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价工程师真题:彭德怀元帅的最后岁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2:14:51

凄风苦雨:彭德怀元帅的最后岁月

 来源: 南京日报

 

    今年72岁的杨汉勤曾是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的一名医生 ,曾多次主持国家和军队各级领导人的具体医疗保健工作。在彭德怀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里,他一直是彭德怀的住院医生。近日,杨汉勤老人对外界披露了彭德怀逝世前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301医院来了代号为“145号”的病人

 

 

    1974年9月上旬,我所在的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院领导,安排我到该院南楼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当时南楼设在外科楼的唯一一个高干病区,坐落在外科楼的四层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队副军职干部和少数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军队及地方领导。

 

 

    那时,我是住院医师,分管六七个病人,其中5床的那个病人叫“145号”。经科室领导介绍,“145号”就是庐山上“跌下马来”的彭德怀。因彭德怀在政法干校时的代号为“5号”,来医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专案组定为“145号”。

 

 

    科室领导及专案组人员反复对我强调:你是一名医生,任务就是治疗病人。对彭德怀的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有问题按级请示报告;医护人员进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谈话,不应回答与诊疗无关的事情;除有关医务人员及专案组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该病房;5床的房间里有看守人员24小时昼夜值班,非医疗需要,不让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接班后,我认真地听了交班医生的介绍,又仔细地复习彭德怀住院以来的病历,才得知他的详细病情。他是1973年4月12日晚8时许,因便血10多天,被监护人员搀扶着走进南楼14病室的。确诊为直肠癌后,经周恩来总理指示,当月做了手术,术中发现癌症已转移,随即切除肿瘤,并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门。

 

 

    我第一次进“145号”的病房,是和病区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时进去的。彭德怀半坐半卧在病床上,身上穿的是一套破旧的黑棉袄、黑棉裤。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丝毫看不出曾指挥过千军万马。此时,距这位叱咤风云的元帅走到生命尽头仅有最后两个多月。

 

 

    “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彭德怀的病房是病区西边的最后一间,这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靠近床尾伫立着一位面无表情地紧盯着他的军人,一个班的战士一天24小时三班倒地看守着他。房间里除了几本《毛泽东选集》及几张过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显得空旷阴冷。为了限制他的活动,他想写字,不给笔,他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屋内更显得冷清和死寂。

 

 

    也许看到我是新来的医生,他指着床头病历卡片对我们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没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顾自愤愤不平地说下去:“我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我写信给主席,符合原则,我是根据国内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内容而写的,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竟说成意见书呢?说我怀有什么阴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都不对。但我是有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开除党籍,准备和老婆离婚,准备杀头!”

 

 

    此时,彭德怀的癌细胞已扩散到肩部、肺部及脑部。虽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他仍每天数次到卫生间,自行清洗大便。医生、护士要帮忙,他挥手拒绝,说:“太臭,你们走开!”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满肚子的话倾吐出来。边清洗,边不停地说:“说假话,搞浮夸吃香;说实话,讲真话有罪。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有时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真话?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主席反映情况嘛!”他不时流露出有话无处诉说的心态,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泪,念叨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名字,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郁闷。

 

    彭德怀的病房里,常常响起他的吼声

 

 

    有时,他会突然变得很沮丧,呆呆地望着窗口投射进来的一束光线发愣;有时,他会痛苦地闭上眼睛,或许是沉浸在回忆里;有时,他会独自流下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旧事。

 

 

    我们医务人员想尽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缓解,他就会不停地说下去:“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了,或让我解甲归田,回家当农民吧!这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负责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冲击的老帅,但别人都比较安静,只有彭德怀的病房里,常常响起他的吼声。

 

 

    他不愿答应医生查房时的询问,对如何给他治疗,用什么药,从不提出疑问及要求。他有时双眉紧锁,沉默无言。夜深时,我们曾听到他梦中大喊:“消灭敌人!冲啊!同志们……”接着,便是很长一阵无休止的咳嗽。

 

 

    他受尽病痛折磨,经常痛苦呻吟,但医生查房时,他很少诉说身体状况,总是滔滔不绝地说些与病情无关的事。但我们有规定,听到不回答,不外传。

 

 

    冤屈长期得不到申诉,他孤立无援,束手无策。他穿着破旧的黑薄棉衣,脚上蹬着棉布鞋,连袜子也未穿,脚趾从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来;他面色铁青,双手插在袖筒里,浑身瑟瑟颤抖。

 

 

    他显然力不从心,知道命运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时常怒火中烧,不停地和看守战士大声争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这里坐以待毙!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对着战士吼叫:“我要见毛主席,不然你们也把我开除出党吧!拉出去枪决好了!好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说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战士冲他摇摇头,显得无能为力。

 

 

    彭德怀体内的癌肿已侵犯到全身多个部位,肩膀肿得厉害,痛得不能动弹。经医院及科室有关人员研究,拟给他进行“放射”治疗,并报专案组及他唯一的一个亲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后着手实施。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情绪变得更加起伏不定。时而消沉烦躁,时而呆呆地凝视思索,时而扼腕长叹暗自垂泪,时而又破口大骂。当我询问他病情时,他常常答非所问,只顾诉说自己的心事;看守战士干涉他时,他也根本不加理会。

 

 

    比如,我问:“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坚持放疗。肩膀和腰部的疼痛减轻些了吧?”他回答说:“我顶得住。肩是压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为什么迟迟不给我定案?我彭德怀有什么罪?我这样死,死不瞑目!”

 

他侧过头去,眼泪流在枕头上

    医务人员推着他,通过人来人往、昏暗阴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疗”。他身穿黑棉袄,脚蹬圆口布鞋,头上戴着鸭舌帽,一个大口罩几乎遮盖了整个脸。他已经步履维艰,只能坐在轮椅上,更加显得老态龙钟,没有人能认得出这就是曾经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

    他常常自言自语:“我还是那句老话,‘是非有公断,事久自然明’,主席说叫历史去做结论吧,我等着历史做结论。”

    彭德怀因癌症转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肿痛难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拼命挣扎。有时,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将它扔在地上。护士只能不厌其烦地为他更换床单、更衣及擦澡。

    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给他喂食物,他打落在地。他烦躁不安,脉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发绀。医务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不分昼夜地观察着他的各项生命指征。他终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渐进入半昏迷状态。

    11月4日,医院征得专案组及他侄女的同意,给他做气管切开术,以维持最后的生命。此后,他完全不能说话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头脑依然是清醒的。无人的时候,他常常侧过头去,眼泪默默地流淌在枕头上。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当医护人员给他吸了痰,他又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划着,张着嘴“啊、啊”地想叫喊。也许,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人间!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那个数九寒天的苦涩岁月,没有任何人为他送行。护士像对待每一位逝者一样,常规地为他做最后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一条洁白的床单严严实实地遮盖着他的遗体。

    一位指挥千军万马鏖战大江南北,为民族解放事业纵横捭阖,为人民利益刚正不阿犯颜直谏的共和国元帅,就这样默默地走了。

    摘编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