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威股份股票吧:中外历史学家对唐朝的真实评价

中外历史学家对唐朝的真实评价

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最富裕是清朝，民间最富裕是唐朝，官员最富裕是宋朝
   
    柳宗元《封建论》：“唐之藩镇，初非有取于封建之制。特自天宝之后，安史乱定，君臣幸安，瓜分河北地以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庭，其与“春秋”所谓诸侯强而王室弱之患等。……唐之不能悉置守宰，而使强藩悍将为中国扰也。”
   
    韩愈《原道》：今（中唐）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杜佑《通典》：“自天宝之始，边境多功，宠锡既崇，给用殊广，出纳之职，支计屡空。于是言利之臣继进，而道行矣。割剥为务，岐路多端。每岁所入，增数百万。既而陇右有青海之师，范阳有天门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剑南罗凤之凭陵，或全军不返，或连城而陷。先之以师旅，因之以荐饥，凶逆承隙构兵，两京无藩篱之固，盖是人事，岂唯天时。”
   
    刘昫《旧唐书》：“天宝末，奸臣弄权于内，逆臣跋扈于外，内外结衅而车驾遽迁，华夷生心而神器将坠。肃宗诱回纥以复京畿。代宗诱回纥以平河朔。戡难中兴之功，大即大矣！然生灵之膏血已干，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并弛，无以抑其凭陵。忍耻和亲，姑息不暇。仆固怀恩为叛，尤甚阽危；郭子仪之能军，终免侵轶。比昔诸戎，于国之功最大，为民之害亦深。及势利日隆，盛衰时变，冰消瓦解，如存若亡，竟为手足之疥焉。僖、昭之世，黄、硃迭兴，竟为胸背之疽焉。手疥背疽，诚为确论。”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盟，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庭。效战国，肱脾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犹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唐中衰，奸雄圜睨而奋，举魏、赵、燕之地，莽为盗区，挐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复。昏上庸佐，惟不知盗故也。引妖就暝，以夺厥明。唐承天命，遂臣万方。孰居近土，袭盗以狂？往在玄宗，崇极而圮。河北悍骄，河南附起。四圣不宥，屡兴师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妇织不裳。”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唐之治不能过两汉，而地广于三代，劳民费财，祸所繇生。懿宗任相不明，籓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唐之治不能过两汉，而地广于三代（夏、商、周），劳民费财，祸所繇生。明皇一日杀三庶人，昏蔽甚矣。鸣呼！父子不相信，而远治阁罗凤之罪，士死十万，当时冤之。懿宗任相不明，籓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易》曰：“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于无备。汉亡于董卓，而兵兆于冀州；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
   
    李攸《宋朝事实》：“自唐天宝后，历肃、代，藩镇不复制，以及五代之乱。”
   
    韩援《续资治通鑑长编卷四十七》：“玄宗开元十五年后，深居高视，倦於临御，内宠嬪嬙，外事征伐，连起詔狱，无辜诛夷，遂至大盗猖狂，中原板荡。”
   
    欧阳修《丰乐亭记》：“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以胜数！”
   
    李攸《宋朝事实》：“唐之亡，强者分其地，为国以十数。”
   
    王应麟《困学纪闻》：“自唐肃宗之后，纪纲不立，叛兵逐帅，叛将胁君，习以为常，极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坠涂炭。”
   
    司马光《资治通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于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血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而僧孺谓之太平，不亦诬乎！”

司马光《读史方舆纪要》：“唐得天下，一百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渔阳窃发，四海横流。肃、代以降，方镇跋扈，陵迟至于五代，朝成夕败，有如逆旅。”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
   
    范仲淹《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唐）至开元末，听匪人之言，遂罢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无礼义之教，无忠信之心，骄蹇凶逆，至于丧亡。”
   
    曾巩《读五代史》：“唐衰非一日，远自开元中。尚传十四帝，始告历数穷。由来根本强，暴戾岂易攻。嗟哉梁周间，卒莫相始终。兴无累世德，灭若烛向风。当时积薪上，曾宁废歌钟。”
   
    苏辙《栾城应诏集》：“盖天宝之际，府兵四出，萃于范阳，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泚得至于京师，而莫之能禁，一乱涂地。终于昭宗，而天下卒无宁岁。”
   
    何去非《何博士备论》：“唐以权夺势倾而亡天下。然其亡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宝之载焉。”
   
    叶适《兵总论》：“自唐至德以后，节度专地而抗上令，喜怒叛服，任於晷刻，而藩镇之祸，当时以为大讳矣。然国擅於将，犹可言也。未久，而将擅於兵，将之所为，惟兵之听，而遂以劫制朝廷。故国擅於将，人皆知之；将擅於兵，则不知也。大历、正元之间，节度使固已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兴废，皆群卒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较。”
   
    脱脱《宋史》：“唐自安、史之乱，藩镇专制，百有余年，浸成割据。及巢贼蹂躏，郡邑丘墟。”
   
    方回《瀛奎律髓》：“想天宝，至德以至大历之乱，不忍读也。”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自肃宗以来，大盗内讧，夷蛮外扰，郊圻之间，衅孽屡作。”
   
    尹氏《读史方舆纪要》：“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
   
    王夫之《读通鉴论》：“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
   
    王夫之《宋论》：“及于唐，突厥、奚、契丹相仍内扰。及安、史之乱，河北叛臣各据数州之土以抗天子。”
   
    赵翼《廿二史札记》：“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盖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为之帅者，既虑其变而为肘腋之患，又欲结其心以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骄兵之所以益横也。”
   
   
    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唐朝政权从763年一直苟延残喘到874年。……唐政权对755－763年灾难反应的各种改革，却未能阻止其最终崩溃。唐王朝于909年灭亡；后来王朝，统一中国的下一个统治王朝，直到960年才建立。事实上，统一政权的空白期从874年一直延续到979年，而且，中华帝国并没有完整地重新统一，它在四面八方都丧失了边缘领土。”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帝国防卫日益依靠外国雇佣军和边境地区的“蛮族”部落；这些人远没有过去的自卫军可靠。所以，751年，中国军队在南部的云南和中亚的怛逻斯均遭失败。后一战役尤为重要，因为它使胜利者穆斯林阿拉伯人能够让曾是佛教的最早据点之一的广大地区，开始皈依伊斯兰教。唐朝皇帝又设法继续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但这是一个形势不断恶化的时期。京城不适当的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省份发生叛乱。朝廷虽得到了地方军事首领和边境地区各“蛮族”部落的援助，但这些人很快就摆脱朝廷的控制，无视皇帝的命令，为争夺注定灭亡的朝廷的继承权，相互之间展开了斗争……”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7世纪末叶，唐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有所削弱。从高宗初年起，从塔里木盆地到高丽，横跨亚洲的唐军逐渐退却，采取守势。……在680年前后，突厥再度强大起来，并开始重构其草原霸主地位。唐试图征服高丽的行动以惨败告终，在东北东部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震（后改称渤海）。”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763年以后，唐完全处于守势，唐朝再也没有派出远征军企图征服任何一个邻国。甚至当9世纪50年代机会出现时，唐王室仍然谨慎小心地不打算收复丧失的西北各州。”
   
    陈寅恪《隋唐政治史述论稿》：“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有些历史家认为唐代可以分作前后两段观察。看来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近于全朝代时间上的中点，可以视作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这样一来，前面一段有了137年的伟大与繁荣，而接着则有151年的破坏和混乱。”
　　
   
   
吕思勉《中国通史》：“自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起，直到公元907年朱全忠篡位为止，唐朝一共还有了152年的天下。在这一个时期中，表面上还维持着统一，对外的威风亦未至于全然失坠，然而自大体言之，则终于日入于衰乱而不能够复振了。”　　
   
   
白寿彝《中国通史》：“安史之乱前后经过八年（755—763）始告平息。经过长期战乱，中原地区满目疮痍，唐朝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元气大伤；尤为严重的，在平叛的过程中和平叛之后，由于唐朝统治者在政策上的错误，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割据势力，出现了长期藩镇割据的局面。从此以后，兵连祸结，从唐中叶经过五代十国直到北宋初年将近二百年之久，才又恢复统一的局面，作为藩镇割据势力支柱的藩镇兵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施蛰存《唐诗百话》：“安禄山之乱，使唐玄宗李隆基的外强中乾的政权迅速崩溃，暴露出官吏的腐败，将士的懦怯，军队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斗志，社会秩序的紊乱，人民的贫困。”
   
   
余冠英、王永照《唐诗选》：“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矛盾的爆发，也是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点。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交织着已经激化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形成了唐代后期复杂、混乱、动荡的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
   
    林文和《文学鉴赏》：“唐玄宗之后，一代不如一代，中晚唐政局更为混乱。”    
   
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李林莆专权，杨国忠乱政，皇帝纵欲，大臣粉饰太平，中央力量散乱，藩镇势力鼎盛，致有安史之乱天下，使唐朝元气尽伤，大分裂竟达20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