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系统集成乙级资质:市场上唯一的唐琴大圣遗音的亿元传说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西方各主要经济体普遍存在通货紧缩的情况，而中国受到的影响却不是很大，反而由于经济刺激计划等原因，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通胀压力，大量中国国内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和避险的渠道，因而导致了收藏市场的持续火暴。中国嘉德、北京保利等拍卖公司屡创纪录，日本、欧洲等地的拍卖公司为迎合中国客户的需求，改善了上拍中国文物的数量和质量。

　　2010年底，在英国一家不知名的小拍卖行Bainbridges，一件清乾隆珐琅彩“吉庆有余”转心瓶以516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5.5亿元)的天价成交。购入者为中国人。2011年3月26日，某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买家，在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的一家拍卖行，以1240万欧元和2205万欧元的价格，分别买走了一方乾隆御玺和《乾隆大阅图》第四卷《行阵》，刷新了法国的亚洲艺术品拍卖纪录。

　　近日传出消息，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奎因拍卖行(Quinn's Auction Galleries)，将于6月11日拍卖一件罕见的清乾隆御制剔红婴戏图盖盒，再次引起了很多中国藏家的注意。这件器物高16 厘米，直径 26.7 厘米。如同上述天价拍品的最初估价都不高那样，这件漆器的估价仅6万美元，再次吸引了众多中国藏家的注意。

　　这件盖盒底部刻“大清乾隆御制”六字填金款。虽然漂流海外近百年，已落满浮尘，但她灿烂富贵的造型，生动的图景，精致的刀工仍让人惊叹。盖盒主题图案描述的是一处庭院。庭院中，树枝低垂，假山耸立，一群孩童在庭院中戏耍，一妇人在假山后观看。另有一侍女背上背着一小儿跟随在孩童们之后。庭院中假山树木花草典雅幽静，地砖精致。器身刻牡丹画图案。此器的雕刻真可谓鬼斧神工，就连地砖上的直径约0.3毫米、高约0.6-0.7毫米的花芯，都雕刻精细，一丝不苟(图四)。

　　清代是继明代之后，雕漆艺术的有一个鼎盛时期，其中以康雍乾三朝最具代表性。康熙时期的雕漆，较多地继承了明代的特点，涂漆较厚，漆色深暗，用力简洁，重视打磨轮廓线的刀痕，显得圆润厚重。雍正时期的雕漆，已有部分不打磨刀痕刻线的了，漆色较红，用料较薄，正处于作风转变的过度时段。乾隆时期制品，已完全摆脱明代作风，花纹棱角毕露，用漆较薄，漆色也较红亮。可以说，清代雕漆最具代表性的，是乾隆朝的作品。

　　这件漆盒，是带有典型的乾隆工特点，雕工精细纤巧，锋棱毕露，从主题画面中的树木、山石、庭院地砖等处，都能看到这种特点，系前朝所未见的新风貌，代表了乾隆时期雕漆的主流风格。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受明晚期嘉靖、万历雕漆刀不藏锋之风格的影响，二是雕漆制作使用了“牙作”匠人。据档案记载，乾隆初年造办处漆作尚无雕刻匠人，弘历命在造办处“牙作”当差的南方刻竹名匠从事雕漆，乾隆“三年十月十四日，传旨：‘雕漆盒若漆得时，交牙匠雕刻，钦此。’”因此，乾隆时期南方竹刻奇峭清新、精致纤密的风格被带到雕漆中来，影响所及，使乾隆时期的雕漆呈现出刀锋犀利精密、棱线深峻有刃的特点，表现出锋棱之美的崭新风貌。

　　这件剔红婴戏图盖盒底部有填金“大清乾隆御制”六字篆书款。乾隆朝漆器的款识较为复杂，多为楷书，也有篆书、隶书等形式，内容最常见的有“大清乾隆年制”、“乾隆御制”、“乾隆仿古”等多种。其中“大清乾隆御制”，一般用于制作精良、乾隆皇帝亲自批示过的漆器制品上。

　　奎因拍卖行请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的专家进行了鉴定。鉴定后专家们认为，这样精美的剔红漆器盒 在台北和北京的故宫收藏中也是难以多见的，是一件国宝级文物。没有人知道这件婴戏图盖盒是何时﹑怎样流出皇宫的。而这件盖盒曾经收藏者的极其特殊身份，更让人产生了探索究竟的欲望。

　　奎因拍卖行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件国宝的收藏者约翰•道格拉斯(John W. Douglas, 1921- 2010)，曾任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漆盒里有一张很旧的打字卡片， 大意曰： “乾隆年代的中国朱红漆器礼品盒，宫廷御藏……”这张卡片是约翰的父亲保罗•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 1892-1967) 留下的。

　　保罗早年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949年至1967年连续18年任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保罗在美国政界极具影响力，深受四任美国总统的重用，是政坛的不老松。杜鲁门时期，保罗主持了题为《对改善联邦政府道德标准的建议，包括建立道德委员会》的报告。1953年，为了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美国纠集了“百万人”委员会。保罗•道格拉斯格外引人瞩目，是台湾游说的主要对象之一。这一点可以从美国人 Atnley D. Bachrack 所著《China Lobby Politics 1953 – 1971》一书中可以看出端倪。保罗在回答质询时，否认接受了蒋介石及孔祥熙、宋子文的金援。

　　保罗•道格拉斯和约翰•道格拉斯的两代收藏，为这件漆器增添了不少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有关专家认为，这件乾隆漆器很可能在美国创造新的中国漆器拍卖纪录。

　　市场上唯一的唐代古琴

　　“去年‘松石间意’过亿之后，不少藏家都在猜想：说不定‘大圣遗音’会出来。”知名古董藏家王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大圣遗音’应该算是市场上最著名的一把古琴了。”

　　果然，“大圣遗音”出现在了今年嘉德春拍的拍品名单中，而且嘉德还专门为这一把琴开设了一个专场。“这把‘大圣遗音’应该算是今年嘉德春拍最重要的一件器物拍品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瓷器工艺品部总经理刘越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这把大圣遗音伏羲式琴是市场上流通的唯一一把唐代古琴。”刘越说，“虽然古琴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目前关于中国古琴的实物存世资料最早的就是唐代，而且几把非常重要的唐代古琴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等国家级的博物馆当中，而这把古琴是民间收藏、在市场上流通、年代最为久远的古琴。”

　　这把千年古琴第一次出现在市场上是在2003年。当时，文物大家、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的王世襄先生在夫人袁荃猷过世后，将一部分夫妻共同收藏的藏品拿出拍卖，其中就有这把已经被王世襄夫妇珍藏了55年的唐代古琴。

　　最终，在嘉德为王世襄藏品举办的专场拍卖会上，这把“大圣遗音”琴以891万元成交，创下了当时古琴拍卖的世界纪录。直到六年后，这一记录才被一把明代的“月露知音”琴以2184万元的成交价打破，从此，古琴也进入“千万”时代。

　　去年，一把北宋宋徽宗御制、清乾隆御铭“松石间意”琴在保利秋拍中以1.3664亿元成交，这不仅刷新了古琴拍卖的世界纪录，将古琴送入了“亿元时代”，也同时创造了世界最贵乐器新纪录。

　　从成交价上看，最终“大圣遗音”未能突破“松石间意”创下的纪录，“‘松石间意’尽管年代不及‘大圣遗音’，但是御制御用非常难得，也是当前市场的热点。”王先生认为，在什么样的价格区间，市场是会给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但是否能够破纪录还是有很多偶然因素在里面，而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理性”的，“算是值了”。

　　传说中的“大圣遗音”

　　在中国文人历史中，“琴、棋、书、画”一直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四大必由之径。而琴更是被认为“琴者，情也”，是最能抒发情怀之物。中国古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孔子时期，以有文字可考为根据，距今已经有四千余年。

　　“唐代以前的古琴我们现在只能找到一些史实资料了，比如在一些墓葬的壁画和一些绘画上有一些影像资料存世，但是已经没有实物了。”刘越介绍说，“即使是在博物馆中，唐代的古琴也屈指可数。而‘大圣遗音’琴实际上存世一共有两把，这把是伏羲式，还有另一把‘大圣遗音’神农式琴存于故宫博物院，两把琴漆色、断纹、池沼、年款均相同，都是唐代制造供宫廷演奏的，但是制式不同。”(注：古琴的常见制式有：伏羲式、仲尼式、连珠式、落霞式、灵机式、蕉叶式、神农式等，主要是按照琴体的项、腰形制的不同而有所区分)

　　就在一个月前，这把“大圣遗音”古琴亮相国家大剧院举办的《“高山流水”——古琴艺术展》，当代著名古琴演奏家成公亮还抚此千年古琴，让观众有幸聆听1200多年前的天籁之音。

　　“距今1200多年的古琴，至今仍能发出如此美好的声音，非常难得。用中国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先生的话来说，这把‘大圣遗音’兼备‘九德’，即奇、古、透、润、静、圆、匀、清、芳，这在古琴中非常罕见。”刘越说。

　　据刘越介绍，这把琴琴腹龙池内两侧上下刻着“至德丙申”的年款，表示为公元756年制造。这一年，唐朝历经安史之乱，玄宗退位，肃宗即位改元，“大圣遗音”琴是中唐之始制作的第一批宫琴。后来，琴被收入了清朝内府，存放于养心殿南的文物珍品库中，显示了皇帝对这把千古名琴的珍视。

　　虽然之前古琴会零星地出现在拍卖市场上，但是由于收藏人群和存世量较为有限，一直并不是一个热门品类。但是去年，仅春拍就有中国嘉德、北京永乐、北京保利、北京匡时等多家拍卖公司推出16把古琴，最终成交15把。到了秋拍，随着第一把亿元古琴“松石间意”的出现，古琴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藏家的关注。

　　“第一玩家”的至宝

　　对于文物大家、“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大圣遗音”是他最重要、最珍爱的两件藏品之一。王世襄记录所藏珍品的《自珍集》中，唐“大圣遗音”琴与明宋牧仲大画案是两大镇室之宝。

　　“1940年代，王世襄倾尽家产，才换得这把古琴，之后，这把唐琴伴随王老夫妇近60年。直到2003年，王世襄夫人去世之后，他这把琴在嘉德拍卖。当年的收藏家收藏8年之后，又拿到嘉德再次拍卖。”刘越说。

　　实际上，王世襄一生虽然藏好众多，但是他和夫人都对古琴情有独钟，甚至自称“琴奴”。王世襄先生所藏古琴有1把唐琴、4把宋琴、1把元琴和3把明琴，其中有不少已经陆续出现在拍卖场上。

　　这把“大圣遗音”琴更早的收藏者是民国初年的古琴名家锡宝臣先生。1946年春天，王世襄请老一辈古琴名家汪孟舒一同拜访锡宝臣的孙子章泽川。章泽川深知汪孟舒与其祖父锡宝臣是多年琴友，鉴于这份感情，才同意将锡宝臣旧藏的两件古琴让予了王世襄，一把便是“大圣遗音”琴，另一把是明代的“金声”蕉叶式琴。

　　为了得到“大圣遗音”，当时经济上并不宽裕的王世襄只好用夫人的三件首饰和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换得黄金约五两，又加上三枚翡翠戒指才如愿，其中一枚戒指还是王世襄母亲的遗物，可谓“倾其所有”。

　　之后，这把古琴一直伴随着王世襄夫妇，而且在“文革”抄家时，几乎所有藏品都被抄走，只有这把“大圣遗音”因为当时放在王世襄办公室中而得以幸免。直到2003年，王世襄因为“琴的另一位主人已经不在了”而将其拿出拍卖。这把古琴一共陪伴二老55年。