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道尊战魂:李大同专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5 01:29:44
李大同：用新闻影响今天
来源：南方周末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干部阶层享有的所谓‘特权’，主要是信息特权。”李大同说，“那时高级干部的阅读物，是对社会屏蔽的。”
他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而如今，他以打破信息屏蔽为职业。
李大同，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掌门人、报社的侃爷和大编（辑）、曾经的“黑帮”子弟和“北京盲流”，在内蒙古草原上呆了11年，没有上过大学。他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社，10年间，从驻地方记者到编辑、部门主任，经历了一张报纸新闻生产的所有流程。1995年创办《冰点》特稿版。
在最近出版的《冰点故事》里，李大同回顾了《冰点》创办10年来的历程：最初，它以讲平民故事见长。北京城最后几个背粪桶的工人；湖南十万大山里含辛茹苦供养孩子上学的五叔五婶；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美军飞虎队烈士遗孤……这些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曲折命运，为甫一诞生的栏目凝聚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气。但平民故事并不是《冰点》的全部。大专辩论赛的是与非；语文教育的困惑；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引发的道德拷问———创立之初只有四五名成员的新闻“小作坊”直面当时社会上的热点问题。2000年前后，《冰点》对时代的反应更具指向性：从反思“普遍问题”过渡到直击新闻事件，《冰点》完成了“由软到硬”的转型。
尽管从诞生的第一年起，《冰点》就有把报道结集出版的传统，但《冰点故事》的面世，依然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和争议。
有人称赞这本书“基本用报纸语言写成，文字流畅、口语化、富有节奏，长文短文，都有一些前后的埋伏，目光扫过真是前后无阻”。有人称赞这本书所总结的新闻观点是精粹到骨头渣里的真知灼见。但也有人批评作者自恋自大，新闻观点已落后于时代。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李大同。
解密《冰点》的运作
记者：你经常引用一句话“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力”，但《冰点》的文章又不断结集出版。
李大同：因为《冰点》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新闻版。《冰点》都是非新闻性特稿。如果我是新闻版主编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就会去关注发生性事件。《冰点》从来没有报道过发生性事件。“北京最后的粪桶”发生了什么？“五叔五婶”发生了什么？没有！《冰点》所有的特稿都不是新闻。
记者：那它是什么呢？
李大同：讲个小故事吧。我们有一个部门主任去开孩子的家长会。老师强调加强孩子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读这个，要读那个……突然有个学生家长站起来问老师，你有没有让学生读《冰点》？那比任何思想教育教材都好，我每期都让孩子读———这位家长就不认为《冰点》是新闻。确实，我们的定位是时效要求不强的“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因人们关注而具有新闻性，但并非是发生性新闻事件。
新闻特稿与一般的发生性新闻有很大区别，获普立策特稿奖的报道有几篇是发生性新闻？特稿当然也有告知的功能，但它的主要追求却不简单是告知。我们选择的人物或事件，通常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的矛盾、困惑、痛苦和缺项，是一个当代中国的社会实景。特稿还有一种一般新闻不具备的刻画、表现功能，你看一条新闻会哭吗？已有不少读者说看《冰点故事》时哭得“稀里哗啦”，还有忍俊不禁笑起来的。要知道我在书里，只是非常概略地回顾我们曾经报道过的故事。特稿一定要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现在有一些评论，以为《冰点故事》反映的就是我的新闻观，其实，在这本书里，我用故事来传达的是我的特稿理念；而故事之外的文章才是我的新闻理念。可惜在这本书里，我无法用故事来解说我的新闻理念。
记者：可是，现在即便不是特稿的新闻，也不会满足于只记录而不做分析了。
李大同：特稿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分析，而是生动、传神的表现。《冰点》全是长达8000字以上的特稿，8000字的特稿和4000字的特稿就有区别了，和1000字的区别就更大了，因为它要有足够丰富的细节和故事。这就超出一般新闻的意义了。一般新闻的目的是什么？告知！但是《冰点》没有任何值得告知的。北京有几个背着粪桶的人，我需要告知你吗？十万大山里有两个上不起学的孩子，我需要告知你吗？不需要。为什么大家还要看，因为你展示了一种命运、一种情怀，一种大家可以共同感动、共鸣的东西。
最近我们刊发的《从小康跌入赤贫》，就是写一家人怎么看病，那个家庭本来是内蒙古一个县城里的小康家庭，想买私家轿车的。妻子生病之后，支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丈夫每天跪在北京街头乞讨，直至死去，人的最后一点尊严都给抹掉了。王小波说过，这个社会上沉默的是大多数，没人听他们说话，他们也说不了话。有一个细节：采访对象走了多少家媒体想请人听他家的故事，没人理他，最后我们决定采访他，他给记者一个短信就发了60多个“谢”字过来。你想想这是什么心情。这篇报道，当天Sohu网上的跟帖3700多条，列为榜首。大家都想知道这样的故事？不是！而是大家从中知道了自己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陷阱：万一我要得了这个病又没有医疗保障……这样下去，太危险了，得不起病啊。
记者：也就是说，你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专门针对特稿这种文体的？
李大同：我这本书，主要是提供一种生活方式的记录，即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报纸的编辑，他可以怎样生活，而实际在怎样生活。我希望这本书像小说一样好看，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故事出现，有冲突和命运的跌宕。我想在这本书里呈现出一个报纸编辑和当代中国之间的互动过程。你每天都在受到各种不同的信息的刺激，作为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的编辑，你对这些刺激如何做出反应，你根据什么选择来向社会发布信息，这些很少有人记录。我相信公众应该了解这个行业的运作，因为这个行业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本书不是一个特别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是跟着感觉走。我一度在哪些人是这本书的目标读者上感到踌躇，最感兴趣的可能是业内人士，而我确实想让行业外的人也有兴趣读。打开那些发黄的剪报本，过去的故事一幕一幕出来。我知道有一部分内容是讲给学新闻的人看的，需要讲解的时候我就讲解一下。对《冰点》感兴趣的一般读者，从了解一种行当的角度，这本书应该也是有吸引力的。
是记录历史，还是要影响今天？
记者：你在书里说的一句话，我当时读到的时候，脑子里就打了个问号，你说新闻绝不是记录历史，而是要影响今天。
李大同：这是一个常识，还需要讨论吗？
记者：你觉得新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现实？经常听到一些同行抱怨：我可以一件件揭露个别事件，但是我扳不倒背后的逻辑。
李大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新闻工作者经常会觉得沮丧呢？因为其他社会系统配套不够。在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系统里，舆论监督是整个社会监督的子部分，这个子部分起到的作用是先行者，先告知社会有某件事情发生，如果这件事不正常，有可能违法、违规，然后社会其他监察系统就会蜂拥而上，这是健全社会的特征。比如说水门事件，如果光有新闻界的报道，有个屁用？要等其他社会系统出来，国会出来了，司法部出来了，正式调查开始了，总统下台了。我报你一个梁锦松事件，我说你买了一部什么车，买了以后就涨了几万港币，为什么？廉政公署立刻就上来了，你这车怎么买的？梁也只有辞职一条路。新闻就是为了让社会其他监督系统启动。比如说这次某某医院收取病人500万，马上中央调查组就下去了。
不能有时候没用，甚至很多时候没用，我们就什么也不干了，我们要完成职业规定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我们不必考虑社会其他系统是否会联动，当我们面对后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干了我们该干的工作。
记者：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觉不觉得有些像西西弗斯？
李大同：不。社会就是这样前进的。总得有一部分人坚持住。我不管它有没有用，我的职业使命是要告知，如果我没有做到告知，就是失职。况且其他社会系统也不是百分之百都不动啊。孙志刚事件你报道它为什么？想留给历史吗？它动了没有？它动了。它废除了恶法。这不是在影响今天吗？
只有想影响今天的记者才是好记者，一时影响不了没有关系，如果他能坚持记录，他仍然是好记者。相反，真正可怕的是犬儒主义、玩世不恭。我报了也没用，我报它干吗？有危险、做无用功，我就不报了。这才是对这个职业真正的危害。中国社会是在前进中的社会，它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在任何其他社会里，新闻界也都只有一个权利：告知社会发生了什么。
另外，不能对影响今天做过分功利的理解，以为我一报，那个问题就迎刃而解。负责任的、公众关注的信息，有一种潜移默化、匡正人心的作用，有教育作用，有引发深刻思考的作用，有增强公民意识的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在影响今天。
记录是中国新闻界退而求其次的追求，这个追求并不错，它坚持了职业底线。我们有很多报道也是这样。SARS，人已经死了，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它为什么这么死掉，没人知道。这种信息，就需要记录下来供后人检索。
软新闻是怎么硬起来的
记者：你对《冰点》十年的描述是“从软到硬”，这是你个人的新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还是你所面对的社会发生了变化？
李大同：是公众对《冰点》的期望导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一开始我们就是报一些故事，大家觉得好看，感动———基本就是在这样一条轨道上走。但是，我们也不能全是这个，我们要发挥一点舆论监督的作用，不多，因为舆论监督费的力气太大，还通常引发诉讼，我们就那么两三个记者，耗不起。但是，你搞一篇出来就不得了，人们纷纷找上门来。
“硬”报道就是新闻性报道。它完全是新闻事件的调查和展示，而且也有一些成功地改变了现实。
现在，我们也是有分工的，我们的观察版要更加动态一点，特稿这部分我们还是要长期坚持思想上、文化上的“输氧”，作为公民社会养成的组成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系列发表的龙应台的文章，都是在做公民意识的培养。
记者：你对“硬”的概括，一个是时效性强，一个是从温情脉脉的东西变成揭黑报道，这就是你的“硬”的指标？
李大同：所谓“硬”，是指直接干预社会现实的报道。我报道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现实。比如我们的《控告查无实据》，第三天公安部的暗访员就进到我们报道的这个家庭里面，最后，乱抓人罚款的派出所被整个解散，所有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几十万钱财如数归还。但是，也有一些让人无奈的，比如《被反复驳回的死刑判决》，我们最后的努力就是救了被告一条命，但是仍然判无期。他们有充分的证据无罪。
软报道的特征是表现，把一个事件表现得玲珑剔透，有深度，有社会现实的很强的针对性，大家爱看。但是硬报道就是干干脆脆的新闻调查，没有任何渲染，更没有一些人批评的夹叙夹议。纯正的调查性报道是不允许议的，甚至刑侦术语都是原装的，因为这就是事实。
“艺术人生”
记者：问一个很“艺术人生”的问题，按理说你们1950年代这一代人，很多东西都被固化了，你长年坚持的底气是什么？
李大同：不能把一代人的特征概念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在任何时代，因阶层、教育、经历、职业的不同，一代人之间的差别大了，在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就更是如此。
我们这代人，总的说来是195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锻造的。这种锻造有虚妄的色彩，但一定会留下痕迹，譬如我们就很少感到恐惧，这大概是受《红岩》的影响。（笑）
记者：这特别有意思，你从一个信息特权的享用者变成了向别人传播信息的人。这可能也证明了信息本身的力量。
李大同：是是。我们下乡的时候，没有中断学习，这非常重要。我们在草原游牧的时候，搬家要装两大牛车的书，都是古今中外的名著。
记者：“我们”是谁？
李大同：我们是一伙子“黑帮”子弟。10个人。当时作为北京盲流到草原上。
记者：你们连插队的资格都没有？
李大同：没有。自己拿着户口走。一呆就是10年，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也有好处，没受教条的锻造。1980年代翻译过来的新闻的理论和作品，全部研究过，没有一本遗漏。我们的脑子里，装的是新闻共同体几百年来发展成熟的价值理念。有人说这些理念过时了，其实这些人都太年轻了。
新闻的价值理念是不会很快过时的，它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套价值系统。我们现在是往这个价值系统靠近。它会很快变化吗？10年就发生变化？不会的。我们之所以跟世界上的同行有共同语言，依据的是我们的新闻共同体已经成熟的价值观念。(记者 石岩)
《冰点故事》 李大同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11月，29.00元
我们报道，我们记录。
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些好事之徒，
仅仅因为，这是我们
对公众、对国家、对历史、对未来，
应该承担的一份责任。
焦点，热点，冰点，究竟什么是新闻点？
国事，家事，天下事，什么是重大题材？
如何转换新闻视角？
从哪里寻找新闻价值？
新闻是“策划”出来的吗？
什么是新闻运作的真正内涵？
《冰点》的视角只是关注“普通人”？
平民视角，为何报道“封疆大吏”？
访谈、随笔、辩论，甚至转载为何成功？
一本书、一株植物，如何成为新闻？
历史事件也能进入新闻？
《冰点》报道为何由“软”到“硬”？
读者为什么要看《冰点》？
《冰点》将会走向何方？……
来源：南方周末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干部阶层享有的所谓‘特权’，主要是信息特权。”李大同说，“那时高级干部的阅读物，是对社会屏蔽的。”
他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而如今，他以打破信息屏蔽为职业。
李大同，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掌门人、报社的侃爷和大编（辑）、曾经的“黑帮”子弟和“北京盲流”，在内蒙古草原上呆了11年，没有上过大学。他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社，10年间，从驻地方记者到编辑、部门主任，经历了一张报纸新闻生产的所有流程。1995年创办《冰点》特稿版。
在最近出版的《冰点故事》里，李大同回顾了《冰点》创办10年来的历程：最初，它以讲平民故事见长。北京城最后几个背粪桶的工人；湖南十万大山里含辛茹苦供养孩子上学的五叔五婶；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美军飞虎队烈士遗孤……这些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曲折命运，为甫一诞生的栏目凝聚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气。但平民故事并不是《冰点》的全部。大专辩论赛的是与非；语文教育的困惑；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引发的道德拷问———创立之初只有四五名成员的新闻“小作坊”直面当时社会上的热点问题。2000年前后，《冰点》对时代的反应更具指向性：从反思“普遍问题”过渡到直击新闻事件，《冰点》完成了“由软到硬”的转型。
尽管从诞生的第一年起，《冰点》就有把报道结集出版的传统，但《冰点故事》的面世，依然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和争议。
有人称赞这本书“基本用报纸语言写成，文字流畅、口语化、富有节奏，长文短文，都有一些前后的埋伏，目光扫过真是前后无阻”。有人称赞这本书所总结的新闻观点是精粹到骨头渣里的真知灼见。但也有人批评作者自恋自大，新闻观点已落后于时代。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李大同。
解密《冰点》的运作
记者：你经常引用一句话“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力”，但《冰点》的文章又不断结集出版。
李大同：因为《冰点》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新闻版。《冰点》都是非新闻性特稿。如果我是新闻版主编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就会去关注发生性事件。《冰点》从来没有报道过发生性事件。“北京最后的粪桶”发生了什么？“五叔五婶”发生了什么？没有！《冰点》所有的特稿都不是新闻。
记者：那它是什么呢？
李大同：讲个小故事吧。我们有一个部门主任去开孩子的家长会。老师强调加强孩子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读这个，要读那个……突然有个学生家长站起来问老师，你有没有让学生读《冰点》？那比任何思想教育教材都好，我每期都让孩子读———这位家长就不认为《冰点》是新闻。确实，我们的定位是时效要求不强的“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因人们关注而具有新闻性，但并非是发生性新闻事件。
新闻特稿与一般的发生性新闻有很大区别，获普立策特稿奖的报道有几篇是发生性新闻？特稿当然也有告知的功能，但它的主要追求却不简单是告知。我们选择的人物或事件，通常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的矛盾、困惑、痛苦和缺项，是一个当代中国的社会实景。特稿还有一种一般新闻不具备的刻画、表现功能，你看一条新闻会哭吗？已有不少读者说看《冰点故事》时哭得“稀里哗啦”，还有忍俊不禁笑起来的。要知道我在书里，只是非常概略地回顾我们曾经报道过的故事。特稿一定要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现在有一些评论，以为《冰点故事》反映的就是我的新闻观，其实，在这本书里，我用故事来传达的是我的特稿理念；而故事之外的文章才是我的新闻理念。可惜在这本书里，我无法用故事来解说我的新闻理念。
记者：可是，现在即便不是特稿的新闻，也不会满足于只记录而不做分析了。
李大同：特稿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分析，而是生动、传神的表现。《冰点》全是长达8000字以上的特稿，8000字的特稿和4000字的特稿就有区别了，和1000字的区别就更大了，因为它要有足够丰富的细节和故事。这就超出一般新闻的意义了。一般新闻的目的是什么？告知！但是《冰点》没有任何值得告知的。北京有几个背着粪桶的人，我需要告知你吗？十万大山里有两个上不起学的孩子，我需要告知你吗？不需要。为什么大家还要看，因为你展示了一种命运、一种情怀，一种大家可以共同感动、共鸣的东西。
最近我们刊发的《从小康跌入赤贫》，就是写一家人怎么看病，那个家庭本来是内蒙古一个县城里的小康家庭，想买私家轿车的。妻子生病之后，支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丈夫每天跪在北京街头乞讨，直至死去，人的最后一点尊严都给抹掉了。王小波说过，这个社会上沉默的是大多数，没人听他们说话，他们也说不了话。有一个细节：采访对象走了多少家媒体想请人听他家的故事，没人理他，最后我们决定采访他，他给记者一个短信就发了60多个“谢”字过来。你想想这是什么心情。这篇报道，当天Sohu网上的跟帖3700多条，列为榜首。大家都想知道这样的故事？不是！而是大家从中知道了自己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陷阱：万一我要得了这个病又没有医疗保障……这样下去，太危险了，得不起病啊。
记者：也就是说，你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专门针对特稿这种文体的？
李大同：我这本书，主要是提供一种生活方式的记录，即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报纸的编辑，他可以怎样生活，而实际在怎样生活。我希望这本书像小说一样好看，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故事出现，有冲突和命运的跌宕。我想在这本书里呈现出一个报纸编辑和当代中国之间的互动过程。你每天都在受到各种不同的信息的刺激，作为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的编辑，你对这些刺激如何做出反应，你根据什么选择来向社会发布信息，这些很少有人记录。我相信公众应该了解这个行业的运作，因为这个行业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本书不是一个特别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是跟着感觉走。我一度在哪些人是这本书的目标读者上感到踌躇，最感兴趣的可能是业内人士，而我确实想让行业外的人也有兴趣读。打开那些发黄的剪报本，过去的故事一幕一幕出来。我知道有一部分内容是讲给学新闻的人看的，需要讲解的时候我就讲解一下。对《冰点》感兴趣的一般读者，从了解一种行当的角度，这本书应该也是有吸引力的。
是记录历史，还是要影响今天？
记者：你在书里说的一句话，我当时读到的时候，脑子里就打了个问号，你说新闻绝不是记录历史，而是要影响今天。
李大同：这是一个常识，还需要讨论吗？
记者：你觉得新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现实？经常听到一些同行抱怨：我可以一件件揭露个别事件，但是我扳不倒背后的逻辑。
李大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新闻工作者经常会觉得沮丧呢？因为其他社会系统配套不够。在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系统里，舆论监督是整个社会监督的子部分，这个子部分起到的作用是先行者，先告知社会有某件事情发生，如果这件事不正常，有可能违法、违规，然后社会其他监察系统就会蜂拥而上，这是健全社会的特征。比如说水门事件，如果光有新闻界的报道，有个屁用？要等其他社会系统出来，国会出来了，司法部出来了，正式调查开始了，总统下台了。我报你一个梁锦松事件，我说你买了一部什么车，买了以后就涨了几万港币，为什么？廉政公署立刻就上来了，你这车怎么买的？梁也只有辞职一条路。新闻就是为了让社会其他监督系统启动。比如说这次某某医院收取病人500万，马上中央调查组就下去了。
不能有时候没用，甚至很多时候没用，我们就什么也不干了，我们要完成职业规定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我们不必考虑社会其他系统是否会联动，当我们面对后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干了我们该干的工作。
记者：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觉不觉得有些像西西弗斯？
李大同：不。社会就是这样前进的。总得有一部分人坚持住。我不管它有没有用，我的职业使命是要告知，如果我没有做到告知，就是失职。况且其他社会系统也不是百分之百都不动啊。孙志刚事件你报道它为什么？想留给历史吗？它动了没有？它动了。它废除了恶法。这不是在影响今天吗？
只有想影响今天的记者才是好记者，一时影响不了没有关系，如果他能坚持记录，他仍然是好记者。相反，真正可怕的是犬儒主义、玩世不恭。我报了也没用，我报它干吗？有危险、做无用功，我就不报了。这才是对这个职业真正的危害。中国社会是在前进中的社会，它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在任何其他社会里，新闻界也都只有一个权利：告知社会发生了什么。
另外，不能对影响今天做过分功利的理解，以为我一报，那个问题就迎刃而解。负责任的、公众关注的信息，有一种潜移默化、匡正人心的作用，有教育作用，有引发深刻思考的作用，有增强公民意识的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在影响今天。
记录是中国新闻界退而求其次的追求，这个追求并不错，它坚持了职业底线。我们有很多报道也是这样。SARS，人已经死了，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它为什么这么死掉，没人知道。这种信息，就需要记录下来供后人检索。
软新闻是怎么硬起来的
记者：你对《冰点》十年的描述是“从软到硬”，这是你个人的新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还是你所面对的社会发生了变化？
李大同：是公众对《冰点》的期望导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一开始我们就是报一些故事，大家觉得好看，感动———基本就是在这样一条轨道上走。但是，我们也不能全是这个，我们要发挥一点舆论监督的作用，不多，因为舆论监督费的力气太大，还通常引发诉讼，我们就那么两三个记者，耗不起。但是，你搞一篇出来就不得了，人们纷纷找上门来。
“硬”报道就是新闻性报道。它完全是新闻事件的调查和展示，而且也有一些成功地改变了现实。
现在，我们也是有分工的，我们的观察版要更加动态一点，特稿这部分我们还是要长期坚持思想上、文化上的“输氧”，作为公民社会养成的组成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系列发表的龙应台的文章，都是在做公民意识的培养。
记者：你对“硬”的概括，一个是时效性强，一个是从温情脉脉的东西变成揭黑报道，这就是你的“硬”的指标？
李大同：所谓“硬”，是指直接干预社会现实的报道。我报道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现实。比如我们的《控告查无实据》，第三天公安部的暗访员就进到我们报道的这个家庭里面，最后，乱抓人罚款的派出所被整个解散，所有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几十万钱财如数归还。但是，也有一些让人无奈的，比如《被反复驳回的死刑判决》，我们最后的努力就是救了被告一条命，但是仍然判无期。他们有充分的证据无罪。
软报道的特征是表现，把一个事件表现得玲珑剔透，有深度，有社会现实的很强的针对性，大家爱看。但是硬报道就是干干脆脆的新闻调查，没有任何渲染，更没有一些人批评的夹叙夹议。纯正的调查性报道是不允许议的，甚至刑侦术语都是原装的，因为这就是事实。
“艺术人生”
记者：问一个很“艺术人生”的问题，按理说你们1950年代这一代人，很多东西都被固化了，你长年坚持的底气是什么？
李大同：不能把一代人的特征概念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在任何时代，因阶层、教育、经历、职业的不同，一代人之间的差别大了，在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就更是如此。
我们这代人，总的说来是195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锻造的。这种锻造有虚妄的色彩，但一定会留下痕迹，譬如我们就很少感到恐惧，这大概是受《红岩》的影响。（笑）
记者：这特别有意思，你从一个信息特权的享用者变成了向别人传播信息的人。这可能也证明了信息本身的力量。
李大同：是是。我们下乡的时候，没有中断学习，这非常重要。我们在草原游牧的时候，搬家要装两大牛车的书，都是古今中外的名著。
记者：“我们”是谁？
李大同：我们是一伙子“黑帮”子弟。10个人。当时作为北京盲流到草原上。
记者：你们连插队的资格都没有？
李大同：没有。自己拿着户口走。一呆就是10年，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也有好处，没受教条的锻造。1980年代翻译过来的新闻的理论和作品，全部研究过，没有一本遗漏。我们的脑子里，装的是新闻共同体几百年来发展成熟的价值理念。有人说这些理念过时了，其实这些人都太年轻了。
新闻的价值理念是不会很快过时的，它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套价值系统。我们现在是往这个价值系统靠近。它会很快变化吗？10年就发生变化？不会的。我们之所以跟世界上的同行有共同语言，依据的是我们的新闻共同体已经成熟的价值观念。(记者 石岩)
《冰点故事》 李大同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11月，29.00元
我们报道，我们记录。
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些好事之徒，
仅仅因为，这是我们
对公众、对国家、对历史、对未来，
应该承担的一份责任。
焦点，热点，冰点，究竟什么是新闻点？
国事，家事，天下事，什么是重大题材？
如何转换新闻视角？
从哪里寻找新闻价值？
新闻是“策划”出来的吗？
什么是新闻运作的真正内涵？
《冰点》的视角只是关注“普通人”？
平民视角，为何报道“封疆大吏”？
访谈、随笔、辩论，甚至转载为何成功？
一本书、一株植物，如何成为新闻？
历史事件也能进入新闻？
《冰点》报道为何由“软”到“硬”？
读者为什么要看《冰点》？
《冰点》将会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