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紫棋小时候可爱视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案例选编0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案例选编  案例11：是天安门广场还是垃圾场？（PPT））。作为中国人总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这是五一期间，一位普通民众带女儿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在降旗时间，记录下来的情景。当时人山人海地将国旗围绕了个水泄不通。降旗过程没开始，围观的人群早已内内外外至少七八层。为保证后排的游客能够正常观看，同时也为了保障广场秩序，武警要求前几排游客蹲下或坐下，只听外边一声似曾相识的声音响起：“坐地报！坐地报！既可看，也可坐！一元钱一份了！”开始还有些没怎么明白过来他在喊什么，回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卖报者在吆喝。呵呵。这一招还真灵：许多前排的游客为了能坐下又不至于弄脏衣服，纷纷掏钱来买这份“坐地报”。好家伙！这可是当天的北京报纸呀！什么新京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等等无一幸免，根本不被人看一眼就成了屁股下的一张废纸了……
　　降旗过程悄无声息、按步就班地结束了。人们开始撤离。看着撤离后的人们相互交流着观感，我突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片垃圾，垃圾一片……这就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广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素质？黄金周期间，天安门广场每天清理的垃圾达到27吨，是近五年来垃圾最多的一个黄金周。 据负责天安门广场清洁工作的北清集团统计，今年黄金周期间，共出动了38辆垃圾车，共清走约190吨垃圾，平均每天27吨左右。如果用一辆载重10吨的大货车来装，车队能从天安门排到王府井大街口，创近五年来之最。 　此外，天安门广场上专门在黄金周增设的8座流动厕所也“爆棚”。据北清集团介绍，七天共有40万人挤进厕所，北清集团24小时不停抽粪，清理掉的污物达150多吨。所以爱祖国就要热爱自己的河山，爱护我们的环境。案例12： 一个人的民间救助——“感恩中国”网站站长张仁杰 　　张仁杰，安徽六安人，２３岁。２００４年年底，从武术学校毕业的他经朋友介绍来到北京当健身教练兼家庭教师，用自己的行动和微薄的收入来救助街道上的流浪儿和病患儿。２００５年７月，他在自己租的１．８平米住处创办了“感恩中国”网站，以通过网络的力量来救助更多的困难群体。他不仅花光了自己的积蓄，每天还累得只有三四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网友们戏称他为“丐帮帮主”。如今，他和他的“感恩中国”网站救助病残、流浪、乞讨者近２００人，其活动范围也早已超出北京，“感恩中国”网站也成为大多数网友心目中名副其实的中国感恩门户网站。　张仁杰放弃正常的生活而历尽艰辛地进行他的“感恩事业”令很多人难以理解。对此，他只是很简单地谈到自己对“感恩精神”的理解：“我也只是社会中的普通人，但我认为感恩是每个人基本的道德良知。做人应该懂得奉献和回报，想一想，谁没有无助或绝望的时候。”其实，张仁杰自小出身贫寒，他曾亲眼看着两岁的妹妹没钱治病而夭折，自己却受到一位叫姜涛的武汉老人资助在武术学校学了四年散打，并凭此在北京找到了健身教练的工作。他现在正是用行动实践自己的“感恩精神”。感恩中国网站上，张仁杰在记录一位乞讨老人的经历的文章后面写道：“或许我们的帮助太卑微了，但是我们这样卑微的帮助或许能给他们带来一点点的安慰，哪怕是很微小的安慰我就满足了。”
　　张仁杰所说的“卑微的帮助”就是为流浪的人送一件御寒的冬衣，送一份热面条；给无钱治病的孩子联系捐款、医院；为乞讨的老人拍下照片，寻找家人……为做这些事情，张仁杰每天早出晚归。为了最真实地了解流浪人员，有时候，他甚至会和流浪者住在一起，一住一两个月。有一家电视台曾做了个模糊统计数据：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张仁杰共救助150多名各类病残流浪乞讨人员，其中20多人被送往救助站，帮助10多个老人回家，为8个高度残疾的孩子完成了手术。
　　“我的原则是能做一点就要做一点，不想考虑很多。我总觉得尊老爱幼的传统不能丢，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给的是人道，不是人格。我只是觉得正常的人都应该知恩感恩，感谢生活所给予我们的今天，能帮助别人就帮助别人，能帮一个是一个。”张仁杰对记者这样说。张仁杰用照片记录的事情被网友广泛转载，他的感恩中国网站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要求捐款和帮助的人也多起来，但张仁杰却一直拒绝直接接受捐款，他在网站的每一篇文章后面都标明：感恩中国不接受您的捐款，感恩中国仅提供内容的真实性和内容的跟踪报道。“感恩中国”网站的运作模式也充分体现了他的理性。“现在我主要是关注那些最困难、最底层的群体，用我的相机记录下他们的真实状态，自己能帮的就帮，不行的话就把他们的资料放到‘感恩中国’网站上去。‘感恩中国’也就是搭起一个桥梁，绝不直接接受捐款，而是捐助者和受助者建立起‘一对一’的模式，帮助受助者渡过难关。因为需要救助的人太多，网站的捐助说明中就规定‘在受助者渡过难关之后即停止捐助’，他们希望借此帮助受助者面对现实，让他们和家人一起承担应有的责任。”案例13：世界各国均对自己的国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美国人也讲爱国主义。美国人崇尚肯尼迪的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先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他们富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总是自恃“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是幸福的，是值得骄傲的”。他们不仅一贯对国民、包括对儿童灌输这种思想，还采取多种形式不断强化。就拿国旗来说，每逢节日、庆典或集会，家家户户，包括汽车上都挂着国旗。2001年“9.11”事件后，国旗的销售量大幅度地增加。他们在很多产品，包括开心果、杏仁等小商品包装上都印有美国国旗的标志，连儿童的电子游戏，都有组合国旗的类似项目。案例14：课堂上的交锋一位原为记者的中国留学生，赴法国巴黎某大学就读，在第一堂对话课时就受到了教授的“挑战”。教授：“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你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留学生：“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讲的东西。”教授精心设计了一个陷阱：“我可以知道您来自哪个中国吗？”“先生，我没听清楚您的问题。”“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霎时，全班几十双不同颜色的眼睛一齐扫向了中国留学生和一位台湾同学。中国留学生沉静的说：“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随后，那位台湾同学在教授和同学的注视下也重复一遍说：“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教授似乎不甘心，提出一个更大难度的问题：“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中国留学生站了起来，一字一板地说：“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家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这今日承受的这类刁难。”教授离开了讲台走向中国留学生，一只手放到他的肩上，轻轻地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国家的问题的。”然后，他大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是的，整个世界对中国的评价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表现的来的。我们自尊、自强，并且深深地热爱自己的国家，才能赢得世界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尊重。案例15：高校悲歌：父母卖血儿摆阔
2001年12月30日，青海省乐都县马厂乡甘沟滩村村民陈邦顺接到大儿子小良的班主任--西安某学院郭老师的来信。郭老师要家长马上到学校去一趟。小良于1997年考上该学院电子自动化专业，按理说这年应该毕业了。10个月前，小良离开家，说要去深圳参加招聘会，可是一去便几个月无音信。陈邦顺夫妻一直满怀希望地盼着大儿子参加工作的好消息。
    第二天，陈邦顺赶到了西安。这天正好碰上元旦放假，他好不容易才找到郭老师。郭老师第一句话就把他问蒙了："您是包工头吗？小良是独生子吗？"原来，家境贫寒的小良入学后一直对同学说自己是独生子，父亲是包工头，家里很有钱。他花钱很大方，经常到网吧上网聊天、玩游戏。据同学说，小良每月上网花的钱少说也在400元以上，他的两个女朋友都是在网上认识的。
    郭老师拿出小良这几年的学习成绩单给陈邦顺看。陈邦顺发现：不及格和缺考的科目用红色标记，而小良的成绩单红标记斑斑点点。小良第一年勉强过关，二、三年级的成绩便不堪入目，很多科目缺考，四年级更是一片空白。郭老师说：由于成绩不好，小良已留了两级；他只在第一学年报了到、注了册、交了学费，其他几个学年根本没报到，学费也没交，学校曾多次催促他，可他始终没办理手续。
    听着郭老师的"天方夜谭"，陈邦顺直觉得眼前发黑，气得差点儿晕倒：这也就是说，自己这几年寄给小良的6.35万元，就这样被他花天酒地挥霍光了！四年来，小良一直欺骗为他辗转卖血的父母！陈邦顺禁不住痛哭失声。他颤抖着向郭老师伸出胳膊，指着那上面一个个发黑的针眼怒吼："我哪是什么包工头呀？我的钱都是从这里流出来的！"
    郭老师惊呆了。他没想到小良是用父母卖血得来的钱将自己包装成富家子弟的，更没想到小良在上大学期间竟然花掉了6.35万元。按当时的水平，一个大学本科生四年花2.5万元已绰绰有余了。
    郭老师虽然同情这位愤怒、失望、痛苦的父亲，但最后仍不得不横下心来把学校的决定告诉他："由于小良擅自离校，经常旷课，加上学习成绩太差，学校已对他做自动退学处理。今天请你来，就是告诉你这个决定。"
    那天，陈邦顺泪流成河。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家的。
    2002年5月，笔者作为中央电视台《聊天》节目的编导，历经千辛万苦前往陈邦顺家，倾听这位父亲的泣血哭诉。
    陈邦顺的家坐落在青海、甘肃交界的大山深处。那里长年不见雨水，干旱严重，风一吹，黄土便铺天盖地。村民每年都在山脚坡地上种一些洋芋和小麦，至于收成如何，就全看天意了。那里的村民平时一日三餐都吃洋芋--早上蒸洋芋、中午煮洋芋、晚上熬洋芋，只有来客人了或过年过节才能吃上面食。为了逃出黄土漫天的山村，孩子们都把希望寄托在考大学上，因此这村子陆陆续续考上大学的不少。
    小良是陈家这一辈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啊！陈邦顺一边美滋滋地接受大家的恭贺，一边担忧：小良的学费要好几千元，到哪里去弄这笔钱呢？当初填志愿时，他曾一再叮嘱小良填本省收费低的学校，可小良第一志愿就填了西安的。陈邦顺想责备小良几句，但看到大儿子的得意劲又不忍心开口了。他想，儿子考上大学毕竟不容易啊，要怪也只能怪自己这个当爹的没本事！
     第二天，外甥们都给陈邦顺打气："陈家就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你再怎么苦，也要供小良上大学。"而且保证以后帮助他家。
    就这样，拿着东拼西凑来的学费，小良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陈邦顺说，他们村里出了十五六个大学生，比乡里其他几个村的总和还要多。他还告诉笔者："因为我们村最穷，我们不想让娃再过我们的苦日子。娃考上大学，就算脱贫了！说什么我也得把他供出来。"
    为了供儿子上大学，陈邦顺夫妇开始四处卖血。陈邦顺告诉笔者，大学四年，小良一共向家里要了6.35万元，这6.35万元中有70%是他们夫妇卖血得来的，另外还借了1.7万元外债。
     笔者问："你多长时间卖一次血？"
     陈邦顺回答："没准，农忙时卖得少一些，农闲时就往医院里跑得勤一些。有三个月一次、三天一次的，也有一天一次、一天三次的，有好几次抽着血就晕死过去了。"他还说，400毫升全血的报酬是150元左右，血浆是80元；原本只是他去卖，后来他身体不行了，就叫老伴一起去；老伴有胃病，卖得少一些。
    笔者不解地问："国家《献血法》规定，一个人两次献血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六个月。你怎么能在四年里靠卖血换来4万多元呢？"
   "想办法呗！我们周围有九个血站，我都去卖过血。有时走几十公里山路再坐火车到武威、兰州去卖血。我有七个献血证，只有一个是真的，其他都是拿侄子、外甥的身份证办的。这样，我就可以在好几个血站来回卖血了。1998年，为了凑齐学费，我和老伴47天没有回家，到处辗转卖血，总算凑够了学费1720元。村里人都说我不要命了。我有什么办法呢？都是为了娃呀！"说着，两行老泪从陈邦顺的脸上滚下。
    沉吟半晌，陈邦顺突然举起两根手指，提高声音对笔者说："我这些年卖的血能装两个汽油桶！"
    "他的每封信都是卖血通知书"
     陈邦顺说，小良上大学后与家里的联系全靠写信，四年里，他一共给家里写来17封信，这17封信，没有一封是不要钱的，而且每次都要2000元以上。他说："这不是信，是债单！他的每封信都是卖血通知书！一接到他的信，我就知道又该去卖血了。"
   笔者忍不住问："小良知道你是靠卖血供他上学的吗？"
   "知道。他上高中花的8600多元，也是我卖血换来的。"
    小良的信全被父亲藏在一个祖传的木匣里，这些信全都去掉了信封，仔细地对折着，按日期叠放得整整齐齐。
    征得陈邦顺夫妇同意，笔者读完了小良的来信。让笔者十分吃惊的是：这些字体娟秀的信只有一个主题--催款。
    我们不妨一起看看这些信：
    国庆节放七天假，我们班统一组织去旅游，每人交100元，买衣服花了200（元），上学期暑假欠了200（元），书费200（元），重修及选修的课程花500（元），学杂费2500（元），生活费600（元），还加上后三个月的生活费还要3000元钱。上学期的体育课没有达标，还要到体育老师那儿走一趟。所以，3000元很紧张，请你们不要少寄，又让我借钱。
    在另一封信里，小良陈述了自己花钱的理由：
    我认为你们一点也不理解我们学生的难处，你们认为学生在学校，除了学习就是吃饭，花钱都花在（吃）饭上了，别的都不花钱了。其实不是这样，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里，谁都想多学一点知识，为自己将来的工作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想多学知识就得报名学习，这样花一部分；再有学生之间相互搞好人际关系，比如说现在组织滑冰、游泳、春游、野炊，宿舍里边过中秋节、元旦，老乡之间开老乡会，搞联谊活动等等，我都不能一项不参加呀，那样只能孤立我自己了，和别人相处不下去。
    陈邦顺还回忆起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小良接连给家里寄来两封信，信中说，他熄灯后在宿舍里用电脑，偷接了走廊里的电，被学校发现，被处以3000元罚款，要家里马上想办法凑这笔钱，否则学校会处分他的，他就只好回家了。接到信的时候已是下午5时，陈邦顺立即起程到处找人借钱。天黑了，他敲开姐姐家的门，哭得说不出话来。和他一起去的三儿子给姑姑念了信，姑姑把小商店里的营业款给了他们。借到钱的时候已是晚上9时，陈邦顺怕小良真的第二天回来，带着三儿子一路小跑，只用两个小时就跑到16公里外的306连城铝厂（平时与小良通电话的地方），往小良宿舍打电话。他告诉大儿子：钱已借到，天亮后邮局一开门就寄出。当天晚上，陈邦顺没回家，与三儿子和衣挤在连城铝厂招待所的一张床上等待天明。钱寄去后不久，陈邦顺接到小良的回信，小良在信中要求父亲"以后打电话不要高声喊叫，因为接电话的可能不是我，你会吓着别人，同时也会影响其他同学休息"。小良竟嫌父亲那天晚上打电话时声音高了。
    小良的妈妈说，小良上大学后变了，变得不爱与家人说话，也不爱回家了，甚至连过年也不回家。
     2000年春节，小良没回家，也没给家里写信说明情况，从学校放假那天开始到腊月二十八，小良的妈妈天天跑到村口接大儿子，汽车一趟一趟地开来，又一趟一趟地开走，扬起的灰尘布满站在路边一动不动、望眼欲穿的陈大嫂全身，她几乎成了"灰人"。但她最终还是没有盼到小良，哭成了泪人。
   正月十三，陈邦顺放心不下，背着一袋馍馍去西安看小良。这是他第一次到西安。他一路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大儿子所在的学院。
    当时，小良正在宿舍里。他告诉父亲，没回家过年是因为到网吧打零工，去挣点儿钱。他还埋怨父亲不该找他，不该来来回回花钱。
    一见到大儿子，陈邦顺心里的怨气就烟消云散了。他拿出东西来给小良吃，告诉他家里的大小事情，最后说想与老师见见面。因为第一次到学院，陈邦顺给老师带了一些土产。
    小良突然沉下脸，很不满地说："你要见老师是啥意思？"
   陈邦顺很纳闷："当然是听听老师说你在学校的表现。我这么远跑来，不见见老师怎么行？"
    小良说："好，要见你自己去见。我留下来打铺盖卷回家。"
     陈邦顺惊呆了，落泪了。这是小良第一次当面以不上学要挟他。
见父亲落泪，小良解释说："学校不允许学生寒假留在学校，我是偷偷地留下来的。如果您去找老师，就等于通知学校我违反了规定。"
    陈邦顺最终没有拧过大儿子。为了不影响小良，他在学校外面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被小良送上火车回青海了。
    陈邦顺对笔者说："我是一路哭着到家的。我不知道小良是咋了。"
    2001年春节大年初四，小良离开家，说要去深圳参加招聘会，一去几个月无音信。
7月6日，小良给家里寄来一封信，说在北京找到了工作，让家里寄去4000元交房费、押金。之后，又音信全无。
    "我到处打电话找他，他宿舍电话没用了。他留过一个女朋友的手机，奇怪的是：他一要钱，手机就能打通；钱一寄过去，就再也打不通了。从那时到现在，我打了不下百个电话，要是去了镇上，我就挨着有电话的铺子一家一家地打，还叫在外地打工的另外两个儿子给他哥打电话，可始终没有打通......"
     直至陈邦顺去了西安，这一切才水落石出！
    "父母八九年没穿过新衣服了！"
    采访中，笔者问陈邦顺："小良的两个弟弟是如何看待哥哥的？他们有没有觉得你偏心？"
     这话戳到了陈邦顺的痛处。他低着头，半天没开口。过了很久，他举起一只手，红着眼圈对笔者说："我这个父亲没本事，十根手指不一般齐，把两个小儿子给耽误了。"
原来，为了供小良上学，家里穷得连作业本也买不起，陈家二儿子和三儿子只好没念完初中就辍学了。
     2001年春天，陈邦顺发现二儿子接连六七天不出屋子，也不干活。父亲从窗户里看到二儿子趴在炕桌上写东西，就问他究竟写啥，二儿子没回答。后来，三儿子告诉妈妈：二哥是给大哥写信。陈邦顺硬是把二儿子给他哥写的信要过来看了，看得老泪纵横。
   笔者也看到了陈家二儿子写的那封信。那封信的字写得很大，不足百字就写了四页多。看得出，那一笔一画写得非常费劲：
    良哥，你好！你三年的来信我全看完了，知道了你的一切情况。你在三年当中花去了4万多元钱！这几年家（里）庄稼全折（卖）完了。你每次来信说是（要）爸妈注意身体，爸妈每天给你注意身体，好到医院去（卖血）要（换）钱......
    陈家二儿子去年去湖北打工，不到八个月挣回2000元，回到家却只剩下68元，因为他给全家人各买了一套新衣。陈邦顺看到二儿子拿着衣服包包回家，气疯了。二儿子说："爸，你不要恨我。这些年，你给我哥花了那么多钱。八九年了，你和我妈都没穿过一件新衣服。这些钱不够还债，你就穿了吧。不然，你还是会把钱给我哥的。"
     陈家三儿子目前在酒泉打工。他非常明白事理，节约用钱。他的鞋帮穿脱了，人家给他钱让他再买一双，他把钱收起来，找根绳子把鞋拴一下又接着穿。这个17岁的少年一回家就缠着母亲不放，母亲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他说："妈，你在家我就高兴，你可千万别跟人家一起去卖血呀！"
    两个懂事的儿子都亲眼目睹父母这些年辗转卖血的苦痛，再也不愿看着父母走那条路了！
    离开西宁，笔者前往小良曾经就读的西安某学院了解情况。学生处的丁处长证实：从2001年7月起，小良就擅自离开学院了。丁处长还说，小良所在的电子自动化专业是全学院最热门也是最好的专业，从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都无就业之忧。
    班主任郭老师告诉笔者，小良性格内向，平时在学校沉默寡言，和同学交往不多。他对自己学的专业不感兴趣，厌学情绪很严重，以致逃学；在孤独迷茫之中，他迷上了网吧，沉迷在虚幻的世界里。
    郭老师还说，直到陈邦顺来了以后，学院才知道小良上学用的是父母的卖血钱；学生进校时可以填《家庭贫困状况登记表》，学校还专为贫困生提供无息贷款和解困助学工作岗位，可是小良从未申请过；小良平时穿着阔绰，出手大方，一副"富家子弟"的模样。
"我父亲是残酷无情的人！"
   一回到北京，笔者就设法与小良联系。可是任凭笔者怎么留言，也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小良的女友曾给笔者回短信息，说小良5月4日离开北京去西宁了。她还告诉笔者，由于没有正式的毕业证书，小良在北京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我们制作的电视节目播出后，小良突然与我们联系，提出要见面。
    6月3日，在北京某快餐厅，我们终于见到了由女友陪着的小良。
    笔者问小良："回西宁以后有没有回家，是否与你父母联系过？"
    小良摇头说："没有。"接着便不再给我们发问的机会，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们都是当父亲的，如果你们的孩子也做了像我这样的事，你们会到中央台去说吗？你们认为这么做的父亲正常吗？你们不觉得我父亲残酷无情吗？"
    笔者惊愕！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本来，急于与小良见面，是因为受陈邦顺夫妻之托，把父母的思念之情转告小良，不承想小良竟然这样看待自己的父亲。
    小良的女友也在一旁不住地发问："你们见到他父亲本人了吗？看他父亲第一眼时是什么印象？你们不觉得他长得很凶吗？"
    笔者打断她，问小良："'残酷无情'和'凶恶'的父亲会卖血供你上学吗？"
    小良不耐烦地说："你们别揪着这问题不放！坦白地说，我父亲卖血换钱供我上学和我在学校的表现都是事实，我没有异议！我承认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你们为什么就不敢认错？"
    谈话已经无法进行下去。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那天离开甘沟滩村的情景：小良的母亲送我们到村外，那双混浊的泪眼让笔者不敢多看一眼。
    小良的母亲一再叮嘱："你们要是见到小良，一定叫他回家。我想死他了。你告诉他，我们不怪他。"
    我们怎么居然培养出如此不合格的教育"产品"？问题出在哪里？今后如何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目前，家庭中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家长用"爱"压迫孩子，而孩子则用"爱"来剥削家长。 大学时代，是大学生形成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系统学习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论，结合个人实际和社会现实，深入思考“人是什么”、“人生为了什么”、“怎样的人生更有意义”等问题，对于同学们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至关重要。案例16：人是社会中的一员，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单个的人，难于在社会生存，更谈不上发展。《鲁滨逊漂流记》也许有人会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不是一个人在孤岛上生活了二十八年吗?且不说这仅仅是一个故事，即使他能在孤岛上生活那么长的时间，也是因为文明社会教会了他生活的知识和劳动的技能，而且他从被打坏的船上得到了武器和生产工具，使他能战胜野兽的袭击和外来的威胁，这些都是社会文明的产物。况且他并不是一个人生活在孤岛上，还有一个土著人星期五和他生活在一起，他强迫星期五为他劳动。人离开了社会，可以说就不是本来意义的人了，如有关报导中的狼孩。1972年印度有人在狼窝里发现了一个三岁的女孩，她怕光、怕火，不肯穿衣服，不吃素食，用四肢走路，白天躲在角落里睡觉，晚上起来活动，半夜象狼一样吼叫，眼睛发光。这位女孩回到人群中，不到八岁就因为不能适应人类的生活而死去了。以至有人提出：把她从狼群中救回来合不合适。这种人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了。所以，任何一个人都是作为社会的一员而存在着的，只有在社会中，人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离开了社会，人甚至无法生存。人是一个自然人，更是一个社会人!社会越发达，人的社会性体现得越强烈。案例17：传递在高原邮路上的信念 ——记木里藏族自治县乡邮员王顺友    一个人。     一匹马。     一条路。     在绵延数百公里的木里县雪域高原上，20年来，每个月都有28天一个人孤独而坚毅地行走在大山深处、河谷江畔、雪山之颠…… 一个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只为了按班准时的将一封封信件、一本本杂志、一张张报纸准确无误地送到每个用户手中……     他，就是木里藏族自治县邮政局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邮员；一个20年来每年都有330天以上独自行走在马班邮路上的苗族邮递员；一个在雪域高原跋涉了53万里、相当于走了21趟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党员王顺友。       地处青藏高原边缘的木里县，群山环绕，境内几乎没有一块平地，邮路沿马帮踩出的羊肠小道在大山深处蜿蜒，很多地方路坎下就是悬崖绝壁，稍不注意，就会跌落下去。一条邮路要翻越十几座大山，经过几个气候带，山下烈日暴晒，山顶寒风刺骨。     王顺友长年奔波的邮路既要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雪岭，又要穿越闷热难行的雅砻江河谷地带，还要横穿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途中的必经之地察尔瓦山，气候非常恶劣，一年中有6个月冰雪覆盖，气温达到零下十几度，凛冽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积雪在高原太阳的反射下灼得眼睛生疼。而一旦走到海拔1000多米的雅砻江河谷时，气温又高达40多度，酷热难耐。从白碉乡到倮波乡，还要经过当地老百姓都谈之色变的“九十九道拐”。这里，拐连拐，弯连弯，抬头是悬崖峭壁，低头是波涛汹涌的雅砻江，马帮踩出来的羊肠小道下面是万丈深渊；这里，山路异常狭窄陡峭，有的地方需要手脚并用才能通过，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马摔下悬崖掉进滔滔江水中，尸体都找不到；这里，看见的天只有簸箕那么大，紧跟在马后面的人只能看见马的尾巴，马的粪便直接掉在后面的马和人的身上，想躲都无法躲。     王顺友家住在木里县乔瓦镇银盘村一个叫绿音塘的半山腰上，到县城需要步行两个多小时；他的父母家则在白碉乡的河边村，站在房顶便可以看见滔滔的雅砻江；而他自己一个人的家就在邮路上。王顺友总是说“我有三个家，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江边，一个在路上。” 送邮路上，难得遇上一户人家。当万家灯火、家人团聚的时候，他只能一个人蜷缩在山洞、牛棚、树林或露天雪地，只有他心爱的骡马与他相伴。     2005年1月6日，王顺友送完到倮波乡的邮件准备返回白碉乡时再次遇险。当时，他刚要上横跨雅砻江的吊桥时，吊桥的一根钢绳突然断了，整座吊桥翻了个180度，正走在桥上的一个马夫由于手快，伸手抓住了另一根钢绳，慢慢地爬回了岸边。另一个马夫和9匹骡马则全部坠入江中，瞬间就被湍急的江水冲得无影无踪，紧随其后的王顺友吓出了一身冷汗。看到当时场景的人在为王顺友感到庆幸的同时都问他：“你害怕吗？” 王顺友说：“哪个不害怕哟，但是人总有一死，如果是为工作而死，值得！”     王顺友常说：“我是共产党员，是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做好事的，所以我什么也不怕，我‘王胆大’要继续胆大。”     “虽然我赶不上雷锋，但要学习雷锋。” 王顺友又亮开喉咙唱起了自己新编的一首苗族山歌：“老王今年四十岁，身体不好翻山坡，为人民服务不算苦，再苦再累都幸福！”案例18：苦难是人生的另一种幸福

广西工学院一个特困生唐勇军的大学生活

《柳州日报》

    一个特困大学生，为了完成自己的大学学业，近三年来，他骑着自行车不停地穿行于都市之间，做家教、跑业务，挣钱维持生活。三年前，他仅仅带着1070元钱来到学校，此后再也没有向家里要过1分钱。去年，他父亲生病，他将自己积攒的2200元寄给父亲治病。    因为贫困，他是不幸的；正是因为贫困，锻炼了他的能力，让他更加自信地面对今后的生活。    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考完儿子考老子”，家境困难的考生和家长忧心忡忡。家境困难的同学和家长，不必过于担心，唐勇军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意志坚强、勤奋进取的人，家境再困难也不能阻碍他完成大学学业。
    唐勇军生活在桂林市全州县的一个偏远山村，从镇上县城到只有一班车，每天早上车子从镇上开出，下午开回。不便利的交通对应的是山村的贫困。    相比山村里的邻居而言，唐勇军的家庭则更加贫困。在唐勇军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办理丧事花了近8000元。在1999年至2000年，唐勇军的姐姐生病，由于没有钱持续住院治疗，她在2000年10月底死去。“破船偏遭迎头风”，由于欠债太多、压力过大，唐勇军的妈妈就在他读高二的那一年，他妈妈从楼上掉下来，不幸去世。    巨大的家庭变故，没有压倒唐勇军，反而让他认识到，只有继续上学这一条路可走，并下决心走出这个贫寒的小山村。但此时，年老的父亲已无力给唐勇军交学费，亲戚和邻居也不愿再帮助他们。就这样，唐勇军在2001年因无力缴纳学费而被迫辍学。经历过痛苦的煎熬之后，他决定以旁听自学的方式继续他得高中课程。    为了方便旁听，他在县城租房居住。租房给唐勇军的老婆婆知道他的家庭情况后，每月50元的房租只收他15元。为了报答老婆婆，唐勇军时常帮她维修房屋。为了交房租和维持自己的生活，唐勇军找了一份在建筑工地做电焊工的活。忙一天下来，眼睛累得见光就流泪。有段时间，唐勇军没有多余钱买米做饭，他就去买三元钱一斤的萝卜，一斤有三个，卖萝卜的人见他可怜，就多给他一个。买回来之后，他把萝卜从中间切开，一顿吃半个。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学习。    在自学的一年里，唐勇军跑遍了县城的3所高中。见缝插针地旁听，搞不懂的问题，就请同学帮自己去问老师。一次，在一所中学旁听时，他穿着仅有的一双拖鞋，违反了学校规定，被校长缴了。唐勇军不敢说出真相，只好光着脚回到了租住的房间。2002年高考前夕，出租屋被小偷“光顾”，他的身份证、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100多元现金和仅有的一支钢笔被盗走。他欲哭无泪。所有的这些痛苦，他无人倾诉，都留在了自己的日记本里。    2001年9月13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    “从今天开始，我开启了自学的航船，不得不这样，因为我没钱；    我去学校旁听，那是我渴望自己有渊博的知识；    我窃书，因为我无法提供任何钱换来书；    我每天饿着肚皮只吃两餐，因为我为了节省钱，只要饿不死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我要学习，我脸皮厚，吃别人的，因为我母亲过世，家里没有钱，不得不这样。”    苦心人，天不负。2002年夏，他以“社会考生”的身份参加高考，以超出本科线30多分的成绩考上了广西工学院计算机工程系。
    人生苦难，也是一所好大学
    考上了大学，他并没有兴奋，唐勇军只有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学校。幸好，学校针对贫困生开通的“绿色通道”接纳了他，不仅批准他缓交学费，还赠送了被子给他，叫他安心学习，有困难就和学校一起想办法解决。唐勇军这才松了口气。    入学的当晚，唐勇军彻夜难眠。他谋划着，如何能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生活下去，同时还要完成学业。第二天，唐勇军就在老乡处借了一辆自行车，开始熟悉柳州，看到哪里有建筑工地、有招工启事、有废旧收购点，他都一一记了下来，他知道，以后要生活下去，可能要用到这些“资源”。他天天骑着自行车，花了半个月时间，把柳州走了个遍。    发新书了，别人把书抱回宿舍，他却一直守到最后，收集包书的纸皮拿去卖。第一次卖，他就得了30多元钱。后来，他看到教室里别人丢下的纸张也收集了起来；学校招人在夜里守自行车，看到信息后他立即报了名，从晚上10点守到凌晨2点；双休日，别人去逛街、在宿舍打游戏，他在学校附近的建筑工地搬砖头、灌砂浆……刚开始的日子，唐勇军就是这样过来的。    后来，唐勇军想，守单车、捡废纸、搬砖头、灌砂浆这些工作，虽然能养活自己，但和社会接触不多，与民工没有什么分别，应该多学习一下如何创造性的挣钱。    他想到了做家教，在教孩子学习的时候了解城市里的家长是如何教育孩子的、学习与人接触的礼仪。3年来，他骑坏了3辆自行车。“我要先考虑挣钱，再考虑学习，因为我无法生活就无法学习。”唐勇军的学习再班上保持中等水平。    在广西工学院计算机系学生会，唐勇军先任勤工部部长，后任外联部部长。在接触社会的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与人交际，还为系里举办的活动拉得了不少赞助。通过他的联系，电信、移动、联通、老人头服饰等近10个单位赞助了计算机系组织的学生活动，还成功地组织了“微星校园行”活动。往往拉一次赞助，先要做好策划方案，然后就要跑数十家单位，和老板讨价还价。他乐此不疲。    自从上大学时带来1070元钱之后，3年来，唐勇军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去年7月，唐勇军的父亲胃出血住院，家里无钱可用，唐勇军把自己积攒的2200元钱全部寄给了父亲治病。要让校园里更多的贫困生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读完大学，他要创办一个“贫困生互助协会”。案例19：态度难道会影响人生，态度对人生有何意义？（课件！）     ▲有位秀才第三次进京赶考，住在一个经常住的店里。考试前几天他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是梦到自己在墙上种白菜，第二个梦是下雨天，他戴了斗笠还打伞，第三个梦是梦到跟心爱的人躺在一起，但是背靠着背。这三个梦到底意味着什么？似乎有些深意。秀才第二天赶紧去找算命的来解梦。 算命的一听，连拍大腿说：“你还是回家吧。你想想，高墙上种菜不是白费劲吗？戴斗笠打雨伞不是多此一举吗？跟心爱的人都躺在一起了，却背靠背，不是没戏吗？” 秀才一听，心灰意冷，回店收拾包袱准备回家。店老板非常奇怪，问：“不是明天才考试吗，今天你怎么就回乡了？”秀才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店老板乐了：“哟，我也会解梦的。我倒觉得，你这次一定要留下来。你想想，墙上种菜不是高种（中）吗？戴斗笠打伞不是说明你这次有备无患吗？跟心爱的人背靠背躺在床上，不是说明你翻身的时候就要到了吗？” 秀才一听，更有道理，于是精神振奋地参加考试，居然中了个探花。 结语：积极的人，就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消极的人，就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你的想法（态度）决定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想法（态度），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案例20：《桑兰的笑》：著名影星成龙在美国时，听到中国体操运动员桑兰不幸重伤（1998年7月21日晚在纽约友好运动会上意外受伤）的消息，当他怀着痛惜的心情去看桑兰的时候，安慰的话还没出口，桑兰先问他听没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傻子只会说三个字“不知道”。你问他吃饭吗？他说“不知道”；你问他干什么去？他说“不知道”。然后桑兰问成龙“你知道这个故事吗？”成龙随口说：“不知道”。片刻的沉默后是两人的开怀大笑，在这笑声中成龙由衷的体会到美国人为什么会称桑兰是“伟大中国人民的骄傲”。这是桑兰的人生态度：风趣、乐观，不妄自嗟叹，不放弃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