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紫棋的后会无期原唱:人生必读之十一——《十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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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日谈

    “The Decameron”(1350) by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 翻译成中文是:《十日谈》(1350年)由乔万尼·薄伽丘创作(1313——1375年)。这本书严厉批评了教会的腐败堕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但比起先驱者但丁,薄伽丘的思想更进了一步,《十日谈》的批判也更加尖锐。

    薄伽丘引最优秀的作品也就是《十日谈》。1348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本书所指的瘟疫是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的鼠疫大流行,黑死病这个名词就来源于此)。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大批的尸体运到城外。从3月到7月,病死的人达十万以上,昔日美丽繁华的佛罗伦萨城,变得坟场满地,尸骨遍野,惨不忍睹。这件事给了当时意大利的一位伟大作家薄伽丘以深刻影响。为了记下人类这场灾难,他以这场瘟疫为背景,花了整整五年,写下了一部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

   

    当时,《十日谈》被称为“人曲”,是和但丁的《神曲》齐名的文学作品,也被称为《神曲》的姊妹篇。这部小说为什么称为《十日谈》呢?原来,在佛罗伦萨闹瘟疫期间的一个清晨,七个美丽年轻而富有教养的小姐,在教堂遇到了三个英俊而富有热烈激情的青年男子。七位小姐里的的三个人是他们的情人,别的几位和他们还有亲戚关系。他们决心带着仆人,离开佛罗伦萨这座正在走向死亡的可怕城市。他们相约,两天后到郊外的一座小山上的别墅里去躲避瘟疫。

    那里环境幽静,景色宜人,有翠绿的树木环绕,还有曲折的走廊,精致的壁画、清澈的清泉和悦目的花草,地窖里还藏着香味浓郁的美酒。这十位年轻人每天不是唱歌弹琴,就是跳舞散步。在暑气逼人的夏季里,他们坐在绿草茵茵的树荫下,大家商定每人每天讲一个优秀动听的故事,以此来愉快地度过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光,他们一共讲了十天,在这十天合计讲了一百个故事,后来这些故事收集成集子,就叫《十日谈》。

     

    据作者薄伽丘讲,《十日谈》里的故事都是有理有据的。作品中描写和歌颂了现世生活,赞美爱情是才智的高尚的源泉,歌颂自由爱情的可贵,肯定人们的聪明才智等。作品也揭露封建帝王的残暴,基督教会的罪恶,教士修女的虚伪等等。

    薄伽丘是在佛罗伦萨长大的,他从小向往民主自由,对教会的黑暗统治表示不满,长大后,多次参加政治活动,反对封建专制。《十日谈》就是他反封建、反教会的有力武器。《十日谈》写完之后,薄伽丘受到封建势力的迫害和打击,时常被教会派来的人咒骂和威胁。他有一次愤怒情绪到了极点,甚至想把所有的著作,包括《十日谈》全部烧毁,幸好他的好朋友——意大利著名的民主诗人彼特拉克苦苦相劝,《十日谈》才侥幸地得以留存到今天。

    《十日谈》里的故事来源广泛,薄伽丘广撷博采,从历史事件、中世纪传说和东方民间故事(如《七哲人书》、《一千零一夜》等)里汲取素材。但薄伽丘把这些故事的情节移植在意大利,以人文主义思想加以改造以及再创作。

    薄伽丘在许多故事里,把抨击的锋芒指向天主教会和宗教神学,毫不留情地揭开教会神圣的面纱,把僧侣们奢侈逸乐、敲诈聚敛、买卖圣职、镇压异端等种种黑暗勾当,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十日谈》的头两个故事里,薄伽丘就以犀利无比的笔锋,辛辣地嘲讽了教会的腐败堕落。一个作恶多端,丧尽天良的公证人,临终忏悔时一通胡吹,死后竟被教会封为圣徒。一个犹太教徒,在教廷驻地罗马暗中察访,耳闻目睹,了解到从教皇、主教直到教士,个个都是酒囊饭袋,寡廉鲜耻,贪恋女色,还买卖人口,罗马已经成为“容纳一切罪恶的大洪炉”,“基督教充满罪恶、黑暗”。这两则故事为整个作品定下了基调。

    但是薄伽丘不止于对僧侣们的恶行劣迹加以嘲讽,而是着力抨击他们的虚伪和奸诈。他在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里,生动地揭示出,那些僧侣们责备教徒心中的淫念,无非是为了把他们吓跑,好让这班身着黑袍的色中饿狼乘虚而入,专门勾引良家妇女。神甫们谴责高利贷者,说重利盘剥者死后将被打入地狱,永劫不复,只不过是为了要别人赶紧支出不义之财,好去填满他们自己的钱袋。

    薄伽丘也不止于对僧侣的个人品质进行抨击。他的批判要深刻得多。他刨根究底,毫不留情,矛头直指教廷和宗教教义。他在一些故事里充分展示出,僧侣们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简直就是十足的伪君子。其根源盖出于教会的教规,出于教规的虚伪性和反人性。薄伽丘对教会的批判,表达了当时的城市平民阶级对神权的不满。

    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在《十日谈》里占有重要地位。薄伽丘叙述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说明中世纪鼓吹爱情是罪孽,宣扬神爱和天国幸福的禁欲主义,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也是扼杀人的天性的。“在所有的自然力量中,爱情的力量最不受约束和阻拦。”真正的爱情非但不是罪过,反倒是合乎情理,合乎人性的,是崇高的、可贵的。因此,神爱断然不能代替情爱,人有权享受爱情和现世幸福。

     

    作者薄伽丘在一则故事里,描写青年西蒙“头脑呆笨”,“像个白痴似的”,但在爱情的感召下,他竟脱胎换骨成了像模像样的人,“聪颖”,“才艺出众”。这则故事和其他故事中的许多曲折感人的例子表明,爱情能够激发人身上的聪明才智,具有荡涤人的心灵的伟大力量,爱情使人的品格和情操趋向高尚、完美。

    薄伽丘笔下的主人公在争取爱情和幸福的道路上,无不遭遇各种各样的障碍,诸如封建等级观念、金钱、权势和其他始料未及的灾祸,但爱情终能战胜这一切,或者至少在道义上取得胜利。这就是爱情的伟大所在。在同时代的作家里;没有一个比薄伽丘更彻底、更热烈地讴歌过人世间生活的幸福;他讴歌爱情的高贵,讥讽建立在经济关系上的婚姻。

    《十日谈》还抨击了封建特权和男女不平等。薄伽丘确信,人的高贵并不取决于出身,而是决定于人的才智。即便是伺候国王的马夫,他的仪表和聪明同国王相比,毫不逊色。不少故事叙述了在争取幸福的斗争中,出身微贱的人往往以自己的智慧、毅力战胜封建主和贵族。薄伽丘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贫穷不会磨灭人的高贵品质”,穷人家往往出现圣贤,倒是“高贵叫人丧失了志气”,帝王家子弟只配放猪牧羊。他还摒斥中世纪僧侣主义污蔑女人代表罪孽的陈腐观念,赞美妇女是自然的美妙造物,主张妇女应该享有跟男人平等的地位。

    关于全面发展的人的观念,在《十日谈》里也得到体现。在薄伽丘看来,人应当接受良好的教育,多才多艺,和谐发展,既健康、俊美,又聪明勇敢。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人的理想。

    《十日谈》的行文以朴素的口语为特色,叙述简洁明快、生动紧凑,没有繁文虚饰,开创了欧洲短篇小说的独特形式,对欧洲文艺复兴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十日谈》为意大利艺术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开创了欧洲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

   

    薄伽丘最后的一部作品是传奇《大鸦》(1356)。作者借用了中世纪文学的梦幻形式,诅咒爱情是肉欲的故纵,贬斥女人是万恶之源。这显然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倒退。在教会和旧势力长期的威胁和围攻下,薄伽丘甚至想把《十日谈》和其他作品付之一炬。这是新旧矛盾使他动摇的表现。

    《十日谈》问世后,很快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深受欢迎。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法国纳瓦尔的《七日谈》,都是摹仿《十日谈》的作品。世界各国优秀的作家,德·维加、莎士比亚、莱辛、歌德、普希金、济慈等也都曾从《十日谈》故事中汲取过创作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