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有多少菩萨:从APO产业链看中国如何改变世界

编辑怡爽文/百度文库
1.从APO产业链看中国如何改变世界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十二月 24, 2010
最近看到一则消息――“350家中国企业赴美借壳上市已损百亿市值”，不由得就想起2001年8月《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一则题为“骗子共和国”的报道，这篇文章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如何沦落为“骗子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s）。不过，“骗子”一文的作者当年执笔为文时，这条中国企业赴美进行APO产业链还未形成。相信他看到这条产业链的有关消息后，一定会找不到更高级的词汇形容他的感受。
最近的这条消息说，12月21日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大华建设（CAEI，即联游网络，上海联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以1：4的比例实施反向拆股，以避免被摘牌的危险。然后从大华的遭遇切入，剖析APO（Alternative public offering，融资性反向收购）。
所谓APO，是中国公司利用美国股市一些规则所操作的“圈钱游戏”。美国纳斯达克股市规定，如果某公司的股票无法连续在10个交易日内高于一美元，将被退市。中国方面正是利用了这一规则，在美国反向收购一些这样的公司，通过“借壳上市”在美国融资。大多数通过反向收购上市的股票市值都在5亿美元以下，几乎覆盖农业、食品、工程与化工等各行各业。
据美国《巴伦周刊》今年2010年9月报道的数据，近年来已有350多家中国企业利用这种方式在美上市。不过，上市后股票大都表现惨淡，如今，这类股票的总市值已从最高峰时的500亿美元缩水至200亿美元，跌了有六成之多。
在股票表现惨淡的背后，隐藏着“账目疑云”和“治理状况”的灰色地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执法部和公司财务部已展开大范围调查，要摸清美国会计师、律师和投资银行家组成的网络是如何帮助很多中国公司到美国实现APO的。美国众议院金融机构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可能会在2011年举行有关中国公司会计问题的听证会。人们猜测，美国监管机构也许会在不久之后关闭这条通道。
美国在这方面的反应可谓迟钝，直到此刻才重视这类APO。其实，这个行业的形成可追溯至2004年。当时美国证券市场猛炒“中国概念股”，中国国企与民企当中一些早起的鸟儿在美国证券市场轻易觅到充足食粮之后，引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孜孜不倦地在美国谋求上市。2005年，70多家企业在美国上市还不到一年，90%以上变成了垃圾股――在美国，股价在3美元以下者被视为垃圾股，而这些中国企业的股价在一美元以下的竟达50余家，常常出现连续几天没有交易的惨淡景象。不过，这一惨淡状况并未影响这一产业链在中国的形成，据披露，在中国，有一批幕后推手四处寻觅适合反向并购的中国企业，在美国也有与之配合的会计师、律师与投资银行。经过若干年的实战演练，中国企业赴美进行APO至今已形成一条相当成熟的产业链。
中国概念股在美国的经历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企业都应该是个教训。从华晨金杯汽车1992年10月9日通过借道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以来，中国概念股就成了美国纳斯达克股市大起大落的一景。2000年3月3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的UT斯达康，上市之初筹资2亿美元，不到一个月其股价大幅飙升到91.88美元，创造了中国概念股股价神话。2004年3月该企业甚至入选《财富》1000强企业，到了2006年春天却面临摘牌危机。UT斯达康的命运是中国概念股的缩影，这些股票的特点是科技领先，大起大落。数百亿美元市值损失的苦果由这些中国企业和美国投资者来共同承担。最滑稽的是，中国企业以为自己是在以美国方式进行融资，美国投资者则以为自己买到了能够分享中国经济繁荣的投资品种。
在APO产业链里起关键作用的幕后推动者，无论从其受教育程度还是专业水准来看，在其骗术未被拆穿之前，都是被社会目为成功人士的业界精英。这类人的游说也曾打动过中国政府。在全盛时期，中国政府曾试图推出建设银行与工商银行到美国上市。只是美国对此有足够的戒心，布什总统亲自指派中国深恶痛绝的《考克斯报告》的牵头人参议员考克斯（Christopher Cox）担任美国证监会主席，按规则严格审查，最后使建行与工行在美国上市的事情泡汤，只好转到香港上市。顺便说一声，这份《考克斯报告》被中国官方认为是“大肆污蔑我国从美国‘窃取’或‘非法获得’其导弹、核武器机密和尖端科学技术”，布什请考克斯去美国证监会把门，其用意不言自明。
记得中国加入WTO之初，一些深感中国缺乏商业诚信的人士从中看到了希望。他们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会在国际社会主要是一些强势的跨国公司压力之下，被迫遵守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商业道德。但从这条APO产业链的形成与运作看来，是一些深通洋务的中国精英在利用美国市场游戏规则中的缝隙两头行骗。国际游戏规则并未能约束这些人的不轨行为。
美国现在终于关注大量中国公司在美国的APO，这让人想起美国总统林肯的一句名言：一个人可能欺骗所有人于一时，也可以一直欺骗某部份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
2.双面中国   何清涟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九月 1, 2010
双面中国――致读者
与古罗马门神雅努斯有着两张脸一样，在世界眼中古老而又新鲜的中国也有两张脸。只是雅努斯的那两张脸分别面向过去与未来，而中国的两张脸却是富裕与贫穷。
雅努斯同时向世界展示他的两张脸，而中国总喜欢遮掩住其中一张脸。大多数时候，中国政府只愿意展示那张显示富裕与强大的脸；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比如要履行国际责任时，中国政府才愿意强调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
于是观察中国就成了各取所需的行当。有人看到了中国富裕强大的一面，比如多年以来GDP高速增长的神话让有些人惊呼：中国很快要赶超美国、欧盟与日本，成为世界强国；在金融危机袭来时，各国人看紧了荷包，而中国却成了世界第二奢侈品消费大国，据说很快就要问鼎第一的宝座。于是中国在不少人眼中成了将拯救世界经济的诺亚方舟。一些外国人被上海北京的冒险家生活所吸引，自愿成为中国的外宣专家。被中国媒体高调介绍并被称为“新一代的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花旗银行执行董事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制作了一系列介绍中国的宣传品，如《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国三十年》等。通过库恩的宣传，美国人看到了中国的繁荣与中国领导人的伟大。
但中国那恶劣的人权状态与几亿贫困人口的存在，却时不时地让世界看到了它的落后与丑陋。世界看到了中国那动辄贪污数千万上亿的腐败官员与他们那移民海外的亲属子女，看到了中国官员那不堪入目的情色日记，看到了中国的黑窑奴工，看到了富士康的十二连跳事件，看到了中国庞大的性产业中的可怜女子。在北京呆过的外国记者们也都知道“访民”这一中国特色的产物，……所有这些，被官方宣传粉饰成发展中必须支付的代价，是一片大光明中的小阴影。供职于《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杜斌凭良知制作的《上访者 》、《上海 骷髅地》与《北京的鬼》则纪录了这个时代社会底层人士被强大的国家机器碾压的悲惨故事。
总之，贫与富，贵与贱、权势者的嚣张与无权者的卑微，一掷万金的奢侈品消费与无钱埋葬亲人被迫弃尸的穷苦无告，构成了今天中国极端对立的两张面孔，时时在刺激着世人，挑战着人类的道德底线。
现实证明，与其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受益于技术进步，还不如说仍然依靠最原始的资源――土地、矿产与廉价劳动力。2010年，工人要求加薪的罢工潮、频繁发生的生态灾害与中国GDP总量排名第二接踵而来，一块硬币的两面――以牺牲劳工生命福利与透支生态环境作基础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让中国人再也无法回避，GDP神话似乎已接近终结。
3.民富国安之梦何时圆？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十月 20, 2010
中国政府郑重宣告，“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发展方式将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被列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之一是改善收入分配。
其实，改善收入分配在“十五”与“十一五”期间均被列为规划重点。只是那时中国人大多没想到国富与民富并非同一回事，总相信党的宣传“大河涨水小河满”，以为国家富了，民众的收入自然会水涨船高。
今年8月初那条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消息，终于让中国人看到了自身的真实处境：亲爱的Motherland虽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却排在世界第103位。按市场的美元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日本的1/1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的人均GDP仍高达3.3万美元，中国的人均GDP只有66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1/5。中日两国民众的富裕感相差悬殊。
造成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零年代有所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机会不均等及权力市场化；而本世纪以来，除了上世纪形成的财富及社会资源占有格局之外，还有政府对民众生存资源的直接掠夺（主要是征地拆迁及引进污染企业）。因此要想改善收入分配与民生，中国政府至少得做几件事情：
第一，让利于民。这让利有两重意思：一是在分配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时，必须将政府的份额相对切得少一点，直白地说，就是让政府少收税。2008年以前，政府在GDP这块大蛋糕中切去的是四分之一，而2009年却达到了三分之一（32.2%）。二是要将政府财政收入用来满足公共福利，解决贫困、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匮乏。
这让利于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因为“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还需要“保持强大的行动能力（包含维稳能力）”，这行动能力是需要钱来保证的。就在前不久中国国税总局局长肖捷在《中国改革》杂志撰文称，通过减税让利于民不现实。目前中国30%的宏观税负尚无法满足公共支出需求，今后十年中国税收占GDP比重还将继续上升。为了证明加税的合理性，肖大人还驳斥了国外某杂志在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将中国税负痛苦指数排列在世界第二位是谬误。
第二，还公共资源产权于民。政府必须将资源控制权还给其真正主人――资源所在地的民众。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因为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财富增长，基本不象日本那样依靠技术进步，主要是依靠土地与资源支撑。也因此，中国国土上的任何资源――尤其是农村的资源，不管是土地、矿产、河流、古迹，只要被地方政府发现其价值，毫无例外地都被其以国家的名义强征。因为事涉民众生存资源，于是各地相继上演着一出出政府与民争利的暴力拆迁与暴力征地事件，造成了不少“失去土地的村庄”，造成了数千万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农民“。如今要让武装到牙齿的地方政府放弃与民争利，谈何容易？
第三，尽可能地创造就业机会。让民众就业，就是让其获得参与生产蛋糕与分取蛋糕的资格。这对中国这个知识型劳力与低素质劳力都严重过剩的人口大国来说，也是个难以解决的天问级难题。按照官方数据，2009年底，中国大陆劳动力年龄人口 106,969万人，城乡就业人员总计77,995万人（农村的4亿多就业者按其耕地面积算其实只能算不完全就业），还有27％的人未能就业。这些失业者连工作都没有，自然无法参与分蛋糕。
从物质的丰裕程度来看，中国目前已进入历史上最为丰裕的时期。但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如果分配不好，政府又坚持继续在富国强兵的道路上狂奔，中国的发展方式还会停留于生存型，民富国安之梦只会是一块难以企及的画饼。
4.在人权进步之路上的艰难跋涉―介绍两位国际人权活动家的亲历自述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十一月 16, 2010
《中国人权论坛》2010年第3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人权（纽约）对联合国资深人权活动家菲丽丝•盖尔（Felice Gaer）的专访――“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的交手：联合国的迷宫”（http://gb.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22454），另一篇则是前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特别顾问艾米•加兹登（Amy Gadsden）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对抗、合作、倒退”（http://gb.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22458）。这两篇文章道尽了国际社会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艰难，表达了作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刻体悟与无奈。
为了理清联合国的人权“迷宫”，我将菲丽丝•盖尔的长文要点概括如下：
第一，中国虽然接受了许多国际人权准则，却往往试图废除监督机制的功能。典型例子是中国曾用各种方法把人权委员会变成近乎无能的机构，在人权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无法对中国指名道姓地直言谴责、无法通过任何针对中国的决议。
盖尔直言那些参加人权委员会的第三世界国家有利益考虑。一个小国如果成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可能获得中国大额援助以修筑公共设施。因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自1989年以后酝酿的一项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从未获得通过，因为每次这些决议被提出时，就会有某个国家提出所谓“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要求搁置决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现了欺软怕硬的特点，几乎所有有关其它国家的谴责决议都能快速通过。
第二，中国政府很擅长威胁NGO及小国政府，让它们保持缄默。如果某位代表对中国有所批评，中国通常会施之以恐吓威胁的报复手段作为回应，包括毁掉某个外交官的事业。丹麦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一项针对中国的决议。在这之后，中国一方面孤立丹麦，另一方面对其施以贸易制裁和其它威胁手段，丹麦被迫在第二年表示退让。出席人权会议的民间组织的代表往往遭到中国警告、敌意摄像和公开斥责等手段威胁。中国政府这种做法几乎让所有参与者精疲力尽，大多数国家或者组织都会在中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妥协退让，只有美国仍然坚持坦率地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会在人权理事会的定期审议过程中提到具体名字和人权案例。
第三，中国很善于利用自身做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优势，并利用各种国际规则为自己服务。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内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中国也理解与国际机构打交道需要人员和执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因未曾就中国的文革浩劫和普遍存在的人权侵犯表态而丧失声誉。但在成立新的机构人权理事会时，中国政府在小国之间纵横捭阖，发出的声音特别响亮，其目标就是要限制这一新机构的审查功能，使之成为一个“合作性机制”。
艾米•加兹登的文章标题是“对抗，合作，倒退”，这本身就很能说明中美两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人权交流合作上的曲折历程。1997年至1998年的美中峰会确立了从人权到法治的方针，2000年至2010年，美国则从言辞到现实。直接资助中国的人权与法治项目。为了让中国政府放心，这些项目选择了政府机构、人大及其它中国政府信得过的机构。中美双方对这些项目的评估完全相反：美方认为，“通过这些有关民主、人权与法治的项目援助，使农民工、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高了对自身权利的认识、促进利益相关方面参与制定地方一级环保政策的项目和许许多多其它的类似项目。这类活动增加改善了作为中国现政权的两个主要目标——治理和稳定，以更传统的方式促进了中国的人权。”但中国政府对这些项目的态度则从开始的欢迎转变为目前的怀疑否定，转折点发生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两国的“颜色革命”发生之后，中国国家安全机构认为，这些合作项目是美国安放在中国的“特洛伊木马”，目的是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
我在一些电台的Calling节目中，了解听众对国际社会在促进中国人权进步方面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通过阅读这两位资深人权活动家的文章，也许可以明白：促使中国人权进步，所有外在压力只能起较次要的推动作用，关键性的原动力应该来自于中国人民自身的不懈努力并付出较大的牺牲。
5社会上升管道梗阻：中国近现代三次精英出走的原因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十一月 12, 2010
在任何国家、支撑一个社会的支柱是精英阶层，尤其是位居中产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对其所在国政权的态度，是衡量社会兴衰的晴雨表。精英阶层对政府的向心力强，社会就稳定；精英对政府离心离德，则表示社会丧乱，已居动荡边缘。
考察百余年以来中国精英阶层与政府的关系，至少有三个阶段居于离心离德之状态，精英阶层对政权都采取了“精神出走”的方式，即在政治上与政权不再保持一致，有可能时另谋出路。考究这三次“精神出走”的原因，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社会丧失了吸纳精英的正常机制，人才流动的上升通道严重梗阻。
清末精英的出走与废科举有关。自从唐朝开科举制为寒门学子提供了一条社会上升管道以来，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日渐式微，“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中下层的激励机制，“白衣卿相”成为政治美谈。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旧管道已废，新管道还待形成。从清中叶以来形成的文士过剩现象至此更形严重。一个政权如果无法提供吸附精英的制度性管道，必然导致大批精英对政权的精神出走。这种出走由于“反满兴汉”而被赋予合法性，最终导致精英的反叛，以中产阶层、知识精英与学生为主体的社会阶层最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族主义集团，成为清末立宪、辛亥革命乃至后来国民革命的主体。这一社会鼎革时期，曾在20余年之内为大批精英提供了超常的社会上升机会，出身底层的精英除了牺牲者之外，大多数后来都成为国民政府的栋梁，少部分人如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则成为共产革命的主将。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中期，中国又有一次候补精英大出走的潮流。当时中国公私并举，在现代大学及中专教育已经成型。但由于战乱绵延等原因，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却不足以吸纳每年毕业的学子（军校除外）。从当时的许多文献及经历者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其时进入公务员系统也需要请托门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大多只能将自己的学历当作一份体面的嫁妆。不少寒门出身的学子只能回到家乡谋求中小学教职或在大城市边缘性就业。到了40年代情形更为恶化，赵丹等人主演的进步电影《十字街头》、《桃李劫》反映的其实就是当时青年学子毕业即失业的困顿与焦虑。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寻找出路就是在这时代背景下发生的。1949年中共建政前后，由于对人才的需求，大批录用了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子。上述知识者既是后来中共的建设人才，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对象。
21世纪前十年，中国承接上世纪90年代无就业增长之势，形成了知识型劳力过剩之局。大学生与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与民国政府30－40年代一样，成了家世的竞争。对于大多数小城市及农村青年来说，一职难求。家庭的教育投入因学费上涨而成为中国背负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但学校却已经不能成为 “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大学生、研究生正在成为或者行将成为对现政权的精神出走族。
对中国现政权与社会发展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还有另一类蔚然成风的出走，即精英的移民。这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出走。今年6月份中国有两项调查揭示了这种精英出走现象。一是新浪网发布的调查，参与调查的7千多人中有比较模糊的移民意向达到88.2%；二是汇丰银行的调查，调查的对象是月薪超过12000元、流动资产超过50万元的人，这部分人当中10年内有移民计划的达到60%。面对这一调查结果，国内媒体称为“精英集体逃亡”。而逃亡的原因主要是国内缺乏安全感、子女前途以及环境生态恶化等。由于收入下降、无力养老等，中产阶层的焦虑感日渐加深，这种精英出走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近现代中国精英三次出走的原因可概括如下：一是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二是中产阶层夹在上层的政治压迫与下层对社会秩序的侵蚀之中，看不到生活的出路。也就是说，近两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前现代小农经济的中国，还是现代化早期的民国，抑或初步完成现代化的今日中国，人才上升管道似乎都只能在社会革故鼎新之时短暂出现，更多的时期则处于社会无法吸纳精英状态。这种状态如果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动乱还会出现。
6一场上不得台面的“餐桌保卫战” ―从政府机关的“蔬菜自供基地”谈起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十一月 18, 2010
最近，中国流行种菜自给，只是种菜者并非农民，而是富豪与有社会地位的人，比如别墅的主人等。重庆、长沙、沈阳、武汉、珠海……，中国各地的房地产商都竟相打出“买房赠菜地”的广告。这些广告并非房地产商突发奇招，而是他们从最近两年“蔬菜自供基地”遍地开花这一社会现象中获得的“灵感”。
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蔬菜自供基地”由何方神圣开垦？答曰：各地一些有经济实力的机构，如省级政府部门、大型国企、金融机构，以及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等。它们花费大量金钱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形成自供食品基地。
如果以为这些机构是为了让自家公务员或职工周末到郊区种菜，活动活动筋骨，那真是天大的误解。人民网上那篇“部分机关国企忧食品安全，组建蔬菜自供基地”说得很明白，这是“在有毒食品泛滥的今天，中国人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食品安全的深度忧虑。”说白了，就是政府机构与国有企业等花费公帑为自家构筑餐桌安全，让自己所属的这个小团体不受食品安全问题的困扰。
近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打一场辛苦且难见效力的“餐桌保卫战”。中国有毒食品繁多：从食品原料到烹制油与食器，无一安全。但地沟油、毒筷子、毒餐盒等还属于可清理范围，最让人一筹莫展的是以下三个毒源：一、生产者在产品生长过程中采用所谓“高科技手段”，比如在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普 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我在国内时就已经听说，从事种植与养殖业的农户将自家食用与市场贩卖之物区别种养，以免中毒。二、来自于加工过程中，为节约成本，企业大量使用各种食品添加剂与化学物品。 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之类以提高蛋白质含量只是被曝光的一例；三、缘于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据国家环保局估算，目前受镉、砷、铬、铅等污染的耕地面 积达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这些粮食都被用于消费，少部分甚至用于出口。
这种有毒食品泛滥成灾的景象，完全是生产者罔顾厂商责任伦理、政府放弃监管责任、市场缺乏信用的情况下的产物，其中特别应该指责的是政府高度腐败。由于各监管部门利用监管的权力竟相寻租，最后将食品安全监管变成部门间的利益分配和争夺，终于陷入“几个部门管不了一头猪，十几个部门管不了一桌菜”的无能境地。面对有毒食品泛滥的情况，无能监管的国家质检局只好依靠谎言蒙骗世人，宣称“中国的食品合格率高达90％以上”。
话说政府机构花重金开垦蔬菜自供基地，其创意还是来源于“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基地”。2008年震惊世界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之后，有人从中国国内某公司网站上找到一条消息：2005年4月，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正式成立。据中心主任祝咏兰同年8月18日在山东济南举行的“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透露，中心不但为国家94个部委的退休老干部 (臻选、评估、并生产）或（授权生产）特供指定专用产品，也“依托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为国家机关的官员特供有机食品。
此消息在国外网站上广泛流传后，人们才恍然大悟：敢情中央领导家食用的蔬菜与百姓家不是同一个来源？难怪他们不用担心食品安全，难怪会他们的心思没用在监管上面。由于这条消息太有损党与政府的“光辉形象”，让所余不多的政府公信力进一步流失，很快，登载这条消息的公司网站将此消息删除，中国政府也出来“辟谣”。2008年9月25日，国务院有关负责人接受中国新闻网记者采访时说，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没有所谓的“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网上相关信息纯属谣传。
但从省地级政府机构、大型国企与金融机构等争相仿效建立“蔬菜自供基地”来看，辟谣的效果并不太好，人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纷纷量本单位之物力，先管好自家餐桌安全再说。
政府是纳税人用税金供养的机构，对内的政治责任首先就是为国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职能，构建安全可靠的生存环境是其中最起码的责任。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目前涉及到政府、市场、生产者三方面，冰冻三尺，确实非一日之寒，但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健全监管机制，强化责任追究，重构市场与企业的关系，而不是凭借经济实力去租地种植蔬菜与养殖家禽，保障官员群体的食品安全。考虑到政府机构、国企的资金来源于纳税人，它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安全的食物，已经不仅是一种责任逃避，更是一种深入骨骨髓的政治癌变。
7祛“爱国主义”之魅为何如此之难？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十一月 23, 2010
看了蓝无忧所写的“解放军测绘学院对萧瀚演讲的反应”一文以后，我很自然地想起2001年11月9日晚在芝加哥大学International House的一场演讲。萧瀚演讲的主题是“何谓爱国者”，无论是演讲场景还是听众的提问，如执政党至上不能批评的权威主义、党国不分的爱国主义，都与我亲历的场景相似。
为何时隔十年，在被目为精英的留美学生与国内的军校学生当中，对政府的权威与爱国主义的狭隘理解会如此雷同？这实在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那次来芝大听演讲的听众有来自芝加哥各大学的留学生及专家学者两百多名，这在美国据说算得上“壮观”。据主办人――芝大的Ph.D陈定定所言，平时用中文演讲的讲座能来十几个人就算很不错了。后来得知，在演讲的前一天，芝加哥领馆官员去该大学经济系，阻止学生不要去听讲。演讲当晚，那位官员与其同伴就在礼堂大门边站着，让一些想进来听的人逡巡而不敢入。
我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后来我一篇同名文章即据演讲提纲写成。演讲时间原定50分钟，中场休息十分钟后还有一个小时供听众提问。但就在我讲到中国政府的高度腐败之时，听众席后排一位30多岁、身穿棕色皮夹克的男子站起来挥舞着拳头高喊“这是造谣！我们政府绝对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腐败！”全场讶然，大家都回头看着这位男子。陈定定可能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时不知如何应付。我笑着对这位男子说，“谢谢你提问。这次我可以先停下来回答你的问题，但请遵守规则，如果还有问题，请在我演讲完后再提。”接下来我告诉这位皮夹克先生，这组关于历年腐败官员数量与级别的的资料来源于近三年“两会”期间的两高报告（高检、高法），请他去人民网或者新华网查核。
中场休息后提问开始，皮夹克先生来到讲台前抓住麦克风，转过身来面对听众大声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在美国土地上，大肆批评我们政府的腐败，是不是反党行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经过选择挑选出来的执政党，对内代表我们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对外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形象。反党就是反华，就是反对全体中国人民，反对整个中国华民族。再说啦，子不嫌母丑，就算中国政府有一些缺点，但哪个政府没有缺点？在国外，我们更要爱护中国的形象，我们所有中国人都要与反华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大家说是不是？”然后将身子转过来对着我，满脸得意之色。
我对听众说：“这位先生让我看到了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成功。这种意识形态教育有两个特点，第一点就是政府永远正确，不能批评，批评就是反党，危害国家安全；第二就是认为中共是全体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的代表，还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优秀代表。但其实它谁代表不了，它的所作所为，它对人民利益的漠视、它对中国文化的戗害，证明它其实只代表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集团。到现在为止，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是通过它自己制定的宪法自我赋予的，并非人民选出来的。而且它那正在蔓延的严重腐败正在危及中国，危及中国人民的利益，将中国拖入黑暗的深渊。我揭露它的腐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觉醒并反对腐败，是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以及中华民族的兴盛。任何政府都必须监督，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常识，你们在美国，什么时候见过批评美国政府与总统的人被美国人骂为不爱国？”
台下静默了几秒钟后，响起掌声。在越来越响的掌声中，这位皮夹克男士抓住麦克风不放，还在继续大声嚷嚷。主持人走过去劝说，他只好走到后排坐下，与另一位30多岁的戴眼镜的女士嘀咕，似乎在交待什么。
一位女生站起来问我：“我们中国的建设成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制造现在遍天下。从20年前的一穷二白变成了今天这样，这么多的成就你不谈，为什么偏偏喜欢谈中国的问题？作为一位中国留学生，我爱我的祖国母亲，在我看来，这种专门挑祖国刺的行为实在是很不爱国的表现。”
我回答这位女留学生：“中国现在拥有数千家杂志，1700多家报纸，上千家电台、电视台，都在称颂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称颂改革将中国人民从黑暗中引领到光明，不允许有任何批评声音存在。当然更不允许探讨改革前的黑暗是怎样造成。中国现在如果有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学者，其中99％也以赞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与政府为主，只剩下百分之一左右愿意冒险批评中国社会现状的学者，如我这样的人。能否请你不要向中国政府学习那种不容忍任何批评声音的做法？此外，我还想提个建议，各位到美国来，不要仅仅只学习专业知识，还要学习美国精神。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活力与创造力，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是因为它能够容忍各种不同意见。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掌握一点民主政治的常识，政府不可能是永远正确的，允许各种批评声音的存在才能让政府少犯错误。”我话音刚落，在场听众鼓掌，一位坐在前排的华人老先生还向我笑着竖起了大拇指。
在皮夹克先生的指挥下，他身边的那位戴眼镜的女士及其它人还提了些问题，曲里拐弯地仍然奔向应当如何爱党爱国这一主题，直到听众对他们那些雷同的问题发出嘘声才算罢休。
对我个人来说，那天的演讲只是我在美国包括德国等地多次同类经历的开始。痛感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对青年人精神的戗害，我曾写过一篇“中国民众‘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形成过程”，指出中国从中小学开始就竭力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但这种爱国主义教育缺少两个基本前提： 第一是只强调人民对国家的义务与责任，却回避了国家（政府）对人民的义务与责任；第二是根本不谈人民在这个国家拥有什么权利，包括纳税人权利。由于缺少上述两个基本前提，中国当局不断祭出的爱国主义口号，承载的内容实质上并非爱国，而是被偷换成热爱掌握这个国家政权的执政集团，最后被扭曲成人民对暴政无条件的拥护与热爱。
美国的托马斯•潘恩曾说过，“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真正理解这句话，祛爱国主义之魅的任务才算初步完成。
8海外华人投资中国运势考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十一月 30, 2010
11月26日，易网通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CEO）、澳籍华人吴植辉因“涉嫌挪用公司财产”被拘。
吴植辉的新闻之所以吸引眼球，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一、吴植辉具有澳籍华人身份。对于正与中国在资源方面密切合作的澳大利亚来说，这一案件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两国关系？由于此前力拓胡士泰案件并未影响中澳经济合作升温，人们越来越怀疑这种某国华人身份到底能起有多大保护作用。二、吴的“外资”身份如何界定。在英国上市的易网通是吴植辉在泽西岛注册的一家离岸公司，按2006年8月颁布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这种公司被中国视为“假外资”。吴植辉就是借易网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通旅商贸和广州鑫之烨三家公司，不断增持广之旅股份直至目前的52.39%，成为其实际控制人。附带说一下，广之旅是一家国有企业，今年8月，广之旅原董事长郑烘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双规”，其罪名就是违规操作了易网通对广之旅的股权收购，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对在华外商态度，确实存在种族及国别歧视。这种族歧视其实指的主要是对华人的歧视，而华人所在国籍也起相当重要的作用，比如美籍华人会优于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国，当然比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牌子更硬一点。“X籍华人”身份在中国政府眼中是个软牌子，与中国政府视海外华人为本国子民的政治传统有关。曾有一位美籍华裔人权活动家随欧盟人权代表团访问中国，被安全部特工试图绑架。在绑架过程中，安全部特工对这位人权活动家说了一句很牛皮的话：“只要你是华人，不管你拥有哪国国籍，会不会讲中文，中国政府都有资格管你。”外国政府也早就发现本国华人在中国相对容易受伤害这一事实，布什政府曾就此专门提醒过有批评中国政府言行的美籍华人到大陆去要注意安全，最好不要去。根据上述事实，再加上目前中国对外资态度从整体上趋强，我认为吴植辉的案件将与胡士泰结局类似，中国政府只要找到说得过去的判刑理由，让澳大利亚政府有个台阶下即可。
至于吴祖辉有无侵吞国有资产的问题，目前虽然未披露详细情况，但从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惯例及吴几年间股权迅速增加的情况来看，其中肯定有许多灰色操作。美国中国商会与欧盟中国商会今年都发表调查报告，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颇多抱怨之辞，尤其是对中国政策法规及政府行为缺乏透明度表示不满。事实上，在中国做生意，离开灰色操作难以成事，这是在华外商与中国官员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但同是外商违规，更容易被中国政府惩罚的往往是港台商人与海外华人。《凤凰周刊》2005年第14期一篇报道透露，近年来港商在大陆吃官司、被关押的人数上万。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会长高为邦认为，在大陆陷牢狱之灾的台商至少高达两千。
中国目前号称发展中国家头号引资大国。但有一件事情却很少提及，即中国引进的外资当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假外资”，即中国人或中国公司将资金转至海外，在国外注册公司后，再以外资 的名义回流中国。根据中国商务部的说法，中国人变身为假外资的主要目的是“政策性寻租”。实行低税的香港、英属维京群岛、开曼岛、萨摩亚等地分别成为这些假外资的注册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当中到底有多少假外资？世界银行1992年的估计是该比重当时已达到 25%；至2006年中国的假外资比重已超逾33%。
在外资尚未大规模涌进中国时，中国政府对这种假外资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但后来中国政府不想让这种假外资再占政策性便宜。于2006年8月北京推出《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该法规引入了“实际控制”原则，规定中国境内公司到境外设立的企业，以及境内人士改变国籍的，原则上不再按外资对待。
2010 年的中国社科院《全球安全与政治》报告显示，中国正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但从21世纪开始，这些以新富阶层为主体的移民们无意迁往他国居住，只是希望更换公民身份并继续留在中国生活。他们移民的目的，只是希望外国国籍能够为他们提供一种庇护，但胡士泰、吴植辉等案件却让人产生疑问：在中国这种灰色投资环境与不透明的法制状态下，有外国国籍身份掩护的华人就真的安全了吗？
9被剥夺者不会永远是“零的集合” ―― 从钱云会之死所想到的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十二月 28, 2010
近几天，浙江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长钱云会之死成了中国有良知者的心头之痛。这痛，完全来自于这个生命消失的原因。官府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谋杀一个无辜的国民，这种暴政让每个人都看到了生存环境的危险，看到了个体在权力面前的无助与渺小。环视今日世界，除了与中国同为暴政俱乐部成员的北韩等少数国家之外，还有哪个政权能够以国家的名义如此谋杀国民？
“村长怎成轮下人”（http://view.news.qq.com/zt2010/qyh/index.htm）这组报道已详细叙述了这一国家谋杀的前因后果。我现在只想探究一点，在各地的农民领袖当中，钱云会的命运究竟是个别还是普遍？
毫无疑问，钱云会之死展现了中国现实极为阴暗的一面：中国农村几千年以来从未象今天这样处于毫无自保能力的状态，农村的任何资源，无论是土地、河流、山川，还是古迹，只要官府觉得有可资利用的价值，就可以用国家名义强征。只要官府觉得在某农村兴建高污染的工业区能给当地贡献GDP，农民的生存环境是否被污染，污染对农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何种影响，当局基本不予考虑。钱云会所在的浙江省，据国土局网站的一份编码为200631792541925.xls表格，仅在2006年就发生300起村民因征地而起的纠纷。
但中国城市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大量被夺去土地的农民无处可去；因土地被严重污染而难以生存的农民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他们不仅无处可去，还不得不忍受污染的严重危害。被逼至生存绝境的农民不得不起而反抗，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反抗中，一些农民领袖就脱颖而出。这些乡土社会的农民领袖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保卫土地而战，一类是为保卫环境而战，有一段时期中国一些媒体将这类人称之为“环境卫士”。前者是为了保护家园不被褫夺，后者是为了挽救正在沦陷为污染之地的乡土。由于他们的反抗一般都有很具体的指向，比如某个利益集团，以及利益集团后面的地方政府，所以他们的反抗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作为领袖人物的农民个人命运都极其悲惨。
陕西省榆林市城外的三岔湾的农民领袖高拉定，为了保护5000多亩赖以生存的耕地，从1999年开始率领3600多位村民与榆林市政府进行了长期抗争，2004年终于遭到地方当局的血腥镇压、村民死伤数人，高拉定等27位村民被诬以“聚众围攻政府罪”判刑。四川自贡维权人士刘正有的命运更是为人熟知。自1993年自贡市政府为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而征去刘所在村庄的土地之后，刘正有与他的1300多名乡亲通过媒体呼吁与法律上诉等一切合法途径，进行维权抗争，最后却被地方当局以“涉嫌社保诈骗”的罪名投入监狱。曾被媒体与环保组织称之为“太湖卫士”的吴立红，也被地方当局诬之“以环保的名义敲诈勒索”陷狱。曾在2008年春天为黑龙江佳木斯富锦失地农民维权的杨春林，被当局以“勾结海外反华势力、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系狱。
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如果在冷兵器时代，我相信在每年十余万起社会抗争中必将涌现陈胜、吴广、李自成等杰出的领袖人物。但目前由于政府的镇压力量与民间反抗力量拥有的武力极其不对称，这些知名的与不知名的农民领袖的不屈反抗，在近期内很可能只能成为铺就漫长反抗之路的石头与细沙。
这种势力极不对称的狼羊状态，农民并非没有认识到，湖南农民领袖倪明就认为，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非农民们没有反抗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在那篇《时势论》的政论文中称：“余闻崇祯之世，官贪府污，今似而过之，民视官为虎，官以民为肉，有水火不容之势。若陈吴再世，揭竿可以为旗，斩木可以为兵，未偿不举水浒之义。今所未能者，是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故高俅童贯之流仍窃其位。……民怒弥天，恨声载道，倘得古矛长戟可以为用，则高、童头颅不知已抛几许矣”。
正如推友@uponsnow所指出的那样，钱云会被权力公然谋杀，是在“王权下乡、自治沦丧、伦理失范三者同时发生”时才会产生的恶性事件。这个汲天下之财以自养的政府，在掠夺民财与公共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民众的绝地反抗，如今堕落到公然采用黑社会手段谋杀反抗者，其合法性必然会受到国民的质疑。
古语云：“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高压维稳的张力总有到达极限的一刻。我相信，只要钱云会之死这类事件频繁发生，维稳链条总会在一个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的节点断裂。目前，底层社会借用毛泽东这个政治符号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这些行动释放的社会信号极其明确。记得曾有一句话：一百万个零虽然只是零的集合，但如果在其前面加上一个“1”，这个数字就有了意义。数以上亿计的失地农民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零的集合”，历史将会在合适的时机在这些堆积的零的前头加上一个“1”。
10政府太大，供不起   何清涟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九月 28, 2010
政府太大，供不起
――中国宏观税负不堪承受之重
最近，中国社科院财政所发布了《中国财政政策报告 2009/2010》。报告显示，2009年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达32.2%。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最多只能进入中下等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类国家的合理宏观税负标准约为20%；但中国的宏观税负标准却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30%。因此，200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排名全球第二。
其实，税负过重只是中国人的普遍痛苦。这一庞大的财政收入数字下面还隐藏着不堪告人的现实：近十余年以来，为了满足日益庞大的政府开支，各级政府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罗掘一切资源――美其名曰开辟新税源。民众的生存资源如农民的土地、城市居民的房屋都成了其掠夺目标。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及房地产收入的结果，使8000余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近400万城市居民失去了住房。
即使这样，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仍然债台高筑，据国家发改委公布，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便高达7.38万亿元。外界评估，这种情况蕴含极大风险，即“财政危机”。通俗一点总结，中国现在是政府太大，供不起；穷人太多，养不起；贪官胃口太大，填不满。
财政危机必将引起严重的社会混乱与动荡，古今中外不乏这类事例。对于大明王朝的倾覆，史家有句评语：“明亡，实亡于万历”。这句话指的是明万历皇帝掏空了明朝的国库，横征暴敛丧失了民心，催生了各种社会矛盾，埋下了明朝覆亡的祸根。明朝财政收入平均每年约为2900万两白银，万历皇帝好挥霍，又不象其祖父嘉靖善于理财。其统治前期幸得张居正为其充盈国库，但后来由于三大征军费浩大，共花费1200万两白银，再加上供养宗室的负担沉重，于是不断地向民间加派赋税，矿监税使遍布全国，所到之处搜刮民财，纠集地痞无赖抢掠中产之家财物，引起各地民众激烈反抗。翻开《明史·宦官传》，这类事例随处可见。最后引起诸多社会问题，日积一日，历天启帝再到崇祯，内忧外患，军费浩大，财政危机无可解，最后衰竭而亡。
罗马帝国的衰亡也与财政危机有关。自奥古斯都开始，罗马开始实施巨大的城市改造计划。壮丽的皇宫、凯旋门、功德柱、竞技场、万神殿等宏伟工程一项项落成，尼禄的挥霍荒淫更是旷古未闻。统治阶级奢侈豪华的生活与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帝国财政一天天恶化。尽管政治分裂，内战频繁，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等都是促使罗马帝国灭亡的因素，但税收过重、财政状况恶化无疑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宏观税负之重已令中国民众不堪承受，而军费、维稳费用与因生态灾难而引起救灾费用都急剧增加。从掠夺程度来说，明万历时期掠夺中产之家还主要是财物，而现在却是民众赖以生存的住房与土地。就在我写这篇短文之时，山东利津县陈庄镇众多村民在没有安置房和过渡期安置的情况下，被当地政府强令在两个月之内整体搬迁，村民们只得到了2万元至8万元的补偿，根本无法另筑新居，只能在窝棚里渡日。冷兵器时代，明朝人民还可以痛殴矿监税使；现阶段除了群体性反抗之外，不少走投无路者只能以自焚来表示反抗。社会反抗从2005年的8万起增至2008年的124,000起，说明官民矛盾已势成水火。如果不是当局镇压力量的过分强大，只怕现时的反抗比明朝不知激烈多少倍。
殷鉴不远，中国的执政集团要仔细想想，载舟之水――中国老百姓对超重的巨舟还有多大的承受力。无论如何，这124,000起群体性反抗不妨当作覆舟曲的前奏来听。
11政治人物的声誉与时间坐标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一月 28, 2011
最近，突尼斯革命将本阿里这位已踏上流亡之途的威权型政治人物带入了世界公共视野。读其一生行状，不由得想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原为七律，现录其中广为传诵的两联：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首诗蕴含的政治哲理，就是强调时间坐标对评价政治人物的重要性：周代贤相周公如果不幸在流言四起之时死亡，肯定会被当作一个篡位者载入史册；西汉王莽如果在篡位之前去世，必将留下千载贤名。同理，本•阿里如果在2007年前死亡，或将权力通过选举和平转移给另一位政治家，其结局不仅不会象今天这样落得个被国民抛弃、举家流亡的下场，还会有不错的历史评价。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截至2007年，本•阿里统治突尼斯所采取的经济政治举措，与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期相似，其政声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本国，都与今天有天壤之别。
蒋经国在辅佐其父担任行政院长时，面对来自海峡对岸、国际局势和台湾岛内本土化潮流的压力，已清醒意识到，只有持续发展经济、落实政治民主，建立更开放的社会，才能继续维持中华民国政府的统治。1978-1988年是蒋经国主政时期，经济上，台湾成功“起飞”，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得以跻身“亚洲四小龙”。政治上，蒋经国竭力推进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在198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 1985年，蒋经国在任第二届总统时表示，中华民国下届总统不会再由蒋家人担任。1987年7月15日，《国家安全法》开始施行，同日中华民国正式解除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随后又解除实施了30多年的党禁和报禁。蒋经国先生有一句广被传诵的名言：“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由于其亲民作风，深受台湾民众的好评。
从政治经济状况来看，本•阿里自1987年以“改变（Change）”为口号登台执政之后，其治理下的突尼斯与蒋经国时期的台湾相似：政治上实行威权统治，同时希望通过经济高速增长来构筑政治合法性（称为“面包契约”）。
经济上，本•阿里采取积极的对外开放姿态，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跨国公司，每年GDP增长保持在5%左右。2007年达沃斯论坛曾把突尼斯评为经济上最具竞争力的非洲国家，领先于南非。目前，突尼斯的人均收入大约有4000美元。2007年庆祝本•阿里执政20周年时，中产阶级收入阶层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85%。
政治上，本•阿里的开放姿态不输于蒋经国。他推行公共和个人自由、新闻及言论自由，致力于通过和解对话建立一个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尊重人权原则，体现自由、平等和公正价值的法制国家。例如，本•阿里宣布废除多项对新闻出版的管制法令，允许私人经营报刊与电视台； 1994年本•阿里首次允许反对党参加立法选举，此后逐步允许合法反对党参加立法、市镇和总统选举，政府甚至为反对党的正常活动提供资助。他还支持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允许工人罢工。
与蒋经国不同的是，蒋在第二任总统行将届满之前去世，此后蒋氏家族确实也未再介入台湾政治。本•阿里在1987年将突尼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后来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的布尔吉巴赶下台后，曾宣称突尼斯再也不需要“终身总统”，但此后本•阿里所在的宪政民主联盟成为永久性的执政党，本•阿里为使自己成为该国永久的执政者，不断根据自身需要修改宪法，先是取消总统连任次数不超过两次的限制，继而将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上限增至75岁，这些当然都是迷恋权力的本•阿里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规定。有了这些规定，本•阿里在总统宝座上一坐就是23年。在权力的庇护下，其家族利用特权获得许多垄断利益，导致民怨沸腾。但在倒台之前的半年，本•阿里并没意识到危机正在迫近，仍然坚信自己是突尼斯的“特别保护者”。
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生死大限使得蒋经国先生名垂青史，迄今为止，在对以往几位台湾领导人的民调中，他仍是最受台湾民众肯定的一位。而本•阿里却从此只能告别往昔的荣耀，流亡异国，埋骨他乡。
本•阿里的威权统治一直被中共政府引为同道。2007年，新华社曾发表一篇“突尼斯：稳定繁荣发展20年”的文章，该文名义上是庆祝本•阿里执政20周年的伟大业绩，但从赞誉的语言及角度，完全可以看作中共是在借赞扬本阿里以显示“吾道不孤”，这个“道”，就是以经济发展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今天，昔日同道政权倾覆，举家仓皇出逃，不知中共可从中领悟到什么经验教训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