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粒机成套设备:我认了一个干妈

我认了一个干妈

文\山乡武侠

我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认了一个干妈，一个当地农村的干妈，在许许多多的日子里，在我的口中虽然没有一次对着她的面叫她一声“干妈”，但我的心中却一直把她看作我的干妈，一个怀着对异乡游子诚挚关怀之心，一个处处把母爱之情倾注于我的干妈。

我的干妈姓鲜，客家人，一个普通的能干的精炼的，务农持家都在行的，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她面目一般，瘦瘦的脸庞，高高的颧骨，稍薄的嘴唇，深深的目眶，淡冷的目光下常含有一股让人敬畏的神色，常年头上带着头帕，使人看起有点出老，但身板硬朗，院子里常响起她大声的爽朗的话声，多远都能听见了。生产队的妇女，每个队都有那么几个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事的，敢与男人叫板争闹，也敢与自己对持的或侵犯了自己的女人家对口大骂的“帼国英雄”，我干妈在我们队上就占上了一位。

六九年，下农村的头一年中，年少不经事的我们，不过问农村的生活，也不了解自己的生活，更不知道怎样来面对和适应这样的生活。干农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起了拿起锄头出门，农活样样都做，一遇赶场天，一遇同学串门，我们也会伙同一起，忙于赶场和串门，生活虽然艰辛，却又有些我行我素的散漫乐趣。当时我们还可享受一段时间的“国家供应”，所以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一点也不急，即使年底全年分红结算我们才分得几十块钱，即使将要面对柜子无来年之粮的情景,我们还是不予关心我们当时的处境。生活艰难，日子难过，心底茫然，生活还未教会我们怎样应对生活，十八九岁的我们也很难孤单地适应农村的生活。

日子久了，我们也在农村站住了脚，该干嘛就干嘛，跟农村社员一样，上山下坎，担挑背扛。但我们的生活却与社员们有较大的不同。分粮食了，社员们是按出工挣的工分情况进行预分，我们却是分应分的一部分（究竟能分多少，其实我们还真没数），吃完了，就厚着脸皮找生产队长，队长又叫我们去队上仓库拿一点，说是我们拿多了，不计划不说，外面的知青来串门，也用不了多久，要把我们的口粮吃光。农村的日子，特别使人手慌脚乱的是，一日三顿的腹中餐，天微亮，上工的梆声或哨声就会把你揪下床，干到上午九点钟左右，就得回来找柴拉风箱煮早饭，饭后又随梆声出门，下午三点左右，又拖着疲惫的身子奔回来煮中饭，饭后又要出工，到天黑了，想躺下都不能，还有一顿晚饭要煮要吃，人是铁，饭是钢，农活陪着我们，饭不能不吃，而且还吃得不少。这一点，农村社员都会比我们强点，因他们有家人提早回家煮饭，自留地也比我们务得丰富得多，总的生活比我们还要安逸点。

干妈只有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我们在队上的时候，他已经参军了，入伍当了一名伞兵，驻地在武汉。农村家里一个孩子的情况很少，孩子当兵走了，把父母的心也牵起走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干妈一家人常常挂牵着她的孩子。孩子的思恋，父母的愁虑，在当时只有以书信的形式给予沟通，人们都盼望着家书的到来。谁叫自己当时也挂了一个所谓的“知识青年”的牌子，也认得到几个字，又在一个院子里住着，干妈家的读信写信的事就经常由我来承担了。时间久了，来往多了，人也熟了，我仿佛在异乡的偏僻山乡，又有了一个有着习习温馨的新家。

每次到干妈家中，干妈都会用笑容迎接着我，用家常话与我摆谈，她有说不完的话，从家里摆到队上，从男人摆到女人，从儿子摆到我们，用她那好心夸奖着，用宽心抚慰着。干妈的丈夫比她大一些，人很憨厚老实，在我们摆谈的时候，常常在一旁做着活路，或者叼着一根竹烟杆，叭嗒叭嗒地吸着叶子烟，默默地听着。使我感到轻松愉快的是，在我们摆谈的中间，我的面前常有一杯飘着清香的淡红色的用红糖泡成的茶水，在那时，一点点的红糖白糖可是有点稀缺的东西，这是用来招待家中客人的物品，她老人家自己都舍不得吃，每次还非得叫我喝完了再走。

干妈家中常年喂得有几只鸭子，这样常有一点鸭蛋在家中。用鸭蛋做蛋饼是她比较拿手的事情，她做的蛋饼厚厚的，绵绵的，黄黄的，香味四溢，可干吃，可切成块煮作吃，我一直不知道她是怎样做的。之所以对此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常常吃到它，其香其味至今还残留在我心间。这都是在夜晚的时候，她专门过来把我叫去，坐定后就端出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蛋饼面汤摆在我面前，看着我吃，完了，我饱了舒服了，干妈也笑了。

干妈听说我们重庆人爱吃豆花，有时也会特地的磨点黄豆，在做豆腐之前，把我们叫过去，对着一大锅的豆花，叫我们随便地舀，尽情地吃。这里的人们是不吃豆花的，而是把它做成豆腐或豆腐干。能在不吃豆花的地方和不能吃豆花的时间里，我们能尝到一点“家乡菜”的味道，不但使我们一丝幸福滋味陡起于心中，同时也感受到干妈细心的关切和火样的热情。

和干妈熟了，我也常常往她们家中跑，除了摆谈龙门阵外，有时自己也会给干妈做点家务事，比如到自留地去摘摘菜，比如帮着宰宰猪草，比如见水缸没水了，拿起水桶去挑几桶水什么的，总之，象在自己家中一样，想做点事。

这样的往来在队上引起了议论，人们好奇的心理在揣摸着事情的根由。不知不觉地人们就说开了，说我有了一个干妈，一个对我好而又不张扬的干妈。我听说了，没有申辩，因确实有一个干妈在无微不至地照看着我，干妈听说了，也没有对此说明，爱护远离故乡，远离爹娘的孩子，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我的儿子也在远方。

就这样，我有了一个干妈，一个农村的干妈，一个在我极其艰难情况下给付我母爱的干妈。

后来，我工作了，离开了生产队，也离开了我的干妈。

在过后的几十年岁月里，干妈每年都会到我家中呆过一两天，每次都要给我带上一点自家产的肉和蛋，特别是才工作那两年，过年前还会叫她丈夫走几十里路，给我带点加工过的腊肉过来，过来后没呆一天，第二天早上又走几十里路忙着往家中赶。干妈的话还是那么多，谈的多是队上的事情，哪家的孩子现在有出息了，哪家的孙儿又添了，哪家又到外面打工了，生怕我不知道，说到高兴处，嘴里又迸出许多我还听不大麻利的客家话来。我听的时间居多，静静地听着，偶而插上几句，以表示我在认真地听着。我呆过一年多的生产队现在怎么样，那里的人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已不大关心，必究那一页早已被岁月翻去。

在我才参加工作时，跟现在为生活奔波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一样，一个大的棉被包就可能是自己的全部家当，单位分配的一间茅草房，除了一架旧床，一张破桌，就真得没有什么了，说得上有点家徒四壁。一人生活也真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干妈关心起我的个人问题来了，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女友，是她一个干女儿的一个妹妹，还在读书。当时自己的情感智商还很低，低得听不懂干妈的关心，没把它当回事。一次我去干妈家耍，干妈就赶紧把对方叫来，叫来的意图虽没跟我直说，但表明的意思很清楚，我看都没看对方一眼，因心里根本就没有想着这回事。

二00六年，在我病了的时候，干妈来了一次我家，对我不幸的遭遇和病痛，表现出深切的叹息，世事难料，好事难全。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相会。

二00七年，我的工作换了地方，离干妈越来越远了，加之，岁月的吹拂，变白了我的双鬓，干妈更至耄耋之年，时至今日，天地不宽，相见已难，心底唯有一层思恋，在默默地呼唤：干妈，永远的干妈！

2011-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