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那一次我懂得了宽容600:谜语式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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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学长艾光增
□刘绪贻
1938年5月至8月在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读书时,我和艾光增学长同宿舍。他原是清华大学第八级土木工程系同学,因参加革命活动坐过三次牢,耽误了一年多,乃转入第十级经济学系,仍高我两个年级。
像冯友兰教授一样,他蓄着一大把胡子,浓眉丹凤眼,显得憨厚、热情、沉着而又有风趣。我当时印象是,他很健谈,有点口无遮拦,除他婚姻生活中最隐秘事件外,也谈他参加革命活动的惊险故事。
当他谈到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帮助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地下工作者的情节时,我非常为之神往。那是1930年春季的一天,经天津市一位地下工作者小段的介绍,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的漂亮女孩,以“表妹”的身份,前往会见,要求他代转家信。这个女孩,原是一位大富豪的掌上明珠,因思想进步,偷偷离开舒适温暖的家庭,跑到天津从事地下工作。他因此前已多次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熟悉地下工作的严格纪律,所以并未询问她的姓名住址,便慨然应允,并成功地将她的信转给了她的父亲。后来,她的父亲给她寄来一大箱衣服,她只留下两件,其余都捐给了地下党领导的互济会。再后来,他又帮助她与其父会见,她父亲带给她一条金项链、一枚金戒指和一个金别针,她都捐给了党组织,并劝说其父捐出100银元,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此后,他俩关系日益亲密,相互绝对信任,她时常就住宿在他的宿舍内。有次病重,他还抱着她去看医生,并为她服侍汤药,料理生活,一直到她病愈。但是,他们自始至终只是“表哥”和“表妹”的关系。我没有问他,这是否因为他当时已婚而且有两个孩子的缘故,他也没有说。
我听到这个美好动人的故事后,向他表示,我很想据此题材写一部小说。他平时把我当作小弟弟,这时装作老大哥的样子,半开玩笑地对我说:“那你就请我喝牛奶,每喝一杯牛奶,我就给你讲一段。”后来,我真的请他喝过牛奶,他也给我讲过两三次,但因彼此学习紧张,无结果而罢。7、8月间,他毕业后离开了学校,而且离开了云南,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派来军代表朱凡接管武汉大学,他的助手艾天秩原系清华大学研究生。我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地下市委正式外围组织“武汉市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简称新教协)武汉大学分会教授支部书记,参与接管活动,并被任命为协助接管委员会主席,因而了解到艾天秩乃是我清华学长艾光增的大儿子。不过当时由于接管事务繁忙,彼此又是初识,对于他父亲离校后经历,未及深谈。他只告诉我他的父亲已故,未言及其他。这些年来,我阅读了一些有关人士的回忆文章,才逐渐了解到当时许多人称之为“非党布尔什维克”的艾光增的更多情况。
艾光增出身于陕西北部米脂县一个大地主家庭,15岁左右和一个西北军高级军官高树勋的女儿高秀如结婚。1930年,他21岁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已有两个儿子。他从小就思想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0年春天他帮助过的那位年轻美丽的女地下工作者,就是后来写《新儿女英雄传》的著名进步女作家袁静。那个介绍袁静给他的“小段”,就是后来出任过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刘仁。1932年,他考进清华大学后,袁静也因组织调配,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求学,两人又有了联系。据袁静回忆:“有一次晚上,月光如洗,杨柳轻拂,我和他沿着景山护城河散步谈心,我低声问他:‘老艾呵,你爱国热情那么高,冲锋陷阵那么勇敢,你却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真是不可思议呵!’他叹了一口气,用浓重的陕北乡音说:‘小袁,你不知道,在我们的家乡陕北米脂,封建思想很浓厚,都是早婚,我年纪不大,已经有两个儿子,我受妻子儿女的连累,没办法,不能当先锋队,当个小小的铺路石也好嘛!反正,我照样能爱国,照样能为革命做贡献,也许还能起到党员起不到的作用呢!’”(《清华校友通讯》复25册第118页)
关于这个问题,亦即艾光增是否党员的问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的艾天秩一直存疑。他说,袁静、刘仁、蒋南翔等都说他父亲不是党员,只是个比某些党员的革命意志远为坚定的赤色群众,也有一些可靠的老革命说他父亲是党员。他在1940年夏与父亲对榻长谈时,曾就此问题问过他父亲,他父亲笑而不答。他认为,按照他父亲坦诚认真的性格,如果他不是党员,他会回答不是的。
除这个问题外,艾天秩觉得关于他的父亲还有一些不解之谜。比如,“七·七”事变时,艾光增正在米脂老家,非常兴奋,本来准备上前线杀敌。尽管他的祖父希望他留在米脂赚钱养家,但大家认为他是会一定上前线的。可是此时,他却向大姨姐家借了200元,离开了米脂。两个月后,家里接到他寄自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的信,原来他去清华大学复学了。这件事使他们全家感到意外。
更使艾天秩感到意外的是,艾光增大学毕业时,学校经济系有两个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计政班受短期训练的名额,这不仅是进步学生、也是绝大多数清华毕业生不屑考虑的去路,但艾光增却自动报名参加；而另一报名者乃是清华尽人皆知的国民党的跟屁虫,艾光增的对立面。
又比如,1940年夏,艾天秩往见父亲时,艾光增的职务是国民党陕南师管区同少校审核主任。在他住房桌上,摆有一套从来不看的《曾文正公家书》和一套《陈修园医书》。晚上,艾光增向他谈了他从大革命时期北京艺文中学中共党员校长被北洋军阀枪杀、他办理后事时起,直到“一二·九”运动中担任游行大队长等等革命活动,充满了对祖国、对革命的感情,使他深深感到与他父亲当时国民党军佐身份极不相称。
再比如,1941年1月,艾光增拒绝了上校军需官、同中校组长两项职务,却接受了国民党政府军政部计政署的调令,到河南第38补充兵训练处任同少校审核主任。
对于以上这些违反常情、一直难以理解的事件,艾天秩教授怀疑可能是“服从组织分配”。
1941年3月,艾光增到河南第38补充兵训练处就任。5月15日,正当皖南事变后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他在午睡中被国民党人枪杀了,时年仅32岁,留下了一些不解之谜。
现在想来,我在蒙自分校时认为他是个口无遮拦的健谈者,实际上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生平一些关键性事迹,是始终保持沉默的。
(题签:吴瑾)
◎刘绪贻,1913年生,1936年入清华大学,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7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主编并撰写多卷本《美国史》等,著有《中国的儒学统治》、《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等。
□刘绪贻
1938年5月至8月在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读书时,我和艾光增学长同宿舍。他原是清华大学第八级土木工程系同学,因参加革命活动坐过三次牢,耽误了一年多,乃转入第十级经济学系,仍高我两个年级。
像冯友兰教授一样,他蓄着一大把胡子,浓眉丹凤眼,显得憨厚、热情、沉着而又有风趣。我当时印象是,他很健谈,有点口无遮拦,除他婚姻生活中最隐秘事件外,也谈他参加革命活动的惊险故事。
当他谈到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帮助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地下工作者的情节时,我非常为之神往。那是1930年春季的一天,经天津市一位地下工作者小段的介绍,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的漂亮女孩,以“表妹”的身份,前往会见,要求他代转家信。这个女孩,原是一位大富豪的掌上明珠,因思想进步,偷偷离开舒适温暖的家庭,跑到天津从事地下工作。他因此前已多次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熟悉地下工作的严格纪律,所以并未询问她的姓名住址,便慨然应允,并成功地将她的信转给了她的父亲。后来,她的父亲给她寄来一大箱衣服,她只留下两件,其余都捐给了地下党领导的互济会。再后来,他又帮助她与其父会见,她父亲带给她一条金项链、一枚金戒指和一个金别针,她都捐给了党组织,并劝说其父捐出100银元,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此后,他俩关系日益亲密,相互绝对信任,她时常就住宿在他的宿舍内。有次病重,他还抱着她去看医生,并为她服侍汤药,料理生活,一直到她病愈。但是,他们自始至终只是“表哥”和“表妹”的关系。我没有问他,这是否因为他当时已婚而且有两个孩子的缘故,他也没有说。
我听到这个美好动人的故事后,向他表示,我很想据此题材写一部小说。他平时把我当作小弟弟,这时装作老大哥的样子,半开玩笑地对我说:“那你就请我喝牛奶,每喝一杯牛奶,我就给你讲一段。”后来,我真的请他喝过牛奶,他也给我讲过两三次,但因彼此学习紧张,无结果而罢。7、8月间,他毕业后离开了学校,而且离开了云南,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派来军代表朱凡接管武汉大学,他的助手艾天秩原系清华大学研究生。我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地下市委正式外围组织“武汉市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简称新教协)武汉大学分会教授支部书记,参与接管活动,并被任命为协助接管委员会主席,因而了解到艾天秩乃是我清华学长艾光增的大儿子。不过当时由于接管事务繁忙,彼此又是初识,对于他父亲离校后经历,未及深谈。他只告诉我他的父亲已故,未言及其他。这些年来,我阅读了一些有关人士的回忆文章,才逐渐了解到当时许多人称之为“非党布尔什维克”的艾光增的更多情况。
艾光增出身于陕西北部米脂县一个大地主家庭,15岁左右和一个西北军高级军官高树勋的女儿高秀如结婚。1930年,他21岁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已有两个儿子。他从小就思想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0年春天他帮助过的那位年轻美丽的女地下工作者,就是后来写《新儿女英雄传》的著名进步女作家袁静。那个介绍袁静给他的“小段”,就是后来出任过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刘仁。1932年,他考进清华大学后,袁静也因组织调配,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求学,两人又有了联系。据袁静回忆:“有一次晚上,月光如洗,杨柳轻拂,我和他沿着景山护城河散步谈心,我低声问他:‘老艾呵,你爱国热情那么高,冲锋陷阵那么勇敢,你却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真是不可思议呵!’他叹了一口气,用浓重的陕北乡音说:‘小袁,你不知道,在我们的家乡陕北米脂,封建思想很浓厚,都是早婚,我年纪不大,已经有两个儿子,我受妻子儿女的连累,没办法,不能当先锋队,当个小小的铺路石也好嘛!反正,我照样能爱国,照样能为革命做贡献,也许还能起到党员起不到的作用呢!’”(《清华校友通讯》复25册第118页)
关于这个问题,亦即艾光增是否党员的问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的艾天秩一直存疑。他说,袁静、刘仁、蒋南翔等都说他父亲不是党员,只是个比某些党员的革命意志远为坚定的赤色群众,也有一些可靠的老革命说他父亲是党员。他在1940年夏与父亲对榻长谈时,曾就此问题问过他父亲,他父亲笑而不答。他认为,按照他父亲坦诚认真的性格,如果他不是党员,他会回答不是的。
除这个问题外,艾天秩觉得关于他的父亲还有一些不解之谜。比如,“七·七”事变时,艾光增正在米脂老家,非常兴奋,本来准备上前线杀敌。尽管他的祖父希望他留在米脂赚钱养家,但大家认为他是会一定上前线的。可是此时,他却向大姨姐家借了200元,离开了米脂。两个月后,家里接到他寄自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的信,原来他去清华大学复学了。这件事使他们全家感到意外。
更使艾天秩感到意外的是,艾光增大学毕业时,学校经济系有两个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计政班受短期训练的名额,这不仅是进步学生、也是绝大多数清华毕业生不屑考虑的去路,但艾光增却自动报名参加；而另一报名者乃是清华尽人皆知的国民党的跟屁虫,艾光增的对立面。
又比如,1940年夏,艾天秩往见父亲时,艾光增的职务是国民党陕南师管区同少校审核主任。在他住房桌上,摆有一套从来不看的《曾文正公家书》和一套《陈修园医书》。晚上,艾光增向他谈了他从大革命时期北京艺文中学中共党员校长被北洋军阀枪杀、他办理后事时起,直到“一二·九”运动中担任游行大队长等等革命活动,充满了对祖国、对革命的感情,使他深深感到与他父亲当时国民党军佐身份极不相称。
再比如,1941年1月,艾光增拒绝了上校军需官、同中校组长两项职务,却接受了国民党政府军政部计政署的调令,到河南第38补充兵训练处任同少校审核主任。
对于以上这些违反常情、一直难以理解的事件,艾天秩教授怀疑可能是“服从组织分配”。
1941年3月,艾光增到河南第38补充兵训练处就任。5月15日,正当皖南事变后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他在午睡中被国民党人枪杀了,时年仅32岁,留下了一些不解之谜。
现在想来,我在蒙自分校时认为他是个口无遮拦的健谈者,实际上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生平一些关键性事迹,是始终保持沉默的。
(题签:吴瑾)
◎刘绪贻,1913年生,1936年入清华大学,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7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主编并撰写多卷本《美国史》等,著有《中国的儒学统治》、《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