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我懂得了友谊:西域历史大事记年11

西域历史大事记年前177或176年匈奴将月氏逐出故地，月氏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前139年张骞西使大月氏启程，中途被匈奴拘捕前134年康居首次朝汉。前130年乌孙西征大月氏，占领伊犁河、楚河流域，大月氏西迁阿姆河流域，臣大夏而居。前129年张骞自匈奴中得脱，西行抵大宛、康居、大月氏。前122年武帝令张骞因蜀踺为郡发问使，四道并出，求通大夏。前121年匈奴浑邪王降汉。前116或115年张骞使乌孙启程。前109年武帝遣柏始昌、吕越人等出诸初郡通大夏，皆复闭昆明，终莫能通。前108年赵破奴、王恢破楼兰、姑师。汉以细君妻乌孙昆莫猎骄靡。前105年汉发三辅罪人，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昆明复为寇，终莫能得通。乌孙昆莫猎骄靡死，孙军须靡代立。前105年或104年汉以解忧为公主妻军须靡。前104年李广利初征大宛启程。前103年李广利初征大宛失利，败归敦煌。前102年秋李广利再征大宛，于敦煌启程。冬，破大宛得马，立昧蔡为王而归。前101年李广利凯旋，武帝作“西极天马之歌”。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汉遣开陵侯候发楼兰国兵击车师。渠犁使使来献。前92年楼兰王死，新王立，同时遣子质汉与匈奴。匈奴设幢仆都尉。前90年汉再发楼兰国兵击车师。前89年桑弘羊建议屯田轮台。武帝下罪己诏。前77年傅介子杀楼兰王安归，汉立尉屠耆为王，改楼兰国名为都善。遣赖丹屯田轮台。前71年西汉与乌孙联兵击匈奴。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等田渠犁，积谷；秋收后，攻车师，破交河城。前67年秋收毕，攻车师王于石城，车师王降汉，后又奔乌孙。前66年汉屯田车师。前65年冯奉世杀呼屠耆，另立莎车王。匈奴遣左右奥踺击汉之田车师者，不能下。前64年乌孙昆弥上书，愿结婚重亲，叛绝匈奴。长罗侯常惠将骑出车师北，扬威其旁，解郑吉之围。汉罢车师屯田。前62年汉立军宿为车师王前60年常惠送少主相夫配元贵靡，末出塞，翁归靡死，乌孙贵人背约立狂王。汉召回少主。日逐王先贤掸降汉，汉使郑吉迎降，吉因破车师兜曾城。日逐王降后，匈奴幢仆都尉因此罢。汉屯田车师北胥鞋。前59年汉西域都护开府施政。前53年乌孙大小昆弥分立。前51年解忧归汉。前48年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交河城。前36年甘延寿、陈汤征郅支。前!年乌孙大昆弥伊秩靡朝汉。公元1—5年间车师后王姑句、去胡来王唐兜亡入匈奴。公元10年西域都护但钦杀车师后王须置离。公元13年焉耆等国叛，杀都护但钦。公元16年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莎车等国兵讨焉耆。焉耆伏兵杀骏。李祟收余士，还保龟兹。公元33年莎车王康去世，弟贤代立。公元38年莎车王贤、都善王安遣使朝汉。公元41年莎车王贤遣使东汉，请派都护。汉赐贤“汉大将军”印缓。公元45年 都善、车师、焉耆等十八国遣使洛阳，请都护。光武帝因中原甫定，北边未服，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公元46年莎车王贤见都护不出，攻鄯善，逐走其王，又兼并龟兹国，杀其王。都善王再次上书光武帝，请派都护。都护不出，都善、车师等乃附匈奴。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不久，南匈奴附汉，北匈奴继续控制西域。公元61年匈奴发焉耆、尉犁等国兵攻于阗。公元73年汉遣窦固、耿忠等出居延塞，击北匈奴。班超至都善，都善王降汉；至于阂，于闻降。公元74年班超至疏勒，逐走龟兹所立王，改立疏勒故王兄之子忠为王。都冬，窦固、耿秉、刘张出昆仑塞击匈奴，破车师。东汉初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公元75年 明帝去世。焉耆、龟兹攻没都护。匈奴、车师围攻戊己校尉。公元76年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于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乃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公元77年东汉罢伊吾屯田，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公元78年班超攻破姑墨石城。公元83年东汉拜班超为将兵长史，以徐斡为军司马。公元84年班超击莎车。疏勒王忠叛汉，班超另立成大为疏勒王。公元86年班超杀原疏勒王忠，打通南道。公元86年班超再击莎车，莎车降。公元89年窦宪大破北匈奴。公元90年汉军取伊吾。车师前后王皆遣子入侍。班超击退月氏副王谢。公元91年北单于为耿奠听破，逃亡不知所在。龟兹、姑墨、温宿等国降汉。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公元94年班超讨焉耆，斩其王，立元孟为焉耆王。西域五十余国皆纳质内属。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102年班超回洛阳，任尚继任都护。106年西域诸国反叛，围任尚于疏勒。107年汉罢西域都护、迎还伊吾、柳中屯田吏士。北匈奴重新控制西域。119年行长史索班屯伊吾。车师前王及都善王归降。120年北匈奴率车师后王攻杀索班，逐走前王。东汉置护西域副校尉，领兵三百，居敦煌。123年东汉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屯柳中。124年鄯善、龟兹等国归汉。班勇又收降车师前部。125年班勇破车师后部。126年班勇平定“车师六国”，并击走北匈奴呼衍王：127年班勇、张朗击降焉耆。此后，疏勒、于阗、莎车等都归汉。东汉再次统一西域。129年汉重开伊吾屯田，置伊吾司马一人。132年敦煌太守徐由遣疏勒王臣磐击破于阗。134年车师后部司马率后王袭击北匈奴，获胜。135年呼衍王击破车师后部。137年敦煌太守裴岑诛呼衍王。151年另一呼衍王侵伊吾。敦煌太守司马达引兵救援，呼衍王退去。152年西域长史王敬为于阗人所杀。153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叛汉，亡入匈奴。170年凉州刺史遣将讨疏勒。疏勒王和得降。175年于阗攻破拘弥，杀其王。戊已校尉、西域长史发兵立故王之子为拘弥王。222年以前数年曹魏在高昌设置戊己校尉，从而加强了对于高昌及其周近地区的控制。但这是曹魏在西域的唯一据点。275年西晋的西域戊己校尉马循两度讨破鲜卑。这是中原政权与鲜卑角逐于西域的一个重大回合。329年张骏讨平拒不臣服的西域戊己校尉赵贞，并在高昌设郡。是为中原汉人政权在高昌正式设立郡县之始。345年张骏遣沙州刺史杨宣率军征服焉耆。前凉在西域的势力臻于鼎盛。383年符坚派遣吕光率领大军征讨西域，并于是年征服焉耆与龟兹。此战为吕光日后建立自己的后凉政权奠定了基础。423年北凉攻克西凉绪余唐、李集团在河西的最后据点晋昌；后者被迫逃奔伊吾，托庇于柔然，建立傀儡政权。436年北魏派遣以董琬、高明为首的使团前赴西域，通好诸国；导致其后二、三年间西域，数十国来中原“朝贡”。这是北魏开始经营西域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果同442年北凉绪余沮渠无讳弟兄为北魏所逼，西渡流沙，占领鄯善国；并在同年击灭阚爽的高昌政权。遂以高昌为主要据地建立了北凉后期政权。445年吐谷浑被北魏击破，其王慕利延率余众西奔于阗；杀数万于阗军民，占其国为已有。鄯善则于同年被以万度归为首的北魏军队击灭。这两个事件都是北魏积极经营西域的间接或直接结果448年北魏封韩拔鄯善王，并正式以鄯善为郡县。这是鄯善第一次以郡县的地位隶属于中原王朝。同年，万度归击灭焉耆，讨破龟兹。北魏在西域的势力臻于顶峰。450年一贯忠于北魏的车师前部被以柔然军队为后盾的沮渠氏高昌政权击灭；体现了柔然与中原王朝争夺西域的背景。460年沮渠氏高昌政权被柔然击灭，而代之以亲柔然的阚伯周政权。这是柔然在西域的一次重大胜利。488年柔然的伊吾戍主高羔子帅众以城附魏。491年以阿伏至罗为首的高车推翻亲柔然的高昌阚氏政权，立亲高车的张孟明为王。492至493年高车占领车师前部和焉耆之地，并南下击破鄯善。其势力在西域大为扩张。499年鞠嘉立为高昌王；开始了鞠氏高昌政权。504至506年左右　恹哒成功地建立了亲恹哒的高车政权，间接地控制了西域的许多地区。540年左右柔然立阿那环得北魏之助，击灭高车。这是中原统治者有意识控制西域政局的又一例证。555年突厥木杆可汗灭柔然。558年稍前突厥与波斯联军灭恹哒，以阿姆河为界瓜分恹哒领土。582年突厥内战爆发。以西突质达头可汗为首，形成了反对大可汗沙钵略的联盟。600年达头可汗在漠北自立为步迦可汗。603年达头可汗败于漠北，以西突厥为首的联盟宣告瓦解。609年隋灭吐谷浑。在西域设立鄯善、且末二郡610年隋朝设立伊吾郡。611年西突质室点密系射匿可汗打败阿波系处罗可汗，处罗降隋。彻底结束了阿波系突厥在西域的统治。612—615年西突厥射匮可汗廓清西域，建立西突厥汗国。突原政权正式分而为二。628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被杀，西突厥汗国内战爆发。640年唐灭高昌，设安西都护府。648年唐灭龟兹，将安西都护府治所由西州移至龟兹，设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四镇。651年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反叛，安西四镇失陷，安西都护府撤回西州。弓月道行军总管梁建方领兵征讨，击溃处月、处密部。656年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征讨阿史那贺鲁，贺鲁远遁。657年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率兵击破贺鲁，生擒而归。658年唐朝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以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右卫大将军、蒙池都护，统领五弩失毕部落。在西域设立都督府州。安西都护府移回龟兹，恢复安西四镇。670年吐蕃入西域，唐朝放弃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撤回西州。679年裴行俭以册立波斯质子泥涅师师为名，长途奔袭，生擒西突质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唐朝再次恢复安西四镇。686年唐朝迫于压力，主动放弃四镇。692年王孝杰率军大败吐蕃，恢复四镇。702年唐朝在庭州设北庭都护府。碎叶镇转归北庭都护府管辖，四镇名目虽存，但实际上安西所辖只有龟兹、于闻、疏勒三镇。719年玄宗册拜突骑施首领苏禄为忠顺可汗，取代西突庇阿史那氏。安西都护汤嘉惠上表要求以焉耆备四镇，此后四镇为龟兹、疏勒、于阗、焉耆。722年疏勒副使张思礼率军援救小勃律，大破吐蕃，收复吐蕃占领的九城之地。734年唐朝西域守军与突骑施之间爆发战争，唐朝一方面从内地大批调军入援，同又分头与东突厥、大食积极联系，谋求夹击突骑施。739年唐军大破突骑施，破碎叶、入但逻斯，生擒吐火仙，重新控制了锡尔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747年高仙芝攻破由吐蕃控制的小勃律，招降小勃律王和他的妻子吐蕃公主。改国号为归仁，派兵镇戌。751年高仙芝在但逻斯被石国和大食联军打败，高仙芝逃回安西。大批唐朝士兵被俘，通过被俘士兵中的造纸工匠，中国发明的造纸术进一步向西传播，并逐渐取代了西方传统的羊皮纸和纸草。755年唐朝爆发安史之乱，两京失陷，安西、北庭精锐部队大批内调，西域空虚。763年吐蕃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州县，西域守军与唐朝断绝了联系，但仍然奉唐正朔，坚守西域。790年吐蕃与葛逻禄联合攻破北庭，大体与此同时或稍后，西域西州、于阗等地也被攻陷，唐朝势力最终退出西域。791年回鹘军队从吐蕃、葛罗禄手中夺取了北庭，不久又在龟兹等地大破吐蕃军队，控制了天山东部地区，葛逻禄退往天山西部地区，而吐蕃则退据塔里木盆地南部地区。840年黠戛斯袭破漠北回鹘汗国，回鹘外迁，分别在葱岭西建立喀喇汗王朝，在东部天山建立高昌回钨王国。960年喀喇汗王朝定伊斯兰教为国教，成为突厥语诸部族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王朝。965年高昌回鹘王国可汗向宋朝遣使进贡，从此往来不绝。984年宋朝派王延德出使高昌。1009年喀喇汗王朝向宋朝遣使进贡，从此贡使不绝。1081年上表自称“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1130年耶律大石西征，先后臣服高昌回鹘王朝、东部喀喇汗王朝、西部喀喇汗王朝、花刺子模国，建成西辽帝国。1162年成吉思汗诞生于蒙古斡难河畔跌里温盘陀山。1203年成吉思汗灭漠北强部克烈，王罕逃入乃蛮境，为乃蛮守将所杀，其子桑昆经西夏奔龟兹，亦被杀。1204年成吉思汗攻灭乃蛮塔阳汗，斥地至按台山。1206年成吉思汗建蒙古国，同年灭乃蛮不亦鲁汗部。1208年乃蛮塔阳汗之子屈出律投奔西辽，被招为驸马。1209年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杀西辽少监降蒙古。1210年屈出律勾结花刺子模企图瓜分西辽。1211年海押立哈刺鲁阿儿思阑汗叛西辽降蒙古。不久阿力麻里的哈刺鲁首领斡扎儿亦降蒙古。这两枝哈刺鲁人均受到成吉思汗的优遇。屈出律篡夺西辽政权。1216年成吉思汗遣速不台、征讨蔑儿乞残部。1218年讹答刺花刺子模守将哈只儿，只阑秃杀成吉思汗商使450人。成吉思汗遣使指责花刺子模，亦受辱。速不台在忽阐河以东草原与花刺子模军队发生冲突。哲别灭乃蛮残部，杀屈出律。1219年秋成吉思汗出动大军征讨花刺子模。1220年春成吉思汗克花刺子模新都撒麻耳干。2221年蒙古军克花刺子模旧都玉龙杰赤。1222年成吉思汗败花刺子模军统帅扎阑丁于申河之侧。同年速不台、哲别所部军队越太和岭。1223年速不台、哲别败斡罗思诸王公联军于阿里吉河后，征服钦察草原。1227年成吉思汗死于西夏。1229年元太宗窝阔台即位，遣阔客歹、雪你台率军三万进攻亦的勒水下游地区的不里阿儿等部，并派绰儿马罕征服花刺子模残部。1235年蒙古诸王大会，决定拔都率诸王长子西征钦察及斡罗思等部。1238年不花刺爆发塔刺比领导的人民起义。1248年元定宗贵由率军西进企图以武力压服拔都，行军至忽木升吉儿贵由死去。1251年元宪宗蒙哥即位，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宗王谋反，事泄。受牵连的诸王大臣受到严厉处置。蒙古遣其弟旭烈兀率军西征。1252年立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治畏兀儿至阿母河之地；立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治阿母河以南地1260年蒙古军于阿音扎鲁特败于埃及马木路克军。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爆发争位之战。忽必烈派阿必失哈赴察合台汗国，途经河西时为阿里不哥军捕获被杀。阿里不哥派阿鲁忽归察合台汗国夺取权力。1263年阿鲁忽叛阿里不哥，降忽必烈。忽必烈授之以金山至阿母河之间的土地，阿里不哥攻入西域。1268年海都叛乱，举兵从阿力麻里东进，为忽必烈军击败。1269年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三方诸王相会于塔刺思，讨论瓜分阿母河以北地区。蒙古国正式分裂。1270一1271年察合台汗国越阿母河入侵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战败，八刺死去。海都立聂古伯为察合兀鲁思汗。1273年驻守于阿力麻里的元军中诸王脱脱木几、撒里蛮等人叛变，械系皇子那木罕和丞相安童。1275年察合台汗国大军围攻火州达半年。1289年元朝罢斡端宣慰司，放弃斡端、可失哈儿地区。1294年元政府设曲先塔林都元帅府，防守今库车塔里木河一带；设北庭都元帅府，防守今天山东段北部地区。1302年元朝与海都、都哇会战于铁坚古山，双方损失惨重。元军弃守和林。1304年都哇向元廷求和。元政府、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与钦察汗国之间达成协议，恢复和平。1312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重新趋于紧张，也先不花汗扣留元朝使臣拜住。双方兵端再启。1323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恢复和平。1330年元政府颁布《经世大典》，其中收西域地图。1334年察合台汗国答儿麻失里汗被杀，其国政进入不稳期。1346一1347年扎刺亦儿部贵族合扎罕控制察合台汗国朝政。1348年朵豁刺惕部异密播鲁只扶立察合台后裔秃黑鲁帖木儿为汗，建立东察合台汗国。1353年秃黑鲁帖木儿汗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在汗国的蒙古人中推行伊斯兰教。1360年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汗为统一察合台汗国举行西征占领阿母河以北地区。1362年秃黑鲁帖木儿再次西征。占领了直至兴都库什山的地区。1365年亦里牙思火者率军西征，以失败告终。1391年东察合台汗国黑的儿火者汗向明朝遣使进贡，明太祖命主事宽彻回访。从此使臣往来不绝。1414年明朝派陈诚出使西域。1514年东察合台汗国阿黑麻汗之三子萨亦德汗创建叶尔羌汗国。1570年叶尔羌汗国归并东察合台汗国，统一天山南路，通过进贡与明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1629年前后土尔肩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属西徒至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游牧。1635年准噶尔部首领哈喇忽刺子和多和沁继父位，达赖五世赠其“额尔德尼巴图尔浑台吉”号。1636年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琥(即固始汗)徒牧青海，后进入西藏1640年额鲁特、喀尔喀各部王公、台吉在塔尔巴哈台会盟，制定了《一六四O年蒙古卫拉特法典》。’1644年清军入关，清朝定鼎北京。1646年固始汗等向清朝入贡，巴图尔浑台吉等“附名以达”。1653年巴图尔浑台吉卒。1655年叶尔羌汗国阿布都拉哈汗遣使向清朝进贡。1670年叶尔羌汗国发生动乱，伊斯兰教黑山派占据上风，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被迫出走，流浪于中亚，后进入西藏。准噶尔部首领僧格被异母兄车臣等人杀害。1671年 噶尔丹从西藏返回，杀车臣，继僧格为准噶尔部首领。1680年噶尔丹出兵天山南路，攻占叶尔羌，喀什噶尔，执伊斯梅伊勒汗，扶立阿布都里什特为汗，归并天山南路。1690年清军于乌兰布通击溃噶尔丹军。1696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费扬古率西路军于昭莫多歼噶尔丹军主力。清军深入朔漠，转输失期，西路官兵困馁，致有道理。哈密达尔汉伯克额贝都拉归附清朝。1697年噶尔丹仰药亡。哈密达尔汉伯克额贝都拉擒噶尔丹子献于清朝。沼封额贝都拉为一等札萨克。次年，遣官赴哈密编设旗队。1700年策妄阿拉布坦谋袭西藏，康熙帝救所司留意汉赵充国屯田平羌事。1715年策妄阿拉布坦遣兵犯哈密。清军进驻巴里坤，科布多。图理琛使团慰问土尔扈特部后返回京师。1716年大策凌敦多布率准噶尔人在雅梅什湖击败俄国远征军。1717年大策凌敦多布率军越昆仑山，自藏北南下，攻陷拉萨。1722年俄使翁科夫斯基出使准噶尔，要策妄阿拉布坦臣服于俄国，遭拒绝。1723年准噶尔军袭击哈萨克。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卒，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哈密札萨克额敏随西路军屯田，卓有成效，诏封镇国公。1731年准军大败清军于和通淖尔1732年额驸策凌于额尔德尼昭大败准军清军自吐鲁番撤退，额敏和卓率当地十六城一万余维吾尔人东迁至哈密塔勒纳沁，次年八月迁居于瓜州五堡。1739年准噶尔与喀尔喀划定游牧地界，清、准开始贸易交往。1745年噶尔丹策零卒，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继位。1750年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被废，喇嘛达尔札继位。达什达瓦部宰桑萨拉尔率所属归属清朝。1752年喇嘛达尔札被戏，达瓦齐继为首领。1753年杜尔伯特部车凌等三台吉率部属归附清朝。1754年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内江，失败后投奔清朝。清官员赴瓜州，正式对吐鲁番维吾尔人编旗设领，如哈密例。1755年清军攻入伊犁，达瓦齐走乌什，被霍集斯伯克擒献清军。大和卓波罗尼都奉令返南路招抚维吾尔人。阿睦尔撤纳不满分封，欲为四部总台吉，起兵反叛。1756年清军二次出师，讨伐阿睦尔撤纳。额敏和卓率所部重返故乡吐鲁番。哈萨克中帐汗阿布资遣使进贡，表示臣服。1757年阿睦尔撒纳败投俄国，病死于托博尔斯克。哈萨克大帐首领遣使进贡，表示臣服。大小和卓叛清，杀清官员阿敏道。1759年大、小和卓败走巴达克山，被山酋素勒坦沙处死。1760年伊犁回屯开始兴办。1762年设伊犁将军，总统南北两路事务。乌鲁木齐等处开办民屯。1764年于雅尔(今乌尔札尔)屯田筑城。 伊犁设驻防八旗。1765年乌什爆发反清起义。1767年伊犁清哈贸易所获马匹渐多，令由近及远，递次充补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营缺。昌吉遣犯不堪凌辰，聚众起事，被镇压。1771年土尔湖扈特部回归祖国。1773年乌鲁木齐，巴里坤设置府州、县。1775年伊犁换班屯田绿旗兵改为携春驻屯制。1803年将军松筠在伊犁督办旗屯。1820年是年，天山北路迁徒、招募人口已达二十万人左右，垦地一百零八万亩以上。张格尔首次侵入喀什噶尔。1823年巴里坤马厂亏空厂马近六千匹，总兵张拱辰畏罪自尽。1827年清军克复西四城，擒张格尔，送京处死。武隆阿、钱仪吉等先后奏请，在西四城驻兵兴屯，加强控制。1830年伊犁旗屯废弛，租佃关系正式确立。玉素普和卓复侵喀什噶尔。1832年开办喀喇赫依，巴尔楚克屯田。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林则徐遣戍至伊犁。1844年林则徐赴天山南路勘垦。1847年七和卓侵入西四城。公元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公元1855年塔城人民火烧俄国贸易圈。倭里罕和卓侵入喀什噶尔。公元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公元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割归俄国。新疆反清大起义进入高潮，清朝失去对新疆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浩罕军官阿古柏挟持布素鲁克和卓侵入喀什噶尔。公元1871年俄国出兵占领伊犁。公元1875年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准备西征。公元1877年清军进入天山南路，阿古柏自杀，白彦虎走俄国。公元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公元1884年新疆建省，刘锦棠出任首届巡抚。公元1887年刘锦棠等拟定《民屯章程》。公元1895年俄、英两国私分帕米尔。长庚组编练军八旗，开设特古斯塔柳屯田。公元1909新疆省成立邮局。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在迪化起义。次年，伊犁爆发起义，成立临时政府，新疆进入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49年9月25日 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和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于9月25日发出通电，宣布率全省军政人员起义，新疆获和平解放。 1949：新疆和平解放内幕 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背景的30集电视连续剧《化剑》正在央视一套热播，该剧真实地再现了十万解放军和十万驻守新疆的国民党起义官兵化剑为犁，共同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感人故事。为了帮助读者更好的了解剧情，本报特选编此稿以供读者参阅。 新中国成立前的解放战争中，北平、湖南、云南、新疆等地的国民党驻军和平起义，对加速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以及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历程，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新疆和平起义的内幕，一直以来鲜为人知…… 毛泽东决定提前解放新疆 1949年4月，随着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百万雄师打过长江，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夏秋两季，可望继续解放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解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可以在1949年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新疆和西藏，除西藏计划用政治方式解决之外，其余的留待次年解放。 然而，就在这时，美国驻新疆领事馆领事包懋勋、马克南与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人员麦斯武德、伊敏等人，却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组建“东土耳其斯坦国”。与此同时，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等人也在做着“皇帝”梦，他们企图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退居新疆，与新疆的反动势力勾结，成立“伊斯兰共和国”。 6月中旬，当毛泽东获悉上述情况后，立即改变部署，决定提前进军新疆，命令第一野战军马不停蹄向西挺进。 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被历史性地推到了新疆是和是战的选择点上。 当时，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异想天开，他打电报给陶峙岳，叫陶除留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之外，把其余的部队全部调进关内。此时，陶峙岳想请示张治中谋求对策，可这时张治中已投身到北平中共方面（注：张治中作为北平和谈国民党方面首席代表，在谈判失败后被周恩来等慰留）。 时局把陶峙岳推向了风口浪尖。当时新疆驻军有78、42、骑l师三个整编师，下辖10个整编旅，总兵力约10万余人。这些部队分属不同派别，师、旅长各受其主之命，并非总部和陶峙岳所能完全指挥。 中共秘密使者悄然来到迪化 正当各种政治力量在新疆角力的关键时刻，1949年9月15日，一位秘密使者悄然来到迪化。他，就是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 此前，正当解放大军迅速西进之时， 正在苏联秘密访问的刘少奇，得到斯大林承诺，苏联对尽可能提早解放新疆的重要性予以理解，并愿对此做出某些必要的帮助。刘少奇在请示毛泽东后，决定派随其出访的邓力群以中央联络员名义去新疆，搭建中央、 西北野战军与新疆的“桥梁”。 邓力群携带张治中给国民党驻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的电报，秘密潜入迪化后，立即与陶峙岳和包尔汉会谈，并将张治中将军的电报转交给他们。张治中在电报中劝谏：“今全局演变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疆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变为新疆和平计……” 麻将桌上成功劝谏三将军 与邓力群的多次面谈、张治中将军的力陈劝谏、傅作义的北平举义，都深深触动了陶峙岳。陶部参谋长陶晋初、迪化市市长屈武等众多上层军政人士也纷纷进言力促和平。然而，陶峙岳担心的是，没有部队内部的统一和团结，致力推动新疆和平起义难成大事。 深思熟虑后，陶峙岳召开第一次师、旅长会议，会上透出的和平起义消息引起的冲击波，使这些国民党官员难以自制，两天会议，众说纷纭，议而不决。 骑5军军长马呈祥，是马步芳的外甥，青海“马家军”的地方封建势力。此人是个孝子，他的父母和妻子儿女都留在青海老家，一直企图率部打回去，是个主战派。 第78师师长叶成则是胡宗南的嫡系，兵力最多。至于第179旅旅长罗恕人，是出名的反共顽固分子，也是胡宗南的心腹，又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曾受过蒋介石的接见和嘉奖，对蒋介石自然是忠心耿耿。他们从骨子里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驻新疆的部队中，差不多有半数操纵在这几个人之手，他们的动向如何，对新疆的局势影响很大。 为了打通叶、马、罗的思想，陶峙岳天天接他们来公馆恳谈，有时围麻将桌而坐，边打牌边谈心。陶峙岳坦然相告：国民党大势已去，新疆只有走和平道路，别无选择。诸位留下来双手欢迎；出走也热情欢送。 三人自知无法扭转乾坤，弄不好还会丢了性命，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他们找陶峙岳谈判：愿意交出部队，办清手续，个人离开，从南疆去印度。不久，叶、罗、马三人携带800多两黄金和其他财物，乘汽车离开迪化。陶峙岳派了一个加强排，乘长车架机枪护送三人出境。 彭德怀待命进疆：“阻挡解放军是白日做梦” 就在陶峙岳紧锣密鼓酝酿举义之时，8月31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布了进军河西的作战命令：第一兵团自青海西宁挥师北上，越过祁连山向张掖进击；第二兵团沿兰新公路及其右侧西进；第六军为右路，绕乌鞘岭、腾格里大沙漠边缘的大靖西进；第三、四军附野战军炮兵团、战车营为左路，直取武威、酒泉。9月21日，两兵团会师于张掖。10万雄师集结于酒泉、安西一线，直叩新疆大门。 此前的8月29日，彭德怀在兰州解放的第三天，就邀请在兰州休假的陶峙岳部校级以上军官和在兰州的新疆民族宗教人士到三爱堂。一落座，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解放大军下一步就要挺进新疆，如果有人胆敢阻挡解放军，那是白日做梦。我们做好了两手准备，一个是军事解决，一个是政治解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希望和平解决，使400万新疆各族百姓免受战火之苦。现在就希望大家出力，共谋和平解放之路。” 在座的国民党军官和民族宗教人士心中石头落地，纷纷争抢着介绍情况，几个国民党军官也举手报名投诚。彭德怀看到大家解除了疑虑，便提议在座的人组成“新疆研究会”，积极做好新疆和平解放工作。 而在迪化，扫清起义障碍之后，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联名复电张治中，满怀信心报告：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叶、马、罗离开迪化后，即前往兰州商谈起义事宜。 9月20日，陶峙岳毅然下定决心，特派国民党第八补给区中将司令曾震五，代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和河西警备司令部飞抵兰州，正式与彭德怀司令员和平谈判，履行签字仪式。 9月23日，彭德怀司令员在兰州大厦热情接见了曾震五将军，最终确定了新疆和平解放大计。 未动一枪一炮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5日，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和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联名向毛泽东发去电报： 毛主席：解放军胜利完成人民解放伟大事业，谨致无上之欣祝。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经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像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 电报飞传到北京，毛泽东立即复电：包主席、陶将军：申皓电悉，极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及贵总司令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当日，陶峙岳率新疆十万守军起义。自此，占全国面积六分之一国土的新疆，未动一枪一炮，和平解放。 （据《新周报》编辑） 陶峙岳和十万垦边将士 师景岳老先生当年随陶峙岳将军在新疆起义时是上校参谋长，之后半个多世纪，他参与了新疆石河子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师老常说，跟随陶峙岳将军起义，这条路走对了。新疆和平起义的10万将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屯垦戍边，使万古荒漠变成绿洲，创造出了‘屯垦戍边’史上的人间奇迹。我青年得志，事业有成，晚年衣、食、住、治病无忧，生活美满幸福。真心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师老说出了10万起义将士的心里话。 10万将士编入解放军 陶峙岳将军戎马一生，曾带领10万将士驻守边疆，征战多年。部队起义后，被整体编入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22兵团，由他任22兵团司令员。部队除番号改变外，原建制和官兵没变，排、连、营、团、师的行政官员只有晋升没有降职调离，只是从解放军老部队抽派了300多名政工人员，担任各连、营、团指导员、教导员、团政治委员。 部队改编后集中了3个多月，进行诉苦教育，通过诉苦对起义将士进行人民解放军的宗旨、纪律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宣传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反对军阀作风。政工干部言传身教，示范带动，并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同时给没文化的士兵教识字，学文化，尊重支持行政领导。解放军的好作风、好传统在起义官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起义部队很快成为新型的人民解放军。 22兵团官兵开发建设石河子 1950年3月，22兵团10万官兵踏着积雪开赴玛纳斯河流域，全身心地投入了新中国新新疆的建设。部队到玛纳斯流域后开荒造田，种粮食，种棉花。到1951年，22兵团的粮油供应通过开荒造田、发展生产得到了供给有余。但大面积棉花单产籽棉却不到50公斤。石河子地处玛纳斯河流域，历史上从未种过棉花。1952年冬，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来到石河子，他对当地气候、水源、土壤作了调查后，在石河子开办了植棉培训班，参加培训班的全是连长、营长、团长，陶峙岳将军也常去听课。这一年，玛纳斯河流域2万亩棉花获得大丰收，平均每亩籽棉近200公斤。 1951年，石河子机耕实习农场成立，它是22兵团兴建的第一个机械化农场，前身是22兵团直属生产大队。1952年，国家调拨大批拖拉机给各军垦农场。为了适应机械化生产的需求，陶峙岳将军责成机耕农场为各生产部队代办拖拉机手培训班，到1953年年底，1100多名拖拉机手遍布天山南北。 1950年7月，陶峙岳将军带人到石河子看地形，选择城建位置，组建城建处。1951年冬，26师官兵利用冬季积雪，把6000根8米长的原木从70到100多里外的天山用人力拉到了石河子，1952年10月，第一座行政办公大楼在石河子落成。 起义将士世代扎根新疆 1954年，按照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陶峙岳将军的22兵团集体转为生产部队。然而，起义人员“家”的问题成了当时最紧迫的大问题。王震将军说：“有了老婆安下心，有了孩子扎下根。”没有家室军垦事业就会一代而终。他向党中央要求组织动员内地妇女来新疆工作。于是，1950年—1952年，先后从湖南、山东、上海等地调来了大批女兵。随后又分期分批组织战士回原籍找对象。同时命令部队建好宿舍，办好托儿所、子弟学校，解决来队家属的居住和子女入托入学问题，到1956年，起义人员“家”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起义人员的提拔使用和老红军、老八路、解放军一视同仁，重在现实表现。起义人员王风云，在1958年开发莫索湾时，他的团创造了当年开荒、当年生产、当年有利润上交的突出成绩，他被推荐参加了北京的群英会。1958年—1960年三年时间，屯垦官兵在莫索湾开垦荒地90万亩，播种面积达84万亩，植树造林5万亩。陶峙岳将军视察莫索湾时即兴赋诗称赞道：“红旗插遍莫索湾，大地茫茫一手翻，唤起千年沉睡梦，永葆青春在人间。” 起义士兵廉殿邦学习积极，工作踏实，善于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起义后先后担任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等职。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各农场的团长80%是由起义人员担任的，原来各团的团长，大都升任到师职岗位。现在许多起义人员已身老边疆，埋骨天山，用他们的青春热血和汗水染绿了戈壁，为建设美丽的军垦新城石河子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石河子早在2000年被联合国授予“人类居住环境改善良好范例城市”的光荣称号。 陶峙岳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他在80岁耄耋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0年离职回原籍湖南长沙，1988年12月26日病逝，终年96岁。 新中国成立后曾3次组织人员赴新疆援建　　新疆人现状深度调查　　2010年5月，中央召开新疆工作会议，新疆迎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契机。　　新疆，是我们辽阔、遥远而古老的国土。在它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2130.8万各族人民。他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专家们，从2009年7月到现在，历时一年，踏遍天山南北，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　　我们发现：新中国成立后，有过3次援疆、入疆。20世纪50年代，女兵和群众入疆垦荒；60年代，技术工人和知识青年进疆工作；90年代，14个省市的干部援助新疆。　　我们发现：在新疆60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个特殊的名字不可忘却，它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我们发现：这片古称“西域”的热土，一直是多民族聚居的好地方。除基诺族外，我国其他55个民族都有人口分布于新疆。　　维吾尔族是隋唐时回纥、回鹘的后裔，蒙元时期译为“畏兀儿”，清朝时称“回部”、“回人”。“维吾尔”一名是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二月新疆省政府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确定的。“维”是维护之意，“吾尔”，即“我和你”之意。“维吾尔”，“广意言之，为保护国家之意”。隋唐时期，维吾尔族的祖先大多信仰佛教，明朝时改信伊斯兰教。如今，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南疆。　　在清朝统一新疆(1759年)前，新疆民族分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南回(维吾尔族人)北准(准噶尔蒙古人)”。蒙古族源于古时的鲜卑族。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明末，形成了漠西蒙古、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亦称额鲁特蒙古，它包括准噶尔蒙古等四大部落。如今新疆的蒙古族人，大多是额鲁特蒙古人的后代，主要居住于北疆和东疆，信仰藏传佛教。　　哈萨克族主要由古代的乌孙、康居和原在中亚草原的塞种、大月氏，及以后进入该地区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部族融合而成。目前，我国的哈萨克族主要分布于新疆，少数分布于甘肃省和青海省。　　回族形成于元末明初，是以中亚阿拉伯、波斯族系为主体，吸收了蒙古族、汉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成分后而形成的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新疆的回族分布于自治区各地，大多与其他民族一起杂居。　　……　　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新疆各民族携手，将使这里变得更加美好。　　八千湘女——　　王丽湘，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卢一萍(新疆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　　10年前，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我在新疆和湖南两地进行了数次采访。那时我就知道了王丽湘的名字，但没能找到她。在我的书稿完成之后，她根据我留下的电话找到了我。我因此有缘听到她的传奇故事。　　10年间，我采访过的湘女，大多与我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我都会打个电话，表示问候；她们也经常传来些消息，像母亲一样唠叨近况。但近几年，我听到的越来越多的是哪个湘女病了，哪个又去世了——这是我最不希望听到的。　　我见到王丽湘，是在不久前的一个葬礼上。她现在已是白发苍苍，步履艰难。她很少出门了，但哪个姐妹要是走了，她一定会来送一程。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向逝者鞠躬，唯有她是敬军礼。时光已过去60年，她仍然坚守着“湖南女兵”这个身份。　　一纸招聘惊三湘　　1949年9月，国民党驻疆部队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王震将军率部挺进新疆。次年2月，毛泽东主席下令：“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新疆历史的转折就此开始——20万大军铸剑为犁，在寸草不生的沙漠、戈壁、碱滩、沼泽里开荒种地。　　恶劣的自然条件，军人们并不怕，他们怕的是没有家。军垦战士大多是30岁以上的单身汉。他们找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将军“要老婆”：“在战争年代，我们这些军人没能成家。但江山打下来了，我们还一直打到了新疆。不能复员回老家，要在这儿开荒种地，也行。但你不能让我们在这里种了一辈子地，最后还落得光棍一条吧？”　　王震心里明白，“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了根”。清代，他的湖南老前辈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也搞过屯垦戍边，就因为将士们没有在新疆安家，结果“一代而终”。可眼下，新疆人口总共才200多万，汉族人口只有30万左右。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解放军不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妇女通婚。这一丁点儿汉族人口，怎么能解决驻疆官兵的婚姻问题？王震想到了家乡湖南。他对士兵们说：“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　　1950年初秋，王震让二军六师的政委、同为湖南人的熊晃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带一个招聘团回湖南，招一些十七八岁以上、未婚、有文化的女青年来新疆。他又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大力协助。　　黄克诚、王首道十分支持，把左宗棠当年在长沙屯兵扎营的营盘街的一栋楼房拨出来，作为招聘团的办事处；又在《新湖南报》上刊登招聘消息，动员女青年参军，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只字未提“婚配”和“生儿育女”的事。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崇拜军人的年代，女孩子们闻讯而来，营盘街一时间成了长沙最热闹的去处。多年以后，熊晃的夫人回忆说：“那些个细妹子(长沙话对小姑娘的称呼)报名好踊跃啊。一些年龄太小的、个头太矮的、没有初中文凭的，(招聘团)都不收。她们就围在报名的地方不肯走，天天有人在那里哭鼻子。”从1950年到1952年，有10多批次共8000余名湘女远赴新疆。　　八千里路尘与土　　王丽湘就是八千进疆的湖南女兵之一。她是一个漂亮、单纯的湘妹子。父亲曾任国民党军队副师长，参加过抗日战争。抗战结束后，他因反对内战，解甲归田，带着一子一女，回到长沙老家。　　1951年初，15岁的王丽湘刚考入长沙省立高级工业学校。上学不久，她就看到《新湖南报》上刊登的招聘消息。她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特别注意到了“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这一条。她瞒着家人，虚报年龄前去应聘，最终顺利地考上。　　做母亲的最知道女儿的心思。1951年3月，王丽湘出发那天，母亲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只说去隔壁借鸡蛋。她哪里明白，母亲这是要给她带着在路上吃。母亲出去后，王丽湘撒腿就往火车站跑。母亲煮好鸡蛋后，提着篮子往火车站追。到那儿一看，有700多个穿着军装的小姑娘！母亲一个一个车窗地找，好不容易才看到王丽湘，火车却开了。母亲就那样提着一篮鸡蛋，站在站台上，泪流满面地看着火车越走越远……年轻的王丽湘哪会想到，这竟然是她与母亲见的最后一面。　　从长沙坐火车到西安后，铁路就不通了。女兵们改乘道奇牌敞篷汽车，编成一个车队继续往西北走。到了兰州，西北军区专门派了一个连队护送她们，每辆车上都有3名男战士，车头上架着机枪。女兵们则把头发盘在帽子里，扮成男兵模样，一有情况就端起手中的洋伞，虚张声势。　　进入戈壁后，全是坎坷不平的土路，车子一跑，四周就是望不到边的尘土，把女兵们裹成了泥人。白天再让太阳一晒，汗水和着泥土，每个人都是一身馊味儿。湖南的女孩是在水边长大的，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没水洗澡。可一路上，她们硬是冒着整整两个月的酷暑天，一身土、一身汗，都没法洗。　　到了乌鲁木齐，她们终于看到一条小水渠。不远处有开荒的战士，但王丽湘和几个女兵再也顾不上了，穿了衬衣衬裤就下到水渠里。那是她一生中洗得最舒畅的一个澡！在旁边垦荒的战士都是年轻小伙子，知道是湖南来的女兵在洗澡后，全都背过身去。不一会儿，他们就撤到一个看不见女兵们的地方开荒去了。战士们的这份淳朴和憨厚，让王丽湘感动了很久。　　洗完澡，王丽湘跑到一个带队领导跟前问：“前面还要去哪里？”　　领导说是喀什。　　王丽湘天真地问：“喀什是什么地方？”　　领导想了半天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西边。王丽湘还是不懂，领导就说：“翻过天山就到了。”　　“那到喀什还有多远？”　　领导说：“不远，就1600公里。”　　王丽湘以为自己听错了：“妈呀！你说什么？1600公里？”　　领导笑了笑说，从长沙到乌鲁木齐是4000多公里，所以，剩下的那点路根本不算什么。　　王丽湘一听，绝望了，跑到厕所里大哭了一场。现在她才知道自己离家有多远了。要是想回湖南，可怎么办呢？　　18天后，车队终于到了喀什。没想到，她和另外两个女兵又被分到了驻扎在和田的十五团。和田在哪里？王丽湘连问都不敢问了。当时是10月，天气已变冷。她把发给她的毡筒和大衣都穿上，把头发拢在帽子里，往装满给养的敞篷车上一躺，任由车拉着往前跑。车由两个司机换着开，昼夜不停，颠簸了4天5夜，总算颠到了和田。一算时间，她们竟在路上走了7个月！当时王丽湘觉得，她把世界上所有的路都走完了。　　天下太平儿无恨　　到了十五团后，王丽湘她们连一床被子都没领到。她和另外两个女兵只有一床从湖南带来的薄被和一床在西安领到的军毯，3个人只好挤在一起睡，常常被冻醒。她们提了几回意见，但没人理。后来，她们才知道，组织上已打算让她们与军人尽快结婚，所以不用发被子了。　　当时，新疆军区对战士结婚有严格的规定，优先考虑“二八五团”，即28岁以上、5年以上党龄、团级干部。然后依次轮到营级、连级、排级和士兵。介绍对象的办法大多是：把哪个女兵介绍给哪个干部，上级早就定好了，“不准挖老同志的墙脚”，是一条严格的纪律。分配工作时，直接把该女兵分配到男方所在的单位。　　但王丽湘她们一直被蒙在鼓里。到和田没过几天，王丽湘就被调到驻若羌的骑兵团。组织上的说法是，骑兵部队要去追剿残匪，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当文书。实际上，王丽湘有了一个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身份——骑兵团一营长杨晋生的对象。　　剿匪行动结束后不久，195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那天，王丽湘被教导员叫住：“你该成家了，我给你找了个全兵团都有名的英雄模范，他是一个忠厚可靠的同志。明天给你半上午时间，你们见个面，谈一谈。”　　16岁的王丽湘惊呆了，她想喊“不！不能！”但喊不出来，只是无助地哭了一夜。第二天吃过早饭后，杨晋生来了。他当时31岁，1938年参加八路军，前前后后打了100多次仗。这个战场上勇猛的河北汉子，满脸通红地站在“地窝子”(在沙土下面挖一个地洞，人就住在其中)里。两人都沉默着。组织上说他们有“半上午时间”，谁也不能提前“撤退”。直到半上午的时间快过去了，杨晋生才鼓起勇气说：“王丽湘同志，我们家世代贫农，成分很好，我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我一个弟弟参加了抗美援朝，牺牲了，一个弟弟在家种地……”　　王丽湘没等杨晋生把话说完。“营长同志，我是个知识女性，我知道毛主席说了，我们妇女解放了。我也知道，婚姻是自由的，我不会嫁给你。”　　“可我得把话说完，这是领导交待过的。其实，我也只剩下了一句话：我这人战争年代是英雄，生产劳动是模范。”杨晋生说完，如释重负地走了。　　转眼到了1953年春节。大年三十那天下午，营部通信员牵着一匹马来团部接王丽湘，说是让她回营部过年。刚回到营部，她就被带到了一个“地窝子”里。全营连以上干部都喜形于色地坐在那儿，桌上放着两小堆水果糖，每人跟前都放着一杯水。一见她进去，教导员就说：“欢迎新娘子！”接着就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掌声。　　王丽湘哭得跟泪人似的，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推到杨晋生身边的。突然，她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在无边的、漆黑的旷野里狂奔。但她很快就被追了回去。教导员对她说：“王丽湘同志，组织上介绍你和杨晋生同志结婚，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建设新新疆的需要。”　　王丽湘只好回到“地窝子”里，但她坚决不跟杨晋生同房。组织上不断派人来做她的思想工作，王丽湘终于同意和杨晋生一起生活。但她从不和他照相。直到有了孩子，他们才有了第一张全家福合影。　　八千湘女大多是知识女性，怀有对新时代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梦想。当组织上介绍她们结婚时，她们抗拒，未必是因为对象本人不好，而是因为她们还没有爱过。“湘女多情”这句话，说的就是湖南女子用情之深、之烈。但在戈壁上的洞房之夜，她们只能在心里说：“我从此再也不能爱了……”　　庆幸的是，基于“战友之情”的婚姻，也给不少湘女带来了幸福。有一位湖南女兵的丈夫，在每个寒冷的夜晚，都会把她的一双脚紧紧抱在胸前，用自己的体温为她暖脚，直到晚年住进有暖气的楼房了，仍是如此。还有一位湖南女兵，丈夫的年龄比她大很多，她年轻时没少流泪。丈夫离休后去老年大学学习书法，第一幅作品就是写给她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她接过这幅字，热泪长流。此时，她早已忘了顺口溜“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给她带来的心理障碍。　　说起自己的婚姻，八千湘女中的很多人都会谈到2000多年前细君公主远嫁西域的事。“细君公主离开长安时，对汉武帝说：‘天下果得太平，儿虽死无恨。’她在这里终老，写了一首有名的诗：‘吾家嫁我兮天一方……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新疆这块土地的稳定和巩固，历来就与女人有一种特殊的联系。我们以小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新的新疆。”　　湖湘弟子满天山　　1962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在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和驻塔城领事馆的煽动下，新疆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数日之内，伊犁和塔城等地有6万多边民外逃。　　事件发生后，已升任副团长的杨晋生，奉命奔赴塔城边境，负责对边民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政权工作，实行“代耕、代牧、代管”，并沿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场带。王丽湘跟随丈夫，带着9岁和6岁的两个孩子，来到边境垦荒。　　王丽湘虽是副团长的爱人，但没有任何特权。除了开荒，她还要站岗放哨，一天最少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王丽湘瘦得只剩38公斤，孩子们也饿得哇哇直哭。　　就这样，王丽湘和其他军垦战士一起，在380余公里的边境线上，建成了8个边境国营农场，其中47万亩耕地与苏联接壤。他们在苏联士兵的枪口下，把庄稼一直种到了边境的最前沿，甚至种到了苏军的铁丝网前。　　1995年10月，王丽湘退休了。很多湖南女兵退休后的日子都很孤独，由于丈夫比她们大十几二十岁，她们中年时，有的丈夫就去世了。在湘女们自编的《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录》里，“配偶”一栏，一行一行都是“已故”。1992年，71岁的杨晋生去世时，王丽湘是56岁。　　王丽湘养育了4个孩子，三儿一女。大儿子是新疆某边防团的团长，二儿子是驻疆空军某部的军官，小儿子和女儿大学毕业后都在新疆工作。王丽湘现在已经做了曾祖母，一家四代扎根于此。她和其他湘女一样，是当之无愧的“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她们孕育了儿孙，还孕育了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王丽湘说：“我们湖南人，和左宗棠、王震流着同样的血。左宗棠‘抬棺西征’，不收复新疆，就死在新疆。王震将军在乌鲁木齐对我们说：‘湖湘弟子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我们湖南女兵做到了。这就是湖南人，这就是湖湘文化。”　　王丽湘到新疆后，再没回过湖南。起初是因为路途遥远，后来交通条件好了，父母兄长却去世了，湖南已没有家。笔者问她“想回去看看吗？”她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怎么不想……”家门口的湘江、提着一篮鸡蛋哭着送她的母亲……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她的心里。在这块偏远的国土上，没有谁的牺牲比这些女兵的更大。　　上海知青——　　姜万富，43年的苦与乐　　刘宏鹏 李玲(新华社新疆分社)　　20世纪60年代，一辆又一辆敞篷大卡车前赴后继，满载着上海知青，行驶几十个昼夜后，停在新疆的戈壁上。　　“到家喽！”司机大喊一声。　　一分钟过去了，没人下车，也没声响；五分钟过去了，还是没人下车，没声响。司机一看，整车的青年男女，都在面面相觑——荒漠、黄沙，风一吹，牙齿一咬，满嘴沙沙作响；没路、没房子，人们在沙丘旁的地洞里钻进钻出。他们惊呆了，吓傻了，连下车都不会了……　　十万上海知青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初到新疆时的感受。　　周总理的鼓励　　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承担起屯垦戍边的使命。劳动力紧张，成了兵团最头疼的大事之一。第二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中向知识青年发出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兵团随之做出决定：动员内地知识青年支边。20世纪60年代，知青支边达到高潮，累计有10多万上海知青奔向新疆。　　据《中国知青史》一书记载，1965年7月5日，周恩来总理来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视察，特意接见了12名上海知青。　　周总理在一片葡萄架下落座。他见12名年轻人拘谨地站在一旁，赶忙站起来朝他们招手：“来，来，上海青年到这里来！”接着，总理拉家常似的，问起他们的思想、家庭、文化以及劳动等方面的情况。总理侧过身问女知青杨永青：“你家里是做什么的？”杨永青说：“我的父母在香港，父亲在一家轮船公司当职员。”总理说：“噢，你可来得不容易呀！他们在香港，你在这里，这里可是比香港苦，你能独立生活了，你是好样的。”总理又问她的文化程度，杨永青回答说：“我高中毕业，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去考大学。”总理高兴地鼓励她说：“这里也是大学嘛，是劳动大学，劳动大学照样出人才。”　　总理又问女知青卓爱玲：“小姑娘，你的家庭是什么出身呀？”平时爱说爱笑能歌善舞的卓爱玲，低下头羞答答地说：“我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里。”总理又问：“你家里还拿不拿定息(新中国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按固定利率付给资本家的利息)？”精神紧张的卓爱玲听错了，着急地说：“我不要拿，我不要拿！”她的话，引得周围的首长和同志们都乐了。总理乐呵呵地说：“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接着，总理深有感触地对陪同人员说：“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我们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嘛！”怕这些上海知青没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总理又解释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　　总理对12名上海知青说的这句话，随即成为《人民日报》头版的大标题新闻。在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的岁月里，它使无数奔赴新疆的上海知青，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在“地窝子”的第一晚　　“1966年7月1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从一个待业青年变成10万上海知青大军中的一员。”今年61岁的姜万富，已经满头白发。从17岁到新疆算起，他在这里呆了整整43年，直到去年退休才回到上海。看着自己当年写在日记里的这段话，他感慨万千。　　启程去新疆那天，姜家每个人都哭了。姜万富是家里最小的男孩，从没离开过上海。亲人的眼泪挡不住离别时刻的到来。汽笛一声长鸣，载着1900多名知青的火车，缓缓驶出上海北站。欢送的锣鼓、高音喇叭播放的进行曲以及亲人的哭声，很快就被抛在脑后。列车停靠苏州、南京时，无数中学生往车窗里递慰问信：“向上海大哥哥学习，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火车开了3天4夜，终于到达新疆吐鲁番的大河沿火车站。姜万富看了一眼车窗外，心立刻凉了：怎么这么荒凉？！可这个地方，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1500多公里！第二天，他们转乘敞篷卡车，一路沙尘滚滚，颠簸着翻越天山，又走了7天才到达目的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叶城二牧场场部。但是，知青们生活的地方还不在这里。卡车又拉着他们往昆仑山里开，走了十几公里的石头路，“感觉胃都要被颠出来了”。　　“车停下来，我们一看都傻眼了，都不想下车。”姜万富说，这是一片连房子都没有的戈壁滩，仅有的两个“地窝子”，还是专门为迎接他们新挖的。迎接知青的许连长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喊道：“这是一个新连队，地没有一亩，房没有一间，路没有一条，条件很苦，委屈你们了。但是，我们的双手一定能在这片戈壁上开出良田，建成绿洲。眼下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涝坝水(土坑里的蓄水)，将来一定能住上砖房，点上电灯，用上自来水。下车吧，孩子们！”　　那一夜，在“地窝子”里，没人睡得着。苦闷的姜万富，拉了位战友出来散步。他们爬上一个高高的沙丘，相视无语。良久，战友脸朝东方，朝着上海的方向，大声呼喊：“喂！我在雪域——”　　姜万富也附和着，拖着声音：“哎！我在高原——”　　似乎只有这样的呼喊，才能舒解他们心中的担忧。　　叶城的外科医生　　最初的半个月，知青们几乎没有笑容。支边前，他们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是，这里苦得“出乎意料”——他们每天劳动11个半小时，每15天才休息一天，挖土、挑土、开垦荒地。　　即便如此，所有知青都以干活积极为荣。姜万富自己出钱，到20公里外的镇上买了一把又薄又大的坎土曼(一种锄头)和一把大镰刀。它们让姜万富耍足了威风——在他的带动下，牧场知青们打破了日挖土方56立方米的纪录，达76立方米；打破日割苜蓿3.2亩的纪录，达3.6亩。“我就是要证明给大家看：上海青年不光能说，而且能干，我们是最棒的。”　　没过多久，骄傲的姜万富就冷静下来。“这里有身上疤痕累累、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功臣，也有比我们早几年来的湖北、江苏、上海、浙江知青，他们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多年，现在和我们一样奋力苦干。我，一个上海待业青年，有哪一点比他们强呢？”　　1967年9月28日，是决定姜万富一生职业的一天。“领导派人把我从地里叫回来，让我去学习当卫生员。”第二年，牧场送他去进修外科。结束一年的学习生活后，他成了叶城二牧场20多年来的第一个外科医生。　　在这个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牧场上，最远的牧点，姜万富去一次要走8天。昆仑山上，仅有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和驴，姜万富走遍了远近数百个放牧点，成了戈壁上的“马(驴)背医生”。有些地方，连马和驴都过不去，他只好手脚并用爬过去。一次，姜万富出诊后回家，下山下到一半时，脚下一滑摔倒了，顺着布满积雪的山坡滚了下去。坡的尽头是悬崖，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滚到了崖边。前面正好有一块大石头，他本能地一脚蹬在石头上。人停住了，石头滚下了悬崖！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姜万富救人无数。8岁的小姑娘吐孙姑·阿吾提误食毒药，昏死过去。姜万富治疗了一天一夜，把她从生死线上拉回来；塞提江·努尔出了水痘，他父亲得了肠梗阻，母亲得了脑溢血，每次都是姜万富翻山越岭，赶过去救治；简陋的手术室里，姜万富实施了2000多例外科手术……43年就这样过去了！　　妻子和女儿走了之后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知青掀起了返城高潮。当年和姜万富一起从上海来的伙伴，很多都离开了新疆。他远在上海的姐姐、姐夫，多次来电话催他回去：“只要我们有吃喝，就有你们的。”此时姜万富已与一名浙江女知青结婚并育有一女。他思来想去：“回城后工作没有着落，我又拖家带口，作为一个男人，哪能全家寄人篱下呢？再说，我的两个哥哥去世早，母亲年纪大，生活由3个姐姐照顾，我还要回去增加他们的负担，是个男人吗？”　　姜万富决定不走了。妻子以离婚相威胁，他也不走。“我的医疗技术，若是放在上海，根本不值一提。叶城二牧场离城里远，牧业点的病人要是得了急症，送到那里要一两天时间，人还没到就早没命了。但有我这样的医生在，及时把病人处理一下，就争取到了救命的时间，就能保命。”　　结果，妻子带着女儿回了浙江。离婚后，“那种孤独，真难受呀！”不出诊的时候，姜万富就自己拉二胡、敲扬琴，排解忧愁。　　实际上，姜万富真的很想家。他后来跟牧场诊所里的护士赵军花结了婚。赵军花出生在新疆，比他小十来岁。姜万富设法教会了她上海话。实在想家的时候，他就用上海话跟妻子聊天。1998年，92岁的老母亲最终也没等到唯一在世的儿子回到上海，便撒手人寰。姜万富收到了姐姐们寄来的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着一块黑纱。此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经常流着泪，独自跪在地上，向东方磕头。　　姜万富说，他也对不住女儿。大女儿被前妻带离新疆时才8岁。他再婚后生下的二女儿姜玉娇，10岁时就被他送到上海跟奶奶过。“没办法，她妈妈是诊所的护士，晚上急诊手术时还是我的助手。夜里不敢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只能带着她加班。她小小年纪就看着我做手术时血淋淋的场面，太残忍了……孩子在梦里都被吓得哭出声来，只能送回上海去……”　　想家想了大半生，可2009年退休回上海时，60岁的姜万富老泪纵横，舍不得走。他走了，病人们怎么办？多年来，他带过的有文凭、没文凭的医护人员，先后走了十几个。去年冬天，有个准备到这里来工作的大学生，一看周围的环境，连车都没下就走了。“B超没人了，接生也缺人了，盼望已久的X光机很快要来了，也没人会用！”　　离开新疆时，姜万富流着泪说：“对不起了，乡亲们！我们的家训是：少不出家乡是废人，老不返家乡是罪人。以后的清明节，我要去拜祭父母啊！”　　2009年8月，60岁的姜万富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黄浦江畔。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住进了两室一厅的新房子，女儿姜玉娇大学毕业后也被上海市闵行区中医医院录用。昆仑山里的乡亲们生了病，还是打电话给他，找他“看病”；杏干和葡萄干晾好了，会给他寄到上海。　　抛繁华而乐寂静，舍安逸而取艰难，姜万富的43年，是支边上海知青的缩影，是10万人的青春无悔。　　援疆干部——13年的情无法衡量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雅婷　　1996年，为促进新疆发展，中央做出开展援疆工作的重大决策。1997年，第一批援疆干部进驻新疆，拉开了援疆工作的大幕。此后13年中，有6批共计3700多名援疆干部来到这里。不管是年轻的“80后”公务员，还是人到中年的教师，回想起援疆生活，都饱含深情。　　“日全食”带来紧急任务　　今年7月，广东的“80后”援疆干部刘慧，已在哈密地区伊吾县旅游局工作了两年。她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援疆干部。　　2004年，刘慧从广州大学旅游学院毕业，进入广东肇庆旅游管理部门工作。专业对口，又是公务员，刘慧的前途一片光明。然而，4年后，刘慧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要去新疆！”“我非常热爱旅游事业，对于旅游管理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这是我想去新疆的初衷。”　　“不过，报名援疆也是一件非常巧的事。一直以来，我对新疆和西藏这两个地方都非常向往。2008年5月，肇庆市委组织部下发援疆通知，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到了报名截止时间，没想太多就赶快报了名。”刘慧说，当时，肇庆市旅游局已有十多人报名，后来经过层层公开选拔，她进入了“四选二”名单，但不是第一人选。“市委组织部的干部找我谈话，说我是后备的。我听了并不意外，只是一再表达了援疆的信心和决心。”　　刘慧参加竞聘前，身边一些朋友都来“泼冷水”。“我的一个好朋友竟然问我，去援疆是不是想升职啊？我几句话就否定了他的想法。我是想在一个不同的地方磨练一下自己，而且也可以为贫困地区做些事，何乐而不为呢？”　　竞聘的日子终于到了。刘慧做了大量的功课，尤其是对支援地哈密地区伊吾县做了深入了解。“我从网上查阅了有关伊吾的大量资料，了解了当地的旅游资源和发展状况，对今后的工作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规划。”结果，并非第一人选的刘慧成了“黑马”，获得了去新疆的资格。　　2008年7月29日，刘慧刚一踏上伊吾的土地，就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两天后出现“日全食”，伊吾将是全球最佳观测点，世界各地的大批天文爱好者将蜂拥而至，她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一时机，向外界展示和宣传伊吾。刘慧来不及多想，“马上上网、下图书馆、找资料，恶补了一通天文知识，然后跟旅游局的领导沟通如何做好现场宣传工作。这次活动过后，我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完全适应在伊吾的工作角色”。　　回想起这两年的生活，刘慧说：“我不是来出风头的，我把援疆当做是一次深造。我已经用行动证明了我的诚意，这是一笔重要的人生财富。”　　“我想多陪孩子们几年”　　35岁的郑文彬，是浙江温岭市第四中学的一名教师。2007年3月，经过选拔，他来到了新疆和田地区民丰二中支教。　　郑文彬第一次走进民丰二中时，“虽然心里已有所准备，但看到眼前的情景，还是很震惊。整个学校只有一排平房，教室里布满灰尘，桌椅破旧。操场坑坑洼洼。孩子们瞪着眼睛，有些胆怯又有些渴望地望着我。我心里一酸，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民丰县气候非常恶劣，全年浮尘天气在220天以上。3月底、4月初的时候，风沙很大，10米以外就看不见人……由于没有老师愿意来，这里的老师只能常年超负荷工作。　　刚来的时候，郑文彬教的是民丰二中附小五、六年级的英语课，一共4个班，每周8节课。“这些孩子没学过英语，但都很努力。每个星期三和星期五晚上，我还会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给当地的老师上课，讲计算机基本软件的使用。”　　除了教课，这里的老师还有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每年3月去荒漠植树。一次，郑文彬跟着去植树。“一眼望去，41亩土地上没有一点绿色。在工地上站了不到5分钟，我的嘴里、耳朵里、鼻孔里、衣服上、鞋子里就全是沙子了，最后连眼睛也不敢睁开……我们学校有些老师，已经在工地上干了9天，上面马上要来检查验收了，可学校的植树任务还有一半没完成。我们决定让一些学生来帮忙。其实我有些犹豫，担心学生们不愿意来。但是，电话打过去后，所有的孩子都来了。他们一锹一锹地铲土，风沙将他们变成了一个个小沙雕，但没有一个孩子去避风，也没有一个请假。多种点树，就少点风沙，这样的活他们愿意干。”从那以后，郑文彬再也忘不了这些学生们“喝着凉水、吃着冷馕、战着荒漠，还坚持学习的样子”：“我真想多陪孩子们几年。”　　除了刘慧和郑文彬，还有更多更感人的故事。这13年里，援疆干部带来了1200多个项目、近300亿元的援助资金。而知识和技术援助等，则是无法用数量和金钱来衡量的。“我们想给新疆留下更多东西。”这是3700多名援疆干部的心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代人的千秋功业　　冯建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新疆作为我国西北地区的门户，是我国最靠近国际宗教势力交汇中心和国际“热点”多发地区的省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正是一支组建于这样一个特殊地方、承担着屯垦戍边职责的特殊组织。从成立到现在，兵团已走过了56年的风雨历程。其间，三代兵团人在茫茫戈壁大漠间垦良田、兴水利、造绿洲，凭着坚忍不拔的勇气和毅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神话。　　第一代兵团人：戈壁惊开新天地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这是1960年3月王震将军视察兵团农一师时的题词，也是兵团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　　1954年10月，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解放军驻疆官兵连同家属近17万人，集体就地转业，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中央赋予其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三大任务。　　王群英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山东女兵的一员来到新疆阿尔泰，并成为农十师一名青年骨干的。　　王群英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有三样东西最能表现当年的生活环境：第一是“地窝子”。当时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在地下挖个洞，支起树干，在树干上铺好树枝及芦苇草，再在上面糊一层泥巴，中间开个斜坡作进出口，就成了“地窝子”。“它夏不避暑，冬不御寒，一觉醒来，浑身是土。碰到雨天，里头会积上一尺深的盐碱水。”第二就是粮食。一个人每月只有二十几斤的粮食，加上肉食、油料和蔬菜极缺，王群英和战友们干活时饿得头晕眼花。有的战友为了填饱肚子，煮甜菜皮、白菜根以及废弃的羊蹄甲和牛尾巴当饭吃，就连地上的草根也成了充饥的美食。“最厉害的是第三样：蚊子。很少有人知道新疆蚊子的可怕。”王群英所在的阿勒泰地区，是世界上的四大蚊区之一。据说，那里的蚊子能把树上的乌鸦咬得一头栽下来。为了坚持劳动，王群英和战友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全身裹紧衣服，脸上涂满泥巴。　　1963年，28岁的王群英经人介绍，认识了大她4岁的湖北小伙肖万金。第二年，他们结了婚，婚后育有两子两女。和王群英一样，绝大多数山东女兵最终都扎根新疆，孕育了第二代兵团人。阿尔泰山灿烂的草原菊，额尔齐斯河两岸的白桦树，见证了他们的浪漫、坚韧和崇高的人生。　　超负荷的劳动，在许多兵团人身上留下了烙印。王群英晚年被诊断为陈旧性腰肌劳损。　　兵团人还承担了保卫祖国的戍边任务。1962年5月，新疆“伊塔事件”爆发后，兵团指挥部命令北疆各师抽调干部，前往塔城、裕民、霍城、额敏四县执行代耕、代管、代牧任务。又按中央要求，在西北部边界建立农场带，以此作为国防屏障。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群英所在的农十师获得了长足发展。1966年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有了“北屯”两个字和一个相应的小圆点。这让王群英和战友们兴奋不已。毕竟，他们是这座城市的创造者。农十师的张仲翰师长曾指着那个小圆点说：“别小瞧了这个小圆点，它可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最高奖赏。”　　第二代兵团人：创伤与重生同在　　兵团第二代经历了新疆的发展和转型，见证了兵团经受的挫折，也目睹了兵团的重生。　　兵团建工师发改委的张其明，对这段历史的感触颇深。1949年，国民党驻疆部队宣布起义，他的父亲从一名国民党老兵，转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八师(现兵团建工师前身)的一位营职参谋。1954年，张其明的父母跟随部队参加玛纳斯河流域水利工程建设。在这里，张其明出生了，成了第二代兵团人。小时候，张其明跟随父母辗转于各个建筑工地。直到1957年，父母所在部队入驻石河子，张其明才停止了四处迁徙的生活。而此时的兵团，已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经济实体，10个师遍布各地，生产、销售、再生产，都在这个集体里独立完成。　　没过多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文革”开始了，张其明的父亲未经审批即被投进劳动队。这一时期，因中苏关系恶化，兵团过分强调戍边，不重视屯垦，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5年5月24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被撤销。兵团所属各企、事业单位和农牧场，被划归地方统一领导和管理。很多兵团单位一夜之间换了匾牌，撤下“团”、“连”字样，换上了带“市”、“县”等字样的牌子。　　从父亲被打倒开始，年幼的张其明从“祖国的花朵”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张其明还记得他考高中时的场景：考场里摆着3张桌子，3名来自不同学校的招考老师分别坐在一张桌子旁，考生报哪所学校，就把考卷交到哪张桌子上。张其明每门功课都是头一个交卷，可每张桌子前的招考老师都冷漠地拒收。考完后，母亲无奈地安慰他说：“忍着！将来让你的儿子上大学。”张其明想的却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有将来吗？　　此时，新疆掀起了一股移民潮，部分人回了老家，但张其明和母亲没离开，因为家里的男主人还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初中毕业后，张其明作为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为一名普通的兵团职工，辗转于新疆各地，参与了很多重要的水利、路桥工程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新疆出现了一些民族分裂行为。针对兵团被撤后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王震将军适时地向中央提出恢复兵团建制的请求。1981年8月，邓小平指出：“要解决新疆问题，就必须恢复生产建设兵团，新疆不能没有生产建设兵团。”1981年12月，中央正式批准恢复生产建设兵团。不过，其隶属关系已不在国防序列，名称也由撤销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此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好转，张其明的人生境遇得到了改观。“我们这些农场子弟慢慢浮出水面，引起社会的关注。赶马车的鞭子、拖拉机的方向盘，开始轮到我们这茬子年轻人握了。我也被列入‘以工代干’(指未办提干手续，选调工人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接近‘排级干部’了。”　　1996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介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把兵团人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讲奉献的人”。1997年10月，中央正式发文规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履行屯垦戍边使命的特殊组织，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张其明认为，这是中央重视和支持兵团事业发展的重要体现。　　第三代兵团人：迎接跨越式发展　　如今，新疆每3.5亩耕地中，就有1亩是兵团开垦的。兵团农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先进水平，使新疆成为我国陆地棉、长绒棉种植基地，番茄、辣椒、葡萄酒、鹿茸等产品在全国市场上的地位也举足轻重。　　建工师的王进森2008年从山东大学毕业后来到新疆，被安排在乌鲁木齐的师机关工作。他很认真地说：“是传唱多年的《我们新疆好地方》这些优美动听的歌曲，吸引我到这里来的。”　　坐火车赴新疆途中，车外尘沙飞扬，浩瀚的沙海看不到头。一路上，王进森的心头涌起了莫名的思乡之情。想起在山东菏泽的父母，想起和女朋友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他不由流下眼泪。　　尽管身处大都市，王进森仍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适应大西北的干燥和冬天的寒冷。　　就在王进森开始适应乌鲁木齐的生活时，“7·5”事件发生了。当时，他躲在一个维吾尔族老板的店铺里，逃过了一劫。现在，每当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事情，他仍然有些紧张。　　事件发生后，建工师立即启动应急指挥机制，先后集结了440人。王进森作为其中的一员，参与了维稳任务。后来，他还参与了乌鲁木齐市307路公交车线路的维稳执勤任务。　　“7·5”事件发生后，王进森父母多次来电话催他回到内地工作。他的女友也对新疆的形势充满了担忧，委婉地表示愿与他一起到北京、上海等地找工作，实在不行可以先考研。可是，王进森并不这样想。他坚定地认为，“障眼浮云难蔽日”。在他的劝说下，不久前，刚刚大学毕业的女朋友也来到新疆，在乌鲁木齐的一家上市公司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半个多世纪的风沙，三代兵团人历尽艰辛，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故事。沙漠变良田，戈壁建新城，瀚海通大道，这惊人的奇迹，今天仍在延续。　　维吾尔族——　　一位考古工作者的自述　　艾克拜尔·尼亚孜(吐鲁番学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　　我叫艾克拜尔·尼亚孜，是一名普通的维吾尔族考古工作者。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考古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细细回想起来，这也许与我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有关。　　从哈密王朝走来　　我的曾祖父是守护哈密王陵的众多谢赫中的一员。谢赫是一种宗教职位，有“伊斯兰教长”或“王陵守护者”之意。哈密王陵位于哈密市回城乡阿勒屯村，是清朝哈密王及其王室成员的墓葬建筑群。在过去的新疆伊斯兰社会，谢赫除了守护王陵，还担负着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任务，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拥有深厚的宗教知识，还熟知本民族、本地以及王室的历史。曾祖父所在的时代，正是统治哈密近200多年的哈密王室走向没落的时期。他去世没多久，哈密的最后一个王室——比希尔王室，就被蜂拥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　　我的祖父为人厚道，能写会读并且熟知历史文化，被当时的哈密农民起义军领袖尼牙孜迪汗尔招为随从秘书。后来，他还将女儿许配给了我祖父。　　上世纪30年代末，新疆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1938年，尼牙孜迪汗尔被军阀拘捕后死于乌鲁木齐。这一年，我的父亲出生了。祖父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严格。父亲说，他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祖父手中的戒尺。不到10岁时，父亲就能阅读《古兰经》，还能用维吾尔语写文章，而且写得一手好字。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地区医护人员奇缺。1954年，父亲经考试被录取为新疆第一所卫生学校——乌鲁木齐卫生学校的首届学生。后来，这所学校的最初几届毕业生，成了自治区医疗卫生界的骨干力量。　　就是在这所学校里，父亲与母亲相识并相恋。每当谈起这段上学经历，父母说得最多的，就是假期回家过程中的艰辛。当时，乌鲁木齐到哈密全是土路，交通工具是敞篷大卡车。卡车出发后，一路上尘土飞扬；车上没有座位，大家只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夏天酷热难忍，冬天寒风刺骨……而且经常需要3天时间才能到达。但父母始终以乐观的态度面对这段生活。　　父亲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母亲则被分配到乌鲁木齐铁路医院，成为一名医生。1962年，哈密地区成立卫生学校，父亲带着母亲回乡，到该校任教。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单位的正常工作几乎陷入停顿。为了打发整天无所事事的生活，父亲经常独自到熟悉的农村和山区牧业公社行医。在这一时期，父亲学会了哈萨克语和汉语。他常说：“对很多人来说，‘文革’十年失去了很多；但对我来说，医疗水平提高了，还学到了许多知识。”　　1969年，父母有了第三个孩子，就是我。我出生几年后，国家秩序逐渐恢复正常，父母工作也越来越忙。父亲整月出差在外，母亲在医院经常加班，还要照顾我哥哥和姐姐，只好把我寄养在一户回族人家，直到我8岁那年，才把我接回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无论说维吾尔语还是汉语，都带着一口浓浓的回族腔调。父母担心我长大后会因这种发音而被人笑话，每逢寒暑假都会将我送到外公家。　　外公家住哈密市回城乡。他是哈密最大的清真寺的主持。在外公家的日子里，我每晚都听外婆讲历史故事。从那时起，我开始热衷学习历史、文学和地理知识。　　有一次，有几个重要的客人来到外公家。他们是从日本来的一个摄制组，到哈密拍摄丝绸之路的风土人情。这些人走的时候，送给我几本丝绸之路上风土人情和古迹的图册。虽然看不懂上面的文字，但图片中的古城、古迹，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钟爱考古事业　　1985年，由于父母的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搬到了乌鲁木齐。后来，我在这里读完了中学，并进入新疆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92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考古工作是艰辛的。我们有家不能回，长年奔波在考古工地上，没有休息日的概念；白天冒着酷暑或严寒进行发掘，晚上编写考古记录，修正各类平剖图，整理汇总报告；在野外工作时，每天深夜后才能睡觉，唯一能休息的时候是刮风、大雨或下雪天……新疆的遗址、遗迹大都分布在戈壁、沙漠中，我们常常是带着一个馕、几瓶水跑一整天。最怕的是车坏了和刮大风。1994年，在喀什，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将我们几个考古队员埋了起来，钻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满头、满脸、满嘴的沙子。1996年11月的一天，我们在罗布泊荒漠结束对一处墓地的发掘工作，返回途中，在距离库尔勒绿洲还有90公里的地方，沙漠车的底盘发生了故障。我们整支考古队被困在荒漠戈壁上，食物只剩下几个馕和几瓶水。11月的戈壁滩上寒风刺骨，我们躲在挖出的一个半露天地穴里避寒，两天后才遇到路过的石油勘探队，在他们的帮助下得以返回库尔勒。类似的险情，新疆考古工作者中的多数人都经历过。　　考古工作也是喜悦的。每当清理出一座墓葬，每当发现一片墓地，每当找到一个遗址，所有人的疲劳和艰辛顿时化为乌有。　　2003年，我到日本国学院大学深造。3年后，我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的维吾尔族人。同年，我回到国内，回到了自己最热爱的考古研究岗位。　　长时间的考古工作，使我对新疆这片土地，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从遥远的古代开始，维吾尔族就与生活在这里的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和建设这片土地。这里不仅是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更给予他们创新和发展的动力。　　无论是世人早就关注的丝绸之路，还是正逐渐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北方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的草原路，新疆都曾经是其中的关键路段。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古代波斯文明、古代希腊文明等，这些人类历史上曾经闪耀过异彩的辉煌成就，都曾经通过新疆彼此发生联系，并相互影响。在古代的亚、欧大陆上，远古居民曾东来西去，不绝于途。这样的历史、地理背景，如此理想的保存古代文化遗迹的自然条件，对于考古工作来说，是得天独厚、它处难求的。我做好了为我热爱的新疆考古事业终生奋斗的准备。　　哈萨克族——　　阿勒泰巴依，从游牧到定居　　吕文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夏天的夕阳下，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满眼都是绿色及柔和的金光。我们在这时见到了一位哈萨克族小伙子——阿勒泰巴依。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阿勒泰富人”。“你可以看出父母对我寄予多大的期望了吧！”小伙子乐呵呵的。他刚从内蒙古大学放暑假回到家乡——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喀拉通克乡。　　“阿勒泰”是蒙古语，意为“金子”；富蕴，原名“可可托海”，为哈萨克语，意为“绿色丛林”；“喀拉通克”为蒙古语，意为“黑色的圈草”。由此可见，阿勒泰巴依一家生活的地方，是一个留着多个民族痕迹的地方；在每一个民族心中，这里都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　　曾经的游牧生活　　阿勒泰巴依说，他的生活是以2005年为分界线的。2005年之前，他们一家人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游牧地点以冬营盘(冬季放牧的地点)和夏营盘(夏季放牧的地点)为主。　　“每年3月份，我们离开冬营盘往北走。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到达中国与蒙古国的边界一带。那儿就是我们的夏营盘。呆上一两个月，等夏季过完了，又往南迁徙，到达与乌鲁木齐交界的奇台县和魔鬼山一带，寻找合适的冬营盘。一年走下来，路程有上千里。”　　说阿勒泰巴依是“马背上长大的孩子”，恰如其分。很小的时候，他就学会了每迁到一处，便用石块和羊粪砖围成一个羊圈，把牛和羊都赶进去。而他和父母、哥哥、姐姐都住在蒙古包内。　　对父母来说，带着孩子放牧是让人最担忧的事。有一年的元旦过后，冬营盘上的一个少年放牧时出了一身汗，便在一块没有雪的树下休息，结果汗水结成了冰，他再也没站起来，冻死在雪地里。“父母也想过把我放到学校里，冬天不带着我走。可是，那样一来，他们就得有半年时间见不到我，舍不得。”从那以后，一到冬营盘，阿勒泰巴依和哥哥、姐姐就呆在蒙古包里，父亲一个人去放牧。母亲不敢离开他们去几公里外的水渠取水，就用家里的大号钢锅，从雪地里盛雪，烧开后做饭、洗衣。　　一家人的经济账　　2005年，富蕴县实行“围封转移”(为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而实施的围封牧场、减少放牧、增加农业的政策)，阿勒泰巴依一家由牧民变成了农民，在这块“水草丰美的地方”定居了。现在，他家有6间房和一个大院落，有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和好几部手机，以摩托车为代步工具。　　阿勒泰巴依找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一些数字。原来，这是他们家一年的“经济账”——第一笔收入是种地所得。上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阿勒泰巴依家分到了10亩地和一些牛羊。这些地全部用于种小麦，一年投入1000多元，收入大概有4000元，不用交税。第二笔收入来自卖小牲口、牛奶和羊毛。他们家养了15头牛、30只山羊，也不用交税，每年只用交100多元的防疫费。第三笔收入来自30多亩的草场。从草场上收割的草料，除了喂自家的牲畜，多余的用来卖钱。一辆小四轮拖拉机的草，大概能卖出600元。第四笔收入是打工得来的。阿勒泰巴依的父母农闲时就到一个工地打工，一个月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每年暑假，我去草原上捡一种野生的红褐色小蘑菇，一公斤也能卖到100元。”　　阿勒泰巴依家仍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早晨，喝奶茶吃馕饼；中午，炒个菜，还是喝奶茶吃馕饼；晚上，煮面条。这样的饮食习惯已深入他们的骨髓。他们一周只吃一次肉，禁食猪肉、狗肉、驴肉、旱獭肉和獾肉。　　结婚不是件容易事　　哈萨克族人在17世纪后，普遍信仰伊斯兰教。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他们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比起来，有自己的特点。哈萨克族人居住于山区草原，彼此间距离很远，很多地区没有清真寺，加上四处游牧，他们往往习惯于在家里做礼拜。　　哈萨克族在婚姻上有许多限制，规定同一部落的青年男女不能通婚，如果通婚则必须超过七辈以上。“结婚时的彩礼比较多，我们村子里，男女双方订婚时，男方要给女方彩礼1万元，以及5头牛、2匹马和6只羊。这对于普通的哈萨克族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曾经有户人家，家中兄弟两个，哥哥因拿不出彩礼，和心爱的姑娘劳燕分飞；弟弟学“聪明”了，带着女友逃婚，等生米煮成熟饭后，才抱着孩子回家，躲掉了昂贵的彩礼。　　阿勒泰巴依现在还不敢想结婚的事儿。“父亲、母亲、大姐都是农民，他们太辛苦了，要供二姐在新疆医科大学读书，还要供我在内蒙古上大学。结婚？我现在还不着急。”　　经过多年的奋斗和发展，现在哈萨克族人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供出大学生的家庭越来越多，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在飞速提升，人们都努力活得更精彩。　　回族——　　买阿訇的心事　　黄达远 牛燕军(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在乌鲁木齐访古，不得不去陕西老坊寺。”据说，陕西老坊寺是这里最古老的一座回族清真寺。可如今，在城市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里，它几乎被淹没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一个街巷中找到它。伸手一推大门，“嘎嘎吱吱”作响，顿时将我们带入一种古朴的意境中。　　寺里的回族阿訇(指主持清真寺教务和讲授经典的人)买建光，听说我们要来，早已着装整齐，等候在那里。　　“三劝马军长”　　买阿訇是乌鲁木齐人，今年45岁。他精神饱满，说话时带着典型的新疆回族口音。去年3月他来到陕西老坊寺当阿訇。他经文娴熟，很快就得到周围人的信任，融入了这个“新家”。　　买阿訇告诉我们，这座清真寺始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至今已有260多年的历史。当时，清廷征召了许多陕西的回族将士、民户，来新疆屯田。按照回族穆斯林“围寺而居”的传统，陕西老坊寺得以建成。这是乌鲁木齐回族人的第一座清真寺。　　“后来，很多回族人受雇于山西商人，从事长途商业贩运，所以乌鲁木齐的回族聚居区被称为‘山西巷子’，这一带的清真寺渐渐多了，还走出了大名鼎鼎的新疆回族总教长马良骏大阿訇。”买阿訇向我们讲述了大阿訇“三劝马军长”、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事。　　1949年，中共中央力促新疆和平解放。国民党新疆警备部队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都同意，唯有手握重兵的国民军第五军军长马呈祥反对。陶峙岳、包尔汗想到马呈祥是宁夏回族人，或许可以请马良骏大阿訇来做工作。　　82岁的马良骏不顾个人安危，三次亲赴军营，以教长的身份，劝马呈祥放弃武力。老人恳切地对马呈祥说：“我们的教门是以和平顺从为主旨的，真主能知人的动机、善察人的心地，对行好事、向善的人，是会有好的回赏的……如果不避免战争，致无辜者遭殃受难，破坏地方，教门有所摧残，罪过是严重的。从历史和我们穆斯林身受的经历上看，历次战争穆斯林都灾难深重。我看你还是奉从口唤，顺应潮流，和平谈判，才是明智的上策。”　　三次规劝后，马呈祥握着大阿訇的手说：“老人家，我遵您的口唤。”就此交出兵权，新疆实现和平解放。　　一天生活的缩影　　尽管陕西老坊寺历经沧桑、外表破旧，但周围回族居民对它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都是陕西籍贯，世代承袭着看护清真寺的职责。对他们来说，清真寺就是“根”。　　买阿訇对老坊寺倾注的感情更多。当这座城市还在朦胧的天色里沉睡时，买阿訇就已起床，洗漱完毕。从早晨5点25分开始第一次礼拜，到晚上11点30分结束最后一次礼拜，每天五次礼拜，风雨无阻。　　在每个“主麻日”(即聚礼日，指穆斯林于每个星期五下午在清真寺举行宗教仪式)和大型宗教节日上，买阿訇都会站在寺里的大殿上，给回族穆斯林讲“卧尔兹”(劝善演讲)。买阿訇还要为穆斯林家中的各种红白喜事举行宗教仪式。有人结婚，他为新郎新娘念“尼卡哈”(结婚证词)；有人生子，他为孩子取经名；男孩子长大后，他为他们举行割礼；有人去世，他为其做祈祷。　　“解决问题的机遇就要来了”　　买阿訇的日子有点紧巴巴的。由于来寺里的时间不满3年，他还没有国家发放的基本工资，固定收入是寺里每月给他的300元生活补贴，以及周围居民给的一些赠礼。他们一家三口租住在陕西老坊寺附近的民房里，妻子因工厂倒闭而失业在家。 “我还没有养老、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不知道年老后怎么办。毕竟我们也和‘城里人’一样了，希望有一天也能有‘三金’。”　　买阿訇知道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听说这次中央十分强调民生问题，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干部也来了解我们生活上的困难。也许，解决问题的机遇就要来了。”　　我们每次拜访完毕后，穿行在“山西巷子”里，到处可见新疆大盘鸡、新疆拌面、新疆凉皮的招牌，这些都是回族创造出来的美食。汉族朋友如果想和穆斯林朋友聚会，也喜欢拥到回族的菜馆里。我们意识到：新疆的回族，在汉族与其他各族穆斯林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沟通桥梁，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蒙古族——　　老巴特尔的幸福生活　　吕文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暮春时节，刚刚下过一场透雨。牧民老巴特尔站在儿子的蒙古包前，望着绿油油的昭苏草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昭苏草原是一片高山草原，北面的山叫乌孙山，南面的就是天山。就在今年春天，昭苏县经历了持续的雨雪天气。如今草原终于变绿了，老巴特尔的心情轻松了不少。　　老巴特尔一家是额鲁特蒙古达什达瓦部的后裔。在清代，这个部落属于准噶尔的一部，居住于今新疆伊犁地区，后为躲避战乱，历经磨难，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迁到承德，被清廷编入蒙古八旗，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廷考虑到伊犁驻防空虚，命达什达瓦部的500名官兵携同眷属共1000余人，离开承德返回伊犁游牧。据老巴特尔回忆，他们祖上最显赫的大官名叫库卡，从1907年到1911年，当了5年的镶黄旗总管，“较为残暴”，后来下了台。目前，整个昭苏县蒙古族人口约1.3万，占总人数的7.8%。　　年复一年的转场　　在风景如画的昭苏草原上，有一个马场，老巴特尔一家就是这里的牧民。2002年马场改制，老巴特尔家分到了50只羊和冬、夏营盘各一处，以及3000亩草场。他们重复着祖祖辈辈的放牧方式：5月到9月，住在昭苏草原上的蒙古包里，此时水草丰美，正是放牧的最好季节。为了避免过度放牧，他们还会在7月份迁移一次，带着羊群搬到山腰上。9月后，他们会迁移到乡亲们的春营盘上(春秋两季放牧的地点)，居住在一间和羊圈连在一起的砖房里。10月中旬，他们必须迁到冬营盘。冬营盘俗称“冬窝子”，是在山腰上选择一个既背风又宽敞的地方，挖一个能睡四五人、六七平方米的洞，洞口旁留一个小窗户，洞口用木头、石头围成一道“门”。这样挡土又挡风，人住在里面非常温暖。洞外的羊圈是用木头垒的，上面搭有棚子，使牲畜可以抗击严寒。　　这样的游牧生活，被牧民们称为“转场”，是他们世代摸索出来的生态环保方式，已经被当地政府提升到行政命令层面，即牧民们每年必须转场，否则要被当地的草原站罚款。　　如今，老巴特尔老了，不得不和老伴定居在镇上，羊群交给大儿子去养护。他的老伴原是马场的工人，每月有900元的退休金，基本够两位老人的生活费。其他收入主要是卖牛羊所得。老巴特尔家现在有40多只大羊、20多只羊羔、2头母牛和1匹马。马是交通工具。母牛用来挤奶和产牛犊。每年卖一两头牛犊，就有一两千元的收入；一年卖15只左右的羊，能有近4000元的收入。算来一年大约有1.6万元收入。这在当地不算很高，但也说得过去。　　2006年，老巴特尔的大儿子得了一种从牲畜身上传染的病。为了给儿子治病，老巴特尔咬牙把牛羊全卖了，花了四五万元。现在，大儿子虽然痊愈了，但不能在太冷的环境中生活。　　2009年，老巴特尔家开始试着种地。一家人以每亩每年20元的价格，包了28亩地，前后投入了6000多元。由于经验不足，收入刚好和投入持平。不过，来年他家应该能有不错的收成。　　额鲁特蒙古人的传统　　老巴特尔家有一项重要的开支，就是“随礼”。这是额鲁特蒙古人的一种传统。在比较清闲的冬天，办婚礼的人家比较多。如果亲侄子结婚，叔父要送1000元礼金；一般的关系要送100元；较远的送50元。有的牧民会送一头牛或一匹马代替礼金。老巴特尔一家每年平均下来，仅随礼一项就要花近4000元。这笔开支不算小，令他非常头疼。但让他欣慰的是，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读书的小儿子，通过勤工俭学和帮助老师做课题等方式，自己也能赚一些钱，几乎不向家里要钱。这为老巴特尔减轻了不少压力。　　老巴特尔所属的额鲁特蒙古人，还有一种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信仰藏传佛教。昭苏县有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圣佑庙，于1883年建成，是当地蒙古族人的心灵家园。　　老巴特尔有很多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邻居。几个民族的人们相处得很融洽，偶尔也会有通婚的情况。蒙古族女子嫁入哈萨克族或维吾尔族人家，必须改信伊斯兰教；哈萨克族或维吾尔族女子嫁入蒙古族人家，不必改变信仰。大家彼此尊重对方的民族习惯，大事小情互相照应，使昭苏草原充满了和谐之风。　　明天一定会更好　　老巴特尔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大儿子婚后为他带来了一个小孙子。小家伙已经上学了，每天活蹦乱跳的，是老两口的开心果。小儿子很争气，大学毕业后考上了研究生。　　老巴特尔经常听收音机、看电视。了解到中央召开新疆工作会议的消息后，他对今后的生活更加憧憬。　　目前，新疆设有蒙古族自治州、自治县及民族乡。截止到2008年，新疆的蒙古族人口有17.7万，都是历史上移居到新疆的。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逐渐走向了富裕。他们把金钱当牛羊，期望它不断繁衍；把汽车当骏马，但驰骋的空间已不限于草场……昭苏草原让所有人都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　　千年一部兴疆史　　厉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　　历代王朝移民实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称“西域”，从西汉时期开始，就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代以来，以优惠条件实施“移民实边”，成为历代王朝治理与开发西域新疆的传统国策。　　历史上，中国人口的相当比重，都集中在自然条件较好、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稳定的中原地区。秦统一后，为改变边疆人稀地旷的局面，将“徙民实边”确立为一项治理与开发边远旷地的国策。　　汉代承袭这一国策，并对实边的徙民实施了优惠政策。汉文帝采纳重臣晁错的建议，为徙民提供优惠措施，使他们能安居乐业。此后，汉武帝两次大规模迁移徙民到朔方、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地。西域都护府建立后，汉王朝在西域实施设官建制、驻军屯田的治理方式，驻防官员和士兵成为中原移驻西域的主要人员。　　公元439年(南北朝时期)，割据中原西北部的北凉王朝为北魏所灭，北凉的1万多部众及百姓迁入西域高昌郡(今吐鲁番)。这是首次有明确记载的中原向西域移民行动。　　唐代恢复对西域的控制后，在当地设置了3州(相当于郡)12县，掀起了中原向西域移民的第二波高潮。唐代，西州(今吐鲁番)的人口将近5万人，其中汉族人口居多数。　　清代统一新疆后，1762年，新疆总人口为38.375万人。此后30年间，中原内地人口成规模地向新疆迁徙。其中，迁往新疆的中原内地各民族兵丁眷属人口约为12.4万人。此外，清政府还招募大量内地百姓到新疆去屯田。　　由于清代的内地移民主要聚集在北疆，使得北疆的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果。至19世纪中期，内地移民已在新疆总人口中占到一半以上，成为有史以来移民实边最成功的时期。　　但随后，清政府百余年经营新疆的成果，毁于反复出现的宗教“圣战”与民族仇杀。1864年，新疆爆发反清暴动；1865年初，境外浩罕军官阿古柏侵入南疆。屯田被毁，数十万中原内地携眷驻军与屯田移民、商贩等，大多死于战乱。1878年初，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以招民屯垦为第一要务。1884年，新疆建省，首任巡抚刘锦棠改革屯田，招募流民，重振移民实边政策，着力推动南疆的社会经济发展。但是，当年遍布全疆的民族仇杀，在民族关系方面形成了深度心理创伤，内地移民新疆的水平，再也无法达到乾(隆)嘉(庆)盛世之时。　　民国时期，新疆被军阀统治。在南疆的和田、喀什和北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再次出现民族仇杀，使当地的汉族人口再次锐减，移民实边政策无法继续。1949年，新疆人口为433万，其中南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已达329万。　　新中国建立后，新疆出现了几次移民潮。目前，新疆一共生活着维吾尔、汉、哈萨克等55个民族(只有基诺族未见于新疆)。2008年，新疆总人口为2130.8万人，其中维吾尔族965.1万、汉族823.9万、哈萨克族148.4万、回族94.3万、柯尔克孜族18.2万、蒙古族17.7万。　　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　　从历史经验来看，新疆发展与否，取决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49年到1960年是第一阶段，为基本建设时期。1949年，国民党驻疆部队和平起义，加上挺进新疆的10万人民解放军，号称20万人。他们是建设新疆的第一批人。当时，乌鲁木齐河穿城而过，冰水四溢，百姓苦不堪言。驻扎乌鲁木齐的解放军官兵靠人扛马拉，建出一条“和平渠”，解决了乌鲁木齐河冰水乱流的问题。全疆无一尺机纺布，无一枚机制钉，部队便白手起家建起了“八一钢铁厂”等工厂。1954年和1955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继成立后，由于新疆紧靠较为先进的苏联，有比较明显的区位优势，国家便把中苏之间政府协定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放在新疆。大批苏联技术人员进入新疆，建立了很多工厂和科研院所。这一时期，内地的很多群众自发到新疆垦荒。　　1960年到1984年为第二阶段，是新疆在发展上的“欠账”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后，新疆成为“反修”前线。按照当时的设想，北疆的戈壁和草原地带无法有效防止苏联装甲部队进入，所以要“放弃北疆守天山”。在这一背景下，整个新疆地区特别是天山以北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1984年，新疆只有一座八层大楼。　　1985年到2000年是第三阶段。1985年，中苏关系出现缓和，新疆随之从中受益。198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修建了新疆人民会堂等“十大建筑”。随后，新疆和全国各地一道，步入了改革开放新阶段。　　2001年以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最早的西部大开发设想，是以新疆为中心，后来扩大到西部10省区。新疆抓住了这轮发展的机遇，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2010年3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对内地19个省市援助新疆的各地区进行了研究。具体安排是：吉林省对口援助地区是阿勒泰市、哈巴河县、布尔津县、吉木乃县；黑龙江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清河县、富蕴县、福海县、农十师；江苏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伊犁州、农四师、农七师，还有阿图什市、乌恰县、阿合奇县；深圳市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喀什市、塔什库尔干县；广东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疏附县、伽师县、农三师、图木舒克市；上海市的对口援助地区是莎车县、叶城县、巴楚县、泽普县；山东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麦盖提县、疏勒县、岳普湖县、英吉沙县；北京市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和田市、和田县、黑玉县、洛浦县、农十四师；天津市的对口援助地区是民丰县、策勒县、于田县；安徽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皮山县；湖南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吐鲁番地区；福建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昌吉地区；山西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阜康市、五家渠市；辽宁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塔城地区、农八师；河南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哈密地区、农十三师；湖北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博州地区、农五师；河北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巴州、农二师；浙江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阿克苏地区、农一师、拉拉尔市；江西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阿克陶县。5月，中央召开了新疆工作会议，标志着新疆的发展步入一个新的时期。　　三大制约因素　　目前看来，制约新疆发展的主要因素有：　　区位优势有限。苏联解体后，新疆的区位优势丧失；其周边省份全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不能为新疆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新疆和内地尤其是东部沿海距离远，运输成本高；新疆的企业和内地企业相比还缺乏竞争力。　　没有人才优势。2008年，新疆的文盲有270万人，占全区12周岁以上人口的21%，南疆地区更是高达30%。这严重制约了新疆经济的发展。由于缺乏吸引人才的环境和政策，新疆本土人才的流失也相当严重。　　市场化程度较低。和其他省份相比，新疆的市场化程度较低，主要原因是政府机构和人员规模较大，财政支出比重过高。另外，非国有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要克服这些困难，政府需着力培育和发展新疆的市场经济，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区域全面开放。值得注意的是，新疆有一个独有的地缘优势——与8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达5600 多公里，是连接东、中、西亚的重要通道。换句话说，它靠近中亚、西亚、南亚、东欧及俄罗斯市场。特殊的区位条件，决定了新疆在全国对外开放中的地位。除此之外，还要精简政府部门，规范政府行为，建立高效的政府。最后，就是中央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新疆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这一点已成为现实。(转载《环球人物》) 新疆近现代骚乱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 19世纪欧洲地理学家开始使用“突厥斯坦”这个名词，并逐渐扩大描述的区域，将俄属中亚称为西突厥斯坦，将满清统治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 东突厥斯坦，即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历史上被中国称为西域（狭义）。其从地理上可分为天山南北两部分，北部以牧业为主，南部塔里木盆地以绿洲农业为主。 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东突”势力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多次制造动乱，并且三次成功建立了短期的“东突厥斯坦”政权。分别由英国与苏联支持。 东突厥斯坦即新疆虽然从1762年起就在中国管辖下，并于1884年建省，但是俄国在当地的势力在19世纪后半叶仍然很大。1871～1881年俄军占领了伊犁和塔城。清朝末年，俄国势力在东突厥斯坦地区先后策动了阿古柏叛乱、妥明叛乱，以及1918年的库车暴动。 沙俄政权灭亡后，尤其是西突厥斯坦的苏维埃政权巩固后，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插手新疆，妄图将其“外蒙古化”，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的、为苏联控制的独立地区，或者一个象外蒙古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 1933年，苏联在北疆的阿山地区策划了反新疆金树仁政府的暴动，由阿山地区哈萨克族头人沙里福汗策划宣布独立。但是被新疆主席金树仁及时派兵镇压下去。同年接受苏联资助和培训的和田人伊敏·布格拉成立了“和田埃米尔国”，自任“和田埃米尔”。随后任新疆省主席的盛世才曾经先后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兹拉什金（Злащкин）和阿布列索夫（Априсюв）表示，要求将新疆作为苏联的一个自治区或加盟共和国。条件是苏联出兵帮助他击退马仲英部队对迪化等地的进攻。苏联派兵，伪装成“阿勒泰军”。但是顾忌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干涉，没有贸然宣布吞并新疆。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多次试图吞并新疆地区，将其改为“东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为此扶植了很多新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最有影响的是阿不杜力克木·阿巴索夫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1944年，在苏联支持下，新疆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三区”是指当时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地区)。“三区革命”领袖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包尔汉回忆说，“苏联方面大力援助了这个革命运动，使伊犁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一直扩大到塔城专区、阿山专区，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就是所谓三区革命。它的影响还扩展到了南疆和西藏。 1944年9月，蒋介石将盛世才调到南京，派吴忠信任新疆省长，并把各厅厅长都换成国民党方面的人。蒋介石还命令马步芳派一个军的骑兵驻扎在新疆各地，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活动进行镇压。 1944年11月12日，在新疆还没有完全掌握在起义军手中时，艾力汗·吐烈（原苏联乌兹别克人）获得了“三区革命”初期的领导权，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自任“主席”。 1945年1月伊宁被攻克后，大批极端维吾尔族民族主义者手持木棒大刀，四处残杀汉族人。到事态被制止时，已经有大批汉人被杀，其中东北汉人几乎无一幸免，连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及汉人小学生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打死。1945年1月5日宣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国而独立，宣扬反汉排汉。 1945年期间，经南京政府与苏联交涉，双方同意派代表进行谈判。南京方面派出了张治中，三区派出了热黑木江（团长）、阿不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三人代表团。苏联派出一位代表。经过八个月谈判后，制定了十一条和平条款，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称，恢复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的建制。 此后苏联仍试图控制新疆地区，国民党军队与“三区”军队隔玛纳斯河而武装对峙。苏联代理人包尔汉称，“……以后尽管国民党不断破坏和平条款，企图派国民党占领三区，但是由于苏联的支持和各族人民的坚决斗争，这一企图始终没有得逞，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整个新疆才完全统一，三区军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阿合提买江和阿巴索夫等人由伊宁经苏联领空飞往北平，参与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伊尔库茨克附近失事。 “三区革命”中被杀害的汉族平民数量至今没有准确的统计。一般的估计是在二万至七万之间。 在1960年代中苏决裂之后，苏联又开始策动新疆地区的分裂活动，在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设立训练中心，从逃亡苏联的中国难民中培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特工，派遣他们回中国窃取情报、煽动分裂活动，并印刷宣传资料，设立维吾尔语的广播电台。直到1985年才将其撤消。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越战争爆发后，中苏关系极度紧张，驻扎在中苏边界西段的苏军曾经在中亚腹地进行过入侵新疆的大规模演习。 苏联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分离主义政权 第一个是从1932年到1934年，在苏联支持下成立的，后来苏联转而支持当时亲苏的军阀盛世才，东土耳其斯坦被镇压； 第二个是从1944年盛世才转而投奔蒋介石，镇压共产党，令斯大林非常恼火，由贝利亚亲自到阿拉木图坐镇，由苏联人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带领苏联正规军潜入伊犁支持暴动，成立的政治体。 两次运动虽然都是由苏联策划的，但苏联始终没有正式承认，世界上也没有其它国家正式承认。在1945年7月5日中苏会谈时，蒋介石指示会谈代表宋子文提出承认外蒙古独立，但条件是苏联承认国民政府对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不支持共产党。斯大林同意此条件，将所谓“东土耳其斯坦”的领导人，从苏联潜回的艾力汗·吐列“请”入领事馆并秘密解回苏联，两次“东土耳其斯坦”的成立都不到一年。 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后期由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学家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在土耳其苏丹兼宗教领袖哈里发的领导下，把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成立一个跨民族的伊斯兰教大国。英国和德国都企图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扩大其领地。英国试图通过控制英属印度的穆斯林精神领袖阿迦·汗，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把土耳其、阿富汗、伊朗、埃及和法属北非（马格里布）都扩张到英国的殖民地范围中。德国则通过土耳其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抵抗英国的扩张，同时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从柏林到巴格达”的殖民梦想。 泛突厥主义运动是由20世纪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创造的。他的目的是把所有属于突厥语族的民族（土耳其、乌兹别克、维吾尔、土库曼、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哈萨克、鞑靼、巴什基尔等民族）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大土耳其国家。泛突厥主义者的口号是“祖国不是土耳其，对土耳其人，土耳其斯坦也不是祖国。祖国是广大的统一的“图兰”（Tulan，即从天山到土耳其广大地域的统称）”。一战后，前奥斯曼帝国国防部长英瓦尔·帕夏在中亚细亚组织了三万多人的武装，并通过原沙俄的两个附属国——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均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支持，进行反苏战争，同时在中国新疆地区策动民族分裂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新疆派来了大批的教师和宗教人士，在喀什、伊犁的上层维吾尔族纷纷把子弟送到土耳其和德国留学。当时在新疆，学校有两种。一种是老式的宗教学校，只教授伊斯兰教经典，叫乌苏勒·卡德木；另外一种是新式学校，除伊斯兰教经典外，还教授数学、历史、物理、化学等，叫乌苏勒·加德。泛伊斯兰主义者主要利用老式学校，泛突厥主义者主要利用新式学校，向新疆儿童灌输“我们的祖先是突厥，我们的祖先是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思想。 1933年，南疆的地方豪强乌斯满和铁木耳在喀什地区进行暴动。在日本、土耳其、德国和英国等方面的支持下，阿图拉的沙比提大毛拉于1933年11月12日（回历1852年7月24日），在喀什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由阿克苏的分裂主义份子和加尼亚孜为“总统”。“外交部长”是和田人哈生木江阿吉，“军政部长”是喀什人乌拉孜拜克，“教育部长”是阿布都喀里木可汗，“司法部长”是喀什的知识分子扎里夫·哈里阿吉。军事首脑是玉素甫江。1934年，这个政权被败退南下的军阀马仲英的军队推翻，其头目纷纷逃往土耳其、英属印度（克什米尔）和日本。 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等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英国是主要的支持者之一。但不到三个月便垮台。 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英国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不十分热心。主要原因是因为担心在新疆成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后，发生连锁反应，引发英属印度的穆斯林聚居区的独立运动，影响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英国人感兴趣的是插手西藏独立运动。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英国人才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发生兴趣，并和美国一同培训流亡土耳其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成员。 印度独立后，也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有很大的兴趣，印度政府在1970年代曾经和流亡土耳其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成员达成协议，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承认印度领有新疆西南部阿克赛钦地区的主权。 日本也积极插手疆独运动。1931年9·18事件和哈密事件爆发后，日本公使在土耳其首都安哥拉（现叫安卡拉）和埃及的开罗分别会见了会见了当地的泛突厥主义分子。日本驻埃及武官会见了土耳其流亡贵族穆罕默德·谢夫凯特，宣布日本军部支持在新疆成立一个独立的“土耳其斯坦国家”。日本还在阿富汗、哈尔滨、新疆等地招纳属于中亚民族的白俄和苏联逃民，并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末代苏丹的弟弟阿布都·穆哈伊提阿比提搜罗到手，准备把他扶植为新疆未来的“土耳其斯坦”傀儡国王。 同一时期，聚集在柏林的泛突厥主义份子们也和日本驻德国使馆武官不断往来。鞑靼族（塔塔尔族）人阿牙孜·依斯哈克在柏林出版的鞑靼文杂志《民族新路》（《Miliy Yol》）上不断发表文章，宣传东突厥斯坦独立。由日本驻法国大使馆资助，在巴黎的乌孜别克族人木斯塔帕秋开耶夫也出版刊物《青年土耳其斯坦》（《Yash Turkstan》）进行同样的宣传活动。 大小和卓叛乱　 和卓是波斯语的译音，本是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后裔和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新疆伊斯兰教封建上层人物也自称“和卓”。这里大小和卓是指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封建主玛罕木特的两个儿子罗尼都和霍集占。　　时间：清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758～1759）　　大、小和卓是中国西北地区历史上两位著名的伊斯兰教领袖。大和卓是指波罗尼都（？一1759年），新疆喀什噶尔人，伊斯兰教白山派和卓玛罕木特的长子。小和卓指霍集占（？一1759年），伊斯兰教白山派和卓玛罕木特的幼子。和卓是波斯语的汉语音译，意思是“圣裔”，就是专指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的子孙，后用来称呼伊斯兰教学者和大阿訇。 　　康熙十九年（1680），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统治回部后，对其首领实行人质制。　　1755清朝政府出兵平定了新疆准噶尔分裂势力，乾隆二十年五月，清军攻克伊犁，释放作为人质禁锢于伊犁的大和卓（名波罗尼都）、小和卓（名霍集占）。波罗尼都率领他的弟弟霍集占等30多人投奔清朝军队。伊犁平定后，清朝命令他返回南疆，招抚旧部，统领维吾尔民众。大和卓返叶儿羌（今莎车）统领回部，小和卓留伊犁掌管伊斯兰教务。 　　1756年小和卓霍集占从伊犁逃回，参与卫拉特蒙古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阴谋发动叛乱，兵败逃叶儿羌。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杀害清廷所遣前往招抚的副都统阿敏道，自立为巴图尔汗，波罗尼都受到鼓动。他们号召各城起兵反清，一起集众数十万叛乱，举兵反对清朝政府，叛军控制了天山南路的大部分地方。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清廷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满、汉兵万余自吐鲁番进发，进入南疆(天山南路)平叛。起初，清军出师不利。但由于大小和卓残酷地压迫维吾尔族人民，“兵饷、徭役繁兴，供给稍迟，家立破；及出亡(兵败逃亡)，又尽其赀以行，民脂殆竭”(《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15)。人民不堪其苦，纷纷逃亡。　　五月，围叛军据点库车。大、小和卓率万余鸟枪兵自叶儿羌经阿克苏赴援，被清军击败，伤亡4000余人，旋率残部入库车固守。雅尔哈善未乘胜进击，而坐守军营终日博弈，疏于戒备，致使大、小和卓乘夜率400骑逃遁，雅尔哈善以贻误军机罪被处死。清军攻克库车后，小和卓逃到阿克苏，守城维吾尔族人闭门不纳，只得逃到乌什，同样为乌什维族人所拒，遂退保叶尔羌。大和卓则据守喀什噶尔。大小和卓相约各守一城。两人相为倚角，抗击清军。　　十月，定边将军兆惠率步骑4000至叶儿羌，三战三胜，然以兵少不能取城，即于城东隔河结“黑水营”自固待援。叛军万余人包围黑水营，用炮轰、水淹、偷袭等方式频繁攻击。清军坚守三个月，伤亡甚众。　　二十四年正月，清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率兵3000自乌鲁木齐驰援，至呼尔满（今莎车东北），与叛军骑兵5000激战四五昼夜，获胜，渡叶儿羌河，与参赞舒赫德、都统阿里衮部会师。兆惠闻援军至，督兵突围。清军会师振旅，还阿克苏。　　六月，兆惠和富德各率兵1.5万分别攻喀什噶尔和叶儿羌。清军两路会师在叶尔羌城东黑水河畔击败叛军，乘胜分军，攻取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大小和卓见大势已去，大掠城中财物后率部弃城南逃，越葱岭西遁，逃往帕米尔。清军追至伊西洱库尔淖尔，将叛军围在山岭上，一面施放火器，一面大呼招降。叛军“降者蔽山而下，声如奔雷，小和卓木手刃之不能止也”(魏源《圣武记·乾隆勘定回疆记》)。清军获叛军降卒1.2万余。　　1759年夏天，大小和卓带着妻孥旧仆三四百人逃奔巴达克山(今阿富汗东部)。清军派人与巴达克当地部族交涉，八月，大、小和卓被巴达克山部首领素勒坦沙执杀，把尸首送交清朝。(《圣武记·乾隆勘定回疆记》)　　在南疆人民的支持下，清军终于粉碎这次叛乱，重新统一了新疆地区。自此，清廷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统治。清朝平定和卓及其后裔叛乱始末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并在16世纪发展成为维吾尔族的全民信仰。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对于世俗权力的干预不断加强，并最终演变为“和卓”这种政教合一的封建势力。17世纪中叶，新疆的“和卓”逐渐形成“白山派”与“黑山派”两大派别。它们相互斗争，并对17—19世纪的新疆历史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并成为维吾尔族的全民信仰　　维吾尔族在历史上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唐宋之际，维吾尔族的先民——回鹘人在西域建立的高昌回鹘与喀喇汗王朝，都是以佛教为国教的。10世纪，喀喇汗王朝的萨图克·布格拉汗依靠穆斯林的力量夺取汗位，成为新疆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政治领袖。其长子穆萨即位后，伊斯兰教被宣布为国教，喀喇汗王朝成为新疆第一个伊斯兰教化的地方政权。经过与高昌回鹘与于阗的“圣战”，到11世纪，包括今阿克苏、喀什、和田在内的塔里木盆地西南部，都已经伊斯兰化。12—13世纪，新疆先后被信仰佛教的西辽、蒙古、察合台汗国等政权统治，伊斯兰教的发展暂时受到抑制。14世纪中叶，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其中东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在今伊犁地区。1348年，东察合台汗国可汗秃黑鲁帖木尔皈依了伊斯兰教。在他的强制下，伊犁地区的蒙古人以及库车地区的居民都改信伊斯兰教，新疆南部全部伊斯兰化。此后，借助察合台汗国强大的武力，伊斯兰教开始向新疆东部扩张。14世纪末，吐鲁番被察合台汗国征服。然而，察合台汗国对哈密的“圣战”却受到了明朝的强烈抵制。直到16世纪初，察合台汗国才完全征服哈密。这样，到16世纪中叶，维吾尔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局面就形成了。　　“和卓”的由来以及“白山派”与“黑山派”的斗争　　和卓，也称为“霍加”“和加”“火者”等，波斯语原意为“主人”“显贵”，后来专门指圣人穆罕默德的后裔，即“圣裔”。事实上，真正的“圣裔”很少。但不少宗教人士为了抬高身价，往往通过伪造家谱，攀附圣人，自称为“和卓”。这样，当时的中亚就出现了众多的“和卓”。14世纪中叶，察合台汗国伊斯兰化以后，中亚各地的“和卓”纷纷来到新疆。他们往往通过依附某个贵族或政治势力进行传教活动。而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们也希望在内外斗争中博得他们的支持，以巩固其统治，所以对他们优宠有加，大力扶持。以额西丁和卓为例，他不仅成功劝说秃黑鲁帖木尔皈依伊斯兰教，而且通过广建清真寺、开办经文学校、建立宗教法庭等方式，建立了伊斯兰教的组织体系，并将势力扩展到南北疆各地，成为当时新疆最有势力的教团。由于额西丁在民间与统治上层的威望日益提升，以至于后来发展到连官员的任命，甚至汗位的废立，都要得到他的认可。16世纪，叶尔羌汗国取代察合台汗国后，将可汗聘请“宗教导师”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宗教对政治的干预进一步强化。此后，叶尔羌汗国的政权先后被穆罕默德“和卓”家族与玛合图木“和卓”家族控制并操纵，叶尔羌可汗形同虚设。　　17世纪中叶，“和卓”玛合图木·阿杂木的两位儿子：伊禅卡朗与伊斯哈克，为争夺教团的继承权而发生分裂。伊斯哈克在竞争中失败，于是另组教派，因其教众头戴黑色礼拜帽，而被当时的清朝人称之“黑帽回”或“黑山派”。与之相对，伊禅卡朗一支则被称为“白帽回”或“白山派”。此后，黑山派与白山派为了争夺叶尔羌汗国的控制权展开了长期激烈的斗争。1667年，白山派和卓玉素甫发动暴动，废黜了听命于黑山派的阿布都拉汗，以尧乐巴斯为汗。1670年，黑山派群众又举行暴动，将玉素甫及尧乐巴斯杀害，另立伊斯玛仪为汗。玉素甫的儿子阿帕克和卓被迫流亡到中亚、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达赖喇嘛，并与准噶尔取得了联系。1680年，阿帕克和卓到达伊犁，正式向噶尔丹借兵。接着，准噶尔骑兵1万多人，以阿帕克和卓为向导，长驱直入奔袭叶尔羌（莎车）。黑山派首领阿布都拉出逃印度，伊斯玛仪汗被押往伊犁囚禁，叶尔羌汗国灭亡。噶尔丹任命阿帕克和卓为天山南路四城总督，作为其统治南疆的代理人。阿帕克和卓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封建政权，并对黑山派进行残酷镇压。1695年，黑山派群众再度暴动，阿帕克和卓被杀，白山派政权被推翻。黑山派逐渐取得了南疆的控制权，直到1755年清朝平定准噶尔为止。　　清朝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大、小和卓”均为阿帕克和卓的曾孙。1680年，阿帕克和卓在准噶尔的支持下夺得政权，成为准噶尔在南疆的代理人。此后，由于准噶尔对回部（维吾尔）的残酷压榨和掠夺，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1690年以后，噶尔丹与清朝的三次战争均告败北。阿帕克和卓乘机摆脱准噶尔的控制，甚至袭击准噶尔的政治中心伊犁。1695年阿帕克和卓被黑山派攻杀后，白山派群众又推举和卓玛罕默特为首领，以喀什噶尔为中心，与叶尔羌的黑山派政权相对峙。玛罕默特继续推行敌视准噶尔的政策。1713年，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再次出兵喀什噶尔，消灭了白山派政权，重新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此后，策妄阿拉布坦转而扶持黑山派和卓达涅尔为代理人，玛罕默特被押往伊犁囚禁至死。玛罕默特在伊犁生有两子，即“大和卓”波罗尼都与“小和卓”霍吉占。1755年，清朝平定伊犁，消灭了准噶尔达瓦齐政权。大小和卓被清军解救出来并归顺了清朝。乾隆帝以波罗尼都为使者，在侍卫托伦泰的护送下，前往南疆招抚维吾尔族民众；霍吉占依然留在伊犁，办理伊犁的维吾尔人事务。清朝在南疆的招抚活动受到了黑山派的强烈抵制。在大和卓以及白山派群众的配合下，清军攻克了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包括加罕在内的黑山派和卓均被处死。这样，在清朝的武力支持下，白山派再次夺回了对南疆的控制权。　　1756年，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起兵反清，伊犁的小和卓参与了这次叛乱。1757年，清朝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叛乱，再次占领伊犁。小和卓逃往南疆，极力煽动大和卓反叛清朝。乾隆帝派人对其进行招抚。大、小和卓非但不听，反而将清朝的使者阿敏道及其随从100多人全部杀死。他们还打出“巴图尔汗国”旗号，自称“巴图尔汗”，公然与清朝分庭抗礼。清朝不得不实行武力统一的政策。1758年，乾隆任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军1万人征讨大、小和卓。5月，清军围攻库车，苦战三月方才拿下。乾隆帝以“出师不利”为由将雅尔哈善革职，另以兆惠为将军。在当地军民的支持下，兆惠先后进驻阿克苏与乌什。10月，兆惠率军直捣叛军老巢叶尔羌，不料却被数倍于己的叛军围困于黑水城。清朝派舒赫德、富德等人从乌鲁木齐紧急驰援。长达3个月之久的“黑水营之围”始解。1759年6月，清军3万人兵分两路再次发动进攻。兆惠由乌什进攻喀什噶尔，富德由阿克苏经沙漠抵达和阗，进攻叶尔羌。大、小和卓率部向巴达克山（今阿富汗境内）逃窜。清军继续追击，先后在伊西洱库尔淖尔（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等地大破敌军。7月，巴达克山地方首领素勒坦将大、小和卓处死并将尸体移交清军。至此，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大、小和卓之乱终告平息。　　清朝平定张格尔之乱以及白山派的消亡1759年清朝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大和卓的儿子萨木萨克和卓逃到了中亚的浩罕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萨木萨克死后，其子张格尔和卓依然坚持分裂立场，极力准备回窜。浩罕统治者也从中怂恿，以便趁火打劫。在浩罕的支持下，1820年、1824年，张格尔先后两次袭击清军边卡，均被清军击退。1826年7月，张格尔率匪徒500余人再次入卡。他先秘密潜入到白山派聚集的阿图什附近，大力煽惑当地群众，并很快召集了1万多人。他还以允许浩罕在喀什噶尔等地抢掠为条件，诱使浩罕出兵。于是，浩罕骑兵1万多人攻入边卡，与张格尔叛军合攻喀什噶尔。9月，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阗四城相继陷落，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也自杀殉职。叛军与浩罕军在南疆大肆烧杀，不少黑山派群众残遭杀害。四城的失陷令清庭大为震动，道光帝立即调新疆、黑龙江、吉林、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精兵3.6万人齐集阿克苏，并以原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镇压叛乱。到1827年4月，清军收复了四城，张格尔逃往境外。同年12月，张格尔再次入卡作乱，但受到了黑山派民兵的阻击，遂向卡外逃窜。清军继续追击，在喀尔铁盖山（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全歼叛军，生擒张格尔，并将其押往北京处决。此后，新疆又先后发生了1830年由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发动的“玉素甫之乱”、1847年由张格尔的侄子倭里罕和卓、迈买的明和卓等发动的“七和卓之乱”以及1857年的“倭里罕之乱”，均有浩罕军队参加，但都被清朝镇压下去。　　19世纪60年代，天山南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起义。1864年，喀什噶尔发生了回族、维吾尔族农民起义。白山派头目托乎提·马木提占据喀什噶尔，自立为王，不久便被柯尔克孜首领思的克所驱逐。为了确立其政权的“合法”性，思的克派人到浩罕，去请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和卓来喀什噶尔。喀什噶尔的浩罕商人不满思的克的统治，也写信给浩罕统治者，请求出兵援助。1865年1月，浩罕军官阿古柏及布素鲁克共同来到喀什噶尔。不久，白山派大和卓的其他后裔如倭里罕和卓、迈买的明和卓等也先后来到喀什噶尔。之后，阿古柏在浩罕人的支持下，强行驱逐了思的克，强占了喀什噶尔。为了争夺南疆的统治权，阿古柏又与布素鲁克发生火并。先是柯尔克孜军队发动政变，拥立布素鲁克为汗，阿古柏镇压了兵变，处死了参与此事的倭里罕等人，并将布素鲁克软禁。1867年，阿古柏称汗，并建立了“哲得沙尔国”（七城之国）政权。1869年，阿古柏以朝觐的名义将布素鲁克驱逐出新疆，并将迈买的明及其弟克希克汗条勒毒死。此后，白山派在新疆的势力基本瓦解，黑山派也受到了阿古柏的残酷镇压，元气大伤。期间，中亚兰巴尼教派传入新疆，逐渐取代了白山派与黑山派，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1878年，左宗棠驱逐了阿古柏侵略军，收复新疆。1884年新疆建省，新疆进入了几十年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　　总之，清代“和卓”猖乱的根源就在于“教主崇拜”与“政教合一”。历史证明，宗教一旦干政，往往导致政局动荡，人民遭殃，甚至民族仇杀，国家分裂。反之，则社会稳定，国泰民安。以史为鉴，我们只有坚持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更好地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才能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 阿古柏叛乱　　阿古柏（Mohammad Yaqub Beg，1820年-1877年），名穆罕默德•雅霍甫。中亚浩罕汗国阿克麦吉特伯克。1865年至1877年率军入侵中国新疆，史称“阿古柏之乱”。　　生平　　出身舞童　　1820年，阿古柏出生于塔什干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的族属一直都并不清楚，有人说其是乌兹别克人，有人说他是塔吉克人。其父伊斯迈特•乌拉，在村中负责替病人诵古兰经祈福，其角色类似于巫医。出生后不久，其父母离异，幼小的阿古柏跟随改嫁的母亲，其继父是村中的屠夫。数年之后，其母亲死去，阿古柏成为了孤儿，流落塔什干街头。　　少年阿古柏面容姣好，被街头艺人收留，学到了精湛的舞艺。大约10岁的时候，他成为了一名“巴特恰”，也就是男扮女装的舞童。不久，一名路过塔什干的浩罕官吏看中了他，将其收为自己的娈童，带回首都浩罕城，并将其转送给穆罕默德•卡里姆•卡希卡，马达里汗的侍从官。　　崭露头角　　1842年，马达里败于布哈拉汗国，战死沙场。布哈拉进占浩罕城，全国一片混乱。时任浩罕阿奇木伯克的卡希卡也加入对汗位的角逐中。很不幸，他失败了，而且丢掉了性命。已经长大成人的阿古柏随即回到家乡投奔塔什干伯克纳尔•穆罕默德•库什，并将美丽的同母妹妹献给了库什，这样，他获得了成为库什副官的机会。不久以后，库什派其出任五百人长，负责镇压塔什干境内的哈萨克人起义。阿古柏骁勇善战，屡立战功，1860年左右，晋升为阿克麦吉特（今纳罗夫斯基）伯克，成为拥有自己势力的一方诸侯。从此时起，人们尊称阿古柏为“雅霍甫伯克”。　　入侵新疆　　1864年，新疆民乱，库车、和阗、喀什、吐鲁番等地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与清兵互相攻伐，局势混乱。占据喀什旧城的柯尔克孜伯克司迪尔（思的克）自立为“帕夏”，为了树立威信，决定派手下金相印去浩罕城迎回大和卓曾孙，号称“圣裔”的布素鲁克，立为傀儡。1865年春，浩罕阿力木库尔汗派阿古柏率领50名骑兵护送布素鲁克去喀什。　　一到喀什，布素鲁克和阿古柏便组织兵变，将司迪尔逐出喀什。3月，司迪尔率7000余柯尔克孜兵回袭喀什。阿古柏此时显露出了超群的军事指挥能力，仅率100名骑兵夜袭敌军，击溃了司迪尔。接收了司迪尔势力的阿古柏迅速组建了数千名士兵的军队，4月11日攻克了英吉沙，并将司迪尔残部彻底逐出新疆。　　哲德沙尔汗国　　在阿古柏扶持下，布素鲁克于1865年4月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表明了一统南疆七大城（一般认为是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的野心。　　4月下旬，阿古柏约叶尔羌阿奇木伯克尼亚孜为内应，偷袭叶尔羌，在巷战中失利。回军途中，又遭遇库车和卓热西丁的军队，在罕南力克战役中复大败，逃回喀什。阿古柏于是调整战略重点，转而攻击仍在清军守备下的喀什汉城。9月1日，清军守备何步云投降献城，清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奎英举家自杀，残部被迫皈依伊斯兰教。　　1865年秋，浩罕被俄国支持的布哈拉汗国再次战败，丢失塔什干，约7000名残部在玉努斯江率领下逃入新疆投奔同族阿古柏。得到这支生力军的阿古柏实力大增，连克叶尔羌、和阗。就在此时，布素鲁克在喀什发动兵变，希望摆脱阿古柏，坚守41天后失败，被逐回浩罕。阿古柏立布素鲁克堂兄卡塔条勒即位。第二年，由于卡塔尔勒也不安心做傀儡，阿古柏将其毒死。同时，经过反复争夺，阿古柏终于击败了热西丁，夺取了阿克苏，统一了除库车之外的南疆。　　洪福汗国　　1867年，随着阿古柏的不断胜利，他觉得不再需要傀儡了，于是他宣布取消“哲德沙尔汗国”，建立“洪福汗国”，自称“毕杜勒特”（即“洪福无量的人”）。5月，攻占库车、库尔勒，一统南疆。　　“洪福汗国”以伊斯兰教法典“沙里阿特”作为最高法律，在各地设立宗教法庭，强迫异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其所占各地分为设立伯克作为当地军政长官。该政权对农民采取重税政策。　　1868年，英国派遣特使会晤阿古柏，承认其政权，次年，阿古柏也派亲信米尔扎•沙迪赴印度会见英国总督，争取英国支持。英国决定向其赠送大批军火，并允许其在印度招募工匠回喀什设立军工厂。1870年，俄国也派人前往喀什会晤阿古柏，承认其政权。不过总体来说，在这一时期，英国仍然是阿古柏的主要支持者，期望能够通过支援阿古柏将俄国的扩张阻止在天山以北。　　在得到大批先进装备后，阿古柏于1870年5月攻占了吐鲁番，切断了北疆和河西走廊的联系，并收降了以白彦虎为首的陕甘回民起义军残部，实力进一步增强。到1871年底为止，迪化、玛纳斯、鄯善先后被阿古柏攻克，同时俄国为阻止阿古柏进一步扩张，出兵占领伊犁，这样，清军除塔城、乌苏等少数据点外，已经全部从新疆消失。阿古柏成为了全新疆的主人。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加强了与阿古柏的联系，1872年，与阿古柏签订了“俄阿条约”，共5款，规定俄国承认“洪福汗国”，“洪福汗国”给予俄国控制区内贸易权，关税按2.5%收取。　　阿古柏随即派遣阿吉托拉回访圣彼得堡，并访问奥斯曼帝国。身兼伊斯兰教领袖哈里发的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封阿古柏为埃米尔，并派遣军事教官去喀什，此举使“洪福汗国”在伊斯兰教法上获得了合法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加大了对阿古柏的援助，维多利亚女王甚至亲笔致信阿古柏，与其修好。1874年2月2日，“英阿条约”签订，除了和“俄阿条约”类似的条款外，还规定双方互派大使。　　败亡　　1875年，在左宗棠的率领下，湘军进入新疆，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开始。到1876年底，阿古柏已经失去了北疆的所有领土。就在清军开始南下之时，阿古柏突然于1877年5月29日猝死于喀拉沙尔。关于他的死因，有着多种说法。《url]清史稿》说他是饮毒酒自杀，但是有人认为他是被人毒死，甚至有英国人记载其是酒后与小吏扭打而死等等。　　他死后，其子胡里伯克即位，将其葬于喀什。不久，“洪福汗国”崩溃，胡里伯克率残部白彦虎等人逃回河间地区。　　影响及历史评价　　阿古柏在新疆活动前后十余年，他的征战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行为，同时由于他的重税政策和严苛的伊斯兰教法统治，遭到了大多数新疆当地居民的反对，“见到安集延人（浩罕人的别称）就杀”的口号一时响彻天山南北。　　但是，据新疆分离主义者看来，阿古柏首次在新疆，尤其是南疆，成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摆脱了中原政权的统治。他们认为，阿古柏的政权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具有自己的行政机构、货币、法律，证明新疆完全有能力独立建国。　　阿古柏的征战客观上促进了中亚民族之间的迁徙和交流，维吾尔族本聚居在天山以南，天山以北本是蒙古族的领地，随着阿古柏的扩张，大批维吾尔人进入北疆，尤其是乌鲁木齐一带，确立了在全新疆主体民族的地位。同时，大批乌孜别克族跟随阿古柏从浩罕迁入新疆，尤其是在浩罕本国灭亡之后，使乌孜别克族也成为新疆的一个主要民族。另外，白彦虎率领的陕甘回民起义军残部逃入中亚之后，逐渐演变成哈萨克斯坦的主要民族之一——东干族。　　西方人也在此时期第一次可以自由踏足新疆，阿古柏败亡不久以后，英国和俄国先后在喀什开设了总领事馆，加强了对中国西部的渗透和争夺。 王震铁腕治理新疆叛乱王震当年在军队有个外号叫王胡子，打仗作风强硬，为人性格火爆。王震大军到XJ是XJ人民非常的由衷欢迎的。当时南疆一些维族贵族不满特权被取消，和一些地痞，教士实行一些小骚乱，但都是几十人，规模非常小，难度比当时镇/压丝绸之路上土匪简单多了，根本无法和解放军对抗。王震在XJ杀了多少人？王震的强硬也是令人害怕的，当年如果那个维族村子收留了杀害了解放军战士的叛乱分子，王震马上令人包围整个村子，限令在规定时间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解放军会自己先把嫌疑犯干掉，而且按牺牲的解放军5-10倍数额来补偿，曾经有个村子因为在抓人时抵抗再杀害解放军，结果被大炮轰平。王震的强硬使南疆维族不敢造反。俗话说：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正是王震将军的强硬，起到威慑作用，结果解放后XJ到80年代后期以前XJ没有任何叛乱，死人比西藏少得多。据说当年王震可以给维族拿来吓哭闹的小孩，王震逝世后，南疆有老维族放鞭炮的。但是有硬的也有软的，当年的解放军无偿给维族人民开放土地，教育，妇女解决再也不用包头巾和依靠男人生活，取消多妻制都是南疆绝大多数人民所拥护的。无论历史怎么变化，王震将军平疆的意义对我们强调资源和后方的中国来说非常伟大。 王震一个伟大之处就是创建了建设兵团，这些都是解放军就地转业的。平时是民，战时是兵，这些建设兵团分各个连队散在最边远地方，地理形势就是其它民族就在建设兵团的包围之中，任何叛乱建设兵团封锁道路就是要关门打狗了。伊犁叛乱那一次，库尔勒建设兵团（6师）、博乐建设兵团（9师)伊犁建设兵团（7师）马上派人发放武器，包围了叛乱的维族分子。叛乱分子满街杀汉人，提出“杀汉灭回”的口号，烧人民币。当年建设兵团少壮派在包围后强烈要求杀光维族，保证伊犁不再叛乱，被中央硬压下去，但是中央折中同意如果戒严后任何三个维族成年男人一起上街就杀掉。最后抓了20多名头目，宣判枪毙，维族人要劫法场，在出发前作了道场，意思是再死就可以升天了。但是真正到法场，武警一冲锋前放倒领头几个，看到来真的，其它人都化禽鸟散了。　　 这些被民间演绎的传闻虽然失真甚至有的是“**”组织故意捏造，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王震将军的铁血反恐之威。在王震将军经营XJ期间，什么“**”、“西突”，统统没“突”。看来，不用霹雳手段难显菩萨心肠，只有给那些闹事分子以恐怖，才能消灭恐怖。所以对待有分裂倾向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学学王胡子，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绝不手软，才能维护稳定，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比如诸葛亮讨伐南蛮，七擒孟获，才镇住了那里的反叛。首先是七擒，没有七擒，谁理你？一味地怀柔，只能是绥靖，到最后害了国家也害了自己。在国家利益面前，强权就是真理。有人认为王胡子治疆太过“铁血”。这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想想当年那些被维族分裂分子砍头、挖眼、剖心、点天灯的汉族同胞和解放军战士，我们为什么不“铁血”？2.创建XJ建设兵团。 XJ本来80年代中以前王震在XJ时根本无分裂问题，如我们著名原子弹研发基地马兰基地就是在南疆（现在XJ第二打寻呼台就是叫马兰台）。后来中央领导对民族分裂势力没有意识到厉害，政策比较宽松。结果慢慢就严重到90年代的恐怖爆炸。其实现在分裂还是非常不成气候的，因为几次叛乱后中央又政策变严，象乌鲁木齐爆炸的恐怖分子因为在乌鲁木齐无法找到信任不得不将经费和文件都埋藏在乌鲁木齐北的五家渠一个电力铁塔下面，人都抓到了，也招供枪毙或判刑了。 真正XJ的分裂势力大本营现在在阿克苏，而不是外电所瞎扯说的喀什，为什么呢？因为喀什那面9公里就是XJ南疆军区大本营疏勒，这是个因为住军多而形成的县城，这个军队是为了对付印度的，对小小的叛乱当然不在话下。99年初喀什地区泽普县发生分裂分子爆破火烧派出所事件导致3人死，结果军队装成武警出动，7个参加叛乱家伙，一个活抓，5个打死，一个逃去阿富汗。这样的下场不是其它要叛乱的人所不害怕的。现在阿克苏叛乱主要是农村宗教势力和城市个体户，宣传杀一个汉人或者一个维奸（维族干部）就可以升天堂。所以阿克苏发生了5、6起看果园的无辜汉族农民被杀事件。 98年以后叛乱再难以起气候还跟恐怖分子训练营被军队摧毁有关。据说：97年底，和田墨玉县维族副县长被人杀害，据群众了解墨玉县一年多有很多陌生人到县城，结果终于查到离县城100多公里沙漠里面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那个基地选得特别好，有一个泉眼，但周围没有人活动，要到那里唯一交通工具就是骆驼，连坦克都无法进入。最后军区调了两架武装直升机从天往下打，因为恐怖分子反抗，最后用汽油弹炸了，因为缺氧，地下工事里整整100多人全部死了。另外阿克苏几个设置在果园里的基地也被摧毁，这样就消灭了主力军.新疆的民族大部分是很好的，我在新疆巴音郭伦草原玩过很多次，上面的哈萨克很好客，而且我说过跟我关系很好的也有回，蒙古，锡伯族，我对新疆的其他少数民族没有异议，新疆是个美丽的地方，资源丰富，瓜果丰盛，景色优美，我在新疆生长了22年，我喜欢这片土地，我爱这里的山山水水，但是会飞的女武神同志让我向某个*族道歉，不，绝不，如果非要我道歉的话只有一个字“呸”，没有人生来就是撒旦，但是后天特别是仇恨和怨气会让人成为撒旦，我无意宣传什么，我只是希望在新疆的普通百姓能过上安全的生活，上街不再被欺负，公共车上不在有那行标语，有人会说我幼稚，不，我头脑很清楚，有的人是因为见得多了，麻木了，我的老师说你们出校后，社会会将你们打磨，但是心中血的仇恨永不变，只有越来越强烈，我不会糊涂到麻木不仁，我们的好心换来了什么！在这个论坛上的同志都是希望祖国强大不被外人欺负，希望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升，希望国家独立完整，我们都是骑士团的成员，是钢铁意志的男人,是血的链锁的一环,是血教的兄弟。 我言语尽量没有触及军规，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感受，这个问题我再也不想和女武神争执，因为这没有意义。 敌人的下场只能是被残酷的消灭。关注普通百姓，你，我，他大家都是这其中的一员！ 在新疆，民间许多维吾尔人从小就对孩子培养对汉族人的憎恨和仇视。如果你大白天走在新疆喀什的大街上，有个四五岁的维吾尔小巴郎向你抛石子或跑过来踢你一脚，你千万不要奇怪，维吾尔人会将你打得体无完肤，如果你侥幸能活着跑到公安派出所报案，他们会教训你：谁叫你惹是生非？谁叫你不赶快跑？行了，悄悄回家养养吧！这种事情甚至可以发生在乌鲁木齐市，发生在新疆的高等学校中。走在闹市区中，你会经常发现一些维吾尔族小男孩从你的背后直接地、明目张胆地拉开你的挎包，拿里面的钱财，同样你只能赶快拿紧包走人，否则，皮肉之苦在所难免！在对待汉族人的态度上，几乎穆斯林全民族没有善恶美丑之分。新疆自治区检察院的官员讲：如果按照刑法规定，偷盗５００元就够判刑的标准来判，那么新疆再修几座监狱恐怕也不行，所以少数民族的偷盗行为，判刑标准比汉族人高得多！看看，多么具有“民族优惠政策”法律条文！这简直是在包庇纵容别的民族对新疆汉民族的偷盗和欺辱！在政府大讲特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汉族同胞却在低人一等地生活着。你如果在乌鲁木齐坐出租车，司机会给你讲，到了晚上一般不会去南梁、二道桥一带（维吾尔族聚集地）拉活，几乎所有的汉族司机，不论开什么车的，他们都会记住一条血律：一旦在南梁、二道桥一带发生交通事故，千万不能停车，管他被撞者是死是活，一脚油门开到公安局投案，这样你方可保住性命，否则你将永久地躺在那里。多么恐怖的生活环境，还能说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吗？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汉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汉族下岗女工在公园门前摆了一个台球案以谋生记，中午十四岁的妹妹和暑假归来的大学生姐姐来接替母亲，换母亲回家吃饭，从此这位母亲永远失去了这个刚刚进入大学的女儿。母亲走后，几个维吾尔青年来打球，打着打着，其中一个便开始对妹妹不轨，当姐姐的自然挺身保护妹妹，一句愤怒的话没有说完，一把匕首就刺进姐姐的胸膛，姐姐当即毙命，这个杀人的维吾尔人在妹妹悲愤的哭喊中扬长而去，周围都是维吾尔族人，但没有一个人制止，也没有一个人报案。等母亲回来看到这突变的事件，才报案叫来了警察，警察向围观的人群询问，竟没有一个人说看见过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来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将正在喝酒凶手抓获，凶手竟说，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回来法院竟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了凶手两年徒刑。社会顿时哗然，死难者家属扬言将抬尸游行，政府有关部门纷纷来做家属工作，许以抚恤、工作等条件，软硬兼施，硬是息事宁人地将事情压了下去。笔者以为凶手有什么背景，后了解到，其父母不过是巴扎摆烤羊肉摊的，他本人也只是无业游民而已。 １９９８年８月的一天，仍然是在新疆的喀什市，两名汉族妇女下班后去巴扎买羊肉，在一个羊肉摊上看过肉后，其中一个妇女指着另一个摊上的羊肉对同伴说，那边的肉好，我们买那家的吧，话音未落，这个维吾尔摊主勃然大怒，大骂：你们这些黑大爷（侮辱汉族人的意思）敢说我的肉不好，我杀了你们这些汉族人，于是他操起牛耳尖刀，向两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刺来，两个女人夺路而逃，这个手持尖刀的维吾尔人一边追，一边向碰到的每一个汉族人挥刀行凶，连续五六人倒在了血泊之中，有人想打电话报警，可是巴扎内看守公用电话的维吾尔族人就是不让打，报案人直到跑出巴扎才找到电话报了警，１１０接警后赶到现场，此刻，这个维吾尔族歹徒，已丧失人性，对警察也大开杀戒，一个刚刚工作一年半的汉族警察上前制止其继续行凶，被其一刀捅入心脏，当场牺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伤，其后又有两三人被杀伤，警察无法赤手制服他，只好一边疏散人群，一边将情况上报，得到批示后，才取枪将其就地正法。如果按１１０出警条例，警察遇到这种情况，本应立即执法，可是在新疆，对待穆斯林，警察却没有这个权力！法律在执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况普通汉族百姓！ 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确实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国民都有同感。自毛泽东时代之后，新疆的政局也越来越不稳定、民族矛盾愈来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系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维吾尔在内的穆斯林民众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４０％人口的汉族民众的拥护，很多政策实际损害了全体新疆民众的共同利益。 七十年代后期在新疆强行推行所谓的三个６０％，即招生，少数民族占６０％；招工，少数民族占６０％；招兵，少数民族占６０％（计划经济年代，当兵复员可立即安排铁饭碗的工作），以至于后来演化成什么事情，少数民族都要占６０％。立即将以往的政策倾斜变成了量化标准，人为地制造了民族隔阂、种族歧视，加剧了民族矛盾，汉族与穆斯林民族由不平等到歧视、由嫉恨到仇视。以高考招生为例，新疆的汉族考生不但要忍受新疆分数线高于内地许多省区的事实，还要忍受不得超过占招生人数４０％的种族歧视！由于知识水平等问题，招收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学生只能在新疆就地消化，因此，如果新疆的高校全部冠以新疆民族＊＊大学，的确可以反映新疆高等教育的现状！即便如此，还是知识水平存在差异的因素，新疆的高校中不同民族同级、同系、同专业，却不能同教，教师、大纲、教材完全是两套。的的确确，在保护某一民族及其文化传统时，我们需要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倾斜，但机械地、过分地执行这一措施，实际是使其退化和消亡。笔者就曾接触过一名维吾尔知识分子，他就认为：共产党推行这一政策，实际上是想使我们这个民族产生惰性、不思进取、在低水平上进行重复循环，最终使我们这个民族和文化被消亡。多么精彩的论断！可见，中央政府的所谓“民族优惠政策”并没有使这些利益的既得者对其感恩戴德，恰恰相反！在新疆高校中，穆斯林教师凭着一篇《新疆ＸＸ大学学报》或一篇很少听闻的《ＸＸＸ会议论文集》的文章，评上副教授甚至教授的人比比皆是，而这些人中有着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将“东突”作为理想目标的不在少数。而汉族教师至今还得忍受这个６０％！ 中央政府的这些政策在新疆穆斯林中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同时在汉族（新疆事实上的少数民族）中却引起了强烈的不平。八十年代初，胡耀邦到新疆考察工作，在新疆屯垦戊边几十年汉族干部群众纷纷向中央抱怨：我们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要知道，高考招生、招工、招兵在当时是这些普通民众之子女的唯一出路呀！正是中央的这些政策，动摇了大量汉族群众扎根新疆的决心，形成八十年代回归内地的风潮，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但和内地民众相比是中国的二等公民，而且和新疆穆斯林相比又是新疆的二等公民！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再出台“原则上新疆的毕业生一律回新疆”“南疆三地州大学毕业生一律回去，不得留在乌鲁木齐”“发达地区不得从新疆招聘人员”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违背人权的政策，但新疆从“孔雀东南飞”到现在“麻雀东南飞”，难道政府不因该对以往的政策进行反思和检讨吗？否则即便借世界反恐的东风，将新疆问题暂时压制，但这种政策不改，问题终归难以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