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7:34:41
我想起两个人来，一是李敖。前一阵他来大陆“神州文化之旅”，面对大家对他的某个责问，他说：我是猴子让你耍的啊？他当然不是猴子，大家也没有希望他当猴子，他这么说，是他转移斗争大方向。实际上，我们期待他是一个疯子。他不是学问家，论学问，比他有学问的多的是，他也不是政客，他是一个作家。作家就是疯子，来给世界撕个裂缝。 有人说，这是为了真理，其实未必是，只是要冒犯。冒犯不一定要正确。当我们听鲁迅说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时，当我们听福柯把这世界比作监狱时，当我们听萨德说人有虐恋情结时，我们虽然未必真觉得是，但是我们被触动了。冒犯也不是为了正义。作家只是一只疯狗。虽然有时候咬了贼，但是也有咬主人的时候。只是因为心里不爽，要咬。
但是李敖这只疯狗没有当好，因为他只是在作秀。这让我想起另一个人，川端康成。这一段时间马悦然来到北京，好几个作家跟着他转，中国作家得诺贝尔奖的问题又敏感了起来了。中国作家一直没能得诺贝尔奖，这让我们很失落，于是也有了要不是老舍死了，川端得奖那年就是老舍得了，只是因为死了，才给了川端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想想，川端得了诺奖后怎样？他没多久自杀去了。要是换成我们中国作家，得了这个奖，还不舒舒服服地怡养天年了？舒舒服服地接受人们的膜拜。这就是我们作家跟人家的境界问题，像我们这种境界，怎么能得诺贝尔奖？
川端自杀，是因为他内心难以摆脱的悲苦。在日本文学里，有一个很重要概念：物哀。物哀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与雅美和有趣等等理性趣味不同，它是一种悲愁的低沉的情绪。关于物哀，《土佐日记》里有个例子，比如两个人送别，送的人吟诵道：“人如鸭群列相送，别意依依愿君留。”被送的也吟：“举棹探之难知底，感君情谊似海深。”而船夫却在叫：“潮也涨了，风也顺了！”船夫不是作家，他只知道撑船赶路。由此可以知道，作家是那种无视现实理性的人，他只知道悲苦，一味的悲苦。他沉湎于悲苦中。所谓审美，即是审悲审苦。所谓文学是冒犯，是反叛，是变态，其核心就是悲苦。而我们的作家却不苦，或者不够苦，活得太滋润了。
这里有点需要说明的是，这苦跟现实的物质利益不是同个概念。是一种内心的苦。阿Q穷得住土谷祠，没有老婆，没有子孙，可是他不觉得苦；而川端康成得了诺贝尔奖了，他却仍然苦得要去自杀。还有一个作家，三岛由纪夫也去自杀了，他拥有豪宅，在东京南马込，就跟我当年在日本的住处仅一街之隔，我常常看着他想：我要是有这样一座房子，该多好啊！可是他却是从这里走出去，去市谷的日本自卫队东部方面总监部切腹自杀的。他留下的遗言里这样写：“在旁人眼里，我现在大概是个疯子，但我希望你们理解我，我是出于忧国之情。”日本作家自杀率是很高的，所以产生杰出的文学。而我们作家自杀的却很少。在有限的自杀的作家队伍中，诗人自杀的多，小说家很少自杀。当然我也没自杀。
（插话）：近来常有拿自杀说事的。但是有资料表明，在前苏联肃反时期，并没有多少前苏联作家自杀，而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却有很多作家自杀，如何说明这种现象？
关于这问题，我想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的作家，是为什么而自杀的？是为真理而自杀，或者因为自己心灵危机而自杀，还是因为被政治运动抛弃了而自杀的？实际上，中国文人的自杀，大多是因为被君主抛弃了，像屈原，他梦寐以求的是得到君主的器重，即使这君主是个昏君暴君。另外，中国的“作家”这个概念，跟国外似乎有所不同。在中国，说起“作家”，我们习惯地认为是加入作家协会的人吧？那么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这些作家是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加入作协的？首先是要拥护党和政府，我们填加入作协表格时都有这一条，那么，我们就明白我们这些作家和国外的作家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在类比时这内涵的区别也不能不考虑了。
（插话）：有资料表明，中国平民自杀率很高，那又做何解释？
那更说明了作家养尊处优，活得太好了，连平民的危机感都没有。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