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龙门派擅长什么:为什么要召开“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召开一个七千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规模之大，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况且是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决不是一件轻易决定的事情，其背后必定有极不普通的原因。那么，七千人大会的背后是些什么情况呢？

关于会议的远因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是召开七千人大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想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他最大的梦想，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贫苦的中国人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

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他总是想把各项建设事业搞得快一点，用最快的速度扭转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的被动局面，尤其在中国经济连续七年取得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毛泽东失去了冷静，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面对人口这么众多，这么原始、落后的一个农业大国，试图通过发动全国人民靠日夜苦干，花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使主要工业品产量超英赶美，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认为事在人为。中国人民既然能够推倒三座大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那么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于是，一个由领袖发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的“大跃进”运动，不问客观条件，仅凭满腔热情，做了很多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事情，尤其为了实现“跃进”的高指标，浮夸风甚嚣尘上，一时间，亩产千斤县、万斤田的奇迹到处都是，钢、铁、煤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是不断翻番，令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兴奋。据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将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缩短，超过英国由15年缩短为10年，由10年又缩短为7年，再由7年缩短为5年，由5年又缩短为2至3年。

在开展“大跃进”的同时，还伴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亿万农民就将所有的土地、牲畜、农具统统交公，甚至有的地方把农民的房子、铁锅及生活用品也归了公，要向共产主义过渡。

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事情怎能长久，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那么多的粮食哪里去了呢，或者，根本就不曾有过？！毛泽东吃惊不小！

事实就是如此，由于在农村迅速实现公社化，大搞“一平二调”、大搞劳民伤财的所谓“大办”工厂，加上乱改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等等，粮、棉、油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大幅减产。工业生产，由于摊子铺得太大，乱上项目；又以钢为纲，破坏了综合平衡，严重影响了其他产品的生产；还废除了不少规章制度，造成企业管理混乱，致使轻、重工业都受到严重破坏，不少产品产量直线下降。

被惊醒的人们开始思考：他们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努力，收获的却是难以承受的困难局面。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共产党自从遵义会议以来，第一次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不少人感到内疚、困惑与不安。如何走出谷底，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这些问题困扰、纠缠着人们，七千人大会也就呼之欲出了！

会议的近因——在调整中困难重重，如何克服？

其实，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谈话后不久，便开始察觉“大跃进”出了问题，混淆了两个界限，刮了“共产风”。为了尽快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夏，毛泽东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料到如不坚决纠正“左”的错误，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当彭德怀等对“大跃进”提出比较直率的批评时，因为一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及赫鲁晓夫的背景，他便很难接受了。

在1960年8月，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进”的态势再也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纠偏方针，后被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著名的八字纠偏方针。

不久，“信阳事件”爆发。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1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就在毛泽东获知信阳情况的当天，他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十万火急的方式请周恩来抓紧制定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亲自审阅修改，重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等。将过度集中的权限下放给个人一些，农民开始有了小的经营权和自主权。这个文件的下达，是中央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毛泽东反思的结果认为，我们之所以做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是因为脱离了实际。他提出1961年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试图开始进行全面调整。

但1961年初，决策者还想在钢的问题上超英赶美，因而产量还是定在了1800万吨，同1960年基本持平，其他如煤炭、木材、粮食的指标也相对较高，这使全国的生产情况更加不平衡。到了5月北京会议，国家库存的粮食越来越少，城市粮食供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工业生产速度也大幅下降，再保1800万吨钢已不可能，如果再坚持下去，就会出乱子，这样钢的指标才下调到1400万吨，其他指标也相应下调。不过，人们仍然存有幻想。

到了8、9月间，无论中央怎样努力，受原料、燃料的限制，全国工业生产形势仍呈下滑趋势，1400万吨钢也无论如何扛不下去了。这时的中央开始真正懂得，要想调整，就必须退够，否则不可能进行调整。在庐山会议上，钢的指标才第一次下调到850万吨，其他产品的指标也相应下调。应该说，这时的中央政策，才真正落了地，才有了进行全面调整的基础。

到1961年底，城市局势依然十分严峻，轻工业从1960年起，重工业从1961年起急剧下降，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40%多；人民日用百货严重短缺，商店的货架上基本全是空的。为扭转这样困难的局面，在调整上述各项生产指标的同时，中央还做出了一系列大的调整动作。

在农业方面，《农业六十条》将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改为以大队（当时称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并将公社和大队的规模调小，变成公社以乡为单位，大队以自然村为单位。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基本废除供给制，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倾向。1961年9月，又将分配权由大队下放到小队，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渐渐地，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在工业方面，《工业七十条》使企业渐渐进入有章可循的运行轨道。手工业、商业、教育、科技等不少行业都进行了调整。为了解决粮食危机问题，中央还做出一个令人惊叹的大动作，即大量精简城镇人口，1961年，共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但当时却办到了。

各项工作渐渐地开始走向正轨。但中央感到全党各级干部面对如此大起大落、令人尴尬的局面，多少有些懊恼气馁情绪，用中央的话说就是人们的气不够壮！为了克服畏难情绪，使大家重新鼓起对未来的希望，中央决定制定一个两年计划加一个7年计划。

为什么不是5年或10年计划呢？原来，中央设想196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如果在20周年的时候，能够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就大有希望了。第二个5年计划在1962年结束，从1963年起到1969年是7年，所以就决定制订一个7年计划。用邓小平的话说：总要有个奋斗目标。一个任务完成了，要提出新的任务，不断地引导前进。这一个时期，都在低指标里面搞过来搞过去，圈到那个圈子里面出不来的，连低指标都发生问题了。

为了燃起大家的希望，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各部门会议，听取他们对“7年计划”的安排与设想，然而在落实各项生产指标时，却遇到了问题：中央的指示不那么灵了，地方开始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向中央讲策略、讲条件等等，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调整工作的进行。

1961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要讲理想、讲全局，口里讲有志气，假的，不愿吃点亏，斗争目标是中央，好像中央是个大财主。现在有点被困难吓倒了。同一天，邓小平在听了农业部长廖鲁言汇报农业工作会议的情况后，又说：现在思想状况讲原则都通，讲具体就斤斤计较，缺乏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对前途没有信心，最近召开的几个会议，农业会议和工业会议都一样，都给我这种感觉。

1961年10月，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参加。此时的赫鲁晓夫正是他个人权力达到颠峰、忘乎所以的时候，可以指挥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推行“和平共处”的国际路线。所以在这次大会上，他决定“利用中国国内的局势，动摇毛泽东的地位。因为苏联人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中共内部对苏方针有分歧，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 赫鲁晓夫自己也说：“实际上，我们对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

赫鲁晓夫的举动，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提前回国。

赫鲁晓夫的挑衅行为，无疑也更加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比较少见的。他以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到机场热烈迎接周恩来的举动，向赫鲁晓夫表明中共领袖是团结一致的，以及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决不屈服态度。为了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不被赫鲁晓夫利用、看扁，毛泽东和中央决心团结一致，克服了困难，搞好了经济，不但可以顶住来自国际的压力，还可以战胜各种挑战。这也是毛泽东下决心要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原因之一。

会议的直接起因——粮食征购发生了问题

城市人口虽然减掉了1000万人，国家手中的粮食还是很难满足城市的最低需求。加上手中的外汇不多，无力去国际上购买粮食。以当时的国际环境，即使手中握有外汇，也担心一些国家不会卖粮食给中国。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不得不挖了库存，但仍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1961年，城市已发生几起请愿事件，万一因为城市断粮，市民骚动起来，比农村的乱子还大，后果不堪设想。

自1960年河南、山东、甘肃问题爆发以来，省以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吃多点，农业恢复快点。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因而中央在落实粮食征购、上调指标时深感困难重重。1961年11月中旬，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问题全面告急。有鉴于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怎么办？为此，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题。无奈，1961年11月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

会上，各中央局书记其实也在心里叫苦，他们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下面和他们也是斤斤计较，在中央把任务接了下来，回去怎么办？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讲征购就抵触。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这次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虽然在接受上调任务时，表现得有些畏难情绪，但毕竟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释重负，他高兴地说：讨论得很好。首先一条还是现在到明年六月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大家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就这样，1962年初，中央要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在毛泽东那里定下来了。

在起草通知时，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的争议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七十条”消减了他们的权力，这对贯彻“七十条”是个困难问题。为此他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邓小平同意了这个建议，毛泽东、周恩来、彭真也分别画了圈，这样原本六千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七千多人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