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市中心医院:自由可贵生死坚守从为王国维立碑到为柳如是立传

1929年，中国精神的高岸轰然坍塌一隅。
1月19日，梁任公因协和医院值班护士误标，死于手术医生之手。
3月15日，梁之好友，南开新私学创始人，用一生来“通中西之学，通古今之变，通文理之用”，用一生来信守“立国自由民主，立人忠孝仁义”的严范孙先生，亦病逝于天津了。随之而来的夏季，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在党国派来的清华大学新任校长罗家伦先生的演讲声中终结了。
6月3日，乃王国维绝命两周年纪念日，值此国学院谢幕时，清华师生请求为静安先生立碑于校园工字厅东南，盖由先生绝命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华当有一个正式的表态。
碑之铭文，清华人敦请陈寅恪先生来作，寅恪先生椎心泣血，发为斯言：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作，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日月出焉……斯言一出，正本清源，蜚语顿息，非独为静安先生立一丰碑，实亦欲以静安先生为表率，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立一文化个体性的精神丰碑。
静安先生临终前，留下绝命词：“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五十而知天命”，王国维和鲁迅，都预见了革命就要来临。鲁迅继《狂人日记》后，发表《阿Q正传》，从“救救孩子”到“我要革命”，前者是文化革命寓言，后者是社会革命传奇。
王国维作《殷周制度论》，大谈“殷周之际革命”，他多么希望即将到来的革命，是一场像文武周公那样的圣人革命，没想到他曾向往的革命，召唤出来的却是吃人或被人吃的阿Q们。
鲁迅作为“狂人”之一，没有逃避这场阿Q式革命。但他却像“狂人”一样，对革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如何能在革命中既不吃人也不被人吃？如何能在国民革命中既批判国民性而又不成为“人民公敌”？如何在压倒一切的群众运动中前进而又不放弃自己的文化个体性？这便是鲁迅！
王国维太单纯，他应付不了如此复杂的革命，无法在吃人和被人吃之间生存。
当即将来临的革命，不能寄托其文化理想，他将怎样的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绝望？如果他面对的革命，不但不能寄托其文化理想，反而要毁灭其文化理想，你想想，他会怎样？
如他为救世而来，那么他可能像耶稣那样，在群众的欢呼中走上十字架，以一种广场式的献祭而死亡。如他此生为求真理而来，当他费尽心血求来的真理，却要毁灭他最心爱的理想时，你想想，他绝望之余还能怎样？惟有死亡！求真理者，不愿意死于群众，他愿意像真理一样，孤独而亡。
寅恪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所化越深越痛苦，静安先生痛苦之深，非以一死不能解脱，而寅恪先生，虽然同感其苦，却须不惧一死而担待着。
他一肩担着自由思想，一肩担着独立精神，这样一副重担，他怎能放得下来？
一种文化理想，当其受难时，必有殉之者如静安先生，亦当有守之者如寅恪先生。
《庄子》曰“寿者多辱，久忧不死，何苦也”！如果静安先生未于两年前死去，梁任公未于数月前死去，假如他们都活到了清华国学院解散，都活到了党化教育压顶之时，他们会生不如死。
记得梁任公在袁氏复辟帝制时曾说，哪怕四万万人都服从了，只剩下他一人，他也要反对帝制！不为别的，只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我们相信，他对国民党训政及其党化教育也会如是说。
此二人者，静安之死为悲剧，任公之死如喜剧，惟寅恪先生，受尽折磨而死。
关于寅恪之死，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道：“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这是从一个女人的眼里看到的，可她看懂了吗？本来精神就是精神的事，可一经女人以小心眼小性子这么一说，一代天骄就被说成了这样子。虽说伟大也要有人懂，精神层面的东西，小女人未必能懂，但寅恪临死前的惨状，还是被她说出来了。
寅恪非“寿者”，但“久忧不死，何苦也”却是冲着他说的。他怕死吗？怕死敢说“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若怕死，他早就将自己肩上的两副担子都放下了，可他没放下！
那时，只有他敢说不以马列为指导，敢说不要政治学习，且要毛、刘两位最高首脑为他担保，敢这么说的，普天之下，还有第二人吗？不管你什么主义，要做他的学生只有一条，那就是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没有这一条，就不是他的学生，听他讲过课，跟他学习过，那不算。
静安先生可以死，而他不能，为什么？因为静安先生那不死的灵魂，还有他可以托付，而他尚无可以托付之人，一副皮囊虽不足惜，但那“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灵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却不能无处安身。因此，他以煎熬着的残病之躯挺立着，超越了生理的极限。
而他的坚守，并非到了临终前才开始，从1929年他为静安先生立碑文时就已开始，二十年以后，他有一个答复科学院的讲话，重申了他的主张，并解释了他当年撰写碑文时的真想法：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所说的“俗谛”，在当时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
他以为，一切都是小事，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大事，二十多年如一日，他就这样守望着，可他多么孤独！“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负气”二字，说尽伤心人情怀，因为担待，所以“负气”，没人同他一起担待，所以更加“负气”，“著书唯剩颂红妆”，就是“负气”。
《柳如是别传》即为“负气”之作，这一口气，从二十年前年就提起来，他以口述，一字一句提起来，这么长的一口气，将自己的生命都用尽了，可有人看不懂，问：就为了这么个妓女？
这样问，还是在人与人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女人与女人之间，用了分别心，可先生从未这样自问，从为王国维立碑到为柳如是立传，他只问天地之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二十年代末，他为天地立心，是针对三民主义的党化教育，五十年代初，他为钱柳请命，是要提醒国人，三百年前，中国文化未亡于异族入侵，这一次，很可能会亡于自己的革命。他很清楚王国维临死前的那一番心情，也深知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就是要守住文化，不能“亡天下”。黑云压城，“文革”就要来临，要留住文化的根，那根，就是天地之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这些年，他愈痛苦偏愈坚守！“七尺从天乞活埋”岂足以言之？他在人间炼狱里，受尽煎熬而死，死而后已，当时亦只能如此。可他把文化的根，留在了《柳如是别传》，留在了王国维的纪念碑里，这是中国士人最后的精神据点了。先生说：自从为王国维撰写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一直是我的追求。你们去看，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淹没。
如今，那书在，就在案头上；那碑文也在，还在清华园里。可寅恪先生的精神，还在吗？看看清华大学校训，想想“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我们好想做先生的弟子，真的愿意像先生那样，把文化的根立在自己的骨头里。
 《中国经营报》2011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