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蓝牙耳机测试标准:无序与效益最大化：东门外的“十字路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4 23:49:46
名家介绍：张卫平，著名法学家，山东莱芜人，1979年考入“法学黄埔”之一西南政法学院，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法学专著多种，代表作有《转换的逻辑》、自选集《守望想象的空间》等。
东门外的“十字路口”
张卫平
专栏·名家
清华东门的十字路口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因为地处清华大学的东门。东门是清华最主要的大门，是许多清华内外的人经常出入的路径。随着清华大学的发展，周边经济、文化的发展，清华东门外已经变得十分繁华，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作为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更是车鸣人喧———从清晨到傍晚。
穿越东门的十字路口需要经验、观察、灵敏的反应，也需要一点勇气。因为有监控，所以汽车行驶通常是守规矩的。绿灯行，红灯停，如果闯红灯就将被罚款、罚分。但对徒步者、骑车人，这些规则就没有意义了，只要能够通过，人们总是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通过，每一个人都行色匆匆，都有理由在汽车可以通过的间歇中果断地穿行。作为知识分子，清华大学的老师们有时会基于一种自认的高贵气质，有耐心地等待通行的指示灯亮，但有时也会因为时间的原因，抛弃这种耐心，卷入人流之中，在红灯中通过。
十字路口的穿行考验着人的判断能力、反应能力和勇气———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对是否应当穿越，有无足够时间，汽车的速度，行人的多少，自行车、电动车是否会瞬间出现等作出正确的判断，需要左顾右盼，不断与汽车、自行车、电动车“博弈”，方能达到“彼岸”，真有些跳少数民族“竹竿舞”的味道。每一次在无序中的穿行都是一次惊险之旅，安全通过就是一次胜利。
清华东门的十字路口与其他大多数十字路口相同，特点是行人的无序，是否穿行完全视危险或安全程度而定。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无序穿行是很少的，因为实在太危险。我们经常出入清华东门，穿越十字路口，已经习惯于这种无序状态。但对于那些没有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的人而言，的确是极大的考验。例如，外国人。
2009年9月，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中日民事诉讼法比较研讨会。日方学者来了七八人，大多是当今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的中坚，两位还是泰斗级人物———竹下守夫教授和谷口安平教授。会议结束的当晚，日方备有宴会款待。宴会设在清华大学东门外东升大厦的一家餐馆，餐馆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醉爱”。要到“醉爱”，穿越东门十字路口是必须的。临行前，日本大使馆的长田君提出，需要将几位教授用车送往“醉爱”。我开始一愣，有些不理解，因为“醉爱”很近，徒步便可以到餐厅，乘车反而不方便。长田君的意思是，因为穿越十字路口太危险，出于安全考虑，还是乘车为好。于是，我和另一位教授用车将几位日本教授送到了“醉爱”，尽管有些麻烦。中方的校外教授则跟随着我们的学生穿越了东门的十字路口，虽然对十字路口的无序和刺激也颇有些感叹。
我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要说在日本，行人都绝对遵守交通秩序，听从红绿灯的安排，也并非事实。但可以说绝大多数人是这样的，这是事实，也是日本的一种行路文化。对于中国所存在的这种无序状态，日本人是难以理解的。
竹下教授多次来过中国，对此也是颇为费解。记得1996年竹下教授第一次来中国，我和刘荣军教授陪他到南开大学做讲演。我们一行乘车到天津，走的是京津塘高速。途中数次见到有人翻过栅栏穿越高速公路的情景，竹下教授表现出特别的惊讶———“如此危险居然有人敢穿越”。要知道在日本，在高速公路上收拾垃圾的工作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工作，收入也非常高。我们的解释是可能没有通道，设立方便的通道需要很大的投入，而绕道又太费时间，意味着一定的成本。穿越高速公路虽有危险，但还不是高概率，也就是说，穿越高速公路的低成本、低风险是其穿越行为的原因。对这种解释竹下教授似乎并不接受，说:是吗?对于日本人而言，这种表达方式有表示怀疑的意思。怀疑的原因可能是对危险概率的认同差异。对于这种有可能丧失生命的风险行为，即使概率不高也不应当因为绕道的高成本而行为。穿越高速公路的人应该是当地农民。对于中国的许多底层人而言，他们觉得这些危险概率是无所谓的，也是没有办法。也许这些当地住民也提议过，抗议过，但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没有人会拿出钱来修通道，照顾少数人的利益和方便。(姚雯/图) 有些外国人愿意将中国人随意穿越马路的无序归为文化范畴，意思是基于一种习惯，中国人不愿意遵守交通秩序。习惯一定是由某种现实性所发展起来的，不会是无缘无故地生成。在中国的现实中，人们对于时间有一种特别讲究，虽然每一个人都讲究时间，讲究行为的效率，但现在的中国人似乎更为在乎时间，尤其是在大城市，在竞争激烈、生存压力大的区域。这种对时间的在乎集中表现在凡事一定要“抢先”，抢先能够占有比别人更多的资源，抢先就能够抓住机会，机会总是稍纵即逝，一个字，“急”。在行车中，加塞儿、变道超车，前车稍有迟缓，后车不是闪灯，就是鸣笛，“急”可以说成了中国行车文化的符号。除了行路、行车以外，其他领域也都是如此。真如毛泽东所言，我们需要“只争朝夕”。虽然十字路口的交通是无序的———行人、自行车、电动车可以随意穿行，而这种无序也会带来一定的危险，但人们依然穿行于十字路口。尽管我们说，这种无序是因为实现有序的成本太高所致，但另一方面，这种无序也的确满足了一种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最大流量的要求。如果把道路看做是一种单纯的通道，最大化地实现这一要求，也算实现了道路的最大效益。人们可以在机动车行驶的间歇之中见缝插针地穿过十字路口，上演穿行的“杂技”。这种穿行虽对机动车的行驶有一定的影响，甚至有很大的影响，但有经验的驾驶者也能够根据行人穿行的具体情况，在与行人的博弈中前行。我认真观察过，如果必须等待绿灯，行人才能穿行，则行人通过十字路口的数量肯定少于相反的情形。
道路行驶的有序旨在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对于通行速度的要求应该是次要的，虽然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说，没有秩序，道路就会不畅通，但这主要是针对机动车而言的，而不是针对行人，对于行人，宏观的辩证法没有多大意义。清华东门的十字路口很好地规范了机动车的行驶，因此机动车对行人的伤害概率相对较低，只有在机动车可以行驶、行人违章穿行时才有可能发生事故。又由于行人的穿行经验和驾驶者的经验以及两者的博弈，伤害发生的概率被再次降低。这样低的危险概率与行人急于穿过路口的需要相比，往往也就被忽略不计了，无序穿越路口的行为也就自然会发生。虽然如此，但毕竟这种无序与有序相比意味着风险的存在，也因此说，在中国行车行路与许多国家相比有着更大的风险，难怪日本学者不敢像我们这样穿过清华东门的十字路口。
穿越十字路口的事情使我联想起我国的社会发展，总觉得有些相似之处，似乎我们各个领域的发展也是如此，是在“无序”中发展，如同有些经济学家(例如，韦森)所说的，中国也许正是在看似混乱无序中不断发展的。的确，如果我们将发展简单地定义为生产力的提升、GDP数字的增长，就像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最大流量的行人和车辆，无序可能并不会影响道路的最大效益，至少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是如此。但如果我们从给行人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甚至失去生命的角度而言，这种无序是不能接受的，不过，如果对行人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甚至失去生命的概率低，实现完全有序的成本又太高，且不影响通行效益最大化时，这种无序状态是会被人们认可的，尤其是那些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人。与此类似，在许多领域中，由于能够获得“发展”，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无序也是可以被人们认可或忍受的。只是这种无序往往会损害个体的利益，如果不强调对个体利益的维护，这种无序也同样被认可，具有了现实合法性。尽管从总体而言，无序不会直接给快速发展造成影响，但对于个体而言这种损害风险是随时存在的，因此降低发展速度以求更高的安全系数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不应当使中国成为在各方面风险都高的国度。我们现在也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认真、理性对待如何通过这发展与安全、效率与秩序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