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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明文史小札 地方资源　加入时间：2010-3-15 11:45:30　来源： 　访问量：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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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明文史小札 目  录 诗词格律讲座 一、格律诗的平仄（上）……………………………………………载1983·6·17《四川农民》 格律诗的平仄（下）……………………………………………载1983·6·29《四川农民》 二、格律诗的用韵（上）……………………………………………载1983·7·8《四川农民》 格律诗的用韵（下）…………………………………………… 载1983·7·8《四川农民》 三、格律诗的对仗（上）……………………………………………载1983·7·29《四川农民》 格律诗的对仗（下）……………………………………………载1983·8·5《四川农民》 四、律诗………………………………………………………………载1983·8·19《四川农民》 五、绝句………………………………………………………………载1983·8·31《四川农民》 六、词、词牌和词的分类 ……………………………………………载1983·9·7《四川农民》 七、词的特点 ………………………………………………………载1983·9·21《四川农民》 八、词的押韵 ………………………………………………………载1983·9·285《四川农民》 九、词句的平仄 ……………………………………………………载1983·10·26《四川农民》 十、词的对仗 ………………………………………………………载1983·11·11《四川农民》 十一、词谱（上）……………………………………………………载1983·12·9《四川农民》 词谱（下）…………………………………………………载1983·12·21《四川农民》 文言文基础知识通俗讲话 第一讲 打开知识宝库大门的钥匙——为什么要学习文言文载………1984·7·4《四川农民》 第二讲 “蚤”字变成了“早”字——文言字的通假和汉字的简化…1984·7·18《四川农民》 第三讲 文言饲都是单音词吗？——文言词中的复音词 ………………1984·8·1《四川农民》 第四讲 兵器铸成的“金人”——文言实词的词义变………………1984·8·15《四川农民》 第五讲 “死”和“亡”是一回事吗？——文言实词的一词多义……1984·8·29《四川农民》 第六讲 吃马还是喂马？——文言实词的破读现象……………………1984·9·5《四川农民》 策七讲 狼是怎么变成狗的——文言实词的词类活用 ………………1984·9·14《四川农民》 第八讲 “三”都等于三吗？—文言数词简介…………………………1984·9·21《四川农民》 第九讲 左、右等词表示什么——几个常见的文言方位词……………1984·10·5《四川农民》 第十讲 神通广大的“之”——文言虚词（一）……………………1984·10·12《四川农民》 第十一 讲形形色色的代词——文言虚词（二）……………………1984·11·30《四川农民》 第十二讲‘但，宇农示转析吗？——文言虚词（三）………………1984·12·19《四川农民》 第十三讲 “于”与“于”不同——文言虚词（四） ………………1985·1·9《四川农民》 第十四讲 “而且”和“可是”——文言虚词（五）………………1985·1·30《四川农民》 第十五讲 说得上口算秀才——文言虚词（六）………………………1985·2·6《四川农民》 第十六讲 “所以”、“于是”及其它——文言虚词（七）……………1985·2·27《四川农民》 第十七讲 没有“是”字怎么办？………………………………………1985·3·6《四川农民》 第十八讲 文言文中的省略句 …………………………………………1985·3·20《四川农民》 第十九讲 文言文中的被动句…………………………………………1985·3·27《四川农民》 第二十讲 在发出疑间的句子里…………………………………………1985·4·3《四川农民》 第二十一讲 文言文的特殊词序…………………………………………1985·4·10《四川农民》 第二十二讲 几种常见的文合言句式……………………………………1985·4·17《四川农民》 第二十三讲 常见的古文文体……………………………………………1985·5·1《四川农民》 第二十四讲 辞赋与骈文…………………………………………………1985·5·8《四川农民》 第二十五讲 引用古人的话与事…………………………………………1985·5·22《四川农民》 第二十六讲 “秦时明月汉时关” ………………………………… 1985·5·29《四川农民》 第二十七讲 学习文言文的拐杖…………………………………………1985·6·19《四川农民》 第二十八讲 讲谈谈古书的注解…………………………………………1984·7·10《四川农民》 第二十九讲 文言文的阅读、背诵与翻译………………………………1984·7·17《四川农民》 中国古代职官漫谈 一、称孤道寡的人——古代的君王………………………………载1997·5·20《重庆政协报》 二、司空见惯浑闲事——古代的三公……………………………载1997·5·20《重庆政协报》 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古代的宰相…………………………载1997·7·18《重庆政协报》 四、九卿和六部——古代的中央职官……………………………载1997·7·25《重庆政协报》 五、监察御史和八府巡按——古代的监察官 ……………………载1997·8·8《重庆政协报》 六、状元能当多大的官——翰林和翰林院………………………载1997·8·15《重庆政协报 七、古已有之的博士——古代的学官……………………………载1997·8·22《重庆政协报》 八、七品芝麻与五马黄堂——古代的地方官（上）……………载1997·8·29《重庆政协报》 九、从道路说到行省——古代的地方官（下）…………………载1997·9·5《重庆政协报》 十、将军和元帅——古代的武官（上）…………………………载1997·10·7《重庆政协报》 十一、八十万禁军教头——古代的武官（下）………………载1997·10·14《重庆政协报》 十二、美猴王造了反——古代官员的品阶……………………载1997·10·21《重庆政协报》 ＋三、 “除”并不是坏事——官员升降调动的特殊用语……载1997·10·31《重庆政协报》 十四、封印、丁忧与致仕——古代官员的休假与退休………载1997·11·11《重庆政协报》 十五、“封妻荫子”种种——封建官员的特权…………………载1997·12·2；《重庆政协报》 中国古代科举漫谈 选拔人才的新制度——科举制度的产生…………………………载1998·5·15《重庆政协报》 走向仕途的第一步——童子试和秀才……………………………载1998·7·4《重庆政协报》 坎坷崎岖功名路——乡试、会试、殿试…………………………载1998·8·12《重庆政协报》 一举成名天下知——状元、榜眼、探花和连中三元……………载1998·8·14《重庆政协报》 十年寒窗  苦尽甘来——科举中试者的待遇……………………载1998·8·14《重庆政协报》 分科举士的“科”—— 科举考试的科目（上） ………………载1998·8·21《重庆政协报》 临时举行的考试—— 科举考试的科目（上） …………………载1998·8·25《重庆政协报》 经书、诗赋和策论—— 科举考试的内容（上）………………载1998·8·28《重庆政协报》 试帖诗和八股文—— 科举考试的内容（下） …………………载1998·9·15《重庆政协报》 为国抡才的官员——考场人员的设置 …………………………载1998·10·13《重庆政协报》 防范森严的考场—— 科举时代的考场规则……………………载1998·11·13《重庆政协报》 去取权衡的前前后后——考卷的评阅和录取（上）……………载1998·12·1《重庆政协报》 快、短、明与书法——考卷的评阅和录取（下）………………载1998·12·1《重庆政协报》 贿买钻营、怀挟倩代种种——科场的舞弊情况…………………载1998·12·1《重庆政协报》 不同民族之间的竞争 ……………………………………………载1998·12·11《重庆政协报》 在重文轻武的思想影响下——时断时续的武科考试 …………载1998·12·15《重庆政协报》 如痴如醉的社会——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 ……………………载1998·12·14《重庆政协报》 万马齐喑究可哀——科举制度的废除 …………………………载1998·12·25《重庆政协报》     中国古代姓名漫谈 带女字的姓——姓的来源和最古老的姓………………………载1999·3·26《重庆政协报》 二、秦始皇到底姓什么——古人的姓和氏………………………载1999·4·6《重庆政协报》 三、国名、封邑和姓氏——我国古代姓氏的主要来源（上）…载1999·4·13《重庆政协报》 四、官爵、职业、居所、谥号 ——我国古代姓氏的主要来源（中）…………………载1999·4·20《重庆政协报》 五、形形色色的姓氏——我国古代姓氏的主要来源（下）……载1999·4·27《重庆政协报》 六、孔子为什么名丘——古人取名的原则………………………载1999·5·25《重庆政协报》 七、您有名字吗？—我国古代男子的字…………………………载1999·6·8《重庆政协报》 八、居士、山人和其它——古人的别号…………………………载1999·6·15《重庆政协报》 九、籍贯、官职、排行和称呼——再谈古人的别号……………载1999·6·22《重庆政协报》 十、死后得到的名字——古人的谥号……………………………载1999·7·9《重庆政协报》 十一、帝号和庙号——古代帝王的称号（上）…………………载1999·7·13《重庆政协报》 十二、尊号、陵号、年号——古代帝王的称号（下）…………载1999·7·16《重庆政协报》 十三、孟姜女并不姓孟——古代女子的姓字……………………载1999·7·20《重庆政协报》 十四、人为制造的混乱——古人的避讳…………………………载1999·8·3《重庆政协报》 十五、名字与社会的变迁——命名风格和历史演进……………载1999·8·10《重庆政协报》 十六、富贵吉祥与闺阁香艳——古人取名趣谈（上）…………载1999·8·17《重庆政协报》 十七、丑名与数字——古人取名趣谈（下） …………………载1999·8·24《重庆政协报》 十八、单名与复名——人名字数的交错…………………………载1999·8·31《重庆政协报》 十九、单姓和复姓——古代姓氏的变化…………………………载1999·9·10《重庆政协报》 二十、值得注意的读音 ——古人姓氏读音辩正………………载1999·9·14《重庆政协报》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漫谈 一、七颗光明闪耀的星星…………………………………………载2000·4·14《重庆政协报》 二、天空上面的刻底盘——四象和二十八宿……………………载2000·4·21《重庆政协报》 三、古典诗文的描写对象——二十八宿在文学中载……………载2000·4·28《重庆政协报》 四、天上和地下的对应关系——二十八宿和分野………………载2000·5·2《重庆政协报》 五、天空中的封建王国——五宫二十八宿的完整概……………载2000·5·12《重庆政协报》 六、一颗假想的星星——十二星次和太岁………………………载2000·5·19《重庆政协报》 七、“仰观天象”看些什么——古人对天文现象的认识局限…载2000·5·26《重庆政协报》 八、阴历并不只是姓阴——朔望月与太阳年……………………载2000·6·2《重庆政协报》 九、一年十三个月——闰月与二十四节气………………………载2000·6·9《重庆政协报》 十、树干和枝叶——古代记日的方法……………………………载2000·6·16《重庆政协报》 十一、特殊的时间名称——古代记时的方法……………………载2000·6·23《重庆政协报》 十二、午时三刻与半夜三更——古代记刻的方法………………载2000·6·30《重庆政协报》 十三、名目繁多的月份名称——古代记月的方法………………载2000·7·7《重庆政协报》 十四、摄提贞于孟陬兮——古代记年的方法……………………载2000·7·14《重庆政协报》 十五、丰富多彩的节日——古代的节日琐谈（上）……………载2000·7·21《重庆政协报》 十六、丰富多彩的节日——古代的节日琐谈（中）………… 载2000·7·28《重庆政协报》 十七、丰富多彩的节日——古代的节日琐谈（下）………… 载2000·8·11《重庆政协报》 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琐谈 花样丰富的面食——古代的“饼”………………………………载2001·8·17《重庆政协报》 一日不再食则饥——古人的两餐制和三餐制……………………载2001·9·7《重庆政协报》 古人用什么下饭——各阶层人都可以吃的“羹” ……………载2001·9·21《重庆政协报》 百菜之王的“葵”——简谈古代的蔬菜…………………………载2001·11·2《重庆政协报》 “上将”何以称“盐梅”——古代的五味……………………载2001·11·16《重庆政协报》 饭·膳·羞·饮——古人的饮食结构……………………………载2001·12·7《重庆政协报》 妇姑箪食与举案齐眉——古代的食具、酒具等等……………载2001·12·21《重庆政协报》 冠冕堂皇和乌纱帽－—古代人的帽子……………………………载2002·2·1《重庆政协报》 牛衣古柳卖黄瓜……………………………………………………载2002·3·22《重庆政协报》 男人也穿裙子………………………………………………………载2002·4·12《重庆政协报》 足衣和寝衣…………………………………………………………载2002·5·17《重庆政协报》 颜色与服饰的等级…………………………………………………载2002·5·31《重庆政协报》 犊鼻裈与纨绔………………………………………………………载2002·6·21《重庆政协报》 从地下到地上………………………………………………………载2002·8·23《重庆政协报》 “墙倒屋不塌”与木结构建筑……………………………………载2002·8·16《重庆政协报》 我国古代的砖瓦……………………………………………………载2002·8·23《重庆政协报》 封闭性和等级观……………………………………………………载2002·9·6《重庆政协报》 常见的古建筑物名称………………………………………………载2002·9·13《重庆政协报》 轻便快捷的马车……………………………………………………载2002·9·20《重庆政协报》 由贱而尊的牛车…………………………………………………载2002·10·25《重庆政协报》 细雨骑驴入剑门——古人的骑马与骑驴…………………………载2002·11·8《重庆政协报》 话说轿子…………………………………………………………载2002·11·15《重庆政协报》 舟行巨浪若游龙…………………………………………………载2002·12·29《重庆政协报》 史山采薇 自然亲切  情深意长——读苏轼的一首悼亡词……………………载1982·7·15《四川农民》 恬静和平的农村画图——读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载…………1982·8·26《四川农民》 脍炙人口的中秋词——读苏轼的《水调歌头》…………………载1982·11·16《四川农民》 凄凉边塞将士情—读范仲淹的边塞词《渔家傲》…………………载1983·1·18《四川农民》 几种常见的古文文体………………………………………载1983·5·5——6·3《四川农民》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宰相…………………………………………载1985年·11上海《语文学习》 《水浒传》中的古代足球……………………………………………载1998·2·7《重庆晚报》 看水浒  说刺配………………………………………………………载1998·2·21《重庆晚报》 鼎甲·三甲·前三甲………………………………………………载2001·3·23《重庆体育报》 说“三”道“四” ……………………………………………… 载2002·4·26《重庆政协报》   诗词格律讲座 古典诗词是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学遗产之一。要学习和研究，就必须了解诗词的格律。诗和词虽然都属干“诗歌”这个大的范畴，但各有其特点。本任将就诗词格律的常识，分别论述，以供自学青年学习古典文学时参考。 一、格律诗的平仄（上） 什么叫格律诗？具有一定格律要求的诗“叫格律诗。这是一种在唐代发展完美并定型下来的一种新诗体，所以又叫“近体诗”（和唐代以前比较自由的古体诗”相对而言）。近体诗包括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排律，七言排律等六种。我们所说的诗的格律，就是指近体诗的格律，它的句数、字数和平仄、用韵、对仗都有严格的规定。三者之中，平仄的规则最为重要，可以说没有平仄规则就没有格律诗。 在现代汉语中有四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各有长短高低。我国古代汉语也有四个声调——平声（即现代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现已消失，分别归入阴阳上去四声中了）。平声以外，其它三声都是仄声（就是编剧平的意思）。四个声调的区别是：“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道远，入声短促急收藏”。 四声的高低长短不同，就形成了平仄的对立：诗人就利用这种对立，有意识地让平仄声在诗句中有规律地重复和交替（就象歌曲中的高低音和长短音的重复和交替一样），这就构成了语言中的节奏，形成诗中抑扬的美。做诗用字，就要严格按照平仄的要。     诗的节奏，基本形式是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两种，这是四言诗的两句，上下两句抑扬相反，才能曲尽变化之妙，如诗经中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就是这种节奏。有了平仄的节奏，就有了格律诗的萌芽。符合平仄基本形式的句子叫律句。五言律句是四言律句的扩展，它比四言律句多一个字，也就是多一个音节。这一个音节可以加在原来四字句的后面，叫做“加尾“，也可以插入原来四字句的中间，叫做“插腰”。加尾要与同前一个字的平仄相反，插腰要和前一字的平同。两个四言基本形式经过加尾和插腰的处理，就成了四个五言律句了： 平平仄仄  加尾成为  平平仄仄平，           插腰成为  平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  加尾成为  仄仄平平仄．           插腰成为  仄仄仄平平。‘ 由上面的四种五言律句，就可以通过错综变化而构成五言律诗的四种平仄格式了。     七言律句是五言律句的发展， 只要在五言律句的前面加上平仄相反的两个音节就成了： 平平仄仄平，加为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加为仄仄平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仄，加为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仄平平，加为平平仄仄仄平平 由上面四种七言律句的错综变化，就可以构成七言律诗的四种平仄格式了。 （载1983·6·17《四川农民》）   二、格律诗的平仄（下） 格律诗的平仄有“对”和“粘”的规律。在格律诗中，单句为出句，双句为对句。两句合起来为一联。在一联之中，对句和出句的平仄必须相反，叫做对，即平对仄，仄对平。七律的对，有两副对联的形式，即，       （l）平平仄仄平平仄，         平仄平平仄仄平。        （2)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例如毛泽东《长征》诗的第三联，即第五、六两句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这一联中的“对”，平仄是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在相邻的两联之间，下联的出句的第二字，必须与上联的对句的第二字平仄相同，叫做“粘”。即平粘平、仄粘仄。怎样识别呢？现在，我们来分析毛泽东《长征》诗中的“粘”的变化。 毛泽东《长征》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九。             △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诗中第一联的对句第二“水”和第二联的出句第二字“岭”都是仄声，第二联的对句第二字“蒙”和第三联的出句第二宇“沙”都是平声。第三联的对句第二字“渡”和第四联的出句“喜”都是仄声。 我们利用粘对的规则，就能把单个的律句组成一首完整的格律诗了。一般说来，知道了第一句的平仄，就可以按照拈对的规则，把全诗的平仄格式写出来了。 （载1983·6·29《四川农民》） 二、格律诗的用韵（上） 人们在读诗时，常常把读起来十分流畅、锐耳的诗歌，说成是有诗韵。人们口语中说的这种诗韵，在格律祷中种称为押韵，即指把同韵的两个成更多的字放在同一个位置上，也就是说在同一个位置上重复。押韵的字一般放在句尾，所以叫做“韵脚”。例如——        客  至（杜甫） 舍南舍北皆春水， 但见群鸥日日来。 △△△△△△△ 花径不曾缘客扫， 蓬门今始为君开。 △△△△△△△ 盘餐市远无兼味，     樽酒家贫只旧醅。 △△△△△△△ 肯与邻翁相对饮，     隔篱呼取尽余杯。 △△△△△△△ 此诗中的双句韵脚是“来、开、醅、杯，因押韵，读起来十分上口，易于背诵、流传。 格律诗用韵有三条基本原则应当遵守：一、韵脚是固定的，不管哪种形式的近体诗，都是双句押韵；每首诗的第一句可以用韵，也可以不用韵。二、每首诗必须一韵到底，不能换韵，不管这个韵部的字多字少，都不准与相邻的韵部通融押韵。三、近体诗一般只押平声韵，仄声韵的近体诗非常罕见。例如—— 山居秋瞑（王维）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 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 竹喧归浣女， 莲动下渔舟。 △△△△△ 随意春芳歇， 王孙自可留。 △△△△△ 主维诗中的双句韵脚是秋、流，舟、留，韵母都是iu和ou,主要元ou是相同的，所以，押韵。在古代叫押平声尤韵。“后”是仄声，韵母虽同也不能相押。 （载1983·7·8《四川农民》）   二、格律诗的用韵（下）     要了解格律的用韵问题，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首先，古代没有汉语拼音字母，为了作诗押韵，人们把同韵同调的字归并成一个韵部，编成韵书，供作诗时严格依照韵书来押韵。唐人作诗用韵的具体情况，被南宋刘渊归纳为一百零六个韵部，这就是“平水韵”，成为宋代以后写作近体诗使用的标准韵了。现在常见的“平水韵“的韵书叫《诗韵合璧》。这一百零六个诗韵分为平声三十韵，上声二十九韵，去声三十韵，入声十七韵。格律诗一般只用平声韵。     其次，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也在发展变化。有些字唐宋人读起来是有差别的，所以分为两个韵部（如“东”和“冬”），我们今天读来完全一样，可以押韵。有些字，我们今天读来不甚押韵，而唐宋时期则是押韵的，如杜甫《客至》中的韵脚“来”、 “开”、“酷”、“杯”，平水韵中是平声灰韵，我们今天则分为‘怀来(ai)，和灰堆(ei)两个韵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句不会说古人的诗不押韵或押错韵了。     我们今天举写旧体诗，能按“平水韵”押韵，自然很好，但要百分之百按它来押的，则 是不现实的了。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今天作近体诗可以按现代语音来押韵，但决不能忘了近体诗用韵的三条原则：韵脚固定，一韵到底，押平声韵。这是格律诗用的的三个环节，缺 一不可。 （载1983·7·8《四川农民》）   三、格律诗的对仗（上）       对仗，是近体诗在格律上的第三个要求。对和仗在这里基本同义，都是两两相对的意思。对仗，就是要求一联中的出句和对句要构成一副对联。这种对仗的形式要求，在律诗、绝句和排律中都是需要的。对仗，有两条规则：出句和对句的平仄是相对立的，出句的字和对句的字不能重复。     那么，律诗中的对仗，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首先是句法结构必须一致，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等等。如王维诗中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联，出句和对句都是主谓语俱全的双部句，“松间”、“石上”，两个方位词组表示“照”和“流”的 处所，即明月在松间朗照，清泉在石上长流，句型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出句和对句的词性必须相同，即用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 副词对副词等。如前例，“明”、“清”是形容词相对，“月”、‘泉，是名词相对，“松间”、“石上，是名词加方位词组成的方位词组相对，“照”、“流”是动词相对，两句词性完全相同。     第三，出句和对句的平仄必须相反，一般总是仄对平，平对仄。如前例，“明月松间照”是仄仄平平仄，“清泉石上流’是平平仄仄平。一联之间句型相同，词性相同，而平仄相反，使诗句在文字和声调上成为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 （载1983·7·29《四川农民》）   三、格律诗的对仗（下）     律诗的对仗，是十分讲究的。为了便于大家了解，谈几种形式的对仗。     工对，就是工工整整的对仗，具体地说，就是指出句和对句中词性，句型都相同的对仗。例如杜甫《春日忆李白》一诗——     白也诗无故，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此诗第二、三联的对仗。十分工整，如第二联中，“开府”对“参军”，是官名对官名，第三联中．“渭”对“江”，是水名对水名，“北”对“东”，是方位对方位。     古代律诗中，工对是最基本的对仗。     借对，是指借意义、声音来对仗。例如杜甫诗句“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中的“白”和“清”本不相对，但“青”与“清”同音，因同音相借作颜色对。又如杜甫诗句“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中，“七十“与”寻常“本不相对，但在古代时，古人以八尺为寻，两寻为常，“寻”与“常”组成一个词组表示“多数”的意思，此诗中诗人借“寻常”作为数目的意义来和“七十”相对了。     流水对，指两句诗句相连贯，才能表达－个意思。它既要求词性结构的一致，又要使两句的意思连贯下来如同一句，象长江流水不能分开一样。如王之涣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如果出句、对句都分开、独立，各自都没有意义，只有上下有机地连贯起来，这一联才有它特殊的意义。 总之，古代诗人在律诗中善于运用对仗，增强诗意，写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著名诗篇。 （载1983·8·5《四川农民》） 四、律诗     律诗是近体诗的基本形式。 律诗分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两种，简称五律和七律。律诗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每首限定八句，押平声韵，每句的平仄都有规定，每篇必须有对仗，对仗的位置也有规定。律诗第一、二句叫首联，第三、四句叫颔(hen)联，第五、六句叫颈联，第七、八句叫尾联。 五律每句五字，共四十字。颔联颈联必须对仗，双句押韵，共押四个平声韵。因为有平起（首句头二字是平声）仄起（首句头二字是仄声）的不同，和首句入韵、不入韵的区别，其平仄格式可分四种，而以首句不入韵为正轨。以仄起式（首句不人韵）为例，其平仄、用韵、对仗的要求如下—— 仄起式（首句不入韵）《春望》（杜甫） 仄仄平平仄  国破山河在， 平平仄仄平  城春草木深。 平平平仄仄  感时花溅泪， 仄仄仄平平  恨别鸟惊心。     仄仄平平仄  烽火连三月， 平平仄仄平  家书抵万金。     平平平仄仄  白头搔更短，     仄仄仄平平  浑欲不胜簪。（字外有圈如仄、平为可平可仄）     五律的另外两种平仄格式（首句人的的）不过是在上面两种基木格式的基础上稍有变化罢了。  七律每句七字，共五十六字。也因平起式、仄起式，书句入韵和首句不入韵分为四种平仄格式，而以首句人韵为正轨。现举一例，其格律要求如下——     平起入韵式    《钱塘湖春晓》   （白居易）     平平仄仄仄平平   孤山寺北贾亭西，     仄仄平平仄仄平   水面初平云脚低。     仄仄平平平仄仄   几处早莺争暖树，     平平仄仄平平仄   谁家雏燕啄新泥。     平平仄仄平平仄   乱花渐欲迷人眼，     仄仄平平仄仄平   浅草才能没马蹄。     仄仄平平平平仄   最爱湖东行不足，     平平仄仄仄平平   绿杨荫里白沙堤。 七律的另外两种平仄格式（首句不入韵式），也是在首句入韵式的基础上稍加变化而成的。                                          律诗中，还有一种超过八句的，就是长律，又叫排律。长律一般是五言，即五言长律（五言排律）。七言长律也有，但古人很少用七言长律。五言长律，往往在题名上标明韵数，使人一看就知道这首长律的字有多少。如白居易的《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读者一看，就知道这首诗是一千字的长律。                        长律是两句二韵。长律对诗的对仗，要求很严，除诗中的首联，尾联外，中间各联都要 求对仗，其平仄、粘对。对仗等格律均与律诗相同。 （载1983·8·19《四川农民》）   五、绝句     绝句也分五言绝句和七官绝句两种（简称五绝和七绝），每首四句，五绝共二十字，七 绝共二十八字。 绝句的“绝”，就是“截”和“断”的意思，就是说，绝句在平仄对仗上是截取律诗的一半而成的。或截取前后两联，不用对仗；或截取中二联，全用对仗；或截取前二联，首联不用对仗；或截取后两联，尾联不用对仗。从五律中截取而成的绝句叫五绝，从七律中截取而成的绝句叫七绝。五绝、七绝中的平仄、用韵和对仗都要符合律诗的要求。试以七绝为例。     截取首尾二联的七绝．《早发白帝城》（李白）       平平仄仄仄平平  朝辞白帝彩云间，仄仄平平仄仄平  千里奖陵一日还。               △                                      △ 仄仄平平平仄仄  两岸猿声啼不住，平平仄仄仄平平  轻舟已过万重山。                                                                       △      截取平起入韵式首尾两联，共三韵，不对仗。   2、截取中间颔颈两联的七绝：《咏溪前诸景》（杜甫）          仄仄平平平仄仄  两个黄鹂鸣翠柳， 平平仄仄仄平平  一行白鹭上青夭。                  △          平平仄仄平平仄  窗含西岭千秋雪， 仄仄平平仄仄平  门泊东吴万里船。                  △ 取平起入韵式颔颈二联，二韵，两副对联。 还有截取首颔二联的七绝，截取颈尾二联的七绝，这里就不－一列举了。 五绝的情况同七绝一样，不再举例，只是五绝除了押平声韵外。还有一些押仄声韵的五绝，例如柳宗元的《江雪》。        （载1983·8·31《四川农民》） 六、词、词牌和词的分类 词，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种形式。广义地说，词就是诗，是一种抒情诗，一种配合音乐可以唱的诗。词的前身是民间小调，兴起于唐代．经过五代的发展，繁荣鼎盛于宋代，所以有“宋词”之称。 词的名称很多，正名和别名在二十个以上，有“词”、“曲子词”、“乐府”、“长短句”、“诗余”、“歌曲”、“琴趣”、“乐章”、“渔歌”、“樵歌”、“大曲”、“笛谱”等等，不一而足。词的最常见、最习惯的名称，是“曲子词”、 “词”、“乐府”、“长短句”、“诗余”等五个名称。 每首词裸有一个表示音乐性的调名，叫做词调，习惯上称为“词牌”，如《诉衷请》、《沁园春》、《六州歌头》等等，都是词牌的名称。词牌主要是代表音乐，简单地说，就相当于乐谱。我们说词是能唱的，就是根据词牌的曲谱演唱。自从词和音乐脱离关系以后，词牌就不再代表音乐，而是表示这首词的片数、字数、句式、韵数，韵位和平仄格式了。 词牌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如有的以字数命名．如全词仅十六字的《十六字令》，全词都是三言的《三字令》。有的沿用古曲调名，如《南歌子》、《浪淘沙》。有的来自民歌，如《竹枝词》、《破阵子》。有的来自前人诗词，如《西江月》，就是因李白的诗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而得名的。     早期的词，夏以词牌作为题目的，例如《渔歌子》写渔民的生活，《忆江南》写江南的景色。到后来，词牌逐渐脱离了内容，所以宋人常在一首词的词牌下面另外写个词题，如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清平乐”是词牌，“村居”是表明内容的词题。     词的分类，按字数的多少可以分为三类。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到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按词的段落分如可以分为四类。不分段的叫做单调，在往是小令，分为前后两段的叫双调（一般称为上下阕或上下片），分为三段的叫做三叠，分为四段的叫四叠。最常见的是双调和小令，三叠四叠的为少用。 （载1983·9·7《四川农民》）   七、词的特点     词有独自的特点。我们试举同一作者的一诗一词来加以比较。           《书愤》（南宋·陆游）  早岁那如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泊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诉衷情》（南宋·陆游）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沦州。     这诗一词，都是爱国诗人陆游所作，都在作品中回忆和怀念了自己早年豪迈的斗争生活，又都抒发了自己报国壮志难以实现的苦闷失望心情。词与诗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形式上。     一、《书愤》一诗是整齐的七言句式，八句，共五十六字。《诉衷情》－词，句法长短不齐，有七字句，六字句、五字句、四字句、三字句，十句共四十四字。可见词和诗在句数、句式和字数上是不相同的。     二、《书愤》诗首句“艰”’字起韵，似下是二、四、六、八句押韵“山、关、斑、间”，都是平声删韵（an）。《诉衷情》词首句“侯”字起韵，“州，裘、秋、流、州”，虽然都是平声尤韵(ou)，但韵的位置却在二、四、六、七、十句的句末，并不如格律诗的隔句逢双的押韵方法‘     三、《书愤》和《诉衷情》的平仄格式也是不相同的。     四、《书演》一诗．可分为四联一而《诉衷情》一词．则无法分联，只分为两段。     五、《书愤》一诗的题目，基本上能概括全诗的基本思想和内容。而《诉哀情》则是词牌，是与词的内容无关的。 综上所述，词的待点是： ①每首词都有一个表明音乐性的名称（词牌）。词牌只是决定了词调的声调感情、曲子的音乐、词的文字方面的各种要求，而与词时内容不大相关甚至毫不相干的。     ②大多数的词都分片（分段，也称分阕）。词一般分两片（双调），也有不分片的小令（单调）。     3词的押韵；大都是在音乐停顿的地方。每个词牌的音乐节奏不同，停顿的地方不同，押韵的位置也各不相同。     ④长短不齐右勺句李七是词的形式特点之一。   5词有自己独特的平仄格式。 （载1983·9·21《四川农民》） 八、词的押韵                       古人填词并没有特别的词韵，因此，词韵基本上就是诗韵，只是词韵比诗韵更宽，是诗韵的大致合并。再者，由于词与音乐的关系，词比诗更接近口语，所以，宋代人就不拘于唐人的诗韵而凭当时的语音押韵了。清人戈载的《词林正韵》分韵为十九部，就比“平水韵”减少了许多，现在分词韵为十四部，就更简便易行了。     词的押韵，有几年特点：     一，有的词是一韵到底的，中间不换韵。或者是平韵到底，或者是仄韵到底，平仄界限清楚，不能平仄互押。如陆游的《诉衷倩》：“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异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沦州”。这首词是一韵到底，押的音值是ou。     二，在仄声韵中，同韵部的上声韵和去声韵常常通押，但入声韵一般都是独用，不得与上声韵去声韵互押。如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了应是绿肥红瘦”。这首词是一韵到底的仄声韵。词中的“骤、旧、瘦”是去声，‘酒、否”是上声，韵部ou相同，上去通押。     三．有些词规定平仄互押，而平声韵脚和仄声韵脚则是规定的同一韵部。如苏轼的《西江从月》：“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全词“霄、骄、草、瑶、桥、晓”虽然同一韵部 (ao)，一韵到底，但“霄、骄、瑶、桥”是平声，“障、晓”是仄声，这就是同一韵部的平仄互押。     四，有些词规定平仄换韵，或由平韵换仄韵，或由仄韵换平韵，但所换的韵部并不相同，而且，换韵的位里也是由词牌规定了的。 一首试到底是一韵到底（平韵或仄韵）还是平仄互押或平仄换韵，是由词牌所规定的。 （载1983·9·285《四川农民》） 九、词句的平仄     词的句子是长短参差的，最短的词句是一字句，最长的词句是十一字句。词句基本上是诗句。词句的平仄就是在律句的平仄基础上发展变化的。     词中的五字律句和七字律句，就是普通的五言律句和七言律句。苏轼的《念奴娇》中的“卷起千堆雪”就是仄仄平平仄；李白《菩萨蛮》的“平林漠漠烟如织”，就是平平仄仄平平仄。值得注意的是，词里有些五字句和七字句的平仄是固定的，如“平平仄仄平平仄”，有时只限于“平平仄仄平平仄”，第一字必是平声，不象格律诗那样可平可仄，柳永的《雨霖铃》中的“多情自古伤离别”就是这一类。     五字句和七字句中还有一些拗句，如“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平”等，其它的句式也有拗句，这些都是词牌规定了的。     一字句，如《十六字令》的第一字（如：山．快马加鞭未下鞍），而且是入韵的（上例中的“山、鞍”押韵）。此外还有一字逗，可以出现在三字句前构成四字句（上一，下三），也可在七字句前构成八字句（上一下七）。最常见的是出现在四字句前构成五字句（上一下四）。     二字句常见的有平仄、平平两种。它们常常用作叠字或起句，而且是入韵的。如毛泽东 《如梦令》的“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二字为平仄式，作叠句，“下画”二字押韵。     三宇句一般是五言律句或七言律句的尾三字，有平平仄，如柳永《满江红》的“从军乐”；有平仄仄，如辛弃疾《摸鱼儿》“春且住”；仄平平，如苏轼《江城子》“鬓微霜，又何妨”也有仄仄仄，仄平仄式的三字拗句。     四字句一般是用七言律句的前四字，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一前一种如李清照《永遇乐》“暮云合碧”，后二种如李清照《醉花阴》“帘卷西风”。     六字句是四字句的扩展，在平起的四字句前加仄仄，成仄仄平平仄仄，在仄起的四字句前加平平，成平平仄仄平平。句法常是上二下四。六字句常常连用，有时并配成对仗。.     八字句以上的句子通常是两句复合而成。如上三下五或上一下七是八字句，例如毛泽东《贺新郎》“上疆场彼此弯弓月”。上三下六或上四下五、上二下七是九字句，如毛泽东《念奴娇》‘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上三下七是十字句，上六下五、上四下七是十一字句。 八字以上的词句的平仄，一般都都是符合组成它的两个小句子 的平仄格式的。                                      （载1983·10·26《四川农民》） 十、词的对仗 词中虽然常常出现对仗句式，但并不是词律所硬性规定的。由于有的词人常用对仗的手法使词生辉，再加上词人的彼此模仿，词中就常有对仗出现了。为了说明这一点，试举两例。《满江红》，上片五六两句和下片的七八两句都是七字句，岳飞就全用了对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辛弃疾的《满江红· 倦容新丰》上片中的五六句“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不用对仗，而下片的七八两句，“且置请缨封万户，竟须卖剑酬黄犊”则用对仗。可见，词的对仗不象律诗的对仗那样固定（律诗颔、颈二联必须对仗）。词的对仗也没有确定的位置，因为词是长短句，必须相连的二句字数相同，才有对仗的可能。一般地说，每片的起首二句，如果字教相同，就常常用对仗。  此外，调的对仗比律诗的对仗要求要宽一些。律诗的对仗原则上要求以平对仄，以仄对平，词的对仗不限于平、仄相对，有时是平对平，仄对仄的。如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左牵黄，右擎苍”，是仄平平对仄平平。陆游的《诉衷情》“身在天山，身老沧州”则是平仄平平对平仄平平。 词的对仗允许同字相对。如毛泽东的“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两句头一个“山”字相同。苏轼《水调歌头》的“月有阴睛圆缺”对“人有悲欢离合”，两句“有”字相同。 （载1983·11·11《四川农民》） 十一、词谱（上）     举一首词为例子，并注明这首词的片数、字数、平仄、韵数、韵的位置等规定，以作为填词依据的谱式，叫做词谱。依照词谱的规定来写词，叫做填词。每个词牌都有词谱，例如《菩萨蛮》的词谱（图示法）就是：   菩萨蛮  44字  双调         菩萨蛮（李白） 平平仄仄平平仄（起仄韵）    平林漠漠烟如织， 平平平仄平平仄（押仄韵）    寒山一带伤心碧。 仄仄仄平平（换平韵）        瞑色入高楼， 仄平平仄平（押平韵）        有人楼上愁。   仄平平仄仄（换仄韵）        玉阶空伫立， 仄仄平平仄（押仄韵）        宿鸟归飞急。 平仄仄平平（换平韵）        何处是归程？ 仄平平仄平（押平韵）        长亭更短亭。 按词谱填词，就必须遵照询谱对于字、音、句、韵的各种规定，不能任意改变。例如毛泽东同志的《菩萨蛮·黄鹤楼》就是严格遵守词谱的。 （载1983·12·9《四川农民》）   ＋一、词谱（下）     有些词牌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如《念奴娇》一般要押入声韵，《满江红》一般要押仄声韵，《如梦令》中五六两句要求重叠，《忆秦娥》要押入声韵，而且第三句要重叠迭第二句的末三字，第八句要重叠第七句的末三字，《西江月》要平仄韵通押，上片和下片的开头两句一般要求对仗。     有的词，不止一个名称，实际上是同一个词谱，这叫同调异名。同调异名的词牌，在有 的词谱上也有所标明。如《菩萨蛮》，在清人方树的《词律》中就注明：“又名子夜歌，重迭金”。     有的词，虽然词牌名称相同，其实是不同的词谱，这叫同调异体。如《渔歌子》，唐代张志和写的是单调，五句，二十七字，四平韵：“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五代时期李珣写的《渔歌子》则是双调，十三句，五十字，八仄韵：“荻花秋，潇湘夜，橘洲佳景如屏画。碧烟中，明月下，小艇垂纶初罢。水为乡，蓬作舍，鱼羹稻饭常餐也。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     有的词牌，名称大同小异，但不是正体和又一体，而是不同的词牌。如《木兰花》、《木兰花慢》，《减字木兰花》，就是三个不同的词牌。《木兰花》是双调，八句，五十六字，六仄韵。《木兰花慢》是双调，二十一句，一百零一字，九平韵。《减字木兰花》是双调八句，四十四字，四仄韵，四平韵，平仄也是各不相同的。     至今轻为完备的词谱．是清人王奕清等合编的《钦定词谱》，共收词牌八百二十六个，列体二千三百零六。今人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中，附录了用图示法整理的简明词谱 三十八调，每调一体，清楚醒目，十分方便，最宜初学使用。（全文完）      附编者的话：作者简介         曾祥明，重庆市人，中年教师。1962年中师毕业后，在凉山州的山乡长期从事中小学教学工作，业余自修古典诗词，学有所获。现在昭觉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             文言文基础知识通俗讲话   （《四川农民》报1984年7月4日——1985年7月17日连载）     第一讲  把打开知识宝库大门的钥匙 ——为什么要学习文言文   文言文，又称古文，就是用古代汉语所写的文章。古代汉语，是指以周秦时代的口语吾言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既包括先秦时代的文章，也包括后代作家模仿古代汉语书面语言而写的作品。文言文是古人留给欲们的文化遗产。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古代的文化，这是一大笔丰富的宝贵遗产，对全人类都是有贡献的。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这些文化遗产，并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假若我们不懂文言文，怎么去吸收继承呢？如果不去继承，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岂不割断了么？我们悠久古老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文学历史，都是我们祖先创造的。这些创造，都是通过文字——不同时期的文言文记录保留下来的。不学习文言文，怎么能够学习、继承我们祖先的创造发明，又怎样去发展它们呢？假若你要想了解我国农业科学的发展情况，不可不读《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五大农书，假若你要想学医，黄帝的《内经》、孙思藐的《备急千金要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名著，都是必读之书，假若你要想学历史，不能不看《左传》、《史记》等等，这些书，都是文言文写的，如果不拿握文言文这把钥匙，怎么能够打开知识宝库的大门呢？我们一旦掌握了文言文知识，好比有了一把金钥匙，就能打开了解古代文明的大门了。     古往今来，优秀的历史散文会给人丰富的知识和教益，地理散文、游记散文、山水诗词会激发人们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旬，鼓舞了多少爱国仁人志士，“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激励了多少人闻鸡起舞，勤学苦练。优秀的文言文 能使人开扩眼界，提高修养，陶冶性情，磨砺意志。今天，学点文言文，又有了新的意义．钻研、继承祖国文化遗产，发扬五千年历史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有志气的农村青年，打开书本，学一学文言文吧！   第二讲  “蚤”字变成了“早”字 ——文言字的通假和汉字的简化   阅读文言文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常见面的熟字，自以为认得，也懂得意思，却不知道它们在文言文中还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如果望文生义，那是会出错的。 请看《鸿门宴》（见高中语文第二册）中的这几句：“张良出，要项伯”，“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距关，毋内诸侯”句中的“要”、“蚤”、“距”、“内”，是很熟悉的字，如果我们当作索取、跳蚤、距离、内外来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原来，在文言文中，它们分别等同于“邀”、“早”、“拒”、“纳”字。“要项伯”是邀请项伯，“蚤自来”是亲自早来，“距关”是把守关门，“毋内诸侯”是不要诸侯进去。这种一个字等同于另一个字的现象，在古汉语中叫古字通假（通用借用）。通假的两个字，形体并不相同，意义也不一样，仅仅因为读音相同或相近就借用了。文言字的通假现象，多不胜举，只要懂得同音通假的道理，抓住字的读音，根据字不离句，句不离文办法，结合上下文来理解，是不难掌握的。 读文言文时，还有一种应该注意的熟字，就是一些已经被简化了的繁体字。例如“征”字，本来是“征召”、“证验”等意义；而“征”字的本来意义是“远行”，两个字的意义本不相同，只因为读音一样，“徴”字就被简化为“征”字了。这样，“征”字的意义就比简化以前丰富得多了。简化后的“征”字，到底表示什么意思，就须特别注意了。例如陶渊明《归去来辞》（见《古代散文选》）中“问征夫以前路”的“征”字，是远行的意思。而《张衡砖》9见高中语文第三册）中“京师 者咸怪其无征”的“征”却是“证验”的意思，就是说京城的学者们都责怪张衡的地动仪没能应验。如果解释为京城的学者都怪他没有远行，那就闹笑话了。在文言文中，这种情况还不少。比如“剩余”的“馀”字简化为“余”，和表示第一人称的“余”（我）字相同了；后来的“后”字与皇后的“后”字相同了，这些都是应该注意的。   第三讲  文言饲都是单音词吗？ ——文言词中的复音词     把一篇文言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可以发现，那篇幅是增长了许多。这是因为文言词多数是单音节词（一个字一就是一个词），而现代白话文多是两个音节以上的复音词。     单音词在文言文中，约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剩下的是复音词，又可以分为五种情况。     连绵祠  用两个音节表示一个整体的意义，绝不能够分开来理解。连绵词中，有两个字的声母都相同的双声连绵词，如迷漫、仿佛、凛例等，有两个字的韵母都相同的迭韵连绵词，如朦胧、崔巍，等，也有既是双声又是迭韵的连绵词，如辗转等。     重言词  由两个相同音节重迭而成，如萧萧、区区等。但这种重言词，大多是形容词，并不与名词重迭，表示“每”……”（如“家家”、“人人”）的情况相类似，因为把它们分开后就无法理解了。     复合词  由两个有独立意义的词素构成的。如“小人”、“疾病”等，也不能拆开解释。如“小人”，是指卑劣或地位低下的人，而非小个子人或小孩。     附音词  在单音词前加词头或在单音词后加词尾的词词。如《诗经·北风》中的“北风其凉，雨雪其旁”，“其凉”表示凉，“其旁”表示盛大，“其”是附加的词头，不单独表义。     偏义复词  把两个含义不同而有关的词用在一起，只取其中一个词的含义。如《陌上桑》（初中语文第六册）“日出东南隅”句中，“东南”，偏指东方。《出师表》（初中请文第六册）“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句中，“异同”偏指异而不是指同。为什么一对意义相反或相关的复音词，只取一个方面的意义呢？这是因为古文最重视音节的匀称，使读起整齐，才用另一个单音词来作陪衬的。偏义复词，实质上也是一种调音的文言修辞手法。至于到底偏取哪一个的意义，则是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来决定的。 读文言文中的复音词时，一是切忌把它们拆开来当作两个单音词去逐一地解释，二是不能因为文言词中有复音词，就以为处处都是复音词，而把两个连在一起的单音词也当作复音词，并按现代汉语的意思去理解。例如《蚕妇》一诗中，“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中的“城”和“市”，是说到城中去做买卖（卖丝），不是现代的双音节词’“城市”。   第四讲  兵器铸成的“金人” ——文言实词的词义变化     秦始皇为了使他的一姓江山传之万代，作了一件愚不可及的蠢事：把天下的武器全部收集到首都咸阳，铸成了十二个金人。这就是汉代贾谊在《过秦论》（见高中语文第四册）中说的：“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 也许有人会问．兵器怎么会铸成金人呢，难道秦朝的兵器都是黄金打造的吗？当然不是。在古代，“金”是指所有的金属。我们的现代汉语把古汉语中“金”字的意义缩小了，专指金属中的黄金。这就是词义的缩小，这就是文言实词词义三种变化之一。 文言实词有缩小，当然也有扩大。比如“睡”字，古代专指坐着打瞌睡。《史记·商君列传》中说，秦孝公对商轶所讲的帝道不感兴趣，“时时睡，弗听”，就是指的这种“睡”。备而后来的“睡”含义扩大了，泛指一切的睡眠状态。如果不懂得这种扩大，把前一例理解为“秦孝公听着听着，又时时上床去睡一会儿”，那就笑话了。类似的如“江”、“河”，上古时专指长江，黄河，后来泛指一切的江河了。这都是词义的扩大。   文言实词词义的变化，还表现在词义的转移。如“豆”，古界是盛装食物的器皿，后来转移为指豆类植物，不再表示器皿。“坟”，古义为大土堆或河堤，后来排斥了本义，专指坟墓。词义的转移，还表现在词性的转化上。如“谤”，古义是指一般地提意见，是个中性词．后来专指诽谤，成为贬义，指恶意地攻击他人。再如“卑鄙，古义的“卑”是指低下，“鄙”是指浅陋。《出师表》（见初中语文第六册）说：“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是诸葛亮自谦自己的地位低下，见识浅陋的意思，和后来称行为恶劣的“卑鄙”大不相同了。 在阅读文言文中，对古今词义发生了变化（缩小、扩大、转移）的字词，就应特别留意。这些发生了词义变化的词，既在文言文中常见，现代汉语也常常用到它们．往往会使人用现代汉语中的意义和用法去理解它们，结果就会把文句的意思理解错了。   第五讲  “死”和“亡”是一回事吗？ ——文言实词的一词多义     如果用现代汉语的眼光来看，“死”和“亡”当然是一回事了，因为我们常常是把“死亡”连在一块的。可是，拿这种眼光去看《史记·陈涉世家》“今亡亦死，举大义亦死”的话，就难以理解了。原来，陈涉的话是说：“现在逃跑也是死，起义也是死。”原来，在古汉语中，“亡”是作逃跑解释的。那么，“亡”和“死”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吗？也不是。《冯婉贞》（见初中语文第三册）中有“与其坐而待亡，孰若起而拯之”的一句话，意思说“与其坐着等死，不如组织起来拯救我们的村庄”。在这句话里，“死”和“亡”就是一回事了。 原来，“亡”是个多义词，它有逃泡、外出、遗失、灭亡、死去、忘记等几个意义，有时还表示没有的意思。这就是一词多义。一词多义，是古今语言都有的现象，尤其是常用的文言词，往往有这种现象。例如“兵”宇。在《国殇》（见四川省中师函"授教材语文第一册》“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一句中，“兵”表示兵器。在《谋攻》（见高中语文第三册）“故上兵伐谋，共次伐交，其次伐兵”一句中，前一个“兵，表示战略，后一个“兵”表示军队，《史记，伯夷列传》“左右欲兵之”一句中的“兵”，表示用兵器殴打、击杀的意思。 同一个词的几个意义，往往是有联系的。因为在一个词的几个意义中，总有一个意义是词的本来意义，其它的意义则是由本义而引申发展出来的。前面提到的“兵”字，它的本义是武器，它表示的士兵、军队、战争、战略、攻击等意思，都是由本义引申而来的。 拿握文言实词的一词多义的方法，可参考下面一段顺口溜： 一词多义，文言尤甚，本义之外，还有引申。抓住主干，枝条理清，化繁为简，系统分明。 第六讲  吃马还是喂马？ ——文言实词的破读现象   在古代汉语中，由于多数是单音词，缺乏区别词义和词性的形态标志，当一个词的意义或语法功能有了变化时，只有改变它的读音来区别了。这种音随义转，一个字各音各义的现象，就叫“破读”。  韩愈《马说》（见初中语文第四册）“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句中的两个“食”字，怎么解释？是吃马的人不知它是千里马而把它吃掉了，因而没有千里马了吗？这显然是个笑话。这就应该按破读的现象来处理了。句中的两个“食”字，不能理解为“吃”，而读shi，而应理解为“喂养”而读si，就是说：喂马的人，不知它是千里马，因此没按照喂养千里马的办法去对待它。使它吃不饱，表现不出日行千里的才能来。意义变了，读音也就不同了。 破读的现象，在文言文中很多，也较复杂。一般而言，有三种形式： ①有改变声母的破读。如“骑”，农示骑马时读作qi，由骑马演变为骑兵时读ji。 ②有改变韵母的破读。如“度”，表示尺度、度过时读du，如《郑人买履》（见初中语文第一册》“吾忘持度”，《木兰诗》（见初中语突第三册）“关山度若飞”。表示测量、估计时读duo，如《郑人买履》“先自度其脚”，《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如度秦王特以诈佯为予赵城”。  ③有改变声调的破读。如‘衣”，表示衣服时读yi,（阴平）表示穿着时读yi（去声），如《西门豹治邺》（见初中语文第四册）“皆衣缯单衣”——都穿着丝绸的单衣服。 要掌握文言实词的破读，可以记住下列口诀： 破读现象，音随义转。各音各义，音变义变。声、韵、声调，都可改换，古属破读，而今亦然。 策七讲  狼是怎么变成狗的 ——文言实词的词类活用   清代的蒲松龄写了三篇以狼为题的小小说。选进中学教材的一篇《狼》中说，有两只狼进攻一个屠户，后来，“一狼迳去，其一犬坐于前”。如果把这句话直译出来，就是“一只狼走了，另一只狗坐在前面”。明明是狼，怎么变成了狗呢？仔细休会这个句子，是把“犬” 字当作状语，修饰动词谓语“坐“，意思是说另外的一只狼象狗那样地坐在屠户的前面，这样一说，通是通了，问题也来了。 “犬”是名词，一般地说，名词是不能作状语的。原来，文言实词的语法功能，不仅和现代汉语有着基本相同的地方，还有其不同的特点，这就是词类的活用。 名词活用作状语，词性也有了改变，既有用如副词的情况，又有用如形容词的情况。如：有的比喻状态，含有“象……那样”的意义，（如“犬坐”句）。 名词还可以活用作动词（包活一般动词、使动词、意动词）。 文言实词中，形容词、动词等也能活用。 总之，文言实词的词类活用，就是说一个词在表示了自己本来词性的意义和语法功能以外，还能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暂时地充当其它词性的词（并不改变它的读音，起特殊的语法功能作用。这种特定性和暂时性，就把词类的活用，与一词义的多义词和音随义转的破 读现象区别开来了。 这里，向读者介绍一种掌握文官实词的词类活用的方法： 词类活用，文言独具，特点有二：特定、暂时。名词活用，可作动词；使动意动，充当状语，动词活用，可作名词，形容活用，名词动词。   第八讲“三”都等于三吗？ —文言数词简介   文言文中使用的数字，虽然和现代汉语中的数字大体相同，但表达方法就不大一样了。如古文中的“三”，往往不等于三这个数。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古文中的数字，有时表示准确的数目（确数），有时表示大概的数目（概数）。表示确数的，如《核舟记》（见初中语文第四册）中的“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五个人，八扇窗。准准确确。表杀概数的，如《孔雀东南飞》（见高中语文第三册）中的“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到底是三年还是两年？只能言其大概。一般地说，概数常把相邻的数字连在一起使用，确数没有这种用法。另外，文言中的量词不丰富，也少用。常常将数字直接放在名词的前面或后面，这是应当注意的。 古文中的数字，还有表示加数、乘数、分数。表示加数的，常在整数和尾数中加一个“有”字或“又”字，如《出师表》（见初中语文第六册）中“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表示有二十一年。表示乘数的如《古诗十九首》（见上海《语文学习》杂志一九八0年第二期）中的“三五明月满，四五蟾无缺”，前者表示十五日，后者表示二十日。表示分数的，把分母写在前边，分子写在后边，如《捕蛇者说》《见初中语文第五册）中的“今其室十无二三焉” ——表示十分之二三。也有专表示十分之几的“什”字，如《甘藷疏序》（见初师函授教材语文第二册）中的“以为能通者什九，不者什一”，分别表示十分之九和十分之一。 此外，古文中还有表示多数的数字，如十、百、千、万。有的确数也能表示多数，如九重天，十八层地狱，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兵书十二卷，同行十二载等等。 值得单独一提的是“三”和’“再，。在古代，“三”字虽然可以表示确数，但更多的时候是表示多数。如诸葛亮三气周瑜，刘玄德三顾茅庐，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宋公明三打祝家庄。常言道，一次二次嫌不足，四次五次觉太过，而“事不过三”，正恰如其分。 “再，在文言中表示两次（确数）、第二（序数）的意思。如“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古人表示动作的量，从一次到十次，多用一般的数字，如一鼓作气、三思而行、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等，唯独两次不用“二”而用“再”，如“三年再会”——三年中相会两次。 要识别文言数词并不难，以下口诀可供参考： 文言数字，表达特殊。确数概数，须分清楚。分数乘数，各具用途。添个“有”字，可表加数。“再”就是二，“三”是多数。 第九讲  左、右等词表示什么 ——几个常见的文言方位词 文言文中常见的几个方位词，如左、右、东，西、南、北等，在古代的主要作用也是表示方位，用法也和现代汉语派一样的。但是，它们在古次语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功能，肩负着表示尊卑、贵贱、褒贬等其它方面的职能。 古代制度，右为上位，为尊；左为下位，为卑，不得混乱。《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赵王“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于是才引出廉老将军不服气的故事来。由于以右为尊，所以把所倚重的人也称为右，《史记·田叔列明传》说‘汉廷臣毋能出其右者”。 “左”的卑下，例证很多。《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一文中，“诸士在已之左，愈贫贱，尤益敬”，是说敬重比自已地位低下的贫残之士。此外“左迁”就是降职。古代有的人把不怡当的办法称为“左计”、把自己与人不同的意见客气地称为“左见”，鄙视歪门邪道为“左道旁门”。 “左右”连用，除表示大概（如“三十左右）、表示掌握、操纵（如“左右局势）之外，在文言中还有两种情况。一是代指某人身边的人，“左右皆呼万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左右”即指秦望身边的侍从。二是对人不直呼其名，只称他手下的人，以表示尊敬。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一文中，“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左右即指任安。 东南西北四方，东西相对，以面向东为贵，面向西为次；南北相对，以面向南为至尊，所以古代帝王的座位都是座北朝南，南面称孤。臣见君王，面朝北方，叫北面称臣。《赤壁之战》《见高中语文第一册）中，“何不按甲束兵，北面而事之”，就是说要孙权投降曹操的意思。东南西北连在一起，也分尊卑。秦汉制度，室内座席以东向为贵，南向次之，北向又次之，西向为卑。《鸿门宴》（见高中语文第二册）“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就是这个意思。 左右与东西的关连很紧，南北与阴阳也很有联系。以面朝南为准，左为东，右为西，因此，古人把江之东称为“江左”，江之西称为“江右”。如果以山水为准，山的南面，水的北面称为阳，山的北面、水的南面称为阴，多见于地名。如衡阳在衡山南面，洛阳在洛水北面，华阴在华山之北，．江阴在长江之南，汉阳在汉水之南等。   第十讲  神通广大的“之” ——文言虚词（一）       在文言虚词中，“之”字是使用频率最高，神通最广大的一个。     “之”作动词，现当于现在的‘往”、“到”的意义。《李愬雪夜袭蔡州》（见初中语文第三册）中的“诸将请所之”，陶潜的《归去来辞》《见《古代散文选》）中的“胡为乎遑遑欲何之”，两句中的“之，都是作动词使用的。   ‘之”作代词，可以指代人称：也可以指代事物。指代人称，既可表示他（它），他们，也可表示“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同是一个“之”字，在文章中所指代的对象往往各不相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如《订鬼》《见高中语文第四册）中‘病者困剧，身体痛，则谓鬼持垂杖殴击之……病痛恐惧，妄见之也”，前一个“之”，代指病者，说鬼在打他，后一个“之”代指鬼，说看见鬼了。    “之”字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作助词。现举其两种情况加以说明——     1、嵌在定语和中心词之间的“之”，表东修饰或限制的偏正关系，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的”。 如“太后之色少解”，指太后的脸色稍为缓和了一些。但是，假若定语和中心词都指的是同一个事物，这种“之”就具有指示代词的作用。如《公输》（见初中语文第五册）“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械，是指攻城的器械，就是云梯，因此，翻译为“公输盘为楚国制造了云梯这种器械”，更合适一些。 2、如果把“之”字用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往往使原来可以成为句子的结构变为词组，取消了句子的独立性，在意思上也显得还有话没完。例如“孤有孔明”，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我有孔明了。但在主语“孤”和谓语“有”，中间加上“之”字，成为“孤之有孔明”，有孔明又怎么样呢？显然还有下文：“犹鱼之有水”。就是说：我有了孔明，就象鱼儿有了水一样。句中的两个“之”，字，如果不用，毫不影响句子的意思，但用了“之，字却能使语气舒缓，加强了句子的节奏感，使情味更为饱满。   第十一  讲形形色色的代词 ——文言虚词（二）   文言文中的人称代词，一般分为自称、对称、他称三种。自称代词“我，常用的有“吾”、“余”、“予”、“我”等字。对称代词“你”，常用的有“若”、“女”、“汝”、“而”、“尔”、“乃”等字。他称代词“他”。严格地说，上古汉语中没有和现代汉语的“他”，完全相同的代词，是借用指示代词来充当的，常用的字有“彼”、“夫”、“其”、“之”等。 这些人称代词，一般说来，可表示单数、复教。作主语或宾语时可翻译为“我”、“我们”、“你”、“你们”、“他”、“他们”，作定语时可译作“我的”、“我们的”、“你的”、“你们的”，“他的”、“他们的”。但也有一些用法上的区别，如“其”、“彼”．“夫”一般可作主语，“之”字多作宾语。 人称代词中，还要往意谦称和敬称。谦称用来称自己称自己的名字，男人自称为“小人”、“愚”、“臣”，女人多自称为“妾”。君王诸侯多自谦为‘寡人”、“孤”。这些谦称，一般都可直译为我。称呼别人时用敬称：可以称呼对方的身分（如将军、大王等）。对君王诸侯敬称为陛下等。称其它人可用君、公、子、先生等。 指示代词是用来区别事物的。表示这、这些、这种的，常用“此”、“是”、“斯”、“兹”等字。表示那、那些、那种的，常用“彼”、“夫”、“其”等字。表示它、它们的，常用“之”、“焉”、“诸”等字。 指示代词中值得注意的是“是”字。在上古，“是”是指示代词，表示“这”、“这样”。·汉魏以后，“是”，字才逐渐用作判断词，直到现在。如《木兰诗》（见初中语文第三册）一文中，“不知木兰是女郎”的“是”，就是判解词而不是指示代词“这”了。 要掌握文言文中的代词，可牢记下列口诀： 称呼自己，我吾予余，称呼对方，汝若乃而。 第三人称，彼其夫之。表示自谦，臣仆妾愚。 君公足下，敬称作您。此是兹斯，表示这里。 彼其夫之，又指那里。莫无未靡，表示无指。 有的、有人，常用“或”字。“是”表指代，千万注意。   第十二讲‘但，宇农示转析吗？ 一位初学者读《木兰诗》（见初中语文第三册），把“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溅溅”解释为“听不到爹妈呼唤女儿的声音了，但是听到了黄河溅溅的水流声。”他把诗中的“但”，解释为“但是”，这对吗？文官文中的“但”字表示转拚吗？不对。查看《辞源》，“但”字是作副词用的，表示空、徒、仅仅，并不表示转折。诗中的“但”宇和“唯闻女叹息”的‘唯”字相同，都限制了“闻”的范围，应译作“只”或“仅仅”才对。 文言文中的副词很多，种类也不少。有表示程度高低的，如甚、益、愈、大、至、绝尤、最、颇、少、略，有表示范围大小的．如皆、悉、共、俱、尽、并、独、特、但，有表示时间的，如将，且、方、已、既、初、始、向、遂、即，会、乃、遽，有表示情态的，如且、固、必、犹、尚、诚，有表示否定的，如不、弗、无、非、未、毋、勿、莫。 学习文言副词，第一要注意不能用现代汉语的眼光来看待它们。例如不能把“但”当作“但是”。第二要注意文言副词所在的语言环境。如“颇”，有时表示程度很高如《狱中杂记》（见高中语文第二册），“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有奇羡”的“颇”当“很”、“非常”讲。 第三要注意各个副词之间的细徽区别。如不与弗，勿与毋，都是否定副词，但“不”字既可否定动词（动词还可带宾语），又可否定形容词。“弗”字只能否定副词而且动词还不能带宾语，如“孝公时时睡，弗听”。毋与不相当，勿与弗类似，也有同样区别。 第十三讲“于”与“于”不同 有一个成语叫“青出于蓝”，来源于荀子《劝学》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一句。句中的两个“于”字，有不同的地方吗？ 有的。第一个“于”字，受到前面的动词“取”的影响，引进了处所“蓝“，表明靛青这种颜色是从蓝草中提取出来的。这个“于”，略等于现在的“从”、“在”或“对于”、“在”·…方面”。第二个“于”字前面的“青”，是形容词，后面的“蓝”是名词，“于”字引进了比较的对象，表示靛青这种颜色比蓝草的颜色更青。这个“于”相当于现在的“比”。可见，同样作介词，“于”与“于”也不一样，由于所处的语言环境不同，所引进的对象不同，意思也不一样了。 “以”字作介词，也有这种情况。在动词之前，表示动词的行为是用某种为工具或凭借的“以”，相当于现代的“用”、“拿”、“凭”、“把”等。如《黔之驴》（初中语文第一册）“船载以入”就是“用船载运了进去”。“以”字还可以引进原因——“以”字后面的话应看作是介词的宾语：《捕蛇者说》《见初中语文第五册）“吾以捕蛇独存“，我因为捉蛇才活下来了。 常用的介词，还有“为”、“与”。“为”可以相当现代的“替”、“给”，也可以介原因或目的表示“因为”。如《天论》（见《古代散文选》）“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与”，可以表示替代，同”“跟”、“给”，相似（如《陈涉世家》（见初中语文第六册》“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也可以“与”、“之”连用，表示比较。 由于先秦两汉时期某些文言虚词的用法常不固定，“以”、“于”、“与”常常混同使用。唐宋以后，才逐渐有了明确的规律化。 第十四讲“而且”和“可是” “而且”和“可是’都是连词。“而且”表示递进关系、“可是”表示转折关系。在文言文中，这两种关系往往都是用一个“而”字来表示。试看：“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之言，欲诛有功之人。”（见高中语文第二册的《鸿门宴》）句中的两个“而”字，都有连接词组或句子的作用。前一个“而”是顺接，是说相连接的前后两项在意义上有某些相似之处，或者关系密切，可表示并列或递进关系，作而、而且、又、同时讲。后一个“而”是逆接，是连接两项在意思上相反，或者不协调，不是事理相同，语气连贯，而是有个转拆，当可是、但是、却、反而讲。因此，上面的话为译为：（沛公）这样的劳苦而且功高，不但没有得到封侯晋爵的奖赏，（您）反而听信小人的话，想杀有功的人”。同样的情况，还有连词“则”。它在顺接的时候，作“就、便、那么”等解释。在逆接的时候，可当“却”讲。此外，文言中的连词，常用的还有“以”和“然”。‘以”同“而”差不多，但不表示逆接的转折，“然”却专表示转折。 还要注意复音连词。如然则、然而、虽然，其中的“然“是指示代词，“而”、“则”、“虽”才是真正的连词。“然而”是说“如此……却”，“然则”表示“如此··…就”。现代汉语用“虽然”的地方，上古汉语只用一个“虽”宇。古代的“虽”和在“然”常常连用，但“然”仍有表示“这样”的指代意义。因此，文言文中的“虽然”应作 “虽是这样”、“虽然如此”解释。 第十五讲说得上口算秀才 “之乎者也矣焉哉，说得上口算秀才。”这一句顺口溜，说出了文言助词的重要性， 第十讲已谈过“之，字，这里讲其余的六个助词。 “者”，主要用作结构助词，附在动词、形容词或数词后面，构成“……者”，的形式，成为名词性词组，含“……的人”，“……的东西”“……的情况”等意思。如《醉翁亭记》（见初中语文第五册）“负者歌干途，行者休丁树，前者乎，后者应”，四个‘者”分别组成四个名词性词组：背东西的人，赶路的人，前面的人，后面的人。此外，“者”还常常同“似”、“若”连成“似……者”、“若……者”，表示“好象……似的”．‘象……的样子”。如《捕蛇者说》（见初中语文第五册）“言之，貌若甚戚者”——说了这些话，像是很忧伤的样子。 “焉”、“乎”，作结构助词，附在别的词后面，也含有“……的样子”，“象……似的”的意思。《石钟山记》（见高中语文第二册》“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意思是在 乱石中选取一两块石头来敲击，发出硿硿硿一样的声音。 “者”、“也，、“乎”、‘焉”还可用在句中作语气助词，表示停顿，“也”、“矣”、“乎”、“哉”，可用在句末作语气助词。 “也”、“矣”表示陈述，一般可译作“啊”、“了”。“乎”、“哉”一般表示疑问语气和感叹语气。如《愚公移山》“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   “者，作句中语气助词，表提示和停顿。《黔之驴》‘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也“字在主谓语之中，起舒缓语气的作用。 第十六讲  “所以”、“于是”及其它 文言虚词，除了单独使用外，还常常两两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比较固定的形式——凝固形式，并有其特定的用法，如“所以”、“以为”、“虽然”、“于是”等。这种凝固式的虚词，虽已由现代汉语沿袭下来，但与现代汉语又有所区别。 “所以”，是介词“以”和助词“所”的结合休，它有两种意义。一是把“以”当作“用”“拿”讲，“所”字含有指称某一动作行为的凭借的事物，这样的“所以”是一个名词性的词组，可译为“用（拿）来……的”。《公输》（见初中语文第五册）‘吾知所以拒子矣”，就是“我知道用来对付你的方法了”。这种“所以”的意义，是现代汉语中没有的。二是把“以”当作引进的原因，“所”就含有指称某一情况产生原因的意义。这样的“所以”可译作“……的缘故”。如《出师表》（见初中语文第六册）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多以隆也”。“亲贤臣、远小人”，是“以”引进的原因，“兴隆”是这个原因产生的结果。这样的“所以”就同现代汉语中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所以”相接近了，只是因和果的位置不同而已。 “以为”，是介词“以”和助词“为”的结合体，而且，在“以”和“为”中间省略了一个“之”字，其实是‘以之为”，“把它当作”、“把它认为”的意思。如《陈涉世家》（见初书语文第六册）“吴广以为然”，就是吴广认为他（陈涉）的话是对的。这种用法，现代汉语中没有。但把“以为”单纯地作“认为”讲，又与现代汉语是相同的。《甘藷疏序》（见初中语文第六册）“以为能通者什九”《黔之驴》（见初中语文第一册）“以为且噬己也“（认为驴子要咬自己”  “于是”连用在一起，用作连词，连接分句和句子，表示两种事物先后相承，后一种事物随前一种事物而发生。现代汉语中的“于是”，正是继承了这一语法功能。因此，在多州情况下，“于是”是可以不用翻译的。   第十七讲  没有“是”字怎么办？     在上古汉语中，没有判断词“是”字。那么，古文中怎么表示判断的意思呢？就是借用语气助词的帮助，组成特殊的判断句式。     最常用的语气助词是“者”和“也”，组成“者……也”的形式，把“者”放在主语后面，表示提示和停顿，把“也”放在谓语后面，加强判断的语气。如“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子瑜者，亮兄瑾也”，“陈胜者，阳城人也”。译成现代汉语时，可去掉“者”字“也，字，加上判断词“是”。如廉颇是赵国有名的将军。     这种“者……也”，的形式，虽是古代判断的典型结构，但也使用得非常灵活。有时侯，句中只用一个“者”字，在主语后面表示停顿，有时候，只在谓语后面用一个“也”字表示判断，有时候，“者也”连起来用在谓语后面，也表示判断。如“粱者，民之所种也”，“我，子瑜友也”。     除“者”、“也”以外，还可以借助副词“乃”、“亦”、“即”或动词“为”，放在谓语前面来加强肯定语气，表示判断。如“内有一人，乃西洋兵头”，“梁父即楚将项燕”，“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句中的“乃”、“亦”、“即”，可译为“就是”，“为”可译作“是”。 汉魏以后，“是”，字逐渐通行为判断词，以“是”字作判断句的句子也出现了。   第十八讲  文言文中的省略句 “永州之野产异蛇，（）白质而黑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 这是《捕蛇者说》（见初中语文第五册）中开头的两句话。句中有五个括号，你能把它们填出来吗？答案依次是：异蛇、异蛇、草木、异蛇、人。当你弄清楚这些答案并填入括号以后，你就会对文章的意思更加清楚了。 上面的一段话，严格地说，没有一个主语，但从文意上看也并不会发生误会。这种情况，在现代汉语中是不许可的，但在文言文中却显得十分紧凑简洁。蛇的产地，形状特征，毒性之大，都用简括的句子表达了出来，给人的印象也很深。这种跳跃式的省略句子重要成份的情况，是文言文的特点，叫句子的省略。 文言文中的省略句式，或者是利用上下文互相的联系而省略（上文已说明白了的，叫承前省，下文将有补充的，叫蒙后省），或者利用人物的自我叙述，借对话的方便而省略。省略的部分，可以是主语、谓语，也可以是宾语。 省略谓语的例子如《曹刿论战》（见初中语文第六册）中的“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措号处都承前省略了谓语‘鼓”，即擂鼓。补充完整，翻译出来就是：“第一次擂鼓，鼓足了勇气，第二次擂鼓，勇气就衰减了，第三次擂鼓，勇气就没有了。” 省略宾语的例子如《陈涉世家》（见初中语文第六册）“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第一个括号处蒙后省略了宾语“上”（秦始皇），第二个括号处承前省略了宾语“之” （扶苏）。 文言文中的省略句式，除了可以省略句子的主要成份（主、谓、宾）以外，还有省略介词和省略介词的宾语的情况。如《鸿门宴》（见高中语文第二册）“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括号内省略了介词“于”字，即把它放在地上。 阅读文言文，一定要了解这种省略的句式，并了解所省略掉的东西，在用现代汉语翻译的过程中，还要把省略了的部分补充完整，才能使意义清理，语句连贯。 第十九讲文言文中的被动句 表示被动的句子，文言文中随处可见。如“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金石可镂”这个分句，主语看来是金石，但切莫以为它是主动者，因为它并不能发出“镂”这个动作，相反，是“镂”的对象，“金石可镂”，是个被动句。 多数的文言被动句是带有标志的。这种标志，又常常是由介词于、见、为、被来充当，有时，也用“……为……所”的形式。 《师说》（见高中语文第一册）“不拘于时，学于余”，即不为时俗所拘束，来向我求学。 《屈原列传》（见高中语文第六册）“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即（怀王）死在秦国，被天下人所耻笑。《屈原列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守忠信反被（君王）怀疑，尽忠心反被（奸臣）诽谤。 白居易《戏蹭元九李十二》中，“每被老元偷诗格。”即诗歌的格式常常被元稹悄悄地学去了。 从上述几例，说明在“于”字作被动标志的句子中，“于”字常用在动词前面，主动者在“于”字后面。翻译成现代汉语时，一要把主动者提到动词前面去。用其它字作被动标志的句子，就没有这样的变换，古今的词序是一致的，用“为……所”标志表示的被动句，古今是通用的，现代汉语也保留了这种情况。 记住下列口诀，能帮助掌握文言文中的被动句式—— 彼动句式，多有标志，常用介词，于见为被。 使用“于”字，后者主动，翻作白话，移向前去。 “为所”形式，古今如一，此种情况，不必翻译。 第二十讲  在发出疑间的句子里 无论是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都有疑问句。在发出疑问的句子里，古今汉语在语法上有些什么相同与不同呢？ 《论语·子罕》中这样一句：“吾谁欺？欺天乎？”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欺骗谁呢？欺骗天吗？”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这样几点—— 首先，古今汉语的疑问句，往往都需要借助疑问代词或疑问语气助词的帮助，才能发出疑问。上面句子中的“谁”是疑问代词，乎、吗，呢都是疑问语气助词。同时还可以看出，所用的字并不都相同，古时用“乎”的，现在改用作“吗”了。 其次，疑问代词的位置和句子词序也不尽相同。文言文中的“谁欺”，疑问代词“谁”是放在动词“欺”前面的，尽管它是“欺”的宾语。在现代汉语中，疑问代词“谁”是放在“欺骗”这个动词的后面作宾语的。“欺天乎”和“欺骗天吗”，则在词序上是完全相同的。 由此可见，在文言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时就放在动词的前面，不是疑问代词作宾语的疑问句，宾语就放在动词的后面了。 文言文中的疑问代词，常用的有谁、孰、何、奚，曷、胡、安、恶、焉等六个疑问代词，只能作状语和宾语（包括动词的宾语和介词的宾语），“何、奚、易、胡”多用来代指事物或地方，当什么、怎么、为什么讲，安、焉、恶指处所比较多，还能表示反问。 常用的文言疑问语气助词，有于、诸、与、邪（耶）、哉等。“乎”表示纯粹的疑问，常译作吗、呢。“诸”是“之乎”的合音，多在句尾，可作疑问和反问。“与”、“邪”同义，可表示反问、选择的语气或似信非信的疑问。“哉”除表反问外，还可表示感叹，“乎”有时也表感叹，句末用叹号。   第二十一讲  文言文的特殊词序 一般说来，汉语的词在句子中的秩序是比较固定的，从古到今的变化比较小。如主语在谓语的前面，宾语在谓语的后面，修饰语在被修饰语的前边等等，古今都是一样的。但也有这样的句子： 《鸿门宴，（见高中语文第二册）“沛公安在？”，（沛公在哪里？）作为宾语的“安”到谓语“在”的前面去了。《石钟山记》（见高中语文第二册）“古之人不余欺也”（古代的人没有欺骗我呵），宾语“余”到动词“欺”的前面去了。《曹刿论战》（见初中语文第六册）“何以战？”（凭什么去打仗？）作宾语的疑问代词“何”到了介调“以”前面。 上面三种情况，都叫宾语前置。概括它们的规律是—— 1、在疑问句中，如果疑问代词作宾语，宾语往往提到动词谓语的前面； 2、在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宾语也注往提到动词谓语前面；  3、疑问代词作介词的宾语，宾语也往往提到介词的前面。 古今词序不相同的，还有定语的后置。文言文中，常把定语放在中心词的后面，有时给后置定语的后边加个“者”字，有时在后置定语的前边加个‘之，字，来表示这种后置的关系。如“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即：求可使报秦的人，未得。“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即：铿然有声的石头，到处都有。 此外，“于”字组成的介词结构原是作状语的，文言中常常放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后边作补语的位置上。如“战于长勺”，就是“在长勺交战”。用“以”组成的介词结构，在动词谓语后面省去了介词宾语的情况下，“以”字介词结构也习惯地放在动词后面补语的位置上，如“投以骨”，其实是“以骨投（之）”，把骨头丢给狼。   第二十二讲  几种常见的文合言句式 文言句法，除了特殊句式之外，还有一些常见的固定格式。这些固定格式的句子，从意义上讲，有的表示疑问，有的表示反问，有的表示感叹，有的表示推测、猜度。从形式上讲，它们常有固定的格式，使人一见而知，但是所用的字和词序，又与现代汉语有所不同。 “无乃……于”。表示一种委婉的商量的语气，或表示对有关情况加以猜度，一般可译作“恐伯（只怕）、……吧”。 “得无……于”。“得无”是“该不会是”的意思，与后面的疑问语气词“乎”相呼应，表示对一种情况的推测，相当于“该不会（莫非是、只怕是）……吧”。如《触龙说赵太后》（见初中语文第五册）“日食饮得无衰乎？，即：每天的饮食该不么减少吧？ “不亦·…乎”，“何……之有”，都表为反问。分别译为现代汉语的“不是太……吗？”，“有什么··…呢？”《公输》（见初中语文第五册）“宋何罪之有？”即宋国有什么罪过呢？ “何以……为”，也表示反问（有时省去“以”成为“何……为”）。“何以”是“怎么用得着”的意思，“为”是语气助词，译出来，就是“要（还）……干什么呢？”《项羽本纪》“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即老天爷要灭亡我，我还渡乌江干什么呢？ “如……何”、“奈……何”、“若……何”，都是“拿……怎么办”的意思。例如《愚公移山》“其如土石何。”即拿这两座大山怎么办呢？ “与其……孰若”、“与其……宁”、“孰与”等等，都是表示比较的，可译为“与其……不如”，“宁可……不”或根据意思翻译。   第二十三讲常见的古文文体 文言文体的分类，仅只是属于散文的文体，就有二十多种。 论、说、辨、订、解、原、议等议论说明的一类文章，都是论说文。 “论，是用来阐明道理的，如西汉贾谊的《过秦论》，论述秦朝覆灭的原因。自“论”，以后，以“说”作篇名的日渐增多，著名的如唐代柳宗元的《天说》和韩愈的《师说》。“说”与“论”，在说理辨析方面，没有多大差异，但“说”又有‘托物以言志”的意义，可以写成寓言性的杂文，如韩愈的《马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就是这样的文章。 “原”是对某种事物推究本原而加以论述的意思，自韩愈作了《原道》、《原毁》等名篇以后，用“原，作篇名的就多起来了。 “订”是评论的意思，对作评的事物加以论证，如东汉王充的《订鬼》，就是对鬼的虚 妄的论述。 叙事、记人、写景、状物的文章，以及日记、年谱、年表、记，传、状等文体，都是记叙文。 ‘记”就是杂记，以叙事为主，间以议论抒情，写法灵活。如柳宗无的《小石潭记》、《小石城山记》，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轼的《石钟山记，，明代魏学洢的《核舟记》等。有的“记”与寓言式的杂文“说”相似，如晋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等。 “列传”是司马迁首创的文体，记王侯以下诸人的事迹，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后人又把“列传”简称为“传”，如《张衡传》。也有以传为名写的寓言故事，如《中山狼传》等。 表、奏、章、疏、劄、议、策等，是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总称。一般地说，章用来谢恩，表用来陈情，奏用来弹幼，议表示执异，疏用来发表意见和建议。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晋人李密的《陈情表》。 “书”，是一般的信件，如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报任安书》，白居易写给诗友元稹的《与元九书》。  序，分书序和赠序两种。书序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作者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古代早期的书序放在书末，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赠序是惜别赠言的文章，内容多是推崇敬重，赞许勉励的话。如韩愈的《送孟东野序》。 还有檄文、移文和箴铭，由于读者平时很少见过，不再详述了。   第二十四讲  辞赋与骈文 “赋”，本是我国古代文学的表现手法之一，是“铺陈其事”的意思。到了后来，它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既有诗歌抒情和音韵的特点，又能象散文一样地叙事说理，所以，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休。由于“赋“是由《楚辞》变化而来，语言词藻也多是取于《楚辞》，所以，“辞赋”常常并称。在西汉时期，作赋之风大行，几乎垄断了两汉几百年的文坛，成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所以又称为“汉赋”。 “赋”的主要特点是铺陈事物。如司马相如的《上林斌》，其内容就是细腻夸张地描写上林苑的山形水势，岛兽虫鱼，珠玉宫馆，田猎宴乐等情况。由于赋的文彩与音节能在视觉听觉上给人以愉快，而铺张的手法又能激发人们的想象，曾盛行一时。 骈文．是魏晋六朝文学的主要样式，是在汉赋的形式主义影响下产生发展的。它脱胎于汉赋，萌芽于汉末，形成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押韵的骈文，叫骈赋，实际上是一种变态的诗。骈文的语言形式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对仗，常常用结构上平行相配，意义上互相补充的两句话来说明一个意思，而且，常用四字句和六字句，所以又叫“四六文”。骈文在音调上强调平仄相对，词语上大量使用典故，甚至句句用典。后来，就被伟愈所倡导的古文所取代，而演变成为“文赋”，著名的如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前赤璧赋》等，已与散文十分接近了。 第二十五讲  引用古人的话与事 刘禹锡的《陋室铭》（见初中语文第三册）仅八十一字，赞美了他所居的陋室和自己甘于贫贱、耻于追荣逐利的情操。文中的最后几句是：“无丝竹之乱耳，无案赎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随之有？’”如果从修辞的角度去分析，这里面有对偶，有借代，还有……有什么呢？有“稽古”，即引用古人的事迹。用三国诸葛亮的茅庐和汉赋大家四川人杨雄的屋子，来表示对古人的追慕和自慰。 有“引经”，引用古代圣哲贤人的言论，用孔子的话来表示对陋室的赞美，自豪之情洋溢。“稽古”和“引经”，这两种修辞手法，都叫做“用典”，就是在诗文中引用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所用的典故，有时是明用，称为明典，概括地讲出完整的故事，使人一见而知，有时是暗用，称为暗典，不提出完整的人和事，只露出一点意思来。如《陋室铭》后几句都属于明典。用典的作用，是能使语言精炼形象。因为典故的含义深远，既能引起读者的联想，利于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观点，使文章更有力里，又能把话迂回含蓄地表达出来。 此外，在文言修辞手法中，还有一种“委婉”的方法。比如司马迁为李陵的事遭到了冤屈，受了宫刑，但他在《报任安书》一文中，只说“明主不晓”，不敢直指皇帝的罪恶。在阅读文言文时，要明了“委婉”的修辞方法，要从字里行间去领会作者真实的思想感情。   第二十六讲  “秦时明月汉时关” “秦时明月汉时关”（见王昌龄着《出塞》），是唐人王昌龄的名句。为什么秦时只有明 月，汉时只有关呢？难道汉朝就没有明月，秦朝就没有关吗？不是的。这是一种叫做“互文”的文言修辞手法。 “互文”就是“互文见义”。在古代诗歌和散文中，由于字数的限制或为避免用字的重复，而采用上下两句（或一句的前后部分）互相补充文意的办法。“秦时明月汉时关”，其实就是“秦汉时明月秦汉时关”。知道了“互文”手法，就有利于正确理解句子的意思。  , 文言修辞手法，还有“博喻”、“隐喻”和“倒置”。博喻，是用多种比喻集中于一个被描写的对象，使它显露出各方面的特点，使读者全面而形象地理解这个事物的特征，从而受到感染。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里描写弹奏琵琶的一段，就用“博喻”的手法，用多种比喻形容琵琶弹奏的全过程。其中有急雨、私语、裂帛等明喻，有莺语、泉流、银瓶、铁骑等借喻。通过这个比喻群，再力几上听者的感受和环境的衬托，把琵琶弹奏钓高低抑扬、节奏之美及其产生的音乐效果都反映出来了。隐喻，在古文中是常见的。如“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一句，应理解为当涂者比喻得志、失路者比喻失志，青云比喻高位。 “倒置”，是由于对仗、平仄和押韵的需要，而故意造成词序颠倒的句子。突出的如杜甫的诗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风凰枝”，意思是这里的香稻是喂鹦鹉而啄剩了的，’梧桐树虽老，却是曾经栖宿过凤凰的。   第二十七讲  学习文言文的拐杖 学习一文言文，常常会遇到一些比较生僻的字词，也常常会遇到一些字词，它们同现代常见的意义差别很大。这都要依靠字典和辞书来解决。 常用的字典辞书，有以下几种可供参考。 《康熙字典》  成书于清代康熙五十五年（公元一七一六年），是我国收字较多的一部字典，共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一些常用的字典辞书中查不到的字，在这部字典里可以查到。我们阅读文言文，应当充分利用它的这个优点。《康熙字典》把字分为二百一十四个部首，按十二地支把全书分为十二集，每集分上、中、下，并按部首笔划的数目分属在十二集里。有一个说明按部首笔划俭查《康熙字典》的歌诀须要记住： 一二子中分，逢三问丑寅。     四归辰已卯，五在午中寻。     六笔寻申未，七画在酉门。     八九归戌部，十余亥中存 对于字的解释，《康熙字典》是先列出历代字书的反切或其同音字，然后才是字义解释，最后是字义所在的字句。 《辞海》和《辞源》  这是近几十年最为通行的两部辞书，它们的编排方法，和《康熙字典》一样。在解释意义时，先解释单字的字义（先解释本义，再解释引申义和比喻义），其次再解释复音词或词组的意义和用法，一般是在词条下先解释意义，然后引用例子来证明。《辞海》中所收的词，有不少是现代汉语的和自然科学的，《辞源》中所有的词，都是古代汉语的，更适合学习文言文使用。现在，这两部书都有新版的修订本，而且有汉语拼音，便于查阅。  《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也适当收录了古代文献中的词汇，以及历史上的外来语。注音释义都采用了新的方法。对古汉语的词的解释，都用现代口语及被现代口语吸收了的文言词一语来解释，因此，对学习文言文也有所帮助。   第二十八  讲谈谈古书的注解 有一个字谜：非注不可解。它的谜底是一个“故”字。把故字拆开，就是“古文”二字，也就是说：古文是非注不可解的。这个字谜做得真妙，它一语道破了注解对于学习古文的重要性，没有注解，我们是很难读得懂古书的。 解放以后，出版了不少古代著作的新注本，选注本，初中：备中语文课本中的宋言文，下面也有注解。那些注解的文字一般都是现代汉语写的，阅读起来很够方便了，为什么还须了解一下古书的注解一情况呢？这是因为，现代人注解古书，一般都要利用前人研究的成果，参照古人旧有的往解，要判断那些注解是否正确，常常需一要参看古人的旧注。而且，解放后新注的古书，毕竟还是少数，绝大多数古书在目前还只有旧往可以参看。有些文字比较艰探的古书，如果不看时旧注，是没法读得懂的。 古书注解形式，主要有“传”、“笺”、“疏”、“章句”四种。“传”，是解释经义的，即阐明原书语句的意义的。“笺”，是对“传”的补充、订正，或者有所发挥。例如《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汉朝的毛亨就对它的语句作了解释，写了《诗经训詁传》（通称《毛诗传》），后来的郑玄又对《毛诗传》作了订正补充，称为《毛诗笺》。到了唐代，距离汉朝六、七百年，就连汉朝人的注解也不容易理解了，于是又产生了对古注解的注解，作者不仅解释正文，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解。这种新的注解叫做“疏”，也叫“正义”。《毛诗正义》就是唐代的孔颖达对诗经原句词句及毛诗、郑笺的注解的综合分析与串讲。 “章句”是在解释原文词义之外，再串讲经文、句子、章节的大意的。如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宋朝朱熹的《大学章句》等。一部重要的古代作品，往解的人往往很多，后人就把各家的注解集中在一起，再加上自己的注解，成为集注或集解。 这些古书的注解，通常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注音、解释词语、串讲、通释全章大意。由于古代作家常常喜欢引经据典，因此，注解也加上了新的内容，即注明典故 某些词语的出处，甚至划分段落，解释大意，帮助读者分析和鉴赏作品等等，作用是不小的。   第二十九讲  文言文的阅读、背诵与翻译 怎样阅读一篇文言文呢？元代的程端孔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说：“每句先逐训之，然后解释一句之意，又通接一章之意，相接续作去，名理演文，一举两得”。他这段话，其实就是我国传统的“三步读书法”。传统的阅读方法，特别强调字、词、句，认为“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而弃舟楫”。过河不能不要船桨，读书就不能不先把每个字的意思搞清楚，所以先要“逐字训之”。字宇落实了，才能“通解一句之意”，把每句的意思弄明白，最后才能“通结一篇之意”。以《醉翁亭记》（初中语文第五册）中“环滁皆山也”一句为例，了解了“环”是“环绕”、“围绕”，动词；“滁”指滁州，“皆”范围副词，是“都”的意思。“也”是语气助词，表示肯定的陈述语气。每个字都清楚了，这一句的意思也就明白了。再看这个句子，由于“也”的肯定语气．增强了副词“皆”的判断性，就可以明了获这是个判断性的陈述句，介绍了滁州周围的地理形势。就这样一字一句地理解下去，就可以分析一段、一篇的意思了，我们现在常说的“字不离句，句不离篇”，也是这个意思。看来“三步阅读法”，仍是我们今天阅读文言文的一种重要方法。 至于背诵，对学好文言文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只有把一些好文章牢牢地印在脑子里，才能加深理解，丰富文言文知识，学习写作方法。要想提高文言文的背诵的效果，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最好是先理清楚这篇文章有几层意思，再反复诵读，边读边记，一段一段地背诵。此外，还可以找出几个重点词语作支撑点，通过它们来帮助记忆，对于容易背错的地方，更应重点突破，熟读熟记。    翻译文言文的方法，概括起来就是——留、增、删、调、选、换、译、固、意九个字。 留。对于文言文中纷繁复杂的专有名词如国号、帝号、年号、官名、地名、人物器物名称等，译文中一般都保留下来。 增。文言文的语法特点是简洁，因此常常出现省略主语、谓语、宾语、介词、介词的宾语及数词等现象。翻译时，为了语句的完整，表达的准确，要把所省掉的地方增补出来，使合乎现代汉语的规范。 删。文言文中有些虚词没有实在的意思，只表示停顿、凑足音节，或起帮助语气，连接词句的作用，删去不译。 调。对于词序颠倒的文言句子，因为和现代汉语的习惯不符，翻译时就要进井了调整，以求通顺畅达。 选。有些古代词语在不同的句子里，语义往往发生变化，或者在相应的现代汉语里包括几个同义词，翻译时必须慎重选择，准确表达作者的原意。 换。有些词语，古今意义虽然相同，但说法不一样了，翻译时，就一律换成现代通俗的说法。 译。对文言文中有实在意义的词，词类活用的词，通假字，，比喻意义、引伸意义、借代意义等，要准确地译成相应的现代汉语。 固。在古代汉语中，有些介词结构、句子形式，都是凝固式的，应按它们的要求翻译。 意。就是意译。翻译文言文，应当以直译为主，即字字落实，一一对应。但有些文言句子，难度大；只有细细琢磨，精心领悟，把原文意思翻译出来。             （全文完）                     中国古代职官漫谈 （《重庆政协报》1997年5月2日——12月2日连载）   一、     称孤道寡的人——古代的君王 孤和寡，在今天都是不幸的事，可眨，在古代，为了称孤道寡，不知酿成多少流血事件。     孤和寡，在古代是国君的名称。要说古代的职官，国君是最大的官，是最高统治者，是一国之主。战国以前，夏商周三代的君王称“后”，称“王”。后，本是发号施令的人，所以从一从口。王，一竖贯通三横，表示天地人三者都通，本是至尊的称呼，是代表天意在人间进行统治的，所以又称“天王”、“天子”。他们自称“予一人”，意思是万方有众，听予（我）一人。自从春秋以后，周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有的诸侯国君也称王，甚至称皇称帝了。但这些都没有成为一定的制度，时同也不太久。帝，本来是指最高的天神（如上帝），皇是大，是形容帝的。战国时期才有把皇和帝作为上古君王称号的传说，《史记》把天皇、地皇、秦皇称三皇，把黄帝、顓頊、帝嚳、尧、舜称为五帝。到了秦代，为了提高君王的地位，神化君王的权力，从公元前221年开始，秦王嬴政集三皇五帝于一身，确定了“皇帝”为新的国君的称号，自称始皇帝。从此，皇帝的称号一直使用了两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为止。     随着皇帝称号的确立，又带来了与皇帝称号有关的一系列变化：皇帝把人人都能自称的“朕"(zhtn)作为自己的专用称呼，臣民称皇帝为“陛下”，史官记事称皇帝为“上”（帝的意思），皇帝的命令称“制”（裁断，裁决），称“诏”，称“敕＂（告诫），称“谕旨”、“圣旨”（旨，意见，主张）。皇帝本人又自称“孤”、“寒寡”，意思是少德，寡德的人，是说他因为深居官中，见识不广，孤随寡闻，因此，要臣下辅助他，一起管理国家。春秋时的诸侯自称“不谷”，意思是不善的人，没有才德。这些动听的自称，看来非常谦逊，其实，称孤道寡，就是称帝称王，动听的词句，无非欺编人民罢了。 少数民族国君的称号，与汉族不同。如匈奴称“单(chdn)于，”乌孙称“昆莫”，鲜卑，回訖、契丹、蒙古等称“可汗”（kL'hdR），筒称“汗”，吐蕃（b6）称‘“赞普”等等。 二、司空见惯浑闲事——古代的三公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出席司空李绅的宾会，见李绅教歌女们劝酒有感，即席赋诗中的两句。后人用“可空见惯”来比喻事情的屡见不鲜。可是，“司空”是什么样的一种官呢？     在周代，把司徒、司马、司空合称为三公，作为辅助国君掌握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司”是掌管，“徒”指服军役和各种劳役的民众，司徒就是治理民事，掌管户口的官。司马是治军的官，因为古代重视战车，战车用马拉，所以用“马”来命名官职。司空是掌管土地的官，主要职责是测量土地的远近，辨别土地的好坏，以便于授给民众耕种，并确定赋税征收的数额。司空的另一职责是筑城，主管土木建筑，所以钟鼎文又写作“司工”。 秦代的“三公”，是管理国政的丞相，管理军事的太尉和作为皇帝的秘书长兼管监察的御史大夫。西汉末年，丞相改称大司徒，太尉改称大司马，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主管水土事务，和秦代御史大夫的执掌不同），也号称“三公”。东汉时的三公都去掉“大”字，都挂有宰相的名义。曹魏时的三公都能参议国政。到唐宋时代，三公已无实权．只作为亲王和挂名宰相等大臣的荣誉加官，不参与朝政，李绅所作的司空，就是这样一类的官。明清时代，三公虽然官居一品，但也只是大臣的荣誉衡头，并无实权．    在古代被称为“三公”的官，还有太师、大傅、太保（合琢“师傅”），都是春秋时代就有的大官。太师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傅”是辅的意思，“太保”的含义是保安天子于德义．三公的副职是“三少”，即少师、少傅、少保，又叫“三孤”，孤是特殊的意思，因为三少的爵位尊于公而高于卿，比较特殊。晋代以后，又设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大子大保，合称“三师”，是辅导太子教育太子的官。三师的副职是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也叫“三少”。太保和少保合称为“宫保”。自唐宋以至明清，三公三孤，三师三少，多成为勋戚大臣的加街赠官，是一种荣誉性质的虚衔了。   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古代的宰相 人们常称古代的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见其职位之高，宰相确实是皇帝之下统领百官的首长。宰，原是君主的总管家，相是辅助的意思。用家臣头目管理国家，这就是宰相的实质。     “宰相”一词，虽然最早见于战国后期，《韩非子·显学篇》说：“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但宰相官职早在春秋时就有了。楚国的“令尹”，宋国的“大尹”，吴国的“太宰”，都是宰相。战国时，各大国都没有宰相，有的叫“丞相”，有的叫“相国”，“相邦”，“相室”，或单独叫作“相”。     秦统一中国后，宰相的正式官称是“丞相”，有时分左古，称为右丞相，左丞相，以右为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等三省已初具规模，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副长官“尚书仆射” (ye)，和加了“录尚书事”的官员，以及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等，都是宰相。对唐代，一切军国政令都通过中书省拟草命令，门下省审议封 驳，尚书省奉行实施的渠道进行。     人们常常把宰相称为“当朝一品”，其实也是不准确的。例如唐代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也只是正二品官。因为李世民曾当过尚书令，他当皇帝以后，谁也不敢再当尚书令了，于是以左右尚书仆射为尚书省的长官，官为从二品。而这二品的仆射也和中书令、侍中一样，不能轻意任命，于是就用其它级别较低的官加上“参掌机事”，“参预朝政“、“参知政事”的头衔行使宰相职权。唐高宗以后，执行宰相职务的是“同中书门下三品“，意思是视同于三品官的中书令和侍中，后来又改为正二品的“同中书门下平(Pidn)章事”，平章就是协商，即与中书、门下协商处理政务。宋代以“问平章事“为串相，以“参知欢事”为副相。 明代朱元璋废除宰相名称，而以官品较低的翰林院修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入内阁参预机务，入内阁的大学士（正五品）成为实际的宰相。到清代，内阁大学士虽然提高为正一品官，但实权比明代轻，实际担任宰相的，是康熙时出入在皇帝书房的翰林官员“南书房行走”，雍正以后是官品高低不等的“军机大臣”。   四、九卿和六部——古代的中央职官  卿，本是古代高级长官或爵位的称谓。西周及春秋时，天子和诸侯所属的高级官员都称卿。战国时的卿是爵位，有上卿、亚卿、客卿等。秦汉时代，才在三公之下设九卿，为中央各行政部门的长官。九卿的名称和职责分别是：     奉  常  后来改为太常，掌宗庙礼仪，兼管选试博士。历代沿置，为专管祭祀礼乐的官。     郎中令  掌管官廷侍卫，是皇帝左右亲近的高级职官。汉武帝时改称为“光禄勋”。     卫  尉  掌管宫门卫，管宫廷近卫军。汉景帝时一度改为“中大夫令”。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就是卫尉。     太  仆  掌管皇帝的车马。     廷  尉  攀管刑狱，是最高的法官。李斯就曾当过秦国的廷尉。汉景帝时改称大理，从北齐到明清都叫大理寺卿。     典  客  主要职务是接待少数民族。汉武帝以后改称为大鸿胪。     宗  正  管理皇族事物，多由皇族人充当。     治粟内史  掌管租租钱谷盐铁和国家财政收入。汉景帝时改称为“大司农”。 少  府  掌山海池泽的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管宫廷总务，掌管宫中的御衣、宝货，珍膳等。唐代的县尉也称少府，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与秦汉时九卿之一的少府不同。     秦代九卿之一的“少府”有一种属官，叫“尚书”（尚，执掌），是在皇帝左右掌管章奏文书的。汉武帝提高皇权，尚书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东汉时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 员。从隋唐开始，确定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尚书省的组成部分，秦汉九卿的职务大部分并入六部了。各部的首长叫尚书（正三品，明代为正二品，清代为从一品），副长官叫侍郎，（正四品，明代为正三品，清代为正二品）。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户部管全国的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礼部管宗庙，祭享、礼仪、科举，接待外国官员。兵部管全国武官的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等。刑部管全国的法律、刑狱事务。工部管全国的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六部的尚书又分别称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                     五、监察御史和八府巡按——古代的监察官     在小说和舞台上的官员中，最受人们欢迎的是监察御史和八府巡按，因为他们总是不畏权贵，乘公执法的清官，明代的海瑞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这类监察御史和八府巡按，都是我国古代的监察官。     战国时期的御史，本是掌文献史籍，记载历史的史官。由于他们职司记录，就有了一定的监察作用，是我国最早的监察官。秦统一全国，专设御史大夫，为御史的首长。西汉时的御史大夫是副丞相，由副职御史中丞领导监察工作。汉光武帝刘秀不设御史大夫，把御史们都归入南台（汉代宫内藏书的地方），以御史中丞为长官．当时叫宪台，也称御史台，御史们也就称为台官，专门“察举非法”。汉武帝时，把全国划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州（部），每个州都设刺史一人，直属御史台。刺史的中心职责是监察地方官吏和地方豪强有无不法行为。在各郡中，郡太守又派出督邮到各地督察县乡，这也是一种监察人员。《三国演义》中张其德怒鞭督邮，打的就是这种人。历代的监察官，或叫御史大夫，或叫御史中丞。明清两代的中央监察机关称为都察院，首长为左、右都御史，属官有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等。对地方，按十三省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并派出御史代表皇帝出巡地方，叫做“代天巡狩”，也就是“八府巡按”了。八府巡按的官品虽不高，（十三道监察御史仅为正七品，巡按御史官品无定），但权力极大，“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不敢轻视。 唐代监察制度还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大大发展了谏官制度。谏官，就提专门研究政府各部门所制定，推行的政策、令、刑赏、赋敛的官员，凡有不妥，就提出意见，包括直接向皇帝提出规谏，可以据理力争而不算犯上。汉代的散骑，中常侍就有这种职责，魏晋南北朝时也有类似的设置，.但作用不明显。隋唐时加以扩大，所设置的谏官主要有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左右拾遗等，分别属于中书省（右省）和门下省（左省）。唐代诗人陈子昂、杜甫等都分别任过右、左拾遗．隋炀帝说他是生性不喜人谏的人，把谏官全都废除了。唐太宗汲取了这个历史教训，注意求谏，一度作到了顺谏如从，这便是著名的“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之一。   六、状元能当多大的官——翰林和翰林院 状元，是封建时代科举制度中的佼佼者。在宋代，皇帝要给状元赐紫囊、金带、靴笏，状元的家乡要立状元额牌，州县官要设宴祝贺，其荣耀超过凯旋归来的将帅。可是，状元能当多大的官呢？ 元明清三代，状元多授从六品官，任翰林院修撰，与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同为史官，俗称太史。 对于一贯把七品称为芝麻官的现在人来讲，这似乎有点令人失望．其实大为不然．状元前途之大，就在于他能够入翰林院当翰林，而且一举成为翰林院的中级官员。    翰林院，又称翰苑、词林，是唐初设置的官署，本为各种文艺技术内廷供奉，文学之士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唐玄宗初置翰林待招，又改为翰林供奉，开元26年，再改为学士，别置学士院，入院的称“翰林学士”，以文学备顾问，得以参谋政事。翰，本义是毛笔，命名翰林，取文翰如林的意思。翰林学士常以博学多才，有极高文学素养的学者文人充任，李 白就做过唐玄宗时的翰林学士。翰林学士起草皇帝的诏令，凡任免宰相，册立太子，宣布征伐、大赦，都由翰林学士撰写命令，由于参与机要，成为皇帝亲信的顾问和秘书官，因此常被称为宫廷内的宰相。宋代对学士尤其重视，学士院改为翰林学士院，因地在宫禁，又称禁林，待遇优厚，号称玉堂、玉署。明清两代的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设翰林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庶古士等，统称翰林，又叫词臣。 明清两代的科甲都以翰林为重，因为那是“培养人材”的地方，翰林院的讲、读、编、检等官，都可能被选入内阁，参与机密。若是检点题奏，票拟批答，则称大学士，成为实际的宰相。从明代起，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明朝的历代内阁宰辅170多人中，由翰林出身的就占十分之九。清代更是非翰林不拜相。在清代由进士累官至内外高层官吏的1348人中，状元就有169名，占十分之一强。翰林官中最低等级的庶吉士，就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顶备串相，更何况状元所当的修撰还比庶吉士高三个等级，自然前程远大，更是宰相的候补人选了。    七、古已有之的博士——古代的学官 博士，并不是进代才出现的新名词，也不是进口的外来语，而是我国古代早已有之的。只是和近代的学位专称的“博士”，含义不同而已。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始皇时，就有博士70人，都是一些博古通今、知识渊博的士人。如秦博士伏生，学问高深，尤共精通《尚书），到汉文帝时，他已年过90,西汉所存的《尚书》28篇，全是他口授的。汉代的贾谊，18岁能诵《诗经》、《尚书》,20岁博览诸子百家，被汉文帝举为博士。汉代大儒董仲舒，读书勤奋，有“三年不窥（花）园”的美谈，由于学识洲博，被汉景帝举为博士。     博士，本来是以侍奉朝廷，备皇帝顾间为职责的。此外还可以劝谏上书，参预朝政和有关重大国策的决定。如秦代，为了实行分封制或郡县制的问题，博士周青臣和淳于越就当着秦始皇的面，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博士董仲舒建议的。此外，博士还有保管朝廷文献档案，从事编撰叙述的责任。     汉武帝时，采纳公孙弘的建议，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从此，博士就专管传授经学，成为一种学官。博士教书的地方称为太学（后来改为国子学、国子监），博士弟子称太学生，博士就是当时的大学教师了。明清时代，五经博士为从八品官，下有助教（从八品）、学正（正九品）、学录（未入流）等学官。博士之上，有国子监长官称“祭酒”（从四品）、副长官称“司业”（正六品）。     国子监是中央一级的学校。地方一级的有府学、州学、县学等，都置有博士、助教。负贵地方学校的，府设教授（从九品）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并各置训导为辅佐，都是学官。 有一级教育事业的最高长官叫提督学欢，筒称学政，别称学台合，办事的衡门称学院。 此外，还有一些有专门技艺、专门学问的人，也可以授为博士官。如精于札仪的人被任为太常博士，掌官廷礼仪。通晓音乐的人为大乐博士，精通医术的人为大医博士等，但并非学官。唐至于店宋以后，对杜会上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也称博士，如卖茶的茶博士，卖酒的酒博士，明代的磨工也称为磨博士等，那只是民间的通俗称呼，并非政府官员了。   八、七品芝麻与五马黄堂——古代的地方官（上） 人们常戏称县官为“七品芝麻官”，这是因为从魏晋实行官品开始，县官都是七品的缘故。比起那些正一品的大官来，当然是小如芝麻了。但是，县官与县官之经也有不同，而且名称也随时代而异。秦汉时，人口万户以上的县的行政长官称县令，万户以下的县的行政长官称县长。县令（长）下设正八品的县丞和县尉。县丞助理县政，县尉管理治安。隋唐时代县的签＊统称县令，县令的助理官皿代月冬令职务时叫县知事．店代时又焦基一令为明府，县尉称为少府，宋代常常是派中央官员知（主持）县政，称为“知某某县事”，简称知县。明清时沿用知县的称呼，元代到称为县尹。县官的属员部下算称县官为“大令气“县草气     县以上的行政单位，秦汉两代是郡，郡设那守。郡守起源于战国，原是守郡的武官，后来才逐渐成为地方行政长官的，郡守又被尊称为太守。汉景帝时正式改郡守为太守，仍为一郡的长官。古代的车，是四匹马拉一乘，太守出门，则再加一匹马，成为“五马”。大守办事的厅堂，多涂有雄黄（传说能避火），所以“五马”和“五马黄堂”，就成了大守的代称。     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为监察官，官阶在郡守之下。东汉灵帝时，为镇压农民起义，改刺史为州收，掌一州的军政大权，位在郡守之上。后来，州成了郡以上的大行政区，刺史也就成了地方行政官，又称为使君，如刘备领豫州州牧时，人称刘使君。隋唐时以上的行政单位是州和郡，称州时长官是刺史，称郡时长官太守。这样，刺史实际上等于太守。宋代，县以上的行政单位是州，州的政务由中央派出官员来管理，称为“知（主持）某州州事”，筒称知州。宋代虽有刺史，但只是虚名，并不就任，此，习惯上又把刺史和大守作为知州的别称。欧阳修知滁州写《醉翁亭记》提到的太守，写《丰乐亭记》提到的刺史，都是的前代的旧称呼。 明清时代把一省分为若干道，道下有府有州，府的长官为知府，州的长官就称为知州，这已是大家所熟悉的了。   九、从道路说到行省——古代的地方官（下） 在现在的人看来，道和路无非都是供人行走的土地罢了，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呢？殊不知，古代的道和路，都是县郡（州）以上的行政区划哩。     唐代初年，把全国分为十个监察区（后来增至十五个）叫十道（十五道），每道略等于汉代的州。道设观察使（按察使，采访使）。宋代的“路”，最初是为征收赋税和转运漕粮（从水上运输）而分的区域，后来逐渐带有行政区划和军区的性质。宋初分全国为15路，后分为18路、 23路。路和今天的省区大致相似，路名与省名也大致相同。路设经略安抚使管军事和民政，设转运使管理财赋及谷物的转运事务，设提点刑狱公事管司法、刑狱和监察， 设提举常平使管平仓和钱谷的放贷。     道和路，都其有今天的省的性质，但还不能称省。“省”作为行政区划，是在元世祖忽必烈的至元八年(1291)基本形成，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确定下来的。元代的中央政府是中书省。由于元代的地域辽阔，仅靠首都的中央机构来治理全国相当困难，就把由中书省派往各地的“行中书省”（意思是代表中书省行使权力）以行政区划的形式固定下来，于是“行省”就成了国家的一级行政区划，简称为“省“（明初虽改“行中书省”为“承宜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作省），直至今天。 明代的省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从二品）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设都指挥使（正二品）管军事，设提刑按察使（正三品）管司法、监察。清代，以总督为地方最高长官，管辖一省或二三省的军民大政，官为正二品，加尚书衔的总督为从一品。总督有节制文武各官的权力，所以称为制军，尊称为制宪，是如古代诸侯一般的封疆大臣，又称疆臣。清代以巡抚（从二品）管一省的军事、吏治、刑狱，地位略次于总督，别称为抚军、抚台，又因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而称为抚院。专管一省司法的官是按察使（正二品），别称臬(nie，法度) 司，臬台。清代在省以下州府以上设道，道设道台，又称道员、观察，是正四品的高级行政长官。    十、将军和元帅——古代的武官（上） “将军”的称号，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不过那是个动宾结构的词，是“指挥军队”的意思，如“荀林父将中军”、“士会将上军”等。指挥员本身的身份仍然是“卿”、“大夫”。所以，著名的赵国上卿蔺相如也能称将军，就是这个缘故。到战国，将军就正式成为军事指挥官了。     汉代有各种各样的将军。总管军事的称大将军，大将军下面的领兵官有骠骑将军、车转将军，卫将军，左、右、前将军，以及各种名目的将军。如水军司令叫楼船将军，出征匈奴的为征西将军，出征东北的叫度辽将军，表示能击退敌人的战将叫折冲将军（冲，冲车，折，撤。使敌人的战车后撤），表示能纵横驰骋、横行原野的猛将叫横野将军等。汉代的刺史握有兵权，也能称将军，因此，领豫州收的刘备也被孔明称作将军。将军以下的武官是“尉”，有中尉、卫尉、都尉、校尉等，如汉代的李广是卫尉，李陵是骑都尉。唐代实行府兵制，统领全国府兵的是中央十大卫的上将军、大将军和将军。宋代虽有大将军和上将军，却并不带兵，完全是安置皇族宗室和闲散武臣的名义，实际领兵作战的，是从大臣中选派的将领。所以在反映宋代战争的若干记裁中，很难找到一个称为将军的指挥官。著名的杨业是“代州知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宗泽是“东京留守”，岳飞是“权（代理）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韩世忠是“京东淮东路宜抚制置使”，都不叫将军。 元代连名义土的将军都没有，只有元帅、都元帅、万户、千户等武官。明代的总督、巡抚、都指挥使都有军权，但真正带兵打仗的指挥官是各地军队中的总兵、副总兵、参将等。 每逢战事，多由总兵佩将军印出征，如戚继光、俞大猷都是总兵。战争一完，就交还将军印。 在古代的武官中，最高的职务也即全军最高指挥官称为“帅”，帅与率相通，帅就是率领，元帅就是率领军队的第一长官。自春秋时就称全军的统领者为“帅”了。以后各朝因袭。到明清时，虽没有元帅的官职，但由于习惯，仍称军事统帅或成镇一方的军事长官为元帅，所以称总督为“大帅”，但这只是下属的尊称，并非真正的官职。   十一、八十万禁军教头——古代的武官（下） 在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中，提到了不少宋代的武职官员，比如受尽欺凌，被遇上梁山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拳打镇关西的鲁提辖，打虎英雄都头武松等等，这些又是怎样的一些官职呢？ 先说说八十万禁军教头。禁军，又称禁兵。皇帝的宫殿门户都设禁，因此，皇帝的亲兵就称为禁兵。宋朝建立后，军队的指挥权集一中在皇帝手中，正规军也都是禁军了。据《宋史·兵志》记截，宋太祖开宝年间，入箱的禁军是十九万三千人，宋仁家庆历年间，禁军多达八十二万六千人，宋神宗熙宁八年，禁军兵额减到五十六万八千余人，但到宋徽宗时，以童贯统领禁军，兵员的缺额竟达24万。至宋钦宗靖康年间，在册的禁军仅有三万人而已。梁山泊起义是宋徽宗宜和年间的事，京师三衙所统的禁军也只演十余万人。八十万禁军之说，也只是号称而已。禁军由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三司（合称“三衙） 分别掌管，三衙长官分别称为殿帅、马帅、步帅。迫害林冲的高俅，正是殿帅。     三衙负责禁军的管理和训练。教练武艺的军官称都教头、教头。都教头约略相当于中下级军官，单称教头的地位很低。按宋神宗熙宁初年的保甲制度，立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训练乡兵习武．由此可以推测林冲的地位了——他其实只是一个吏员，还算不上是官。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并不是说林冲所教练的禁军有八十万，而是八十万禁军中的一个教头而已。     宋代在路、府、州分别设马军都总管（也称兵马总管）或都铃(9idn)辖（也称兵马铃辖），兵马都监（简称都监）、提辖兵马（简称提辖），由地方长官兼任正职，武官任副职，掌驻守本地的禁军训练、屯戌等事。迫使武松血溅鸳鸯楼的张都监就是孟州兵马都监，杨志和鲁达都曾作过提辖。 禁军的编创单位是军、指挥、都。百人为都，设正副都头各一人，节级四人。五都为一指挥，设指挥使，十指挥为一军，作战时的统兵将领称为都指挥使。要注意的是，宋代时州县的捕快头目也称都头，行者武松，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全等，所当的就是这种都头，其实也就算不得官了。   十二、美猴王造了反——古代官员的品阶 《西游记》里说，美猴王孙悟空彼太白全星骗上天，给玉帝当了个弻马温。孙悟空打听了一下，弻马温原是给玉帝喂马的，属于未入流，谈不上是官。他便一气之下造了反，大闹天官。这“未入流”是怎么回事，使得美猴王如此气愤填膺呢？     在封建时代，人身是有等级的，这种等级创度在官制中，就表现为品秩、官阶。 品，指官的等级，秩，是官的俸给。西周时代的官有“九命”，一命就是一个等级，授官就是“授命”，封官就是“任命”。九命最高，一命最低。因为古代的官员的俸给是以粮食计算的，所以汉代就以禄石的多少表示官的等级。有万石、中(zhon宜，满）二千石、二千石、比（接近）二千石、四百石、二百石等十多级，最低的为斗食，全年不满百石。每一种官职有固定的禄俸级别，所以有时以禄俸的级别来指官职。如郡守的禄俸为二千石，就以二千石来作为郡守的通称。 从魏于开始，官分九品，以一品为高，九品最低。隋唐时九品又分为正、从两等，如正一品、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等。从正四品以下．每品又分为上下两阶，如正四品上、正四品下，到从九品上、从九品下，共为30级。明清时加以简化，九品只分正从，共18级。从九品到正一品的官，都称为流内官。流，指流派，《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不入九品的佐胥小吏，统称为“未入流”，还进不了官的流派之中，不能正经地称为官，这就无怪美猴王听到“来入流”三字就生气了。 阶是阶官。封建社会，官此来越多，有的有具体的职务，叫职事官，有的就无所事事，没有职务，叫做散官（(宋代的散为寄禄官，只作为领取俸给和享受某种待遇的依据)。唐代把散官的名号加以整理，定出等级，作为每个官员（包括职事官）的实际等级，让他们一级一级地向上去爬。唐代文散官有29级（明代为42级) ，武散官45级(明代为30记)。文官以从五品以上为各级大夫，正六品以下为各种郎和佐郎；武官从五品以上为各种将军，正从六品武官为校尉。由于各朝官制不同，散官的名目、级别也大不一样，不必一一具叙。只有清代是职居几品，就授几品阶官，没有散官的名号了。   ＋三、 “除”并不是坏事——官员升降调动的特殊用语     古代官员的升降调动，有一些特殊用语，它们有时也出现在各种文体的作品当中。为了阅读古籍的需要，应当对它们有所了解。举例如下。     授、拜、除、封、赠，都是授给官爵时的用语。一般说来，授是授官，新授官为拜。已有原官，改任新官为除，意思是除去旧职，改任新官。如李密《陈情表》“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真是步步高升。看来，古代的“除”并不是坏事，绝不是开除。封，本义是古代的君王把土地分给别人作领地或食邑，如《史记·魏公子列传》“封公子为信陵君。”后来，授于爵位也可以说是封官。死后追封的爵位叫“赠”，如欧阳修《泷冈阡表》“皇曾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     拔、擢、调、迁、徙、贬、谪。是对官员的升降调动用的。拔是提拔，往往是指提拔本来没有官职的人。擢是提升，是提升有官职的人。调，本指调动，特指升官，如《史记·张释之传》“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迁是升官，“左迁”却是降职，如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贬和徒都是降职，如诸葛亮错用马谡之后“自贬三等”。 谪是更重的处分，不但降职，还要被外放，有的被赶出京城，如白居易由太子左赞善大夫被贬外放，谪为江州司马，有的被赶到更偏僻的地方，如宋代膝子京由庆州知州谪守岳州（巴陵郡）。     摄、假、权、守、行、兼、领、平，都有着暂时的性质。摄、假、权都是代理。如春秋时羊舌鱼付（f0)摄司马；汉楚相争时，韩信要刘邦封他的假齐王；唐代韩愈权国子监博士达三年之久。汉代，职官初任都要试用一年，称为“守”，低职位的人暂代较高职务为“行”，较高职务的人兼较低的职务为“领”、“平”。唐代以低职务任较高职务称“守”，高阶级别的人任较低职务为“行”，与汉代正好相反。     缺，后代称职务为“缺”。有实际职务的官员叫实缺，官员失去职务叫出缺，这空出来的职务叫空缺，派官员填补空缺，但实际职务叫补缺。没有职务的官员到吏部等候分配叫候选，候选后分发到某一部成某一省听候委用，叫候补。如果补到了有油水可捞的职务，就叫得了肥缺，是够当时的官儿们艳羡的了。   十四、封印、丁忧与致仕——古代官员的休假与退休 在四川农村，除夕晚上打孩子叫“封印”，新年期间打孩子叫“开印”，这一说法是怎样来的呢？原来，从封印到开印，是封建官员过年休假的日子。官府封印就是封存公章停办公事，“开印”就是重新启用公章开始办公。明代规定，官府于除夕封印，不再签发文书，到新年正月初三上班，开印办公。清代规定，各衙门从12月19—22日的四天之内封印，至新年正月19—21日三天之内开印。具体时间，由中央的钦天监选定。前面说的民间口语，是将父母比之于官，以打孩子为父母的公事。看来，农民们对古代的官员很有了解哩。 古代的官员不耍星期，他们是为官九天，休沐一日，说是让官员们洗澡换衣，其实就是休息一天。一月内休沐三次，分别叫上浣、中浣、下浣。所以，后来又用“三浣”来改称每月的上、中、下三旬。    古代称遭父母的丧事为丁优（又叫丁艰——丁是正当的意思。丁忧期问，子女要按制度守丧三年（叫“守制") ,不赴宴，不婚娶、不应考，不当官。实缺官员遇上丁优就要出缺，把职务让出来。往往丁优一满，任期也完了，就只得去候补。有人为了保住实缺，竟匿丧不报，或者申请“夺情”——大官要员无法离职守丧，为国家而剥夺了尽孝之情），演出了种种闹剧。     致仕就是交还官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退休。我国在汉代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退休制度：官吏年到七十，耳不清，眼不明，腿脚不便的应当致仕，朝廷给致仕者以原官职三分之一的俸禄，以表示尊贤。到唐初，则规定官吏凡七十岁都要致仕，不管身体状况如何。中唐时期，政治腐致，官吏贪恋禄位不肯致仕，白居易有《不致仕》的新乐府诗加以讽谕。 当然，在封建社会里，致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官方规定，“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有的出于政治原因．有的考虑利害得失，有的是真诚让贤。如汉初平息诸吕之乱的周勃，主动让出右丞相之位与贤者陈平。唐代大名鼎鼎的魏征丞相,57岁时便请求辞职退位，在屡遭拒绝后，终得如愿以偿。古人致仕以后，或开门办学，传道授业，或闭门著书，研究学问。至于魏征，在辞官后的七年中，还向唐太宗进了《十思硫》、《十渐硫》等著名的《四硫》，则更是难能可贵了。   十五、“封妻荫子”种种——封建官员的特权  封建时代的官僚，有着种种特权。“封妻荫子”就是他们常挂在嘴上的追求目标，是 封建官僚的政治特权。     封建官员的父亲，可以因儿子的功名得到封赠的官爵，称为“封翁”，二三品官还可以推封到祖父，一品官还能推封到曾祖父。官员的妻子和母亲，也可以按品受封，因为皇帝封对的文书叫“诰命”，因此她们也就称为“命妇”。唐代制度，一品官之妻封为国夫人，二三品官之妻为郡夫人，四品官之妻封郡君，五品官之妻封县君。明清时品官妻母的封号是：一二品为夫人，三品为淑人，四品为恭人，五品为宜人，六品为安入，七八九品为孺人。同“封翁”一样，一二三品官还可以追封到曾祖母和祖母。母的封号与妻的封号相同，只是需加一“太”字．如太夫人，太恭人等。至于民间称财主妻母为安人，老安人，称百姓之母为孺人，只是俗称，并非诰封。     荫，是鹿护。于孙因父、祖有功名而推恩得到的官爵为荫，自一品至七品官，都能荫一个儿子来继承禄位。如明朝洪武十六年规定，品官的儿子按四品荫叙，正品荫正，从品荫从。如正一品之子为正五品用，从一品之子为从五品用， 直到正五品子为正九品用，从五品之子为从九品用。六品以下官员的儿子，在未入流职中叙用。五品以上的品官还可以荫孙子（比儿子降一等受荫），三品以上的官还可以荫及曾孙（比孙子降一等受荫）。     有官阶就有俸禄，可以占官田，养佃客，这是封建官员在经济上的特权。在法律上，官员犯罪时有减免刑罚的特权，可以用钱赎罪，也可以用官抵罪。唐代规定，七品以上的官，犯流放罪以下可减一等，官的亲属犯罪时，用铜60斤可赎徒刑3年。五品以上的官一官可抵“私罪”徒刑二年成“公罪”徒刑三年，而且一年以后仍可按降一等任用。历代虽略有不同，但原则都差不多，总之是“刑不上大夫”。     历代官员都按品级使用、享受印绶、服饰、车马、仪仗、住房等，作为品级和特权的象征与标记。这些东西，一方面起着威慑和炫耀的作用，一方面也使权贵们在人民中宪全孤立。所幸的是，这些特权，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交作垃级，被历史所扫荡了。                                       （全文完）   中国古代科举漫谈 选拔人才的新制度 ——科举制度的产生 科举制度，是我国隋代以后各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制度，又称科选，因分科选举而得名。     在我国奴隶杜会和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中，统治者曾经采用过不同的方式，来选拔和任用符合他们需要的人才。奴隶制时代，奴隶主贵族按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分封自己的亲属，世代相传，不能随意任免，这叫“世袭制”，大夫以上的爵位和官职都是世袭的。大夫以下的低级职务才挑选“士”来担任。西周时期的“士”，是贵族中的最低层，是军队的骨干，武士的通称。战国时期，贵族世袭官职的创度基本被度除。由于战乱纷争，大量需要人才，一些国家的君主和贵族，开始通过新的途径选拔人：一种途径是“养士”，把一批有一定知识、技能的人供养起来，以便随时选用；一种是“军功”，从立有战功的人中挑选。有的君主还任用别国的人担任本国的重要职务，称为“客卿”。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士人采取了消灭的政策，却也给汉代的统治者留下一条深刻教训。汉代对士人采取培养和使用的政策，实行由地方长官考察，然后向朝廷推荐的“察举”和由皇帝成地方长官直接征用某些有名望的士人的“征辟”两种办法选用人才。但由于官僚的循私舞弊，也就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幸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怪现象。魏文帝曹丕改革用人制度，实行“九品中正制”．各州、郡设大、小中正，负贵对察举来的士人评级，把士人们评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向上推荐，中央政府根据中正们评定的品级授给官职，这原是贯彻曹操“唯才是举”的原则。晋朝以后，大小中正都由豪门大族所把持，评定人才逐渐以门阀的高低为主要依据，因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弊病，“九品中正制”也就转化成为巩固豪门特权的工具了。 到了隋代，由于世家大族日趋没落，寒门地主势力日益上升，为了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中央集权，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改用由朝廷公开考试的办法选用人才，这就拉开了科举制度的序幕．隋炀帝大业二年(606),杨广设置明经、进士科目，用“试策”取士，便正式产生了选拔人材的新制度——科举，揭开了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此后，唐宋元明清各个封建王朝无不以科举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使科举制度绵延了一千多年，直到清代光绪31年(1905)8月初4日谕令停罢科举为止，才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科举取士的老传统。                           （载1998·5·15《重庆政协报》） 走向仕途的第一步 ——童子试和秀才 封建杜会的科举，就国家来讲是为了选求人才，就个人讲是为了寻求功名，入仕做官。可是，矗立在封建文人面前的仕途阶梯，是那么危乎高哉，又有多少侥幸者获得成功呢？假若一个读书人要想“学而优则仕”，要怎样才能跃过那道“龙门”呢？由于各朝科举制度的不同，难似一一叙述，就以科举制度最严密完甚的清代为例吧。没取得科举功名的读书人，旁份是平民，叫做“白身”，“白丁”、“白衣”、“布衣”。“布衣”们想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必须得进学校，即成为府、州、县学的学生——生员。没取得生员资格的读书人，哪怕是白发老翁，也只能叫儒童、童生，被生员们称为“小友”。小友要取得生员的资格，必须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县试是由各县的知县（隶属于府的各州、厅由知州、同知）主持，共考四场或五场。第一场为正一场，第二场为初复，第三场为再复，第四、五场为连复。每场一一天，黎明前点名入场，当日交卷。 县试录取者即可参加府试。府试由各府的知府（各直隶州、厅的知州、同知）主持。被府试录取的，由府(直隶州、厅）造具清册申送学政，参加院试。 院试是由同生到生员的三场考试中最关健的考试，由各省的学政主持。因为学政办事的衙门称为学院，学政主持的考试就叫“院试”。院试三年两考，第一年叫岁考，第二年叫科考，其基本任务就是在童生中选拔生员。院考也分正场和复试，录取的第一名称为“院案首”。被录取的新生，由学政在考棚大堂举行“簪花礼”，然后分回各自的府、州、县。各府、州、县接到学政发下的新生名单（俗称“红案”）后，即通告新生于某日戴着有镂花银座、上御银雀的“雀顶”冠戴，穿上蓝袍，集中在官署大堂参加宴会并戴花。再由府、州、县官率领，到文庙参拜孔子圣像，到学宫明伦堂拜见学官，算是正式入学了。学宫内都有一个半圈形的水池，称为泮（pan)水。泮，同半，因周王朝时为贵族子弟所设的学校，四周有水，形如环璧，叫做辟雍。泮水，取辟雍一半的意思，级别也相对低下。所以，府、州、县学又称泮宫，入学叫做入泮。初入学的生员，称为附学生员（附生），最普通的称呼就是秀才。布衣当了秀才，鱿算迈上了“学而优列仕”的科举台阶的第一步，以后的前程，不可估量，所以，当了秀才也就成了“宰像根苗”，有希望飞黄腾达了。    （载1998·7·4《重庆政协报》）   坎坷崎岖功名路 ——乡试、会试、殿试 读书人当了秀才，取得生员资格以后，还要参加学校定时举行的岁试和科试，按成绩分为六等。文理平通的为一等，文理亦通的为二等，文理略通的为三等。凡名列一、二等及三等中名列前茅者，就成为科举生员，取得了到省城参加乡试的资格。     乡试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在各省城（包括京城）举行。《周礼》说“三年则大比”，乡试之年又称大比之年。乡试的主考官，一般由翰林院官员和进士出身的部属官员担任，各省巡抚担任监考官。乡试一般在八月举行，称为“秋闱”（ 闱，原是古代宫室中寝侧两边的小门。科举考试场地关防严密，关门称为锁闱，简称“闱“），共分三场，八月初九日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后，由巡抚主持宴会，招待考官和新科举人。席间要唱《诗经·小雅》中宴会宾客时的乐歌《鹿鸣》诗，宴会也称为“鹿鸣宴”。乙科出身的举人，虽说可以入仕做官了，但只能担任边僻地方的简小职务，而且升调也很困难。要想有大作为，还必须参加会试。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考试，一般在春天举行，又称“礼闱”、“春闱”。参加会试的必须是乡试中式的举人，而且必须再经过“磨勘”：检查乡试时的试卷，以防漏洞，以正文风；再经过一诗一文的复试，才能取得会试的资格。会试考三场，每场三日，三月初九日至十七日。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会试放榜正是杏花开放的时节，称为“杏榜”，与乡试的乙科乙榜相对，称为甲科甲榜。新贡士的卷子要由皇帝选派的大臣磨勘检查，并在殿廷复试。磨勘复试合格．才能参加殿试。     殿试是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于会试年的四月在太和殿前举行。殿试只考一场，内容是时务策论一道，以一日为限，天晚交卷。殿试后的第三天早晨，皇帝要在中和殿听读卷官读卷，并亲定一、二、三名。殿试录取分为三甲，一甲取三名，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的第一名称传胪，一至三甲通称进士。 进士，是科举的终点，也是官场仕途的起点，许多高官显贵，都是进士出身的． （载1998·8·12《重庆政协报》） 一举成名天下知 ——状元、榜眼、探花和连中三元 状元，是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特有产物，是读书人谋求功名（做官资格）的最高峰颠。因为唐代的举人进京赴礼部主持的会试时，都须要投状（各种证件和证明），所以会试的第一名叫做“状元”——元，本是始，第一，为首的意思。“状元”的称呼，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唐代武德五年（622）壬午科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最后一个状元——清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状元刘春霖为止，都没有改变过。只是由于状元是经殿试后由皇帝御笔亲点的，所以又称为“殿元”。     殿试的第二名称“榜眼”。在北宋时，一甲的第二、三名都称榜眼，意思是榜中的双眼，以后才专属第二名的。     唐代的新进士要在杏花园举行“探花宴”，由两三个少年俊秀的新进士作“探花使”（也称“探花郎”）遍游各园，折取名花。南宋以后，探花才成了一甲第三名的专称。     录取进士的榜文，用黄纸书写，上盖皇帝之宝的御印，称为“黄榜”或“金榜”。放榜的日子，或在属龙的辰日，或在属虎的亥日，所以又称“龙虎榜”。金榜在宫门外鼓乐张挂，新状元要率新进士随出观榜。金榜张挂三日后墩入内阁。     在古代，由上传语告诉下面叫做“胪”，股试后由皇帝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亦叫做“传胪”，就是唱名。传胪者一般由二甲进士的第一名担任，所以二甲一名通称“传胪”（三甲一名亦间有称之）。传护后的第三天，皇帝赐踢新进士宴于礼部，称为“恩荣宴”，因宋代甘在琼林苑赐宴，又称“琼林宴”。新进士们还要参加一次由皇帝亲自命题的“朝考”，然后分授官职，“学而优则仕”的坎坷道路至此完成。 在科举制度时，各省乡试的的第一名称为“解元”，礼部会试的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的第一名称为“状元”，合称“三元及第”。如果在科考场中连连夺得第一，称为“连中三元”，是科场中了不得的佳话，“连中三元”当然绝非易事，在长达近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历代王朝共举行了800多科（次），有据可考的第一个“连中三元”者是唐德宗李适建 中二年（781）辛酉科的状元崔元翰。北宋科举“三元及第”的最多，167年里共有孙河、王曾，宋庠、杨寊、冯京、王岩叟等6人。而长达267年的有明一代，连中三元者也仅有朱元璋洪武年间的许欢、明英宗正统年同的商辂二人而已。 （载1998·8·14《重庆政协报》）     十年寒窗  苦尽甘来 ——科举中试者的待遇    在科举制度中，读书人经过童试，考上秀才，就叫入学，称为生员，便开始享受国家的优待。各地学官的卧碑中，就开宗明义地说：“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取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简而言之，就是一给食廪，二免丁粮，三是地方官以礼相待。贫苦生员，可以从本学学田的租赋中获得膏火（灯油）的资助。生员在学校的岁考和科试中取得一等的，每年可以从国库领取“廪钱银”4两，叫做廪膳生员，简称廪生。生员免除的丁粮，包括官役和差傜。生员如果犯了法，情节严重的要先报学政，等到黜革了他的生员功名以后才能治罪。若词讼小事，只能遣送学校责惩，不能象庶民一样地被责打。文行俱优的生员，还可以充任最低级的教官，虽不是正途出身，也算得是苦尽甘来。所以，尽管每次的童试中能入学者仅百分之二三，也足以使人趋之若鹜了。     乡试中式的新科举人，属于乙榜正途出身，进可以参加会试，争取更大功名。如果会试落榜，可以举人的身份授以教职或知县试用。经三科会试而未中的举人，可参加拣选或六年一次的“大挑”，授给知县候补或教习候补。因为举人的人数逐科增加，仕途日见壅滞，举人选用知县，往往长达30余年。     甲榜出身的就不同了。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可以立即授官，二甲、三甲经过“朝考”，优秀的可进翰林院担任庶吉士等，其余的可以担任中央政府六部的主事或内阁中书，大理寺（最高法院）评事、国子监（最高学府）博士、知州、推官等，人人都能立即得到职务，所以人们把“进士及第”称为“登龙门”。     一甲的三位更显尊草荣，立即入翰林院担任修撰、编修等职。明清两代，尤重翰林，往往是非翰林不得拜相，三鼎甲自然前途无量。     在唐代，进士们有曲江会、杏园宴、雁塔题名等活动，皇帝有时也会来垂帘观看，达官贵人们也往往趁此机会挑选一女婚。三鼎甲中的状元更是荣耀，因为他往往就是十多年后的执政大臣，所以每当朝廷传胪，公卿以下莫不耸观，就连皇带也凝目注视。因此有人感叹说：状元登第，比带几十万军队收复幽蓟的荣耀还大！ 自古以来，民间常有“大登科金榜题名，小登科花烛洞房”之说。进士及第，走到终点，没成亲的自然该成家结婚了。更有称状元及第当皇帝女婚（驸马）的说法。但历代状元中，有据可考的，唯一被皇帝招为驸马的，只有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壬午科状元郑颢．他 在状元及第的七年以后，当上武宗皇帝的驸马。仅此而已。 （载1998·8·14《重庆政协报》）   分科举士的“科” —— 科举考试的科目（上） 科举制度，因分科举士而得名。在整个科举时代中，各朝代所分设的科目，名目不尽相同．多寡也不一样。从大的类型看，可分为定期的常科和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制科两种，这里先介绍常科的科目。 在科举制度初创阶段的隋初，并未形成制度。直到隋炀帝设“明经’、“进士’两科，以“试策’取士，才真正开始了科举。唐代的常科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试、道举等12科。才能优秀者叫秀才，秀才科注重博识高才。明经科以经义取士，要求熟读经书和注释。才智出众的称为俊士，进士注重诗赋，明法考法令知识，明字考试文字学知识，明算考试数学，开元礼全名《大唐开元礼》，内分吉、宾、军、嘉、凶等礼仪。一史指《史记》，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都以考试历史知识为重。十岁以下能通经的考童子科。唐代提倡道教，道士也能参与政事，所以设道举科考道教经书。 宋代的常科，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十科。其中“三礼“指《周礼》、《仪礼》、《礼记》，“三传”指给《春秋》作注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主要考历史。五经、九经、学究都是明经科的分科。五经指儒家的经典《易》、《尚书》，《礼》、《诗经》、《春秋》；九经没有《春秋》，加设《仪礼》、《礼记》、《左传》、《论语》、（孟子》。“学究”又称“学究一经”，应试者往往只记忆经文，未必通晓经义。王安石执政后罢止了学究科。     科举的名目虽如此繁多，实际上有些科目如俊士、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并不经常举行；有些科目如明字、明法、明算等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宋代以后，其它科目多名存实亡，实际举行的重要科目，只有明经、进士两科，其中又以进士为贵。比如唐代重诗赋，明经注重经义。进士既考诗赋又考经义，而明经却只考经义。诗赋需要文学才能，明经却只须记忆，有才思的士人多考进士而轻视明经。从录取名额上看，进士的名额比明经少得多。唐代，明经中式者约占应考人数的十分之一二；进士及第的只占应考人数的百分之一二，明经得第的每科有一二百人，进士及第的最多不过三四十人，有时甚至只有十几人、几人。难能者当然可贵，唐代就流行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可见进士及第之难了。 （载1998·8·21《重庆政协报》）    临时举行的考试     —— 科举考试的科目（上） 进士科，逢丑、辰、未、戊年三年一科，定时举行，称为常科。还有一种不定期的、临时举行的进士科考试，就是恩科。顾名思义，恩科是朝廷临时施予的恩惠。     恩科开始于宋朝。宋朝承袭五代后晋的制度，几士子在乡试合格以后，礼部会试或殿试多次来能录取者，遇皇帝亲自试士时，要另立名册上奏，经特许附试，叫做特奏名．凡特奏名的，一般都能考中，也算皇恩浩荡，所以称为恩科。     明清时代的恩科，是指常科之外、遇朝廷庆典而临时加设的。这类庆典，比较固定的如新皇帝即位，照例加设恩科。其它的如皇帝的整十生日，如果要举行庆典，也少不了要开恩科，名为‘嘉惠士林”。如果有恩科的那一年若逢子、午、卯、酉的乡试，则乡试推迟一年，乡试次年的丑、辰、未、戊的会试也顺延一年。如果因朝廷庆典加设的恩科与三年一科的会试同年时，叫做“恩正并举”，一般要录取两个科的名额，才能显示优惠。恩科的开设，总是给读书人以更多一点“学而优则仕”的机会。     还有一种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叫做制科。制科始于两汉，盛于唐朝。宋朝制科科目不多，而且废置无常。元明两代不设制科，清代义沿袭开设。 唐代制科的名目繁多，多达80多个名目，最著名的有资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等。制科的主要目的是选用特殊才能与德行非常的人才，但也总凭皇帝的一时高兴。皇帝有时心血来潮，也不免弄得滑楷．比如设什么“不求闻达”科等，既然“不求闻达”还来考个什么呢？宋代的制科，最多时只有九科，且时举时停：有宋一代的321年中，制科仅22次，被录取的也不过41人。清代的制科，由皇帝特诏举行的有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保举经学和巡幸召试等项。  参加制科考试的，可以是登过常科的，可以是有官之人，也可以是庶民百姓。制科由皇帝亲自主持，文策高者，特授美官，其次给出身。在唐代，进士及第的只能做个起码级别的九品官，制科出身的人得到的官要大得多。尽管如此，人们总以进士科为正途，而把例科出身者鄙薄为“杂色”。唐代张穰，兄弟八人中有七个出身进士，一人制科出身。.集会时，进士出身的不让制科出身的同坐一起。弟兄间都是这样，对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载1998·8·25《重庆政协报》） 经书、诗赋和策论 ———— 科举考试的内容（上） 科举考试的内容，因科目的目的不同，朝代的更替而各有不同。隋、唐、宋、明几朝，大体都在经书、诗赋和策论三项内容中加加减减而已。     经书，指的是儒家经典的“五经”：《易经》、《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或合并二“礼”）加上《春秋》和“四书”中的《论语》、《孟子》。考题的类型，有只讲背诵之功的填空题“贴经”——把经书任意一页中任意一行的左右两边蒙上，只留中间一行，再用纸贴去三字，教考试者填写。也有对经书的意义进行简答的 “墨义”。诗赋就是做诗。唐代考试，大多选用古人诗句或成语为题，考官也可以任意命题，一般是做五言六韵（每句5字，12句押6个韵脚）或五官八韵(16句）的排律。策论又称时务策，即写对时事、政务的见解和对策。     隋场帝时，明经、进士二科，考试的内容只是经义或时务策。唐代的明经科考贴经、墨义、策论。进士科考贴经、策论、杂文（诗赋）。把诗赋称为杂文，说明不如儒家经典正宗。由此可见，即使在诗歌鼎盛的唐代，它也受到歧视的。只是进士须考诗，唐代的读书人就不存在不会做诗而只存在写得好坏的问题，科举制度也促进了唐诗的兴旺。     宋代的考试制度、基本内容和唐代相同。只是王安石变法时，罢掉明经等科，进士科也不考诗赋、贴经，每个考生在“五经”中选修一经（叫做“本经”）并兼修《论语》、《孟子》，考试时注重经义并加强了策论。司马光执政后，把进士分为“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科，经义进士以经义作取舍，诗赋进士以诗赋为去留，名次先后则参考策论的成绩评定。     唐代的会试，明经科考贴经、墨义、策论三场。进士科考贴经、策论、诗赋三场。宋代的会试考四场。诗赋进士第一场考本经经义和《论语》、《孟子》，第二场考诗赋，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时务策。经义进士第一、二场都考本经经义和《论语》、《孟子》，第三、四场试论和试时务策。省级的乡试，考试内容和场次也大体相同。 明代的进士科也是三场：初场考经义，二场考论．三场考策（对策）。只是在放榜十天后，被录取的还要进行骑马、射箭、书法、算术、法律等五项内容的考试。 （载1998·8·28《重庆政协报》） 试帖诗和八股文 —— 科举考试的内容（下） 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唐宋时代相比，最明显的是突出了试帖诗和八股文。     试帖诗是从唐宋时的“赋得体”演变而来，只是规矩更严，束缚更多。例如清代的试帖诗，命题必有出处，或用经史、子集，或用前人诗句。考生做题时，必须了解诗题的出处，写出来的诗才不致违背题意题情。乾隆某年会试，以颜延之诗“天临海镜”为题，原诗的意思是“人君在上，如天之临，如海之镜”。许多人却误认为月光，只有十六个人知道题目的出处，这16人全部被录取了。试帖诗的字句是会试用五言八韵，童试为五官六韵。写法上也讲究律诗的对仗、用典，不能使平仄失粘、不能出韵，文字必庄重典雅，不得使用《西厢记》等杂书的语言，至于美人、红粉、风流、狐鬼、骷髅、破败、斩杀、死亡等不庄严不吉祥的字是万万不能用的，限制之严，禁忌之多，是其它诗歌所没有的。这样的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是毫不可取的。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经典合称“四书”。明英宗以前科举考试考经义，只是把“四书”的经义加以注释，敷衍成文，或用骈文，或用散文，并无一定要求。明宪宗成化年问，经义考试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八股的定制，叫做“八股文”。     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艺、时艺，无非是说它是时尚的用来应考的技艺而已。因为八股文的题目都来自“四书”，所以又叫“四书文”。     八股文要求以“四书”内容为题，文章的发端为破题、承题，以后二段文字叫“起讲”，起讲的文字分起股、中股、后股、末股四个段落，以发表议论，每个段落都有两段相比偶的文字，共计八股。八股文是一种最注重形式的文字，它的字数有明确的限制，如清顺治初年规是每篇550字，康熙20年增为650字，乾隆43年似后又增为每篇700字。违背字数的不予录取。写八股文，要依据宋代朱熹、程颐解释的理学经义，要用古人的语气来写，叫做“代圣立言”。 明清两代，八股文是所有官、私学校的必修课，从童试到会试都要用它，写不好八股文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就难以做上官。其实，八股文除了应付科举，毫无实用价值，无论公私文书，文史著作、记事、抒情、说理，都无法采用八股形式．所以人们只把它当作敲开仕途大门的“敲门砖”，中试之后，就弃之不用了。 （载1998·9·15《重庆政协报》） 为国抡才的官员 ——考场人员的设置     科举考试，按当时的官方说法，叫做“为国抡才”。“抡”是选拔，就是选拔人才，这是当时了不起的大事。这些“为国抢才”的官员是怎样设置和任命的呢？ 唐代的常科考试，最初由级别是从六品以上的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的。后来，朝庭认为考功员外邮品级较低，不能主持全国性的考试，改由礼部侍郎（正四品下）主持，是为礼部试（即后来的会试）的主考官，直到宋代也如此。 明代选拔秀才的童试，最初由巡按御史、布政使、按察使和府、州、县官共同主特考试。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才在各省特设“专督学政”（正四品、正五品不定），不理刑名， 提学主持岁考、科考，地方长官不得犯其职权。     选披举人的乡试在南北二京和各布政司（省）驻地举行。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此外还有负贵受卷、弥封、眷录，对读、巡绰、监门、搜检怀挟的官员。两京乡试，由翰林院官员任主考。各省考官，先后任用教官、京官或进士（每省二人），或聘外省推官、知县担任。     选拔进士的会试，同考官八人，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职。后来考房渐多，同考官达20人，翰林12人，科、部官员各四人。     清代的童试、县试、府试由各县知县、各府知府主持，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主持乡试的官员，则由皇帝选派。雍正三年，规定乡试的正副主考，必须是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员才能担任。协助主考的官员，叫同考官，各管理一个考房的阅卷，加批并推荐给主考官，所以称为房官或房师。同考官必须用本省科甲出身的官员和邻省进士出身的推官、知县等担任。主考、同考之外的宫员，主要的还有监临、监试和提调。顺天府的乡试，由皇帝选派监临2人（在二、三品官员中选用）以示郑重。 会试的主考官称为总裁，清初用阁部大员4--6人，后来，逐渐增多。主考、同考官都由礼部提名、皇帝选派，多为翰林院官员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 为防止“为国抢才”的官员循私舞弊，清代规定，官员在接到担任考官的圣旨后，不能再回家，要立即进入贡院（称为“入闱”）。各省主考官按路程远近分批宣旨，限期起程，不辞客、不带家眷、不多带随从，在旅途中，不闲游、不交接，到达差往省后立即由提调官迎入公馆，不得在门外逗留．考场官员的行李和供给官员每天的饮食物品，都要认真检查。贡院封门后，官员不得出入，在外者也不得入内，如有违反，侧要按律治罪。 （载1998·10·13《重庆政协报》） 防范森严的考场 —— 科举时代的考场规则       科举时代的考场，又称科场、场屋、贡院。考场大院后面是考官的办公处，大院前面设有间问窄小的类似鸽棚的号子，叫做号房，每号可容考生一个。考试之日，考生于黎明前点名入场。     为了防止科场的舞弊现象，考生进场时必须经过十分严格苛细的搜查。如清乾隆九年(1744）规定：考生的帽子用单层的毡子，大小袍、褂、衫都只许单层，皮衣要去掉面子，毡衣要去掉里子，绸裤、皮裤、布裤均可，但只许单层。袜子用单毡，鞋子要薄底，坐垫用毡片，卷袋不许装里子，砚台不许过厚，笔杆必须镂空，蜡烛台用锡铸，只许单层，烛台柱子要空心。装水磨墨的水注要瓷器，烤火用的木炭只许二寸长，带进场中食用的馒头、糕点一律切开。必需的用具如茶具、火炉，也要检查有无可疑之处。装东西的竹篮（考篮）用竹子或柳条编制，一律格眼编织，底面如一，以便搜检．片纸只字，绝不准带进考场。考生进场时，要解开衣襟，脱去鞋袜，以防有所挟带．总而言之，“一搜再搜，形同防贼”（朱元璋语）。考生按号坐定后，随即关锁大门。 锁门以后，堂上敲击金属制成的云板（又叫“点”），考场立即肃静。差役持题目牌在号房通道上往来行走，使考生看清题目．视力有缺陷的考生，可以站起来请求教官把题目高声朗读两三遍，但不能离开座位。考试过程中，有兵丁严密监视，如有离席、移动、换卷、丢纸、说话、左顾右盼、细声吟哦等，一经发现，即行追究。已时（上午9时），二门上击鼓三声，许依次饮茶水、上厕所一次。未时（下午1时），大门外击鼓三声，堂上巡绰官击云板三下，高呼“快誊真”，考生也可以交卷。受卷官每收一卷，发给牌子一块，积到三十人开院门一次。申时（下午3点），大门外再次击鼓，堂上也云板响亮，鼓点齐鸣．到这时，无论考生是否誉写完毕，都必须交卷．不交卷的，由兵丁强制抉挟出去。 贡院人多，号房窄小，秋闱乡试，如果天气没转凉，则“坐矮屋如蒸幕笼”。清同治六年(1867)顺天府乡试，中暑者达到半数，死于号中者40多人。乾隆54年(1789)江南乡试，考生尽穿单衣，不料半夜时忽降大雨，陡然寒冷，考生取号帘裹在身上，四肢都在颤抖，苦不堪言。怀才不遇而久困科场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经形容过考场的情况——    “初进考场，白足提盆，有如乞丐；唱名喊号，官呵隶骂，一似囚徒。归号以后，各号孔孔伸颈，房房露脚，象秋末的冷蜂。出场之时，神情恍惚，天地变色，象出笼的病鸟”， 真是描写得淋漓尽致了。 （载1998·11·13《重庆政协报》） 去取权衡的前前后后 ——考卷的评阅和录取（上）     科举时代选取举人、进士的乡试、会试，在把试卷送考官阅卷之前，要经过弥封、誊录、对读、套分朱墨卷等种种手续。 弥封，又叫糊名，就是把考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糊名最早出现于武则天时期，完善于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弥封糊名以后．还怕阅卷官从试卷上认出考生的笔迹而舞弊，从宋仁宗时代起，又把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使考官阅卷时无法辨认。主持誊录的官员叫卷录官，誊录的地方叫誉录所。所内有从各府、州、县书吏上选调的誊录书手若干人。他们把考生用墨书写的考卷（墨卷）用朱（红）笔照誊一遍，称为“朱卷”。每名誊录，每天额定誊写试卷三份。誊录书手的名额，以考生的多少来决定，限时誊完。 誉录完毕，送校读所，由校读官组织工作人员核对朱卷是否与墨卷一致．如有错误，立即改正。弥封、誊录、对读等官，都要先后在朱墨卷上加盖自己的官印，誊录、校读生则要在卷尾写上自己的姓名、籍贯，以示负贵。对读完毕，把考生的朱卷墨卷套在一起，送交外收掌所。外收掌官员核对每套朱墨卷所编的红色号码无误后，再把朱墨两卷分开，墨卷由外收掌所保存，朱卷则分批送提调堂待阅。      评阅试卷的地方，各省名称不一，有的叫“聚奎堂”（奎是28宿中的奎星，俗称“魁星”）、有的叫“衡鉴堂”、“文明堂”、“抢才堂”等。阅卷之初，内帘官全部参加，由主考官升堂主持分卷，抽签，各房同考官按抽签结果分卷评阅。因同堂阅卷比较拘束，只在堂上评阅一二卷，就分头评阅。     考生的“去取权衡，专在主考”。各房同考官的职责是向主考推荐优秀试卷。各房间考官把本房校阅选中的试卷加圈加批，荐给主考，称为荐卷。第一场考试已经推荐的，二三场试卷就加批推荐。如果二三场试卷很好而第一场却没推荐的，可以补充推荐。正副主考官校阅各房荐卷时，先阅头场，再阅二三场，根据三场的全部成绩决定取舍。为了使佳卷不致遗落在各房荐卷之外，正副主考官还要把没被推荐的试卷全部校阅一遍，叫做“搜落卷”。未荐或荐上没被录取的落卷，分别由主考和同考官略加批语，说明原因，于放榜后十天由考生取阅，类似于今天的查卷。 放榜前，主考官把填好名次的红号交给监临官，从外掌所提取墨卷。．写榜时，全体考官齐集聚奎堂等公堂，核对录取者朱墨两卷的红号是否相符，还要朗读一小段互核无误后，再拆开墨卷弥封，填写草榜。草榜写毕，唱名核对无误，再写正榜。全榜写完，加盖公章和正榜草榜骑缝章，最后才鼓乐吹打着送出放榜。会试的阅卷和录取程序，也与乡试大致相同． （载1998·12·1《重庆政协报》） 快、短、明与书法 ——考卷的评阅和录取（下）       科举考试阅卷非常慎重，手续如此繁多，考中的人一定每场文字都做得花团锦簇了吧？也未必然。这也要看各朝代的侧重点、考官阅卷的态度，有的还要看考生的书法程度而定。 唐代的进士科考试，偏重的是诗和赋。往往有贴经（欲写镇空）不及格的，如果诗赋做得出色的也可以中选。明清时代重视第一场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名为三场并之其实只重头场，头场又以四书经义为重。头场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做得不好，二三场的经文策论就算有可取的，也往住不得推荐。 又有情况是应试人员太多，考官阅卷匆忙，出现了以“快、短、明”三字权衡文字的作法。据清代薛福成《庸庵笔记》说：“今之督学使者……往往因公事繁冗，期限追促，不能从容评阅，悉心搜校……有以快、短、明三字衡文者。大抵文卷愈快愈妙，篇幅（在规定字数内）愈短愈妙，其意义则取明快轩爽”。宣鼎《夜雨秋灯录》载：有个叫吴兰陔的读书人，有《乡人皆好之》一文被人抄了去，考试时恰好是这个题目，他只好草草地另作一篇交上去，谁知竟考中了。他后来向座师说明了情况，座师说，阅卷时走马看花，写得明快的文章容易使考官中意。他原先那篇被人抄走的好文章，含蓄周折，考官哪有闲情去想呵！《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考秀才，不是他交卷早，周进又可怜他老，才反复看了几遍，“始知此文妙处”，范进恐怕还不能进学当秀才哩。 至于以皇帝名义主考的“殿试”，因为只分一、二、三甲的等级，不会落选，考官只要选出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三名，其余的也就不关紧要了。加上殿试的读卷官员（相当于殿试的副主考），多为王公大臣，本身学问平平，加上当官年久，“故门砖”早已丢掉，要他们评定文章内容的高下，无疑是一大难题。幸而殿试不誊录朱卷，因此在读卷时往往重视考生试卷上的书法而忽视对策的内容。陈康棋《燕下乡脞录》说，“殿试考试，专尚楷法，不复论策论之优劣。而读卷诸公……又苛求于点画之间，遂至于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这样，殿试对策就不是考政治才能，而成了单纯的书法考试了．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于道光九年(1829)会试，殿试时因为书法不中读卷官之意，被评为楷法不及格，只好打入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因此不能进入翰林之列。 （载1998·12·1《重庆政协报》） 贿买钻营、怀挟倩代种种 ——科场的舞弊情况     封建时代科举制度的考场规则，无论如何苛细森严，科场舞弊的情况依然的历朝屡见。最常见的舞弊手段，主要是以下几种——     贿买钻营，以乡试、会试为多见。清代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说，顺治十一年(1654）的甲午会试，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靠钻营录取的。丁酉(1657)会试，考生们带着金银珠宝，齐集京城，因而各同考官私许的、主考官答应的、京城达官贵人密嘱的，达千百人。主考官无法，只好开列出全部姓名，选择非录不可的录取，为堵塞舆论，也“间取一二孤贫”。至于京中三品官以上的子弟，不花一文钱也岿然高中。此外，有在头场完毕后托请外掌所官员涂改试卷，买通誉录书手改窜或替换试卷等等，不一而足。     冒籍占跨，也以乡试会试为多。由于各地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为照顾不发达地区，各省都有一定的数额，不然，北方的名额将多数为文风发达的南方人所占。为了中试，有人千方百计改换籍贯，这就是“冒籍”。康熙51年(1712），浙江、江南人冒直隶等处北籍者甚多。嘉庆13年(1807），山西省出现南省士子冒籍考试的接踵而出，连嘉庆皇帝本人都知道“京师大兴、宛平两县，向来多有南方士子。”至于应考。”至于如何能够冒籍，当然与贿买考官有牵连了。     怀携夹带，那就数不胜数。清代包世臣在《上戴大司冠书》中说：“今年中式之士，后场条对语卷卷相同，误且同误，其为怀挟抄写，无可疑者”，“矮屋（考号）相比，莫不携有细字小本”，“可信无挟带者，仅四人而已”，偏偏那没抉带的四个人全部名落孙山！至于考场的小吏役夫，把临场习用的小本书篇带入场内，传递给考生的情况，是连道光皇帝也知道的。  枪手倩代，以童子试和生员的岁科两考为多。枪手，就是冒名顶替代人考试或在题目公布后赶做文章传进考杨的读书人，如《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就充衙役混入考场，再与考生对换衣帽，进入考场代考。清代乾隆皇帝在一道谕旨中也指出：京师举场附近，有积惯匪徒，窝藏枪手，专为场内传递文字。更有不肖举子，勾结外场巡绰兵役及闱中号军；走漏题目，关通传递，可见会试中也有这种情况。 科场的舞弊，更经常的是达官显贵的干扰。他们利用职权托请人情，威胁考官．唐代权相杨国忠听说儿子杨暄将落选，大发雷霆：哪个的儿子不图富贵？你考官贿买的又岂止一，人？杨暄后来竟名列前茅！当然也有不怕权贵的人，如唐懿宗时的主考，札部待郎（相当于教育部副部长）高某，因权贵干扰大大，无法工作，气得把头上的乌纱帽摘下来扔到地上，愤然表示“吾决以至公取之”，秉公录取了那位写“二月卖新丝，三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挖却心头肉的聂夷中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过，像高某这样的官，怕也只是凤毛麟角了。 （载1998·12·1《重庆政协报》） 不同民族之间的竞争 ——元、清两代科举中的民族差异     元代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政权，蒙古贵族有自己的一套选拔人才的制度。因此，开科取士便受到重重阻力，直到建国42年以后的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才实行科举，以经学取士。元代的科举，分乡试、会试、御试三级，每三年举行一次。因当时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区别，考试也就有了不同民族间的差异。     蒙古人是元朝的“国族”、“自家骨肉”，是第一等人。色目人是元朝最高统治者的得力助手，是第二等人。这两种人参加科举，只考两场，题目的难度也要小些。尽管参加考试的人不如后两等人多，但录取名额却与后两等人一样，这显然占了便宜。放榜时，蒙古、色目人的考生要专放一榜，称为‘右榜”，以示高贵。     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及较早受到蒙古征伐的云南、四川两地的居民，是第三等人。南人是指最后被元朝廷所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即江浙、江西、湖广及河南南部范圈的居民，抗元最顽强，列为第四等人。汉人、南人每科须考三场，题目难度大，考生再多，录取名额也与蒙古、色目人相等，出“左榜”以示区别。这在当时，固然表现了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但也因象古、色目人初学汉族文化，自然难与早经科场的汉人、南人竞争，就今天看来，也是对少数民族考生的一种照顾吧。     元代实行科举后，在政治上满足了汉人、南人在仕途上的愿望，也使汉文化在蒙古、色目人中进一步得到传播。考试规定用程朱理学为依据，进而确立了理学的统治地位，对后来的科举发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的满族，以边族入主中国，在科举上对满族也有特殊照顾，如有专为皇室宗族和八旗子弟特设的考试（如翻译科），他们的乡试、会试也单独举行，单出一榜。直到康熙26年（1687）才决定只准满族的生员和举人参加乡试与会试，并与汉人一同参加考试，同出一榜，但名额仍有另定，当然也是特殊照顾。 但自从满汉合榜以来，无论满州和蒙古的旗人，一律不进三鼎甲，即不能当状元、榜眼、探花。因为旗人当官的路子很宽，可以世袭、可拿军功，即使胸脚无点墨也可以担任一二品的部院大臣。为笼络汉人，特意把三鼎甲这人人眼羡的头街，作为只有汉人可得的特权，这也不能不说是满族统治者的开明之处。只是到了同治年间，出了个正蓝旗的蒙古状元崇绮，但这也是满汉合榜以后的96个状元中唯一的一个非汉族状元。 （载1998·12·11《重庆政协报》）   在重文轻武的思想影响下 ——时断时续的武科考试     武科，是专为选拔武官而设的科举项目，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应武科的考生，和明经、进士科的考生一样，由各州举送。但历代的统治者都认为武将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更怕武人割据专横，所以历代都重文轻武，以致武科考试也时兴时废，时断时续。所以武科考试虽开始于武后时期，但直到唐末，长达205年的时间竟没给历史留下一个武状元的姓名来。     宋代的武科也屡兴屡废。北宋开国70年后，才有宋仁宗“亲试武举12人”的举动。宋仁宗也曾兴办武学，惜仅3月即废。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意见，重开武科，给中国历史留下了第一个武状元薛奕的姓名，但此后再也没出现过。南宋时因为抵御金兵，自高宗到度宗的 140多年中，武科考试基本正常，共开科40多次，选出武状元41人。     辽金时代都重文科，武科基本没正式设立，仅金代曾有一个武状元。元代更是废止了武科。 明代同北宋一样重文轻武，武科也时断时续，只在嘉靖，万历、天启、崇祯年间坚持较好，但每科间隔长为6年或9年。故明代虽长达276年，只设武榜34次，有武状元16人。     清代文武并重，体制也较完备，也同文科一样，三年一次，并另加恩科。考试也像文科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从顺治直到光绪，坚持了250多年，开了109科武科。     重文轻武的另一个表现是武科授职很低。文状元例授修撰为正六品官；武状元往往只给正九品的官职。清代武状元授官较高，授一等待卫，正三品，但也仅是皇帝的侍卫而已。     武科考试的内容，一般都是硬弓（步射和马射）、舞刀、掇石（用手举石头），再加上默写兵书如《孙子》、《姜太公六韬》等（有时也改为简短到200多字的策论），看来总是考力气和技击，所以，历代武状元中，很难出现名将。而著名将领如宋代的狄青、韩世忠、岳飞，明代的戚继光，清代的冯子材等，都是出身行伍、身经百战的指挥官，恰恰都非武状元。武 科举的最大作用．成了习武者走上仕途的一条门路而已。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而中国还在通过跑马、射箭、举石头选取武进士武状元，其落后自知。清光绪庚子（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皇帝、太后仓皇出逃。这才知道武科“所习硬弓、刀、石与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才于辛丑（1911)年下诏，“永远停止”了武科举。 （载1998·12·15《重庆政协报》） 如痴如醉的社会 ——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     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社会里，读书、应考、做官，成了读书人的专业，他们没有时间，也不屑于从事农、商、百工。国家所设的利禄之道与杜会心理相应，形成一股风气。读书人到了十五岁而不应试，父兄则认为他不成材，二十岁如果当不了秀才，则为乡里所轻践。由于热中于功名，导致了迷信的盛行，科场的作弊、骨肉的亲疏、世态的炎凉。     由于评阅试卷的草率，往往是“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士子的中试与否，带着极大的机会性和偶然性。《聊斋志异·司文郎）中记载，有个瞎眼和尚评论王生和余杭生应顺天乡试的文章，他褒赞王生而鄙薄余杭生。谁知后来王生落榜，余杭生高中，瞎眼和尚说他论文不论命，明白地把命运和才学对立起来。功名的得失，难以预料，中与不中，全在命运，于是种种迷信的风气也由此产生。迷信中最讲究的，不外时、命、运、命相、风水、天人感应、因果报应等每。《儒林外史》中说，施御史的弟弟不得中进士，其弟责怪太夫人的地葬得不好，只发长房，就闹着要迁墓。也有一家弟兄，父母的灵柩停在家中几十年不葬，只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发后人的好地方。     至于高中归来，亲朋逢迎，如范进中了举，送房子送丫头的都有，没考中时，他的岳丈胡屠夫却直骂他是“现世宝”、“烂忠厚”的无用人。道光初年，王广荫落第回乡，其父愤怒得不准他进屋。可见社会对于科举功名的热中。 至于读书的士子，莫不以功名为毕生第一要务，旷达如郑板桥，曾刻一印章：“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可见功名路登攀之难。名将如清代左宗棠，只是一个举人功名，终身以不中进士为遗憾，甚至养成了见不得进士出身的人的怪癖。无怪读书人一到大比之年，无论路隔千里远或家无隔夜粮的，无不千方百计，拼命一搏，哪怕是须发斑白者，也混杂在“童子军”中，孜孜以求。科场之中，枯坐如冷蜂，走出考场，神情恍德，如出笼病鸟。等待报录期间，如在八公山上，草木皆惊。一旦告知落榜，嗒然若死。若干日子里心灰意懒，过后又技痒难奈，又衔木应巢，再入科场，非中式不死心，以至买通考官，胃名顶替，请人代做、怀挟传递，种种舞弊丛生。乾隆九年（1744），严定搜检之法，北闱以挟带败露者四十多人，不能完篇和叫白卷的、文不对题的竟达数百人，而纵观历代名臣名将，出于科举的又能有几个？无非是造就了一些高踞于大众有上的官僚而已。 （载1998·12·14《重庆政协报》） 万马齐喑究可哀 ——科举制度的废除 科举制度，虽然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弊病，但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认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去取代它。其实，根本原因在于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必然会与封建社会共存亡。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传统教育的空疏无用的弱点日益暴露。改革科举制度，加试实用学科，逐渐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要求。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指出“翰苑清才，而有竟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继林则徐、琦善以后任两广总督的祁贡，批评当时的科举制度说：“文试惟重制艺、声律，武试帷取命中，挽强”，当官以后“文（官）则论钱谷簿书，而不知经济，武（官）则仅讲弓马骑，而不习韬钤”。顾炎武更直说八股取士“贼夫人之子也”——是害人子弟的事。就连当时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张之洞等也深知八股取士的毛病，只是害怕数百万读书人的反对，才不敢冒然建议废除八股取士。     在1898年的戊戌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采纳维新派的建议，“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罢，亦不用楷法取士”。1901年8月再次下诏，自次年起改革科举，罢八股诗帖，以经义、时务策问试士，并停武科。科举的形式、方法虽有一些改变，但其束缚知识分子思想自由的封建性却依然照旧。因此，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大臣又于光绪29年（1903）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     从光绪26年到30年（1900—1904）的五年中，清政权危若累卵，科举阻碍学堂，妨碍人才的弊病更加尖锐突出，递减科举生员的办法已缓不济急，到光绪31年(1905），许多封疆大臣如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人，联名奏请立罢科举。他们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顽固的清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不得不于光绪31年8月初4日（1905年9月2日）下诏“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样，光绪30年(1904）的甲辰恩科，就成了科举考试的最后一科，刘春霖也就成了最后的一个文状元。     自此以后，绵延了1300多年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宣告结束，中国历史翻开了新时代新 教育的篇章。                                                        （全文完） （载1998·12·25《重庆政协报》）       中国古代姓名漫谈 （《重庆政协报》1999年3月26日——1999年9月14日连载）   一、        带女字的姓 ——姓的来源和最古老的姓 人人都有一个姓。到今天为止，中国古今的姓有6300多个。东汉末年应邵撰写的《风俗通义·姓氏篇》收录了约500多个姓，其中有复姓160个。编写于北宋年间的著名的《百家姓），收录了大约500个姓，其中有复姓60个。到现在，汉族使用的姓大约3000多个，复姓250个。     姓，是个什么意义？它从哪里来的呢？     姓，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     上古时代的姓，原本是部落的标记。在这个标记下的同一部落的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姓。比如传说中的黄帝就属于姬姓部落，炎帝属于姜姓部落。他们部落里的人，都分别属于姬姓和姜姓了。     我国古老的姓，是根据生长的地方来确定的，所以古人说是“因生赐姓”。这一点，从生“姓”字的本身构成也可以看出。姓，在古文中的写法是 “生”字下面一个“自”字，就是说，人生长在哪里，就把那个地方当作姓。例如黄帝长在姬水．所以姓姬。炎帝生于姜水，所以姓姜。舜帝生在姚丘，就姓了姚。    在上古时代，关于姓，还有一些奇妙的传说。说是治理洪水的禹的母亲脩(xiu）己，因为吞食了薏苡 (yiyi）—一种禾木植物，果实椭圆，叫做苡仁．可以食用，也可以入药。脩己吞食薏苡后生下禹，所以禹就姓“姒”（51）。殷的祖先契，是因为母亲吞吃了“乙子”（燕的蛋）而生下了他，所以契是“子”姓。后稷的母亲踩着了巨人的脚迹，生下了后稷，所以后稷和他的后代周人都姓姬。这些传说，看来十分荒诞，可在那“人猿相揖别”的人类幼年时期，人们过着采集渔猎，山居野处，茹毛饮血、禽兽包圈、群聚杂婚的生活，认识自然的能力非常低下，以致认为有生物和无生命都与人一样，都是其有生命通感的活物，是“物我混同”的，连草木石头都其有人的生命和生育能力，吞个苡仁、吃个鸟蛋、踩个脚迹，都能衍生后代。再从文字学的观点看，禹的毋亲吃了苡仁而生禹，契的母索吞了乌蛋面生契，后稷的母亲踩了巨人的足迹而生后稷，他们就应该分别姓“苡”、姓“卵”、姓“迹”才是呀，为什么却姓“姒”、姓“子”、姓“姬”呢？这是由于母系氏族杜会文化特征的反映。“苡”字去掉草头，加上女字旁，就成了“姒”。卵就是子（现在还有的地方把鸡蛋叫作鸡子），加上女旁，就成了“好”姓。“迹”字与去掉宝盖头的“宧”（颐）同声，借““宧””．为姓．加上女旁，就成了“姬”姓。在母系氏族社会里，人们知母而不知父，我国最古老的姓，如“姬”“姚”、“姜”、“ 姒”、“姞”（Ji）、“妫” (gui“媿”(kui）、“妘（yun)、“嬴”等姓．都带女字旁的。所以，东汉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解释“姓’字时说：“姓，从女，从生”，就 包涵了上述两点意义。 （载1999·3·26《重庆政协报》）   二、秦始皇到底姓什么 ——古人的姓和氏 烜赫一时的秦始皇．大家都知道他姓嬴，名政。但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却说“秦始皇帝者……名为政，姓赵氏”。替（史记）作索隐的司马贞，也说他叫“赵政”。秦始皇到底姓什么呢？这就需要了解一下我国古代的姓和氏 了。     在先秦以上的古人们，是既有姓，又有氏的。就以被称作古代圣人的尧和舜来说吧，史书中就说是“尧，陶唐氏，祁姓“，“舜，姚姓，有虞氏“”所以人们称为“唐尧”、虞舜”。     姓和氏有什么区别呢？可以这样简捷地说，上古时代的“姓”，是一种表明家族系统的族号。同一个姓的人们，表示出生于同一个部落，是由同一个老祖母衍繁下来的。后来，由于子孙的繁盛，人口的增多，同一个“姓”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居住不下了，就分成若干分支，散居各地，形成了一个小的部落，每个小部落又用同一个称号作标记．这种称号就叫“氏”。例如周朝王族的姬姓，通过分封诸侯．赏给采邑和领地，就从姬姓中衍化出了王、刘、杨、 文、武、关、尹、史、管、宣、田、蔡、鲁等成百个的“氏”。到了封建社会初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许多主要姓氏就基本定型了。     由此看来，“姓’好比一条大江的源头，“氏”就是大江的分文。姓，可以使同一个老祖母传下来的后代不至于错乱；氏，可以区别这一老祖母的于孙的繁衍。所以古人说“故姓者，所以统系百代，使不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孙之所出”，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可以回答“秦始皇到底姓什么”了。他确实姓嬴，因为他的祖先是嬴姓。周孝王时，封了嬴姓的一个分支到秦，这个分支就以秦为氏，称为秦氏。周穆王时，又把秦人造父分封到赵城，就出现了赵氏。秦始皇是赵氏的后代，所以司马迁说他姓赵氏．这是很准确的。     姓和氏，在上古时代，还有看不同的作用。古人同姓不通婚，姓的作用主要用来“别婚姻”。如，鲁国和吴国都是姬姓，鲁昭公娶了吴国的女子作夫人，郁不敢说她姓姬，只好称为“吴孟子’，就是这样，还有人匹笑鲁昭公不知礼哩。氏的作用是“明贵践”，在周代，要贵族男子才能称氏，奴隶们只有一个供人呼唤的“名”。     还应说明一点的是．古代男子虽然有属于他的姓，并不把姓名连着使用，而是单称其名。小说《封神演义》称周武王为姬发，称周公为姬旦．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史书上，是把他们称为“太子发’、“周王发’、“周公旦’的。 到战国以后，贱民和奴隶提高了社会地位．获得了“姓氏’，“百姓”才变成了一般平民的通称。秦汉时代，“姓”和“氏’已经混为一谈，《史记》的列传中．一般郁说“某某，姓某氏”了。我们现在，虽然也能按“姓I笔划为序’排列名单，其实已经是姓氏合一的了。 （载1999·4·6《重庆政协报》）     三、国名、封邑和姓氏 ——我国古代姓氏的主要来源（上）     姓，是家族系统的符号，但上古时代的姓现在只能查到几十个。但一个姓，可以分化出许多氏，同一个氏的后人又可以繁衍出不同的氏，因而氏的数量就有几千个之多。汉唐以前，姓和氏还有本质的不同。汉唐以后，姓和氏已经互相合流，混言不分了。我们这里所谈的姓氏，也是合为一体的，实际上就是令天的姓。     古代的姓氏来源比软复杂。主耳来源有——     以国名为姓。《史记·夏本记》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这就是后来的夏、危、费、曾、辛、氏等姓的由来。 《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郘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白冥氏、脩鱼氏、蜚廉氏、秦氏……赵氏。”也就是后来的徐、郯（谈）、黎、裘、梁、黄、江、鱼、廉等姓。     此外，如巴国虽在战国中期被秦国所灭，但巴国的后人仍以巴为姓。周文王的第15个儿子高，在周武王时封在毕国《在陕西咸阳市东北），称为毕公高，他的后代就姓了毕，著名的毕升就是毕氏的后裔。商代有边国，黄帝的曾孙子明被封在卞国（在山东泗水县东的卞 桥镇），炎帝的后裔有故封在薄国（在山东曹县东南），周武王的弟弟叔度被封在蔡国（在河南上蔡县），他们的后人就分别姓了边、卞、薄、蔡等。类似以国名得姓的，如成．（周代的国，在山东宁阳县），程（周代的郕程国，在陕西成阳市东），楚、荆（周代的荆国，后改为楚国），戴（周初的戴国，在河南民权县东）、淳于（春秋的淳于国，在山东安丘县东北）、蒋（周初的蒋国，在河南固始县东北蒋集）、顾（夏代的顾国，在河南范县东布）郁是以国名为姓的。 还有是以封邑为姓的。封邑又叫采邑，采地，周代时卿大夫的封地，封地的租入，就作为卿大夫们的俸禄收入。于是，又出现了一大批以封邑得到的姓。如鲍姓，春秋时、夏禹的后人在齐国的大夫，齐候把鲍邑（邑，行政区划，古代以九夫的井，四井为邑，广二里）封给他，他的儿子叔牙就以鲍为姓，叫鲍叔牙，是齐桓公时的名臣，其后人也以鲍为姓。再如郝姓，商代的帝乙封儿子子期于太原的郝乡，其后代就以郝为姓了。类似的姓，有暴姓（暴邑在河南郑县北）、常姓（常邑在山东徽县东）、党姓（封邑在上党）、崔姓（崔邑在山东章丘县西北）、狄姓（狄城，今山东高青县东南）、杜姓（封地在西安市东的杜陵）、封姓（封地在河甫封丘县西封父亭》、冯姓（封地在河南荣阳县西）如此等等。 （载1999·4·13《重庆政协报》）     四、官爵、职业、居所、谥号 ——我国古代姓氏的主要来源（中） 我国上古时代的官是世袭的，一个人当了什么官，他的子孙后代也就继续袭任什么官。久而久之，这个官的名称也就成了姓。例如古代有“三公’，即主管行政事务的司徒、主管军事的司马、主管水利土木工程建设的司空，他们的职务世代相传，他们的后人就分别姓了司徒、司马、司空，如著名的司马迁、司马光、唐代文学理论家司空图，当代的司徒慧敏等等。其它如专管占卜的官员姓了卜，如孔子的弟子卜商（子夏）。负责记录帝王言行和重要史事的官员姓了太史，如三国时东吴大将太史慈，也有简称姓史的，如宋代词人史达祖，明未名将史可法。春秋时期管理市场的官员叫褚师，他的后人以官为姓就姓了褚．如唐代书法 家、宰相褚遂良等。其它如专管符信玺印的姓了符，当司寇《管治安刑狱的）的姓了司寇，又简称姓寇。管屠事业的官员姓了屠。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有的家族，世代为一种职业，职业也就成了他们的姓。相传少奚有个儿子叫挥，是弓的发明者。弓箭在上古时是重要的武器，因此他被赐姓张—张字的古文象一人持弓欲射。大概 由于中国古代几千年冷兵器作战日久，做弓的很多，张姓约占中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此外，有做绳子的索姓，有做陶器的陶姓，有做旗子的施姓，有做瓦的甄姓，有编篱笆的樊姓，汉语中还有“樊篱”一词，正好佐证。     有以出生或居所为姓的。据说，汉代的东方朔本姓张，因是遗腹子，其母生他三天后也亡故，他由邻居抚养成人。因出生时东方刚亮．因此姓了东方。古代的外城称郭，好心肠去救狼的东郭先生就住在东郭一带。《水浒》中的西门庆、治邺水的西门豹，都因为其先人居住西门而得的娃。     还有以谥号而得姓的。 古代帝王、诸侯、卿相、士大夫死后，由朝廷根据他们生前的事迹、行为给予的称号（关千谥号，我们以后还要谈到的）。先人的谥号也是后人姓氏的来源之一。如齐太公的儿子既是周成王时的朝廷重臣，又是周康王的顾命大臣，死后谥号为齐丁公，他的庶出子以谥号为姓氏，姓了丁。晋献公的太子申生，因遭诬陷而自杀。他的弟弟晋惠公即位后．给他的谥号是“共君”（《共．通“恭，恭敬孝顺之意），他的后代便以“共”作为姓氏（后来共氏有一支族因避仇隐居，在共字上加一龙字，成为龚姓）。晋国大夫孤鞠居，居住在犬戎部落，所以姓孤。他在晋国的封邑在续，死后谥为续简子，他的子孙便以谥为姓，称为续氏。再如上古帝王谥号中的“穆”，意恩是“市德执义，中情见挽貌”，春秋时子姓的宋穆公、战国时姬姓的秦穆公．他们的后代都以谥命姓，都称为穆氏。 （载1999·4·20《重庆政协报》）      五、形形色色的姓氏 ——我国古代姓氏的主要来源（下） 我国古代姓氏的主要来源称得上形形色色，下面再简单介绍几种。     因事得姓的。夏代，后羿的大臣寒促，领兵进攻夏的同姓诸侯国斟灌氏和斟寻氏，追杀逃到那里的夏帝相。正在怀孕的王后缗从墙洞中出逃，后来生下夏帝少康。为了纪念从洞中出逃的母亲，少康便赐小儿子姓窦（“窦”是洞穴的意思），这就有了窦姓。     以名为姓的。战国时，齐太子法章（田姓）逃难到郘城太史敫家中当仆人，与敫的女儿私定终身，后被拥立为齐襄王。他的庶出子便以他的名为姓，称为法氏。     以宇为姓的。春秋时，郑国公族大夫公孙阏，字子都。其人英勇而阴狠，曾放暗箭射死颖考叔而夺其功劳，后在追查中神经错乱而死。他的子孙以他的字为姓，称为都氏。     以外号为姓的。汉武帝时有贤明丞相田千秋。汉昭帝即位以后，考虑到田千秋年高德邵，特下令允许他坐小车出入宫廷，外号人称“车丞相”。他的子孙后来就改姓了车。     以顺序为姓。刘邦建立汉朝后，陆续将先秦诸侯的后代迁往关中定居，以增强关中经济实力并加强控制。齐国田氏也在被迁之列。由于田氏分支众多，迁徒时按顺序分为第一氏到第八氏，第五氏就是其中之五，这就出现了“第五”的姓，《百字姓》倒数第二句“第五 言福”的“第五”指的就是这一姓，东汉有司空第五伦，唐代有丞相第五琦。第五的后代又有改为姓第的。     以外国国名为姓。东汉时，西方的安息国（今属伊朗）的太子名清．博学多才，笃信佛教，放弃王位，出家修行，后来辗转到洛阳翻译佛经。他按中国习惯取名世高，以国为姓，人称安世高。以后又有其它安息国人来到中国，大多也以安为姓了。 少数民族的姓氏。万俟（moqi），本是鲜卑族部落名称。东晋时，万俟部落随拓跋氏进入中原，后来就以部落作了姓氏。宋代有奸相万俟卨（xie）。慕容，是鲜卑族的主要部落之一，其三国时的首领慕容跋在棘城（今河北昌黎县境）建立了国家。他喜欢北方汉人流行的一种带有悬垂装饰物的帽子“步摇冠”，也做了一顶．整天城在头上。鲜卑人都叫他作“步摇’。当地语言“步摇”与“慕容”读音相近，传到后来就成了“慕容”，他的儿子就正式以“慕容”为姓。宇文，魏晋时鲜卑族有宇文氏，自称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其首领普回曾在打猎时拾到一颖刻有“皇帝玺”的玉印，自以为是天授神权，于是号称“宇文氏”——当地人呼天为“宇”，呼君为峥文。东汉时宇文氏进据中原，就以此为姓。隋代有大丞相宇文化及，唐代有宰相字文融。尉迟，北魏鲜卑族的尉迟部落，其族人后来以此为姓，唐代有名将尉迟恭等。   （载1999·4·27《重庆政协报》）     六、孔子为什么名丘 ——古人取名的原则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名丘，这是币小学生都知道的。可是，孔子为什么要取名为“丘”呢？别怪这个问题提得荒唐，它的确牵涉到一个大问题——古人取名的原则。     上古时代的人名，都非常筒单，如夏代的君王，不过是禹、启、相而已。随着杜会历史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人名也逐渐讲究起来，复杂起来。到了周代，婴儿出生三月或百日以后，才由其父或长辈取名。为什么不在婴儿出生以后就立即取名呢？为的是要有充分的时间去酝酿、推敲。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句话虽然不是专指给人取名而言，但也包括取名在内了。     根据《左传·桓公六年》说，当时给人取名，有五条原则。     第一条叫“信”，就是根据要儿的生理特征，作为凭证，以生理特征取名，绝无假冒，。如鲁国的公子友出生时，手掌上的纹路象个“友”字，所以取名为“友”。晋国的叔虞，也是因为手掌的纹路象个“虞”字，就取名为“虞”。     第二条是“义”，就是“以德名为义”。“德”就是得，长辈以为婴儿相貌不凡，独得天赋，就据以取名。如太王以为他的孙子有“德’，以后一定兴盛，取名为昌（就是周文王）。     第三条是“象”，“以类命为象”，就是根据婴儿的外貌取名。据说孔子出生时，头顶象尼丘山（四边高而中间略凹），所以取名叫“丘”。     第四条是“借”，“取于物为假”，借与婴儿出生时发生的有关事情、事件取名。如孔子的儿于出生时，鲁昭公派人送鲤鱼以作祝贺，孔子感到非常荣兴，就给儿子取名为鲤，就是孔鲤。鲁庄公出生时是难产，所以就取名“寤生”， “寤”就是胎儿脚先出来的意思。     第五条原则叫“类”，“取于义为类’，就是根据婴儿出生时与父亲相同的特点来取名。例如，鲁庄公的生日恰恰和他父亲的生日同一天，就取名叫“同”。 , 古人取名的五条原则，也许并非必须严格遵守。不过一个人的取名，总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意义。这五条原则在今天也时隐时现，尤以取自“德”和“借”即以相貌特征和借事件命名，还是很多的。只是这个“德”并非婴儿相貌特征而多是长辈的希望，如取名荣、华、富、贵、福、禄、寿、喜等等，总以吉祥如意为好。不是多见人名“长”而不名“短”，名“宽”而不名“窄”名“吉”而不名“凶”吗？至于借“国庆’而取名的“建国“、“国庆”，借事件而取名的“抗美”、“援朝“、“文革”、“卫东’一类的名，借解放军帮助下出生的“念军”、“纪军”、“军生”等等，在今天也还隐约继承了中国古代取名原则的一二哩。 （载1999·5·25《重庆政协报》）     七、您有名字吗？ —我国古代男子的字     您有名字吗？请先别忙回答，等您看完这篇短文后再作结论吧。     我国古代的男子，有“幼名冠字”的习俗。幼名，就是幼小时（出生后百天之内）就得取个名；冠字，是指到了“弱冠”(20岁）就得取个宇。因为人到20岁，已长大成年了，亲戚朋友们不能再叫他小时候的“名”，所以要取一个供人呼叫的“字“，也表示对别人的尊重。     字，是表达“名”的含义的文字，所以又称为“表字”，是根据本名的意义取的别名，“名”和“字“有着意义上的联系。     名和字的联系有同义的。如屈原，名平，字原，《尔雅·释地》说“广平日原”，可见“平”、“原”的同义。孔子的学生颜回字子渊、宰予字子我、樊迟字子须。《说文解字》说：“渊，回水也”，“回，渊”同义。“予”就是我，“须”和“迟”都有等待的意义。再如汉代的班固字孟坚，坚固同义。谙葛亮字孔明，孔，是副词．有“甚”、“很”的意思，很明当然就亮了。其它如黄盖字公覆，魏廷字文长，周瑜字公瑾，鲁肃字子敬，都是同义的表字。     名和字反义的。如孔子的学生、曾子的父亲名点，字皙。《说文解字》说，“点，小黑也”，“皙，人色白也”，黑白相对，相反相成。唐代的韩愈宇退之，“愈”有更加、过甚的意义，取字为退，恰合中庸之道。     名和字互相说明、关联的。如孔子的儿子孔鲤，字伯鱼。唐代的李白字太白，太白就是金星，金星出而天下白。白居易字乐天，就是取乐天知命，安于平易的意思。当然，有些古人的名和字的意义联系，我们已经看不出来了，那是因为古今词义发生了变迁的原因。     古代男子的字中，常加上表示排行的“伯（孟）、仲、叔、季”的字样。如三国孙策为长，字伯符，孙权是老二，字仲谋。孔子不是因为字仲尼而被人称为孔老二吗？此外如嵇叔夜、刘季玉（刘璋）等，人们从字上就可以知道他是老几。     古代男子的字中，有加上“父”、“甫”以表示性别的，如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字平父，王安上字纯父。还有在字中加上男子的美称“子”、“公”等文字的。如三国中的赵云字子龙、张昭字子布，吕范字子衡，曹丕字子桓、曹植字子建。宋代的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等等。三国黄盖字公覆，周瑜字公瑾，也用的美称。     古人在相游交往中，尊长对卑幼者呼名，表示亲切，卑幼自称时称名，表示谦逊，对平宋或尊长则应当称字，以表示恭敬——《论语》中，孔子对弟子都称名，如称子路为由，称子有为求。而记录《论语》的人对孔门弟子一般都称字，就表示出了长幼尊卑的不同。 好了，朋友，现在您可以回答：您有名字吗？答案是：我们现在的人，大多是有名无字，或者是名字合一了——我们在填登记表时，不是只见“姓名”一栏了么！ （载1999·6·8《重庆政协报》）   八、居士、山人和其它 ——古人的别号 古人除了有名有字而外，还有别号。别号，也就是本名以外的名字。旧时的士大夫常常在名宇之外取别号，特别是宋代以后，更为盛行。     别号的字数不等，以二宇、三字、四字的见多。二宇的如宋代王安石的别号“半山”，陆游的别号“放翁”。三字的如晋代葛洪的别号“抱朴子”，汉代商山四皓之一的唐宣明号“东园公”。四字的别号很多，如唐代的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宋代的秦观号“淮海居士”，曾巩号“茶山居士”：明代的唐寅号“六如居士”，清初的朱耷号“八大山人”等。因此，他们又被后人称作“陆放翁”、“李青莲”、“白香山”，等于又多了一个名字。     别号的结构一般分为两郁分。前一部分是各自独有的别名，如“青莲’、“淮海”、“六如．、“抱朴”、“放”等。后一部分是大家通用的称呼，称呼如“子”、“翁”、、“山人’、“居士”之类。     “子”、“翁”、“公”分别是古代男子的美称和尊称。号“子”的人可不限年铃，号“翁”“和“公’的则多为中老年，如商山四啥的“东园公”、“夏黄公”。 “山人’即“山虞”，原是古代掌山林的官吏，后来引申为山居的人，多指隐士。明代的宗室朱耷，在明朝灭亡以后，立志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出家当了和尚，自号“八大山人”。    隐居不仕的人，常以“散人”自号，即闲散不为世用的人。如唐朝诗人陆龟蒙，常用船载着茶灶、笔床、钓具．住来各地，自号“江湖散人”。.     “居士”的本义是指在家修道的居家道士，后来专指在家奉佛的人，由此而引中未作官的士人。封建士大夫多用“居士”作别号，意思大概在于表达自已厌恶世俗，不愿作官的志趣。     别号是由本人取的，与本名在意义上没有一定的联系。而是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或者用来表明生长、居住的地方，或者表示个人的志趣或作特殊的纪念。李白是四川绵州彰明 县青龙乡人——即四川江油青莲乡人（至少是在那里长大的），所以自号“青莲居士”。秦少游（秦砚）是徐州人，徐州东至海而南及淮，所以自称“淮海居士”。苏轼被贬官为黄州团 练副使，在黄州的东坡上筑室而居，因此号“东坡居士”。唐代白居易在洛阳龙门山之东的香山，建筑石楼一座，自号“香山居士”。晋代葛洪希望自已抱朴守真，不为物欲所诱惑而自号“抱朴子”。宋代欧阳修以“家藏一万卷书，集录夏商周三代以来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一壶酒盛……以吾一老翁”这六个“一”而自豪，晚年自称“六一居士”。明代书画家唐寅，宇伯虎（寅属虎，伯表示老大，由此可见名和宇的关系）号“六如居士。因为．佛教把人世间的一切本钧都比喻为梦、幻、泡、影、露、电，坎坷一生的唐伯虎——他并非象《三笑》中“点秋香”那么风流自在——大有宋代诗人范成大所说的“万事唯堪六如砚”的意味。而宋代的陆游，就是彼人讥讽为放浪不羁．，千跪自号“放翁”，以表示对讥讽者的轻蔑。 （载1999·6·15《重庆政协报》）        九、籍贯、官职、排行和称呼 ——再谈古人的别号 《周礼·春官》说“号，谓尊其名，更为美称焉”，所以古人以称别号表示对人的尊敬。后来更有人认为，称呼别号都还不足以表达自己对他人——尤其是前人的敬重，于是就称他人的籍贯或官职。     籍贯，是一个人的祖籍或出生的地方。比如唐代的韩愈，是河北昌黎人，就尊称他为“韩昌黎”，他的诗文集也叫《昌黎先生集》。宋代王安石、明代汤显祖都是江西临川人，人称王安石为“王临川”，把汤显祖的四部传奇剧本《紫权记》、《还魂记》（即《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合称为《临川四梦》。     称官职的如唐代的王维当过右丞相，杜甫作过工部员外郎，他们就分别被称为“王右 丞”、“杜工部”。这个习俗，大概也留传到了今天，如称xx长，x书记之类的吧。     还有不以官职称呼，而以做官的地点相称呼的，也表示对人的敬重。如南北朝时的陆机、陆云两弟兄．哥哥陆机曾为平原御史，人称为“平原”，弟弟陆云曾任清河内史，就称为“清河”。唐代的书应物当过苏州刺史，柳宗元作过柳州刺史，人们便称呼他们为“韦苏州”、“柳柳州”了。     另外，在唐代的诗文中，常以排行相称和排行加官职连称。例如元稹排行第九，故称为 “元九”，白居易排行二十二——这都是按照同曾祖兄弟的长幼次序来排列的，并不是同父所生的弟兄——人称为“白二十二”。白居易有《与元九书》（给元稹的信），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就是在这封信里提出来的。李绅排行为二十，白居易有《戏对元九李二十》的诗。杜甫的好友郑虔排行十八，官为司户，所以杜甫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的诗，这是排行加官职合称的例子。称人的排行，常是相识的平辈、好友之间的昵称，以表示亲热，亲近，一般人是不能乱用的，否则就不尊重了。 古人多了一个别号、敬称，等于又多了一个名字，这的确给后人在阅读和记忆上带来麻烦。可是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就会在阅读上造成障碍的。 （载1999·6·22《重庆政协报》）   十、死后得到的名字 ——古人的谥号     古代的帝王、诸侯、卿相、大夫死后，由朝廷根据他们生前的事迹、行为，给予一个称号，就叫做谥号。谥号也就是对死者一生的评价，但并非人人都能享有的。 上古无谥。殷代的帝王死后也是直呼其名，如殷帝祖庚、帝．甲、帝乙等等。只有帝辛．因其残义损善，所以“天下谓之纣”，这就如同把夏代最末一个君主帝履癸呼为“桀”——“贼人多杀”一样。“桀”与“纣”可以说是谥号的起始。西周时期，为了避免人们在悼哭死者时呼唤死者的名字，就用一个别称沫代替死者的称呼，于是创立了谥号。因为谥是后人所取的，秦始皇认为“子议父、臣议君”不成体统，于是废弃谥号不用，到汉初才得以恢复，直至清代。   谥号是按谥法标准给予的。帝王的谥号通常是一个字，如周王昌谥为“文”，称为“周文王”，周王发谥为“武”，称为“周武王”。汉刘邦谥为“高”，人称“高皇帝”。用作谥号的文字，被人赋予了特定的褒贬意义。比如“宣”表示，“圣善闻周”，号称中兴贤王的周王静就被谥为“周宣王”。“辟土服远”称为“桓”，春秋五霸之一的齐侯小白．就被谥为齐桓公。“昏暗不明”表示“幽”，宠褒姒，烽火戏诸侯的周王宫瑆就被谥为“周幽王”。“好内远礼”叫“炀”，荒淫不仁的杨广就被人称作“隋炀帝”。早年夭折叫“殇”，汉代的刘隆和唐代的李重茂，当皇帝不到一年就早逝了，所以分别谥为“汉殇帝”、“唐殇宗”。也由于谥号的文字是一些固定的字，所以常常能见到谥号相同的诸侯和帝王，如齐桓公、蔡桓公、陈桓公、曹桓公、汉桓帝，秦孝公、齐孝公、鲁孝公、宋孝宗、明孝宗等等。      大臣的谥号，一般以两字的居多。蜀汉诸葛亮谥为“忠武”，南宋岳飞谥为“武穆”， “武”是表彰他们的威强，“忠”和“穆”是表彰他们的忠贞和德行。唐代的韩愈，学贯六经百家，文笔雄健，是后世古文家的榜样，死后谥为“文”，称“韩文公”。北宋包拯，执法严峻，死后谥为“孝肃”，称“包孝肃公”。明代左光斗，刚直敢言，坚毅不屈，被谥为“忠毅”。     按周代制度，下大夫以下的职官不能向朝廷申请谥号，于是又出现了一种不经朝廷认可 的“私谥”，就是一些有名望的人物或著名的学者，由他们的亲族门生和旧时的属吏来立谥。如战国时著名贫士黔娄被谥为“康”，东汉大学者陈寔（shi）死后，“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晋代的陶渊明，被南朝的文士颜延之谥为“靖节徵士”（ 徵士，指不按受朝廷征聘的士人）。 一个人有了谥号，等于多了一个别名，如展禽被称为“柳下惠”（柳下是住地，惠是谥）陶渊明被称为“陶靖节”．表示后人对他们的尊重。由于谥号要经皇帝批准，常有虚伪不实的情况。使后汉倾颓的汉帝刘志，被谥为“辞土服远”的“桓”，为“汉桓帝”，就是明显的“假打”或讽刺。 （载1999·7·9《重庆政协报》）     十一、帝号和庙号——   古代帝王的称号（上） 古代帝王的称号很多，也很特殊，有帝号、庙号、尊号、陵号、年号等等。这些称号，虽然不是姓名，但在史书和古文古诗词中，常以这些称号来代指他们，所以也值得一谈。     帝号。上古时候，有伏羲、神农、轩辕三皇，有少昊．颛頊(zhu0n x6）、高辛、唐尧，虞舜五帝。夏、商、周三代时，夏和商的天子也称作帝，周王发自认为德薄不如五帝，所以“贬帝号，号为王”，葬其父为“文王”而自称为“武王”。秦王嬴政统天下以后，自以为功高空前，集上古三皇五帝的称号于一身，称为“皇帝”。自此以后，各朝的天子都称为“皇帝”了。皇帝就是帝号，当皇帝就叫“即皇帝位”。继承皇位就叫“袭（帝）号”。对于在位的皇帝，书面上一般称为“皇帝”、“上”、“今上”，口头上可称为“皇帝”、“万岁”、“陛下”。刚刚去世，还未安葬的皇帝叫“大行皇帝”（就是说他远行走了）。“大行皇帝”是所有去世皇帝的临时称号，直到他的谥号决定以后，就用谥号来称呼他，不再叫“大行皇帝”了。如刘恒死后，谥为“文”．称为“汉文帝”。     庙号。庙，是旧是供奉祭祀祖宗的屋舍。帝王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并追以某“祖”，某“宗”的名号，这个名号就是庙号。庙号是从殷商时代开始的，如殷帝大戊称中宗．武丁称为高宗。从汉代起，每个朝代的第一个皇帝一般称为“祖”（太祖、高祖、世祖等），其后的皇帝称为“宗”。如汉高帝刘邦的庙号是“太祖”，汉文帝刘恒的庙号是“太宗”，汉武帝刘彻的庙号是“世宗”。某朝代的第二个皇帝也有称祖的，明代就有“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的两个祖庙，这是由于明代的特定历史、特殊原因所造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汉代，并不是每个皇帝都能有庙号的。因为“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史记·孝景本纪》），要有功有德才能称祖称宗。但后来的皇帝要溢美先人，就管不了那些规定，南北朝时代的皇帝，称“宗”已是不加节制，到唐朝以后，就更是无帝不“宗”了。 庙号和谥号连称时，庙号在前，谥号在后，汉高祖就称为“太祖高皇帝”，汉文帝就是“太宗孝文皇帝”，汉武帝就是“世宗孝武皇帝”——在汉代，从汉惠帝以后的皇帝一律加一个“孝”字，也算受谥号的一部分。 （载1999·7·13《重庆政协报》）                                               十二、尊号、陵号、年号 ——古代帝王的称号（下） 尊号，始于唐武后时期，是皇帝在世时所获得的尊称。例知武则天受尊号为“天册金 乾大圣皇帝”，唐玄宗受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宋太祖受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对于同一个皇帝，可以上好几次尊号，其实都是阿谀奉承的谥美之词。 尊号也没有字数的限制，如贪生怕死的明世宗朱厚熜（cong，嘉靖皇帝），在骄奢淫逸之余，还沉溺于左道仙术，为了强调他作为一国之主的特殊地位，也为了表达臣下对他的敬畏服从， 他的尊号是“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九天宏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盛玄应开化付魔忠孝皇帝太上大罗天仙极长生圣智昭灵钾切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长达85字。 不仅皇帝可以受尊号，皇太后一也可以受尊号（又叫“徵号”）。清代慈禧太后的尊号是16个字：“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也有给死皇帝上尊号的，唐高宗死去70多年以后，还受尊号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这种尊号，实际上也就是谥号了。皇帝的尊号，原是臣下用来称呼皇帝的，由于唐朝以后的皇帝谥号加长了，不便称呼，所以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神宗、元英宗等。    陵号。陵的本义是土山，后来指帝王的坟墓。郦道元《水经注·渭水》说：“秦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汉以后的帝墓才叫陵。给已死的皇帝的坟墓所取的尊号就是陵号。有名的如汉代的五陵：葬汉高帝的长陵、葬汉惠帝的安陵、葬汉景帝的阳、葬汉武帝的茂陵、葬汉昭帝的平陵。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茂度刘都秋风客”，便是以陵号代指汉武帝刘彻。现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乐游原，本名杜原，因汉宣帝在此筑陵，改名杜陵。唐代杜甫在此居住．因而自号“杜陵布衣”。 年号，是封建帝王纪年的名号，始于汉武帝刘彻。刘彻把当皇帝的第一年（公元前140年）称为建元元年，第二年称为建元二年。这“建元“说是他的年号。新直帝即位必须改变年号，称为“改元”。同一个皇帝在位时也可以改元，如汉武帝就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符、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等11个年号。宋仁宗也有“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等9个年号。年号一般为2字，也有用4字的如武则天用的“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等年号。宋代也有“大平兴国”、“大中祥符”等等。至于同一个皇帝为什么改元，凭什么标准改元，虽然他们可以说出一些道理．实际并无多大理由，几乎可说是随心所欲而已。明清两代的皇帝都不改元，因而完全可用年号来称呼他们，如称明武宗为正德皇帝，明世宗为嘉靖皇帝，明毅宗为崇桢皇帝；称清高宗方乾隆皇帝、清德宗为光绪皇帝等。对皇帝称谥号、庙号或年号的选择，都是因后人的方便而已。 （载1999·7·16《重庆政协报》）     十三、孟姜女并不姓孟 ——古代女子的姓字 看题目可能有点奇怪，那著名的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居然不姓孟吗？ 是的，要问为什么，说来就有些话长了。     上古时代，姓是为了区别婚姻的，同姓者不能通婚。因此，贵族女子的姓比名更重要，未嫁的女子往往有姓无名。如果说封建社会的被统治阶级，在名字上表现得“贫穷”的话，同时代女子的名字就“一贫如洗”了。由于古代女子要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统治下，女名不能出闺门，唯有涉及婚稼时才能让对方知道。出嫁后的女子，夫家对她的闺名也秘而不宣。因此，古代女子的名字，也就显得可有可无，无足轻重了。     古代女子又怎样称呼呢？     周代贵族女子15岁举行“笄礼”，表示成人，也取字。女子的字前面加姓，姓前面加排行，字的后面加上“女”或“母”表示性别，这就构成了女子姓字的全称。如“孟妊东母” ——孟是排行，老大；妊是姓；字东，女性。有的也省去性别，如“季姬牙”——季是排行，老四；姬姓；字牙。有的省去排行，如“姬原母”——姬姓，字原，女性。有的省去了字，如那位著名的“孟姜女”——排行老大，姜姓，女性。孟姜女岂只不姓孟，而且连名字都没有， “姜家大女子”就是她的全称。所以，嫁给范祀梁后，人们又称她作“祀梁妻”，如此而已！     女子出嫁以后，如果要加以区别，就在姓的前面加上她娘家的国名或氏。例如“齐姜”就表示由齐国嫁来的姜姓女子。如果是嫁给别国的国君，就在她的姓前面加上她丈夫所受封的国名。嫁给别国的卿、大夫的，就在女子的姓前面加上丈夫的氏或封邑。如姬姓的女子嫁给赵国上卿为妻，就称为“赵姬”。女子死后，在姓的前面加上丈夫或本人的谥号，如郑武公的妻子郑姜死后，就称为“武姜”。     此外，也有在姓前加上指向的。如住在东边的施家女子，称东施；住西边的施家女子，就叫西施。也有在姓后加上性别字的，如寿母、帛女。也有在姓前加排行的，如叔嬴、叔姬（嬴姓、姬姓的三女子）。更多的情况是．在女子的姓后面加上氏，如武姜称“姜氏”，骊姬称’“姬氏”。出嫁后的女子，以姓氏当名，再加上夫姓，这就是她的名字，直到近代还有张民女子嫁到陈家的陈张氏，李家女子嫁到王家的王李氏。在重庆俏皮话中的“姜何氏”、“张花氏”、“梅窦氏”便是这种古代遗风的产物。 在女名方面位得一提的是，唐代女子多称“娘”。杜甫名诗《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就是看一个姓公孙、排行老大的女子舞剑，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把她认为是姓公孙的老大娘，就成笑谈了。      （载1999·7·20《重庆政协报》）   十四、人为制造的混乱 ——古人的避讳 避讳，就是古人在言谈和书写的时候，要回避君主和尊长的名字，以表示尊敬。《礼记 ·曲礼上》说：“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可见古代是非常重视避讳的。避讳分为两种：百姓都要避君主的讳．文人都要避孔子的讳，这叫“公讳”；为人子要避祖、父的讳，这叫“私讳”。不避私讳，是忤逆不李的行为，不避进公讳，就有更大的危险。清代的王锡侯写了一部《字贯》，以纠正《康熙字典》中的谬误，这本来就惹得清朝统治者不愉快，因为书中有些地方没有避讳，竟至被抄杀满门。     需要避讳的字叫避讳字。     常用的避讳方法有4种。     一是用近义字代替避讳宇。例如秦庄襄王名子楚，楚国也因此改称为“荆”。汉高祖叫刘邦，战国时代的“相邦”在汉代就改称“相国”。唐太宗叫李世民，柳宗元《捕蛇者说》就把“民风”写作“人风”。唐玄宗叫李隆基，隆州就改名阆中，隆山郡被改称仁寿郡。     二是用同音字、音近字代替避讳字。如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叫李虎，唐朝时苏州的虎丘 也被改作“武丘”。     三是不说出避讳字，人名中有避讳字的只称其表字。如《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沛 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就不提他的名（邦）。齐高帝叫萧道成，薛道渊也只好叫 薛渊了。     四是缺绝，这是唐代开始使用的方法。如为避李世民的讳，“世”字就少写最后一竖折中的横。宋太祖叫赵匡胤、雍正皇帝叫胤禛，“胤”字就不能写最后一绝的竖弯钩。     上古不讳“嫌名”，即不回避同音宝和音近字。如汉和帝叫刘肇，但京城的地方官仍称 “京兆尹”。三国以后开始避嫌名，此后是此风益长。隋文帝的父亲名忠，把“中书”的官名改作叫“内史”，五代时吴越王钱鏐(liu)，就把石榴改称“金樱”。宋仁宗叫赵祯，连《水浒》中武大郎卖的蒸饼（馒头）也只能叫炊饼。     此外，文人要进家讳。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他就把汉文帝时的宦官赵谈改写作赵 同，愈思是和他父亲的名相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父亲叫范泰，他把《郑秦传》、《郭秦传》都写作《郑太传》、《郭太传》。王安石的父亲名益，他偏的《字说》一书就不收“益”“字。苏轼的祖父名序，苏询文章改“序”作“引”，苏轼则改“序”作“叙”。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李贺竟此连参加进士科考试的资格都被取消。 由于避讳，改变了别人的名字，改变了地名和官职名称等等，造成了后人阅读古籍古书的障碍，也人为地制造了使人难以理解的文宇混乱，实在是古代的一种恶习。  （载1999·8·3《重庆政协报》）     十五、名字与社会的变迁 ——命名风格和历史演进     古代的人名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里，有着不同的命名风格，体现了不同的主题意义，也就构成了不同时期的历史内容。     殷商时代，用以记年的天干地支已开始形成——事实上，在夏代末已有了雏形，作为一种“时髦”，商代的31个君主，除开国的汤以外，其余的30个君主都以天干命名，如大甲、祖乙、外丙、大丁、大戊、雍己、盘庚、帝辛、（纣王）、外壬等，只没有“癸”字，是不是因为夏代最末一个君主桀的名叫履癸而避开了呢？侍考。30个君主中，为了区别，在名前又加上大、小等字样，如大丁、中丁、小辛、小乙等。     周秦时期，人的名和字或单用天干，或以干支相配。如秦将白丙，字乙，人称“白乙丙”；壬夫，字子辛；石癸，字甲父等，同时也为后代男子以“子”、“父”为名的总称开了先河。     汉代及汉代以降，人的名和字常用尊老的字样如“公”、“伯”以及新兴的美辞：卿、君、侯、郎、士、孔、大、巨、受、灵、玄、叔、德、惠、孝、慈等。例如周公瑾、张元伯、孙郎、边孝先、张典德、刘玄德、诸葛孔明、太史慈等等。     魏晋时期，人们的“宇”常是在名的前后加一个词或者稍作变化。如谢安，字安石；元恭字显恭，郭显字季显，苏绰字令绰，杨达字士达，颜廷之宇廷年。     魏晋六朝时，两个字的名盛行，更盛行在第二个字用“之”字，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名仿佛兄弟。此外还有孔遥之、孔琳之、褚秀之、褚淡之、刘虑之、祖冲之、司马让之等等。称人的小名常加“阿”字，如，操小名阿瞒，周谟小名阿奴等。     唐代和唐代以降，人的“字”又常用一宇（不象三国时人的名为一个字，“字”为两个字），如房玄龄，字乔；邢德弼，字辅。此外，又有了一些新兴的美辞如己、予、臣等。例如冯正中字廷己，钱截字子予、裴贽字敬臣等。     五代的人名多“彦”字，如王彦章、刘彦瑶、史彦超、姚彦晖等。宋代的名字多老态，如胡唐老、赵学老、徐荣叟、汤辛叟、家坤翁、陆放翁。同时也出现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排序辈的人名，如大理学家朱熹的名从火，他父亲朱松从木，他儿子朱塾拉从土、孙子朱鉴从金、曾孙朱潜从水等。    大约从北宋开始、形成了按字辈取名的“世代排名制”，凡同姓同宗同辈者，都用一个固定的宇或偏旁取名，不同的辈分使用不同的字或偏旁，世代相传。例如孔予家族和曾子家族都使用相同的50个宇来排列世代——希官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纪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教安定、髦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这种以“字辈”取名的情况，一直廷续至今。 （载1999·8·10《重庆政协报》）      十六、富贵吉祥与闺阁香艳 ——古人取名趣谈（上） 姓名的形式是语官材料的组合，组成中国古代汉民族人名的语言材料是汉字。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字都有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意义。用汉字来取人名，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受汉字字义的影响。从古至今的长辈给后辈取名，郁希望挑选一些具有褒扬意义的字。这也是一种社会习俗和自然的心态。     古代男子的取名，除了我们经谈过的历史变迁之外，不变的有一点，那就是希冀美好。因此，古代男子的取名，多选取，富贵吉祥、英武博大的字词。例如《水浒》中的朱富、唐代的薛仁贵，宋代的赵佶、文天祥、张孝祥等。表示抱负的唐代的李白、宋代的包拯、吕蒙正，表示博大的如宋代的周必大、杨万里、岳鹏举（岳飞）；愿长生不老的如唐代的李龟年 （龟是长寿的吉祥物，不似今天含贬义）、陆龟蒙、王昌龄。此外一些勇住刚毅的事物和字词，如山海鼎彝、龙虎彪豹，美好的如圭璋瑾瑜，都是古代男子甚至今天男子选择的字样。     古人取名，还可以有表达承先启后、继业兴宗、亲爱亲和的语义词语——     承先的如绍祖、维祖、孝先、敬祖；     启后的如广嗣、廷嗣、裕孙、蕃孙；     继业的如绍箕、绍裘、绳武、克武；     兴宗的如显祖、亮祖、光宗、廷族；     亲爱的如怀祖、念祖、怡孙、悦孙。     具体的例子，如三国刘先，字始宗；刘兆，字近世；滕胤，子承嗣；陆胤，字敬宗；陶谦，字恭祖。晋代的王弼，字辅嗣；后唐的马胤孙，字庆先。后魏卢度世的孙子卢道将，字祖业；卢道虔，字宁祖；卢道皮，字庆祖。宋代钱端祖的孙子名叫象祖。明代有大戏剧家汤显祖。清代袁枚的孙子就名叫祖先，等等。     女子取名，所选用的字又多是以下八类：     女姓字如娘、女、姐、姑、姬、婷、娜；     花乌字如花、华、英、梅、桃、莲、凤、燕；     闺物字如秀、阁、钗、钏、纨、香、黛；     粉艳宇如美、丽、倩、素、青、翠； 柔景宇如月、泪、媚、波、云、雪、雯、春； 珍宝宇如玉、璟、珊、琼、瑛；     柔情字如爱、惠、喜、怡；     女德字如贞、淑、娴、静、巧、慧等等。 具体例子如吕四娘、红拂女、尤三姐、蔡文姐、薛宝钗、王宝钏、李纨、林黛玉、史湘云、晴雯、贾元春、贾探春、妙玉、朱淑贞、白素贞等等等等。这个现象，至今还犹有保存，大概是可以体现出女子阴柔美的原故吧。 （载1999·8·17《重庆政协报》）   十七、丑名与数字 ——古人取名趣谈（下） 古人认为，用低贱的事物给孩子命名，孩子容易长大，所以古人不避恶名、丑名。春秋时期，韩国有公子名虮虱，卫国有史狗，陈国的右丞（宰）就名“丑”。此外，还有名叫石恶，韩不信，魏无知的人。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最初就名叫犬子，辽圣宗第五个儿子名叫狗儿，金世宗的儿子名叫石狗儿。辽金时代，还有名叫驴类、瘸驴、丑驴的。如今北方有小名叫狗剩，四川有人小名叫黄狗的，大体是这个习俗的遗风。 人体的各个器官，也可以用来取作人名。周武王弟弟的儿子叫太伯脾，成公名叫黑臀。在《庄子》和《史记》中，我们还可以肴到叫作祝肾、栗腹、孟皮、重耳、雍齿、姜子牙等人名。 元代规定没有官职的庶民不准取名，于是用数字命名的情况就出现了——  一种是以生辰命名。例如九月初三出生的人就取名“九三”，十月五日出生的人就名叫“十五”； 一种是以父母年龄的和命名。例如丈夫二十四岁、妻子二十二岁，生下的孩子就取其和数叫“四十六”；如果丈夫二十三岁，妻子二十二岁，生下来的孩子就叫“五九”（五九四十五，用乘积表示和数）。明太祖朱元璋的五世祖名叫“仲八”，，祖父名叫“四九”，祖父的名叫‘“初一”，父亲的名叫“五四”，整整四代人都没有正规名字，难怪朱元璋在这民族的重压下要起兵造反呵！同样的，明代的开国功臣、后封升平王的常遇春，其曾祖父名呵“四 三”，祖父名叫“重五”（五十五），父亲名叫“六六”。朱元璋手下的大将汤和，其祖父名叫“五一”，祖父名叫“六一，父亲名叫“七一”，更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 在宋、元及清代的平民中，以排行次第为名的也不少，如《水浒》中的痞子、卖刀的牛二，以及石碣村打鱼为生的英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都是这一历史的产物。我们今天口头中惯用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也可以说是这一历史的积淀。 至于女子，更难有名，唐代女子多称“娘”，前面加上数目排行就成了她们的名。如俞樾的《春在堂随笔》中所开列的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的女名就有：徐十一娘、吕三娘、陈开一娘、梁十一娘、郑大娘、高二娘、许三娘、宋十四娘、徐十二一娘．、朱十二娘、施十一娘、吴卅娘等30多个。 （载1999·8·24《重庆政协报》） 十八、单名与复名 ——人名字数的交错 中国上古时代的人名，以单名为多，即是除姓氏外，人名只有一个汉字。如夏代的禹、启，殷代的汤，周代的昌、发、旦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和秦代。这时的单名虽多，但也并无专门的规定．如秦王名嬴政，他的丞相叫吕不韦；赵国大将单名廉颇，上卿蔺相如却是复名。     西汉时期，复名渐多，如有名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贤相桑弘羊，大将李广利等。     王莽在辅佐汉朝时，笃信周礼，标榜复古，严禁复名，甚至以复名为耻。他的长孙王宗，自己绘制了一幅身穿天子衣冠的肖像，刻了三颗铜印，并与其舅合谋．企图墓夺已夺取汉朝、建立新朝的祖父王莽的龙位。事情败露以后，王宗自杀，他原来已经改成单名的双名也被恢复，以示罪谴。因为王莽的复古和提倡，整个东汉时期的人名大多数是单名，我们试看《后汉书》、《三国志》的人名中，单名就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魏晋南北朝以后，骈文盛行，人们常在单名的后面加上一个“之”字，也就构成了复名。据萧遥天著的《中国人名的研究》，引魏晋南北朝时琅琊王氏第六代到第十代的人名中，就有王晏之、王允之、王羲之、王颐之、王胡之、王耆之、王羡之、王彭之、王彪之、王翘之、王玄之、王凝之、王徽之、王超之、王献之等数十人。同时，由于佛教的盛行．不少人用僧、智、道、玄等字取名．也就出现了如王僧辩、郦道元、王玄谟、谢道韫等复名。     到了唐代，两个字的复名渐渐多了起来，可谓举不胜举，如书应物、刘禹锡、王昌龄、孟浩然、白居易、李商隐、贺知章、李适之等等等等。自唐以降的宋、明时代，复名渐多，单名也有，俱悉听自便。元代不允许庶民取名，前有所述，兹不赞言。 清朝以后，复名渐多于单名，直至民国及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只有清代中叶至清未，满族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名宇的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以至维护“满州旧道”的清统治者，竟下令满族人禁止效仿汉人用三字名。乾隆直帝认为“满族人取三字为名（满语即三个音节），除有满语意思易于理解外，与汉人无异，这是不成体统的，决不可行。”因此．他多次令八旗满州、蒙古官员改名。如命令广明福改为明福，章宝珠改为宝珠等。 （载1999·8·31《重庆政协报》）               十九、单姓和复姓 ——古代姓氏的变化 古人的姓氏中，一个宇的姓习称单姓，两个字的姓习称复姓。据东汉末年应邵撰写的《风俗通义·姓氏篇》的收录，共计姓氏500个左右，其中有复姓160个，约占总数的33%。北宋时代编写的《百家姓》，在收录到的约为500个姓氏中，复姓只有60个，约占总数的12%。要而言之，中国古代汉族的姓氏，单姓多于复姓。     常见的复姓，有以职官为姓氏的司空、司寇、司马、司徒；有以爵位为姓氏的公孙；有以居住方位为姓氏的东郭、东门、东方、西门；有以搬迁顺序为姓氏的第五；有以长幼顺序排列的如长孙。此外——     有以祖父的字为姓氏的。皇甫，源出子姓。其分文公子充石字皇父，他的子孙就以“皇父”为姓，西汉时改为皇甫。有代史李家皇甫谥，唐代文学家皇甫湜。     有以封邑为姓的。令狐，源出魏氏。春秋时晋国魏颗的封邑在令狐（山西临绮县西），其后代以封邑为姓。唐代有丞相令狐楚等。羊舌，源出姬姓，春秋时晋靖侯公子伯侨有孙子名突，晋献公时封于羊舌（山西洪洞、沁县一带），子孙就姓了羊舌。     有以事变因果为姓的。如鲜于，商代箕子不属仕周，出走辽东，建立朝鲜国。其子孙仲，有封地在于，合姓为鲜于。东汉时有度辽将军鲜于辅。夏侯，厚是夏禹后裔，逃于鲁，因其祖先在周初封过侯，故姓夏侯。三国有名将夏侯渊。诸葛，葛伯的后裔迁于山东诸城，称为诸葛氏。诸葛亮就是其杰出代表。     有以外号为姓的。鲁国大夫少正卯，与孔子的主张相反，是个出名人物，人称“闻人”，其后代就以闻人为姓。     有自称的。春秋时，越王的儿子无缰（强）其次子占据乌程欧余山（渐江吴兴县内）的南面，因山南为阳，自称欧阳氏。     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以部落为姓的。如匈奴族的呼延部落、鲜卑族的万俟部落、慕容部落、宇文部落、尉迟部落等，其后人都以部落为姓，复姓呼廷、万俟侠、慕容、宇文、 尉迟等。 因为汉族以单姓为主，不少复胜者也改作单放。如欧阳改姓欧、胜阳；尉迟改姓尉、姓迟；慕容改姓慕、姓容。至于姓欧或姓阳，姓尉或姓迟、姓慕或娃容，有人以为：嫡出之子姓复姓的前一字，庶出之子姓复姓的后一字。是否如此，待考。 也有的复姓作了简化，如闻人简化为姓闻，羊舌筒化为姓羊，司寇简化为姓寇。但夏姓者源出夏禹之后，与夏侯不是一家。姓马者是马服君赵奢的后代，与司马无干。姓文的也不同于姓宇文的，这都组区别对待。 （载1999·9·10《重庆政协报》）               二十、值得注意的读音 ——古人姓氏读音辩正 有的姓氏，其读音与常用字词有着不同的地方。又由于古今读音的变迁，各地地域的不同，读音也有差别。在结束我们这个《中国古代姓名漫谈》的时候，我们还应当向读者提出这一点：有的姓氏的读音，位得注意和辩正。 种．姓ch6ng,读如崇，不读zhong，不能读作植物种子的种。种本胜仲，秦汉时因避难改姓为种。《水浒》中有老种经略相公、小种经略相公。 句，读gou，古时句、勾相通。春秋时有越王勾践《国语》中写作为“句践栖会稽”就是一例。 区．作为姓氏读作6u．不一读作区别的“区”qu，孔颖达注疏《左传》说，“区，匿也”。 大约是欧姓避祸乱而改欧为区的。     解．姓氏读作xie，读如谢，不读作解放的解。《水浒》中有解珍、解宝兄弟。     燕，姓氏读作yan，读如烟，不读燕子的燕。     仇，姓氏读作qiu，读如求，不读仇恨的仇。明代有大画家仇英。、     查，姓氏读作zha，读如渣，不读检查的查。明末有史学家查伊潢，清代有画家查士标，诗人查慎行。     卜，姓氏读作bu，占卜的卜。     尉迟，读作yu chi，尉在姓氏中不作太尉的尉     长孙，长，姓氏读zhang，源于排行，长幼尊卑的长，不读作长短的长。     万俟，来自鲜卑族的姓氏，读作，mo qi，不能读作一万两万的万，也与表示等待的“俟”有所不同。     费，有两种读法。源出于嬴姓的后代读fei，即浪费的费，源出于姬姓的读bi，闭门的闭。     乐，也有两种读音。原籍是北方的乐姓人，读作yue，音乐的乐；原籍是南方的读1e，快乐的乐。     覃，有两种读音。原籍是中原的覃姓人读作tan，谈话的谈；原籍是两广的覃姓人读作 Qin，读如秦。     华，作姓氏时候读如化，不读作中华的华。     古代还有字不同而姓同音同的姓氏。如苟，读作gou，能够的够的读音；但又读作尊敬的敬。因为苟姓人本姓敬，因五代十国时，回避后晋高祖石敬塘的讳，把敬姓改作苟、文两个姓。所以，苟，敬原是同姓，所以同音。由于历史的衍变，苟姓者也不复姓敬而姓苟（gou）的，也只得听其自便了。 古代姓氏的读音拼正．远远不止于此。这里只作为一个简单介绍，以提醒提醒而已。 （全文完） （载1999·9·14《重庆政协报》）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漫谈 二、             七颗光明闪耀的星星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杜会的国家之一。大约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开始了原始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要求有准确的农事季节，这就要求指导农业生产的民族领袖们制定历法。制定历法就必须对天象进行十分勒劳精详的观测，这就促进了古代天文知识的发展。     据明朝末年的大举者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话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     “七月流火”就是说大火星（心宿）向西偏流，秋天已经到了；“三星在天”是指心宿中的三颗星到黄昏时升起在东方，已经是春三月的时间了。“月离于毕”，“离”就是丽，附若的意思。这一句是说，月亮运行到西方毕宿的附近，大雨即将来临了。“龙尾伏辰”，是指初一的那天。     古人的天文知识竟然是这样的普及！连农人和士卒，妇女与儿童都能随口说出，这实在大令人惊叹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的天文知识比今天更进步，更发展。大约在夏商周三代以前，人们还没有什么书籍可供学习，只有天空这一本大书，繁星闪烁，排列有序，运行有常，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了。     在天空这本大书中，最能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每天都在升起和降落的大阳、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古人把这七颗光明闪耀的星星，合起来称为“七政”，又叫“七曜”，也就是光明照耀的意思。     金星，古人又叫明星，因为它比天上的其它星星都亮。《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中的“子兴视夜，明里有灿”，《陈风·东门之杨》中的“昏以为期，明星煌煌”，都是指的金星。又因为它的光色很白，亮度特强，又叫太白星。金星在黎明时出现在东方，所以也叫启明星。黄昏时的全里出现在西方，所以又叫长庚星。《诗经·小雅·大东》中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其实是错把金星当作两颗星了。吴承恩的《西游记》把大白星，唤作长庚老头，是符合实际的。 木星，古人称为岁星，简称“岁”。岁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经过一个特定的星空区域，就根据它来纪年，这个方法就叫“岁星纪年法”。岁星每运行一个星空区域，就叫一年或一岁。 水星．古人又叫辰里；火星，又叫荧惑；土！又叫镇星或填星。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古书中的“水”，往住不是指的水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定星（室宿），如（左传·庄公29年》“水昏正而栽’。“火“也往往不是指的火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大火（心宿），前面所说的“七月流火”就是这样的。 古人把太阳星、太阴星（月亮）也当作如同金木水火土五星一样的行星，所以合称“七政”。“七曜”在天空中不停地运行，就象钟表上不停运转的指针一样，可以用来指示时间了。 （载2000·4·14《重庆政协报》） 二、天空上面的刻底盘 ——四象和二十八宿 只有指针而没有刻度盘的钟表，是无法准确地表示时间的。我们已经把不停运行的“七政”比作钟表上不停运行的指针，它的刘度盘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天上的恒星。我们的古人觉得恒星相互之间的位置是恒久不变的，就利用它们做标志来说明日、月、五星的运行位置。经过长期的观察，古人先后选择了二十八宿（xiu）来做标准，它们就是天空上面的刻度盘。 二十八宿就是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舍”是宿舍的舍，有停留的意思。对二十八宿的完整记载，当推成书于公元前240年的《吕氏春秋》，以及西汉初期写成的《淮南子）。二十八宿是人为划分的二十八个星区。二十八宿的名称，自西而东排列，有： 东方七宿——角、亢(gang）、氏(di）、房、心、尾、箕， 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方七宿——奎、娄、胃、昴（Mao）、毕、觜（zi）、参(sheng）； 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zhen）。     应该说明的是，二十八宿并不是二十八颗星，而是二十八组由相邻的星星所组成的集体。例如翼宿就有22颗星，奎宿有16颗星，尾宿有9颗星，毕宿、井宿各有8颗星，参宿、星宿各7颗星，斗宿、牛宿、张宿各6颗星，房宿、女宿、鬼宿、箕宿各4颗星…….组成角宿、度宿、室宿、壁宿的星星最少，仅各有两颗。     照说，记忆这满天繁星的名字和位置是很单调的，其实不然。聪慧的古人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在春天里所看到的星空景象，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四种动物：苍龙、朱雀、白虎、玄武（龟蛇），把二十八宿巧妙地组织起来，这就叫“四象”。     东方的角、亢、氏、房、心、尾、箕七宿，合起来成为一条龙，角宿为龙角，亢宿为龙颈，心宿为心脏，尾有为龙尾。东方配为青色，所以称苍龙。     北方的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斗、室、璧三宿构成头尾，牛、女、虚、 危四宿合成身子．组成一个龟形。北方配黑色，所以称为玄武。     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被想象成为虎。觜是虎头．奎是虎尾，其余分别为左右肩股。西方配白色．所以称为白虎。     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彼想象成为雀。柳有是乌嘴，星宿是乌颈，张宿是鸟嗉子，翼宿是鸟的羽翼。南方配赤色，所以称为朱雀。     有趣的是，外国古代人把某些星座想象成为大熊、狮子等动物．这与我国古代的“四象”，真是不谋而合了。     有了“七政“作指针，二十八官作刻度盘，现在，我仰就可以来观看天空这个“大钟”的运行情况和时间说归了。据《吕氏春秋》记载说：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元中，旦危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毕中。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孈中。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璧中，旦轸中。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 这里所说的孟春、仲春……季冬．指正月、二月……十二月。日，是太阳。在，指太阳运行到什么星宿的所在；昏，指黄昏。旦，指天亮的时候。中，中天，指某星宿走到正中的最高位置。这就是说，正月，太阳运行到营宿的位置上了；二月，太阳运行到奎宿的位置上了……十二月，太阳运行到婺女（女宿）的位置上了。太阳这颗“指针”一年十二个月的运行情况，都在二十八宿这个“刻度盘”上显示出来了。 （载2000·4·21《重庆政协报》）     三、古典诗文的描写对象 ——二十八宿在文学中     古人对二十八有是很熟悉的，更何况满天繁里，闪闪烁烁，本身就非常官有诗意。特别是有些里宿，形象奇特，引人注目，自然而然地成了古典诗文的描述对象。无论是经、史，或者是子、集．都有不少的地方涉及到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产生了种种不同的作用和意趣。     有的古典诗文使用二十八宿坐标法，表现天空的景象和天气的特点。如《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月离于毕，俾滂沱夹”，说的是月亮运行到了毕官，正是多雨的时节。苏十冬腊月坡的《前赤壁赋》“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问”，就是说月亮运行在斗宿和牛宿之间。     有的古典诗文用二十八宿来点明时间、地点。如王勃的《滕王阁序》“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用翼宿和轸宿点明滕王阁的位置——荆州。骆宾王的诗《在狱韵蝉》则吟到“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西陆指昴宿．“日行西陆谓之秋”，点明秋天的季节。     有的诗歌则利用二十八宿中的特珠形象、位置、传说，赋予作品以无限的情趣。比如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箕宿，有星四颗，连起来略呈【形，象一个簸箕。想象丰富的古人就唱道：“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诗经·小雅·大东》），这样的簸箕当然是不能用来簸糠的了。又因为箕宿的形象似一个大张的口，古人认为它主口舌，所以《诗经·小雅·巷伯》中说：“哆(chi）兮（张口的样子）哆兮，成是南箕”，用箕宿来比喻进谗言的小人。     有的星宿还有着动人的神话传说，更是后代作家沿用的典故。脍炙人口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固不必说，参宿和心宿的故事也是很有趣的。     传说高辛帝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阏（e）伯，小的叫实沈，二人互不相容，经常动武。高辛帝生气了，把阏伯迁到河南商丘，成为商星（心宿），把实沈迁到山西晋阳，成为晋星（参宿）。所以古人把弟兄不和睦比喻作“参商”，更引申指反亲为仇。如苏武诗“昔日鸳与舟，今为参与商”，就是用的这种引申义。又因为参宿居于西方，商宿（心窗）居于东方，两宿出没互不相见，所以又把亲朋久别不能相途比作“商参’，如杜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有的星宿，按星象家望气占星的说法，有其特定的意义。参宿，因为形状非常雄伟，有命将出师之象，刘禹锡有诗吟道：“北都留守将天兵，出入香街宿禁扃（ji6ng），鼙鼓夜间惊朔旅，旅旗晓动拂参星……”。 井宿临近天河之滨，形象如“井”字，内有天狼、弧矢二星，弧矢为弓箭，而天狼星为野将，“主侵掠”，所以屈原《楚辞·九歌》有“举长矢兮射天狼狡”，苏东坡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也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气势磅礴的词句。 （载2000·4·28《重庆政协报》）       四、天上和地下的对应关系 ——二十八宿和分野 《史记·天官书》说：“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城”，可见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城联系起来看的。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就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给地上的州国，使它们互相对应。说某星是某国的分星，某某星宿是某某州目的分野（成者说某地是某某星宿的分野），这种看法，就是“分野”的概念。     星宿的分野，在汉初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是按春秋时的列国来分配的，具体分配是：     角宿、元宿是郑国（今河南新郑县一带）的分野；氐、房、心三宿是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的分野；尾、箕二宿是燕国（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的分野；斗、牛二宿是越国（今浙一江东部）的分野；女宿是吴国（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分野；应危二宿是齐国（今山东北部和河北东南部）的分野；奎娄二宿是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的分野；胃昴二宿是魏国（今河南北部、陕西东部、山西西部和河北南部等地）的分野；觜参二宿是赵国（今山西北部和中部，河北西部和南部）的分野；井鬼二宿是秦国（今陕西中部、甘肃东部）的分野；柳星张三宿的分野在周天子治下的洛阳一带，翼轸二宿是楚国（今湖北和湖南北部）的分野。 《史记·天官书》则是根据十三州的情况来分比星宿的。角亢氐三属兖(yan）州，房心二宿属豫州，尾箕二宿属幽州，斗宿属江、湖，牛女二宿属扬州，虚危二宿分属青州，室壁二宿分属并(bian)州，奎娄胃三宿分属徐州，昴毕二宿分属翼州，觜参二宿分属益州，井鬼 二宿分属雍州，柳星张三宿属三河（今河南省洛阳市黄河南北一带），翼轸二宿属荆州。 古人建立星宿分野的概念，主要是为了观察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如《论衡·变虚篇》说到“荧惑守心”野时指出，“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这显然是一种迷信。但是古人对于星宿分好野的其体分配情况阮然有了一种传统的了解，那么，古代作家在写到某个地区时连带写到和这个地区相此的星宿，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王勃《膝王阁序》说“星分翼轸”，因为膝王阁正好在翼轸二宿的分野荆州。李白在《蜀道难》中说“扪参历井仰胁息”，参井二宿正好是益州和雍州的分野，是四川、陕西相交的蜀道最艰险的地方。这句诗，固然是说蜀道的“危乎高哉”，高得可以摸着天上的星星，为什么只扪“参”历“井’而不提别的里有，也正是由于“分野”这个天上和地下的对应关系的缘故。 （载2000·5·2《重庆政协报》）   五、天空中的封建王国 ——五宫二十八宿的完整概念 我国古代对恒星的观察是很早的。在（诗经）、（尚书）、（易经）中记录下来的恒星就有五十颗。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有恒星的记载，如（春秋》、（国语》、《尔雅》、《月令》、《楚辞》、《周礼》等。这些著作中新出现的星就有一百四十多颗。在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之前，人们认识的恒星就已经超过了五百颗。     我国古代把恒星或由几个到二十几个恒星所组成的图案叫做星宫。第一个把星宫载入史册的就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天官书》中记下了五百五十八颗星，创造了一个极其生动的司马氏星官体系，莫定了我国星官命名的基础。     司马迁继承了我国早已存在的北斗、四象、二十八宿的星官体系，并进一步义展成为五宫二十八宿的完整体系—司马氏星官体系。在这个新的体系中，他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星官分别划入东宫、南宫、西宫、北宫，并增设了中宫，以统一的体制为全天的星官命名，经过命名的星官组成了一个天上的封建王国。司马迁以他非凡的才智，丰富的想象，浓厚的文学色彩，记述了星宫之间的相对位置，穿插了认星的方法，描绘了一些星宫的外形特征，使满天星斗错落有致龟跃然纸上。     中宫是天上封建王国的政治中心。它以北极星为中央，包括北斗七星所在的拱卫区。北极星称为“太一星”，太一是天神中的至尊，也就是星空封建王国的皇帝。司马迁说“太一常居”，就是说北极星几乎是不动的，有群星拱卫着它。天帝太一的旁边有三星，象司徒、司马、司空三公，后面有成钩曲状的四颗星，象皇帝后官的妃缤，外部环绕的十二颗星，象卫护皇帝的群臣。这样就组成了巍峨的紫宫。     北斗七星，在（诗经》中曾比为舀酒的勺子，在司马氏体系中提高了它的地位，成了天帝乘坐的车子，“斗为帝车”。车子是转动的，汉代《靏(he）冠子》一书中曾记载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它确实有判断季节的功用。     北斗星又有指示星官的作用。“勺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就是司马迁丰富的天象观测经验的总结。     “勺携龙角”，就是顺着斗把的延长线方向，可以找到一颗亮星，就是东方苍龙的龙角，叫大角星，在北极星与开阳星的延长线上，还能找到角宿，这就把东方苍龙七宿所在的东官与中官联系起来了。东官中的心宿，是天帝颁发命令的行政殿堂，大角星是天帝出外巡行时的宫殿，圈绕它的星星，左有法官，右有将军。大角星的两边各有三颗星，成三足鼎的形状，是左摄提，右摄提，合称“摄提“。摄提是北斗斗柄所指的星官，能用它来指示季节，也叫“摄提格”， 摄提辅佐天帝授时节，便有了颁政权威。     “衡殷南斗”，即顺着玉衡前后两星联线方向向南延伸，容易找到形状象斗的斗宿六星，这就是南方七宿所在的南宫。南宫是天上的皇后所在的地方。南方朱雀，人间的皇后是凤，天上的皇后是红色的大鸟，与中官和东宫保持了统一。 “魁枕参首”。把半魁（斗勺）四星两两相联，向背着勺把的方向延长，就是参宿的头，也就找到了西方七宿所在的西宫。西宫是天官的供养处和游猎场。胃宿为天仓、是粮草库．有天库，内截五车星，一车一星，是天帝的车库。西官由西方七宿组成的白虎镇守着。 北宫中有许多星保留了原有的星名，又与中宫统一。北宫中有替天帝赶车的王良五星，旁边还有按马星，“王良御马，车骑满野”。南斗是庙，天帝还有去祭祀，牛宿（牵牛星）就是天帝祭祀时的贡品。 （载2000·5·12《重庆政协报》）   六、一颗假想的星星 ——十二星次和太岁 夜空中缀满了点点繁星，数不胜数，难道还有必要再无中生有的假想一颗星星吗？是的，古人认为很有必要，所以才很想出一颗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星星，这就是“太岁”星。     为什么要假想出一颗“太岁”星呢？     我们的古人．为了说明日月五星的运行和节气的交换，把黄道附近一周天分为十二个等分，这叫做十二个星次，筒称“十二次”。十二次的名称，由西向东分别叫做“星纪、玄枵（xiao）、诹訾(z6u z1）、降（jidng）娄姿、大梁、实沈、鹑（chun）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每次中都有二十八官中的某些星宿作为标志，如“星纪”中有斗、牛两宿，“玄枵”中有女虚危三宿等。但是．十二次是把整个周天等分的，每次的大小相等，与二十八宿的广狭不一不同，所以各次的起止界限不能与宿与宿的分界一致，因此有些星宿是跨属于相邻的两个次的。共体分法是：     星纪次有斗宿牛宿和女宿的一部分；玄枵次有女宿的一部分、虚宿和危宿的一部分；诹訾次有危宿的一部分和室宿、壁宿及奎宿的一部分；降娄次有奎宿的一部分、娄宿和胃宿的一部分；大梁次有胃宿的一部分和昴宿、毕宿的一部分；实沈次有毕宿的一部分和觜宿、参宿、井宿的一部分；鹑首次有井宿的一部分和鬼宿，柳宿的一部分；鹑火次有柳宿的一部分和星宿以及张宿的一部分；鹑尾次有张宿的一部分和翼宿，以及轸宿的一部分；寿星次有轸宿的一部分和角宿、元宿以及氏宿的一部分；大火次有氏宿的一部分和房宿、心宿以及尾宿的一部分；析木次有尾宿的一部分和箕宿，还有斗宿的一部分。     古代创立十二次主要有两个用途。第一是用来指示一年四季太阳所在的位置，以说明节气的变换，例如说太阳在星纪中交冬至，太阳在玄枵次中交大寒等等。第二是用来说明岁星（木星）每年运行所到的位置，并用岁星来纪年，叫做“岁里纪年法”。 可是，岁星的运行方向是由西向东的，和人们所熟悉的十二辰由东向西的方向刚好相反，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因此，古代的天文占星家就很想出一个假岁星—太岁，让它和真岁星背道而驰，这样就和十二辰的方向顺序一致了并用它来纪年，这耽叫“太岁纪年法”。 具体对照是—— 十二次与岁星运行方向（向右）  星 玄 诹 降 大 实 鹑 鹑 鹑 寿 大 析                               纪 枵 訾 娄 梁 沈 首 火 尾 星 火 木        —————————————————————————————————— 十二辰与太岁运行方向（向左）  丑 子 亥 戊 酉 申 未 午 己 辰 卯 寅 当某年岁星在星纪次时，太岁便在析木，析木配寅，这一年便记为“太岁在寅”。第二年岁星在玄枵，太岁便在大火，就记为“太岁在卯”，其余以此类推，十二年一转。 太岁虽然可以为我们的古人用作纪年的方法，可是古人又认为太岁经行的方向是凶方。若要掘动泥土搞兴建，要避开太岁方位，否则就会受灾。汉代的王充在《论衡·难岁》中便引用《移徙法》说“徙抵太岁凶”。就是说搬迁造屋遇着太岁是危险的，太岁在头上是不能动土兴建的。看来汉代的人就已经忌讳太岁了。后人用“太岁头上动土”来比喻触犯强有力的人，自取祸殃的意思，这一颗假想的星星威力还颇大哩！ （载2000·5·19《重庆政协报》）   七、“仰观天象”看些什么 ——古人对天文现象的认识局限     我们阅读古代的小说、演义，常常会肴到书中的人物下知地理，上知天文。“仰观天文” 成了其中有智识谋略者的习惯语言。那么，古人“仰观天文”．究竟看到些什么呢？     让我们试以（三国演义》第一百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见木象魏都督丧胆’中的一段话来看看，便可以窥豹一斑了。     孔明扶病出帐，仰视天文，十分惊慌；入帐谓委维曰： “吾命在旦夕夹！”维日：“丞相何出此言？”“孔明曰：‘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相翰列曜，其光昏暗：天象如此，吾命可知！’”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都以为天上的星星能顶示着自己的命运，这 就有些令人不以为然了。但是，孔明的话，又绝不是信口开河的。我们从司马迁的《史记·天 官书》中可以找出佐证。     司马迁说：“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斗魁中，贵人之牢。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辅星明近，辅臣亲强；斤小，疏弱。”     “三能”就是“三台”。古代的占星家认为，文昌宫为天府，三台星在文昌官内，是大臣之象。据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说，这种星一定要小而明亮才好。若是大而明亮，就是臣下夺了国君的大权；小面不明，是臣下不能称职。这种星若远离北斗而又昏暗，大臣不死也要被削职。谙葛亮是宰相，当然是位列“三台”的大臣，“主星幽隐”，就是“三台”星光昏而弱，他自认为不可能彼后主刘禅削去职务，自然是必死无疑了。     司马迁是若名的历史学家，居然在《史记》中如此郑重其事地写下了那样的文字，这也就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对天文的认识，的确是大有局限了。     事实正是如此。     在先秦两汉以前的上古时代，人们把自然看得很神秘，认为整个宇宙有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就是帝（上帝）。在上古义献中，天和帝常常成为同义词。古人认为各种自然现象也都有一个主持者，并把它们人格化了，还取上名字。如专管刮风的风师叫飞廉，专管行雨的雨师叫屏翳（yi），专甘布云的云师叫丰隆，给太阳赶车的日御叫羲和，给月亮赶车的叫望舒等。 不仅如此，古人还认为，天和人的感情与行为是互相沟通的，共同感应的，人间有的事物天上都有，天上发生交化，人间也一定会有反应。所以《易·击辞上》说：“天垂象，见吉凶。”司马迁把他的天文专著称作《天官书》，就是认为星座有尊卑，象人间的官职有大小，用星座来比附人间的官曹列位，而且还主管着人间的事儿。比如说氐宿是“天根”，主疫病；火革犯守箕宿尾宿，氐宿就`生出芒角，主有战阵之事，杵臼三星不正．主军粮断绝等等。古人把星体的明、暗、薄、蚀等现象称作“星象’，天文术数家枕根据里象来占验人事的吉凶祸福。所谓“上知天文”、“仰观天象”．就是以星象云气来推测人事。这当然是虚妄的．是迷信的。所以司马迁也说“星气之书，多杂乩祥（吉凶）”。占星术后来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也就成了麻痹人民的工具了。 （载2000·5·26《重庆政协报》）   八、阴历并不只是姓阴 ——朔望月与太阳年 古代的人，经常能观察到的天空景象，是太阳的起落和月亮的回缺。太阳的起落，形成 了白昼和黑夜，这昼夜交替的周期，就称为—“日”。经过许多“日”以后，月亮缺了又圆，圆了又缺。这月亮圆缺的周期．就`叫作“月”。因为古人把每月初一叫作“朔”，每月十五叫作“望”，根据月亮盈亏圆缺变化而定的“月”，就`叫“朔望月”。至于“年”的概念，则是根据庄稼成熟的物侯——生长规律而形成的。《说文解字》说“年，谷熟也”。古代的禾谷一年一熟，谷熟一次，就意味若一次寒来暑往，而寒暑又是跟大阳有关的。所以，这个“年”就`叫作“太阳年”。尽管，找们的古人认为，地球是字宙的中心，并不了解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但他们对“年”的概念，却与地球环绕太阳一周的时间正好吻合。     古人把月亮称为“大阴星”，以朔望月为单位的历法叫作阴历；太阳自然是“太阳星”，以太阳年为单位的历法叫作阳历。我国的农历——用以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尽管被人们叫作阴历，其实，这个阴历并不只是姓阴，它也有姓阳的成份，它是阴阳合历——按照朔望算 月，又根据太阳算年的，是朔望月与大阳年的结合体。这种阴阳合历的农历历法规定：平年12个月，有6个大月，各30天；6个小月，各29天，全年合计354天。这个日数少于一个太阳年。而我国关于太阳年的最早记载的《尚书·尧典》说，一年有366日（实际上，地 球绕太阳一周约为365.25日），比12个朔望月的总日数要多11天多，每积累3年就要相差33天多，也就是说，比一个朔望月还要多几天。     为了使月所包括的日数，和年所包括的月数、日数保持整数，古人就采取了截长补短的办法：设置闰月，每三年闰一个月，使历年的平均长度大约等于一个太阳年，并且使它同自然界的季节相配合。所以，《尧典》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就是这个意思。 唐人刘希夹有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和“岁”其实是有区别的。年，表示从头一年的正月初一，到次年的正月初一之间的时间；岁，表示从头年的某一时节到次年的同一时节之间的时间。所以，人们说“过年”而不会说“过岁”，说某人有多少岁而不说有多少年，这正体现了古人关于“年’和“岁”的不同分工。 （载2000·6·2《重庆政协报》）   九、一年十三个月 ——闰月与二十四节气 一年有十三个月吗？有。不仅有十三个月，还有过一年十四个月哩！不过，那已经是 很遥远的事了。     在距离今天已有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古人就已经很重视设置闰月的工作了。最早是三年设置一个闰月，即是说每三年增加一个朔望月，可仍比三个太阳年差了三天多。后来又改为五年再闰（五年中设置两个闰月），但又比五个太阳年多了几天。最后才确定19年中闰7次—设7个闰月，这就相当精确了。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从殷周时期起就开始设置闰月，一般都放在闰月那年的年终，称为“十三月”。由于当时设置闰月还缺乏一定的制度，有时就出现了一年中闰两月的情况，所以就出现了“十四月”。到春秋时期，就没再出现过一年两闰的情况了。西汉时的闰月，一般放在九月以后，称为“后九月”，那是因为西汉王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把十月当作一年的开始，把九月当作一年的终结，所以把闰月设置在九月后面。上古时期，也有在年中置闰的，如闰三月。闰六月等。魏晋到唐朝的中古时期，闰月的设置更宽，如杜甫的（北征》诗中，就有“闰八月初吉”的句子。     闰月的安置，和二十四节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人把二十四节气分为“节气”和“中 气”两种，二者又是相互间隔的。如正月有立春、雨水两个节气，立春就是正月节，雨水就`是正月中；二月有惊蛰和春分，惊蛰就是二月节，春分就是二月中。其余以此类推。由于一个节气加上一个中气差不多是30天半，大于一个朔望月，所以每个月的节气和中气都要比上个月推迟一两天——试看公元2000年5月5日的立夏和21日的小满，就要比4月4日的清明20日的谷雨各推迟了一天。这样推迟到哪一个月只有节气而没有中气时，就在那一个月设置闰月。也就是说，当节气出现在某月十五日的时候，它的前后都不可能有中气，就把这一个月定为闰月。今天的农历设置闰月仍是用的这个办法，所以古人说“闰月无中气”。当设置闰月而不设置，叫作“失闰”，是有关部门的严重失职。     闰月，是阴阳合历的历法所独有的——我们用的阳历公元年就只有闰年而无闰月——它的作用是校正时间，使朔望月和太阳年的总日数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一致。所以《左传·文公六年》说“闰以正时，时以作事（安排农事活动），事以厚生（养育人民），生民之 道于是乎在矣”。                                    （载2000·6·9《重庆政协报》）     十、树干和枝叶 ——古代记日的方法     夏、商两代君主的名，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如夏代的帝孔甲、胤甲、帝履癸（桀），商代的君主大丁、外丙、中壬、大甲、雍己、大戊、祖乙、祖辛、盘庚等等，甲、乙、丙、 T、戊、已、庚、辛、壬、癸＋个天干都齐全了。可见“天干”的出现是很早的，用干支记日，至少是在殷商时期就开始了。     “干支”，是古人用来记年、月、日的十干和十二文的合称。干，是树干，支是树枝， 取义于树木的干和枝，意思是树一样的有枝有干。干就是天干，就是上面提到的从甲到癸的十个，所以叫十干。支是地支，计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十二个，又名十二支。十干和十二支依次组合，如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共60个单位。因为第一个单位是甲子，因而称为“六十甲子’，又因它是用天干地支花插着组合的，也称为“花甲子”。     六十甲子的每一个单位代表一日。假若某日是甲子日，甲子以后的日子则接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已等顺推。甲子日以前的日于，则依次逆推为癸亥、壬成、辛酉、庚申等。六十甲子周而复始，就可以把日子无限期地记下去了。     古人记日，有时也只记天干不记地支，例如，《楚辞·哀那》“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晁吾以行”。这种情况在甲骨文时代已经有了。干支记日通行后，这种只记天干的办法渐渐被度弃而不用。也有只记地支不记天干的，这种记法属于后起，而且大多限于特定的日子，如“三月上已”等。 一个月中的某些日子，在古代还有特定的名称：每月的第一天叫“朔”，最后一天叫“晦”，大月的＋六日、小月的＋五日叫“望”．“望”后的第一天叫“既望”。苏轼的《前东璧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指的就是壬戌这一年的七月十六日。“朔”、“晦”这两天，一般既称天干又称朔晦。如《左传·僖公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说的就是丙子这天正好是初一。《左传·襄公十八年》．“十月……丙寅晦”，说丙寅这天是十月的最后一天。根据当月的朔晦，人们就可以推出全月每一天的干支了。 （载2000·6·16《重庆政协报》）       十一、特殊的时间名称 ——古代记时的方法 古人记时间，主要看天色。根据天色把一昼夜大体分为若干个时间段，再给每段时间定个名称，就以此用来记时。例如，把大阳升起的时刻叫“旦、早、朝、辰”，把太阳落山的 时间叫“夕、晚、暮、昏”。所以古书中常有“朝夕”、“旦暮”、“旦夕”、“早晚”的词语。 如果不算重复的名称，古代共有12个时间段，它们是——     鸡鸣  指早鸡鸣叫的时间。《史记·历书》说“时鸡三号，卒明”就是指的这个时候。     昧旦  又叫昧爽，是天将亮的时间，即黎明、拂晓。     平旦  又叫平明，天亮的时间。     食时  上古的人一日只两餐，这是吃第一餐的时间。     隅中  隅是边侧的意思，这里指东南隅。太阳在东南方向，指日出后将近中午的时间。     日中  太阳正中的时间，即正午。     日昃（ze）  又叫日昳(d i e），太阳开始偏西。     晡时  又叫餔(bu )时，也称晏时，古人吃第二餐的时间。     日入  大阳下山的时间。     黄昏  日落而天色还没黑的时间。     人定  夜深人静的时间，所以叫人定。     夜半  半夜的时间。     了解古代的这些特殊时间名称．可以带助我们理解古代诗文中所说的时间了。如《诗经·郑风·女日鸡呜》“女曰鸡鸣，士日昧旦”就是指夜半以后的两个相连的时间段。《尚书·无逸》中的“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时”，是说从早晨到正午直至大阳偏西，都没有空闲时间。《孔雀东南飞》中“庵庵黄番后，寂寂人定初’指的黄昏到深夜。卢纶的《塞下曲》“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梭中”，平明就是平旦，指天亮的时间。     在古人对一昼夜有了等分的时间观念以后，就用十二地支来表示十二个时间段，这就是十二时辰，每个时辰刚好等于现在的两小时。小时，也就是小时辰的意思。后来又把每个时展分为初、正两段。以晚上11时为子时初，12时为子时正。如此类推如下——     夜半  于时，今23时为子初，0时为子正。     鸡鸣  丑时，今1时为丑初，2时为丑正。     昧旦  亥时，今3时为亥初．4时为亥正。     平旦  卯时，今5时为卯初，6时为卯正。     食时  辰时，今7时为辰初，8时为辰正。     隅中  巳时，今9时为巳初，10时为巳正。     日中  午时，今11时为午初，12时为午正。     日昃  未时，今13时为未初，14时为未正。     晡时  申时，今15时为申初，16时为申正。     日入  酉时，今17时为酉初，18时为酉正。     黄昏  戌时，今19时为戌初，20时为戌正。 人定  亥时，今21时为亥初，22时为亥正。 （载2000·6·23《重庆政协报》）   十二、午时三刻与半夜三更 ——古代记刻的方法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讲了一个故事——     春秋时期．齐国和燕国作战，屡战皆败。后来，齐景公派治军严谨道的司马穰苴为新元帅．并派庄贾作为监军，领兵伐燕。司马与庄贾约好，第二天午时三刻到军军营接受命令。第二天，司马早到营中，摆好了记时的圭表和漏壶，等待庄贾到来。午时三刻过了，庄贾才姗姗来到。司马穰苴发怒了，推倒圭表．打烂漏壶，斩了庄贾。     这午时三刻，到底是什么时间呢？     时，是时辰；刻，是刻度，都是古代的记时单位。古人把一昼夜平分为12个时辰，并各以地支命名，前面已经谈过。但时辰的单位太大．不便于精确的计时，又把一昼夜细分为100个刻度，一个刻度称为“－刻”，约为砚在的14分24秒。因此．“顷刻之间”的确是很短暂的。古人把100个刻度刻在圆形的石盘——“圭”上，并在“圭”的中心插上木棍．这就称为“圭表”。看木棍的投影所在的刻度，就知道当时的时间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100个刻度刻在有小孔的漏壶的铜箭上，以漏壶水位所在的刻度指示时间．这就叫铜壶滴漏。根据十二地支推算，午时是上午11时至下午1时之间的时间，午时三刻．则应是11时43分左右。     为什么不把时间定在午时四刻即快到12时正的时间呢？须知，12时正一类的概念．是 西方的钟表传到我国以后才有的。找们的古人还想都没想过。再是．12时辰划分在先，100刻度产生在后，100刻度不可能被12时辰均分。二者只能是大体的对应而已。找们现在使用的1小时有4刻．其“刻”字只是古字的借用．每刻的时间还差着30多秒哩。     古代记时的单位，还有更、鼓、点。     更．是夜间记时的专用单位。古人把一夜分为五更，一更为一个时辰（两小时)。戌时为一更（19时至21时）．亥时为二更(21时至23时），子时为三更（23时至次日凌晨1时），丑时为四更（1时至3时），寅时为五更（3时至5时)。三更正是子夜，所以人们常说“半夜三更”。有人说自已辛苦，“起五更睡半夜”，古代谈书人的“三更灯火五更鸡”，三更时还点着灯谈书，五更时又闻鸡叫而起，一晚上只睡一两个更次，那的确够艰辛的了。在钟表不普通的时代，还有人以打更为业。笔者幼年也听过重庆市区打更之声，鸣锣而过，颇觉凄凉。     鼓，也是用来报时的。《周礼》注引司马法说：“昏鼓三通……夜半三更……旦明三通”。晚间击鼓叫鼓，一夜击五次，一更即一鼓，所以也是记时单位。报时的鼓每次打多久？古代以“通”为单位，330槌为一通。《三国演义》中，关羽和张飞在古城相会．张飞要求关羽在三通鼓的时间内把蔡阳的头砍下来。三通鼓擂990槌．也不过5分钟时间罢了。 点，是小于更鼓的时间单位。古人把一个更次分为5点．每点约为24分钟。常说的“三更四点”，就是半夜里的零点三十六分。 （载2000·6·30《重庆政协报》）        十三、名目繁多的月份名称 ——古代记月的方法 古人记月通常用序数，如一月、二月、三月等等。作为岁首的第一月又叫“正月”，因为要避秦始皇帝嬴政的字音，“正月”应读为“正（zheng第一声）月’。因为冬至节令在十一月里，十一月又叫冬月。古代在十二月里举行腊祭，十二月也叫腊月。后人又称冬季这三个月为“十冬腊月”。     在先秦时代，每个月还有一个特定的名称。据《尔雅·释天》载：“正月为陬（zou）、二月为如，三月为丙、四月为余、五月为来、六月为且（Ju），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月为阳、＋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因此，古人又用这些名称作为相应月份的代 称，这在《诗经》、《楚辞》、《国语》等书中可以见到。如《诗经·小雅·采筱》“岁亦阳止”，《楚辞·离骚》“报提贞于孟陬兮”，“阳“和“陬”分别指十月和正月。 古人还有“月建”的观念，就是把十二地支和十二个月相配。通常是以夏历十一月配子，称为建子之月。由此顺推，十二月为建丑之月，正月为建寅之月，二月为建卯之月，直到建亥之月的十月为止，如此周面复始。至于以天干配合地支记月，则是以后的事了。    古人还有“孟仲季”的排列。“孟”为大，“仲”为次，“季”为小、为末。人们又把一年四季的每个季节分为孟仲季三部分，每一份恰好一个月。按夏历正二三月为春季，依次叫孟春、仲春、季春；四五六月为夏季，称为孟夏，仲夏，季夏；七八九月为秋季．称为孟秋、仲秋、季秋；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为孟冬、仲冬、季冬。如《楚辞·哀那》“方仲春而冬迁”就是指迁动的时间是夏历二月。     此外，在上古时代，人们还把音乐和历法联系起来，以音乐的十二律（十二个标准音）和十二月相配合。依《礼记·月令）记载—— 孟春之月，律中(zhong去声）太簇； 仲春之月，律中夹钟； 季春之月，律中姑洗(xian )； 孟夏之月，律中中吕； 仲夏之月，律中蕤宾； 季夏之月，律中林钟； 孟秋之月，律中夷则； 仲秋之月，律中南吕； 季秋之月，律中无射(yi）； 孟冬之月，律中应钟； 仲冬之月，律中黄钟； 季冬之月，律中大吕。   ，所以，陶洲明《自祭文》“岁唯丁卯，律中无射”指丁卯年九月。韩愈《忆昨行》诗“忆昨夹钟之吕初吹灰”指二月。曹丕《与吴质书》“方今蕤宾记时”指的五月。     古人还用植物称月份。一月叫茶月，二月称杏月．三月桃月，四月梅月，五月榴月、六月荷月、七月瓜月、八月桂月、九月菊月、十月叫芙蓉月，十一月豆月、十二月仍为腊月。 这种以十二律记月和以植物名记月的方式，在今天的书法界中，还古风犹存哩。 （载2000·7·7《重庆政协报》）       十四、摄提贞于孟陬兮 ——古代记年的方法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是屈原自叙生平的长篇抒情诗《离骚》中的两句，就是说他出生于寅年寅月寅日。庚寅是寅日自不必说．陬是正月，前面已经谈过，正月是建寅之月，月是寅月。年呢就是“摄提”了。“摄提”怎么会是寅年呢？这是用的太岁记年的方法。 在古代，人们把天空由西向东地等分为十二个星空区域，叫做十二星次，筒称十二次。这十二次又由东向西（不是由西向东了）分别命名为析木、大火、寿星、鹑尾、鹑火、鹑首、实沈、大梁、降娄、诹訾、玄枵、星纪，并依次配上亥、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子、丑等＋二地支，这就形成了记年的坐标。十二次主要有两个用途。第一是用来指示一年四季太阳所在的位置，以说明节气的变换，例如说太阳在星纪中交冬至．在玄枵中交大寒等等。第二是用来说明岁星（木星）每年运行所到的位置，并且根据它来记年，例如说某年“岁在星纪”（丑年）次年是“岁在玄枵”即子年。这就叫岁星记年。但由于岁星的运行与十二地支的顺序是相反的，人们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古人又假想了一个与真岁星（木星）背道而驰的假岁星一一太岁，让它由东向西运行，并用它来记年，这就叫太岁记年法。比如某一年太岁运行到析木这个星次，析木配寅，这一年就记为“太岁在寅”，第二年．太岁在大火星次，大火配卯，就记为“太岁在卯”，与十二地支的顺序一致，人也就容易推算了。因为太岁是假想的星，认为太岁的神仍在地上，所以掘土兴建要避开太岁的方位，否则就会有灾祸，因此太岁在头上时就不宜动土了。太岁十二年绕天一周，人们把十二个太岁年分别命名为摄提格，单阏（chan yan)、执徐，大荒落，教牂（zang）协洽、浚（jun滩、作噩、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与寅、亥、卯、辰、巳、午、末、申、酉、戌、亥、子、丑十二地支相配。摄提格就是太岁在寅宜之年，屈原自然是寅年出生的了。     西汉年间，历学家们又取了阏逢、旃（zhan）蒙、柔兆、强幸、著雍、屠维、上章、重(chong)光、玄弋(y1〕、昭阳等十个岁阳名称，并此上甲乙丙丁等十个天干，依次和十二个太岁配合（方法与60甲子相同），组成60个年命，以阏逢摄提格为第一年，旃（zhan）蒙单阏为第二年，其余类推，60年周而复始。《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就是用的这种年名记年的，但所用的有些名称略有不同。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起于阔途执徐，尽著雍浚（jun滩”，清初朱尊彝《谒孔林赋》“粤以屠维作噩之年”，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屠维配甲，执徐为辰，著雍配戌，浚滩为申，“起于阔途执徐，尽著雍浚滩”，就是从甲辰到戊申的5年时间。屠维配己，作噩为酉，屠维作噩之年就是己酉年。照此推算，公元1911年是辛亥年、重光大渊故年。公元2000年是庚辰年，就是上章执徐年。 此外，还有兴起于东汉的干支记年；按照王公即位的年次记年，如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元年、秦襄公八年等，以元、二、三的序数一直记到旧君去世为止。汉武帝开始用年号记年的方法，一直沿用到清宣统三年(1911）的帝王年号记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用国号记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改用了公元记年。 （载2000·7·14《重庆政协报》）       十五、丰富多彩的节日 ——古代的节日琐谈（上）   由于风俗习惯的关系，我国古代每年都有很多节日。这些节日，有的沿袭了下来，至今还成为传统的民族佳节，有的却被岁月所淘汰，但还存在于古典的诗文之中。为了阅读古诗文的需要，我把古代的一些主要节日简介如下。     元日  正月初一日。东汉张衡《东京赋》“于是孟春元日，群后旁戾”（正月初一日，诸侯从四面八方来到东京洛阳）。从此，把正月初一称为元日，也就是现在的春节。     人日  正月初七日。传说正月初一是鸡的生日，二是狗的生日，以下依次是三日为猪， 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九日为豆，十日为棉花的生日。 唐代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诗，有“人日题诗寄草堂”的句子，就是说他在正月初七日 题诗寄给杜甫的。成都杜甫草堂现在也有“草堂人日我又来”的联语。今人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中，也有“人日皇后”一章。     上元  正月十五日，又称元夜，即元宵节。旧时习俗把元夜作为灯节，大张花灯。宋人朱淑贞《生查子》词中有“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登”的句子。正月十五，现在俗称“过大年。从宋代起，上元节还要吃汤元。     社日  社是土地神，社日是农家祭祀土地神以祈求丰收的日子。时间是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大约在春分节令前后，这是春杜。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时间约在秋分前后，这是秋社。一年两祭。唐代王驾《社日》诗“桑拓影斜春杜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写的春杜；宋代辛弃疾《清平乐》词句“拄杖东家分社内，白酒床头初熟”，指的是秋社。     寒食  清明节令前二日。相传春秋时介子推辅佐逃难中的晋国公子重耳十多年，后来重耳回国，成为晋文公，遍赏从难的大臣，介子推却悄悄到绵山隐居了。文公派人去搜山他也不出来，就教人火烧绵山，以为能把他逼出来。介子推不愿出来受赏作官，结果被烧死在绵山上。文公为了悼念他，在介子推被烧死的那一天禁止烧火煮盆饭，一律吃冷食，所以叫作“寒食”，以后相沿成为节俗。其实，禁火本为周代的礼制，与介子推的死无关。据《荆楚岁时记》说，冬至后一百零五日为寒食，禁火三天。因此，后人又用“一百五”代称寒食，温庭筠《寒食节日寄楚望诗》“时当一百五”，就指的正是寒食节这一天。但依旧法推算，清明前二日有时是冬至后的一百零六日，所以元稹的《连昌官词》中说“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 清明  清明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节，如杜牧诗“清明时节雨纷纷”。旧有清明节踏青扫墓的习俗，也一直沿袭到今天。 （载2000·7·21《重庆政协报》）   十六、丰富多彩的节日 ——古代的节日琐谈（中）       中和  二月初一日，为店德宗李适（kua）所定，因为这个节日既在春天，又不受其它节日的干扰。我国古代，民间有在这一天互相对送刀、尺一类的的札物以激励人长进，并酿制“中和酒”祭神保佑丰收的习俗。 花朝  二月十日为花朝节，是百花的生日。在宋代，花朝节要举行“扑蝶会”。在清代，还要演戏为百花庆寿。但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说“仲春十五日为花朝”，理由是八月十五为月夕，与月夕相对的花朝也该在十五日。但不管怎样，花朝时节，百花争艳，最堪游赏。           上已  三月初三为上已节。据说这个节日原定为三月上旬的已日，所以叫“上已”，到魏晋以后，就固定在三月初三了。古人在这一天邀请朋友在环曲的水流边，把斟有酒的酒杯放在水百上任其飘流．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喝酒．这叫做“曲水流觞”。这一天，人们还有到河边去洗澡的习惯，为的是去污浊，消灾除邪，这叫“修稧”。王羲之在他著名的《兰亭集序》中就写到过“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修稧事也……引以为流觞曲水”。杜甫的《丽人行》诗“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诗经·溱淆》一诗，也是写的上已这天，男女青牟在河边洗浴的情景。     浴佛节  传说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的生日，各个寺庙都要用水灌佛像，称为浴佛，又叫灌佛。现青海省一带仍有浴佛节。洛佛节又要作龙华会，因为弥勒佛在龙华树下坐着成的佛。传说中的龙华树高40里，广也是40里，因华枝如龙头而得名。     端午节  五月初五。炎黄子孙自称为龙的传人．龙就是民族的图腾。人们在这一天里，划龙船竞赛，投食于水中，就是希望龙能愉快，保佑人们不受水早灾害。后来因为爱国诗人屈原在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人们为悼念这位爱国者和伟大诗人，把这个节日转让给了屈原。至今，端午节仍为传统三大节之一，人们吃粽子，挂昌蒲陈艾、抹雄黄、饮雄黄酒以避邪，赛龙舟等等。     伏日  伏是隐伏避暑的意恩。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叫初伏，初伏日举行祭祀，在古代也算个大节日。     七夕  七月初七，传说是牛郎织女相会的夜晚。据《荆楚岁时记》说，七夕夜，“妇女给缕穿七孔针，陈酒餔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蜘蛛）网于瓜上则以为得”———得到巧了。 中元  旧时以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佛教传说，目莲（地藏王）的母亲刘氏四娘成了饿鬼，食物进口就变成烈火。佛祖叫目莲作盂兰盆——梵语，倒悬。作盂兰盆，指施佛斋僧，报答父母养育恩情，以此救他的母亲。后来把中元节看成鬼节，有施布饿鬼，烧冥钱——即中元化帛等迷信活动。到今天还存在中元节烧“袱纸”的习俗。 （载2000·7·28《重庆政协报》）     十七、丰富多彩的节日 ——古代的节日琐谈（下）       中秋  八月十五日。中秋一饲，最早见于《周礼》“中秋夜，迎寒亦如云”。《礼记》说，春秋时代，帝王已有拜月、祭月的习俗。唐代，中秋赏月已很普遍，韦庄有诗说“八月中秋月正圆，送君迎上木兰船”。在宋代，中秋赏月，连宵嬉戏，至于通晓。南宋吴自收《梦架录》说，“八月十五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 夕。此际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巨家富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这一风俗，延及明、清。辛亥革命后，民国时期，政府又正式把中秋命名“秋节”。由于民间还有嫦娥奔月，唐明皇游月宫学得《霓裳羽衣舞》等神话传说，中秋更令人赏心乐事了。  重阳  重阳，九月九日，又叫“重九”。古人认为九是阳数，日月都逢九，二阳相重，所以叫重阳。据《续齐谐记》说：仙人费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日，汝南地方有大灾难，你们全家每要做一个盛茱萸的口袋缚在臂上，登上离山，饮菊花酒，可以免灾。这就是一般人认为重阳登高、擂茱萸的由来。又据《风土记》，重九日折茱萸插头可以辟恶气，御初寒。王维有著名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重阳诗，可见古人认为重阳是很隆重的佳节。 冬至  就是二十四节令里的冬至节．冬至前一日称为小至。古人把冬至看成季节的起点，《史记·律书》说“气始于冬至，周而复始”杜甫有《小至》诗“冬至阳生春又来”。 腊日  十三月初八日，借祭百神。民间用果子杂盘煮粥而食，并用来供佛和斋僧，称粥为七宝粥、腊八粥，到今天人们还有吃脂八粥的习俗。杜甫《腊日》诗“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冷气消”，又有《咏怀古迹其四》“岁时伏腊走村翁”的诗句。     祭灶  祭祀灶神，送灶神“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最早，祭灶是在夏天，汉代以后改为腊祭。旧时，民间多以腊月二十三日为祭灶日，吃灶糖、胶牙糖，解放初还有此习俗。宋代刘克庄《岁时书事诗》“谁能却学痴儿女，深夜潜烧祭灶香”。     除夕  一年最后一天的晚上。除是除旧的意思。一年的最后一天叫“岁除”，“岁除”的晚上此叫“除夕”。除夕夜有守岁的习惯，传说是为了躲避一种叫“年”的噬人怪物。据说“年’这怪物在岁除的夜幕降临后就出来，过了子时才离开人间，专吃那些睡着了的人。所以，人们为躲避“年”，就要“守岁’。苏东坡有《守岁》诗：“儿童强不睡，相守夜喧哗”。 关于古代的节日，就大体介绍到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上面三节里所谈到的节习，并不是一个时代的，而是许多时代积累下来的。（全文完） （载2000·8·11《重庆政协报》）       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琐谈 花样丰富的面食 ——古代的“饼”     在我国，南方以食稻——大米为主，除了干的饭和稀的粥以外，也只有把米粒捣碎做成的饼——如糯米打成的糍粑。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饼”说，“饼，面糍也”，指的就是这种稻饼。     北方以麦为主食，吃的花样就丰富多了。虽然也主要以“饼”为食，但也有蒸饼、炉饼、汤饼、炸饼多种类别。“饼”其实是各种面食的总称。     先秦以前的上古时期，人们以稷、麦、菽、黍、稻等各种粮食为主食，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磨盘，多是吃的“粒”食。因此，在先秦古书的主要典籍中，也很少见到“饼”字——只是在《墨子》一书中偶然出现过。到了汉代初期，有关面食的记载就相当多了，而且街市上也出现了专卖面食的“饼铺”，可见吃饼的习俗在汉初已经十分盛行了。魏晋以后，“饼”的花样也丰富起来，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类——     蒸饼。蒸饼是用蒸笼(圆形）蒸屉（方形）蒸煮的面饼。最早，古人没能发现发酵的方法，蒸的是死面，坚硬结实，人称“牢丸”。后来发现了发酵方法后，这才有了“起面饼”。但在晋朝时发面的方法还很神秘，能吃上有“十字裂”的开花饼就认为很奢侈了。由此看来，蒸饼就是我们今天所吃的馒头。蒸饼的名称一直延续到北宋。宋仁宗时，因为宋仁宗名叫赵祯，“祯”、“ 蒸”字音相同，为回避里帝的名讳，就把“蒸饼”改叫作“炊饼”，《水浒传》中武大郎卖的就是这玩意儿。     但今天的馒头并不是古代的馒头，今天的馒头无馅，古代的馒头都是有馅的。《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宋代汁梁旧宋门外有一家卖羊肉小馒头的，《水浒传》写孙二娘卖人肉馒头，可见当时的馒头就是我们今天吃的包子。在宋代，包子又称为“笼饼”，陆游有诗日“便觉此身如在蜀，一盘笼饼是豌巢”，并自己作注说“蜀中杂彘（猪）肉作巢馒头，佳甚。店人正谓馒头为笼饼”。陆游吃的正是猪肉包子。     炉饼，是在火上烤成或烙成的，也就是今天的烧饼．不过在汉代却叫胡饼，因为是从胡人那里传来的。据说东汉灵帝刘宏很爱吃胡饼，以至全洛阳人都吃起胡饼来。后来，胡饼上又加了芝麻（古称胡麻），五代时称为麻饼，唐代称胡饼，白居易诗云：“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和今天的烧饼竟无二致。     汤饼，是放进水里盆的面食。最早的做法是用手把面揪下来放到水里煮熟就是了，类似今天的面片汤。后来有了擀面杖，汤饼也就成了面条。饺子也属汤饼之列，最早名叫馄饨，隋初的颜之推说：“今天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这形状和今天的饺子并无区别，当时已成天下通食，可见隋唐人吃饺子很普通。     炸饼是油炸而成，如油饼、薄脆、春饼、月饼、桂花饼等，都是由来已久的了。                                              （载2001·8·17《重庆政协报》） 一日不再食则饥 ——古人的两餐制和三餐制 “一日不再食则饥”，这是古人说的话，意思是说一天不吃第二顿饭食绝对受饥饿无疑。可见，古人最早的饮食是两餐制。我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漫话》中说过，古代的记时方法是12时辰。其中，“食时”是吃第一餐的时间，大约是7-8时；“晡（bu）时”是吃第二餐的时问，大约是15-16时。殷代甲骨文中，有“大食”，和“小食”之称，它们在卜辞中的具体意思分别是指一天中的朝、夕两餐，相当于今天的早饭和晚饭。甲骨卜辞所记录的内容大都与王室贵族有关，王室贵族们都是一日两餐，更别说平民百姓了。由此肴来，殷代和殷代以前的先民，都是两餐制。笔者在四川凉山彝区生活了29年，在彝区村、乡、区教书17 年，每天早上9点吃第一餐，下午4点吃第二餐，基本与“食时”、“ 晡时”相近，彝族人民也同样如此，看来，那里依旧是“衣冠简朴古风存”。 三餐制大体是从东周时代开始的。在生活优裕，列鼎而食的王公贵族中，一般都已经采用比较合理的一日三餐制了。《周礼·膳夫》中有“王日一举……王齐（斋）日三举”的记载。据东汉郑玄、唐代贾公彦解释说，周王每天吃早饭时要杀牲，作为肴馔，但中午、晚上则继续食用“朝食”后的剩余，这叫“日一举”。斋戒时为了庄重起见，不吃剩余的牲畜肴馔，必须一日内三次杀牲以保证新鲜，这叫斋日三举。说明东周时代的上层贵族已经有了三餐制。     春秋时代的人已经像现在一样地习惯把整个白天分为早、中、晚三大段，并且分别称为朝、昼、夕，具体时间是“鸡鸣”（凌晨1-2时）、“日中”(11-12时）、“日入”（17-18时)。为什么作这样的安排？这与当时的任务分配、日程安排大有关系。《左传》宣公十二年说，楚庄王的两组亲兵是“日中”换班；《左传》昭公元年说“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其中的“昼以访问”，说明午饭后的活动很自然地与朝、夕两个 时候的事务形成区别。     先秦时期虽然已经有了一日三餐的习惯，但每餐还没有一个专用的名词。《诗经》、《左 传》等书也只把早饭称“朝食”，晚饭称“夕食”。到汉代，一日三餐才各有一个专用词，早餐叫 “饔”(yong），晚餐叫“飧”(sun）。午饭呢？《说文解字》说，“晌，昼时也”——按：晌，《说文解字》中写作“食”旁一个“象”字，电脑无此字。然此字也即与“晌”字相同，都读shdng（音“赏”），专指午饭。白居易《观刈麦》中有“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晌田去，丁壮在南岗”，也就是指妇女儿童结伴地给农夫们送午饭。现在，成渝方言中，仍把午饭称为“晌午”，人们日中相见，也问吃了晌午没有。只是巴蜀方言中把“晌午”：读作sao（音同扫）午，这正是汉代的遗留了。 （载2001·9·7《重庆政协报》）   古人用什么下饭 ——各阶层人都可以吃的“羹” 古人的主食是稻、黍、稷、麦、菽的五谷，煮成粥和饭。那么，古人用以佐餐——也就是说古人是用什么来下饭的呢？ 人类从原始社会的打猎、捕鱼，到后来的农耕，应该是肉类和植物类都吃的。但到了有阶级的奴隶社会，按照《周礼》的规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一定的食谱，不能越礼。脍(切细的肉）、炙（烤肉）、脯（干肉）、醢（hai，肉酱）等肉制品，是贵族、有钱人吃的．一般的贫穷人不能吃也吃不起。只有“羹”是各阶层的人都可以吃的。《礼记·王制》说，“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就说羹没有等级的限制．从诸侯到老百姓人人都可以吃，看来这是大众菜肴了。 羹，就是现在的“汤”，现在说的“羹”，是比汤稍浓一些的汤（多半是勾了芡汁的）。古代的羹，一般说来比现代的羹更浓一些。细想起来，“羹”实际上是一种菜肴的做法，所以各阶层人人能吃，但做羹的原料不同，王公贵族、有钱人吃的是肉羹，而庶民吃的是菜羹。     远古时代，作为调料的五味还没有进入烹调领域，最初的“大羹”也只是一种缺乏佐料的清水煮制的肉汁，后来有了五味调料，就把它们用于羹的制作中了。   《说文解字）说“五味和，羹也”，就表明羹是最早使用调料的。制羹是煮肉或煮菜作汁，人们吃的也主要是汁。所以在煮制或煮熟后要加调料，舀羹的汤匙就称为“调羹”，巴蜀方官读走了音，称为了“瓢羹”——大约以为瓢是舀水的，自然也可股舀羹了。以勺调羹，可以使羹更快冷却。传说唐代李白酒醉后，唐玄宗为了使醒酒的羹更快冷却，好让李白喝后酒醒好作诗，就亲手调羹，李白也因此享受了“御手调羹“的殊荣。     煮羹需要调和五味，很讲究技术。《晏子春狄》记载说：“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齐心”，讲的是鱼、肉放在水中用火煮，然后加调料，在煮制中要提防“过”和“不及”——这就是“过犹不及”的来历——过与不及，既指味道，也指火候，烹调技术要求高，这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掌握。由于羹是家常菜，又容易表现出烹调者的手艺，因此古代的妇女，一嫁到夫家，脱去嫁衣就要为公婆作一次羹。唐代王建的诗说：“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把新嫁娘作羹的心态表现入微了。     先秦时代的羹，名目很多，几乎可以入口的动物肉都可以作肉羹，其名称随主料的不同而变更．如羊羹、豕羹（猪肉羹）、犬羹、兔羹、鱼羹、鳖羹等等，都是纯粹的肉羹。穷人无肉，只能吃菜羹，如蓼羹、芹羹、葵羹、藜羹、苦菜羹等等，哄哄嘴巴，聊以下饭而已。                                          （载2001·9·21《重庆政协报》） 百菜之王的“葵” ——简谈古代的蔬菜 古人说“谷不熟为饥，菜不熟为馑”， 饥馑都是人类的灾难，蔬菜欠收同样会造成饥荒，所以古人很注重蔬莱的生产。但在远古时代，蔬莱品种很少。《诗经》里提到的132种植物里，能作为蔬莱的只有20多种。战国、秦、汉时代略有改善，但品种仍然不多。《素问》一书中，把“葵、藿、薤、葱、韭”列为“五菜”，葵是当时的“百菜之王”。 说起“葵”，很多人可能会立即想到向日葵。其实此葵并非彼葵。植物多有向阳性，葵菜虽有向日之实，却无向日之名。今天的向日葵，原生于美洲，是17世纪传入中国的“进口货”，实在与古代的葵菜不相干。     许慎《说文解字》说：“葵，菜也，从草从癸，强惟切”，从字形到字音从古到今都没有改变，只是以葵作菜的意义被人们遗忘了。     葵作为蔬菜，最早见于《诗经豳风·七月》：“七月，亨（烹）葵及菽”———到了七月．该煮食葵菜和大豆了。《七月》中还提到“九月筑场口”——修菜园了，可以想见，在西周时期，葵已被我们祖先由野生而驯化为种植。《诗经》中所载的菜蔬，也只有葵、韭、瓜、奎（瓠）等几种，可见当时的葵的食用价位是很高的。     古人在食用葵的同时，对于葵的向日性也有了认识。孔子，说过“葵犹能卫其足”的话，晋代的杜预注解这句话说“葵倾叶向日以蔽其根”，说出了葵叶向日的特点。 那么，葵到底是什么呢？据考证，古代的葵属锦葵科，大致类似今天的冬寒莱（俗称为冬览菜），因其秋、冬、春三季都可以连续种植，尤其以冬天的味道最好，故以冬寒名之。在古代，葵不仅可以鲜食，还可以干藏做成葵菹(zu，酸菜）。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卷三《种葵》第十七，还为它立了专篇。但由于蔬菜的品种日益增多，葵性又残，唐代的人已经不大食葵了。宋代陈敷在《农书》中虽然主张“种无虚应日，收无虚月”，但对全年的农事安排时，已经删去了葵，大约从那以后，葵就退出了餐桌，回到野生，或作为药用。今天的冬寒菜，是经后人的培养，其性其味，当比古葵好多了，所以又回到菜桌上。  葵的食用价值虽然一度下降到消失，但其“文用”价位却因其向日性而屡屡出现于文人笔下。不幸的是同它的食用一样，都是微贱身份，它的向日性也成了卑贱者向往尊贵者的谦辞。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诗》“葵藿（豆叶）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表明自已对唐皇帝的忠心；李商隐《为荣阳公桂州谢上表》说“比园葵以日倾，昼唯向日”，屈己扬人，表明对权贵者的仰慕。 附带说一句，现在的向日葵，属菊科，古代称为“丈菊’、“西番莲”，表明了它的形状和 来历，其名向日葵，无非借葵的向日性而已。 （载2001·11·2《重庆政协报》） “上将”何以称“盐梅” ——古代的五味     姚雪垠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杨嗣昌督师一节，在杨嗣昌行辕大门前，挂了一面大旗，上有“盐梅上将”四字。盐是食盐，梅是梅子，但上将何以称为盐梅？这与我国古代饮食中的五味有关系。五味，是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周礼·天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毕病”。郑玄注：“五味，醯（xi）、酒、饴蜜、姜、盐之属”。 醯就是醋，本字是酢（cu），醋字是后来改的。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有“作酢法”，讲醋的制作方法，可见在东晋以前，醋的制作还没有推广流行。那么，在没有醋的时期，人们用什么来作酸味的调料呢？梅子。     梅子带酸性，三国时的曹操就制造了“望梅止渴”的故事。梅子带酸，可以生津，以帮助止渴。盐是百味之首，是不可缺少的调味品，也是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我国食盐生产有悠久的历史。传说与神农氏同时的宿沙氏已会“煮海为盐”，《尚书·禹贡》中说今山东一带的青州已有“盐贡’。而四川的井盐．从秦代修造都江堰的李冰，就已经“穿广都盐井”了。广都在成都市双流县一带，开凿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6一前251年间，是四川开凿最早的盐井。盐和梅，占五味中的两位，比之苦、辣、甜更是不可或缺，“盐梅上将”，是说他是国家不可缺少的栋梁。     带甜味的天然食品很多，制糖的历史也很古远。《诗经》中已经出现了糖的另一种名称“饴”，20世纪80年代还有高梁饴的水果糖出售。东汉杨雄在《方言》一书中，对糖的各种名称记载得很详细。我国最早的糖，除蜜糖而外，主要是麦芽糖，麦芽糖就有饧(xtng形，又读糖）、饴、餔（bu）、长皇(zhang huang，都加一“食”字旁）等等。     古代的辣，实际指的辛，所以郑玄注解为姜。 苦味来自酒。我国酿酒已有几千年历史。从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各种酒器看，那时候酿酒就得到了发展。殷商时期，用谷物酿酒就更为普遍了。调味用酒，如同今天的料酒，可用来去掉肉类的膻腥之味。《楚辞·招魂》说“大苦咸酸，辛甘行些”，说明在食品调制中把五味都用上了。《招魂》中把“大苦”列在五味的前面，因为古代有一个饮食调味的原则即“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招魂》所描写的是夏天的情况，所以在诗中用了“大苦”，并把它放在其它味道的前面。这在一定祖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人对五味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了。                                       （载2001·11·16《重庆政协报》） 饭·膳·羞·饮 ——古人的饮食结构     饮、食，是人们用餐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古人就把它们分成两类了。食，是谷类做成的饭；饮是清水和浆饮等等。如果再分细一点呢？《礼记·内侧》就把饮食分为饭、膳、羞、饮四个部分。《周礼》所记载的膳夫的职责，是供应周王的饭、膳、羞、饮，和《礼记》所载完全一样。     制作饭食的谷物，也就是我们已经谈过的五谷。孟子说“五谷者，种之美也”，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在谷类栽培上的进步一一谷类的品种选择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作物分类有了更明确的概念，稻、稷（白小米）、黍（黄小米）、麦子、高粱．是古人饭食的主要谷物。     膳，是以肉类为主体加工的菜肴一一肴，本义耽是做熟的鱼肉。因此，这肉类既包括家养的禽畜牛、羊、豕（猪）、鸡、鸭、鹅．也包括渔猎的捕获即鱼类和野兽。在膳的烹饪上，除了用料的选择，做法也多种多样。除了用清水煮肉的烹、用火烤的炙以外，《楚辞·招魂》中还可以看到“胹（er）鳖炮羔”、“月隽（zan，音“簪”）凫”、“煎鸿”、“露鸡”的字样．也就是说，有煮烂的鳖，合着毛裹烧的羊羔，炖成羹的野鸭，煎制的雁，至于“露鸡”，郭沫若认为是卤鸡，大约取其读音相近，但也有人认为是风干了的鸡。总之，膳的花样是逐渐多起来了。     羞，又有“百羞”之称。既然称“百”，种类自不会少。综合古代的资料，羞就是以谷物为主体加工的美味食品，如果说不带汤水，能放在竹器中的羞，就是后世的点心了。《招 魂》中有“粔（ju）米女（nu）蜜饵，有长皇(zhang huang，都加一“食”字旁）些”。 粔（ju）米女（nu）就是膏环，据（齐民共术》载，膏环统是用米粉合糖，做成圆环样子，在油里煎炸而成的形状类似今天“焦圈”的合糖炸糕。“饵”是豆粉和米粉合蒸的糕饼（至今在云南还有称为“饵块”的点心），“蜜饵”自然是加上蜜的饼块。长皇(zhang huang，都加一“食”字旁）就是怡糖块。看来，糕点的制作至少是在战国时候，其工艺就已有相当发展了。 饮是古代饮料的总称，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七类——清醴：清澄的甜酒；医：带糟的醪酒（极似今天的“醪糟”）；浆：淡酒；酏（yi）：稀粥；醷（yi，酸梅汤；滥m冰冻的冷饮；水，清水。过去有“箪食壶浆以迎王者之师”的话语，就是用圆形的竹器装着饭，提考盛有淡酒的壶，去欢迎仁义的军队，这就把简单的饮、食一齐送了去。 （载2001·12·7《重庆政协报》） 妇姑箪食与举案齐眉 ——古代的食具、酒具等等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是大家熟悉的诗和文句。诗文中所提到的箪和壶都是食具，箪以盛食。壶以盛饮。     箪是盛饭的竹器。《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孔子称赞颜回的话，说颜回过着简单的生活也其乐融融。古人吃饭是单份制——类似今夭的套餐吧。使用竹器盛着，圆形的叫箪．方形的叫笥。此外的食其，还有浅而敞口的盘，深而敞口的盂。碗是春秋时的食具了。   盛饮（羹、汤、酒、水）的食具有壶、盂、盔（钵）等。盔有铜制的，也有木制的。笔于在凉山井区还使用过多年的木盔——用整块的挖制而成，形同孟而有卷口，下有独脚支撑，这成许也是上古遗风呢！     古代较复杂的食具当数酒具，有爵、觞、角、觚（gu）觥（gong）、杯、盏等等。爵和觞既是酒器有是酒器的通称。升是酒的容量。能装一升的叫角，装二升酒的叫觚——一种上大下小下的喇叭形的酒器，装四升的叫角，装五升的就叫觥——兽角制成的酒具。“角”后来也成酒的单位的容量。宋代《东京梦华录》载“银笄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盏和杯的形状相似，杯大而盏小，字书中解释：盏，小杯也。“斗’也是一种酒具，只是呈方形，如北斗星的斗。所谓‘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杜甫形容李白的才思敏捷。其所拿的酒具是方形的斗，并不是量粮食的斗，那样的“斗．李白是绝然喝不了的。     古人是常地而坐的，铺在地止的竹席叫筵，再在筵上摇好案几，然后陈列饮食，人们就在几筵间用餐，后来也把请人用餐称为设筵，酒席称为筵席。又，筵、宴同音．拿酒饭招待叫宴客，设酒席与设宴，筵席与宴席，后来也就通用了。 放在筵席上的案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晔《后汉书·粱鸿传》说梁鸿的妻子孟光为梁鸿捧饭，“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后人却把这种不敢仰视形容成夫妻相敬有礼，这也罢了。清代的郝懿行却说孟光举的是炕上的案几，那就大错了。别说像孟光那种弱女子要举起案几来是何等艰难，就是孔武有力的女强者若举案齐眉以相敬如宾也会一令人感到狼狈。其买，“案”是陈放食具的托盘，据《史记》卷l04注：无足曰盘，有足日案；《周礼·考工记》：案．十有二寸；也就是一种种一尺二寸长的有四短足的托盘，可以放陈饮食而已。这才是孟光举案齐眉的“案”。 至于古代的炊具，不外有足的鼎，无足的锅和釜而已。鼎主要用来煮肉，鼎食之家，就是王侯显贵和有钱人家了。 （载2001·12·21《重庆政协报》） 冠冕堂皇和乌纱帽 －—古代人的帽子     古人所谓的“衣”，实际上包括五大部分：冠、帽之类的叫“头衣”，上体穿的衣衫叫“体衣”，下体穿的裙、裤叫“胫衣”，脚上穿的鞋袜叫“足衣”，床上的被褥叫“寝衣”。     古人出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认识，是不剪头剃发的，以致无论男女都蓄着长发。深闺中的妇女，长发都梳理成束垂于脑后，男子都把多长发挽成髻盘上头顶，这就需要若干的“头衣”来束缚、规范它了。     冠、冕、弁、帽、巾、帻、幞等都是头衣，冠和帽则是头衣的总称。     帻是束发的包巾。古人把头发枕挽成髻后，用发簪加以固定，再包上帻。东汉蔡伯喈在《独断》中说“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所服也”，平民百姓不能戴帽子，只能带帻。帻的颜色多是黑色，也有绛色的。唐诗中有“绛帻鸡人（报时的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可见官中的奴仆也只能带帻。     冠是帽子，是礼帽，即《论语》中所说的“章甫”。它是一种方形的相，中空以藏发髻，有带子结于下颌，起固定作用。《楚辞》中有“幸甫践履”，指的是把冠当作鞋来践踏的谬误。     冕，《说文解字》说是“小儿及蛮夷头衣”，实际是上古时头衣的通称。后来，冕成了 天子、诸侯、卿大夫在祭祀典礼时的黑色大礼帽。冕的上方有长木板叫延，延前后有几串小圆玉石，叫旒。天子有十二旒，以下为九旒、七旒等。唐诗中“万国衣冠拜冕见旒”，借冕旒代指天子。无延板和旒的冕叫做“弁”，也是尊者的帽。弁有皮制的，称皮弁。冠和冕都是官吏、统治者的礼帽，官员们办事的大厅叫堂皇，冠冕堂皇自然也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普通百姓不能位冠冕，但可以包巾。包巾是黑纱或布，齐额裹住，在脑后打结。汉末的黄巾起义、元末的红巾军，都是包的巾。     店代的幞头，就是在巾的基础上发展变化的。只是在纱巾内衬上木片创作的“山子”，脑后的结角用铁丝为干，使其不致下垂。幞头后来又变形为硬壳的纱帽。 说到乌纱帽，一般都认为是官帽。其实不然，也是一种庶人巾。白居易有诗“昔君乌纱帽，赠我白头翁”，乌纱帽可以送人，可见并非官帽。把乌纱帽指定为官帽的，只有一个朝代：明朝，而且也只限于明朝。《明史·典服三》“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和今天戏曲舞台上官员的服饰一样（戏曲服饰实际也以明代为标准）。但明清以来的戏曲、小说、诗词等却常常能看到满身官气的乌纱帽，近年的影视剧中也多是如此。看来，时人写古人，难免有后代人、现代人的某些词汇用语，致使那些时代性较强的词语张冠李戴起来。 （载2002·2·1《重庆政协报》）   牛衣古柳卖黄瓜 古人的“衣”指上衣，是与下衣的“裳”相对的。《诗经·齐风·东方未明》有“东方未明，颠倒衣裳”的诗句，说的是因为光线不足加上举动匆忙，因此把上衣下裳都穿颠倒了。但从周代起，就把“衣裳’一词作为身上穿的衣服的统称了。 古代的上衣，衣领有方领与交领的区别。方领自然成方形，但领是开在大衣襟上的。交领是大襟和小襟两条领交叠在一起，具体一点就像现在戏曲舞台上的幅服装。无论方领、交领，都是右衽，大襟都向右方包抄。后世用布纽扣，也是钉在右方，从右上开始，然后向下。后人还以纽扣所在的方向作为顺序，从右方开始反时针运行方向。     上衣自然有袖，在古代“袖”又称“袂”，现在还有“联袂”的说法，就是衣袖联着衣 袖，如联袂而至、联袂演出等。     衣有短褐与深衣的区别。短褐的襟长过腰而不盖膝；深衣是衣连着裳的，即把衣襟接 长向后掩着，一般是大领、宽袖、长衫。贵族平常穿深衣，是便服；庶民却是把深衣当作礼服穿，平时穿的便服都是短褐以便劳作。由此，衣的长短也成了身份贵践的标志，无怪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再潦倒也不肯脱掉他的长衫。 古代御寒的衣叫做裘和袍。裘是皮衣，如狐裘、貂裘、羔裘。裘以轻暖为贵，乘肥马衣轻裘便是贵族的生活，裘马生活也就成了豪华的象征。贵族们参加典礼或接见宾客时，还需要在裘的外面加一件称为“裼”（xi）的革衣。《礼记·玉藻》篇说，“君衣白狐裘，锦衣以裼之”——穿着白孤皮的裘，罩着素锦的“裼”衣。穿不起毛裘的人，御案时穿袍。袍，本来是长衣服的通称，如长袍、棉袍。在古代特指装旧丝棉的长衣，自然可以御寒。     古代衣服的材料．主要有丝织品和麻织品（棉花是后代传入中国的）。贵族穿丝织品，所谓统绫罗绸缎是也。庶人只能穿麻织品—即所谓的“布”，因此“布衣”也就成了平民百姓的代称。最劣等的衣料是褐，是兽毛或粗麻制成的短衣，贫贱人所穿的衣服，贫贱的人因此又被称为“褐夫”。《淮南子·主术训》说“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荛，犹不可弃也”——只要说得对，即使是穿褐衣割草打柴的人所说，也不可放弃。这算相当民主的了。     但“牛衣”却不能望文生义理解为牛毛织成的衣。“牛衣”是给牛御寒的覆盖物，颜颇师古注解《汉书》说是乱麻编成；王先谦补注说牛衣是草编成的，类似蓑衣之类。王说大约更贴近生活。宋代苏东坡《洗溪沙》词有“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穿着牛衣的乡下人靠在古老的柳树下叫卖黄瓜。黄瓜为夏天出产，夏日多雨，穿蓑衣更切合时令多了。    （载2002·3·22《重庆政协报》） 男人也穿裙子     时代至今，穿裙子似乎成了妇女的专利。其实，古代男人的“下衣”，最早是穿的裙子——裳。     裳是由远古人类的遮羞布演变而来的，它的主要功用是蔽体遮羞，其次才是保温御寒。     最早的裳是帷裳，是用整幅的布帛等材料围系在腰身之下的，用不着剪裁和缝制，围上就完事。《论语·乡党》说“非帷裳必杀之”，换一个角度来表达，是帷裳就不用“杀”。杀，是杀缝（清缝），帷裳是用不若杀缝的。     裳，是帷裳的发展，它不再是简筒单单的一块布，而是多幅布联缀成前后两片而系在腰间的。     裳像什么样子？怎样制作？汉代的郑玄说“凡裳前三幅，后四幅也”。后人贾公彦解释说：裳是前由三幅布料联缀，后由四幅布料联缀，而成为前后两片的。有腰，腰部带摺，摺的多少和大少，以使裳的上腰部适合于穿裳人腰身的粗细为准。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裳是由不相联缀的前后两片合成的，那前后两片间的空隙处该怎么办呢？据清代人江永《乡党图考》说，这个空隙，就由“衽”来遮掩。据前人考证研究，衽有二尺五寸长，用布三尺五寸，有两个一尺五寸长的燕尾形吊在左右两边。把衽缝在衣上，让衽下垂，就用来遮掩裳的前后两片空隙处。屈原《离骚》中有“跪敷衽以陈辞兮”，就是说两腿跪在裳片上以后，两边就露出来了，需要敷衽来遮掩。这说明衽是下垂而悬的，同时也说明了裳的前后两片是没缝合在一起的。     照这样看来，古人穿着裳不冷么？当然冷。为了御寒，就在裳里面穿上没有档的套裤，一边一只，分别挂在腰带上。还可以缠裹腿。     裳，尽管有衽作辅助用来蔽体，但很不方便，局限性也不小。汉代以后，人们干脆把裳的前后两个衣片联缀起来，这挽是人们所说的“裙”。“裙”是“群”生发出来的词，意思是把多（群）幅布料联在一起。从形成的时间看，裳在前，裙在后，两者可能同时并行了一段时间，后来就由裙代替了裳。 据以上所说，裳和裙严格地讲不是一种物件，这篇小文的题目，只是为了突出其和今天的裤不相同的特点面已。裙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字，由此也可以看出它的历史了。 （载2002·4·12《重庆政协报》） 足衣和寝衣 足衣，就是鞋。     鞋，古代称履、舄、屣、屐、蹻，由于制作原料不同、样式不同而有不同的称谓。     上古的鞋分革、丝、麻、草四种。统治阶级穿革履丝鞋，贫士穿芒麻，劳动人民就只有打光脚板——跣足了。       当然还可以简单说几句。     舄，是有两层底子的履，履是只有一层底子的鞋。复底的舄，在履下有一层木。崔豹的《古今注·舆服》说“舄，以木置履下，干腊不畏泥湿也”，大约是雨后穿的，不怕湿泥沾了鞋子。     屐也是鞋的一种，通常指木底的，也有草制或帛制的。木屐可以走湿泥地。《晋书·宣帝纪》，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关中的道路（疑是小路、山路——笔者）多蒺藜，宣帝命令两千名士兵穿着软底的平跟木屐在前面开路，使蒺藜全部沾到屐上去。屐的用处可见一斑。     南北朝时的谢灵运爱游山水。为便于爬山，他特地命人做了一种木屐，前后都有活动的齿。上山的时候，他去掉前齿，下山则去掉后齿，以便于行走和防滑。这种屐，人称．谢公屐。李白在《梦游天姥吟，别》中就有这样的诗句“脚若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草鞋的历史很悠久，至少早于丝履，多用芒、麻侧成。芒，是禾本科植物，除可作绿篱布置庭园而外，又可以做造纸和人造丝的原料，自然也可以编织草鞋，又称芒桂。宋代苏东坡在《定风浪》词中，写到“竹杖芒鞋轻胜马”，由此猜想，宋代时的芒鞋、麻鞋也很流行．东坡公穿起也还潇潇洒洒，同时还不乏牢骚地叹道：“一蓑烟雨任平生”！     革履想必从上古时代就早已有之：剥下兽皮裹在足上，就是最早的革履。只是这种原始的革履，不可能与后世的革履相提并论而已。     寝衣，就是除前面说过的深衣而外的枕、头、被子一类供睡觉用的物件。《诗经·葛生》中有“角枕粲兮，锦衾烂兮”——枕头有角即长方形，锦衾就是绸被。此外还有罗帐等等，不须一一再说了。                              （载2002·5·17《重庆政协报》） 颜色与服饰的等级     在原始杜会里，一个部落出于对同一图腾的崇拜，其装束是一致的。而同一部落的人群的行动又必须有指挥者，指挥者为便于发布命令，在装束上又必须与大众有所区别，以便于辨认。因此，指挥者通常会在头上或身体的显著部位做些标志，这就是原始的等级标志。     中国又是一个讲究上下尊卑的古老国度，衣着的颇色与服饰的不同，就形成了划分等级高低的突出形式。     《礼记·玉藻》有“衣正色，裳间色”的说法，上用正色，下用间色，也表明了古人重正色、轻间色的传统。所谓正色，是指青、赤、黄、白、黑五种纯正颇色，其它的色彩如红（像血一样的颇色）、绿、碧、紫等都被看作间色。夏、商、周、秦、汉时代重正色，魏晋南北朝以后，正色的氛圈才有所淡化，其它色彩的应用逐渐广泛起来，并达到了一定的规范程度。     在唐代，运用色彩区分官员的等级就规定得十分详细了。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颁布的官员服色等级中规定：一、二、三品官穿紫色，四品官穿深绯（深红）色，五品官穿浅绯色，六品官穿绿色，七品官穿浅绿色，八品官穿深青色，九品官穿浅青色。不入官品的杂役、士卒、庶民百姓、商贾等只能穿土黄色。所谓“紫袍金带，耀武扬威”，确实反映了衣服颜色的等级观念。唐以后的宋、明、清等朝代，官员的服色也大都承袭了唐代品官服色的等级制风格，只是略有增减而已。只有一点，中国古代象征皇权的服色——黄色，在唐代就被确立场尊色，并为后世的朝代所沿用。     在唐代，在衣服上装饰一两种动植物形象作为标志官员身份的符号，这是后世补服的雏形。到明代．就正式有了补服制度。补服所用的补子（又叫“补块”），明代规定为方形，长宽都是40厘米左右，前后襟各一块。补子上的图案，文官用鸟，武官用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确定补子制度。据《明史·舆服志》规定：文官—一品用仙鹤，二品用 锦鸡，三品用孔雀，四品用云雁，五品用白鹇，六品用鹭鸶，七品用鸂鶒，八品用黄鹂，九品用鹌鹑。武官—一、二品用狮子．三、四品用虎，五品用熊罴，六、七品用彪，八品用犀牛、九品用海马。     清代官员的补子，方块略小于明代，约30度米左右。文官：一品用鹤，二、三品用； 孔雀，四品用雁，五品用白鹇，六品用鹭鸶，七品用鸂鶒，八品用鹌鹑，九品用练雀。武官：一品用麒麟，二品用狮，三品用豹，四品用虎，五品用熊，六品用彪，七、八品用犀牛，九品用海马，大体与明代相仿。 只有清代的补服，不分品秩高低，都用石青色．不看补子的图案，还真分辨不出官员的品级高低来。 （载2002·5·31《重庆政协报》） 犊鼻裈与纨绔 古代人关于衣着方面留下来的词语，最有影响的当数犊鼻裈与纨绔两个词。     汉代，四川成都。著名才子司马相如看上巨富大贾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请地方官前去说媒，被卓王孙一口拒绝。卓文君却看上了司马相如的文采风流．竟同他一起私奔到了离成都不远的邛崃县同居。卓王孙不肯承认这门亲事，也不在经济上给予任何资助。司马相如同卓文君便在邛崃县城开了一座酒家，卓文君守着安放酒瓮的土台子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穿着“犊鼻裈”跑堂。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说“（司马）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说他还要洗盘子之类，讲的就是这件事。    “犊鼻裈( kun）”是什么？裈，原指有档的裤子。犊鼻裈，有注家说“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夹”。形如犊鼻，意思是如小牛被穿了鼻绳一样，只用了三尺布，大约不可能做出什么花样和款式来，所以王先谦《汉书补注》中说得简洁明了：“如今之围裙，但以蔽前，反系于后”。 犊鼻裈就是只有前面一幅没有后面一幅，用绳索系在身后的围腰。想想也是，跑堂洗盘子的司马相如当然应该系围。     “纨绔”一词，是个偏正结构。纨，是细绢或细致洁白的薄绸。绔，是古代人穿的套裤。据《礼记·内则》说“衣不帛襦绔”，襦是里衣（内衣），绔指下衣。《礼记·内则》说里衣和下衣是不用丝织品去做的，为了防止奢侈。说是这么说，富贵人家是不照《礼记》讲" 礼”的，他们照样用细白的薄绸做成高级的内衣内裤，于是就有了“纨绔”一词。富贵人家可以穿“纨绔”，他们的子弟自然也可以穿“纨绔”，富贵人家的子弟当然就成了“纨绔子弟”了。再推而广之，内衣内裤都可以“纨绔”，外面的衣裳当然奢侈而华贵。“纨绔子弟”一则说他们家庭的有钱有势，二则是说明他们的奢侈浪费了。所以，后世的诗人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钧》中气愤地写通道“纨绔不俄死，汝儒冠多误身”，这也和李白的“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异曲同工了。 （载2002·6·21《重庆政协报》） 从地下到地上     原始人类为了避免野兽和风雨的袭击，大都是住在树上或靠近水源、背风的天然山洞里。大约到氏族杜会以后，上古的人们才“构木为巢”、“掘穴而处”，开始建造房屋。     据考古发现，我国新石界时代的人们的住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半地穴建筑，一种是桩上建筑。     半地穴式房屋，就是在地下挖一个坑，利用坑壁作墙壁或者墙基，在四壁或坑中间立上木柱，支撑着用草拌上泥涂敷而成的屋顶。这种地穴式的坑，有方有圆，有深有浅，并无一定之规。     桩上建筑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一种原始的住宅。它是用竖立的木桩或竹桩构成高出地面的底架，再在底架上用竹木、茅草等建造住房。古书记截，这种房展“结栅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上边住人，下边用来养牲），这同笔者在凉山彝区所见的房屋差不多，只是下面没有古代称为“干栏”的桩）。这种房屋，极像傣家的竹楼或重庆的“吊脚楼”。     殷商时期，房屋逐渐向地面上过渡。尽管商代一般村落遗址的房合，大都是以半地穴式为主，但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现的11座房屋，除1座为半地穴式外，其余10座都是用夯土加土坯做墙、木柱做架梁的地面建筑。所以《易经·系辞》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可见宫室已为正式的地面建筑的房屋了。     《尔雅·释宫》说：“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官和室是同义词。区别地讲，宫是总名称，指整所房子，室只是宫中的一个居住单位。 现代人看到“宫”字，很可能油然而生敬畏感，因为很多年来，“宫”字都是与帝王之家联在一起的。其实，在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宫”是人人都可以居住的，或者说人人都在“宫”里居住。“宫”是一个象形字，上面的宝盖是屋顶，篆书的写法是把宝盖两边的竖拉长，象两堵墙壁。下面的两个“口”字，上面为窗，下面为门，这样的“宫”只是一般地说的房屋，并无贵贱之分。《战国策》上说，苏秦路过洛阳，他的父母得到信息后，立即“清宫除道”——打扫住房和道路，然后到三十里之外去迎接，这里的“宫”，当然不是皇宫。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人人都可以自称的“朕”限制成为皇帝的自称，同时也垄断了“宫”——只有王者之居才能称为“宫”，比如阿房宫，整个建筑共七百多处，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真是极高极大。现在人们不也把该大的建筑物称为宫么？如文化宫、少年宫等等。 （载2002·8·23《重庆政协报》） “墙倒屋不塌”与木结构建筑     我国的古代建筑结构，从穴居和巢居发展为地面上的房屋建筑以来，逐渐创造了木构梁柱式的结构体系。它以多方面的优越性，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结构的主流，并由此形成它独特的艺术风格。     梁柱式结构，以木材为从的木多代成为主，由立柱、横梁和顺檩等主要构件组成。各个构件之间的结合点用榫卯相结合，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框架。这种榫卯结合的形式，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原始社会建筑遗址中已有发现，表明它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形成。     中国古代的木结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井干式，就是用圆木或经过砍斫的方木，四边重叠结构如井字形，这是最原始而简单的结构。第二种是穿斗式，是用穿枋、柱子相穿通接斗而成，古代的民居、现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住房，还可以看到，习称为“穿逗房屋”。它的优点是便于施工，最能抗震，缺点是较难建成大型的殿阁楼台。我国南方的民居和较小的殿堂楼阁多采用这种穿斗式建筑。第三种是抬梁式也称为叠梁式。抬梁式就是在房柱上架梁，梁上再安短柱，短柱上又架台梁的结构方式。抬梁式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可以加大建筑物的宽度和进深，扩大室内空间，大型宫段、王府、豪宅、坛庙、寺观多采用这种结构。     木材建造的梁柱式结构，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框架，抗震性能特强，也具有“墙倒屋不倒”的优点，这对于多地震的中国是很有好处的。因此，有许多建造于重灾地震区的木构建筑，上千年至今仍保存完好。如高达67米多的山西应县辽代木塔，为现存世界上最高的木塔，天津蓟县辽代独乐寺观音阁高达23米，这两处木构都在1000年左右。后者曾经历了在附近发生的8级以上大地震和1976的唐山大地震的冲击，依旧安然无恙。     梁柱式结构还有一个优点。它以横梁和立柱承重，墙壁只作间隔之用，并不承受上部屋顶的重量，墙壁的位置可以按所需的室内空间的大小来安设，也可以随时按需要而改动。堵壁上的门窗也可以按需要而开设，可大可小、可高可低，甚至开成空窗、敞厅或者凉亭。 我国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结构体系，到汉代已基本形成，当时的建筑还广泛使用了“斗拱”。斗拱是由形状像量谷物的斗或升子相似的构件和象弯弓一样的拱形构件所组成，按放在柱子和梁及其它构件的交接处，具有增强抗奀能力和装饰作用。 有了梁柱式的屋架和斗拱，上面再加上屋顶，就形成了古代房舍的框架。中国古典的屋顶结构也很多样，主要有直接架在柱子上的硬山式屋顶和伸出柱子以外的悬山式屋顶，有四面向上斜的攒尖式，有高大宽敞的歇山式、庑殷式。还有一层檐的单檐式和多层檐的重檐式等等。中国的古人就在这木结构建筑的房舍中，度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载2002·8·16《重庆政协报》）   我国古代的砖瓦  我国古代的房屋建筑是从土墙草顶发展成为砖墙瓦顶的。以土为墙，是用两块厚木板加楔头做成墙板，在墙板内装满泥土，再用墙捶夯实，边夯边加泥土，以紧密结实为度。商代称为“版筑’，著名的贤相伊尹就是在筑墙时被商王发现的。最著名的草房大约要数诸葛亮的茅庐和杜甫的草堂了。草房一向作为贫穷的象征，而在上古，治水的大禹也是住的茅茨——用茅草或苇盖的房顶。     据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瓦出现于西周初期。当时的瓦还很稀罕，多只用于盖在屋脊 上。到了西周中期，才用瓦覆盖整个房屋。在西周中晚期，已有仰铺在屋顶的板瓦和覆在两行板瓦之间的带瓦钉的筒瓦。瓦的制法是先制成圆形的陶坯，干后剖开陶坯，入窑烧造。4剖或6剖的为板瓦，对剖的为筒瓦。古人称剖瓦为“削”， 削剖开后叫“瓦解”——这 就是“瓦解”的本义了。     战国时制瓦业发展很快，瓦的外面还装饰着古代丝织物常用的图案，使瓦面仿佛铺了一层锦绣。屋檐前面的筒瓦瓦头称为瓦当。瓦当有半瓦当（半圆形）和全瓦当（圆形），瓦当上也装饰有图案。汉代盛行用“延年益寿”、“长乐未央”等吉祥语组成瓦当的图案，这给后世的书法装饰和篆刻印章又开了很多门径。     瓦中最高级别的是琉璃瓦，它美观、坚固，防水性能很强。琉璃是贵重材料，直到南北朝、隋、唐时期才用在建筑上作点缀装饰，宋、元以后才出现了用琉璃瓦全部铺盖屋顶的。明、清时期，琉璃瓦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量也大增，有黄、绿、蓝、紫、黑、白、红等颜色，一般以黄绿蓝三色使用较多，并以黄色为最高贵，只用于皇宫、坛庙等主要建筑。     砖的出现比瓦要晚得多，它发明于战国时代。最早的砖有方形、曲形和空心砖、条砖。方砖和今天的瓷砖用法有些相似．在室内多用于铺墁地面或包镶屋壁四周的下部。铺地砖多是没有装饰的，包镶屋壁的砖多带有几何图形的图案。唐代都城长安的宫殿中，铺地的方砖多带莲花花纹。这些大概可算今天地板砖的鼻祖了。     空心砖，顾其名而思其义，当然是空心的。战国的空心砖多为长方形扁平状，表面往往带有鸟兽、纺织物等纹饰。曲形砖有如汉字笔画中的“横折”，是专用来包砌台阶用的，表面上也带有纹饰。条砖最早见于秦始皇陵，砖的质量很高，坚实细致。最富有文化价值的是汉代的一种实心画像砖，其图像有收获、渔猎、煮盐、酿酒、宴乐、房屋、车马出行等等，是了解、研究当时情况的形象资料。 至于长江以南地区，用砖较晚，到东吴和东晋时才被广泛使用。 （载2002·8·23《重庆政协报》） 封闭性和等级观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私有制，形成了中国古代居民的封闭性和等级观念。 《易经·系辞上》说，“不出户庭，无灸”，说中要不出家门，就没有危机而获得安全。因此，中国古代的住宅，常是以院——南方叫做“天井”为中心，四周围以房屋而形成，外侧一高墙厚垣加以封闭，只留一两道门供出入。个栋房舍都面向内院。庭院既是采光通风口，有是交通和活动中心。规模更大的住宅有更多重墙垣、蝇院，把主要部分围在核心，以保证安全。《易经·系辞》说“重门击柝，以待暴客”，高墙深院，打更设防以拒盗贼。 四合院就乁一种典型。 院门是一家人的出口处，门上有神荼、郁垒两个神将把门（唐代一后换为拿鞭的尉迟恭和拿锏的秦叔宝）。院墙和居室的空地叫庭院，院内有神龛、粮囤、牲口棚、厕所、果树、取水点、农具储藏处、家畜圈、鸡禽笼以及穿堂过道连接居室的其它建筑物。然后是下房、厢房、耳房、厅堂、寝室、花园等。有权有势的，还有专门待客的客厅、游赏的庭园、娱乐的戏台，更是可以足不出户。 中国古代“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的尊卑观念，反映在居住上也很严密。在建筑上，为突出位尊者，就放置于中央地位；位卑者、从属者则分列两旁，使建筑也形成对称的格局。照中国传统的方位观念，以居中面南为尊，面东面西者次之，面北者最低。在住宅中，尊者是长辈、家长，住正房或上房，两册的厢房和偏房，则为晚辈、子媳所在。仆人、役工则住下房。妇女不能轻易到达外院，宾客、外人不得进入内院。 在建房的大小上，也有着明文规定的等级制度如唐代规定“王公以下，屋舍不得用重拱和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超过五间七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超过五间五架”；“庶人所造堂舍，不得超过三间四架，门屋一间两架，仍不得辄施装饰”；“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等等。规定得如此细致，不准人随心所欲。 颜色在古代也体现着等级。比如硫璃瓦，以黄色为最高贵，只能用于皇宫、坛庙等主要建筑上。就是在皇宫中，也不是全部建筑都用黄色硫璃瓦，此要的建筑用绿色或绿色“剪边”（镶边）。在王府和寺观，一般是不能使用金黄色硫璃瓦顶的。清雍正时，皇帝特许孔庙可以使用金色硫璃瓦，以表示对儒学的尊重。 （载2002·9·6《重庆政协报》）   常见的古建筑物名称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以建筑物为题的文章，如杜收的《阿房官赋》、龚自珍 的《病梅馆记》、归有光的《项脊轩志》、顾炎武的《复庵记》、王勃的《膝王阁序》、苏东坡的《超然台记》，《三槐堂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严先生祠堂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刘禹锡的《随室铭》、王守仁的《象祠记》、李格非的《书洛阳名园记后》等等。这些文．章中的官、馆、轩、庵、阁、台、堂、楼、祠堂、亭辛、室、祠、园等，有的意义和今天相似．有的意义已有不同。     前面谈过，“宫’本是房屋的总称．上古时期的人，不分贵贱戏，都一律在“宫”中居住。到秦朝时，“宫”才专指皇帝所居住的房屋，“宫”也就修得高大起来。杜收所说“夜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可算极高极大了。    “室”是官中的一个居住单位，如间我们现在把家中的一个房问称为卧室、起居室、储藏室一样。    “馆”本来是指客人居住的寝室，我们现在常见的旅馆，就是这个意思。到后来，馆也成为房屋的通称，书房、商店、官员的住宅，举办展览、开展活动的场所都可以叫馆，现在的圈书馆、展览馆、体育馆就是如此。     “阁”，古代是门上用来防止门自己关合的长木头。后来指楼阁，《淮南子·主术训》“高合层榭，接屋连阁”，又特指藏书的楼。也指内室，如《木兰诗》中“开我东阁门”。     “轩”，原指曲辕有篷的车。颜师古说，轩是“堂前之栏”，也指长廊或小室，项脊轩就是一间小室。     古时候，把圆形的草屋叫作“庵”，又写作“菴”，就是用草覆盖的意思。旧时的文人也有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庵的，如顾炎武的复庵，陆游的老学庵。庵还指小庙，特别是尼姑、道姑的居处。     “亭”，是一种有顶无墙的建筑，亭，本作停，意思是行人停下来饮食、歇憩、留宿的地方。现代旅游景点的亭，也有供游人停足小憩之意。     “台”，高而上平的建筑物，四方而高的为台。台上所盖越且叫榭，李白诗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楼”，建在高处的建筑物，两层以上的房屋也称楼。楼台合称，指高大的台榭，杜收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祠“，庙堂。象祠，即虞舜的弟弟象的庙堂。     “祠堂”，旧时祭祀祖宗或贤能、有功德者的庙堂。     “园”．最早是指用篱笆围着，用来种植蔬菜和果树的地方，如《诗·将仲子》“无踰我园”。后来指别墅和游玩休憩的地方。              （载2002·9·13《重庆政协报》） 轻便快捷的马车     说到中国古人的行，那倒是比较简单。天上不能飞，“空”字就免了。剩下的只有水陆两路，陆路上也就是乘车坐轿、骑马骑驴而已。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辆的国家之一。早到什么时侯，据《史记》记载，大禹治水的时候就“陆行乘舟”。《诗经·伐檀》就更明确了，“坎坎伐辐兮”——砍下檀木条做车辐条，这可是尽人皆知的，说明西周时代的制车已经进入规模。 古代的车，当然是木轮（也有少量是铜轮的）。就车辕看，有单辕和双辕的。西周时，单辕车的形状和制作已臻于成熟，而双辕车是在西汉时代逐渐兴盛的。不管单辕车和双辕车，最早多是马拉。在周代，马车是重要的“攻守之具”，是战车，当然也是王公显贵们出行和游猎的代步工具。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车同轨”，是继它以后的汉朝交通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双辕车的兴起，改变了单辕车至少要用两匹马拉着才能行走的局限，从而使我国古代的车辆由驷马高车进入了单马轻车的发展断阶段。 汉代的车，名目类型不少。大致有—— 斧车    一匹马拖乘的兵车，车厢中间插立一柄铜钺斧，可乘坐二人。到汉代，县令以上的官吏出门时都有斧车在前面开路导行，用来壮威仪、明身份，是一种由兵车演化而来的仪仗车。     轺（yao）车    轻便快捷的小马车，可乘坐两人，车的四面空敞，可以随意极目远眺。它是一般小吏出外办理公事或邮驿传递公文时乘坐的轻车。     施轓（fan）车    是轺车的发展，车厢两侧有“厂”形的“车耳”，作档泥土之用。“车耳”由竹席或皮革制成，是当时中、高级官员出外时乘坐的主车。高官的“车耳”可以涂成红色，车前多用两匹马拖乘。     轩车    在汉代的三公和列侯乘坐的轻便马车。车厢两侧用漆或加皮饰的席子作为障蔽，障蔽高大，人坐在车上，因两侧被遮挡，只能望见前后的景物。     軿（ping）车    一种带帷慢的篷车。双辕单马，车厢四周有帷幔，成四面屏蔽的形状，上面有车盖，车内只坐一人．驾车的坐在车厢前面，是妇女乘坐的车。     辎（zi）车  和軿车若本相同，但车门不在前面而在后面，比軿车长大，既可装载行李，又可以让人躺卧，是一种适宜长途旅行的车。辎车和軿车在汉代都是极为舒适而又装饰华丽的高级马车，专供贵族妇女乘坐。     栈车    车厢用竹子或木条编成的篷车。车厢较长，上面有篾席的卷篷，前后无遮档，直辕，驾一马，既载人又拉货，是民间运货载人的马车。（载2002·9·20《重庆政协报》） 由贱而尊的牛车     中国古代历来是以农为本、重农轻商的时代，商人虽富有却无政治地位，是被划为“庶民”、“小人”之列的。在崇尚马车，以马车明尊卑的时候，乘坐用牛拉的车是被认为是卑贱的，而汉代的车舆制度偏又明确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牛车便成了商贾们运货载人的主要工具了。     牛车也有牛车的优点。它行走缓慢但平稳，车厢宽大便于装篷施幔、铺席设几，可以任意坐卧，可以不讲究繁琐的“乘车之容”、“立车之容”，这对于养尊处优、肆意游荡的士族豪门大姓是最合适的。魏晋以后，牛车逐渐得到士族的看好，逐渐由低贱而变成时髦的风尚。特别是东晋，定都江南后，江南牛多马少，客观上也促进了牛车的兴起。晋元帝喜欢系牛车，大臣们也竟相仿效，牛车也尊贵了起来。     乘牛车也和乘马车一样，有了上下等级的区别。晋室诸王乘的车，用云母作装饰，叫做“云母车”—一种带屏蔽，用八头牛拉的豪华牛车。在车上加了帷幔，又在车顶上自前到后地悬挂一张大帷幔的叫“油帷车”，是诸王、三公们乘坐的。     南北朝使用牛车的盛况，较两晋有过之而无不及。士族豪门贪求舒适，醉心享受，各种高级牛车便迅速发展起来，以致出现了车速较快，车厢宽敞，用十二头牛拉的车。那时候，满朝士大夫根本就没有骑马或乘坐马车的，有的士大夫甚至从来就没有见过马。乘牛车的风气、习惯，一直到隋唐五代也很少变化，只是根据牛车的装饰定出了新的等级——中国从来就是重等级的国度。     民用牛车，多是无篷的“柴车”，是用来拉运粮食的。     北宋在历史上被认为是武功不振的封建王朝，马的产地多在它不能控制的西北地区，马匹的来源困难。南宋偏安江南，良马更是奇缺，驾车以牛为主，间有骡车和驴车。     明清时代的车多用一头或两头骡子拉车。骡子又分大、小，乘人的车叫“小车”，小车有篷、有帷子，形如轿子，习惯上又称“轿车”——这恐怕是“小轿车”的始祖吧。轿车都是木制的，普通百姓坐的用柳木、榆木、槐木、桦木等制作，皇室和贵族坐的轿车用楠木、紫檀、花梨等上好木料制作，油漆和装饰：当然也是上等的。     乘坐轿车的风盛行以后，轿车的名目也多了起来。有二人驾驭，但步行于车两旁健步如飞的叫“双飞燕”，有贵官乘坐的“大鞍车”，有京堂以上用红障的“红拖呢”，有用绿色油布围着的、供官员系坐的“官车”，有在街口等待别人雇用的“跑海车”等等。 辛亥革命以后，人力车和汽车在我国出现了，牛拉轿车也就渐渐减少以至消失。 （载2002·10·25《重庆政协报》） 细雨骑驴入剑门 ——古人的骑马与骑驴 早在原始社会，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可以利用马、牛等牲畜拖曳、驮载重物，但并没有想到供人乘骑行走，大约原始人类社会还不知珍惜时阿和自身享受吧。     我国古代骑马的历史，若仅就中原地区而言，远比乘车的历史晚得多。在春秋战国之交，即公元前307年，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抛弃了传统的车战，组建了骑兵部队，才拉开了我国中原地区古代单骑历史的序幕。到秦汉时代，骑兵已成为主要兵种，以后历代沿袭，军队的建制都包括骑兵。到隋唐时代，骑马之风，自上而下，普及整个社会。不但男子在隆重的场合骑马，就是贵族妇女出游时也热衷于乘骑。至于民间乘骑的风俗，要在唐代中期以后才算真正确立，一是社会风俗习惯的约束，认为当时乘骑马的姿式如同不礼貌的把两腿八字分开的“踞坐”，不雅观；二是马具的不完善，造成乘骑难度较大，不经过一定的训练，是难以驾驭马的。立到魏晋时代，出现了马蹬，使乘骑用具因之而完备，对骑马的历史也产生划时代的意义。在军事上，马蹬能使骑兵上下马迅速，控制战马自如。在生活中，马蹬使许多深受过训练的人也能方便地上下马和驾驭马。骑马者也由不雅观的踞坐一变为在马上挺身直腰，更潇酒大方，更具风度。     骑马的普及，使马具也趋于豪华。革制的马鞍鎏金包边，镶珠嵌宝；以毛皮作鞍垫的抉的“鞯”，用绸缎作覆盖马的“鞍袱”以避灰尘等等。于是，衣轻裘，乘肥马又成了素来讲究等级和享受的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象征，使许多诗歌中也留下了不少有关的描述——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丽人行》中写道：“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俞下马入铭茵”——来者是宰相杨国忠。《岁晏行》中也有“高马达官厌酒肉”、《骢马行》中有“银鞍却覆香罗帕’（即“鞍袱”）的诗句等。 白居易在《轻肥》中写宦官的气势飞扬：“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若云。”《歌舞》一诗中也提到骑马者的身份：“朱门车马客，红烛歌舞楼。”     唐宋时代，与人代步乘骑的还有一种牲畜：驴。不过、驴不像马那样高大雄健、毛色光鲜、马具豪华、去来如风，因而骑驴者也多是不得志的文人骚客。白居易在《伤友》诗中写到：“蹇驴避路立，肥马高风嘶”，骑驴者与乘马者高下何等悬殊。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苦叹自己：“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这大概是他长安十年困顿的集中体现。南宋诗人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的绝句中说：“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看来，骑驴已成唐宋时代潦倒诗人的“专利”和标志了。                                         （载2002·11·8《重庆政协报》） 话说轿子 川剧有出名剧叫《杀狗惊妻》，剧中人曹庄出场的第一句唱词就是“想当初在朝阁八抬八坐’。曹庄是战国时楚国的大夫，说他出门时乘坐的是八人抬的大轿，其官高显贵可知。不仅战国时的轿子，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大禹治水时就乘轿子在山中行走，可见，桥子历史的悠久。不过，那时的轿子又叫“桥”，因为轿子负在一前一后两个人的肩上，远远望去“状如桥中空离地也”——像架在离开地面的桥。     最早的“轿子”坐着是不舒服的。     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前的轿子都是“平肩舆”，轿杆是绑在轿底上的，抬桥人把轿杆扛在肩上，轿底与肩齐平，人在轿中屈膝或盘腿而坐。这样的桥子即使是皇亲王公才能乘坐的由八个人抬的八抬舆，也未必好受。     由于上肩的平肩舆重心较高．乘者盘坐其上，很不安全。唐代时把各种舆轿都改成了“腰舆”。 “腰舆”跟“平肩舆”的不同处，是轿杆的杠端有了襻带，轿夫把带子挂在肩上，双手下垂提着轿杆行走，很有点像推鸡公车的样子。“腰舆”高只齐腰，不上肩，当然安全多了。     到了宋代，才出现了“轿子”一词，并对轿子进行了根本的改革。     宋代是我国古代家具发生跟班变革的时期，高脚桌椅的广泛使用，引起了包括轿子在内的许多生活用具的变交化。宋代的轿子，轿身呈立体长方形，用篾席围遮，盔帽式顶盖，四角上翅，左右开窗，门上挂帘。轿内放高脚椅座，乘轿者由席地而坐改为垂足而坐。由于轿身的增高，重心上升，过去把轿杆绑在底部的作法已不相宜。这时的轿杆都固定在轿身中部，既保持重心稳定，又便于轿夫起放，比起“平肩舆”和“腰舆”安全舒适多了。从此以后的轿子．基本保持了这种固定样式，直到民国为止，只是在纹样装饰、材料质地、尺寸大小、轿夫多少上有所区别而已。宋代还有一种“龙椅”：一把大椅子，两边绑竹杠，无任何遮掩，两人一前一后地抬着。这种“龙椅”就是明代以后的“凉轿”或巴渝大地的“滑竿”的前身了。 宋代尤其南宋，制轿业十分发达。一因统治者不思金戈铁马、率师北上抗金；二因江南多雨，骑马不方便；三因马匹车辆大都被金人掠夺，无马可乘。仅短短几十年间．南宋半壁江山中轿子不绝于道，乘轿着比比皆是。由于轿子风靡一时，在客观上就影响和阻碍了制车技术的发展，使造车业每况愈下，再没有汉唐时代车千乘万乘的盛况，也使我国原本领世界之先的制车技术，从此停滞不前矣！ （载2002·11·15《重庆政协报》） 舟行巨浪若游龙 ——我国古代的船舶     我国古代舟船发展的悠久历史长达数千年。据古代文献记载：“古者观落叶以为舟”、“古人见窾(kuan，空的意思）木浮而知为舟”，自然漂浮物启发古人创制了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继编木为筏之后，古人又“刳（ku）木为舟”—一用独根树木挖成小舟，称为“独木舟”。     筏子和独木舟都还不是理想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的装载量一大，便会沉没水中、独木舟的大小又受着木材的限制，要想改进舟形、提高行舟速度是很困难的。在商代，古人在独木舟的基础上，创制出了新型的船——木板船。甲骨文中的“舟”字，就是用由数块木板组装的木板船的象形。     从独木舟到木板船，是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至此，人类不再受自然界所提供的木材形状和体积大小的限制，而能根据人的意愿，对材料进行加工了。在这一基础上，此后的各种大型巨舰、楼船方舟也陆续产生，从而给古代的航运、海上交通以及水战等带来了众多壮观的场面。     在中国古代的数千年里，舟船的发展大致可分为秦汉时代、宋元时代和明代三个高峰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造船业上继承和发展了原来六国中一些国家的发达的造船技术，建造了许多轻舟和巨船，使当时的船舶航行已能通江达海。在广州发现的秦汉造船工场，规模非常庞大。其中的一个造船台，可以造出宽6-8米，长20-30米，载重50-60吨的大船。     汉承秦制．造船业发展空前蓬勃，不仅能造各种大小船只，还能造“楼船“。据文献载，在船上建楼，最高可达三层，分别叫“庐”、“飞庐”、“雀室”。楼船也可用于军事，是水中作战的主力战舰，因此汉代的水军统帅也有“楼船将军”之称谓。     宋元时代是我国古代海上交通最繁盛、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因之也是古代造船史的第二个高峰期。当时，来往于长江的航船，每年可达二、三十万艘，在黄河中行驶的木船每年也超过一万五千只。河运海运，用船需求很大，各靠湖傍河、临江依海的城市都有官办造船场，宋太宗时．各州每年造船3237艘。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一次就造船5000艘，可见当时造船数量之惊人。     明代造船工厂分布广、规模大、配套全，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形成古代造每史的第三次高峰。 明代造船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船的种类多达千种，我国古代的四大船型也基本定型。它们是首尖尾方、首尾高昂的福船；方首方尾、宽大扁浅的沙船；首尖体长、下窄上宽的广船；头小身肥、船身长直的鸟船。     著名的明代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每次出洋的船舶数量都在100艘以上。其中大型宝船40—60多艘．另外还有运抢用的“马船”、运粮的粮船、运兵的坐船、防护的战船等，每次载运都达27000多人。其那大型宝船．长44丈4尺（约150米），宽18丈（约60米）。这样巨大而性能优良的船舶，加上自宋元时就已改进的平衡舵、测深舵（测量水深的铅砣）、指南针等导航设备，再兼之以高超的航行技术，才使郑和“舟行巨浪若游龙”（马欢《纪行诗》），每次都能安全返航。 明朝末年以及清代，统治者闭关锁国，多次实行海禁政策．使我国原有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水平急速下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河与沿海航行权又落入外人之手，更使中国的造船和航海事业一蹶不振、凋败奄奄了。           （载2002·12·29《重庆政协报》）     自然亲切  情深意长 ——读苏轼的一首悼亡词 悼亡题材出现于宋词中，最早而又写得最好的，要数苏轼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 丧记梦》。全词是：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 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 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这首词是苏轼四十岁时在山东密州作太守时，为悼念亡妻主弗所写的。玉弗于乙已年（宋 英宗治平二年，即公元1065年）死于河南开封，葬于他们的家乡眉山。到苏轼写此词的“乙 卯”年（宋神宗熙宁八年，即公元1075年）正月二十日，首尾已是十一年了。 《江城子”是词牌，“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是词题。     词的上片（第一段）写了梦的原因。这里面有死别的久远，难忘的思念，欲诉无处的哀伤，虚幻渺茫的渴望和顾影自怜的悲凉心情。上片第一句中的“十年”，点明了此恨绵绵的时间，“‘生死两茫茫”，是把生者和死者合起来说的，意思是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两无消息。“不思量”，以下四句，是写生者对死者的想念。“不思量自难忘”六宇，’看似平淡，实际 深藏着经久不忘的夫妇感情。十年中绝不可能天天都在“思量”，这是生活的真实，但在感 情上却更进一层，不思量尚且难忘，那思量的时候更是揪肝碎肠了。“千里孤坟”即孤坟千里，把“千里”二字放在句首，突出了空间的遥远，也指出了衷情难述的原因。一个“孤” 字，表明生者对死者的爱怜，可是，不仅关山相隔，而且生死相稿，怎么能去安慰她，向她述说自己凄凉的心境呢？只有寄希望于想象。“纵使相逢应不识”三句，感情相当沉痛，明知不能相逢，却又期待着相逢，但，就是在假想的相逢中也只有一片忧伤：“尘满面，鬓如霜”，既写了作者的奔彼劳碌，风尘仆仆，也写了十年哀思，白发早生。这憔悴的形容，就连自己的妻子伯也认不出来了呵！就在这左思右想之中，逼出了一个梦来。     词的下片直接记梦。“夜来幽梦忽还乡”一句中，用“幽”字和“忽”字以色彩的昏暗和行动的飘忽渲染了“梦”的特点。‘小轩窗”以下四句写梦境，既有妻子生前临窗梳妆的真实生活，又有夫妻重逢，百感交集，万语千言无从说起，只有泪流千行的梦的朦胧。“料得年年肠断处”三句，是写梦醒后生者为死者设想的情景，为梦中的“相顾先言，惟有泪千行”两句作解释。在那故乡的短松岗上，孤坟一，座，月明之夜，更是凄凉，想来就是她年年断肠的地方呵！ 苏轼的这首词，结构相当严密，上片写梦前，下片记梦，片片紧合词题。下片中，前五句写梦中，末三句写梦后，层次分明。语言上，纯用叙述的句式白描的手法，朴素自然，不加雕琢修饰，使长意深情自然流露出来，引起几百年来读者的深切同情。             （载1982·7·15《四川农民》） 恬静和平的农村画图 ——读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因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看剥莲蓬。     这是我国南宋时代著名词人辛弃疾所写的一首农村词。辛弃疾是一个奋发激昂的爱国志士，由于抗战反金，遭到妥协派的排挤，于宋孝宗淳熙九年飞公元（1182年）罢官，退隐江西上饶，闲居达十年之久。这首反映农村风光的词，正是作者退居江西乡间时所作。 如果我们借用电影的表现手法来看这首词的话，首先映入我们眼帘时，是茅草房的一角、只露出又低又小的屋檐。镜头拉开，我们看见了一条与那间竹篱茅舍相对的小小溪流，小溪边上，青草离离。这正是农家田园的典型风光。“醉里吴音相媚好”，则是镜头外传来的画外音，使画面显得有声有色。不说自己酒醉，而说别人在醉中用“吴音”闲谈，看来大家都沉醉在安宁的生活之中了。“吴音”是南方方言，江西地处吴楚之间，古称“吴头楚尾”，“吴音，也即是江西土语了。“相媚好”，说明彼此间的话语亲密可爱，朦胧中听来似乎是一对青年男女在软语绵绵。可是，随着镜头的移动，我们看见的竟然是一对白发夫妇在娓娓而谈，这是多么静谧美好的晚年呵，“谁家”的疑问，表明作者与翁媪不曾相识。上片中的前两句描绘出一个宁静的环境。后两句写出人物安适的心情。结构用倒装的句法，先闻其声，后见其人，出人意外。 上片写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下片写青年人的辛勤劳动。四句词，象多镜头画面一样，同时展现出几个劳动场景，反映出整个农村的劳动生活。大儿中儿，各尽其职，各逞所能，从事着农副业劳动。正是由于他们这样勤劳，才使得白发翁媪的晚景如此美好，也使老人们从内心溢出了对辛勤的儿子们的赞赏。不过，这赞赏却是通过“最喜”二字从侧面衬托出来的。即使得年迈的父母笑逐颜开的，却是那“无赖”的小儿。“无赖”是江淮土语，在这里作“淘气”解，并不是生气的责骂，而是疼爱的反语。莲的种子叫莲子，包在圆锥形的花托内，合称莲蓬，可以吃。顽皮的小儿子没有参加正式的劳动，倒在溪边剥食着莲蓬。这最后一句，不仅面出了小儿贪食好玩的神态，而且进一步衬托出恬静和平的气氛。     在这首词中，辛弃疾把农村生活写得如此美好，正表现出他被诬罢官以后对官场生活的憎恶，对清新、朴实的农村生活的喜爱。其实，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并没有在孝宗朝得到“中兴”，被辛弃疾所称道欣赏的这幅农村画图，至多不过是南宋王朝衰亡之前的一抹残阳罢了。 （载1982·8·26《四川农民》） 脍炙人口的中秋词 ——读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 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 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尽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这首中秋词，历来脍炙人口。词前有一句小序：“丙辰（宋神宗熙宁九年，即1076年）中秋，欢饮达且（通宵），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他的弟弟苏撤）”。可见，欢度佳节思念兄弟，是这首词的基本内容。     上片写对月饮酒，由月而想到天上，想得奇特，问得绝妙，抒发了他政治上失意而产生的抑郁之情。人间今夜月亮正圆，月色正美，夭上是否比人间更好呢？金那只有上了天才知道。于是诗人思绪起伏，设想乘长风迅速飞回天上，可是又怕天上那仙宫宝殿，位置太高，气侯寒冷，叫人受不了。“又恐”二句，暗示自已想回到朝廷中去，又伯党争激烈，难以容身。作者因同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贬官外地很久，此时他在密州任上。既然天上回不去，不妨留在人间。对月起舞。虽然只有一个人，总还有个影子陪伴。这样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之后，他的思想又从幻想回到了现实。上片中，由地上天，由天下地，两次转折，一气呵成，真是笔功雄健，想象超群。     下片写对月怀人，由月而过渡到月下的人。那月光转过了红色的楼阁，低低地穿过了雕花的窗户．照着了房中失眠的人。作者由月而想到了天各一方、月共一轮的弟弟，也许，他此时正在对明月思亲人吧！月亮和人应该是没什么仇恨的呀，为什么总是在人们离别孤独的时候而团圈呢？.月圆人缺，更加重了人们的离愁呵！这几句，写法上虽是承接上片写月，实质上却是推开一层，写人在月下的思念，表面上是写弟弟怀念兄长而睡不着，其实是写自己怀念手足兄弟的惆怅。     但苏轼毕竟是豪放开朗的人，他没有沉浸在一片离愁之中，“人有”三句，又推开一层，转入了自我安慰和对兄弟的劝慰：人有离合，月有圆缺，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可悲伤的。这三句，带有人生哲学意味：世界上不可能有永远圆满的事情，人生有欢聚也必然有离别，应持达观态度。因此，引出了寄希望于将来的结尾。结句中，用蝉娟代指月亮，希望弟兄彼此都能长久平安地生活着，即使祖隔千里，都能分享到月亮的光辉，也就很好了。     这首词，想象丰富，构思奇妙，意境开阔，寓意深刻。写失意而不厌世，写离愁而不哀 伤，算得是豪放旷达的佳作。                       （载1982·11·16《四川农民》）   凄凉边塞将士情 —读范仲淹的边塞词《渔家傲》     公元1038年，我国西北方的大夏 (西夏)，又开始了向宋朝的进攻。1040年，范仲淹和 韩琦奉命率军抵抗，战争延续了五六年。     范仲淹在军旅迫促之中，写下了一首唐宋以来最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峰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秋天，本来就是“草木摇落而变衰”的季节，而塞下（边防线上）的凄凉景象更与内地迥然不同。词的首句，不仅点明了地点时间，更突出一个“异”字，并以“异”字总领全词。第二句接着写所感。古人传说，北雁南飞，到湖南衡阳为止。在边塞居住了一春一夏的大雁，竟然毫不留恋地飞走了。可见此时此地是十分苦寒。大雁无情，尚且思归，有情的将士们在边塞苦战多年，思乡之情那是不言而喻了。第三句写所闻。“边声”，指边塞特有的音响，如风萧雨泣，人喊马嘶等，这些都能牵动对家乡的思念。何况这边声四面都有，充塞耳际，使人更添离乡背井的愁肠。边声伴着军营的角号一起发出，又给凄凉染上一层悲壮的气氛。四五句写所见。数不清的山岭，象团团包围的屏风，教人气闷。黄昏时分，一大片雾气卷落西沉的夕阳，也掩映着一座大门紧闭的孤城。“长烟落日”与“孤城”，写出边塞的辽阔与荒凉，而孤城紧闭，又隐隐透出了战局的紧张。     上片写景，景中见情，从边塞的凄凉景象中流露出边塞将士的怀乡之情。下片一转，直抒胸臆。“浊酒一杯家万里”，点出了路途的遥远，回家的艰难。‘“一杯”与“万里”对比，一杯浊酒，多么微薄，怎能排解离家方里的愁绪！但，不能回家的主要原因是还没有完成身身负的重任，不能象东汉的窦宪那样，击退外来的侵略，在燕然山（今象古境内的杭爱山）勒（刻）石记功，胜利而归。写出了边防将士在严峻环境里坚守边防的责任感和争取胜利的精神状态。“羌管悠悠霜满地”，用声色作点染，使写情的句子更加浓挚。霜地凛冽，羌笛呜咽，倍觉凄清，惹人失眠。这个人，既指将军，也指征夫，因为他们此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将军在漫长的戎马生活中，备尝艰辛，满头白发，而年青的征夫（兵士）们则在这异乡的笛声申流出了酸楚的眼泪。     读罢全词，使人感到悲壮和抑郁，这正是范仲淹疾愤北宋统治者不思振作的苦闷心情 的表露。这和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是吻合的。范仲淹的边塞词，突破了晚唐以来大都写儿女之情的局限，开始反映封建时代人民的疾苦，扩大了词的内容，转变了词的风格，成为开创豪放词风的先驱。 （载1983·1·18《四川农民》） 几种常见的古文文体     古代的散文，是和韵文、骈文相对的一种文章体裁。散文又分许多种文体，仅《古文 观止》一书，标明体例的文章就有二十多种，如：书、策，论、说、赞、赋、诏、劄、疏、表、解、原、辩、辨，传、记、碑、铭等等。这些文体，有的叙事状物，有的传情抒怀， 有的发表议论，有的陈述见解，并且各有各的陈述对象，应用范围。这里，仅就常见的几种文体，作一简单的介绍。     论说文。议论说明一类文章的总称，又可细分为论、说、辩、订、解、原、议等多种。“论”，是用来阐明道理的，最早始于西汉贾谊的《过秦论》，论述秦朝覆灭的过失，自论以后，以“说”作为篇名的也日渐增多，著名的如唐代柳宗元的《天说》与韩愈的《师说》，“说”与“论”都是说理辩析的文章，没有多大差异，但“说”又有“托物以言志”的意义，可以写成寓言性的杂文。如韩愈的《马说》，喻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并非马论；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喻苛政甚于毒蛇。“原”，是对某种事物推究本原而加以论述的意思，自韩愈作《原毁》、《原道》等五原篇以后，用“原”作篇名的也就不少了。“订”是评论之意，对所评论的事物加以论证，如东汉王充的《订鬼》，即是对鬼的虚妄的论说。    记叙文，泛指叙事、记人、写景、状物一类的文章，也可包括日记、年谱、年表。据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zuan)》杂己类一门所收，记楼台亭阁，祠庙寺观，官署学校，山水风土及琐事轶闻等时作品，都属记叙文。记叙文可包括记、传、赋、状等文体。“记”，就是杂记，以叙事为主，间以议论抒情，写法灵活，成形于唐代。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小石城山记》，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轼的《石钟山记》，明代魏学伊的《核舟记》等。有的“记”与寓言式的杂文“说”相通，如晋人陶潜的《桃花源记》等。“列传”首创于司马迁，他的《史记》把记人的文章分为三种，天子称，“本纪“、诸侯王称“世家”，其余都称“列传“。“列传”是说“其人事迹可序列，故云列传”（张守节《正义》），常见的如《屈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后人省列传为“传”，如《张衡传》、《柳敬亭传》。除史官所写的史传外，也有以传为名写寓言故事的，如《中山狼传》等等。“赋”本是汉代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文体，讲究文彩、韵节，兼有诗歌与散文的性质，或向骈文法则成为“骈赋”，或向散文靠拢成为“文赋”。以记亭抒情见长而著名的文赋，如杜牧的《阿房宫赋》。 奏议，是具有特定性质、对象、内容的文体，是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总称，包括表、奏、疏、劄、议、章、策等。一般地说，章用来谢思，奏用来弹幼，表用来陈情，议表示执异，疏用来发表意见、建议。如晋人李密时《陈情表》就是他因为祖母年高，无人奉 养，不肯应命为官，向晋武帝陈说自己的情况的奏奉章。又如三国蜀汉谙葛亮在出师伐魏时，写给后主刘禅的忠义深情的《出师表》。西汉贾谊劝汉文带重视农业，提倡积存粮食的《论积贮疏》。晃错向汉景帝提出重农贵粟、重农抑商的《论贵粟疏》。 书和疏大不相同。书是一般的信件，如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报任安书》，白居易写给诗友元稹的《与元九书》等等。 序，分书序和赠序两种。书序是说明书箱、著述或出版的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以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古代早期的序放在书末，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赠序”，古人送别时，各以诗文相赠，编成册集，加上序言，称为赠序。韩愈在《赠石处士序》中说“于是东都之人……遂各为歌诗六首，遣愈为之序云”。以后，凡是惜别赠言的文章，不附于诗帙的，也都叫序，内容多是推索敬重，赞许嘉励的话，和书序大不相同了，如韩愈的．《送孟东野序》，明人宋濂的《赠东阳马生序》等。     檄移，是檄文和移文的合称，都是专用文章。檄，原是古代官方文书，木简，长一尺二，多作征伐、申讨等用。移，也是官府文书之一，有晓喻或责备的意思。二者作用相似，所以并称檄移，著名的有南朝孔稚硅的《北山移文》和唐代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箴铭。箴是规戒性的韵文。在古代，铭常刻在器物或碑石上，是兼用于规戒、褒赞的韵文。箴用于抵御过失，铭兼褒赞之意，作用相似，二者连称。著名的有唐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宋人苏轼的《三槐堂铭》等。 （载1983·5·5——6·3《四川农民》）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宰相     宰相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显学》：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起于卒伍。”本来是泛称掌握政权的大官，后来就用它来指历代辅助皇帝、统领群僚、总揽行政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宫，成为专制君主下面最高执政官的通称。     在历代各种官职中，宰相的变化最为频繁，没有固定的职守，没有固定的人员编制，连名称都没有固定的。封建君王既离不开宰相，又最耽心宰相权力过重，大权旁落，这是宰相官职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宰相的具体职称，历代名目很多、不下于几十种。仅中学语文教材中所出现的，就有十多种。     相国  书生用甲第为相国。（初五册《芋老人传》）     公元前547年，春秋时的齐景公似崔抒为右相，庆封为左相，自此，“相”就成为齐国强大的卿大夫的世袭官职。以后，其它诸侯国也有设置的。战国时，各国先后设相，称为相国、相邦或丞相，为百官之长。本文作者周容是明末清初人，明代是废除了丞相这一官职的，因为本文的人物、故事都属虚构，所以沿用了古代的旧称，说“书生用甲第为相国”。     令尹  以其弟子兰为令尹。（高六册《屈原列传》）     令尹是春秋战国时楚国所设的职官。楚国的官职名称，与中原各国不同，因为他们自称“蛮夷”，故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令”是善，“尹”是长，令尹，就是最好的官长的意思。令尹入则治民，出则为将，掌握全国军政大权，是楚国的最高长官。楚国的令尹大多数是王族子孙，所以楚顷襄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按，明清时代也称知县为“令尹”，与春秋战国时楚国的“令尹”大不相同。     左尹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高二册，《鸿门宴》）     楚国令尹之下，有左尹、右尹为其助手。项羽是楚国的贵族，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 所以仍用楚国官称。战国时中原各国都以右为尊，只有楚国尊左，左尹尊于右尹。     参知政事  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职也。（高二册《谭嗣同》）     唐太宗时，以左右仆射（ye）的为尚书省长官（都是宰相），而且认为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和门下省长官侍中（也是宰相）的官位太高，不能轻易授人，常用其它的官加上“参议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的名义执行宰相职务。唐高宗以后，执行宰相职务的是“同中书门下三品”，意思是视同于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都是三品官）。唐肃宗乾元以后．改“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同中书门下平(pian)章事”。“平章”是协商的意思，即协商处理政务。宋代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以“参知政事”为副相。本文中以“参知政事”来比喻参预新政者，是极言光绪皇帝对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位主持新政者的殊遇。     右丞相兼枢密使  德枯三年，余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高四册《指南录后           序》）     宋神宗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后，宰相的名称也几次改变，先后称为尚书仆射兼门下侍郎，尚书仆射兼中书侍郎，太宰兼门下侍郎，少宰兼中书侍郎，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左丞相，右丞相等。     枢密院是官署的名称。五代后梁时建立崇政院，后唐改称枢密院，宋代也照样设置，主要管理军事机密、边防等，与中书省并称“二府”，同为最高国家机关。枢密使是枢密院的首长，与中书省的同平章事共同负责军国要政。宋宁宗以后，宰相多兼枢密使。文天祥任通义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时，正是南宋恭宗时期。     左丞相  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高四册《指南录后序》）     左示相，详上“右丞相” 说明。唐宋时以左为尊．左丞相尊于右丞相，所以缙绅、大 夫、士皆集于左丞相府而议文天祥应该北上。     资政  学士辞相印不拜，以资政殿学士行。（高四册《指南录后序》）     资政段，殿名。宋真宗建龙图阁，以阁东为资政殿。景德二年（1005），王钦若罢参知政事，真宗特置资政殿学士优待他，位于翰林学士之下，他不高兴。真宗便以他为资政殿大学士（正一品），位在翰林学士承旨之上。以后，宰相罢职，多授以此官，作为荣誉官衔。文天祥辞去相职，按例授‘资政殿学士”。     奉执  宰执以下，俱使南面上坐。（高三册《柳敬亭传》）     唐代以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和门下省长官侍中任宰相，是真宰相。其它官任宰相的，则 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政事等名，统称宰执。宋代则以同平章事为宰相，其它如参知政事、左右丞及枢密使，副使则称为执政官，事实上与宰相仍为一体，合称宰执。     相公  相公倦，谢客矣。（高五册《报刘一丈书》）     相公指丞相。王粲《从军诗》之一“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注“曹操为丞相，故日相公也。”因汉魏以来拜相者必封公，故称为“相公”。明代朱元璋废除丞相，此后也就没有称相公的了。本文作者宗臣是明嘉靖年间的散文家，文中称当权者为相公，是仿照前代的呼称。     这里的相公，与旧时妻子对丈夫的敬称相公，对别人的尊称为‘相公”都不同，理解时当要因文而异。     阁部  我史阁部也。（高二册《梅花岭记》）     阁，就是内阁．明太祖朱元璋忌大臣权重，自洪武13年(1380)杀丞相胡惟庸以后，不设丞相．洪武15年（1382)仿照宋制，设置诸殿阁大学士，收阅奏章，批发文稿，协助皇帝办理政务。明成祖（朱棣）时，命官品较低的翰林院编修、读讲、检讨等官入值文渊阁（明代宫内的藏书阁）参与政务，因阁在宫内，称为内阁。明仁宗以后，内阁权位渐重，兼领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兼决策机关。入阁的大学士也就成为实际的宰相，称为阁臣。史可法于祟祯17(1644)在南京拥立福王（弘光帝），加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所以称为阁部。     督相  督相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高二册《梅花岭记》）     以宰相的身份出外察视，督率军队的称为“督相”。史可法以宰相督师扬州，所以称 “督相”。 军机大臣（附：军机章京》  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 皇上超摧四品衔军机章京。（高二册《谭巳同》）     军机处，是清代辅佐皇帝的政务机关。雍正7年(1725)因为用兵西北，设军机房。雍正10年正式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在军机处任职者无定员，最多时达六七人，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充任，称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在任命时按各人资历分别称为军机处行走，大臣上行走，大臣上学习习走等，通称“大军机”。军机处的职掌是每日晋见皇帝，商承处理军国要务，用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负责官员发布指令，因此，军机大臣是实际上的宰相。 军机大臣的僚属称为“军机章京”（章京：满语，办事人员），通称“小军机”，掌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等，实权很大。 （载1985年·11上海《语文学习》） 《水浒传》中的古代足球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一开篇，讲的便是破落弟子高俅的发迹史。高俅因为踢得一足好球，赢得了先为端王后为徽宗的赏识，官至禁军殿帅，成为臭名昭著的权奸。高俅所踢的球，就是我国古代的足球。     我国古代的足球原名“蹴鞠”。“ 蹴”是踢，“鞠”是用熟牛皮为壳，中间充填杂物的实心球。传说起源于黄帝或战国。确切的史料表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成为训练军队的一种对抗性活动。到唐代，逐渐形成体育活动，唐玄宗李隆基就是爱打球、会打球的好手。那时的“鞠”已进步到能充气了，赛场上设有用两根长竹竿做的球门，球员分作两队，以进球多者为胜。      宋代的足球，根据打法不同，分为“筑球”和“白打场户”两种。     筑球是朝廷盛大宴会的表演节目。球场中间设球门，由三根丈多长的竹竿做成，上面系着彩色网络，只留下一个尺多宽的洞进球。球员分两队，每队由球头（队长）、跷球、正挟、头挟、左竿网、右竿网、散立等12—16人组成。比赛时，两队球员隔着球门分站两边。经拈阉决定由其中一队的球头开球，按一定顺序踢去，最后踢回球头，由球头射门。如果一次射门不过，触网落下，就由竿网接着再踢，还可再次射门，若球触网落地，就算输了一球。对方接过球后，也照这个次序踢球，以双方过球多少决定胜负。     白打场户是以踢球花样难度的高低决定输赢。这种比赛可以两人对抗，也可以由3—10人对踢，通常以三人场为最多。宋代足球的花样踢法类似后来的踢毽子，可以使用拐、搭、臁、肩。拐就是外脚踩，搭是正脚面，臁是小腿，肩上是体，每一个部位又可以踢出许多花 样。《水浒传》中写高俅陪端王踢球，“使了个鸳鸯拐踢还端王’，就是先用左外踝踢球，再用右外踝踢球。由几个花样动作连在一起踢的叫做“解数”，由于动作先后顺序排列的不同，“解数”也可以组成几百套。专门讲踢“白打场户”踢球法的《蹴鞠谱》上说，“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足见其踢法繁多、引人人胜。《水浒传》中写高俅为端王表演踢球，他“把平生本领都使出来奉承端王，这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就是用成套的解数一套一套接着踢，表现了很高的控球的能力。 宋代以后，这种古代的“筑球”和“白打场户”逐渐没落。至于现在通行的足球，那又是后来的事情了。 （载1998·2·7《重庆晚报》） 看水浒  说刺配     《水浒传》中的梁山英雄，都是被官府逼迫上梁山的，其中不少人都受过“刺配”刑罚。那么什么是刺配呢？     在犯罪人额上刺字并染上黑色以作标记，好比记案在档，是一种比较轻的刑罚。这在春 秋时代的五刑中叫“墨刑”，汉代叫做“黥刑”。汉文帝时曾经废除过，魏晋时期又沿用起来。隋代制定的五种刑法是“死、流（遣送到边远地方服劳役）、徒（服劳役）、杖（用大荆条、大竹板或棍拷打臀、腿、背部）、答（《用小荆条、小竹板敲打臀、腿、背部）。这“五刑”直沿用到清代。     到了北宋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武装反抗此起彼伏。赵宋王朝在加紧对农民起义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加强了司法镇压，在用刑上增加了刺配等酷刑。     刺配这种刑罚，是用竹木杖责打犯人背部，并在其面颊上加刺标记，然后送往比较边远的地区服劳役或充军役。受刺配的人实际上兼受了杖、黥、流三种刑罚，最初是一种轻于死刑而重于一般流刑的特殊刑罚，后来成了流刑的附加刑而广泛使用，并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成为单独使用的刑种。     面颊上刺字的过程，又叫“打金印”。《水浒传》第八回中说：“原来宋时，但是犯人徒 流迁徙的，都脸上刺字，怕人怪恨，只唤做‘打金印’”。“金印”是官印的美称，刺字是遵照官府的判处，等于是把官印盖在犯人脸颊上，行刑人就美其名日“打金印”了。所刺的字，一般分为两行，一行刺犯罪事由，一行刺发遣的地名。所以宋江常哀叹自己面颊上的“两 行金印’。只是刺后都用墨染，并不象电视中那样地呈现红色。 刺配原是为了镇压反抗而加设的重刑。但受刑者不仅遭杖贵、流放，还有永不磨灭的印记而被人称为“贼配军”，心灵中的痛苦更大，无怪遭刺配者多被逼上梁山，这是统治者万万没想到的。 （载1998·2·21《重庆晚报》） 鼎甲·三甲·前三甲     常常在报刊上见到一些足球消息和球赛点评中，有关于“三甲”的文字。手边就有这么一条消息：“力帆队已定下新赛季的目标——冲进前三甲。”     笔者是学中文的，只是一个“假球迷”——但据我所知，我国的职业足球队分甲级、乙级，而甲级球队，又只有甲A、甲B之分，这“三甲”和“前三甲”不知从哪里得来？或者有人说，你这是故作呆傻，三甲和前三甲，不就是甲级队的前三名吗？     如果真是如此，我认为，这“三甲”、“前三甲”的词语就用错了。或日：“三甲”、“前三甲”的词语，早已是习惯的用法了。那我也只能遗憾地说，这个“坏习惯”早就该改了。     试想，乙级足球队要想升级，也只有升人甲B、甲A，并没有甲C和甲C联赛，这“三甲”从哪里来？“进三甲”又进到哪里去？     如果说“三甲”就是指甲A、甲B联赛的前三名，“进三甲”就是进人前三名，那就更错了。     水有源头树有根，汉语的词语当然有自己的来源。在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中，秀才们 经过省一级的“乡试”成为举人以后，才有资格进京参加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的“会试 "。“会试”合格者称为“贡士”，也才有资格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把参加考试的贡士们分别录取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叫“一甲”，赐进士及第，只取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人如三足鼎立，所以一甲又称鼎甲，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第二个等级叫“二甲”，赐进士出身，取若干名。第三个等级也就是最低的一等，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三甲”一词，即来源于此。 综上所说，甲级队只有A、B两级，哪来的“三甲”？乙级队升级，也只能进人甲B、甲A这“两甲”。而甲级队中，可能没有哪支球队甘愿成为最末一等的“三甲”，还用得着立下誓言去“冲进三甲”、“进人前三甲”么？可见，所谓“三甲”，只能是对甲A、甲B联赛产生的望文生义而已。还不如直截了当说白话，“冲进前三名”、“进人前三名”。若要讲究文采．还是该说“冲进鼎甲”、“成为三鼎甲”的好。   （载2001·3·23《重庆体育报》） 说“三”道“四”     在汉语的数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三”，组成词语最多的也是“三”。在《词海》里，“三”字条目下的调语有500多条；在《辞源》中，“三”字条目下的词语有600多条，远为其它数字所不及。“三”字作为数词，无论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都有表示多数、多次的意义，这大概是“三”字使用频率位居其它数字之首的原因吧。     古人把天、地、人称为“三才”，把日、月、星称作“三光”。古代传说中的神山，有方壶、蓬壶、流壶“三山”；东周时把伊水、洛水、黄河称为“三川”。上古有夏、商、周“三代”，官职有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及其副职少傅、少师、少保“三少”。科举考试有“三甲”，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合称“三元”一一解元、会元、状元，“三元及第”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朋友也分“三友”一一益友、损友、诤友。松、竹、梅人称“岁寒三友”。不仅古代如此，近代现代也不例外。音乐有“三重奏”，小说有“三部曲”，绘画有“三原色”，逻辑学有“三段论”。更巧的是，资本主义国家讲“三权分立”，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有“三大作风’的优良传统，民主革命有“三为法宝”。“三”字 的使用可谓频也！     “三”字还表示多次。鸿门宴上，范增“举所佩玉块以示者三”，古典小说中有三顾茅 庐，三气周瑜，三打祝家庄，三打白骨精．三调芭蕉扇等等。总觉得一次两次嫌不足，四次 五次又太过，“事不过三”，恰如其分。不仅如此，表示多数的还有三的倍数。天有“九重天”，地狱有＋八层，“兵书＋二卷”、“策勋十二转”、“同行十二载”。孙悟空有七十二变，水泊梁山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唐僧取经有八十一难，故官的门钉是八十一顺。谋生的职业称为“三百六十行”，大约是“三”的表现的极致——当然又比不了“弱水三千”了。     在古人眼里，“四”大约是最平稳的数字，也是最能概括全面的。因此，人有“四体”、“四肢”，国有士、农、工、商“四民”。天下之大，称为“四海”，东、南、西、北，合称 ‘四方”。春、夏、秋、冬，称作‘四季”、“四时”，湿、热、寒、冷，合为“四气”。语音有阴、阳、上、去，合称“四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道家以道、天、地、王为“四大”，佛家却讲地、水、风、火“四大皆空”。说地理，古人以东胜神洲、西牛货洲、南瞻部洲、北俱卢洲为"四洲”；谈贡献，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论书籍，《四库全书》归其总，提到官僚资产阶级的“四大家族”，就囊括了整个旧中国的大财阀。今天我们常提到的“四项基本原则”、“四个现代化”，不正是全国人民的行动准则和奋斗目标么？ “三”字表示多，“四”以概其全。汉语之妙，由此可见一斑。 （载2002·4·26《重庆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