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健副作用:揭秘:张闻天的最后岁月

永不言悔的共产党员 张闻天的最后岁月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撤职罢官,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他最后17年含冤受屈的晚年岁月里,顶住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依然争取机会深入调查研究,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矢志不渝地提出纠“左”建议。他临终也没有看到为自己平反,但那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经铭刻在一个共产党人的丰碑上。

共产党员不言后悔

张闻天笔名“洛甫”,是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俄文名字“伊斯美洛夫”的谐音。他还曾留学日本和美国,能用英语和俄语演讲。所以在建党初期马列翻译著作不多的情况下,张闻天便成为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建国后虽然转入外交领域,但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始终非常重视,在调查研究中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得风声日紧。此间张闻天曾就自己的发言提纲征求过田家英、胡乔木等人的意见,因此他们7月20日曾分别打电话给张闻天,婉转地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劝他“有些问题就别讲了”,张闻天的秘书也劝他还是不讲为好。但张闻天声称不能退缩,仍然坚持要讲,并在7月21日的华东组讲了3个多小时。他指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的错误等13个问题,并明确表示赞成彭德怀信中的意见。张闻天由此换来了两顶帽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百思不解,独自来到牯岭山中,默默坐了很久。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夫人刘英已经在家等待。刘英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兼监委书记,她已然获悉庐山风暴。所以张闻天一进家门,她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埋怨他捅了马蜂窝,“你做外交工作,经济问题何必去多讲呢!”张闻天开始有些激动,说自己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共产党员不言后悔。”他又平静地说,“庐山那篇讲话,谈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的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要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类似的话他还与别人讲过,成为“里通外国”的把柄)。刘英听了,说这事最犯忌,他却说:“封建社会都提倡犯颜直谏,共产党员还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晚上散步,来看他的秘书何方也为他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说:“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就要讲,则是必然性。”他还引用韩愈的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所以,这时的张闻天还是有所期待的。他在下山之前,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立即批示:“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还表示:“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庐山会议决议中也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

但事实上,春天并没有到来,下山以后接踵而至的却是一场暴风雪。外交部召开全国性会议,集中批判斗争张闻天。主题不是针对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老账,追查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对这个问题,在庐山时张闻天就严正声明:“这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想不到下山以后还纠缠这种子虚乌有的事,张闻天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在会场上,他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回到家里,同亲人默默相对,就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哽咽着对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 里通外国 ,真是冤枉!”自从长征途中他们结婚以来,刘英还是第一次见到丈夫落泪。

花甲之年的张闻天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先是血压猛增,晕眩,心悸,还得硬撑着去接受批判。接着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被送到医院抢救。外交部对张闻天的批判这时才转入“专案审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同志受到株连,张闻天的秘书以及被认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都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夫人刘英也因无从揭发“里通外国”而被定为“严重右倾”,不仅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以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开除她的党籍。刘英不服,就上书毛泽东申辩。在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陈毅的保护下,这才作罢。刘英从此离开了外交部,被贬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也在就读的北京师范学院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定性为“坏学生”,被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劳动。临别那天,刘英忍住泪水,为儿子打点行装。张闻天嘱咐道:“年轻人应该多吃苦,要都不去新疆,谁去呢。”张闻天此时说的仍是“豪言壮语”,但他心里清楚,是自己连累了年幼的爱子。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