，但日本人觉得这如同蒙受了奇耻大辱，下决心要甩开这个协议的羁绊，放手干自己的海军霸业。

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起，日本人对英美人的怨恨情绪日益增加，将他们原先顶礼膜拜的英美称为"鬼畜英美"，终于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本人发动了偷袭珍珠港战役，同日，日本人正式向英美宣战。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败，日本人意识到了美英等国的强大，自己与帝国主义的新霸主美国相比，差距甚大，于是对美国人的疯狂仇视又变成了极端崇拜。美国人原来对占领日本本土做了最坏的估计，甚至准备牺牲１００万人，因为在二战中顽固的日本武士道对他们的印象太深刻了。但是，踏上日本本土的美国大兵非但没有遭遇报复，反而到处是举着欢迎旗的日本人。日本人非但没有为死去的同胞复仇，反而把仇敌当成了神明来崇拜。狠狠扫了天皇面子的麦克阿瑟将军居然在日本人中的威望如日中天，日本政客争相以与美国人攀上关系为荣，日本学者以能说英语为学问的最高标准，日本政府公职人员言必称占领军的"最高指示"，甚至不少日本少女以献身美国大兵为荣。

日本人用了１千多年的时间挑战中国师傅，终于确立了自己的亚洲头把交椅的位置。

日本人用了１００年的时间挑战西方特别是欧洲列强，终于确立了自己世界列强的霸权主义的位置。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日本开始登上了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第二位的宝座。

但日本人的强者意识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那么，日本人下一轮的挑战对象又会是谁呢？

5.正常国家＝霸权国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日本，在经济上已经牢牢地占据了世界一流强国的位置，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位，相当于美国的2/3，西德的一倍，中国的五倍，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富裕起来的日本人自然开始筹划其新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一轮国家发展战略，简单地概括，就是"日本不仅要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还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中曾根出任日本首相后，马上提出了日本要做世界政治大国的口号。１９８３年，日本发表《外交蓝皮书》，强调把"日本迄今以经济为中心的作用，扩展到政治方面去"，"开展符合国力和国情的自主积极外交"。

日本人面向２１世纪的挑战目标被中曾根解释得非常清楚，"我们日本人已经来到了这样的转折点，即面向２１世纪，在日本人一致同意的前提下，大胆触动过去意见纷纭或回避触及的问题，重新形成统一的看法，以促进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前进。"

中曾根首相在这里说的敢于大胆触动过去意见纷纭或回避触及的问题，其实就是他们要挑战的对象。这些敏感的"意见纷纭或回避触及"的问题其实主要是三个：

１、日本人对于二战失败是否心悦诚服地服罪和反思。

２、日本人能否正视自己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历史错误，力戒重犯。

３、日本人能否跳出等级观念和强者心态，平等友善地对待世界各国人民。

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发表的《波茨坦公告》以及战后的战犯审判，已经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做出了公正严肃的历史结论，日本战后通过的《和平宪法》不允许日本拥有军队和战争权，已经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错误进行了法律的规范，日本人顽固坚持的等级观念和征服世界的狂妄野心也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碰了个头破血流。但这些世界历史和世界人民已经公认的结论如今居然要成为"大胆触及"的挑战对象，而这恰恰就是日本人２１世纪真正要挑战的对象。

第41节：孤注一掷的岛国战略

世界人民看起来很正常、理所当然的事情，却要成为日本人挑战的对象，这看起来似乎不合常理，而这些不合常理的念头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似乎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恰恰是日本的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造成的。不深入地分析日本人的强者意识产生的社会背景，就很难理解他们的挑战心态。

《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指出：正如对国内问题的看法一样，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度这种观念来看待的。在过去的十年间（指１９４５年前的十年间），他们把自己描绘成已经高踞国际等级制的金字塔的顶端，现在，这种地位已经被西方各国所取代，但他们对现状的接受，仍然深植于等级制观念。

冷战结束后，日本人的这种文化心理没有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所谓日本民族优越论的重新泛起，就代表了这种思想倾向。此外，无论是日本人宣扬的"以日美欧三极主导国际新秩序"，还是所谓的"世界和平新秩序"，都是为了使日本人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处于支配和主导的位置。日本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企图使联合国最重要安全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样也是这种成为强者的文化心理在起作用。

《当代日本人》的作者、美国前驻日大使赖肖儿曾经指出：日本人有时声称他们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感，与其优越感和自卑感没有关系，但在日本这样一个强调等级意识的社会里，这种辩解让人难以被接受。在今天的日本人当中，他们大部分是主张平等的，但经常可以听到"日本第一"、"世界第一"这类说法。如果他们不将日本第一这类观念用在国际关系上，分出较高级的、或较低级的国家的话，那才怪呢！

日本人在自己编写的指导日本２１世纪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文献《９０年代日本的课题》一书中，对自己反复强调的平等国家关系做了自我否定，该书指出：漫不经心地沉湎于"国际化"是危险的，不应对所谓的"国际化"抱有过度的幻想。其原因在于"国际化"的实质是文明的交往，这儿肯定伴随着强大的文明与弱小的文明的对峙关系。在平等关系上的"国际化"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日本人反复标榜国际和平和平等，在骨子里，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套。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先化妆挤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再说，至于能不能公正地处理国际关系，那就看符不符合日本人作为世界强者的利益了。

如果说强大的经济力量是日本提出"国际新秩序"的物质支撑力，那么，日本民族文化中的崇尚强者、信奉弱肉强食哲学的精神特质则是其精神推动力。

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其理念的实质就是对这种强者哲学特别是强者主宰弱者的国际秩序观的迷恋。

至于日本人中的一部分人，总是抱着皇国史观不放，为军国主义和战争罪犯招魂等等，都与这种迷信强者的豺狼哲学思想有直接的联系。

鲁迅先生说：羊与狼讲道理，总是很费劲的事情。

信奉强者哲学的日本人，当处于羊的位置时，是很少有反抗举动的。但一旦成为了狼，其凶残的面目就暴露无疑了。

日本人从近代以来，与中国等亚洲国家一样，都是饱受了西方列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欺凌，按理说，他们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那一套是很反感的。然而，他们却走上了反动的道路。

有"日本近代化的教父"之称的吉田松阴在１８５５年日本与美国、俄国缔结不平等条约后，在狱中还为天皇出谋划策：讲和既定，不可背约，而应蓄养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以满洲和朝鲜之土地补偿之。这一"侵略弱者补偿论"后来被明治政府奉为基本国策，也奠定了日本在数十年后致力于侵略朝鲜、中国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思想根源。

吉田松阴的"侵略弱者补偿论"的核心就是对强者屈服，对弱者欺凌，通过弱者对更弱者的欺凌使自己成为强者。这就是后来日本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基本思路。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菊花与剑：日本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日本人对内是菊花风情，人与人之间讲究和谐，相互尊重，每个人都会"摆正位置"，对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贵贱等级和权威分层传统"像呼吸一样自然地接受和认同"；而对外则是利剑风格，霸道且充满进攻性，自认为日本精神比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更高明。他们无条件地一致对外，且不管对付人的手段是否道德。

在日本没有真正恢复元气之前，日本人不会轻易地觊觎以美国为首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日本人在依附美国卵翼的背后，未尝没有动过取而代之的想法，毕竟对于日本人来说--"日本人才是最好的"这个观念是最根深蒂固的。

著名国际政治学家薛君度教授指出：日本的兴起，最初是得到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的。２０世纪初，英国支持日本主要是对付俄国，日本海军拜英国为师。太平洋战争开始，日本把英美在太平洋的海军打得落花流水。二次大战后，美国扶植日本，最初是为了对付苏联和中国，将来恐怕会自食其果。{21}

6.孤注一掷的岛国战略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上个世纪３０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时，以其几十年的精心策划和倾国之兵，先后攻陷了中国的东北、华北、北平和南京，但中国没有被击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广袤的领土，尤其是中国辽阔的腹地为中国军队的回旋提供了巨大的舞台。而且中国不仅腹地广阔，还有众多险要的地形可以据守。

与中国辽阔的腹地相比，日本则几乎没有什么腹地可言。日本是一个狭长的有四个大岛及一些小岛组成的岛国。任何一个陆地离海洋的直线距离都不超过６０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远程大炮的射程。

第42节：日本人的悲哀

日本人的悲哀就在于上帝给了它大国的人口和充当大国的强烈民族意志，但没有赋予它大国的领土。

日本的自然资源乏善可陈，山地太多，平原太少，火山太多，矿藏太少，还有频繁光顾的台风和地震。在日本，最长的河流才３００公里，而在中国，随便哪条溪流也比这个长。可以想象，日本列岛在战略上如何受制于其狭长浅陋的地理环境。{22}

日本的情况与英国很相似。但是英国人通过"地理大发现"，通过一批探险家把多余的人口移民到了广阔的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等地，改变了人地矛盾过于尖锐的状况。但日本人却选择了向邻国要土地和资源这条道路。

自然环境必然影响国民意识。所谓"岛国根性"，最主要的就是"危机意识"和"侵略意识"，危机意识催发了侵略意识，侵略失败加剧了国家危机。时刻萦绕在日本人心头的危机意识，已经成为这个岛国国民的潜意识，日本人的好战，也源于此。

中国人口众多，但人均资源除淡水等项目外，比日本要好一些。而且中国有近３００万海里的海洋资源未曾得到很好的使用，广阔的西部地区仍有极大的开发潜力。与资源节约已经接近极限的日本相比，中国人的只要执行严格的节约方针，资源危机是可以缓解的。

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布鲁斯·阿伯茨博士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曾指出：经过了２００４年末的印尼大地震，亚洲-太平洋板块正在变得越发脆弱，地震和海啸也将越发活跃。尤其是亚洲东部的日本列岛已经处在了一个随时可能塌陷的'漏斗'之上。

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是马里亚那海沟（平均深度８０００米，距离日本列岛最近处不过２００公里），由于受到亚洲大陆板块的推压和太平洋板块后退的原因，正在以每年１０厘米的速度向向东北方向，即太平洋－日本列岛一线扩张。这次大地震后，科学家观测到海沟又进一步加快了东扩的步伐。处在太平洋和亚洲两大板块交界的日本列岛无疑已经身处在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漏斗的边缘！如果遇到一两次印尼一样的海底地震的话，很可能除了南部的琉球群岛以外，日本列岛都将面临灭顶之灾，滑入大海沟。

这样的恐怖预言对日本人来说，等于是没顶之灾。虽然这样的预言在日本已经流行过若干个不同的版本，但对日本人来说，敦促其政府多与邻结好、少与邻结怨仍然是必要的。

当前的日本人的财富积累已经接近极限，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简直难于上青天。日本遭遇十几年来的持续经济不景气，固然有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因素，也是日本经济盛极而衰的必然反映。且国际油价持续飙升，主要工业资源价格上涨，对日本经济复苏都带来种种不祥之兆。

当前的日本的形势，颇与上个世纪２０年代的日本经济危机相似。日本人依靠侵占中国东北和发动对华战争摆脱了经济危机。而今之计，急于摆脱经济困难的日本人，会不会故伎重演呢？

岛国环境诞生的岛国根性，使日本人中产生了一种过分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这就使得日本人断然决然把人类分成"我们"和"他们"两类，除了日本人，就是非日本人。这是一种现代岛国部落心态。即使日本人从中国和西方引进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艺术和宗教形态，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的这种心态。{23}

这种内外有别的观念虽然有利于形成日本民族最纯净的单一性，催生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但这种性格发挥到了极至，也会养成孤傲、冷漠和自私的民族性格。从本质上讲，岛国根性就是一种不愿意对世界和别的国家负责的狭隘的小集团主义。

正是因为一个比较孤立的地理位置，日本人在１９４５年之前从来没有被别的民族武装征服过。这与世界上其他主要民族相比，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强大的蒙古兵团在日本海峡折戟沉沙，更是强化了日本人自以为不可战胜的意识。文化学家阮炜指出："这种情形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日本人那种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赢不能输的民族心态。或许这种心态导致了日本教科书上所称日本军人的英勇，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优点。在很大程度上，日本正是凭借这种民族性格才取得经济成功的。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又是一个严重的缺点。"{24}

日本人的这种只能胜不能败的民族性格，使日本民族缺乏一种深刻的宏观思维，更缺乏一种以柔克刚的政治智慧。往往只知道前进，不知道后退，只知道赢利，不知道人和，只知道本集团利益，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太平洋战争快结束时，日本人战败的形势已经很清楚了，但日本军部依然强令冲绳岛上的士兵负隅顽抗。日本人继续实行"一亿玉碎"和"本土决战"。这是美国人决定使用原子弹的直接原因。因为不这么做，美军的伤亡将很惨重。

日本人的只能胜不能败的刚硬心态几乎招致了灭族之祸。

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的这种心态也是日本人采取孤傲、冷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外国人心目中，日本人在与其他民族打交道时循规蹈矩、冷漠生硬。相形之下，中国人和朝鲜人倒是热情洋溢，活泼开朗。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本人虽然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却难以与邻居相处。日本民族的经济成就虽然被世界所羡慕，但日本人却很难获得其他民族的爱戴和尊敬。

就经济实力而言，日本人完全能充当一个世界领导者，但坚持其岛国心态，则很难发挥其政治影响力。如果日本人固执地要在亚洲取胜，其扩张的能量倒是不能低估的。

第43节：另类种族与冤家路窄

第六章另类种族--日本的国民状态分析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日本民族是伟大民族。近代以来，日本民族的罪错主要是军国主义政府的罪错。这是观察日本民族的最正确的视角。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先是脱亚入欧，后又与列强反目，接着实行脱亚入美，与美国霸权主义的战车绑在一起，均未能实现民族的自觉自立。日本民族至今身份不明，定位不清，乃是造成日本人国民心态危机的主要原因。解除日本人内心中的困惑，既依赖于日本政府改弦更张，重返亚洲大家庭，又依赖于日本国民祛除虚幻的民族优越感，与亚洲人民平等相处。如果日本人能够改过从善，则其前途尚大有可观。倘若一意孤行，则有万劫不复之虞。

第七章冤家路窄--中日关系的前景分析

没有中国的坚决抵抗，日本很可能已经实现了"八宏一宇"的帝国梦想；没有日本的铁蹄蹂躏，中国人很难如此凝聚到一起。据说，毛泽东曾点评过：应该感谢日本军阀。日本军阀过去占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世界上还没有像中日这样难以理清的恩怨邻国关系。日本是世界文明舞台上的新手，其固有的缺陷使其不足以领袖群伦。中国的文明虽然受伤严重，却有浩瀚连绵之气概。在秀才遇到兵的时代，中国人的文弱积习几乎招来亡国灭种之祸。但中国人一旦醒悟过来，谁又能低估其血管里流淌的汉唐雄风呢？中日竞争，日本取决于文的力量，中国取决于武的力量。是日本人打醒了中国人，是中国人挽救了日本人。所以，不是冤家不聚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