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底线和中国人的底线
(2011-08-28 01:10:43)转载 标签： 抗日战争
方正县
侵华日军
薛岳将军
原子弹
文化
分类： 评论 
分析“日本人的心理承受底线和中国人的心理承受底线”这一问题，还要从方正县建立的“开拓碑”说起。
首先，被害者给加害者立碑，就是本末倒置。
另外，方正县领导还解释说：“是为了反思战争”，这就更让人费解了：
“是谁该反思？——难道我们中国被侵华日军祸害还要我们‘反思’不成？”
笔者一再阐明观点：“日本开拓团是侵华日军的一部分。”在中国的领土上给曾经的侵略者建碑，实在是超出中国人心理接受的底线。方正县在八月初拆除了这一纪念碑，足以说明立这个碑的争议性。
那么，中国人去日本国“开拓”行不行？日本人也是世世代代不能接受的。
《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左右碑文字介绍：
右：心灵宜记铭亿万世人观陵寝 。
左：历史堪沉重五千魂魄寄侨乡。
中文名称：陵寝。 英文名称：imperial mausoleum 定义：古代帝王陵墓。
方正县人口23万，被立碑者写上“亿万世人观陵寝”的“亿万”，就不合适了。
周总理曾经提议，给在方正县逃难时的死难日本妇孺立碑。这点，中国人民从来都可以容忍。但是，给日本开拓团立碑就引起了愤怒。这是容忍的限度、心理承受的底线。
方正县立碑，我联想到几件事：
其一，日本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以下，我一一例举。
其二，日本的“知县”是民众选举的，如果，有如此不当行为是要引咎辞职的。
例一，侵华日军给张自忠将军立碑没有超出日本利益的底线
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屡立勋劳的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于湖北宜城南瓜店壮烈殉国。
日军对张自忠将军表现了极大的崇敬，由军医用酒精仔细清洗遗体，并包扎好伤口，郑重装殓，放进赶制的棺材里。
此棺被葬于一处山坡上，并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侵华日军给中国将军立碑基于两点：其一，灭了中国大将。其二，应学习其英勇。
关于张自忠牺牲在前线的史料这样记载：
……，……。不久，大群日兵已冲到面前。根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四队一等兵藤冈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立即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拚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事隔十六年之后，195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东京与来访的何应钦曾谈到了张自忠之死，冈村宁次说：“我们成了冤家对头，不过这种冤家对头其妙无比。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即襄河)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那个时候战事爆发，张先生勇往直前，挥兵渡河，进入我方阵地，惟遇我方因战略关系向前进击，他竟冲至我军后面战死。他之死令我感慨无量，因我本身也随时有阵亡的危险。”
其二，侵华日军给中国空军飞行员骆春霆立碑
英雄骆春霆
骆春霆飞机被日本飞机击落后，日军在收拾其飞机残骸
侵华日军给骆春霆立碑。
侵华日军给骆春霆立碑，目的其一，是炫耀击落中国战机。其二，是学习其英勇搏斗的精神。这一行为，也符合日本人、日本军队、日本国家利益的思维底线。
骆春霆，杭州人，中央航校第六期毕业，抗战时他是国民党空军5大队17中队少尉飞行员。 1938年3月8日，第17队队长黄泮扬与第25队副队长袁葆康各率E-15战机六架，奉命从西安起飞，前往山西风陵渡附近的日军炮兵阵地执行轰炸任务，在完成任务返航时，在华阴渭南上空遭遇日本敌机，当时敌在我机左上方，其数量倍于我，他们虽然又打下两架敌机，但他们自己也有两架飞机被击中，飞行员骆春霆,容广成(中央航校第五期高级班毕业)阵亡。
1948年国民政主席蒋中正签发给骆烈士荣誉状，上书，兹有空军第十七队追赠中尉队长骆春霆于民国二十七午三月八日在华阴抗战阵亡……特颁此状永志哀荣等。
1957年10月29日青岛市人民政府，追认骆春霆为烈士，并给其母曹佩兰给予烈属待遇。除有赠给烈士家属“光荣人家”的荣誉状外，尚有民政局致市南区政府的公函。公函称：曹佩兰之子骆春霆，1936年在浙江笕桥空军学校毕业，七七事变后，参加国民党空军第十七队任少尉队员，于l938年3月8日在山西风陵渡作战阵亡，特给予骆春霆烈士称号，给其家属按烈属优待等。
例三，侵华日军给新四军旅长廖海涛立碑
新四军16旅政委廖海涛
侵华日军1941年11月28日给新四军副旅长廖海涛立碑
侵华日军给对手、敌人，新四军副旅长廖海涛立碑，其目的，是宣传：其一，是消灭新四军大干部。其二，是鼓励自己的军人们为大和民族的利益冲锋陷阵。这点，还是没有超越日本人能接受的心理底线。
廖海涛，革命烈士，抗日英雄。1929年参加闽西暴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杭武(平)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8年，闽西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后，相继任四团政治部主任、团政委和二支队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1940年5月14日，率第二支队四团三营特务连在句容县赤山歼灭日军100余人，缴获步枪60余支、九二步兵炮2门。
1941年，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政委。11月27日深夜，他率所部与日军在马村展开激战。在激战中，他小腹部中弹，仍继续指挥部队击退敌人进攻。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时年32岁。
例四，日本国内给中国劳工立的碑
李清老师——【旧闻存照：二战时期中国劳工纪念碑在广岛揭幕】2009年10月，日本西松建设公司与二战期间被强掳至广岛县发电站建设工地从事严酷劳动的原中国劳工达成了和解。2010年10月23日，当时的建设工地、位于广岛县安艺太田町的中国电力安野发电站举行了“安野中国人受难之碑”的揭幕仪式。
“让外国人受难”的潜台词，包含日本人强大的意思。”
——强大的大和民族，让落后的劣等民族受难，再怜悯其受难，是变相地夸自己曾经的强大。
日本人怎么不立一个碑，说明自己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呢？如果这样，就超出了日本人心理能承受的底线。
笔者十年来一直采访在抗日战争时期，被侵华日军强掳日本国为奴的中国劳工。有很多当年的劳工为了讨回公道多次往返日本国提及诉讼。就侵华战争的罪行，起诉日本政府。
像河南的耿谆老人，像中国劳工协会的会长李良杰老人都是多次提到：日本国民在当年中国劳工受难的矿区立碑，以示纪念。这些纪念碑，也符合日本国民心理能接受的底线。
上面的照片就是例证之一。另外，我认识的李良杰老人多次往返日本国，就日本国强掳中国劳工的罪行起诉日本政府。他就给我看过多张日本国民为中国死难劳工立的纪念碑。
老李看着纪念碑百感交集，还抱着日本人给中国劳工立的纪念碑失声痛苦。
如果把“开拓团民亡者名录碑”，改成“开拓团罪恶殃及受难倭人名录”，如何？
中国人能不能接受？我想，只要附带说明：“在抗战胜利之时，作为日本关东军的后勤补给基地的日本开拓团作为侵略者同伙儿的可耻下场，”中国人民是可以接受的。
中国人在云南腾冲国殇墓园里给侵华日军战死者立了碑。
“倭”就是日本，“冢”就是坟的意思。
“倭寇”就是明朝不断乘船骚扰我浙江、福建沿海的日本海盗的简称。
对于“倭冢”，几十年了，没有一个中国人、日本人，有意见。如果，立个“侵华日军玉碎纪念碑”中国人就怒了。所以，云南腾冲的领导学习“三个代表”比较好，而黑龙江方正县的领导还要好好学习。
侵华日军是“一个代表”：“代表中国人民索取中国人民的利益。”还美其名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其意思就是：“我们大日本皇军要代表中国人民、强迫中国人民、掠夺中国人民的资源、财产到日本国去。顺带着，随便侮辱中国的妇女。——什么？！不同意代表？杀！”
贪官污吏也是“一个代表”：“代表人民索取人民利益。”最为客气的是：他们在台上讲“三个代表”时，当讲云南保山的好干部杨善洲时，贪官污吏还能感动得当场痛哭起来。
但是，给侵华日军关东军的后勤补给线日本开拓团立碑，就超出了中国人能接受的底线。
不屈的东北汉子
（我1991年在日本国采访侵华日军关东军老兵时，该老兵送给我的照片）
例五，日本人为什么不给薛岳将军在日本国立一个纪念碑？
薛岳将军和国际观察团
1942年1月薛岳将军在三次长沙会战中大量消灭日军。照片为胜仗之后，各国军事观察员参观长沙会战的战场。
三次长沙会战中，我军俘虏的侵华日军在听我军军官的训话。
这次方正县“日本开拓碑”事件，日本哗然，说：“中国人破坏日中友好”。
还有日本人评论：“中国人如此之狭隘，过去的事情，老是翻出来说，没完没了。”
我倒想问问：“你们日本人大度。那么，中国政府军的将军薛岳指挥三次长沙会战，消灭侵华日军五万多人。你们为何不为薛岳将军在日本国立一块纪念碑？”
给中国政府军薛岳将军立碑，显然是超越了日本人能接受的心理底线。
台湾退役上将这样评价三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3日。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日本大本营面对美国废弃《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等新情势，为巩固占领区，调集10万兵力，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遭各路国军有力阻击，伤亡2万余人，被迫撤退。
第二次长沙会战则是1941年9月7日至10月19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7万部队，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逐次阻击，诱敌至长沙附近捞刀河两岸地区，予以围歼。日军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代价，却没有达到任何大的战略目标。
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5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不久，日本趁其驻防广州的廿三军进攻香港机会，第十一军调集约10万兵力，分两路进兵长沙，目的是争夺要点，牵制国军不致转向广州、九龙和缅甸。薛岳指挥13个师约17万兵力，全力防御，重创日军，日军自承“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
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不仅令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牵制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进展，从而打破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幻想，还重建民族自信，进而促成不平等条约废除，使中华民族重新昂然立于世界各国之林。
在国民党将军中，薛岳素以能战、苦战、善战著称。抗战期间，更以指挥长沙会战饮誉中外。叶挺曾盛赞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永垂不朽”。张治中则夸他是“百战将军”。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薛岳奉调到南京，被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编入左翼军，投入淞沪战场从这时起，薛岳将军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奋战八年，立下了赫赫战功，纵观整个抗日战争，薛岳是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单单三次长沙会战就歼灭、伤侵华日军10万余人，其军事生涯也走向了巅峰。
其六，日本人815战没者纪念日
2011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战败日讲话无道歉语未提战争责任
中新网8月15日电 ：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今天(15日)迎来了二战战败66周年的日子。由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于当地时间中午12时开始，在东京的日本武道馆举行，来自全日本各地的7200名二战遗属出席了追悼仪式。
追悼仪式开始时，全体出席者向“战死者”默哀1分钟。日本天皇随后发表致辞，向310万名在战争中死去的日本人表示哀悼，并强调了日本必须走和平之路的重要性。
天皇在今天的致辞中，没有像以往那样，就过去的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示道歉之意，也没有提及战争的责任。
今日出席追悼会的遗属中，60%以上是7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97岁。
97岁的老太太马场宫子是第一次参加追悼仪式。她说，丈夫在中国云南省被击毙，去年梦见他，于是决定一定要参加今年的追悼仪式。
以上中新社的报道，充分体现了日本人的新闻心里接受底线。
“只说战死310万人，不说这些侵略者是为什么在外国被打死的。”
其七，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地广岛没有真正的反思
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
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参加纪念大会
日本国的广岛、长崎都有原子弹被害纪念馆。但是，两个纪念馆均不向来凭吊的人们讲述：“日本国为什么挨炸”的关键性问题。讲了为什么挨炸，就要讲日本四处侵略、四处作孽、四处为敌、四面楚歌，所以，被炸得四分五裂。
日本人不讲实情，是因为实情超出了日本人能接受的心理底线。
日本人不讲实情，是准备再一次用武力与外国争夺经济利益。
我的朋友蒋丰有过相关报道，我摘录如下：
8月6日。66年前的8月6日的清晨8点15分，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从此，广岛成为世界上一座地标性城市。
从那以后，日本不是“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而是从获得了美军的许可以后，年年都要举行“广岛市原子弹爆炸死没者慰灵式暨和平祈念式”。8月6日的清晨，我5点半钟就来到广岛和平公园。此刻，这里的慰灵碑前已经有不少人在焚香献花了。烟雾缭绕，花香弥漫，往事并不因此而远逝。
我看到，一辆又一辆轮椅接踵而来。坐在上面的老人们，有的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有的忙着焚香献花，有的用手绢擦试着涌出眼角的泪水。我看到，一位受到原子弹伤害的老人，几乎是躺在轮椅上，他大概已经多年不省人事了。他的亲人一边给他拍照，一边说：“我们又走过一年。”
我了解到，去年一年，广岛重新确认的因为原子弹爆炸受害而死亡的人数有5785人。这样，广岛自1945年8月6日至今，就有27万5230人因此死去了。如今，日本还有21万9410人持有“原子弹受害者健康手册”，他们的平均年龄是77.44岁，比10年前提高了6.58岁。
看着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2007年，当年驾驶B-29型轰炸机投下原子弹的美国空军飞行员保罗·蒂贝茨病逝了。92岁的他临终前说：我不为自己的行动而感到后悔。我一直认为，因为我的行动，迫使日本早日投降，结束了更多的杀戮。
如今，日本在核武器问题上，仍然把自己摆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以此向全世界诉求和平、诉求废止核武器。他们不谈原子弹投放的原因，只谈那朵蘑菇云带来的结果。
我突然想起昨天到广岛后乘坐的有轨电车，并不是上车就买票，而是要下车的时候才买票，很有点秋后算账的味道。用中国现在的流行语言说：“出来混，是要还的。”
只是，可怜了这些老人，可怜了他们那些受着加害者教育的子孙。
（日本新华侨报，蒋丰记者2011年8月6日写于日本广岛。）
（以上三张照片，均为日本新华侨报蒋丰先生提供）
例八，侵华日军老兵在日本立碑谢罪
侵华日军老兵去世前在自己的墓碑上向中国人民谢罪
该侵华日军老兵在侵华战争中的照片
该日本老兵去世前的照片
以上三张照片，均由在日本国工作的刘燕子女士提供。
该日本老兵在去世时，在自己的墓碑上写上：
“作为旧军人，我在旧日本军队工作12年又8个月。这期间，10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作为日本宪兵准尉，我先后在天津、北京、山西临汾、运城、旧满洲、东宁等地的日本宪兵队里工作过。我参加了侵华战争，作恶多端。在此，离世之前，我向中国人民表示我深深的歉意和谢罪之情。”
据在日本工作的刘燕子说，该老兵在村里的墓地立碑时，许多日本村民都不高兴。
但是，微妙的地方就在于此：该老兵刻在墓碑上的话，没有超出日本国民能忍耐的底线。
比方，一个中国老兵写这样的碑文，中国村民也可接受：
“在战争状态下，我作为中国宪兵在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等地驻勤。期间，我烧杀淫掠，干过无数坏事。在谢世之前，我向日本国民表示忏悔之情。”
如果这样的碑文与史实对应的话，我想，中国的村民们的心理底线也能接受。
笔者1980年开始，在北京二外夜大学学习日本语。1984年到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后到日本大使馆领事部工作，再赴日学习多年。几十年来，笔者以观察日本人的心理底线，和中国人的心理底线为乐，积蓄百多个对比的实例。因为担心读者对“冗长”的耐受底线，所以，终止这次对两国国民“心理底线”容忍程度的分析。
2011-8-28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