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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辞去大学教师(2010修改版)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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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oodballhead 发表于 2010-5-31 09:0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打印 .pcb{margin-right:0}

我为什么辞去大学教师(2010修改版)

 

 

这是我半年以前的旧文,最近修改了一些逻辑不够严密的地方,补充了一些论述重新拿出来晒晒,不仅是为提高文章质量,更重要的是为一些时文摇旗呐喊。像《爱国家≠爱朝廷》与本文的思想其实是一回事,也试图探究让温总理也很难回答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文章摘要:教育界有很多奇怪的现象:为什么那么多大学教师热衷发垃圾文章?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出超一流的人才?为什么教学评估众人埋怨却仍然要搞?为什么教育投资大幅增长而教学质量在不断下滑?本文试图探究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 大学教育 教学评估  大学精神

辞去大学教师一职已经两年,在金融、培训、IT三个行业都混过,在陌生而向往的京城挣扎浮沉。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理解我的行为,父母尤甚。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失业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问自己是否后悔当初毅然的抉择,甚至没有用停薪留职之类的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答案都是庆幸自己还能有这样的毅力拔身逃离一个生活安逸,理想、道德沦丧的沼泽之地。离开大学一段时间后,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反思自己受到的教育和传授给别人的教育,我试图挖掘一下大学教育的几个奇怪现象背后的原因。

一、大学不重视教学因为不能做到以学生为本

学生是大学服务的对象,可以说是特殊的顾客,对这类顾客,大学难以把他们供奉为上帝。这个现象有点像医院和病人的关系,照理学生和病人都是被服务的对象,但是他们作为弱势群体难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名义上每个大学都重视教学,但事实上就大多数的教师而言,教学肯定都会排在发文章、评职称、争项目的后面。因为发文章可以给自己带来利益,而搞好教学最多只有有限的学生承认,而难以得到所在学院乃至学校的承认,同时限于传播途径,学生只能在BBS或者评教网等非常有限的渠道公开表达对教师授课的评价。
反之,在民营的培训机构(诸如考研培训、GRE培训、java培训等),非常看重学生对老师的意见,可以说学生的意见主宰了教师的命运。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归根结底大学的使命是对上不对下,大学的主要功能是按照教育部的设计教育出“合格”的人才,是否“合格”的标准是上面制定的。换句话说,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为政治服务这句文革语言仍然强硬地占据着教育政策制定者的内心。需要的理工学生是安于做一个螺丝钉,奉献青春乃至生命造一颗原子弹,不需要你有人文精神去思考为什么自己这样做;需要的人文学生是摇旗擂鼓者,更不需要你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而教育的天职则在于“传道,授业,解惑”。道乃天道,非官场之道,更非治民之道;业乃求生的技能,不仅仅是侍奉的技能;疑惑产生于追求天道的过程,是得道的必经之途,也是人格追求独立的表现。数学问题有疑惑当然还是会鼓励;发现学过的历史不能自圆其说,不能帮助分析当今,这样的疑惑是不允许产生的。
因为当今的教育不是从学生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出发,而是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能做到以学生为本。如果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本,那教育者主观设计的理念就不能顺利地在教学中得以贯彻和体现。打个比方,比如有的学生对军训不感兴趣(我就是其中之一),认为这种简单枯燥的训练既不能象长跑那样锻炼意志,也不能象打篮球那样锻炼团体配合,还要注意跟连长搞好关系才能得个“先进”之类。但是被军训人的意见是没有表达的场所的,军训的目的就是要把人训练成听到命令产生下意识行动的机器,不需要想想为什么需要服从命令?
从另外一个角度,大学资源是稀缺资源,在国家垄断、民办大学有着太多门槛和束缚的背景下,垄断者不会从消费者的利益考虑问题,当然也就不能做到以学生为本。

二、大学难以重视教学因为教学质量难以象评职称那样量化考核

我们知道评定职称的考核方式是很简单的:依据发表论文的篇数、刊物的等级、项目的等级,依据相应的公式可以计算一位教师是否达到了副教授或者教授的标准。这种考核方式表面客观而简单,事实上仍然是外行领导内行的无奈之举。这种从金字塔顶端向下考核只能依赖一些容易量化的、形式的东西。为了评职称,大家招数使劲:数学出生的教师可以凭借“元胞机”等数学模型巧发多发论文,即使一个交通项目都没做过也能成为交通领域的专家,拿到高级别的科研基金;一个地区的循环经济,今天用模糊数学研究一下发一篇文章,明天换个别的数学模型研究一下又可以发一篇文章。一稿多投更是家常便饭,尽管文章标题不尽相同,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就是那么点东西来回炒。
而教学质量的量化考核则困难得多,依据什么?依据学生的分数?分数是教师给的,当然不能作为依据。依据同行的主观评估?在职称评定中同行的主观评估如果能够依据,就不需要公式来计算得分了,而且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同行的主观评估是不能依靠的。
而新东方等迅速发展的民办培训机构对教学质量的评估是非常简单,而且也比较容易量化——评估权下放给学生,根据学生给任课教师的打分决定教学质量。这种方式不能叫完美和完全合理,但能以较小的成本相对公平地考核教学质量。而对比大学的教学质量评估,尽管也会参考学生的反馈意见,但是绝对不会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而且操作起来往往只供领导参考,不愿意公开学生的意见。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前面讲过的教学主要是对上不对下,那就不能主要依靠学生打分之类将教学质量考核数量化。那教学质量考核主要只有依靠从上到下的考核,而从上到下是很难量化考核的!尤其难以低成本的方式量化考核!一方面外行领导内行,另一方面从金字塔顶端向下考核比从低端向上考核困难得多,上级领导对门类众多的学科哪里能够做到深入而公平的评估呢?
教学质量难以量化考核就能够解释下面的现象:容易量化考核的英语四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在本科生的文凭中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拿到本科文凭关键就看英语四级考试能否通过。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很多学生学了那么多年的英语,四级考试高分,口语却很差,原因在于口语的考核成本太高而且难以标准化操作,谁能保证所有主考老师对口语的评价是一个标准呢?
在中国看重的是以低成本、标准的形式进行的考试,比如四级英语、计算机等级考试等,而不太信任权利下放到教师,让教师自主考试的科目。本科学生为考过英语四级,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尤其是一般院校的本科生,甚至要花一半以上的时间在英语上,因为他们懂得,只有英语考试是硬指标,其他考试都不会太为难自己。
英语虽然重要,但毕竟大部分的学生毕业后依靠的是专业知识而非英语。但之所以四级英语考试在大学教育中占据了超出其能发挥作用的位置,原因正在于英语考试能相对公平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态度。
可是随着电子高科技的发达,这唯一公平的尺度也受到空前的挑战。每年关于四六级作弊的案例都举不胜举。随着监考技术的不断提高,作弊设备的先进性也在不断的被刷新。作弊的手段从开始是手机短信,后来学校有了电子狗,屏蔽了信号。于是有了隐形耳机,独辟专用频率,外面风平浪静,耳朵里面波涛汹涌。原本很技术的国家统一考试就成了听些字母的游戏。再后来又有了信号诊断设备,考场哪里有设备接收信号都能查出来,于是隐形耳机又落伍了,又有新的作弊工作不断被研发使用……
最近从教育部获悉,2009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于12月19日结束,根据各地的报告,初步统计本次考试各级教育考试机构共发现违规考生9800多名,各有关部门共抓获涉嫌在考试期间传递有害信息的不法人员20多名。
由该现象也可以看出诚信教育、公民素质教育缺失,混乱了大学生的道德观。

三、大学教师也能“以权谋私”

充分信任任课教师、大幅提高课时费的考核形式的成本太高:一来任课教师工作量大,任课教师必须从学生平时上课回答问题、作业完成情况等多方面,以高度的责任心和较大的工作量才能给学生成绩一个较为正确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更需要学校以高成本的形式监管教师,严惩以权谋私的教师。
“以权谋私”似乎是达官贵人的特权,好像跟大学教师无关。但事实上大学教师负责上百位学生是普遍现象(尤其是数学、物理、英语等基础课),这就给任课教师留下了很大的权利运作空间,可以说上百位学生某一科目的生死大权就在一位教师手里握着。教师手里的权利必然会受到诱惑,其表现往往是熟人要求“照顾”某位学生,教师自己也需要别的老师对自己有关系的学生予以“照顾”。众多教师麻木地、习惯性的相互关照,交换着彼此的权利和利益,大家知道社会就是这样,社会就是由关系网络组成的。这股风气始于上世纪末(好像是1999年),愈演愈烈,人际关系网络越来越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